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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近代语文教育史--管季超网上访老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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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08
标题: 中国近代语文教育史--管季超网上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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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国文读本》（1907-1910）
《左孟庄骚精华录》（1913）
《古文辞类纂选本》（1918-1921；10卷）《左传撷华》（1921）
《庄子浅说》（1923）
《林氏选评名家文集》（15册；1924）
《浅深递进国文读本》（1916；6册）
《韩柳文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14） 《春觉斋论文》（北京都门印书局，1916）《文微》（1924；弟子据其生前讲课笔记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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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10

林纾：福州近代的文化巨人

作者：欧阳健

近代是产生巨人的时代，在福州这块福地，名公巨人，更是杰立角出。林则徐（1785－1850）、严复（1854－1921）、林纾（1852－1924），堪称是政治、思想、文化领域，“能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1]的走在时代前列的三巨人。与前两位巨人获得的盛誉相比，林纾受到的赞美虽然多少有点保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将赢得越来越高的评价。    “译坛泰斗”——镌刻在三山陵园的这四个大字，代表着当今许多人对林纾的共识。从康有为的“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2]，到谭正璧的“介绍西洋近世文学最多的一人而且又是第一人”[3]，人们就这个话题说得已经够多了。自然，关于林译小说以及从中引发的学术问题，可做的文章依然很多；但不断重复这一话题，不仅不能给林纾以公允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他的贬低。林纾应该肯定的不止是翻译，“译界之王”、“译坛泰斗”既不足以概括他的历史地位，更不应成为否定他后半生的调剂品。有鉴于此，本文拟略过这方面的内容，通过以往人们讲得较少、或讲得不尽畅舒的方面，来看林纾是如何“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成为一代文化巨人的。 一、晚清白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许多人至今以为，“民国以前国人写文章用的是文言文，民国后开始方推广白话文”[4]。现代文学史家则坚持说，胡适是开风气之先的“白话文始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中坚。在他们笔下，1917年1月1日之前的中国，完全笼罩在文言的黑暗之中，直到胡适的“白话正宗”论出来，方始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提倡白话文并付诸新闻与文学实践，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1897年11月7日，最早以“白话”命名的《演义白话报》（又名《白话演义报》）创刊。报纸声明：“本报当用白话，务使人人易晓。约分时事、新闻两门，时事以感发人心为主，新闻以增广见识为主。”人们也许料想不到，《演义白话报》的主笔之一章仲和，竟是“五四运动”时被斥为“卖国贼”的驻日公使章宗祥（1879－1962）！1898 年5月11 日，《无锡白话报》创刊，主编裘廷梁（1857－1943）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提出“白话之益”有八：一曰省目力，二曰除骄气，三曰免枉读，四曰保圣教，五曰便幼学，六曰炼心力，七曰少弃才，八曰便贫民，实可谓发前人所未发。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5]这十年中，清廷倡导了一场“取外国之长”以“去中国之短”、“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的改革维新。与之相互呼应的，便是白话文的勃兴。宣传爱国救亡，鼓吹开明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抨击三从四德，提倡妇女解放，介绍西学，批评时政，白话便是最好的工具。二十世纪伊始，白话报更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创刊，计有：1901年的《杭州白话报》，1902年的《苏州白话报》（上海），1903年的《智群白话报》、《宁波白话报》、《绍兴白话报》、《湖南时务白话报》、《新白话报》、《潮州白话报》、《江西白话报》、《中国白话报》，1904年的《吴郡白话报》、《福建白话报》、《初学白话报》、《湖州白话报》，1905年的《直隶白话报》、《兵学白话报》、《通俗白话报》、《开智白话报》，1906年的《发明白话报》、《晋阳白话报》、《地方白话报》、《河南白话演说报》，1907年的《丽江白话报》、《通俗白话报》、《新中国白话报》，1908的《国民白话报》、《京都白话日报》、《绍兴白话报》、《奉天醒时白话报》、《安徽白话报》、《锡金白话报》，1909年的《武昌白话报》、《浙江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1910年的《苏州白话报》（苏州）、《浙江白话新报》、《桂林白话报》、《湖北地方自治白话报》、《衡山白话自治报》、《蒙古白话报》、《上海白话报》，1911年的《虞阳白话报》，及《江西新白话报》、《爱国白话报》，《晨钟白话报》，《京津白话报》等[6]。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晚清确实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白话文运动。     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林纾适逢其会，所持的态度是相当积极的。他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说：“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但始行白话报。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据包天笑回忆：“其时创办《杭州白话报》者，有陈叔通、林琴南等诸君。”[7]证明林纾所言是可信的。    林万里（1874－1926），原名林獬，后改名白水，字少泉，号白话道人，福建闽县青圃村人。庚子（1900）客杭州的林纾，曾和他同在林伯颖家塾任教。林万里1901年任《杭州白话报》主笔，《杭州白话报》的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就是林白水起草的。他又以“宣樊”、“宣樊子”的笔名撰文鼓吹新政，抨击小脚、迷信和鸦片。1902年4月，林白水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一起组织 “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及社刊《学生民界》，“鼓动反清革命，言论尤为激烈”；1903年蔡元培创办《俄事警闻》（嗣改名《警钟日报》），所有白话文都由林白水执笔。《俄事警闻》的创刊，为的是“因俄占东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其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它所“告诉”的对象，有政府、外务部、领兵大臣、各省疆吏、学生、义勇队、新闻记者、革命党、守旧党、保皇党、立宪党、全国妇女、农、工、商、会党、马贼、无业游民、乞丐、吃洋饭者、出家人、阔少、教民等，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故每期都发两篇论说，一篇用文言，一篇用白话（或官话、京话甚至湖南白话、广东白话），题目是《普告国民》、《告诉大众》，一共刊登了73篇“告××”。林白水又独立创办了《中国白话报》，宣称：“如今月报、日报，全是给读书人看的，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可望的都是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眼睛向下，向着社会底层，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显著特点。     以古文名世的林纾，亦在《杭州白话报》发表《白话道情》，似乎有点令人诧异。其实，早在戊戌维新前，林纾就作有《闽中新乐府》。魏瀚《闽中新乐府序》谓他尝自笑道：“廿六年村学究，乃欲吟诗为童子启悟之阶，自度吾力未至也。且吾不善为诗，俚词鄙谚，旁收杂罗，谈格调者，将引以为噱，而吾又不乐为诗人也。”“俚词鄙谚，旁收杂罗”，有极浓的口语意味。如《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云：     小脚妇，谁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许，下轻上重怕风吹，一步艰难如万里。左靠妈妈右靠婢，偶然蹴之痛欲死。问君此足缠何时，奈何负痛无了期。妇言奴不知，五岁六岁才胜衣。阿娘作履命缠足，指儿尖尖腰儿曲。号天叫地娘不闻，宵宵痛楚五更哭。床头呼阿娘，女儿疾病娘痛伤。女儿颠跌娘惊慌，儿今脚痛入骨髓，儿自凄凉娘不忙。阿娘转笑慰娇女，阿娘少时亦如汝。但求脚小出人前，娘破工夫为汝缠。岂知缠得脚儿小，筋骨不舒食量少。无数芳年泣落花，一弓小墓闻啼鸟。……     姚灵犀《采菲录》评论道：“林琴南伤缠足之害，作《小脚》诗三首，述幼女被缠之苦、遇水灾之悔、遭匪劫之惨，字字有泪，句句刺心。”“裙底弓鞋三寸许，下轻上重怕风吹，一步艰难如万里”，“阿娘作履命缠足，指儿尖尖腰儿曲。号天叫地娘不闻，宵宵痛楚五更哭”，都通俗浅显，平易如话，怪不得林纾会预感“谈格调者，将引以为噱”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观念与创作的基础，当“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情势下，林纾没有丝毫厌恶与抵制，反在《杭州白话报》发表《白话道情》，与改革维新的形势相呼应，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白话道情》今未见，谅与白话口语掺杂的《闽中新乐府》相去不远。可见，林纾不仅不曾反对白话文，而且是晚清白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维新，就是改革。 二、第一代中学国文读本的成功编纂者 　　1932年，为纪念北平师范大学三十周年校庆，黎锦熙参以“四库提要”体例，作《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主张“举凡六百年间，科举未废以前的八股、试帖、经义、策论诸选本，和学校既兴以后的小学中学各科教科书”，都是教育史上切实的资料，都有整理和研究的必要。此书收录1908－1931年间出版的六十馀种课本，逐一作提纲挈领之介绍。《引言》曰：“站在教育的立场上说，须知这些书的势力，把二十多年以来青年们对于本国文字与文学的训练，和关于本国文化学术的常识，都给支配了；这是他们必读而又仅读的书，简直是取从前‘四书五经’而代之。”《提要》将光绪三十四年（1908）林纾所编《中学国文读本》作为第一套中学语文教材，虽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以为应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刘师培编、国学保存会出版的《中学文科教科书》；但名曰“国文读本”者，林纾所编确是第一套。    作为新政的组成部分，清廷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文学科目为七：经学，史学，理学，诸子，掌故，词章，外国语言文字。二十九年（1903），又规定大学本科文学科分九门：中国史、万国史、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始设之“中国文学”一科，乃相对于“外国文学”而言，尚未用“国文”之名。三十三年（1907），奏定女子师范科目，中有：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小学科目，亦有：修身、国文、算术、女红、体操等，方出现了“国文”的名称。初一看去，“国文”似是“中国文学”的简称，细思之，又不尽然。《清稗类钞·讥讽类》曾记一故事：“京伶小百岁者，丑角也。一日，演《法门寺》，去小监，科白时，谓扮赵廉之生曰：‘作官亦识字么？吾道你只识洋文，不识国文呢。’又尝于《五花洞》中，自唱‘做官不论大小，懂得洋文就好’。其言若有意，若无意。”则“国文”实与“洋文”相对也。     “国文”这门课程，在漫长的古代是从未有过的。自晚清设立“国文”以后，也无人对它作过界定。精明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抓住晚清复行新政、广设学校的机遇，组织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林纾所编《中学国文读本》，无形中就成了“国文”课程的范本。     与先于1904年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教科书文》，采取合议制由蒋维乔、庄俞等合作编写，聘请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小谷重、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槙太郎任顾问不同，更高水平的《中学国文读本》，是由林纾独立完成的。林纾的国文功底，是举世公认的；他于1901年任京师金台书院国文总教席，后又任五城学堂总教习，讲授修身、国文课程，具五年国文教学的实践经验。选编《中学国文读本》，自会得心应手。《中学国文读本》共十册，按时代逆推选文：第一、二册清文，第三册明文，第四册金元文，第五册宋文，第六册唐文，第七册六朝文，第八册汉文，第九册秦文，第十册周文；各册选文又集中于本时期之代表作家，如第二册清文选30篇，曾国藩文入选13篇。第六册唐文选47篇，韩愈文入选20篇，柳宗元文入选7篇。第六册序文解释道：“余嗜唐文，至此二家，无复旁及，故在是集之成，二家之文，据十之七。虽嗜好之偏，然文之正宗，亦不能外此而他求。”又说：“独昌黎之文，理蓄于中，文肃其外，篇同而局不复，则先后处置之适宜也。语激而词不嚣，则吐吞研练之出于自然也，或千旋百绕，而不病其繁细。或东伏西挺，而愈见其奇倔。……至柳州之文，则华山之石，一拔万仞，其上珍松古柏，奇花异卉，皆间出重峦叠巘之间。盖其泽古深，故伏采潜发。”林纾为古文高手，深悉文章三昧，于课文逐篇详加评语，皆极精当。如韩愈《马说》，首评：“笔笔凌虚，不肯一句呆说。将吐复茹，欲伸即缩，吕黎绝调。”中评：“‘马之千里者’五字，破空叫起，奇壮而洪，即插入‘不知’二字，令人扫兴。虽昌黎自写牢骚，然千古才人遭际，亦往往如此。”尾评：“策、食、鸣三语，仍挺接名材，无尽枉屈意，尽此三语中。忽接入‘天下无马’四字，将天下英雄一笔抹倒。此处宜继以不平之词，顾乃以澹宕之笔出之，萧闲中却带无数深悲极恸矣。”林纾还别具匠心地编选了《浅深递进国文读本》，选取70篇古文为范文，各按原题原意重写两篇，其一文字较浅，其二文字较深，以帮助学生掌握古文的写法，可见良苦之用心。     与“洋文”相对的“国文”是中国之文，文字，文章，文学，文化，皆可由此而生发；识字缀文，由文而学，由学而化，涵义无穷。“国文”，“国文”，乃堂堂一国之文，何其响亮，且暗含对母语的体认，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认同。不料后来“改国文为语体文”，“国文”变成了“国语”。这一变，却是非同小可。与英文即是英语、法文即是法语不同，不用拼音的中国，是但有中文，没有“中语”的；不称“中语”而称“国语”，实属不得已之举。在权威的解释中，“国语”就是白话，将所谓“少数文人用的文字”即真正“国文”，驱逐出中小学的课堂了。从“工具”意义上看待“国语”，词类、语法便是教学的重点，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科学素质等，全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百年语文教学的风风雨雨，可以说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应该顺便提到的是，195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的《高级中学文学课本》，其选文文质兼美，多是名家名篇，故在历年课本中最令人称许。但其编辑依时代先后，将《诗经》、《楚辞》置于唐诗、宋词之前，《左传》、《史记》置于唐宋八大家之前；学生是先学了《七月》再学《琵琶行》，先学了《晋公子重耳出亡》再学《小石潭记》的，即此便不及林纾《中学国文读本》按逆推选文之为愈也。至于后来多次编写修订的中学语文教科书，都不能够使人满意。看来，好好吸取林纾《中学国文读本》的成功经验，注重整体国文素养的提高，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三、民国小说史的首席作家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并通告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      但是，小说史家却竭力忘却民国的存在。他们讲“现代小说”，一律以1918年5月发表的《狂人日记》为开端；讲古代小说，最晚只讲到清末“谴责小说”：于是，中国小说史便出现了整整七年的空缺。更不可解的是，几乎所有“现代小说”，都缺少正面反映辛亥革命的兴趣。如《阿Q正传》第七章虽以“革命”标题，却只借从黑魆魆中荡来的大乌篷船，将“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影影绰绰地透了出来，那准确度又是打了很大折扣的。长期以来，“现代小说史”被定为正统教科书，在教学传播中成了“标准答案”，民国开初六、七年中产生的作品，便被逐渐遮蔽，逐渐忘却，销声匿迹了。     但中华民国的创立，终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从民国成立到“现代小说”出现的六七年，是真实的历史阶段；其间问世的众多小说，更是真实的存在。若要填补这六七年的空白，撰写一部《民国小说史》，第一章论述的第一位作家该是谁呢？答案是：林纾！    先来讨论一下入选作家的标准，恐怕至少该包含以下三条：    1、应该是民国最早的小说作品的作者；    2、应该是民国初期最有成就的小说作品的作者；    3、应该是反映或记录了辛亥革命风云变幻的小说作品的作者。     且先从第三条说起。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将林纾、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并称为“清末五小说家”，道是“顾其时亦颇喜浏览今人所为小说，其最赏者，译著则以闽县林琴南（纾），撰著则以李伯元（宝嘉）、吴趼人（沃尧）、刘铁云（鹗）、曾孟朴（朴）所著为笃嗜。”李伯元死于1906年，吴趼人死于1910年，刘鹗死于1909年，其时惟曾朴尚在。民国十六年，曾朴在上海开真美善書店，续写他的《孽海花》，又创作了小说《鲁男子》。晚清另外两位小说家黄小配（1872－1912）与陆士谔（1878－1944），以最快速度写出了反映辛亥革命的小说。黄小配的《新汉建国志》，“将廿年来中国革命之运动，及一切历史，源源本本，据实详叙，俾成信史”。黄小配是辛亥革命当事人，“阅此数十年，所见所闻，固多且确”[8]。可惜他不久就惨遭陈炯明杀害，赍志以没。陆士谔于辛亥年（1911）十一月出版了讴歌武昌起义的“时事小说”《血泪黄花》。开卷《满江红》道：“遍地腥膻，何处是唐宫汉阙？叹底事，自由空气，无端销歇！”由于对立宪的失望，陆士谔迅速地转到革命立场上来，成了从最近距离反映辛亥革命的第一位小说家。《血泪黄花》以湖北新军队官黄一鸣和徐振华的爱情为线索，叙写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前后武昌革命形势的急遽变化，尽情嘲弄了满人官僚的穷途窘态，热情抒写了革命志士的豪情壮志。陆士谔首创的借革命队伍普通一员的经历和爱情来反映重大历史事变的模式，一直为后世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所效仿。小说把革命写得堂堂正正，说“革命党个个都是好人”，是“国民的救主”；“革了命，一则是报雪旧耻，二则是改良政治”；革命党舍生拼死，“无非替同胞求幸福，为国家谋治安”。但进入民国以后，陆士谔对时局产生了严重的失望，开始沉缅于武侠小说的写作。     从晚清走来的林纾，先是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庚辛剑腥录》，1913 年10月北京都门印书局出版。《剑腥录》所反映的戊戌变法与庚子国变，晚清小说家已屡试之矣，且不乏良篇佳作，如旅生的《痴人说梦记》和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皆足称道。就林纾本人的动因而言，尤是“意在表彰修伯茀之忠”与林旭的“死以报国亦无所愧”耳。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第二部长篇《金陵秋》，全书三十章，1914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其缘起曰：“冷红生者，世之顽固守旧人也。革命时，居天津。乱定复归京师，杜门不出，以卖文卖画自给，不求于人，人亦以是厌薄之。一日，忽有投刺于门者，称曰：‘林述庆请受业门下。’生曰：‘将军非血战得天保城，长驱入石头者耶？’林曰：‘不如先生所言。幸胜耳。’生曰：‘野老不识贵人。将军之来，何取于老朽？’将军曰：‘请受古文。’生曰：‘如老朽之文，名为文耶？若将军不以为劣者，自今日始。但论文不论时事。’”不久，忽言将军以暴疾卒，夫人以其军中日记四卷见授，言：“亡夫生平战迹悉在其中。”作者当即日记中所有者编为小说，命曰《金陵秋》。何海鸣（1886－1945）《求幸福斋随笔》评论道：“林氏之作此书，全关系‘将军礼我’一语，盖所以报知己也。世道日衰，论友者鲜有始终，观于此可以风矣。……二林均可人，此作尤可感叹，较之无行之文人假笔墨阿谀权势，如刘师培之请开方略馆者，相去奚啻霄壤耶？”     与陆士谔仅写武昌起义的一隅不同，《金陵秋》写的是辛亥革命的全局，重点在“鄂变”（武昌起义）后之的上海与江苏，塑造了发动镇江新军起义、“血战得天保城，长驱入石头”的林述庆的英雄形象，讴歌了他的巨大功绩和豪迈人格，并对他的解职沦废，深表悯惜之情。     《金陵秋》对历史的描述，选取“世之顽固守旧人”的独特视角，反映出林纾对于民国的复杂心理。与陆士谔相仿，林纾对立宪曾怀有殷切的期望，但形势的急剧发展，使他又对革命持同情的态度。小说第一章标题“腐责”，开头云： 　　 一夕，苍石翁忽大声吒曰：“阿雄，汝今日果从革命党人起事矣！吾家世忠厚，祖宗积书盈屋。汝弗绍祖烈，从此轻薄子为洞腹断脰之举！方今重兵均握亲藩之手，粮糈军械，一无所出，谓可仓卒以成事。天下有赤手空拳之英雄，排肉山以受精铁耶？吾行哭汝于东市矣！”阿雄受责，颜色不变，就灯取火，上淡巴菇①于翁曰：“阿翁勿怒。翁守经蹈常，一腔忠爱，虽不仕于清，而恒眷眷君国，儿知之稔矣。《叔苴子》②有言：‘当权时而执经，皆可言而不可行；处经时而用权，皆可行而不可言。’今日天下汹汹，名为经时，实则乱萌已长。父老子弟之心，皆知爱新觉罗氏之不腊。凡有血气者，无人不怀革命之思。儿固不能以赤手空拳当此精铁；翁能以资忠履义，扶彼衰清耶？”（注：①淡巴菇，烟草；②《叔苴子》，明人庄元臣撰。）    冒然以苍石翁吒阿雄之对话开头以制造悬念，与吴趼人《九命奇冤》效西方小说近是。苍石翁之名，则于自言中道及：“王子履一生未涉仕途，亦知邪阴之湛溺太阳至矣。”分明有自况的意味；但其所言，实乃老成人之殷忧：“若中华人物多综于省会之中，而山县僻壤，木然不知国会为何事、议员为何物。一闻足柄天下之大权，则土豪恶衿必在当选之列。否则身拥重资，出而购票，即可驱驾一乡一邑之人。尔谓仗此人物，即可坐致承平？老人正患专制未除，特恹恹归于沉瘵，国会一立，必匆匆成为暴亡。汝勿欣畅，且姑待之。”实为深切国情之论。子履读到长子伯凯自镇江贻次子仲英书，中云：“会中薰莸杂收，好恶非一，为国者鲜，为利者多。今虽徒党布满东南，或有奋不顾身者，正恐破坏以后，建设为难，坐无英雄为之镇摄耳。此间林标统述卿，为闽产，僄锐忠挚，临难有断，全军属心，阿兄与之朝夕从事。将来以镇兵进规江南，或易得手。林君之意，颇望弟一临。能否禀诸老亲，一莅镇江相见？”叹曰：“吾衰矣，虽未沾禄糈，而祖、父皆仕清朝。革命一语，吾万不出诸口吻。实则亲藩大臣，人人自种此亡国之孽。儿子各有志向，宁老人所能力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林纾对时局的见解：“果戊戌变政得行，亦不至有今日武昌之事”。他此时的同情，是在年青的革命者一边的。     林纾虽对革命表示认可，但却是有先决条件的。第十四章“图宁”，叙镇江光复后，王子履致书谕二子，道是：“不图武昌夜呼，而海内立时崩析；镇江之役，至兵不血刃，而阖城外向，事乃大奇！令乃知种族之辨，虽九世之仇犹复也。”面对不日将进趣金陵的形势，老人提醒道：“然既称同胞，自不以多杀为威。”第十三章“闻败”，叙旗人以炸弹袭击统制府，王仲英以为“乱党不可留”，建议一一取而歼之，述卿曰：“王仲英君乃不闻前清入关时，驱逐病痘之百姓乎？当时百姓病痘者，摄政王多尔衮令驱之四十里之外，尽室皆行。满兵遂入取其家具，俾之一空。而痘童道死无算，家人流离之状，不堪属目。今日旗人以报仇之故，掷弹府门，其罪可诛，其心可谅。且吾尤不能效多尔衮所为，夜中无分良莠，尽驱出城。彼果缴出凶器，以兵监之，盖可恕也。”林纾的“须知革命者，救世之军，非闯、献比也”，真是掷地作金石声的仁者之言。     随着形势的变化，林纾的思考亦越显深刻。第十六章“誓师”开头即云：“读吾书者，当知革命非易事也。”其下列举种种促使革命暴发的原因，道是：“非骄王弛紊其权纲，非奸相排笮其忠谠，非进退系乎赇请，非赋敛加以峻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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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11
非是非颠倒，使朝野暗无天日；非机宜坐失，使利权蚀于列强；非糜四海之财力，用之如泥沙；非出独夫之威棱，行之以残杀；非无故挑边，任邪教兴师于无名；非妄意愤军，使天下同疲于赔款，而国又乌得亡！而革命之军又胡从起！”但革命者并非天生圣人，“新人称谓，实本旧人”，人的素质的劣根性，将导致革命的失败或变质。第四章“鄂变”，在抄录二十四条条例后，曰：“诸君试观革命中英雄，有堂堂正正，心存民国，坐镇武汉，坚如山岳，如黄陂黎公者耶？冷红生与公初无一面，亦不必揄扬其人，为结好之地。但见名为时杰者，多不如此，且以私意征及外兵，戕其同胞，尚觍然以国民自命，其去黎公宁止霄壤！”第十章“收吴”，叙苏抚陈德荃既受事，大张告谕，大要谓：“意见二字，最为可惧。其潮流所及，实足以亡国灭种而有馀。大凡意见之起，综由权利之一念。目今志士组织敢死决死团，为光复共和计，虽牺牲性命，尚所不顾。我同志同事，但期可以达其光复共和之目的，则牺牲其权利，更何足惜。盖个人有意见，则不能成团体；各团体有意见，则不能成一邦；各邦有意见，则不能成一国。相争相轧，党派纷歧，人民或因此而受剥肤之痛，尚何共和幸福之足云哉。”冷红生即评曰：“呜呼！陈公之见，何其远也。当苏州独立之始，南北之见初未融洽。及东南各省分立都督，藩镇之局已成。陈公老谋壮事，已确知有后来之局，故预宣此言。今日一一验矣。”第二十五章“探梅”，叙大总统宣言书有“各省联合，互谋自治”，仲英曰：“吾亦决其难行。自治二字，即独立之别名。唐之藩镇，皆欲自治，而成为独立。调剂二字，流弊必出于姑息。将来各省自为风气，决不受中央号令，在吾意中。此条告弊病百出，何能一一讨论如议员？”第三十章“寓词”，叙孙中山逊位于项城，大祭明太祖于孝陵，仲英评曰：“明祖，专制之君也。今中山主共和之政体，祭之何为？且徐达以克复江南，至前清时尚与曾国藩庙食于钟山。今克复金陵者谁耶！林述卿屏迹乡园矣。天下不平之事，至此已极。想孝陵之鬼知之，亦当齿冷。”秋光曰：“仲英，汝谓让位出之至诚耶 ！”仲英曰：“党人怏怏，后此祸机，正复难定。”无不寄寓着林纾对时局的殷忧。
    《金陵秋》以王仲英、胡秋光的恋爱为全书脉络，似有陆士谔《血泪黄花》意韵而成熟过之。在小说中，他们不仅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而且是辛亥革命的评论者。王仲英与王子履的“代沟”，反映了林纾自身对辛亥革命的矛盾态度。而胡秋光的形象，则表达了林纾平实的女性观。他不赞同那激扬慷慨的“殆同炀灶”的“女界革命”，不主张让“纤弱不胜兵”的女子去作不能胜任的北伐，所以“专以红十字为宗旨”的胡秋光才值得肯定，这种出于对女性特点的考虑，并不是旧道德的偏见。在林纾笔下，胡秋光是位有远见的新女性。第三章“遇艳”，叙其纵论时局，真能得其要领，令仲英佩服得五体投地，道是：“叙江南形胜及攻取之法，若掩其姓名读之，则堂堂一策士书也。”第九章“复沪”，叙其作书语仲英曰：“知君与述公方规划镇江，述公持重，非万全不发。然镇江不得，无以进规金陵。金陵惟天保城最扼要。徒取雨花台，尚不为功。吴帅儒者，不解兵事。且军队半已解体，所恃者但有北军。今武昌已扼长江上流，而沪上又为民军所有。海军中人人亦有光复之志，以说客动之，当立下。北军但有直趋浦口，向徐州而退。此着在我意中，想述公必有部署。”因得王仲英之赞许曰：“天下见地之高，持论之正，料事之精，宁有如我秋光者邪？”第二十四章“审势”，叙预选临时大总统，孙文得十六票当选，仲英归语秋光曰：“大总统选定矣。百战而得金陵者乃如丧家之狗，而海外寓公一旦得志，人固有幸不幸也。”颇有不平之意；秋光曰：“羊胛已熟，且进杯酒。羊胛似较蛤蜊美也。”有弦外之音。第二十六章“和议”，叙仲英忽得述卿书，词至愤郁，秋光夺而读之，曰：“此君血热，于世途阅历殊鲜。彼人以虚名拥大位，宁解用兵。且北军严扼要害，南中洞兵要者，亦知不可隳突。又有唐使居间，和局已在早晚。述公已解兵柄，有言胡足动人。且不择人而言，愈见其戆。如此将才，乃令沦废，深堪悯惜。”皆非庸凡辈所能道。
    林纾还善于通过对话，刻画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第十八章“看护”，叙仲英伤后，得秋光看护，日就痊可，问：“吾梦中作何谰言？”秋光红潮被颊，久不能答。仲英趣问，秋光低头曰：“呼吾名耳。”仲英冁然曰：“心之所念，梦寐中竟不为讳。嗟夫秋光！吾何幸活君之掌中耶！”秋光久不语，但曰：“愿君早痊。”其后，仲英康复出院，临别，秋光强制其悲曰：“王雄，我以仲英付汝，汝为我昼夕调护。”王雄，字仲英，原是一人，今嘱王雄，“以仲英付汝”，其言别致，故即仲英亦觉愕然。既而悟之曰：“如敢食言，有如天日。”第二十五章“探梅”，在议论新总统之条告后，秋光曰：“不审西湖孤山之梅，较此如何？”仲英曰：“汝言孤山梅耶？无论何人，均可攀折，转不如是间有人管领。”本是比较上海张园之梅与西湖孤山之梅的，因了是否有人“管领”，却引发了秋光的笑问：“然则共和不如专制耶？”这一问，乃“共和”与“立宪”的优劣之争，林纾自觉难以回答，故以“仲英不答”四字了之，足见高明。
    林纾早就“以小说得名”，却是以翻译小说得来的；他的《技击余闻》1908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影响不大。如今自己动手创作长篇小说，挟其盛名，自当有极大影响。对他自己来说，是完成了由翻译到创作的转化；对时代来说，是完成了由古到今的转化。前拟入选首席作家标准的第一、二两条，就林纾来说，更是毫无问题。加之他还写了《冤海灵光》，1916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巾帼阳秋》（再版易名《官场新现形记》），1917年8月上海中华小说社出版；《劫外昙花》，1918年1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此外，《践卓翁短篇小说》第一集，1913年11月由都门印书局印行，其后又续出两集；《合浦珠传奇》、《天妃庙传奇》、《蜀鹃啼传奇》，1917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民国二年，林纾作《畏庐漫录》，自序云：“余年六十以外，万事皆视若传舍。幸自少至老，不曾为官。自谓无益于民国，而亦未尝有害。屏居穷巷，日以卖文为生，然不喜论证，故着意为小说……盖小说一道，虽别于史传，然间有纪实之作，转可备史家之采摭。如段氏之《玉格》、《天尺》，《唐书》多有取者。余伏匿穷巷，即有闻见，或且出诸传讹，然皆笔而藏之，能否中于史官，则不敢知，然畅所欲言，亦足为敝帚之飨。”民国小说史首席作家的荣誉，林纾是当之无愧的。

四、捍卫传统文化的反潮流英杰

　　林纾1917年2月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既大声疾呼“古文之不宜废”，则必有人提出了“废古文”的主张，此人正是胡适。他在《文学改良刍议》，借“吾国言文之背驰”，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论，向为文学史家所推崇。实际上，黄遵宪早在1887年就说过：“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9]晚清兴起的白话文运动，不仅比十五六年后胡适的倡导声势更为浩大，根本目标也绝不相同。胡适1917年1月1日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在军阀混战的背景下发表的。在此之前的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蔡锷组织讨袁护国军，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6月6日死于北京；在此之后的1917年5月，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解散国会，7月1日，张勋拥清废帝宣统复辟，段祺瑞组“讨逆军”驱逐张勋，复任国务总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由上海至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赴美留学七年、1917年回国的胡适，除了《文学改良刍议》，不闻有任何关于时局的评论。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后，比胡适年长39岁的林纾，便迅速作出了回应。作为晚清启蒙文学家，林纾一贯认为，现代化并不需要抛弃传统。文章题曰“论古文之不宜废”，清楚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虽赞成提倡白话，但不以废除古文为前提。首句曰：“文无所谓古也”，堪称深谙文学真谛之慧言。文无古今，唯有优劣，故“汉唐之《艺文志》及《崇文总目》中文家林立”，而“马、班、韩、柳独有”。优秀的古文，具有恒久魅力。胡适所谓“八事”，不构成文言必废的理由；用白话作文章，有谁能保证篇篇“言之有物”、“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呢？
　　尤可注意的是，当胡适写到“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时，忽从中加了一条长注：“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b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喝了洋墨水、好借西人说事的胡适，本意乃在宣扬拉丁是“死文学”、1611年后之俚语方为“活文学”的高论，以欺蒙读者。有过翻译经验、了解西方文化的林纾，则予以轻轻一拨：“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於用？然而天下讲艺术者仍留古文一门，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作为对民族有责任心的老成人，林纾忧心忡忡地说：
　　
　　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向在杭州，日本斋藤少将谓余曰：“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日人则尽括而有之。呜呼，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夫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於时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学之，用其浅者以课人，转转相承，必有一二钜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这里表述的思想，与1904年《〈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欧人之倾我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维新之从”，是一脉相承的。林纾十二年前说的这番话，不会料到竟会适用于此时的胡适！《〈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还举“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士之诗”为例，证明“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仿佛也是针对十二年后胡适的高论而发的！
　　《论古文之不宜废》发表时，将“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与“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二句，用特大号字体排印，尤其突现出林纾的殷忧。斋藤少将，时为日本公使武官。日本的维新比中国早，却不一味图新而废旧，故斋藤有言：“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林纾发问道：“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岂不是太愚蠢了么？当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为什么会为日人则尽括而有之？恐怕与胡适之流鼓吹尽废古书、尽废文言不无关系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后来的事实，皆不幸为林纾所言中。
　　1918年4月15日，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在文末带上一笔道：“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算是对林纾的“回敬”。此说实转引于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近人某氏译西文小说，有‘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句。以‘珠’字代‘胞珠’，转作‘孕’字解，以‘下’字作“堕胎’解。吾恐无论何人，必不能不观上下文而能明白其意者。是此种不通之字，较诸‘附骥’、‘续貂’、‘借箸’、‘越俎’等通用之典，尤为费解。”[10]其实，林纾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原文为：“女接所欢，媰，而其母下之，遂病。”钱钟书《林纾的翻译》指出：“这个常被引错而传为笑谈的句子也正是‘古文’里叙事简敛肃括之笔。……司马迁还肯用浅显的‘有身’或‘孕’，林纾却从《说文》所引《尚书·梓材》挑选了一个斑驳陆离的古字‘媰’，班固还肯说‘饮药伤堕’，林纾却仿《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只用了一个‘下’字。”算是为林纾辨了冤。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副题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文章宣扬的惟一宗旨。在回述“八不主义”之后，又正面提出四条建议：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说过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又说：“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都是”，“只有”，轻轻一点，就把文言划到“国语”范围之外去了。根据这个荒唐判断，便得出文言当废的极端结论。
　　至于怎样实行“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提出了三个步骤：（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关于第一步，胡适说：“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做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预备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二是“用白话作各种文学”。
　　关于第二步，在拉拉杂杂说了一通“文学的方法”之后，胡适强调要“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实际上否定了上面“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的主张。他说：
    第一，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采之“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
    第二，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Bacon和法国的Montaiene，至于像Plato的“主客体”，Huxley等的科学文字，Boswell和Morley等的长篇传记，Min、Franklin、Giddon等的“自传”，Taine和Bukle等的史论，……都是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更以戏剧而论，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功夫，描写的功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Shakespcare和Moliere,更不用说了，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寄托戏”（Symbolio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更以小说而论，那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彻，……真是美不胜收。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
　　关于第三步，胡适则轻描淡写地说：“至于创造新文学是怎样一回事，我可不配开口了。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原可不必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功夫罢！”便匆匆结束了全文，所以重点仍落在“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上。胡适就这样打着“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旗号，利用道术分裂的手法，通过“否定文言文”→“筹备白话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这样的“三部曲”，借助语文这一似乎纯工具的名目，宣扬民族虚无主义，达到全盘西化的目的。还在美留学之时，胡适的同乡兼朋友梅光迪（1890－1945）1916年7月24日就写信告诫道：“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跟，勿为所摇。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11]可谓一语中的。
　　1919年4月，林纾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不能判定林纾是否读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但文中有关白话文的论述，无疑是针对胡适而发的。文章说：“近人创为白话一门，自衔其持见，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行文之本意十分清楚：即便是倡导白话，自己也比胡适更有发言权。在立定有资格足够议论白话文的前提下，林纾以绝对高明的古文家身份，畅论古文的性质和功用：它有时“似无关於政治，然有时国家之险夷系彼一言”；有时又似“无涉於伦纪，然有时足以动人忠孝之思”。他洒脱地分析唐文、宋文、元文、明文的优劣短长，仿佛是信手拈来，挥斥皆成警句。他论明人之学汉，乘势比喻为“《品花宝监》学《红楼梦》者也”：“《红楼梦》多贵族手笔，而曹雪芹又司江南织造，上用之物，靡不周悉。作《品花宝监》者，特一秀才，虽极写华公子之富，观其令厨娘煮粥，亲行命令如某某之粉宜多宜寡，斟酌久之，如在《红楼梦》中则一婢之口吻耳。”特意引白话小说为例比喻古文，不惟十分得体，亦为题中应有之义。即便是《红楼梦》的赏鉴，与以建设“国语的文学”自命、三年之后撰《红楼梦考证》、谓“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的胡适相比，林纾说：“《红楼》一书，口吻之犀利，闻之俨然，而近人学之，所作之文字，乃又癯惙欲死，何也？须知贾母之言趣而得要，凤姊之言辣而有权，宝钗之言驯而含伪，黛玉之言酸而带刻，探春之言言简而理当，袭人之言贴而藏奸，晴雯之言憨而无理，赵姨娘之言言贱而多怨，唯宝玉所言，纯出天真。作者守住定盘针，四面八方眼力都到，才能随地熨贴。”所论无疑要内行老到得多了。
　　林纾提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论，承认随着时代的变迁，古文已退居次要之地位，“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一读古文，则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厉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同时又指出：“其曰废古文用白话者，亦正不知所谓古文也。”为什么呢？他巧妙地借《水浒》艺术而言之：
    白话至《水浒》、《红楼》二书，选者亦不为错。然其绘影绘声之笔，真得一肖字之诀。但以武松之鸳鸯楼言之，先置朴刀於厨次，此第一路安顿法也。其次登楼，所谓揸开五指，向前右手执刀，即防楼上知状将物下掷，楂指，正所以备之也，此第二路之写真。登楼后见两三枝灯烛三数处月光，则窗开月入，人倦酒阑，专候二人之捷音，此三路写法也。既杀三人，洒血书壁，踩扁酒器，然后下楼，於帘影模糊中杀人，刀钝莫入，写向月而视，凛凛有鬼气，及疾趋厨次，取朴刃时，则倏忽骇怪，神态如生，此非《史记》而何？试问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耶？《史记·窦皇后传》敍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故冬烘先生言字须有根柢，即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
　　作《水浒》者必有读《史记》之根柢，金圣叹早已言之矣。“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是充分说理的，也是完全符合语言文学规律的。
　　作为捍卫传统文化的反潮流英杰，林纾不甘放弃努力。他忽然想到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1867－1940）。1919年3月18日，他发表《致蔡鹤卿书》，开头叙二人交往道：“与公别十馀年，壬子（1912）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问，至以为歉。属辱赐书，以遗民刘应秋先生遗著嘱为题词，书未梓行，无从拜读，能否乞赵君作一短简事略见示？谨撰跋尾归之。呜呼！明室敦气节，故亡国时殉烈者众，而夏峰、梨洲、亭林、杨园、二曲诸老，均脱身斧钺，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实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至慰！”林纾比蔡元培大15岁，二人虽八年未通音问，但因蔡嘱其为遗民刘应秋遗著题词，使他产生蔡虽“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之念，心灵间似有沟通的可能。信中郑重地提出：
    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在所有的论争者当中，惟有林纾由晚清之改革引入当前的分歧，“人心丧敝”、“无可救挽”、“中国之命如属丝”等等，在在表现对国家命运的关切。民国成立后，自谓“仆既不仕于前清，于新政府之民一也”的林纾，曾天真地以为，弊政已除，新制伊始，国人戮力同心，“兴实业，振军旅，广教育”，中华有望矣；然而，冷酷的现实使林纾大失所望。他在《讽谕新乐府》中揭露共和制下的政治丑剧，以为国家已陷于“浑天黑地无是非”之境，与信中表述的观念是一致的。紧接着是申述文言之不当废除的理由：
　　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③，累斥希腊腊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篆籀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注：③英之迭更，即狄更斯，英国小说家）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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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11
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数语，最为当时和其后之论者所忌，以为是对劳动者的污蔑。其实，林纾说的是由口语提炼为书面语言的问题，是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题。“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实为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最后，林纾又以时局之危殆提醒蔡元培：“况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我公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以清风亮节之躬，而使议者纷纷集矢，甚为我公惜之。”林纾以为，作为“为南士所推”的国民党员，蔡元培当此“藩镇之祸迩在眉睫”的关键时刻，应站出来“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他没有这样做，反“使议者纷纷集矢”，助长了废除文言之风，所言是既尖锐而又中肯的。
　　1919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蔡元培的《答林君琴南函》。这位前光复会领袖、“并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12]的爱国女校总理（校长）的蔡元培，回避了林纾信中对时局严峻性的分析，和对他在政治上所抱的希望，却借着大学“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轻轻地转移了话题，将林纾所指的全国性根本性大计，偷换成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针对林纾所言之“覆孔孟，铲伦常”，蔡元培申辩：北京大学教员，没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北京大学教授，没有于学校以外发表“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北京大学之伦理学，除了反对君臣一伦外，“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针对林纾所言之“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申辩：北京大学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诸多课本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北大教员所编之讲义，虽皆文言，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针对林纾所言之“《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蔡元培回答：“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从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将“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歪曲为指摘胡适之等“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
　　三天之后，林纾在3月24日《公言报》刊出《再答蔡鹤卿书》，中说：“比年以来，恶声盈耳，使人难忍，因于答书中孟浪进言。既赐复书，足见我公宗圣明伦之宗旨，始终未背也。此外尚有何说。弟所求者，存孔子之道统也，来书言尊孔子矣；所求者，伦常之关系也，来书言不悖伦常矣；所求者，古文之不宜屏弃也，来书言仍用古文矣。轖心遂欲，畅遂无言。……与公交好二十年，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彼叛圣逆伦者容之，即足梗治而蠹化。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狗不吠而后已。”从字面看，林纾所求者，如存孔子之道统、伦常之关系、古文之不宜屏弃，在蔡元培的回信中似乎都得到了肯定的认同，林纾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纵观林纾论文言不可废之文，皆是充分说理辩难，亦是心平气和的。他最为史家诟病的是作《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是“禽兽之言”。事实上，这本是钱玄同（1887－1939）、刘半农（1891－1934）演出的“苦迭打”双簧戏激出来的。为了扩大“废古文”论的影响，经过一番策划，钱玄同扮作反对派，化名“王敬轩”致信《新青年》，以数千言痛诋新派，却故意漏洞百出；然后由刘半农作万馀言之《奉答王敬轩先生》，针对信中的观点逐条进行批驳，给人的印象是已批驳得体无完肤，得胜而回了。这位子虚乌有的“王敬轩”身上，隐约有林纾的若干特征，故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林纾1919年2月17－18日《新申报·蠡叟丛谈（十三—十四）》发表《荆生》以反击之。既然对方不按规矩出牌，以近乎无赖的手段“唐突前辈”，个性倔强、素有剑侠气的林纾，站出来痛骂几声，又有何罪？况借小说以影射，历史上早已有之。唐代李德裕与牛僧孺交恶，命其门人韦瓘以牛僧孺名撰《周秦行记》以诬陷之。与李德裕之从政治上诬陷对手，欲置人于死地的鬼蜮伎俩相比，林纾所做不过是游戏文章，且堂堂正正地署上自己的名字，何“卑劣”之有？《荆生》勾画出林纾心目中“新文人”的尊容，言田其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小说叙三人坐而笑语：
    田生中坐，叹曰：“中国亡矣，误者均孔氏之学，何由坚言伦纪，且何谓伦纪者，外国且妻其从妹，何以能强？天下有人种，即有父母，父母于我又何恩者？”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人，所以至此。”田生以手抵几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学术，吾非去孔子灭伦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咸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唯金君何以默守《说文》，良不可解。”金生笑曰：“君知吾何姓，吾姓金耳。姓金者性亦嗜金，吾性但欲得金，其讲《说文》者，愚不识字之人耳，正欲阐扬白话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欢，坚约为兄弟，力掊孔子。
　　虽是玩笑之作，却将三人之宗旨，概括得并不走样，颇有唐人小说之意趣。其后，忽有“伟丈夫”荆生破壁指三人曰：“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于是按田生首，以足践狄莫，取金生眼镜掷之，三人只得敛具下山。篇末蠡叟曰：“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林纾骂其为“禽兽自语”，矫为快意而已。小说因势对“孔子圣之时”论作了阐释：“孔子何以为圣之时？时乎春秋，即重俎豆；时乎今日，亦重科学。譬叔梁纥病笃于山东，孔子适在江南，闻耗，将以电报问疾，火车视疾耶？或仍以书附邮者，按站而行，抵山东且经月，俾不与死父相见，孔子肯如是耶？”驳斥时人对孔子的曲解，与《致蔡鹤卿书》中“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是一致的，惟有浅薄之徒方得视为“笑柄”耳。
　　载1919年3月18－22日《新申报·蠡叟丛谈（四十四—四十六）》的《妖梦》，荒唐色彩更浓。小说叙郑思康梦为长髯人所邀，往游阴曹，遂并辔至白话学堂。见门外大书一联云：“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入第二门，见匾上大书“毙孔堂”，又一联云：“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闻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皆鬼中之杰出者，入而面之。谈次问名未竟，二世曰：“足下思康，思郑康成耶？孔丘尚是废物，何况郑玄！”田恒曰：“郑玄作死文字，决不及活文字，非我辈出面提倡，则中华将被此腐儒弄坏矣。而五伦五常，尤属可恨，束缚至于无转旋地步。”结末谓罗睺罗阿修罗王至，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笔墨未免刻薄，非怪“新人”要勃然大怒了。话又要说回来，将对方说成妖魔，最早还是新派自己。陈独秀不是说他要“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即为“吾友胡适”之前驱吗？
　　撇开小说的诡诞色彩，骨子里是维护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妖梦》结末蠡叟曰：“‘死文字’三字，非田恒独出之言也。英国大师迭更先生，已曾言之，指腊丁罗马希腊古文也。夫以迭更之才力，不能灭腊丁，讵一田恒之力，能灭古文耶？即彼所尊崇之《水浒》《红楼》，非从古书出耶？《水浒》中所用，多岳珂《金陀萃编》中之辞语，而《红楼》一书，尤经无数博雅名公，窜改而成。譬之珠宝肆中，陈设之物，欲得其物，须入其肆检之；若但取其商标，以为即珠宝也，人亦将许之乎？作白话须先读书明理，说得通透，方能动人。若但以白话教白话，不知理之所从出，则骡马市引东洋车之人亦知白话，何用教耶？此辈不能上人，特作反面文字，务以惊众，明理者初不为动。所患者后生小子，小学堂既无名师，而中学堂又寡书籍，一味枵腹，闻以白话提倡，乌能不喜。此风一扇，人人目不知书，又引掖以背叛伦常为自由，何人不逐流而逝，争趋禽兽一路。善乎西哲毕困腓士特之言曰，智者愚者俱无害，唯半智半愚之人最为危险。何者？谓彼为愚，则出洋留学，又稍知中国文字，不名为愚；若指为智，则哲学仅通皮毛，中文又仅知大略，便自以为中外兼通。说到快意，便骂詈孔孟，指斥韩欧，以为伦常文字，均足陷人，且害新学。须知古文无害于科学，科学亦不用乎古文，两不相涉，尽人知之。唯懒惰不学之少年，则适为称心之语可以欺瞒父母，靡不低首下拜其言。矧更有家庭革命之说，则无知者，欢声雷动矣。吾恨郑生之梦不实，若果有瞰月之罗睺罗王，吾将请其将此辈先尝一脔也。”讲这番话的时候，林纾心中是在流血。
　　《荆生》、《妖梦》由北大学生张厚载介绍到《新申报》上发表，而号称“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京大学，却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为由，将距毕业仅有数月的张厚载开除了学籍，开了中国学术史上极坏的先例，适足为北大蒙羞。林纾见连累了自己的学生，公开承认骂人的不对。陈独秀回应道：“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像这样勇于改过，到很可佩服。”[13]其实，林纾何尝是“勇于改过”？他从来坚信自己根本没有错。1919年4月5日《公言报》刊出他的《腐解》，袒露了自己“性既迂腐”的性格：
    ……予乞食长安，蛰伏二十年，而忍其饥寒，无孟韩之道力，而甘为其难。名曰卫道，若蚊蚋之负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吾者将争起而吾弹也。然万户皆鼾，而吾独嘐嘐作晨鸡焉；万夫皆屏，吾独悠悠当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为牛则羸，胡角之砺？为马则弩，胡蹄之铁？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尝为之子耶？巍巍圣言，吾不尝为之徒耶？ 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而付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黄天后土，是临是监！子之掖我，岂我之惭？
    当废除文言文的潮流滚滚而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当口能挺立潮头，甘为其难，非林纾而谁何？《腐解》传达的卫护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忧患其失坠的心情，是极其可贵的。
    在史家的叙述中，将胡适的“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青年学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北洋政府的“国民学校改国文为语体文”，都拉进一个篮子，统统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胡适几篇最经典的文章，从来没有说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也根本不曾以胡适的理论为指导。匪夷所思的是，1919年5月4日，北洋政府残酷镇压了青年运动，1920年1月2日，却遵照“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的意愿，颁布了废除文言文的法令：“定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史家为何不曾想到，处在内外交困中的北洋政府，实际上成了胡适的支持者，所以在胡适提出“废除文言文”仅三年之后，就急切地将它付诸实行了。胡适1920年5月17日不无得意地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14]便可窥见个中的秘密。是否废除文言文、推行白话文，作为学术问题讨论一二百年，都无伤大局；但一旦变成政府决策，情况就不可逆转了。人们一直以为是胡适“战胜”了林纾，其实，这只是北洋政府政策的胜利。胡适1918年4月还在说：“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原可不必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功夫罢！”然而，1920年4月的北洋政府，却越过了那第一、第二两步，将他们“审定”了的语体文教科书，正式推出了。史家为此大唱赞歌道：“从那时开始，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不再是他们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于他们的东西。”那么，北洋政府究竟拿出什么货色代替“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来做启蒙教材呢？且让我们请出几位世纪老人来作见证。
　　第一位要请的是贾植芳先生。他在《狱里狱外》中写道：“……家里把我送到邻村小学读书，这次是读《共和国语文》，我又跟上同学吆喝：‘人、手、足、刀、尺、山、水、牛、羊’。我跟着没嚎多久，又换了《语文教科书》，第一课课文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15]贾植芳生于1916年，他正赶上读1920年4月北洋政府《语文教科书》第一版的荣幸。第二位要请的是舒芜先生，《舒芜口述自传》中写道：“……在府右街北口路西，有一所培根小学。大约在我5周岁时，被母亲送到这所小学读一年级。 如今回忆起来，别的课有些什么内容，都记不大清了，只有语文课还有印象。第一课的课文好像是‘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16]舒芜生于1922年，他入小学一年级应在1928年。“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的“白话文学家”，就用这种最蹩脚的“大狗跳，小狗叫”来“启蒙”天真无邪的孩童！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发生了以“废除文言文”为名，实质上摧毁传统文化的事件，其结果是导致了全民族道德的空前劣化，导致了全民族文化水准的普遍下降。
    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说：“吾辈已老，不能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1924年，林纾逝世前书遗训十条，第六条曰：“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所宝。”弥留之际，又以手指在林琮手上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回想1920年教“大狗跳，小狗叫”的老师，尚懂得文言文；而读“大狗跳，小狗叫”的学生变成老师，就不懂文言文了；他的学生再变成老师，又当如何？如今不要说中文系学生读不懂古文，教授古典文学的博导有人也不会句读，不懂平仄，他们“培养”出来的博士，又当如何？百年以后，面对多数国人“释手”于古文的现状，少数“勿怠尔修”的学术明星，方得凭恃对《论语》《史记》的一知半解，遽然走红，不是恰恰证明了“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吗？

注释：
[1]欧阳修《谢氏诗序》
[2]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
[3]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光明书局1925年9月初版
[4]王若谷《驳李敖之否定鲁迅论》，《江南时报》2005年8月9日
[5]《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6]参见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168页，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
[8]《新汉日报》1911年11月9日创刊号广告
[9]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光绪二十一年(1895)羊城富文斋印
[10]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11]《胡适日记》第54－5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2]高平叔《蔡孑民先生传略》，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13]《独秀文存》第49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4]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1921年2月《新教育》第三卷第一期
[15]贾植芳《狱里狱外》第119－12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16]舒芜《舒芜口述自传》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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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13

论小学校以上教授国文(蒋维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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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    蒋维乔，早期语文教育家和语文教科书著名编辑。曾任上海爱国女校校长、南京东南大学校长和教育部参事、江苏少教育厅长等职，编有商务版初小《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教授法》、《简明国文教科书》、《订正最新国语教科书》、《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师范用《中国文学史》等，另著有《佛学概论》等哲学著作多种。本文是早期论述中小学国文教授的又一篇重要论文，文中强调“能文之士”必须同时熟谙教授法，始能成为良师，并对国文教授法的要旨作了精要的阐述，后世均确认蒋氏为倡导国文教授法的前驱。而教授法，其实就是当今之教学法，此名称变化源于上世纪20年代叶圣陶之提倡。     今之谈教育者，辄鳃鳃然虑曰：学堂中之国文日益退步也。又鳃鳃然虑曰：今而后国文教员殆将日少也。吾尝即其言而深思之：夫儿童自六七龄入塾，即毕业高等小学，亦不过十四五龄耳。回忆吾辈束发入塾时，师所教，弟子所学，舍国文外无他学。孜孜焉悉力以求之，至十四五龄，果皆能下笔成文乎？殆千百中一二人而已，其他则仅能通顺，亦已可矣。今之毕业高等小学者，岂尽不能通顺乎？况又有各种科学，同时并进乎？然则于小学生之国文退步乎何尤？至国文教员之日少，是诚有之。盖能文之士，未必知教授法；知教授法者，又未必为能文之士，此所以难也。虽然，小学校之国文，比较往者，固无甚退步。其教授法，自联字而造句而成文，一一皆有蹊径可寻。卒业初级师范，或略知教授法者，即足胜教员之任，余所虑者，小学校以上国文之退步耳。小学校以上之教授国文，无秩然之蹊径可寻而为教员者，又必求能文之士为不可得耳。     今以能文之士，而当教员之任，往往有二弊。回忆吾辈幼时，孜孜焉悉力于文，类皆七八年或十余年。而一旦豁然贯通，即己亦莫知其故。能文之士，其所经历，胥出此途。夫以己亦莫知其故者，一旦欲责以教人，其为扞格，可无俟言。夫教授者，传导学问之技术也。既为技术，则必心知其意，而又加以习练始可。能文之士，苟能虚心研究教授法，则一转移间，即良教员矣。奈何悍然自恃，而不屑加意乎？此一弊也。又其竭力趋时者，则鉴于昔者学塾之背诵呆读，为世诟病，以为学堂中，宜讲解不宜诵读。吾尝见某中学校教员，其讲国文，一星期多至十余篇。学生至有受课后而篇中之字尚多未识者，则亦置之而已矣。夫教授国文，读法、讲法、作法、写法，缺一不可。且学生至成篇而后，再求进步，尤宜置重诵读。今乃忽之，必至毫无成效。此又一弊也。然则欲研究小学校以上之教授国文，亦即其弊之所在，而示之蹊径斯可矣。     夫文章之体制，有知的文章、情的文章、美的文章。知的文章，所以表吾人之理性，以交换思想，故以明晰为主。情的文章，所以表吾人之感情，使读者心中激昂，而不能自已，故以势力为主。美的文章，所以表吾人之嗜好，本乎明晰势力，而加以锻炼修饰，务使辞藻秀美，音响圆转，以取读者之娱乐，故以优丽为主。是以学文之道，其始则求明晰以适日常之应用，小学校学生所有事也。进之则尚势力，中学校学生所有事也。又进之则取优丽，则文学者之事，而非人人所必需也。教者苟知此义，使学者文理明晰之后，进求势力，则庶乎可矣。 势力者何？即自来作者所称行气是也。夫文字所以代语言，吾人之发为议论或演说时，苟其出言奄奄无气，则听者必倦而思卧。若其生气勃发雄辩滔滔，则听者必耸然动容。此人所恒见也。文字亦何独不然？昌黎云：气盛则声之高下言之短长皆宜。可知行气为势力之本，学者既文理明晰，不可不进求乎此。     虽然，日执学生而聒之曰：汝为文宜行气，宜行气，则必茫然无措，莫所适从矣。是必有导之之蹊径。* 蹊径何在？是在讲求声调。曾文正为近世文章大家，其自道得力之处，则曰：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又云：文章雄奇之道，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精处在行气，粗处则在造句选字。此言深可味也。讲求声调，首在诵读。诵读之法有三：一曰机械读法。就文字读之，琅琅上口，可以练熟口齿，使敏而确。二曰论理读法。一字一句，析之至明，使文字意义，跃于心而发诸口，期其思想与文字联络。三曰审美读法。注意音节之抑扬顿挫，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与我喉舌相习，以畅发作者之感情，至是而读法之能事毕。而在中学生徒，尤宜置重审美读法也。     次在作文。夫文章，不外文字、语句、段落、篇章。自联字造句以成节篇而求明晰也易，自成篇以进势力也难。苟诵读合法，作文勤敏，则声调日熟，方法日多，一题到手，构想则如泉涌，字句篇段必安置妥贴而不颇，而文章之势力必日增。彼徒事讲解而忽置诵读者，其亦可以返矣。     吾甚慨今之为国文教育者，多误用其方法，而忽视青年之日月也。又甚惜夫谈教育者，仅虑及国文之退步，教员之日少，而不抉其弊之所在也，故论列之。至如教者命题，好为高远，不问学生之能解与否。学者作文，不审题目之本意，习为滥调，爱国、救国、合群、自立等名词，摇笔即来，几于无一题不用，无一篇不同。此亦今日一般学校之通病,* 不可不急为校正者也。 （原载《教育杂志》第一年第三期（1909）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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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14
光绪二十七年（1901）各省书院陆续改成学堂，旧教材已不适用，急需编印新的教材以应时代需要。蒋维乔即投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着手编辑小学教材，这项事业在我国尚属首创。蒋维乔等倾注心血，历时两年，编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出版后风行一时。以后又陆续编辑出版了《高等小学教科书》、《简明国文教科书》、《女子初小国文教科书》、《女子高小国文教科书》、《简明初小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这套新式教材文字由简到繁，字数由少到多，内容由浅到深，插图形象生动，容易引起儿童学习兴趣，受到师生普遍欢迎，为全国各地学校所普遍采用，这是中国小学有成套统一教材的开始，在教育界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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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15
http://www.baike.com/wiki/%E8%92%8B%E7%BB%B4%E4%B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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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17

在教育与出版之间进出的蒋维乔

蒋维乔字竹庄，号因是子，生于1873年，比张元济小5岁。他早年投身革命，与蔡元培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当时“教育”一词，在他们眼里实暗含着革命之意）；后投身商务印书馆，从事文化出版与教育事业。         蒋维乔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是和中国最早的教科书的编辑出版联系在一起的，他是商务教科书最早的开发者和编撰者之一。郑逸梅说他幼年读蒋所编排的教科书，迄今犹留下相当的印象。         蒋维乔编小学国民教科书，始于上世纪初的1902年左右，最早在一起研讨的还有张元济、蔡元培、庄俞等。蒋的一则日记写道：“癸卯年四月二十七日（即1903年5月23日），余受商务印书馆编辑蒙小学教科书事。共一千五百六十课，约六月杪竣事。回里后一意从事编辑。”经过两年，小学国文教科书方编成。不久他又单独编成历史教科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套教科书产生的情形，取名《最新教科书》，共计《初小国文教科书》10册，《高小国文教科书》8册。他后来也曾长期负责商务版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二三十年代商务扩大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到大学范围，他还与人合编了《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的出版，对于商务而言是开辟了新天地。为商务编辑出版教材的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四人，被称为商务的“四大元勋”（而庄俞是由蒋引入商务的）。蒋维乔后来（1935年）写的回忆商务早期编辑教科书的文章，成为我国教育史、出版史的重要史料。 蒋维乔是《辞源》的主要编辑者，也是《东方杂志》的第一任主编。          除了编辑工作外，蒋维乔在商务还做过一件主要的工作，就是教育培训。早在1905年，他就参与办小学师范讲习所，这是商务为自己的教科书培训师资的培训班。1909年，夏瑞芳以“商业补习学堂事相嘱”，补习学堂是职工培训机构，“盖公司中附设此学，以期造就办事之人”，蒋维乔是首任校长。他日记中写道：“余向者专致力于学术，今岁乃日近于办事。所办者除尚公小学外，暑假后则办商业补习学堂，八月后又接办爱国女学校（1909年）。”         蒋维乔一生数度在教育与出版间进出，对这两个方面都有不俗贡献。 　　　　（根据王建辉文摘编。原文载《出版广角》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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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18
　蒋维乔（1873-1958），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佛学家。江苏武进人。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从事教材编写。1922年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25年出任东南大学校长。1929年受聘为上海光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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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19
http://www.yuncheng.com/reader/#10/2567844/4370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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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19

商务版“最新教科书”开启“教科书时代”

20世纪头五年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戊戌年间未来得及落实的教育改革政策，在“新政”的脚步中重新启动。光绪28年7月12日（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6种；一年后，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6册20余种，教育史家认为“中国教育自数千年来到本期才有完备的制度”。如此“高效”的政策、“完整”细致的内容，足见清政府急盼落实的迫切心情。又一年后，1905年，科举制终结，教育开始脱离仕宦依附，开辟独立发展的空间。几年间的变化，用“翻天覆地”形容毫不为过。 当然，新教育并非20世纪才开始，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就已起步。时论认为，“吾国自发捻荡平之后，尔时当事诸公，实已徵窥旧学之不足独恃”。但几十年后新教育未见大效，国势却已急衰直下，迫使“造就普通国民”的教育必须同时成为“救亡之教育”。旧秩序的失范，给民间文化教育带来一定发展空间。商务印书馆就在这蓬勃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开创教科书编辑范式 商务印书馆始创于1897年，初建时侧重印刷业务。1901年编译所设立，蔡元培任所长，自此营业方针发生改变，开始编辑教科书。苏报案后蔡元培离沪，张元济接任所长。他和高凤谦、蒋维乔等人勉力筹划，编辑方法上改变原来的包办制，“采合议制”，在1904年后陆续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新式教科书，统称为“最新教科书”。 此前，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已产生相当影响，但正如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庄俞所说：“只有我馆的“最新教科书”是依照学部所颁布的学堂章程各科俱有的，所以独步一时。”商务教科书独占天时，严格按照学期制度成书。庄俞认为这种按学期制度编辑的方法，“实开中国学校用书之新纪录”。 “最新教科书”包括供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用三类，与“癸卯学制”的学级划分相称；此前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只在小学教育界“盛行一时”，规模自是不及。然而编辑蒋维乔在1935年就已慨叹，“方今回忆此最新之教科书，已是最旧，且欲觅一全部而不可得”，如今更难见其全貌。不过根据今日商务的资深专家汪家熔先生的研究，这套教科书“仅初、高小就有11门32种156册，是当时我国小学教科书课目最完备的一套课本，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教科书”。这套书学科齐备、内容优良、容量合理、选材周详，超过了同时代的学堂教科书，成为一时之选。 从出版史、书籍史的角度看，“最新教科书”的最大特色在于编辑周详。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套书籍像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和商务“最新教科书”这样突出“编辑大意”，对书籍的适用对象、学习进度、语言难易、内容选材、版式设置诸方面均有详细说明，这种形式可以说开启了近代中国书籍编辑的新时代。“蒙学教科书”科目简略、市场占有量相对较小，“最新教科书”则编辑更为完善，影响较大。这种编辑范式，此后半个世纪基本没有变化，成为其后教科书约定俗成的编纂模式。 以《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为例，商务印书馆“萃海内外人士，以数人之力，费月余之时，仅成此区区一小册”，足见编辑之谨慎、辛苦。其“编辑大意”有如下说明： 授课进度，“每星期教授3课，每课2节，每天1节教授半课”。 关于生字，“第一课至第六课，限定六画；第七课至第十五课，限定十画；全册限定十二画”，“每课字数，自八字递加至四十字”，“每课文字，必取其类似而相连贯者”。 关于语言：“虽纯用文言，而语义必极浅明，且皆儿童之所习知者”。 内容选材“不采古事及外国事”，“所述花草景物，预算就学时期，顺序排列，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德育之事，注重家庭伦理，使儿童易于实行”，“智育之事，只言眼前事务，不涉机巧变诈，以凿儿童之天性”，“颇重体育之事，以振尚武精神”，“多及学堂事，使儿童知读书之要”，“多及游戏事，使儿童易有兴会”。 版式编排和印刷设计上，重视插图：“插图至九十七幅，并附彩色图三幅。使教授时易于讲解，且多趣味”；注重版式：“每半课中，其文字图画，必在一开之内。俾省翻阅之劳，以便儿童诵读”；“以空格断句。每句必在一行之内。诵习时，可免错误句读”；“初号大字印刷，俾儿童不费目力”；纸张也十分讲究：“洁白有光之纸，易伤儿童目力。本编用纸，只求结实耐用，不事外观之美。” 更具开创性的是，“最新教科书”编排了各科配套用书，包括“教授法”和各类挂图，与教科书同时发行。“教授法”注重教学方法和知识背景之周备，相当于今日的教师用书，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蒋维乔回忆国文教授书的编辑时，强调它对教科书“细加诠释”、“相辅而行”。历史教科书配有“东洋史要地图”和“西洋历史地图”，前者是一个22幅历史地图的小册子，从“夏殷周三代图”到“近世亚细亚洲图”、“中日战后之图”。后者则包括从远古东方诸国到世界近世的38幅地图。这些图册皆非手绘，乃是现代地图制作方法，标有比例尺和经纬度，符号标志基本符合现代规范，比同时期的地图更精准清晰。将现代地图用于教学，“最新教科书”应该算是最早的推动者之一。 应该一提的还有“最新教科书”的版式。绝大多数晚清书籍都是竖版，但“最新中学教科书”的“三角术”（上下册）和“代数学”上册，却是横排版。这是“最新教科书”中的另类，大概在晚清书籍中也是个异数。所以在版式上“最新教科书”也是较早使用横排版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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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20
谢洪赉打造中国儿童知识体系
除了出版史价值，“最新教科书”更是观察晚清思想文化的宝库。晚清是“输入新学理”的时代，因此也是“重建常识”的时代，其间有许多贡献重大却不“热闹”的人物。这里不可不提的是“最新教科书”的编者：谢洪赉。
谢洪赉，1873年出生于浙江，父亲是基督教牧师，母亲也是基督徒。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少时在苏州博习书院（东吴大学前身）读书，深得书院院长潘慎文（A.P.Parker）博士赏识，帮助从事翻译工作。他曾译过几种数理化课本，包括影响较大的《八线备旨》；1895年后在上海中西书院教学，并和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早有来往，为商务编译《华英初阶》及多种理化教科书。因为谢洪赉编译的图书质量优良、销路畅通，商务颇为看重。即使谢洪赉于1903年辞去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商务还是以独到的眼光坚持选用谢洪赉的教科书。“最新教科书”由他编纂、编译及校订的教科书包括地理、地质、理科、代数、几何、三角、化学、物理、生理等众多科目。
谢洪赉是中西兼通的学问家，又是一位早夭的天才学者。在他43年的生命中，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传播都尽了最大心力，以他的双手改造了中国儿童的知识体系。
他在所编著的地理学教科书《瀛寰全志》中认为，晚清是“震旦暗晦”的时代，“群龙尽见，睡狮独酣”，中国人睁眼环顾，“始悟四洲”，发现欧美世界早已“厅建独立，钟撞自由”，所以他要发愤把亚细亚洲、欧罗巴洲、亚非利加州、南北亚美利加州和大洋洲的地理国情一一述来，使中国学生尽早知道世界大势。《瀛寰全志》内容丰富，重点分明，凡涉及位置、疆域、地势、天气、物产、人民、宗教、商务、交通无不叙述有章要言不烦；该书尤重考察“国政”，对于一地之国家、政体性质均有论述。它还有意识地区别“社会”和“国家”，认为“社会者，人类相互之团体也”，它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发达之度”决定了“世界国民进化”之迟缓；“国家者，大社会之独立而有主权者也”，有人民、有主权，“若是者谓之国家”。他称英国是“首创军民共主之立宪政体”的国家；介绍“北美合众国”把国政分为三大权：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该书初版于1903年，其关于“社会”的识见和国家、社会关系的认识颇有特点，不但超出同时代的教科书，即便置于晚清思想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中也别有锋芒，值得珍视。
《瀛寰全志》突出体现了谢洪赉的历史观念和社会思想。而他最大的贡献更在于普及自然科学常识。
笔者认为，谢洪赉所编著的教科书中，最为流畅精彩的一种是《最新理科教科书》。
“理科”是《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初等、高等小学堂必修科目：“使知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大略形象、质性，并各物与人之关系”，对于幼龄儿童，“当先以乡土格致”，“先就教室中器具、学校用品，及庭园中动物、植物、矿物（金、石、煤炭等物为矿物），渐次及于附近山林、川泽之动物、植物、矿物”，几乎所有自然科学门类皆囊括其中。
谢洪赉这部教科书正是按照该纲领所编。他说：“本书编辑大旨，乃取自然科学（此为天文地文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动物植物矿物诸科之总名）全体之要理，撮取大纲，诱掖儿童，与以人生必须之知识，去其习俗相传之谬说。”这样一部教科书对于编者的要求自然极高，因为作者只能“编纂”，无从“编译”。如此丰富的科目门类，由它们连缀成的教科书今天阅读起来竟如行云流水一般，过渡自然，难易合理，知识贯通。课文开篇以开于早春的“梅”带学生进入植物世界，穿插介绍“菜”、“蝴蝶”和“豌豆”，然后小结“花与虫及风之关系”，巧妙地把自然常识熔为一炉。在介绍一些粗浅的动植物知识后，以“动植物之异同”一课联络这两大门类，说明世界万物生态循环的紧密关系。介绍光学原理时，以眼球构造相比喻，兼说明照相机、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功用。如此种种，引人入胜。
相比这部显明轻快的高小用书，谢洪赉编译的中学用书更能体现他对于引介西方“科学”的重视。不过，他并非简单地把那些晚清时人看来带有浓重“西方色彩”的知识体系“移植”过来。他的引介，包含了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及家国命运的深切思考。
他熟悉中国文化的优点和弱点，又像保姆一样爱护它、力图改造它。关于化学，他批评“昔时学者墨守古义，鄙弃不屑道”的态度，“一二先见之士探奇索隐、缀辑异闻、独居研习，虽得窥其崖略，而奇效卒不著”，以致“数千年来，局于故步”，终“不能与彼族竞”。现在学堂章程出，应该让中国学生掌握基础的化学知识了。要引介“科学”知识，他提纲挈领，在最基础的数学一科中首先讲明科学方法：“授科学之法，有二大别，曰演绎法，先定名目，立界说，而后剖解其理由。曰归纳法，先以浅近之理，罕譬曲引，使学者有所领会，而后定名立说。”他是晚清不多的引介、宣传科学之两大支柱方法的学者之一。厚厚几册代数学和几何学课本，插图准确严谨，各种定理、公理及证明，与今天几无二致。对于学习方法，他强调“说理记诵，不容偏废”，并提醒学生图籍的重要性：“西籍说必附图，而以科学书为尤备，学者于此尤宜致意”。
谢洪赉编写的每一部教科书，都是分析晚清思想文化转型的典型文本。例如他编译的“生理学”教科书，典型体现出中国传统“养生”法向现代“卫生”观念的转化，“卫生”从“保养身体之理法”，怎样成为融入现代细菌病理学的概念。他所编译的多种自然科学教科书，更是分析晚清科学名词转译的好样本。比如晚清“严（复）译新名词”一直是学界关注重点，台湾“中研院”黄克武等学者对此有深入研究。不过，严译名词的使用情况究竟如何，面貌并不清晰，现在我们在“最新教科书”中能够管窥见豹。在谢洪赉和另外一位重要作者新会伍光建编辑、编译的理科、声学、力学、光学、气学、热学等教科书中，随处可见“幺匿”（Unit）一词的使用。这说明严译新名词虽然最终被“日制名词”所打败，但在晚清它确曾有过很大影响。
正如晚清相当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所认同的：“西人所最讲、最有进步之科，如理化、如算学。”尽管“道”、“器”观还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但是西方科学知识的传输已日见普遍。正是通过谢洪赉这样的学者，在20世纪初，中国儿童的常识体系真正开始改变。
谢洪赉身处晚清，自然怀抱着不“使西方学者独张其焰”的民族情结。他又是笃诚守信的基督徒，倡导中国基督徒独立自办教会，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活动贡献尤多。这与他的出身有关，恐怕更是他的“社会”观念在起作用。对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他认为二者能够在“求真”、“求善”层面上“归结为一”、“两益于身心”。这应该是他在这两个领域都作出杰出贡献的重要原因。
声名远播的“最新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影响巨大，不仅成为中国学生的精神食粮，而且吸引了西方世界的关注。
为开拓更广泛的事业，在华新教传教士于1877年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在1890年改组为“中华教育会”。它的机关报——《中国报道》，1904年以一个专栏，报告“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它注意到商务正编辑出版“拳头产品”，即一套初小教科书（Primary　School　Text　Books），这正是“最新教科书”。它关注教科书的价格、版式、彩图和编辑方法等，认为这些教科书“非常有助于新教育改革，而这新教育变革对中国的学校又将起到革命性作用”。在1907年的一个报道中，它认为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出版，是“过去几年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标志着中国的儿童从传统经典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进入到充满趣味与知识的新的文学作品中”。文章关注教科书又超越了教科书，尤其注意教科书中反映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它认为中国在经受了许多外国人或腐败的异族政府带来的苦难之后，产生了一种“日本式的爱国主义”，指出“爱国主义与革命的边界已经非常模糊”，从而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已经存在着革命的萌芽。
以后见之明来看，我们不能不折服于这个分析。“最新教科书”成为西方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而中国社会的种种思潮动向，也确实在其中得到了丰富微妙的表现。
商务印书馆和它的“最新教科书”以超群出众的影响力开启了中国学生的“教科书时代”。应该说，它是塑造现代中国人的重要起点。　（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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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22
传媒史话：辛亥革命时期张元济的出版活动

作者：余显仲，徐恒飞
关键词：
传媒辛亥革命张元济出版
张元济（1867年~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1902年受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在加盟商务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张元济将出版事业和教育理想结合在一起，孜孜不倦地经营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在诸多方面引领了中国出版界的潮流，并确立了一系列标准，成为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一切都与张元济的出版理念及经营思想分不开。张元济是封建士大夫出身的改良主义者，他进入商务时，正值近代中国社会和政局由维新改良向民主革命过渡的动荡时期，而且身处中西交流频繁、革命思潮活跃的上海。但他却一直远离政治潮流，全心经营出版，并且大力推动了近代中国出版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张元济的出版理念：以扶助教育为核心
张元济作为维新运动的参与者，与许多主张“变法”的知识分子一样，渴望通过改良来寻求中国的富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于培养人才、开启民智的认识，认为只有改进和扩展国民教育，才能为变革和发展提供适宜的文化环境与精神人格。他的这一意识在辛亥革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肯定。1902年初，张元济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后，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张元济既是文化人，又是商人，这使得他在经营商务印书馆时要努力地去平衡文化性和商业性，力求使二者达到统一。张元济的双重身份也使得商务印书馆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经营原则：不出不赚钱的书刊，不出与时事政治相冲突的书刊，不出品格低下的书刊。
辛亥革命时期张元济的出版活动
张元济的出版生涯前期与辛亥革命时期①有较多重合，这段时间是张元济出版活动和出版思想从萌芽走向成熟的阶段。在社会思潮泛滥的上海，他既未轻易调整自己的改良立场，也未因革命潮流而忽左忽右地变化，而是根据自己对社会发展与文化需求的理解来确定出版方向。其带领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图书和期刊，既符合时代变化的需要，又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具有持久的知识和理性价值。这也正是张元济坚持温和的文化和教育改良理念的结果。教科书出版。张元济在加入商务印书馆后，首先就是抓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他力荐蔡元培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由蔡元培牵头开始编纂新式教科书。蔡元培担纲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的编纂体例工作，聘请爱国学社的教员蒋维乔任国文编辑，吴丹初任历史、地理编辑。1903年蔡元培离开商务印书馆后，张元济亲自担任编译所所长，聘蒋维乔为常任编辑员，并由蒋介绍庄俞编地理、徐隽编算学。而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则由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讨论决定。《最新国文教科书》包括初等小学10册，高等小学8册。《最新修身教科书》包括初小用者10册，供高小用者8册。[1]此外，为了使教科书能够被有效地应用，还编辑了十种教授法、三种详解、十三种中学校用书以及师范学堂用书等。除了小学教科书之外，张元济直接参加组织编校的教科书还有供女子学校使用的女子教科书、共和国新教科书以及单级教科书等。
报刊出版。张元济积极主持和参与各类报刊的出版活动，从早期对于《时务报》的关注，到后来主持参与出版《外交报》、《绣像小说》、《东方杂志》等旨在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系列报刊，都体现了他通过普及知识提高国民素质来实现变革的革命意识。
在南洋公学期间，张元济与蔡元培、温宗尧、赵从蕃等开始创办《外交报》。张元济在该报的《叙例》中提出了“文明排外”的理论，称：“……盖人之生也，无不以自利为宗旨者；国之立也，即无不以自利其国为宗旨者，是以有凌侮劫夺之事。凡以凌侮劫夺人为事者，例不以见凌侮劫夺为怪，是以彼我之间，荡荡然无界畔、无契约，缘隙生事，罄竹不胜书。及其迭经自然、人为之两淘汰而残存于兹者，渐趋知力平等之势，又以经历既多，识见渐澈，知前者凌侮劫夺之为两不利，而自利者不得不行以两利之术，于是人与人有伦理，而国与国有外交。要之，以保有主权，不受凌侮劫夺为界说，是故外交其表面，而排外其里面也。”[2]该理论还被张元济定位为《外交报》的办报宗旨。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盲目排外、野蛮排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要提倡文明排外。《外交报》共有论说、谕旨、文牍、译报等8个栏目，主要介绍各国的动态等国际知识，是当时社会了解国际的一个重要窗口。《外交报》最初由杜亚泉的“普通学书室”发行，随着张元济、杜亚泉加入商务印书馆后，该报也转由商务印书馆代印和经销。《外交报》停刊于1911年1月15日，前后历时9年，共计324期。
张元济十分重视报刊等大众传媒在传播知识、开启民智、引导舆论等方面的作用，他的国民教育思想在商务印书馆所创办的各类杂志中也都有所体现。1903年创刊的文艺半月刊《绣像小说》，每期刊载长篇连载小说或单篇小说10种左右。在创刊号上，创办者就称该刊将借小说以针砭朝政之积弊，为国家危险立鉴，以此唤醒民众。1904年编辑发行的《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悠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按月刊载中外大事记、中外时事汇录和各类汇志，内容涉及中外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和要闻。张元济在执掌《东方杂志》期间，始终以宣传立宪政治主张为主，确立了《东方杂志》“启导国民、联络东亚”的办刊目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东方杂志》注重对西方政治思想、民主观念、新式教育、新文学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传播。《东方杂志》虽为选录类杂志，但从其所刊载的文章中亦可见其办刊目的。张元济的出版经营策略及其经营思想
唯才是举的编辑用人观。张元济与发起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在知识结构和从业经历上的差异，使他一加入商务印书馆，就承担了编书的重任；而夏、鲍、高等人则主要负责印刷与发行。张元济的翰林出身、维新思想以及与众多学术界、文化界名人的良好关系，为其在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张元济在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期间，商务编译所得到了迅速发展，从成立之初的几个人发展到1908年的64人、1921年的160人左右。张元济本着“唯才贤与新进是求”的重才观念为商务印书馆延揽了一批知名学者，组成了一支非常优秀的编译队伍。在与日本金港堂合资运作后，张元济也不忘网罗人才，充分利用机会，挖掘日方专家的经验，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所用。
发行人员的职业教育观。随着商务印书馆发行业务的蒸蒸日上，张元济意识到发行队伍较低的文化素质已不能满足图书发行的需求。他主张对发行人员进行培养，于1909年开办了商业补习学校，力图培养自己的发行骨干。他要求所有的图书发行人员在熟悉各种书的基础上，还要清楚所推销书籍的优点和特点，以提高图书推销的有效率，扩大图书销售，增加利润。从1909年到1923年，商业补习学校共举办了7届，毕业学生达318人。由于补习学校较强的教学针对性，较多的实习机会，大多数学员毕业后都能逐渐成为发行业务骨干，这进一步推动了商务印书馆的发行业务。
身兼文人与商人双重身份的张元济，在经营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商务印书馆的近代企业发展之路。张元济的这种经营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商务印书馆的多元化经营，二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本运作，三是商务印书馆灵活多样的发行方式。
以文教为核心的多元化经营思路。商务印书馆除出版社之外，还拥有编译所、发行所和印刷所，并在全国各地设有分馆、支馆。张元济在稳定出版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将商务印书馆向横向进行拓展。早期创办通艺学堂为张元济积累了办学的经验，在商务印书馆步入稳步发展阶段时，张元济开始创办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机构，如幼儿园、小学以及商业补习学校等。除此之外，张元济也涉足工商领域，创办电影厂、玩具厂等一系列的工商企业，为当时的出版业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所考虑的横向拓展业务的经营思路并非率性而为，这从商务印书馆所创办的一系列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经营领域中可以看出，这些企业都是紧紧围绕“文教”这一核心展开的。这些企业的创办，进一步扩大了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影响力。强调主权的资本运作意识。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得到了夏瑞芳的高度信任和全力支持。他在掌握编书大权的同时，还在经营策略上具有一定的决策权。商务印书馆吸收日资的经营之举在当时可谓一大创举。作为一名商人，张元济敏锐地洞察到雄厚的资金对于经营一家企业的重要性。在张元济“实业首重资本”理念的指引下，商务印书馆在1903年和日本金港堂约定各出资10万元，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的股本从创业初期的3750元迅速增加到20万元。但张元济并没有被此冲昏头脑，在与日本金港堂合作的过程中，他对双方的合作进行了详细的约定，以确保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主权。
重视发行渠道建设。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期间，十分重视图书的发行工作，推出了一系列有力的发行措施。就拿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的合资运作来说，张元济充分利用此次合资的机会，在各地设置分馆、支馆，进一步扩大了图书的发行范围，自合资当年建立第一家分馆起，到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天津、北京、沈阳、香港等地共建立36处分馆、支馆。商务印书馆还推出了“送书上门”和“邮售”等发行形式。这里的“送书上门”指的是商务印书馆针对教科书销售的季节性特征，在学校春秋两季开学前，有针对性地设点推销教科书，学校、个人甚至其他教科书销售机构、销售商均可以非常便利地从特设销售点购买教科书。而“邮售”业务则有利于偏远地区的教科书销售，大大开拓了教科书的销售市场。通过构建这种多元化、立体型的发行网络，张元济进一步强化了商务印书馆为读者以及教育工作者服务的功能。
结语：政治革命背景下的文化改良
张元济虽是清末翰林出身，其人生的青壮年时期却经历了晚清的改良运动和辛亥革命，与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晚清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渴望通过变法改良来实现中国的富强。但他并不热衷于政治，性格上也不具有激进色彩。同时，在他的意识中，输入新知培养人才是实行社会变革的基础，而这些目标是政治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力所不能及的。所以，他虽不赞同革命，但也没有清末遗老的保守和腐朽气。当他投身出版界后，所作所为并不因时而变，更没有轻率地趋从革命，而是中道而行，坚持以教育和文化为重任的改良主义立场，苦心经营商务的文化出版事业，并兼顾报刊出版和服务教育，在时代的革命洪流中走出了一条独特但很成功的个人道路，也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专项课题“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报人与报业研究”（项目编号：10WHXH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新闻系　编校：张红玲　]
注　释：①辛亥革命的历史分期在中国的历史研究领域向来有几种宽窄不同的说法，狭义的辛亥革命特指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而广义的辛亥革命说法也有二：其一是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到1913年“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为止的革命活动；其二是将起点算到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本文遵从第一种广义的说法。参考文献：[1]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传[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99. [2]张树年.张元济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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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23
http://www.ledu365.com/a/redu/204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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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24
http://wenku.baidu.com/view/39b0786a561252d380eb6e5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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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27
中国语文教育史复习纲要——按专题梳理


（一）学制与学科的变迁（教育史范畴）
【查】学制，广义的讲，是学校教育制度的简称，
它反映着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内部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
培养目标、
入学条件、
修业年限及它们之间的衔接、
转换等。
我们现在所称的学制，
是一种狭义的内涵，
主要指修业年限。

★
1
、癸卯学制

1903

（学日本）

第一个实行了的学制，
标志着近代教育的开始；
设
“中国文学”
课，
是语文单独设科的开始。

1907
年在该学制基础上，开设“国文”课。

2
、壬子癸丑学制

1912
—
1913

（修订癸卯学制）

1920
年

改“国文”为“国语”

★
3
、壬戌学制

1922
年制定，
1923
年颁布


（学欧美）
【查】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实施时间最
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学制。

属于
6 3 3
学制，强化了中间部分，在该学制基础上，
1923
年诞生了《语文教学大纲》
。

4
、戊辰学制

1928

进一步对中等教育进行改革

强化了师范教育和普通中学教育

（二）教学大纲

（明确语文教育的目的要求、内容、程序及方法）

1
、国语课程纲要

（癸卯学制基础上）

1923
“全国教育联合会”制定，基本确立了白话文
的地位。语文教育史上第一个大纲。

2
、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

1929
政府颁布，
1932
及
1936
年调整，一直沿用。

3
、文学教学、汉语教学、作文教学，三纲分立。
1955
年文理分科后，弄了个全套纲要。

★
4
、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1963
建国后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教学大纲，肯定了语文的工
具性，突出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推动了语文教育的改革。

5
、
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1978

继承上者
（文革后，
觉得文革前的制定比较成熟）

6
、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1987
（过渡性）

7
、初中语文教学大纲

1992 +
高中语文教学大纲

1996
——

两者衔接了新课改

（三）教材

（教材制度：自由制、审定制、国定制，后两者为主）

1
、清末





蒋维乔《最新国文教科书》
1903
商务印书馆


（以小学为主）













吴曾祺《中学国文教科书》
1908  
2
、民国





《共和国国文教科书》
1914
，开始出现白话文

3
、五四后



叶圣陶、顾颉刚等合编《初中国语教科书》——文白混编













沈星一

《初级国文读本》——文白分编

4
、国统区



傅东华—复兴初高中《国文》
，读写教材混编，知识短文的形式介绍写作知识













夏丏尊、叶圣陶《国文百八课》——单元教学，语文教学序列化

5
、陕甘宁边区




胡乔木《中等国文》

6
、建国初




游国恩《语文课本》

7
、
1956





文学、汉语分家

8
、
1958





大跃进教材

9
、
1961





十年制中学语文课本

10
、文革时期




各地自编教材

11
、
1982




《中学语文课本》

12
、
1993




义务教育

《初中语文课本》
《高中语文课本》

（四）教法

1
、清末——讲解、朗诵、背诵







西风东渐之下，出现两本教育杂志——（
1
）
1901
王国维《教育世界》



































（
2
）
1909
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

2
、
民初
1911
年到
20
年代——程序教学法、
问题教学法、
设计教学法
（美国的）
（道尔顿制）

（
1
）
1924
黎锦熙《新著国语教学法》
，第一部语文教学法专著（小学）

（
2
）
1929
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
，中学第一部教学法专著

（
3
）叶圣陶《作文论》

3
、三四十年代——启发式教学法（叶圣陶、陶行知、梁启超、恽代英）
、阅读空间的拓展

（
1
）阮真《中国国文教学法》
，教学法的第一个研究生导师

（
2
）
《国文月刊》和《国文杂志》

4
、解放后——凯勒夫教学法（五步教学法：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复习、
布置作业）
、红领巾教学法（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
、注入式教学法（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
自学讨论、少而精的启发式（精讲多练）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教师下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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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34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aae80e6505bd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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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35
民国时期的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材

时间:2009年10月10日 作者:范远波

范远波§
摘要：儿童文学概念从提出到流行一直与儿童的教育成长问题相伴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思想变革所带来的教育内容的变化。民国时期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现，既是清末以来教材实用化、大众化追求的结果，也是儿童本位的课程观得以确立和强化的反映。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成为小学国语教材，主要以反复故事和各科知识文学化的形式出现，旨在解决国语教材的文字反复和知识传授所带来的趣味性缺乏问题。儿童文学教材进入国语教科书的丰富和完善过程凸现了三种积极的尝试，即尝试教材形式的多样化、教材内容的顺利过渡和衔接，以及无意义的拟声词和有意义的动作字词的大量运用。这些探索和尝试对今天的语文教材编写和组织都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教材；小学语文教材
儿童文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五四时期，是指以儿童为本位而组织的文学，是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这一概念从提出到流行一直与儿童的教育成长问题相伴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思想变革所带来的教育内容的变化。
一、儿童文学产生的背景
新式学堂分科教学以前，蒙学语文教材里面有自然知识、历史知识、生活常识和道德教训。这些知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是不容怀疑和亵渎的，儿童必须虔诚恭敬地去接受。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这些知识有一部分从语文科中分离出去了，语文教材的传道角色受到了强烈的挑战和明显的淡化。于是，在自动主义学习观和儿童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为满足儿童阅读兴趣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出现，或多或少受到清末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教材观、学习观和儿童观的影响。
1、教材观
清末新式学堂未兴办以前，儿童读物大致分两种:  一种是启蒙的，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日用杂字、日记故事、幼学琼林等；一种是预备科举考试的，例如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观止之类。读了前一种书，认识二千多个字，谓之“开蒙”。开蒙以后才开始读后一种书，从中积累一些句法、章法和修辞知识。因此前一种的编写意图主要是供识字和进一步研读圣贤经义打基础，而对围绕一定主题形成连贯篇章的训练，比如积字成句、句与句之间的连贯组合等，则不够重视，这种做法直接导致教材内容与民众的生活环境和口语实际相脱离，不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和实现教育普及的目的。
晚清在维新思想影响下，语文教材编写出现了一股追求实用化、通俗化的主旋律。与传统蒙学教材的编写不同，它重视“积字成句之法”，把识字教学与句篇教学融合在一起，在句篇中识字。这种新式教科书以分散识字为主，文字多重复，重视与口语联络，追求把日常口语文字化，以突出简单的造句和篇章教学。
民国初年公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文》对教材文章的规定除保持清末以来的实用要求外，特意增加了“富有趣味”的要求。在此精神影响下，教育界人士纷纷作出响应，呼吁实用性和趣味性教材。1917年，贾丰臻在《今后小学教科之商榷》中指出：“今之小学教员，辄以书店之国文教科书为教授资料，其对于程度较高者或另选古今韶文以渲染之，而一方面遽责儿童之作文不易改进，呜呼!使其作文果易改进，亦无当于职业，……今学校学生，国文能作策论，能撰诗词，而独于家常信札便条，婚丧喜庆往来颂辞吊辞等，反未能措之裕如，此实吾人所大惑不解者也。”[1]黄炎培在其1915年的《考察本国教育笔记》中也提到，“夫小学注注重实用，国文宜多为记述体，余所绝对主张，……国文与算术，为两大基本学科，算术系用规律的方法，以精密其思想，国文系用活泼的方法，以广博其思想”[2]。可见，民初的小学语文教材总体上追求实用性和趣味性。
2、学习观
前清的教学实际是教授、养护、训练三者并重，并把课堂上的一切现象都看作是教员一人言行的结果，教员习惯采用那种以五步教授法为主的注入式教学。
民国元年以后，一般教育界人士不满这种注入式教学中儿童的被动接受状态，认为它既不能适应培养新国民的需要，也不能顺应世界潮流，于是兴起了新教授方法的研究热潮，诸如勤劳主义、辅导主义、筋肉运动主义、循环发表主义等方法，一一皆由理论而进于实验，由实验而见诸成效。这些方法，简言之不外是教授时以儿童自己的活动为中心，教师立于旁观地位尽辅导之责而已。这些方法相对于从前重视知识授予、供给儿童明了观念的赫尔巴特之兴味主义有很大区别，被统称为自动主义教育法。
自动主义教育法适应了民国教育，成为评价课堂教学优劣的一项重要指标。1915年顾树森在考察各地教授法时，认为教授法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学生的自动方面关注不够。他说，“此次参观各学校之教授，教授之能用启发式者甚多，然用讲解式注入者，亦复不少，于儿童自己活动方面，似少注意。即用启发式教授者，亦不过教师发问，儿童答之而已。至于学生能自己研究，有疑难而问者，未之见也。况问答之时，教师仅能及于优等生，而于劣等生往往不能顾及”。[3]蒋维乔在记述长沙私立楚怡小学校时，也赞赏该校的国文教学多注重自动与实用。这些言论大体反映了民初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状况的转变。1913—1914年教育部视察各学区学务报告中，在小学国文教学方面也特别列有学生自动力的汇报项目，反映出民初对自动主义的推崇。
五四以后，自动主义成了教育界的时髦用词，自动主义教育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有人专门论证了自动主义教育的文化基础：（1）文化的根柢在于自我，自动教育就是要开发自我的自觉；（2）文化是活动的、连续的、创造的，自动教育就是以养成创造能力为主。（3）文化的根本方向是在人格的自由，自动教育就是要发展自由个性。[4]有人则把自动教育与民国教育宗旨结合起来，认为自动教育在使儿童自己感兴味，自己研究，自己发展，自己完成其人格，其目的在造成顺应世界潮流之健全国民。而“欲造健全之国民，必自培养其独立研究独立活动之资格。故儿童教育，不在注入知识，而在养成其自求知识之能力，不在为儿童准备将来活动之技能，而在养成其独立研究，自由活动之德性”[5]为适应自动主义教学，语文教科书的选材多选取生活日用的实物、场景、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以及勤学做人的道理等。
3、儿童观
清末在追求教材实用性的背景下，力求把儿童眼力和智力所及的实物和生活常识等编入教科书中，课文多选取具体生活场景和简单的生活情节，减少抽象的议论说教和情节复杂的故事等，这些努力主观上虽然没有跳出为成人生活准备的课程观，客观上却也照顾到了儿童的生活体验和心理特征。进入民国，在一片共和声中，儿童作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就明确提出，民国教育要“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6]，这一思想伴随着五四的民主运动得以深入民心，出现了许多从儿童角度考虑的读物，大大地凸现了读物的趣味性。被茅盾称为“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第一人”的孙毓修，1909年就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国文教学部主编《童话》丛书，译介引进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国外作品，开阔了儿童的眼界，许多童话作品如《无猫国》、《玻璃鞋》《大拇指》等，都曾对当时的小孩产生过重要影响，冰心就说她十多岁时非常喜欢这些作品。还有专门为儿童创办的杂志，如《儿童世界》《少年杂志》《小朋友》等。《儿童世界》采集各地歌谣，介绍科学、冒险故事，翻译外国寓言、小说，推出大量适应儿童本能兴趣和爱好的作品，主编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宣言》中指出，“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的教育；只要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他头脑里,就以为满足了。现在我们虽然知道以前的不对，虽也想尽力去启发儿童的兴趣，然而小学校里的教育，仍旧不能十分吸引儿童的兴趣，仍旧是被动的”[7]。他希望通过诗歌、童谣、寓言、独幕剧等去启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影响儿童的精神世界。
这一时期，许多作家也开始站在儿童的角度去思考文学创作，周作人在蔡元培创办的孔德学校发表演讲，指出“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看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为此他认为应该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迎合儿童心理来供给他们文艺作品，提供儿童的文学。郭沫若则从儿童文学的用语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儿童文学不是些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不是些干板浅薄的通俗文字”“不是些鬼画桃符的妖怪文字”，而应该是由“儿童的感官以直诉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的文字[8]。与这些思考相对应的是，许多学者和作家都积极致力于外国童话故事的翻译和引进，致力于国内民间歌谣、故事的搜集和整理，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语文教材的编写。比如叶圣陶创作的《稻草人》和黎锦晖的《老虎叫门》都是至今还广为流传的作品。
可见，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现，既是清末以来教材实用化、大众化追求的延续，也是儿童本位的课程观得以确立和强化的反映，它是汉语文教材摆脱私塾蒙学读物影响，逐渐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二、国语教科书呼唤儿童文学教材
新文学运动之后，尤其是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后，白话文成了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白话文教材浅显易懂，与儿童的口语和生活实际接近。但是，在如何引起和保持儿童的学习动机和兴趣方面，刚开始的白话文教材还不够重视。
新学制时期，一方面受杜威“儿童本位”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美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国内日益高涨的自动主义学习观的影响，白话文教材的编写才开始重视激发儿童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一是在形式上强调文字的反复出现，让儿童在多次接触刺激中不知不觉地、轻松地认识和掌握文字；二是在内容上强调趣味性，让儿童能够自动地去学习。
在国文教科书时期，小学识字很少考虑文字的反复问题，往往一个汉字出现一次就要求学生有意识去掌握。到了国语教科书时期，儿童本位思想流行，一切要有利于儿童的轻松学习。因此，文字在教材中出现一次，对学生的刺激量不够大，要求反复有规律地多次出现。为此，俞子夷还专门对新学制时期商务教材《新法国语教科书》的文字反复作了审查研究，研究结果为：
册数                                               
总字数（个）
新字数（个）
新字百分比
  平均每字反复 （次）

第1册
665
201
30．2
3．3

第1-2册
1910
422
22．1
4．5

第1-3册
4539
697
15．4
6．5

第1-4册
7994
939
11．8
8．5

第1-5册
12053
1144
9．5
10．5

第1-6册
17500
1384
7．9
12．6

第1-7册
23513
1597
6．8
14．7

第1-8册
23718
1854
5．7
17．6

把上表的次数结合教学进度来考虑，以每学期讲完一册，每学期二十周，每星期上课六天算，除原样反复外，新字在新地方的平均反复度分别为：
第1学期每隔  36．4天出现一次
第2学期终每隔53．3天出现一次
第3学期终每隔55．2天出现一次
第4学期终每隔56．4天出现一次
第5学期终每隔57．1天出现一次
第6学期终每隔57．1天出现一次
第7学期终每隔57．1天出现一次
第8学期终每隔54．5天出现一次
而美国同程度的语文教科书，新字平均反复次数达到53．8次，如果按照当时中国的上课时数计算，每隔2．2天就在新地方出现一次。而中国最快的都要36天多才出现一次[9]。
这一极大的对比，对国语教科书编写者是一个极大的警醒。于是文字反复的次数渐渐受到关注。然而，文字的反复出现，容易导致内容呆板。为此，儿童文学中的反复故事和复沓歌谣便成了两全其美的办法。
反复故事是指在编写故事时尽量考虑字词和句子的重复出现，同时又能突出故事的趣味性，如《小山羊》：
“小山羊找不到妈妈。咩咩咩咩叫。他碰着一只野兔。野兔问小山羊到哪里去。
小山羊说：要找母亲。
野兔说：我看见的。我领你去。
小山羊说：谢谢。
他碰到一只黄狗。野兔怕黄狗，逃了。黄狗问小山羊到哪里去。
小山羊说：要找母亲。
黄狗说：我看见的。我领你去。
小山羊说：谢谢你。
他们碰着一只狐狸。黄狗怕狐狸，逃了。狐狸问小山羊到哪里去。
小山羊说：要找母亲。狐狸说：我看见的。我领你去。
小山羊说：谢谢你。
狐狸走在前面。小山羊跟在后面。狐狸走得快。小山羊走得慢。
小山羊跌了，跌在泥潭里。小山羊跌在泥潭里。咩咩咩咩叫。叫了一夜。天亮了。小山羊的母亲，听见小山羊叫，来救他出来。”
复沓歌谣是指借鉴传统诗歌重章叠句的形式，同时又强调字句韵律的节奏感，如：
《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
《拉自锯》：拉大锯，扯大锯，用木头，盖房子。
《好月亮》：好月亮，好月亮，我心里爱你，请你从天上下来，下来；小弟弟，小妹妹，我听见你喊，我心里爱你，我不能下来，我还要照别处的小孩哩。
反复故事和复沓歌谣都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惯用手法。此外，拟人化也是描述儿童感受、展示儿童心灵世界的有效手法。采用这一手法的儿童文学，在民国时期被俗称为“鸟言兽语”。如：
猫先生说：老鼠呀！好宝宝买的糖食，你们不要去吃掉。好宝宝造的纸房子，你们不要去咬。好宝宝脱下来的裤子，你们也不要去咬。谁不听我的话，我就要捉住谁。
小鸭是母鸡孵的，他叫母鸡妈妈。母鸡说，我不是你的妈妈。小鸭没有妈妈，就大哭，把喉咙哭坏，他叫不出妈妈，只会叫呷呷。母鸭听得小鸭哭，就走过来，对小鸭说，我是你的妈妈，我忙着游水，请母鸡孵你，小鸭说，哦！原来母鸡是我的干妈。
尽管趣味性是儿童文学教材的重要特征，国语教科书呼唤这样的儿童文学教材，但是，如果忽视了教材的知识性和思想性，则违背了教育的本义。从上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有些儿童文学教材在适应儿童本位方面还是比较粗率的，教材内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教育意义，为趣味而趣味的痕迹明显。但是在当时，这种趣味性教材还是被认为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推广的，用吴研因的话来说，那就是体现“对学塾遗留下来的束缚儿童身心的封建读物的反抗”[10]。
三、儿童文学教材的探索与完善
清末以来的语文教材经历了从实用到趣味的价值追求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语文教材的思想性和知识性被高扬的个性自由发展光环所日渐遮蔽的过程。
1、儿童文学化教材的追求
清末新式学堂兴办之前的蒙学教材主要是记载圣贤经傅的古雅文言，重视宣扬经典古训的思想道德教育，与儿童生活情形相离较远；兴办新式学堂之后，小学语文教材就采用比较浅近的古语文或接近口语的通俗文去装载各种知识，力求向儿童传递和宣扬各种科学知识。这种改革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一切科学知识还是用成人的眼光去编制，枯燥乏味的实用说明文充斥语文教科书，既与儿童的现实生活境况不能融合，也让小学教员们感到不满。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小学任教的叶圣陶就深有感触地说，“先请求为父母的，儿童的一切本能都让他们自由发展。……我又请求为老师的，不要将学校成为枯庙，将课本像和尚念梵文那样给儿童死读。”[11]语文科一方面要儿童获得认识和运用文字符号的能力，一方面又要儿童了解教材内容获得各种知识。如果两者平均用力，难免两败俱伤，倒不如编些轻松的故事给儿童读，使儿童只觉故事有趣，不知不觉中把文字符号熟习了。
因为这样的主张，语文教材编写也开始有了“儿童文学化”的倾向。所谓儿童文学化，就是用科学的知识做材料，拿儿童的兴趣做编制标准，从实质方面看，是各科知识的读本，但是从形式方面看，却是文学。比如教学蜗牛的知识，假如对儿童讲“蜗牛有两个触角，背上驮了一个硬壳”。这样教儿童，儿童的兴趣提不起来，用“文学化”的手法，就可写成猫和蜗牛会话：
猫问蜗牛：住在那里？
蜗牛说：住在我自己的屋子里。
猫问：你的屋在那里？
蜗牛说：屋在我背上，我的屋子，不是用砖瓦木材做的，是我身上分秘一种液质，凝结成功的。我还有角在头上，这两个角可以看东西，也可以摸东西，在我觉得很便利的……
这样的叙述，很有趣味，这是教材“儿童文学化”的一个实例[12]。
在这种儿童文学化的潮流下，采用类似对话或独白形式介绍知识的课文大量出现，如水的说话、煤的自述、猪说的话、盐说的话、糖说的话、泉水和老树、毛虫和白菜、我的名字叫电等。
不仅如此，各书坊在民国新学制探索时期编印的小学国语教科书，都以儿童文学相标榜，编入了童话、寓言、笑话、自然故事，生活故事、传说、历史故事、儿歌、民歌等等。如商务印书馆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中华书局的《新教育国语教科书》及世界书局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等，课文的极大部分是采用物话的形式来编写的。以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为例，初小用的课文几乎完全采用儿歌、童话、民谣、寓言之类作材料，课文的主角多是猫狗牛羊之类的家禽或野兽，叙述方式也多为“猫说狗跳”类，其第一册第一课改变了以前的“人手足尺”为“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教育部不但给审定了，并有嘉奖的批语。为此，有人称这是语文教材“从人到狗”的时期，也有人认为这是“猫狗教育”时期。不可否认，这些教材注意到了趣味性和口语化。
同时，教材编写者还积极探索教材的趣味性、思想性和知识性的完美结合。比如吴研因创作的《花的嫁娶》，把早期性知识教育寄寓在歌谣中：
南一家，北一家，两家男女都叫花。花姑娘多美丽，花哥儿也不差。两个长的一般大，一个娶妻一个嫁。蜂大爷和蝶大姐，来做媒人传说话。甜蜜酒，请朋友，蜂爷蝶姐喝一口，带着花粉两家走。传花粉，入花房，花哥花姑结成双。不多几时生儿女，东一行又西一行。[13]
诸如此类的教材，一方面传授一定的知识，寄寓思想教育，另一方面也能满足儿童的阅读兴趣，使儿童的学习变得更为轻松愉悦。
2、儿童文学教材的类别与组织
儿童文学教材的早期探索主要在民间，到1929年民国暂行课程标准推出时，才逐渐上升为官方语文课程标准的重要思想，“儿童文学”成了每次课程标准必不可少的概念。如1942年国语课程标准标规定，读书教材“应编成记叙文或韵文等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可以说，自暂行课程标准到以后的四次课程标准的推出，国语教科书的课文几乎都是儿童文学作品或儿童文学化内容。
随着儿童文学教材的增加，教材编写者面临着深化认识儿童文学教材和有序组织儿童文学教材的重要任务。
认识上，儿童文学教材逐渐明确为五大类：1、诗歌，包括儿歌、童谣、新诗；2、童话，包括神话、史话、物话；3、传记，包括寓言、实话、游记；4、小说，包括传记、笑话、演义；5、剧本，包括话剧、戏曲等。这些文体形式并不是随便编入教科书中，而必须与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阶段特征相吻合，也就是说，这些文体在小学阶段必须实现动态的分配，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适应儿童阅读兴趣的发展而选用文体，二是为在各个阶段合理配置文体而确立文体的分量支配比例。儿童阅读兴趣的发展过程与其认识世界的方式密切相关，民国的研究者认为儿童眼中的世界经历着从灵性世界到童话世界，再到现实世界的过渡。灵性世界中的儿童以为他四周的东西都有生命，有时会和自己的玩具谈话，有时要问花在夜里是不是很寂寞；童话世界的儿童为自己创造了幻想的美好世界，这个世界无所谓正义、善良、公正、 诚实、慈爱等道德观念；而现实世界的儿童则喜欢把自己的生活投射到读物所营造的故事世界中，男孩沉迷于冒险故事或关于航空、森林、机械等读物，而女孩则对学校生活故事、家庭生活故事、以及爱情故事、花鸟故事等较感兴趣。针对这种阅读兴趣的发展过程，民国的一些教材研究者纷纷提出教材的组织意见。倡导儿童文学的周作人认为，三岁到六岁的儿童读物宜用儿歌，不重意义的韵语，六岁到十岁宜用儿歌、新诗、神怪童话、天然故事等，十岁到十五岁，宜用民歌、古诗、传说、写实的故事、寓言、戏曲等[14]。吴研因的《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里也有详细的表，大略是：七八岁，宜用儿歌，谜语歌谣，新诗，童话，物语，民间的传说，自然界的故事；九岁十岁，宜用谜语，歌谣，新诗，近实现的童话物语民间的传说，动物生活的故事；十岁到十四岁，宜用乐府古诗歌叙事民歌，传记，写实故事，寓言，剧本等[15]。周邦道在《中华教育界》第11卷第6号发表《儿童的文学之研究》，里面也提到类似的文体组织意见。
至于文体的分量支配方面，自1932年正式课程标准开始，教材的分量支配就有了一定的规定。1932年课标不但对国语课文的文体分量作了规定，还对国语课文的内容分量作了规定。文体方面，普通文，一到六年级都占70%，实用文，低级无、中级10%、高级15%，逐渐增加；诗歌低级30%、中级15%、高级10%，逐渐减少；戏剧，低级无，中高级均为5%。内容方面，分公民、自然、历史、文艺、党义、卫生、地理七项，每项内容在小学各阶段的分配也有规定。
在这些意见的指导下，民国的教材编制者进行了三种积极的尝试。一是尝试教材形式的多样化，比如书信、布告、契约、规章和计划书等应用文教材，文字相对枯燥呆板，内容难有趣味。如果单纯把实用文编为一个单元，势必使学生对这个单元发生厌恶。他们一方面化整为零，把实用文附在某一个单元之后，实现普通文中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和实用文的妥为支配。如三十年代末中华版《新编高小国语读本》高小用第一册，将《校园植树计划》与人物故事《种苹果的老李》和《植物的创造者密邱林》联系在一起呈现，效果很好。另一方面将故事的内容装进实用文的形式里或将实用文的文字纳入记叙文中，如世界书局教材《苍蝇给蚊子的信》：
蚊子弟弟：
    昨天一阵雷雨，把我们分散了，很是想念。
我回想昨天同你坐在窗前，欣赏那脏孩子的搔痒，我佩服你的把戏，实在有趣。
后来，脏孩子的姐姐要捉我，我就躲进厨房吃糕。并且移动我的脚，让脚上的微生虫下来散步。不久，脏孩子吃了那块糕，我也飞开了。
晚上，我听得脏孩子喊肚子疼，接连泻了三回。弟弟！我做的把戏，你觉得怎样？
你的哥哥苍蝇
八月十日
二是尝试教材内容的顺利过渡和衔接。同一主题的教育内容，在小学低年级就以动物为主角，到中高年级则过渡到以人物为主角。比如，同是教育儿童有智慧处事的两篇课文：
《老鸦喝水》：老鸦口渴，想喝瓶子里的水。但是，瓶子深，水又浅，老鸦喝不着。他心里很急，在瓶子旁踱来踱去。忽然他看见一堆小石子，就衔了几块，放在瓶子里。瓶子里有了石子，水就升上去了，老鸦喝得很舒服。
《司马光急智救朋友》：司马光和几个小朋友，在院子里捉迷藏。一个孩子因为怕捉着，立在一只大水缸上，不料两脚一滑，便跌在缸里。孩子们没有法想，都嚷着说：“缸里的水很深，怎样救他出来呢？”司马光却并不慌张，随手搬了一块石头，乒乓一响，把缸的侧面打了一个洞。缸里的水从洞口一齐流出来，那个孩子才没有淹死。
前者写老鸦的智慧，安排在小学第3册教科书中；后者写司马光的智慧，则安排第5册教科书中。
三是尝试无意义的拟声词和有意义的动作字词的大量运用。民国的教材编辑者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小孩喜欢咿咿呀呀唱，因此儿童在言语上最先发达的是叹词、拟声词以及各种无意义的歌谣，比如小孩子看见树上飞鸟时发出“砰”“砰”的呼声，或碰到意外情况而发出“啊”“哇”的叫声等[16]。这些拟声词和叹词虽然将来的应用价值较小，但为适应儿童经验，初小国语读本中出现了大量诸如咪呜，哶哶哶、咪咪咪、吱吱吱、汪汪、喔喔喔、呷呷、嘓嘓嘓、叽叽叽、鼕鼕鼕、镗镗镗等字眼。同时考虑到小孩子好动，初小也侧重动作词语以及节奏明快的歌谣的学习。这种强调适应儿童经验的教材，也贯穿在文字与插图、句篇相配合的演进过程中。鉴于篇幅，此处不再详述。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of  Elementary Schools  from 1912 to 1949 in China
Abstract：The concep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a proposal to being popular is along with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s growing up. To a certain extent, it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which is brought about by the ideological changes in education．The work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re the results of practical use in materials and the pursuit of popularity from th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a reflection of children-based curriculum that can be established and strengthened. During 1912 and 1949,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works had been used a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for the repet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funniness of  subject’s knowledge teaching by repeating some stories and literalizing knowledge of all kinds. And variable forms, coherent content as well as a large number of meaningless onomatopoeia and meaningful verbs had been tried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which inspiration can be drawn to the se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for today.
Key words :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ldren's literature material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of Elementary Schools
参考书目：
1.    宋恩荣．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2.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3.    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4.    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课程计划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5.    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6.    黎锦熙．国语学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7.    王泉根．儿童文学有中小学语文教学．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8.    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上海：民智书局，1929．
9.    李伯棠．小学语文教材简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10.   张隆华．中国语文教育史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11.   张之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2.   刘增人．叶圣陶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13．叶圣陶等．我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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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三辑上册［Ｍ］，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163．
[2]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三辑上册［Ｍ］，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295．
[3] 顾树森．京津小学参观记［Ｊ］．《中华教育界》第4卷6期．
[4] 姜琦．自动主义的根本思想［Ｊ］．《教育杂志》第12卷第1号．
[5] 凌空．自动教育之精髓［Ｊ］．《教育杂志》第12卷第6号．
[6]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Ｍ］，上海：华东师大出版，1990：7．
[7] 张之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9
[8] 张之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6-7．
[9] 俞子夷．小学校初年级读法教科书急应改革的问题［Ｊ］．《新教育》第4卷3期．
[10]吴研因．以自编教材为主的旧小学语文的回顾与批判．手写稿复印本：63页．原稿存吴研因纪念馆．
[11]刘增人．叶圣陶传［Ｍ］．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45．
[12]吴研因．国语文教学法概要［Ｍ］．《新教育》第5卷第4期．
[13]吴研因，王志成．儿童读物的研究［Ｊ］．《儿童教育》第3卷8期．
[14]周作人．儿童的文学［Ｊ］．《新青年》第8卷4号．
[15]吴研因．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Ｍ］．上海：中华书局，1921．
[16]朱文叔．关于小学国语读本的几个重要问题［Ｊ］．《中华教育界》第19卷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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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37

清末民初教科书：以“养成国民人格”为己任

2011年10月11日　来源： 北京晨报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教科书，涵盖语文、修身、历史、地理等科目。 　　教科书在清末民初拥有特别的意义，不仅传播知识，更是民主共和思想启蒙的利器。 　　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新式学堂的涌现、民间书坊的流行、个人编撰出版新教材的风尚，民主政治思想大规模地渗入新式教科书。辛亥革命后，数次复辟都只能昙花一现，以“养成国民人格”为己任的新教科书可谓功不可没。 　　教科书为时代亮起明灯 　　1911年6月，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廷举办了一次旨在改革教育的“中央教育会议”，新旧两派在会上吵了40天之久，其中最尖锐的问题有两点，一是男女是否可以同校，二是小学是否废止设置读经讲经课。此时，距离废除科举制已有六年。 　　最终，教育改革大会在吵闹中闭幕，新旧势力达成了12项决议，其中一项就是废止小学生读经讲经课。可这12条决议尚未付诸实施，辛亥革命的洪流就已淹没了清廷。 　　当时主持这场会议的“中央教育会副会长”张元济可谓清末民初编撰新教材的先驱。自戊戌变法失败、仕途失意后，张元济将心血投入文化出版事业。早在1904年，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全新的小学国文教科书，由蒋维乔编写、张元济和高梦旦修订，这套教科书影响深远，据数字显示，在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中，该教材占据全国国文教科书发行量的六成，并影响了其后各种新教材的编撰。 　　同一时期，张元济掌门的商务印书馆还先后出版了现代教育的各学科教科书，涵盖语文、修身、历史、地理，书中全无“忠君”内容，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国民意识和民主平等观念，为辛亥革命前“震旦暗晦”的时代亮起了许多盏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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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37
“废旧”之后，急需“立新”　　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中，私塾学童们学习的教科书无非启蒙自《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然后熟读四书五经。辛亥革命摧枯拉朽，清朝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废旧”之后，急需“立新”。
　　1912年1月，中华书局成立，宣告“非有适宜教科书，则革命最后胜利仍不可得”，随后迅速推出了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教科书》。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新教科书在中华书局”教科书革命“的号召下面世，特意聘请了当时接任蔡元培的第二任教育总长范源廉为编辑部长，明确出版宗旨：“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取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意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这套顺应了辛亥革命共和潮流的新教材生逢其时，加之内容新颖，使得中华书局很快站住了脚跟。1912年12月，中华书局又推出《新制中华教科书》系列。
　　1912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民国第一套商务版教科书，名为《共和国教科书》，倡明“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这套以“共和”命名的教科书甫一出版便热销，风行海内外。
　　白话文登陆教科书
　　清末时期，上海棋盘街有家彪蒙书室，主人是个钱塘人，名叫施崇恩，他主持编印了大量的白话小学教科书。时人记载，彪蒙书室历年出版的各种小学教科书不少于75种，教材附有白话解说，或有插图、或加比喻、或经文和白话文对照。书室出版的《绘图中国白话史》在清末学堂流传极广，也是较早的中国白话历史教科书。可惜用白话文译经书触怒了清廷，被下了禁令，彪蒙书室就此夭折。
　　从清末个人自行编制白话教材，到1920年全国范围推行白话文教学，教科书的变革在新旧力量的剧烈冲突中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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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37
1917年，吴研因为中华书局编制的《新式国文教科书》1至8册，其中已有白话文附课。第一套系统的小学白话语文教科书《新体国语教科书》则是在191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商务印书馆的《新法国语教科书》和中华书局的《新教育国语读本》相继出版。此后，白话文教材一发不可收拾，众书局竞相编制的小学白话语文教科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希冀借由白话文的平民性和大众性，更广泛和便利地普及国民文化，而白话文课本在短时间内大量涌现，也反映了白话文学的成熟。白话文进入教材使得新文学白话语言拥有了“合法地位”。　　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国民学校令》，这是中国废弃文言、采用国语的第一个法令。同年4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通告：国民学校文言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渐改用语体文。
　　1932年出版的叶圣陶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使用了明白晓畅的现代白话文，一直到70多年之后的2011年，仍然一度成为热销读本而断货，“民国教材被热捧”一时成为报章新闻。
　　【专家点评】
　　教科书带来的新观念
　　近代史专家、学者傅国涌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起着关键的作用，教育转型就是其中之一，两千多年的旧式教育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式学堂遍地开花，新编教科书风行海内外。像1912年4月出版的风行一时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包括此前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的“新修身教科书”在内，共印刷了上千万乃至数千万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昙花一现，与这些教科书所普及的民主共和观念不无关系。记者 王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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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39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21/node29060/node29184/node63892/userobject1ai14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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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43
蔡元培对语文教育革新的历史贡献





蔡元培（1868—1940）作为我国近、现代文化教育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曾经对我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过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原是清末的一位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补编修，因目击戊戌变法中维新派人士“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所以立志兴办学校以培养革新人才，于1898年辞官南下，任家乡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1年辱国丧权的辛丑条约签订，更激起他高涨的爱国热情，是年与章太炎等创立“中国教育会”，提倡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任南洋公学特班教授，鼓吹民权；继任爱国女学校长，倡言革命，提高女权，在社会上扩大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影响。在1902年和1907年，蔡氏先后赴日本和德国游历、学习，广泛接触并研究西方的哲学、美学和心理学，初步形成了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辛亥后，从德国归来，由中山先生任命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决心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根本的改革。他把清代学部所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等新的五项教育宗旨；并亲自主持制定、颁布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教育新制度，即所谓“壬子癸丑学制”，废“通儒院”立“大学院”；废“尊孔”立“自由思想”；废“经科”立“文科”，为建立新的“国民教育”体制开辟了道路。
蔡氏从事初等、中等学校国文教学工作的时间不长，只在南洋公学、爱国女学和当时的译学馆担任过国文科的教员，还亲自编撰过初等小学的国文教科书。以后就一直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等高等教育部门担任教育行政领导工作。因此对语文教学的改革并没有发表过多少系统的言论和专门的论著。但是，他既是民国元年以后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一位举足轻重的领导者，就不可能在推进语文教学改革过程中不发挥他应有的历史作用（事实上，这种作用不但巨大而且意义深远）。因为，他在教育界锐意革新的年代，正是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从旧式的封建主义桎梏中摆脱出来，向着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新道路迅猛推进的年代。在这除旧布新的过程中，时代要求蔡氏回答历史所提出的许多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其中包括对全民族文化素质提高影响至巨的语文教学问题。
首先，蔡氏对我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作了深刻的批判，为建立新的语文教学体系开辟了道路。
蔡氏早年的经历，使他对中国旧教育的积弊有深切的了解和感受。他6岁进家塾，最初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继而读“四书”“五经”。在读《左传》《礼记》的时候，便开始学作八股文。在19岁和28岁时，曾先后担任过塾师。学和教的实践，使他充分了解了旧式私塾学馆里那一套教授的内容和方法。而他自己学业上的长进，主要还是得力于16岁中秀才以后，在他叔父茗珊先生指点下的“自由读书”。后来又因在绍兴著名藏书家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凡关于考据或词章的书，随意检读。”就在自己的这种特殊的经历中，他从正反两个方面痛感到传统学塾中“读书为应考”、受种种不合理约束的流弊；痛感到旧式学塾死读、硬背养成学生读书不动脑的教法的坏处；至于让少年儿童硬读那些连成年人都“解释不明白”的经书，更必然要“窒碍他们的脑力”。因此，他在弃官南下，任教于新式学堂的时候，就力排旧顽的非议，提倡“自由读书”。这种“自由读书”的新教法，竟然培养出了邵力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一批学界的精英。
1918年，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国文教员夏宇众在《教育丛刊》第一集发表《中学国文科教授之商榷》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中学国文教材教法和学程安排等方面的见解。蔡氏为之作序。在这篇著名的序文中，蔡氏根据他在国外考察所得，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切中要害地指出我国旧式国文教学的种种弊端：
第一，所读的是“不通行于今人喉舌”的“死语”。
第二，没有适当的读本，也没有符合语言运用实际的文法，只凭若干篇“模范文”，一味地读，不管学生是不是真能领悟。
第三，在所谓的“模范文”中，又大都偏于文学的，且多诗词歌赋之类，很少选用合于论理的实用文章。
第四，不讲究教授法，学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教师只讲其然而不讲其所以然；学生只知泛泛然模仿，教师只知泛泛然评改。
总之，用死的方法去学习死的语言，而学习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应试科场，以求一官半职，因而读的是圣经贤传，写的是代圣人立言，学习者自己的头脑则完全被禁锢，最终不免成为一块顽石或一段朽木。蔡氏的这种批判，发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夜，无疑是对新时代语文教学的革新方向指明了道路。
其次，针对旧式国文教学的种种弊端，蔡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关于革新语文教学的一系列重要主张。
第一，他主张根据新的教育方针来革新语文教学，使语文教学成为贯彻新教育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
蔡氏在就任新政府教育总长的时候，就着手草拟新的学校法令。作为这种法令的根本指导思想当然是新的教育方针，即他所倡导的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主张这五项宗旨“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蔡氏认为，方针既已确定，就得贯彻到各科教学的具体实践中去；只是在贯彻的时候，必须根据各科教学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各有侧重，不能强求一律。他主张，在国文国语教学方面，就形式的研究来说，要注意语法文法的教学，这属于智育，是实利主义所要求的；而关于修辞技巧的分析领受，又属于美育，关涉到美感教育。就内容而言，要让各项教育方针在全部课文中按照一定比例分别体现出来。蔡氏的设想是：军国民主义的内容应占10%，实利主义方面的内容即有关各科知识的内容应占40%；其余，德育占20%，美育占25%，而世界观即哲学思想方面的内容占5%。（参见《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这样，蔡氏就在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把本学科的教学内容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方针紧密联系了起来，使语文学科成为贯彻教育方针、实现教育宗旨的一门重要的、独立的基础课程。
第二，针对科举时代“读书为应试”“学文为中举”的流弊，提出了读书为应用，学文是为了使人人都能掌握表情达意的工具的主张。
蔡氏认为，语文教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是为了“要全国的人都能写能读”以适应生活、工作、学习的需要，所以应该读“应用文”，掌握适合于应用的语言工具。蔡氏把文章分成两大类，一是应用文，一是美术文。应用文，是指记载或说明的文章。所谓记载，“是要把所见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经历给别人看”；所谓说明，“是要把所见的真伪善恶美丑的道理与别人讨论”。蔡氏在这里提出的应用文的概念，实际上包含着后来所分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这三类主要文体。梁启超后来就在蔡氏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把应用文又分成记述文和论辩文两类，然后再往细处划分，形成了现代文章分类学上第一次的理论上的飞跃。美术文，是指诗歌、小说、剧本这三种文学体裁。蔡氏认为，在中学语文科中，读的应该主要是应用文和少量的美术文，至于练习作文则应该全是记载和说明的文字。（参见《国文之将来》）
第三，针对旧式国文教学学的都是与普通现代语很不相同的古代语言的流弊，提出中小学语文教学应该主要学习白话文、学习国语。
蔡氏早在1912年就已经提出了国文、国语这两个概念，倡导语、文并重。在五四时期更明确提出学校语文科要以教授白话文为要务。其理由，一是认为用白话表情达意明白而直接，用文言表情达意艰涩而间接，于人们的日常交际有便捷和费时之别。二是认为文言不利于教育的普及。过去读书的只是少数人，大都是所谓书香门第的子弟；现在是要人人受教育。读文言要通达，费时多，费力巨，一般平民子弟哪有这么多时间；一般中小学校课程繁多，又哪里有这么多时间来专攻文言?所以一定要改学白话，使内容和传达内容的形式都明白、直接，易于为学习者所掌握。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蔡氏力主白话，从教育思想上说，是同他的平民教育观直接联系着的。
第四，针对旧式国文教学一味让学生死读硬背的流弊，提出要“深知儿童心身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实行新的教授法。
蔡氏认为，教师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如果是这样，那对于养成学生健全的人格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窒息了学生的脑力的发展。为此，蔡氏根据当时欧美各国流行的“自动主义”理论，提出“处处要使学生自动”的观点。具体说来，一是要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学生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切合学生的生活、年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和需要，要有吸引力；采用的教法也要符合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二是要引导学生自己去研究，加强自学。主张“教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意思，压到学生身上”，应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三是要启发学生能够掌握“公例”，举一反三。“书本不过是给我一个例子，我要从具体的东西内抽出公例来，好应用到别处去”。四是要活用各种教法，以适应学生各种不同的个性特点和智力水平，即所谓“教授术学，两不可呆板”，“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参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
蔡氏在语文教学法方面的这些见解，对后世的语文教学革新影响颇为深远，我们从梁启超、黎锦熙、叶圣陶等人的理论观点中分明可以看到他们对蔡氏那些合理主张的吸取和发展。而他的这些主张，固然来自他对旧式教育的深刻认识和亲身体验，同时，也来自当时日本、欧美一些先进教育学说。蔡氏对裴斯泰洛齐、弗罗培尔、卢梭、托尔斯泰以及杜威、蒙台梭利等著名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颇深的研究，因此受之启示，发为宏论，能新人耳目，在教授法理论上能创立一时之新说。
第五，针对旧式教育“呆读经文”、窒碍脑力的流弊，提出了把美育注入国文教学中去的主张。
蔡氏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可见，美育与德育是相通的，只是所用的手段、所借的路径是自然界美的景物、社会上美的人事，以此引起人们的美感，进而性情得到感染和陶冶。因此，美育应该也有可能在学校各科教学中得到体现，尤其是国文科，它本身就属于美育范畴，同音乐、美术并列，是美育的最基本的课程。蔡氏指出，在国文科中接触到的一些嘉言懿行固然是美育的好材料，即使是那些旧式五七言律诗与骈文，音调铿锵，合乎调适的原则；对仗工整，合乎均齐的原则，在美学上看也有欣赏的价值，因为“这种句读、音调，是与人类审美的性情相投的”。（参见《在国语传习所的演说》）从中可以窥见，蔡氏要求在国文教学中把教材内容里足以引起美感、激发高尚情操的部分，教材形式上足以引起美感、激发愉悦情趣的部分，统统视为美育的因素，必须充分加以利用，使国文教学在实现其新的教育宗旨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蔡氏教育思想中有唯心主义的糟粕，如他把美育和世界观视为超越政治的教育就是一例。但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语文和语文教学革新运动中所持的基本观点却处处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光辉。同时，他在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其间，以其先任教育总长、继任北大校长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或议案制令以贯彻其主张，或演讲著文以宣传其观点，在当时以及后世语文教学革新运动中所产生的影响，又是一般学者所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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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44

国语文教科书中的文言白话之争

出处：学术论坛 2005年第10期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行政学院 吴晓峰

[摘　要] 20世纪20年代国语文教科书的出现,不只具有教育革新的意义,更是现代语文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白话文的地位基本确立以后,如何对待文言文,集中体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语文建设目标。《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初级国语读本》作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初级中学国语文教科书,其白话文和文言文编排的差异,反映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在国语价值和国语建设目标认识上的差异。     [关键词] 国语文教科书;文言;白话;国语运动;文学革命 　　1920年,教育部正式颁发“全国各国民学校现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通令、修改学校法规的教育部第七号令、第八号令和关于教科图书重新审查的通告等系列文件,从此语文教科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语文教科书诞生了。胡适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1](P302)但是,国语文教科书绝不只具有教育革新的意义,它对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所倡导的现代语文改革的深入发展也同样有着深远影响。     民国十一年新学制下的国语教科书“经过了比较细心的编纂,谨慎的审查”[2](P224),代表了早期国语文教科书的最高成就。因此,本文选取其中具代表性的两种初级中学国语文教科书——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初级国语读本》——加以比较分析,探讨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对早期国语教科书的影响,及其背后反映的语文改革观念的分歧。 一、教材编排方式的差异     蔡元培说:“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和文言的竞争。”[3](P97)这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初级中学国语文教科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自1920年通令颁布以后,初级小学应采用语体文已成共识,但高小以上特别是中等学校国文教科书仍然是文言文和语体文争夺的战场。因为除“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自由发表思想”,“兼以启发智德”之外,中学国文还应使学生“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所谓“高深文字”当时主要理解为文言文,而如何把握“略”的程度,正是中学国文教科书论争焦点。初级中学作为文言文语体文兼采的过渡阶段,更是焦点之焦点。特别是1923年6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拟定《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对国语教学做出相关说明:“初中读本,第一年语体约占四分之三,第二年四分之二,第三年四分之一”,明确规定了语体文和文言文在不同阶段上各自所占比例,成为此后教科书编辑的重要参量。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初级国语读本》都是遵循新纲要编辑的教科书,但二者在白话文言选文的具体编排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1.《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在“编辑大意”中明确指出“本书依照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学程起草委员会所定初级中学‘国语课程200纲要’编辑”。在文言文和语体文的编辑方面还有三条补充说明:     一、本书第一二册文言文占十分之三;第三四册文言文占十分之五;第五六册文言文占十分之七。这样的配置,要使小学及高级中学相衔接。     二、本书第一二册酌采语文对译方法以便语文过渡。     三、本书中有字义及典故较为艰生的……一律加以注释,附在篇末,务使学生在课外可以考查。     那么实际编排情况怎样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新学制国语教科书》语体文和文言文分配的统计(表1)。     表1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语体文和文言文的分配统计表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总篇数        50        44        41        40        40        46     语体文 创作   32        27        16         8         5        13            翻译    5         5         6         7         4         4     文言文        13        12        19        25        31        29 　　统计中,《老残游记》《新丰折臂翁》《卖炭翁》《木兰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作品的归类是个难点。如果以胡适所主张的广义白话文标准来看,这些篇目应该归入语体文,然而根据《新学制国语教科书》说明的文言语体比例来看,它们又应该归入文言文。在某种意义上说,编辑者正是利用这些作品的模糊性,扩大语体文的选材比例,并间接地为语体文在文学史上的合法性寻找依据。     其次,在处理文言文选材的方法上,国语文教科书也不同于传统的国文教科书。初中国语文教学作为承前启后的阶段,衔接小学和高中语文的教学。所谓“前”的理想状态是,小学经过充分的国语教育,国语文已经通畅。进入初级中学,刚刚开始接触文言文。编辑者采用多种方法来实现二者的沟通和过渡,特别是在第一二册课本的编排时很费了些心思。一种方法是先译文后原文。比如,在课文《孟子·许行章》《孟子·原泉章》《战国策·冯谖》《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陶潜的《桃花源记》、归有光的《祭外姑父》《先妣事略》《水经注巫峡》前,先编排其译文(译文也作为正式篇目列出),学习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前先学习《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演义)》。一种方法是以主题为单位,将相关文章编辑在一起,从而达到解题的目的。比如以“王冕”为主题词,编选了吴敬梓的《王冕的少年时代》、宋濂的《王冕传》,并配合选取了《林肯的少年时代》《勇敢的讷尔逊》等人物传记。再一种方法是加注,对文言文中的生僻的字义和典故进行注释。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在语体文、文言文比例上的配置和处理文言文材料的方法显示了编辑者以白话文为重心,用白话文讲解文言文的编辑思想。     2.《初级国语读本》。《初级国语读本》“文言白话兼采”的观念则是通过与《初级古文读本》配套使用来体现的。这是当时语文教学的另一种思路,国语和古文在初级中学阶段以两门课的形式对照出现。《古文读本》与《国语读本》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两种读本都是由沈星一编辑,黎锦熙、沈颐①校订,中华书局印行的,并且有着统一的编辑思路。比如,它们都强调与高级小学语文教学的衔接。再如,它们都主张教学的目的不止于掌握发表思想的工具和技能,同时还要养成读书的能力。又如,两种读本都注重选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双重标准。这些都体现了二者成系列的特点。     ①《初级古文读本》的校订者有3人:黎锦熙、沈颐和金兆梓。     其次,两种读本的出版时间反映出二者的系列性。具体来说,《古文读本》第一卷于1923年1月出版,第三卷于1924年5月出版,《国语读本》第一卷则于1924年8月出版,呈现出一种计划性。而1924年《国语读本》出版以后,《古文读本》仍不断再版。这表明《国语读本》并不是用来取代《古文读本》的,文言教学始终是语文教学的一个方面。     再次,两种读本的教学容量也能反映二者的配套性。《古文读本》和《国语读本》各三册用书,在总量上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一致,是按照初级中学三年学制设置的。     《古文读本》和《国语读本》作为配合使用的教材,文言文和国语文在教学上未分孰轻孰重。相比《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对国语文的偏重,这套教材在传统文言教学与现代国语教学的选择中显得更折中一些。这种折中不是表现为将语体文和文言文1∶1地调和在同一部教材中,而是分两种教材编辑,不仅增强了教材使用的灵活性,而且保持了《古文读本》和《国语读本》的相对独立性。     《国语读本》除第二册兼采旧说部外,“概是今人的作品”(包括今人的译作)。所谓的“旧说部”指的是《景阳冈》《人参果》《刘老老》三篇,它们是古代白话小说经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的片断。因此,选文的“纯白话性”是毋庸置疑的。     《古文读本》不仅在选文上“古”得纯粹,在编辑体例上也表现得比较传统。为了便于古文的教与学,《古文读本》的每个文本单元包括课文、注释、题解和首次出现的作者生平介绍,继承了中国传统语文教科书的体例。比如中国传统的经学教材和文选教材(相当于中等和中等以上程度)在编辑时也往往采取注笺的方式,注笺的内容则通常包括字音字义的说明和微言大义的阐发,这正是注释和题解的前身。 二、语文改革观念的分歧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初级国语读本》两种教材的主体部分都产生在《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刊布之后,都反映了语体文和文言文兼采的原则,都体现了语文改革趋于理性之后对文言文所采取的更加宽容的态度。但仔细辨析二者文言白话编排形式上的差异,可以看到它背后指导思想的差异。     在这里需提请注意的是,这两种教材分别由当时影响最大的两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发行,分别请了当时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中的知名人物胡适和黎锦熙作为校订者。相对具体的编选者,校订者在当时教材编写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作用相当于主编,决定着教材的编辑思路。比如,黎锦熙在1922年3月作过一篇《中等学校的“国文科”要根本改造》,文中提到1)“凡中等学校四年间国文科的‘讲读’分为两大类:a.模范文选纯粹地选那些用现代国语著作或翻译的文学作品,绝对不阑入文言文,b.文学史依时代编次”;(2)“凡中等学校四年间的‘作文’纯粹地练习语体,绝对废止文言。”这些观念在《国语读本》和《古文读本》中得以贯穿。正因如此,所以同一种教材,编辑者可能中途变更,而校订者却始终如一。     由于教科书的编辑主要体现校订者的思想,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初级国语读本》的校订者又恰好是胡适和黎锦熙,而胡适和黎锦熙又恰好是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领袖人物,那么教科书编排形式的差异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两大运动的分歧。     据胡适1922年7月5日的日记载,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期间,他曾和黎锦熙有过一次辩论,“辩论甚烈,几乎伤了感情”。辩论的起因是黎锦熙在一份议案中提出:“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中等各校讲读应以文言文为主,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国文课程依此类推。”而胡适要求将其修改为:“当小学未能完全实行七年国语教育之时,中等各校国文科讲读作文亦应以国语文为主。”胡适还在第二天的讲演中做了进一步阐释:     前年假定①的是:国语文占四分之一,古文占四分之三。四年合计,中学课程以二十时为准:国语文所占五小时内,白话文应占二小时,语法与作文一小时,演说一小时,辩论一小时;古文所占十五小时内,古文选本应占十二小时,文法与作文应占三小时。现在我拟定两个国文课程标准是:     (1)在小学未受过充分的国语教育的,应该注意下列三项:     (一)宜先求国语文的知识与能力。     (二)继续授国语文至二三学年,第三四学年内,始得兼授古文,但钟点不得过多。     (三)四学年内,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     (2)国语文益通畅的,也分为下列三项:     (一)宜注重国语文学与国语文法学。     (二)古文钟点可稍加多,但不得过全数三分之二。     (三)作文则仍应以国语文为主[4](P59)。     ①指胡适1920年所做《中学国文的教授》中的假定。     与两年前相比,胡适进一步削弱了文言文所占的比重。比较胡、黎的意见,二者在“作文”课程方面不存在分歧,都认为应以训练国语文为主;分歧点在于语体文和文言文在“讲读”课程中的地位。这是因为中学讲读课程的目标不只在普及,还在提高。作为中学国文的要旨,中学生除通解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之外,还要求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那么什么文字是高深文字呢?应涵养怎样的文学兴趣呢?     黎锦熙认为中等学校讲读应以文言文为主,表明他所认识的高深文字是文言文,这也是早期文言白话论争中最常见的见解。而胡适提出国语文通畅之后,学习古文的钟点虽稍可加多,但宜注重国语文学与国语文法学。这表明他心目中的“高深文字”主要指的是更生动的文学的国语和更精密的合于文法的国语,他是从国语建设的未完成性来理解的。这两种认识反映黎锦熙和胡适对于国语价值认识的差异。黎锦熙主要从工具论的角度理解和要求国语,而胡适则从审美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对国语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黎锦熙只注意到国语的工具价值,是因为国语运动的文字改革是基于语言文字工具论的,他把以汉字为载体的国语仅仅看作国语改革的过渡阶段。胡适则注意到国语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表明他把这种国语视为一种事实上的最终目标予以建设和完善,而国语运动所主张的文字改革,在他看来则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黎锦熙和胡适的分歧恰恰代表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在国语建设问题上的分歧。     此外,相比黎锦熙提议的理想性,胡适区分两种国文课程的标准,更具有现实性。因为1922年的时候,国语科教学刚刚推行两年,当年入校的中学生不可能在小学阶段接受充分的国语教育,因此对于当时大多数情况来说胡适提出第一种标准更为适用,即要继续加强国语文的学习。从现实入手,注重可操作性也是文学革命区别于国语运动的重要特点之一。     对于这次“几乎伤了感情的论争”,黎锦熙方面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一般来说,对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中各种论争,他的《国语运动史纲》往往有比较详尽的论述和评价,但这次他亲历的激烈论争,却没有在《史纲》中留下直接记录。不过我们从他所录的1922年10月21日教育部的一封公函可以看出当年论争的结果。这封公函主要传达将国语教学从国民学校扩大到中等以上学校的精神。其中涉及中学国语教学的一条写道:“‘第二条,师范学校、中等学校、甲种实业学校,国文科讲读文言文与语体文并重,作文以语体文为主’,应改为讲读作文,文言文与语体文并重。”[5](P119)这个结果离胡适增加语体文比重的见解可以说是更远了。但1923年6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拟定的《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却与胡适的思路很接近,且在出版界和教育界具有更广泛的影响。     从《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初级国语读本》的编辑不难看出,上世纪20年代国语文教科书的出现,决不只是教育改革的一部分,而是整个语文变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学革命、国语运动倡导了语文变革,而国语文教科书则是语文改革观念的具体实施者和检验者。在现代语文改革中,国语运动、文学革命和国语文教科书的相互影响具体表现为1)由于国语教科书及其使用,贯穿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基本思路,并最大程度地运用了两个运动的成果,对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具有小结意义;(2)由于早期国语文教科书的竞争性,使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各种主张在实践中接受了检验和选择,对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有积极的意义;(3)由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教学是一种具有制度性和规范性的文化传播载体和途径,对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确立新的语言传统和文学传统的目标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4)由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联合发展到这一阶段,联合的阵营已经扩大到教育和出版领域,这使人们更加自觉地意识到确立广泛联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在“国语文学的运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联合运动”,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联合也因此得到进一步深化。     反观当下喧嚣的语文教学改革、语文教材的创新,除了市场因素外,其更深层的语境是多元语文观在发展中的对话。各种教科书在多元文化中如何体现自己的特色,如何在特色中把握语文发展的大方向,又如何发挥对语文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历史将给我们启发。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蔡元培.国文之将来[A].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C].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4]胡适.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A].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5]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6]胡适,等.新学制国语教科书[Z].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7]黎锦熙,等.初级国语读本[Z].上海:中华书局,1924.     [责任编辑:陈梅云]     [作者简介]吴晓峰(1976-),女,湖南长沙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行政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文学和语言学的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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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46
http://wenku.baidu.com/view/f8b0c5c608a1284ac850436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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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48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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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略，见本书“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汽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全文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337至341页)。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全文见《言行录》341至344页)。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既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帙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书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伯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的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销。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选自《蔡元培选集》，1959年5月版，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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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50
http://www.zhbc.com.cn/book_view.asp?bid=9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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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51
看看民国年间的老课本 蔡元培等校订（组图）

2010年08月20日解放日报邓康延





新国文第一册第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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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文第一册第二十九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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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文第二册第二十二课2007年，我去云南腾冲拍摄一部关于远征军的纪录片。在那里的旧市场，偶然发现几册泛黄的民国年间小学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印制的“新国文”以及“新修身”。其中一本的扉页上印着：福建长乐高凤谦、浙江山阴蔡元培、浙江海盐张元济校订。
那是文字和教育的一次浩荡北伐，于清末民初的文言八股之间，让清风骤起于青萍之末。故国疆土被新语时声所覆盖。幼苗万顷，始育栋梁。当年的小学课本，在任何一家出版社都可以编纂出版，而沉淀下来，普及开去的，不外乎几家风云担当者。大师编小书，蔡元培、张元济等半世纪俯身耕耘其间。
在战火连连、军阀混战的年代，老课本保持着民族风骨，透着大众皮肤上的冷暖，不呼口号，不居高临下，不繁文缛节。仁爱、礼义、诚信、情趣、方法、逻辑、家国之源、江山之远、永恒之义，图文并茂，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情节和写人状物中。
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生命产生敏感。洞彻人心者，人心生光明。
本文摘录部分章节，附以解读，以飨读者。
中国版本学和目录学大家顾廷龙先生回忆童年读书，最先想起商务版这一课“天地日月”。
那些如日如月的象形汉字，那些天广地阔的意象，尽在启蒙时分。古人称，盘古一斧劈开混沌，清的上升为天，浊的下沉为地，天地由此分开。读书升腾着清气。一位西方教育家说：“你从父母那里学到爱、学到笑、学到怎样走路，可是一打开课本，你发现你有了翅膀。 ”
望月的人，读课本的人，百年后再读这一课的人，可能都会觉得，“月是故乡明”。
难以解释。最著名的汉学家能英译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味道吗？有些计量，不在眼，在心。
母亲们用长如几千年的线穿过一辈子的针眼，缝缀我们沐雨栉风的布衣华服，让我们知寒知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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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52


新国文第三册第二十一课：逐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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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文第三册第二十四课：勿贪多丰收的黄昏，小雀、童子相继出场。面对争食麦粒的小雀，童子只是拍手噪逐。如田间稻草人，只阻吓，不杀生。
各有活法。在有矛盾的交汇处，留白天地宽。无需龙威震怒，麻雀虽小，五脏也盛有忧喜悲念惧。
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好；理直气和，义正辞缓，有时更好。
母告诫儿，百姓告诫官员，同样的话：“汝勿贪多”。
这一课的插图是加厚加白纸张印满的彩色水果。我问搞印刷的朋友此画何以历经九十多年仍色彩逼人，他摸摸说：天然矿物颜料，加上制版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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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文第四册第十六课：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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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文第三册第四十九课：荷孩子们翻到这一页，满目鲜亮甘艳，看了画，认了字，对上果，心目俱甜。
果好需耕培，果熟不同时，现摘比市场上的味更鲜。自然界的奇妙，种植者的勤劳，百果的百味，就是人生深奥而直白的哲学和主义。
满园的世界观。
三十八字一口气说尽荷之一生，编撰者好功力。词语之精短，韵味之悠长，母语汉字好功力。
礼仪是社会的衣裳，让我们脱离茹毛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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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52


新国文第四册第八课：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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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身第四册第十六课：不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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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文第四册第二十一课：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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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文第四册第二十四课：母羊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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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撰国文教科书第四册第二课：好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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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撰国文教科书第四册第七课：糊窗纸陪客从娃娃抓起，礼仪并不繁琐，比起警惕、戒备、防范、冷漠，成本要小得多。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也被人所营造。
陪客之道，不外真诚自然。礼仪的和风里，不分主客。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俗世温度计上的一个温暖刻度。在川流不息的路上，在更深人静的夜里，站着人世的荣耀。
不以黄金为最贵的年代，就是黄金年代。
仪表代表一种尊重，为自己干净，也清爽他人眼睛。仪表，也是一种工业产品的名称，能记录机器和人的运行状况。
汪生与蔡生是诤友，不怕揭丑和被揭丑。他们从小被灌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身不洁何以洁他人。
悲悯之心更具天地观。恻隐就是一人向隅举座不欢，生命潮汐共振。
当一个人珍爱动物，他再弱小也是大地的爱子；当一个人无视生命，他再权倾四方也是历史的暴君。生命无常而万物有纲常。
童子走向河边的时候，是一个军团走向战场的时候，天地无言，默默庆幸。
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使人对生命敏感。我想起一本当代西方杂志上有一则相似的命题：“物换星移不及一个小孩在谷仓一角沉思麻雀之死那样动人。 ”
百年后我去河边不见童子，不见羊母子。岁月欢跃而去，独留大地苍茫。
爱的教育是春，温润满怀；恨的灌输是冬，一派肃杀。课本撒下最初的种子，种桃种李种春风，植恨植怨植冤家。
德国诗人席勒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 ”
穷困洁净，依然高贵。有一句诗说：贫穷，但能听见风声也是好的。
这等课文要教富孩子不张扬，穷孩子不气短。独善其身的人多，兼济天下的人也会多。上苍眷顾自爱并爱人的人。
除了星星，苍穹一贫如洗。（摘自 《读库》1001期 新星出版社出版）(邓康延)（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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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0 17:54
中国近代首套语文课本仿制日本教科书体例2012年02月21日

来源：凤凰网
核心内容：解说：在南洋公学的师范院里，一套志在普及教育的新式语文教科书，正在编纂，他们仿造译书院翻译的日本教科书体例，将这套书起名为《蒙学课本》，意思是供孩子们学习的启蒙课本，但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这套书却成了近代语文教育甚至国民意识的发蒙之作。
凤凰卫视2月20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112年前上海的南洋公学里诞生一套《蒙学课本》，这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数千年，学生们的语文教育都来自于经史子集和圣贤书。而在此之后，他们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课本。
一百多年前，是什么人编写了这套开风气之先的语文课本，它讲了些什么，又是哪些孩子有幸读到了这历史上第一套语文教科书。百年语文，漫漫长路之上无数的困惑和疑问，我们探寻的脚步就从这里开始。
画中音：物分天生人造说，天下之物，有天生者，日月、山川、禽兽、草木等类是也。有人造者，房屋、衣服、船车、几櫈之类是也。
解说：这是一张拍摄于1898年的照片，照片上的孩子们就是《蒙学课本》的第一批学习者。这些113年前的学生们留着长辫子，穿着小马褂，目光里满是懵懂和羞怯。这或许是他们平生第一次拍照，但这个瞬间却将他们永久地留在了百年语文历史的第一页。
而给他们这个机会的就是不久之前刚刚成立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这是如今中国赫赫有名的高校之一，由于培养了众多领导和名家，这里甚至成了一处旅游景点。然而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一百多年前，这所学校的前身南洋公学的辉煌，丝毫不亚于今天。
毛杏云（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  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百十年的历史啊，是一个很厚重的历史，它肇始于就是南洋公学。所以南洋公学呢，是我们上海交通大学的开端，那么是1896年近代的实业家也是教育家盛宣怀，由他开始筹建的，而且上报了清朝的光绪皇帝的批准。
解说：1896年11月，中日甲午之耻刚刚过去一年，积郁难平的光绪皇帝，在一堆繁杂的奏折中，翻出了一本《条陈自强大计折》。这是刚刚被他提拔为太常寺少卿的洋务干将盛宣怀所上。在这道奏折中，盛宣怀将自强大计，阐述为兴商、练兵和育才三个方面。其中育才尤为当务之急。为此他还专门写了《请设学堂片》附在这本奏折之后，请求自筹资金，开设南洋公学培养新式人才，这道奏折让亟图振作的光绪帝颇为振奋。
姜玉平（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  馆长）：我们的学校创办是1896年，所以当时的背景就是说中国和日本甲午海战打败以后，整个国家寻求如何能使中国振奋起来，主要是学习日本的为主，所以办学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所以盛宣怀就提出来要办现代的新式教育。
解说：1896年，经营着海运、铁路、矿业、电报等各种实业的盛宣怀，堪称是洋务派的新领袖，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盛宣怀真切地感受到了，教育对中国的重要。
毛杏云：他本人是一个近代的实业家，在他创办一些实业，比如说轮船局、电报局还有譬如说矿业局的时候，他在办了这个实业以后，与此同时，他都是办一些培训班，主要的原因就是培养人才，来管理来操纵这个企业吧，但是当时办的呢都是一些中级的，或者低级的一些人才。
甲午战争遭到了惨败以后，盛宣怀就当时就认为自强首在出才，出才必须要先兴学，因此他觉得要兴办新式的教育，要培养强国的人才，这个是挽救国家的一个希望，一个措施吧。
解说：就在盛宣怀酝酿他的新式教育时，绝大多数的中国儿童还被局限于这种日复一日的诵读声中，《三字经》、《千字文》和更高层面的四书五经就是他们的教材。在遍布中国的学塾书院里，他们每天背诵着这些不知所云的文章词句，梦想着有一天科举入仕光宗耀祖。
秦兆基（江苏教育出版社  编审）：在私塾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个老师，这老师过去是秀才，教的时候一开始教识字、教字块，教字块以后就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教这些，那些书他不要你懂得，他只要你能够背下，字能够认识那就行了。
钱谷融（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当时我有一个哥哥比我大两岁，他要上那个私塾了，我本来还不到上私塾的年龄，因为一直跟他在玩，他要去我也要去，上了学以后又懊悔了，要逃学，逃学父亲不让、不准，我不肯去两个人抬着我去。
解说：对于当时的许多孩子来说，每天背诵、罚跪、打手板的私塾教育，简直就是他们的恶梦。私塾出身的鲁迅，后来把这种灌输式的旧式教育，形容为吃人，而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则把它比成监狱，由于痛恨死板的读书生活，蒋梦麟曾经逃学回家，并发誓要杀了先生，烧毁私塾。
当然这只是小孩子的一句戏言，但却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孩子对旧式教育的不满。
黄玉峰（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语文教师）：本来是两种学校一种叫私塾，一种叫学堂，对不对，学堂以前没有的叫书院，那么私塾呢往往就是，就是在一个家族里面，因为当时有科举的，那么科举呢这套东西呢已经长期长期地影响到，影响下来，大家都有一套办法的。
解说：1897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盛宣怀在徐家汇的这块土地上创建了这所完全不同于旧式学塾的南洋公学。在他的设想中，这将是一所集外院、中院、上院和师范院为一体的综合院校。但是学校虽然有了，如何寻找能教授新学的老师，又如何在一统天下的科举制度下，将梦想着考取功名的学子们，招入学校读书，却是一件首先要解决的大事。盛宣怀也为此颇费踌躇。
陈晓楠：1897年3月南洋公学的外墙上，贴出了一则师范院的招生广告，为愿意入学的新生列出了不取修缮，咨送出洋、择优奖赏、优予出身等，众多优惠条件，以此来向传统学塾竞争人才。
这广告一出立刻吸引了众多的学子前来应考，其中不乏科举出身的秀才举人，盛宣怀亲自面试，他挑出了四十名学生，为南洋公学预备了足够的师资力量，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教科书。


解说：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院开学了，四十名学生，开始了他们新奇的学校生活，在这里，他们不必每日习练八股背诵经典，而多了英文、理化等由外国教师讲授的西课，这些从学塾中走出的年轻人，第一次看清了外面的世界，而《蒙学课本》也是出自他们之手。
毛杏云：因为师范生他们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应该说他们的，特别是在国学上面的功底比较深吧，有举人啊，这些廪生啊、贡生啊，都学过一些学问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在1898年就建了译书院，那么这个译书院呢，它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翻译一些西学的书，比如说西学的军事啊、外交啊，这些内容，以来传播西学。
第二个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它要编译教科书。
解说：1898年，南洋公学译书院建立之时，正是中国风云激荡的年代，康梁的维新变法在国内思想界掀起了巨大的风潮，但旋即又在清廷的镇压下偃旗息鼓，也是在这一年，提倡新学支持变法的总理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在李鸿章的暗中引荐下，张元济与盛宣怀结实，同时也从一个变法志士，转变为一个教育先行者。
张人凤（张元济之孙）：他有一封信，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他说我们国家是四百万人口，但是受过教育的只不过四十万，而且受教育者，也只不过是读了一些四书五经，做一些八股文章，这种教育，作为一个国民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实际上都不知道，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怎么能够在世界上立足，怎么会不让人欺负，所以这个时候他在这一个阶段里面，他的思想逐步逐步地从精英教育发展到要走普及教育的路。
解说：此时，在南洋公学的师范院里，一套志在普及教育的新式语文教科书，正在编纂，他们仿造译书院翻译的日本教科书体例，将这套书起名为《蒙学课本》，意思是供孩子们学习的启蒙课本，但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这套书却成了近代语文教育甚至国民意识的发蒙之作。
毛杏云：《蒙学课本》本身呢它是一个大众的，是一个基础教育，在这个课本的前面，都有一个编辑大意，《蒙学课本》的编辑大意这么写的，它说小学者，学士农工商，今人当之自学，也就是说我主要是从供给小学生的，是要大家呢要知道的呢，是士，战士的士吧，农工商，就是人人应该知道的这些学。
而非学问并不是要学，这个政治家、文学家、义理家也，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大众教育。
解说：1898年，这群一百多年前的孩子，在南洋公学拍下了这张照片，几个月前，他们作为相当于附属小学的外院学生，刚刚进入学校，而《蒙学课本》最初就是负责教授他们的师范院学生为这些孩子编纂的。他们幸运地成为了中国近代第一本自编语文教科书的学习者。
毛杏云：这是一个三编，也是我们好不容易去觅宝觅来的，所以我们特别爱护，你看，还用塑料袋罩着。要小心翼翼地把它取出来，这上面都已经斑斑点点的，都皱了。它在这里都有一个目录，你看。三编目录，这个什么什么，题目都有的，大概地翻一下，比如第一课吧，它就是《入塾劝勉语》，等于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不是入学教育这样的，这个就作为它的第一课。
解说：在《蒙学课本》的选文中，既有西方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也有中国最根本的思想理念，从自然科学到日常礼仪，从历史故事到地理知识，几乎无所不包，而且文字浅近平和，课前有字词提示，课后有思考问答，告别私塾之苦，南洋公学的孩子们终于读到了一本跟他们平起平坐的语文课本。
画中音：某儿出游，见雏鸡独行，狸猝至，欲攫之，雏鸡叫，母鸡闻声驰至，以喙啄狸，狸乃去。
毛杏云：举个例子吧，在二编的第一课《母鸡护雏》，它就这么写的，说，某儿出游，小孩儿出去了，见雏鸡独行，狸猝至，欲攫之，就是一个动物吧，突然出来了，就准备把这个小鸡呢，就要吃掉，这个雏鸡叫，这个小鸡就叫了，叫了以后，母鸡闻声驰至，以喙啄狸，狸乃去，就是这个动物啊就走掉了，因为这个母鸡来了以后，用嘴巴去啄它了，然后它就走掉了。
旁有老者，这个老人看到了，告儿曰，鸡之护其鸡，犹母之护其子也，就这么一段呢课文，这课文呢它后面有思考题，它就问了雏鸡因何遇险的呢？母护其子，子当何如？那么第一个问题还是可以问的，还是可以回答，就是这个小鸡到底怎么会遇险的呢？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一种发散性的问题了，就说母亲保护了儿子，那么儿子应该怎么来回报母亲呢？那这个回答呢，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了，而是让你要去思考。
解说：在1898年，这个中国生死存亡的时刻，《蒙学课本》的编辑者，将德育、智育、体育这些现代公民的基本教育理念，写入课本，也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和软弱写入课本，面对着即将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他们在课本上编写着自己的一片苦心。
陈晓楠：关注到开风气之先的课本的具体编者，学界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是都一致认同，是南洋公学的师范生所编。一百多年前，这群年轻的学生就这样写下了百年语文历史的第一页。《蒙学课本》在南洋公学使用之后，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其他学堂也都开始纷纷效法。继南洋公学之后无锡三等学堂、上海澄衷蒙学堂、京师大学堂也都开始自编教材。1899年，张元济正式来到了南洋公学，他担任译书院的总校，而他的到来也正式开始了教科书现代化的进程。


解说：在《蒙学课本》的读书声中，南洋公学外院的学生们在一天天的成长，这种成长不仅是他们的身体，更主要的是他们的精神。
毛杏云：这一段也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从我们现在的语言说就是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在形成的时候，他们受到了这些新学的教育，先进的一些思想吧，应该说还是打下了比较深的烙印。
解说：1901年南洋公学的孩子们又迎来了他们的一位良师，这一年张元济应盛宣怀的邀请，以一个罪臣之身来到这里，开始了他对普及教育的探索。
张人凤：张元济到了南洋公学以后，他就开始转方向，因为这是一个高校，高校你作为培养人才，作为教育要用的书，你不能局限于一个课题，必须得着重社会科学，经济啊，历史啊，地理啊，法律啊这些方面。
解说：在译书院工作期间，张元济出版了《原富》等大量西方文献和各类教科书，使南洋公学声明远播。1901年南洋公学总理何嗣昆因病亡故，张元济出任代总理，他建议盛宣怀开设特班，培养贯通中西的高级人才，1901年4月，特班正式招收了四十二名学员，其中不乏像李叔同、邵力子这样的优秀学员。而特班的总教习，更是请来了大名鼎鼎的蔡元培。一时间南洋公学人才济济，学风蔚然。
毛杏云：蔡元培他就允许我们的学生能够自己看一些报纸啊，一些书籍啊，讨论一些问题，另外呢他做题目，包括他辩论，都是和一些这个，现在说是一些大事，国家的大事，或者国际的一些事情都结合起来，就是让同学们思考一些问题。
解说：在特科班里，张元济和蔡元培一改原来以《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主的国文教科书，而推行《原富》、《天演论》等新学教材，并亲自为学生讲课，全新的教科书，加上优秀的老师和开放的学习氛围，南洋公学的学子们，有幸成为了第一批苏醒的中国人。
毛杏云：当时是对旧学的一种否定啊，使得学生好像很活跃，他自己这个，同学们写的有些作文啊，一些感想啊，蔡元培都是亲自给他们批改的，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们可以到他的宿舍区，进行交谈。
解说：与这些无忧无虑的学生们不同，张元济担任南洋公学代总理的日子，却过得并不舒心，因为与美国学监福开森全盘西化的办学理念不合，张元济曾经几次向盛宣怀提出，辞去代总理的职务，但屡遭拒绝，就在这时张元济结识了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夏瑞芳，这个踏实肯干的年轻人，让他看到了普及教育的另一种道路。
张人凤：1901年，夏瑞芳就动员他投资，那么他投了一点资，当时他资金也很少，就让他夫人把一些首饰都卖掉，投了一点资，投资了以后呢，张元济没有直接去参加他那个工作，就是南洋公学有什么书都给他印。
解说：1902年，南洋公学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张元济辞去了代总理的职务，重新回到了译书院，汪凤藻接替张元济担任公学总办，在这个保守派的领导下，南洋公学的风气顿时沉闷了许多，一场风波也在所难免。
陈晓楠：1902年由《蒙学课本》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外院学生已经整体升入了中院，之前所受的教育让他们对骤然变幻的学校氛围很不适应，特别是中文教习郭镇瀛。这个顽固的守旧派，不但禁止学生阅读一切新书报刊，就连国文交差也选用《大清会典》和《圣武记》，这让学惯了《蒙学课本》的学生很是头痛。一天郭镇瀛发现中院五班在周末时聚会演说，鼓吹西方自由平等，他就以开除警告学生停止聚会，他说这样下去会酿出非常事件。果不其然，非常事件就发生了。
解说：这是南洋公学中院五班的一张合影，许多年之后一位同学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的记下了这次被称为墨水瓶事件的来龙去脉。
毛杏云：1902年10月份吧，那么就是有一位老师，这位老师说实在的，平时呢同学们也还是有点意见的，就可能在教学的当中，对同学们管的比较严格，或者是开放性的教学不够，所以这位老师有一次到了教室里来以后，就看到他的座位上有一个空的洗干净的墨水瓶，于是他就非常恼火，觉得对他是种侮辱。
汪家熔（原商务印书馆  编辑）：可能是什么意思也没有，那个教师他自己对号入座，空墨水瓶，知道了吗，肚子里没东西，影射，是影射，他就要查是谁。
解说：郭镇瀛在讲台上大发雷霆，他责令同学严加追查，随后又要开除三名无辜学生，并以隐匿不告为名，宣布全班记大过一次。满怀激愤的学生，找到了总办汪凤藻理论，但他不问情由，袒护郭镇瀛，坚持错误决定，更扬言让全班退学。
毛杏云：好，这一下子就闹到全校去了，全校同学觉得不服气了，怎么可以这样来处理这件事呢，所以呢引起了全校同学要求退学，那么这个情况下面呢，蔡元培他是应该说是很爱护同学的，特班也出来闹了，他首先就安抚了同学，希望大家继续上课，不要这么干，然后就是报告了督办盛宣怀。
解说：在盛宣怀那里，学生依然没有得到满意的处理结果，1902年11月16日，全体学生打好行装，集体退学走出学校，素有民主思想的蔡元培也愤而辞职，与学生站在一起。
《新民从报》第一时间全面报道了这次学潮，并高度赞扬，实中国国民前途关系，第一重要事件也。随后《苏报》也做了深入采访，一时间学潮成了上海滩的焦点事件，并逐步蔓延到全国。
墨水瓶事件前后，南洋公学中院五班留下了这张合影，在照片上他们有的剪去了辫子，有的穿起了皮鞋，姿势和表情也由几年前的乖觉茫然，变得自信反叛，几年的新学启蒙，已经让他们从懵懂的少年，真正变成了民主自由的践行者。
陈晓楠：几年之后从南洋公学走出来的蔡锷、邵力子、黄炎培等人，纷纷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一套体例完备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实现了他普及教育的理想，而这其中或许就有《蒙学课本》的光芒。
一百多年前初生的语文和苏醒的中国人，共同迈向了开放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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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05
蔡元培对语文教育革新的历史贡献



顾黄初

蔡元培（1868—1940）作为我国近、现代文化教育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曾经对我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过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原是清末的一位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补编修，因目击戊戌变法中维新派人士“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所以立志兴办学校以培养革新人才，于1898年辞官南下，任家乡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1年辱国丧权的辛丑条约签订，更激起他高涨的爱国热情，是年与章太炎等创立“中国教育会”，提倡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任南洋公学特班教授，鼓吹民权；继任爱国女学校长，倡言革命，提高女权，在社会上扩大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影响。在1902年和1907年，蔡氏先后赴日本和德国游历、学习，广泛接触并研究西方的哲学、美学和心理学，初步形成了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辛亥后，从德国归来，由中山先生任命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决心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根本的改革。他把清代学部所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等新的五项教育宗旨；并亲自主持制定、颁布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教育新制度，即所谓“壬子癸丑学制”，废“通儒院”立“大学院”；废“尊孔”立“自由思想”；废“经科”立“文科”，为建立新的“国民教育”体制开辟了道路。
蔡氏从事初等、中等学校国文教学工作的时间不长，只在南洋公学、爱国女学和当时的译学馆担任过国文科的教员，还亲自编撰过初等小学的国文教科书。以后就一直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等高等教育部门担任教育行政领导工作。因此对语文教学的改革并没有发表过多少系统的言论和专门的论著。但是，他既是民国元年以后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一位举足轻重的领导者，就不可能在推进语文教学改革过程中不发挥他应有的历史作用（事实上，这种作用不但巨大而且意义深远）。因为，他在教育界锐意革新的年代，正是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从旧式的封建主义桎梏中摆脱出来，向着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新道路迅猛推进的年代。在这除旧布新的过程中，时代要求蔡氏回答历史所提出的许多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其中包括对全民族文化素质提高影响至巨的语文教学问题。
首先，蔡氏对我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作了深刻的批判，为建立新的语文教学体系开辟了道路。
蔡氏早年的经历，使他对中国旧教育的积弊有深切的了解和感受。他6岁进家塾，最初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继而读“四书”“五经”。在读《左传》《礼记》的时候，便开始学作八股文。在19岁和28岁时，曾先后担任过塾师。学和教的实践，使他充分了解了旧式私塾学馆里那一套教授的内容和方法。而他自己学业上的长进，主要还是得力于16岁中秀才以后，在他叔父茗珊先生指点下的“自由读书”。后来又因在绍兴著名藏书家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凡关于考据或词章的书，随意检读。”就在自己的这种特殊的经历中，他从正反两个方面痛感到传统学塾中“读书为应考”、受种种不合理约束的流弊；痛感到旧式学塾死读、硬背养成学生读书不动脑的教法的坏处；至于让少年儿童硬读那些连成年人都“解释不明白”的经书，更必然要“窒碍他们的脑力”。因此，他在弃官南下，任教于新式学堂的时候，就力排旧顽的非议，提倡“自由读书”。这种“自由读书”的新教法，竟然培养出了邵力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一批学界的精英。
1918年，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国文教员夏宇众在《教育丛刊》第一集发表《中学国文科教授之商榷》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中学国文教材教法和学程安排等方面的见解。蔡氏为之作序。在这篇著名的序文中，蔡氏根据他在国外考察所得，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切中要害地指出我国旧式国文教学的种种弊端：
第一，所读的是“不通行于今人喉舌”的“死语”。
第二，没有适当的读本，也没有符合语言运用实际的文法，只凭若干篇“模范文”，一味地读，不管学生是不是真能领悟。
第三，在所谓的“模范文”中，又大都偏于文学的，且多诗词歌赋之类，很少选用合于论理的实用文章。
第四，不讲究教授法，学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教师只讲其然而不讲其所以然；学生只知泛泛然模仿，教师只知泛泛然评改。
总之，用死的方法去学习死的语言，而学习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应试科场，以求一官半职，因而读的是圣经贤传，写的是代圣人立言，学习者自己的头脑则完全被禁锢，最终不免成为一块顽石或一段朽木。蔡氏的这种批判，发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夜，无疑是对新时代语文教学的革新方向指明了道路。
其次，针对旧式国文教学的种种弊端，蔡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关于革新语文教学的一系列重要主张。
第一，他主张根据新的教育方针来革新语文教学，使语文教学成为贯彻新教育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
蔡氏在就任新政府教育总长的时候，就着手草拟新的学校法令。作为这种法令的根本指导思想当然是新的教育方针，即他所倡导的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主张这五项宗旨“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蔡氏认为，方针既已确定，就得贯彻到各科教学的具体实践中去；只是在贯彻的时候，必须根据各科教学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各有侧重，不能强求一律。他主张，在国文国语教学方面，就形式的研究来说，要注意语法文法的教学，这属于智育，是实利主义所要求的；而关于修辞技巧的分析领受，又属于美育，关涉到美感教育。就内容而言，要让各项教育方针在全部课文中按照一定比例分别体现出来。蔡氏的设想是：军国民主义的内容应占10%，实利主义方面的内容即有关各科知识的内容应占40%；其余，德育占20%，美育占25%，而世界观即哲学思想方面的内容占5%。（参见《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这样，蔡氏就在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把本学科的教学内容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方针紧密联系了起来，使语文学科成为贯彻教育方针、实现教育宗旨的一门重要的、独立的基础课程。
第二，针对科举时代“读书为应试”“学文为中举”的流弊，提出了读书为应用，学文是为了使人人都能掌握表情达意的工具的主张。
蔡氏认为，语文教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是为了“要全国的人都能写能读”以适应生活、工作、学习的需要，所以应该读“应用文”，掌握适合于应用的语言工具。蔡氏把文章分成两大类，一是应用文，一是美术文。应用文，是指记载或说明的文章。所谓记载，“是要把所见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经历给别人看”；所谓说明，“是要把所见的真伪善恶美丑的道理与别人讨论”。蔡氏在这里提出的应用文的概念，实际上包含着后来所分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这三类主要文体。梁启超后来就在蔡氏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把应用文又分成记述文和论辩文两类，然后再往细处划分，形成了现代文章分类学上第一次的理论上的飞跃。美术文，是指诗歌、小说、剧本这三种文学体裁。蔡氏认为，在中学语文科中，读的应该主要是应用文和少量的美术文，至于练习作文则应该全是记载和说明的文字。（参见《国文之将来》）
第三，针对旧式国文教学学的都是与普通现代语很不相同的古代语言的流弊，提出中小学语文教学应该主要学习白话文、学习国语。
蔡氏早在1912年就已经提出了国文、国语这两个概念，倡导语、文并重。在五四时期更明确提出学校语文科要以教授白话文为要务。其理由，一是认为用白话表情达意明白而直接，用文言表情达意艰涩而间接，于人们的日常交际有便捷和费时之别。二是认为文言不利于教育的普及。过去读书的只是少数人，大都是所谓书香门第的子弟；现在是要人人受教育。读文言要通达，费时多，费力巨，一般平民子弟哪有这么多时间；一般中小学校课程繁多，又哪里有这么多时间来专攻文言?所以一定要改学白话，使内容和传达内容的形式都明白、直接，易于为学习者所掌握。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蔡氏力主白话，从教育思想上说，是同他的平民教育观直接联系着的。
第四，针对旧式国文教学一味让学生死读硬背的流弊，提出要“深知儿童心身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实行新的教授法。
蔡氏认为，教师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如果是这样，那对于养成学生健全的人格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窒息了学生的脑力的发展。为此，蔡氏根据当时欧美各国流行的“自动主义”理论，提出“处处要使学生自动”的观点。具体说来，一是要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学生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切合学生的生活、年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和需要，要有吸引力；采用的教法也要符合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二是要引导学生自己去研究，加强自学。主张“教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意思，压到学生身上”，应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三是要启发学生能够掌握“公例”，举一反三。“书本不过是给我一个例子，我要从具体的东西内抽出公例来，好应用到别处去”。四是要活用各种教法，以适应学生各种不同的个性特点和智力水平，即所谓“教授术学，两不可呆板”，“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参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
蔡氏在语文教学法方面的这些见解，对后世的语文教学革新影响颇为深远，我们从梁启超、黎锦熙、叶圣陶等人的理论观点中分明可以看到他们对蔡氏那些合理主张的吸取和发展。而他的这些主张，固然来自他对旧式教育的深刻认识和亲身体验，同时，也来自当时日本、欧美一些先进教育学说。蔡氏对裴斯泰洛齐、弗罗培尔、卢梭、托尔斯泰以及杜威、蒙台梭利等著名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颇深的研究，因此受之启示，发为宏论，能新人耳目，在教授法理论上能创立一时之新说。
第五，针对旧式教育“呆读经文”、窒碍脑力的流弊，提出了把美育注入国文教学中去的主张。
蔡氏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可见，美育与德育是相通的，只是所用的手段、所借的路径是自然界美的景物、社会上美的人事，以此引起人们的美感，进而性情得到感染和陶冶。因此，美育应该也有可能在学校各科教学中得到体现，尤其是国文科，它本身就属于美育范畴，同音乐、美术并列，是美育的最基本的课程。蔡氏指出，在国文科中接触到的一些嘉言懿行固然是美育的好材料，即使是那些旧式五七言律诗与骈文，音调铿锵，合乎调适的原则；对仗工整，合乎均齐的原则，在美学上看也有欣赏的价值，因为“这种句读、音调，是与人类审美的性情相投的”。（参见《在国语传习所的演说》）从中可以窥见，蔡氏要求在国文教学中把教材内容里足以引起美感、激发高尚情操的部分，教材形式上足以引起美感、激发愉悦情趣的部分，统统视为美育的因素，必须充分加以利用，使国文教学在实现其新的教育宗旨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蔡氏教育思想中有唯心主义的糟粕，如他把美育和世界观视为超越政治的教育就是一例。但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语文和语文教学革新运动中所持的基本观点却处处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光辉。同时，他在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其间，以其先任教育总长、继任北大校长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或议案制令以贯彻其主张，或演讲著文以宣传其观点，在当时以及后世语文教学革新运动中所产生的影响，又是一般学者所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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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05
梁启超国文读写教学构想

顾黄初

一

蔡元培批评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不重视培养革新人才，所以招致失败；这其实是不完全公正的。维新派的失败，自有种种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至于培养人才，他们中间的一些主要人物倒是自始至终十分重视的。康、梁、严、谭，无不如此。
梁启超（1873—1929）一生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98年百日维新之前，是他积极从事变法维新的舆论宣传和实际运动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从其师康有为那里学得了较为通达先进的治学方法，接触了当时译出的许多西书，形成了“强国必先强人，强人必先强学；变法必先变人，变人必先变科举制为学校制”的坚定信念。他在主编《时务报》（1895）时宣传这样的思想，在主持长沙时务学堂（1897）时亲自实践这样的思想，最后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企图借助朝廷之力把这种思想向更广的范围内扩展。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他逃亡日本，一直到五四运动前夕，是他进一步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中汲取养料，坚定了自己改良主义的思想立场，并积极宣扬资产阶级新的政治体制和新的教育学说的阶段。这个时期，他承袭昔日坚信“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观念，向国人介绍欧美以及日本正在施行的一些新的教育制度、教育设施；甚至还详尽地介绍和引进了日本学者当时译著的许多人文科学方面的教材。五四运动前后，是他开始从无望的政治活动旋涡中解脱出来，专心从事于著述和讲学的阶段。梁氏一生，在学术方面著述千余万言，而在这一阶段留下的成果却有几百万言，其中重点内容之一仍在教育教学方面。有关国文读写教学的论著（讲演），也都发表在这个时期。
梁氏在学校亲自任教的时间是很短的，在中学堂任教的时间则更短（据他自述，约有半年），那么他对中学国文科读写教学的一些见解，何以能使当时及后世许多学者所推崇、所折服呢?
原来梁氏本人是个天赋极高的人物，他8岁能作诗文，10岁考中秀才，12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15岁专攻训诂词章，17岁（1889）得中举人，18岁开始就广泛涉猎上海制造局译出的各种西书。这样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广泛阅读，到晚年确已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境地。此外，他的文才也极高，一枝笔先是以雄健古雅的古文为人称道，继而又以流畅而笔端饱蘸感情的报章体文言称著于世。五四以后，他写的语体文也达到了当时一般新派作家所能达到的水平。他的著述宏富，语体各不相同，文体多姿多彩，一概都写得极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加之，他又善于从西方资产阶级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文化巨匠那里汲取有益的东西来分析研究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在治学上掌握的是比较先进的方法论。凭着这么一些条件，他对本国语文的读写规律自有其深切而独到的体验，发为宏论，自易切中肯綮。
梁氏全面探讨中学国文读写教学问题的专著题名“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1925年中华版）。该书原为梁氏1922年在南京高等师范（1923年后改名为东南大学）所作专题讲演的记录，最初发表于《改造》第4卷第9号，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收入时，内容上稍有增补。中华书局出单行本时，内容又有重要修改。因此，同题的三种资料，内容大同而有小异，而以中华单行本为善、以《改造》刊发稿为早。此书内容，除小引外，主要分两大部分，前论作文法，后论教授法，研究的重点在文言文的读写教学。因为梁氏主张国文一科，小学应读写语体文，解决语体文的应用问题；中学以上（包括大学预科）学校应读写文言文，重点解决文言文的应用问题；同时，他还认为“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写”的水平，“读”的注意中心就该在“写”的规律和法则上，因此他把自己的讲演稿题名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

二

梁氏关于作文教学的构想，值得后人继承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大致有如下各点：
作文教学要重在“应用”。这一点，差不多是当时一般革新派人物的共识，蔡元培这样主张，刘半农也这样主张。梁氏把文章分成三大类，一记载之文，二论辩之文，三情感之文。他说：“作文教学法本来三种都应教，都应学。但第三种情感之文，美术性含得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的事。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这一种（指情感之文──笔者注）不必人人皆学。”（引自《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很显然，梁氏主张在中等以上学校里，作文教学应重于指导学生写作记载文和论辩文这两类实用价值最大的文章。梁氏在批评民国元年以后学校教育的弊病时曾经指出，“学问不求实用”是当时的一大积弊。他说：“学问可分为二类：一为纸的学问，一为事的学问。所谓纸的学问者，即书面上的学问，所谓纸上谈兵是也。事的学问，乃可以应用，可以作事之学问也。”“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见《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年）这种视作文为应世之需，因而教学内容要重在“应用”的观点，正是对封建传统教育的一种强有力的否定。
作文教学要先明“规矩”。梁氏认为，作文教学要取得好的效果，师生双方都得首先明白作文的规矩，即作文法。他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大部分篇幅讲的是文章作法，原因就在于此。梁氏把作文法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写任何种类的文章都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就是怎样的结构成一篇妥当文章的规矩”。这规矩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该说的话──或要说的话不多不少照原样说出，令读者完全了解我的意思。”所谓“该说的话”，就是构成文章的必要的原料。话有该说的和不该说的，原料有必要的和并非必要的，确定的标准是：①“时候如何”，②“作者地位如何”，③“读者地位如何”。同样一个题目，时间场合不同，作者意图不同，读者对象不同，该说的话也不同。梁氏的这一观点完全符合现代应用语言学强调语言运用必须重视社会交际环境的适应性的理论。所谓“照原样说出”，就是把观察到的（客观的）或感受到的（主观的），毫不走样地说出。这里的关键是：①“把思想理出个系统来”，“然后将材料分种类分层次”地配搭得宜；②“提清主从关系”，“常常顾着主眼所在”。所谓“令读者完全了解”，就是要求表达平易浅明，思路顺畅通达，反对“谬为高古”，力戒违背逻辑原理。作文法的第二个层次，即各类不同体裁文章的不同的作法，也就是写不同体裁文章的特殊规矩。梁氏讲演稿的主要内容就是详尽地阐述这方面的“规矩”的。梁氏认为，指导学生作文必须让学生真切地明白这些规矩。他说：“文章做得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得来的。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事，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而“懂了规矩之后，便有巧的可能性”，所以教作文实际上是教作文的种种规矩而已。
作文教学要求学生作的篇数要少，用的功夫要细。梁氏在作文教学的训练上是主张重质的，他反对只讲“多写”而不讲“实效”，认为在篇数上，与其做得多而草率应付，倒不如少做几篇，抓细抓实，让学生做一篇有一篇的收获。他说：“我主张每学期少则两篇，多则三篇，每一篇要让他充分的预备，使他在堂下做。看题目难易，限他一星期或两星期交卷。”可见，梁氏所强调的是，每作一篇，都要扎扎实实地抓好作前的“预备”工作和作后的修改工作，决不轻率从事，篇篇都讲求实效。此外，他还主张“让学生在课外随意做笔记”，即现今所说的“自由练笔”，以此作为课内作文的必要补充。因此，严格地说，梁氏对作文训练量的要求是：重点作文少，反复琢磨认真写；随感笔记多，养成习惯经常写；使二者互相配合，相辅相成。
作文教学要重视取材方法的指导或直接提供材料，反对凭空瞎想。梁氏认为，出个题目让学生凭空去瞎想，是作文教学的大忌，因为瞎想的结果必然是胡编乱造，而胡编乱造成了习惯，于学生害处极大。他主张学生作文一要“求真”，二要“求达”。求真，是第一位的。他甚至认为，“凡作一篇记载之文，便要预备传到后来作可靠的史料，一面对于事实负严正责任，一面对于读者负严正责任，学生初学作文时，给他这种观念，不惟把‘文德’的基础立得巩固，即以文体论也免了许多枝叶葛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写文章先在存“米”、找“米”上下功夫，这才是正道。“米”从哪里来?梁氏认为，凡是学生直接能接触到的人事景物，通过“普遍而精密”的观察得来，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责任在指点取材的方法，主要是观察方法和取舍方法；凡是学生不能直接接触到的人事景物，通过“提供材料”让学生切实掌握，“提供”的方法，一是供给，即直接印发资料；二是口授，即口述资料；三是指定文件，即指定阅读材料。总之，学生在提笔作文之前，不在“苦思冥索”上花时间，而要在“搜集材料”上下功夫。例如，要学生学习用分类法写记事文，可以结合学生在其他课程中所学到的知识作详密的分类，学生就不愁没有材料，而且使作文与别科互相联系，可以“两面受益”。又如，要学生写《赤壁之战始末记》，这是历史事件，可以先指定学生看《三国志》中的《周瑜传》《鲁肃传》《孙权传》《诸葛亮传》，将关于赤壁之战的事摘出，然后考虑该如何去取材料，该如何安排材料。这样，不但材料丰富，拓宽了学生的阅读面，而且也同历史科联络了起来。梁氏所构想的这种“择取实际材料来作文”的做法，决不单纯是一个教法问题，实际上已涉及文风、文德的培养，涉及到国文科与其他各科的联络和与实际生活的联络，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作文教学要与思维训练紧密结合。综观梁氏有关作文教学的构想，其核心在指导学生学会恰当地、条贯地“整理思想”。这“整理思想”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思维训练的过程。首先，梁氏强调在给学生提供材料的时候，固然应以必要的材料为主，但不必要的也不妨列出，以便“试验学生的选择力如何”；“材料都摆在那里，令他们细细的裁量、驾驭、排列”，这就是极好的思维训练。其次，梁氏还主张“一题可做数次”，同一个题目可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写成几篇文章，使学生对于一个题目的方方面面都能了解、都能想到。再次，他主张教学生写论辩文，“断不许违背思辨学的法则”，要做到“辞与辞相待，句与句相复，段与段相衔，中间不漏出破绽”，这就是要求思维的严密和合乎逻辑；尤其驳诘的文章，题目最好能彼此都似乎“有理”，彼此都能“反对”，构成“问题”，这才有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否则，正确的结论在题目上明摆着，就不宜做论题。此外，梁氏还认为“教人作文当以结构为主”，所以评改学生作文特别要注意的是“思想清不清，组织对不对”；至于“字句不妥当”学生固然要注意，但毕竟属于“末节”。忽视字句的妥帖与否，不免是偏颇之词；但梁氏对文章的思路脉络、组织结构特别注重，自有其合理因素，因为文脉、章法直接关涉到文章作者的思维品质，关涉到文章的全局。
上述五项，是梁氏关于作文教学构想的主要内容。梁氏自称这是“创作”，因为“以前的人没有这样的研究过”，他的目的是想“打开”一条“新路”，并希望人们在这条“新路”上继续有所开拓。

三

梁氏曾经这样感叹：“在今日学校各项课程之中，最为重要者固属国文，而教授最感困难，教师最感缺乏，学生除有生性特别嗜好外，最感觉干燥而无生趣者，亦惟国文。”国文教学“难”在何处?要而言之，一是论文选文缺乏深浅、是非的标准；二是旧论新说，孰优孰劣，莫衷一是；三是人人可以凭一己之偏见而抹煞其他；四是“国文”本身，界说不清；五是名为一科，实际上内部头绪纷繁、内容庞杂；六是文海浩瀚，去芜存精，非有“伟大学力”者不足以胜任。这就是梁氏的国文教学“六难”说（《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序》）。梁氏说的“六难”，关键却只在二难，即：宗旨难明，标准难定。国文教学之所以呈现出严重的混乱，根源就在于此。怎样解决这些“难”处?梁氏开了一张处方：“欲减轻此六种困难与弊端，其法固非止一项，然最大之点，当为经验，有经验，则可随时处变，加以调剂。”一句话，凭教者的读写经验来斟长酌短，凭教者的教学经验来就利去弊。梁氏对国文科讲读教学的革新构想，正是凭着他的丰富经验而来的。
梁氏早在1896年就书院课程改革问题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学非一业，期于致用，言非一端，贵于可行。”强调学习任何课程，都必须重在“用”，贵在“行”（《上南皮张尚书论改革书院课程书》）。国文一科当然也不例外。梁氏一生博览群书，可谓蓄积宏丰，可是这种蓄积如果只存之于内，那至多也只是个庞大的“活书橱”而已；必得应时世之需，发之于外，或著书立说，或践履躬行，或演讲呼号，这才能使内在的蓄积成为于国于民有利的精神财富。因此，凭“经验”，梁氏肯定国文教学的宗旨在“应用”，为了蓄积而进行的“读”目的就是为了表达的需要，为了丰富表达的内容、提高表达的水平。这是梁氏讲读教学全部构想的基点。
从吸收是为了表达、读是为了写这样一个基点出发，梁氏为讲读教学构想了一种教学体系。据他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分析，当时的中学里，教国文有这样两种“体系”：一种是按时代顺序，由近而远，逆溯而上，先教近代文，再教明元、宋唐，一直到上古；另一种是按教员的需要与可能，东选一篇西选一篇，任意编排。这些做法，梁氏认为都不可取，都不能构成科学的体系。他提出了一个分类、分期、分组进行教学的体系，认为这个体系足以裨补当时讲读教学的某些缺陷。
什么是他构想的分类、分期、分组的所谓三“分”教学体系呢?要点是：
“我主张一学年有两学期。一学期教记述文。一学期教论辩文。由简单而复杂。记述文先静后动。论辩文先说谕倡导，而后对辩，论小事的在先，论大事的在后。”
“不能篇篇文章讲，须一组一组的讲。……选文并不要依时代的次序，要分组选。十篇之中一篇是《左传》，一篇是《史记》，一篇是新文字……都不妨事。”
梁氏的这一构想，文字提炼得简要，内涵却很丰富，很值得咀嚼。
在这一构想中，梁氏第一次从教学的需要出发，对古今文章重新进行了分类。
在我国，文章分类学的研究，源远流长。自《诗经》分诗体为风、雅、颂三类，《尚书》分官家公文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类，及至三国魏曹丕著《典论?论文》、西晋陆机著《文赋》、南朝梁任著《文章缘起》、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文章分类学的研究成了古代文论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并且成果丰硕。一些学者，为了给弟子提供习读材料，根据文章分类研究的已有成果，选辑范本，早有南朝梁萧统辑《昭明文选》，后有清储欣辑《唐宋十大家类选》、清姚鼐辑《古文辞类纂》、清曾国藩辑《经史百家杂钞》等，惠及后学，影响至巨。不过，古代这种文章分类学的研究成果和依据这些成果而选辑的读本，毕竟是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科举制的产物，时代发展到20世纪，新的思想文化潮流和新的教育教学制度已经对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标准，应新式国文教学之需，更必须按这种新要求和新标准对古今文章进行重新分类。梁氏的讲读教学构想，首先在文章分类上为时代提供了新的成果，这成果甚至可以名为“文章教学分类学”，即从教学之需着眼来对文章进行分类。
梁氏的分类标准有二，一是文章的功能，二是文章内容的繁简难易。他把一般文章分成三类：记述文（即记载文）、论辩文和情感文。他认为，从教学的观点看，学校国文科应以讲授记述文和论辩文为主。理由已如前述。但是这样简单地来划分，还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所以他又按照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的原则，分析了各类文章在内容上和写法上的繁简难易，做了分类列序的工作。他把记述文分成四类：一、记物件之内容或状态。这一类主要是作提要、题画记、说实质、记特征等，属静态记述。二、记地方之形势或风景。这一类所记范围有所扩大，但比较还属固定，可以按空间划出界限，逐步记述，仍属静态。三、记个人之言论行事及性格。这一类便较难了，因为人的言行有时间空间上的变化发展，人的性格也有内在外在的不同表现，属动态，要记述得恰好，便不容易。四、记事件之原委因果。这一类就更难些，因为事件牵涉到的人总不止一个，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也总有个过程，要在动态记述中顾及各个方面，就非大大地费一番观察、分析和组织工夫不可。这是记述文的分类列序。论辩文，梁氏分为五类：一、说谕。即对特定的对象发表一种意见，劝其信从，如命令布告，公私短函之类，最为简易。二、倡导。标举一种主张或见解，扼要申述理由，以供研究讨论，如一般倡议之类，稍难。三、剖释。对某种事理或倡导之说，进行较为详密的分析论证，又稍难些。四、质驳。据理反驳他人的说谕倡导或剖释，要讲究驳诘问难的充分根据，当然更难。五、批评。有破有立，在批评中彰显自己的是非观，是上述各类的综合运用。这是论辩文的分类列序。梁氏的这种文章分类法，更多的也是凭借他的丰富的读写经验而来，虽然粗略，但也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在当时中学以上的国文教学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它毕竟为设计出合理的、符合教学原则的教学体系，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在梁氏构想的讲读教学体系中，他坚持记述、论辩两类文章要分期集中讲授，使二者交叉配合，形成循环加深的格局。
梁氏认为，东一榔头西一棒，零打碎敲，什么都接触一点的讲法，是什么也不能真正学懂、学通的。他说，“须将各类文分期讲授”，“最好每年前学期授记述文，后学期授论辩文，年年相间”。其所以要这样做，一是因为各类文章有各类文章的特点和读写要求，总要让学生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里专攻一类文章（或一类文章中的某些具有共性特点的样式），在这基础上，“打通一关再进一关”，而不要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这才容易收事半功倍之效；二是师生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把精力集中在突破某类文章的某些特点上，探讨必然更为深刻、切实。梁氏的这一见解对后来中学语文教学的体系建设，影响很大。所谓“初一以记叙文为主，初二以说明文为主，初三以议论文为主”的思路，很大程度上是承袭梁氏的构想而逐步形成的。根据集中力量攻其一点，务使真正有所得益的原则来衡量，梁氏的构想，对提高国文教学的效果无疑是有益的。
梁氏为求得讲读教学的目标尽可能的集中、明确，他竭力反对就一篇篇范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讲解，而主张采用分组选文、比较分析的新的教法。
梁氏说，讲读教学“不能篇篇文章讲，须一组一组讲。讲文时不以钟点为单位，而以星期为单位。两星期教一组，或三星期教一组，要通盘打算”。这种构想当然是借鉴当时欧美和日本通行的“单元教学法”而来的，教学的着眼点不在单篇文章而在一组文章，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要从一组文章出发来“通盘打算”。而梁氏的组元原则明确单一，即各类文章的不同组织、不同作法。每组选这么十来篇文章，只要在组织上、作法上可资比较的，无论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都可以同列一组。讲授时，以一篇或几篇为主，带起其他各篇。这样，学了一组文章，就对某类文章的特点，从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都加深了印象。
以上就是梁氏构想的分类、分期、分组的三“分”教学体系的基本轮廓。
这样一种新的教学体系，必然要求在课堂教学的组织上也要相应地有所变革。
首先是讲读教学的原则问题。在讲读教学中，教者应该给学生什么?是给学生现成的知识和最终的结论吗?不。梁氏提出的原则是：“教员不是拿所得的结果教人，最要紧的是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也就是说，“善于教人者是教人以研究的方法”。讲读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教给学生阅读各类文章的方法，指点学生从一些范文中探求事理、探求立意谋篇规律的门径。因此，研究的重点不在文章的字句而在文章的组织，不在文章的枝节而在文章的整体。
其次是讲读教学的程序问题。梁氏根据自己构想的教学体系，为课堂教学设计了这样的程序：
第一步是课前讲授。为了给学生提供阅读某类文章的一把钥匙，梁氏主张“每一个学期开始之时，先要有一两堂讲演式的教授，把本学期讲那类文章作法的重要原则简单说明，令学生得着个概念来做自习的预备”。这种课前（实际是学期之初）讲述理论要点的设想是一种很新鲜的设想，它完全符合梁氏对于国文教学整个体系的构想。因为按照他的体系，要求每一学期集中研读一类文章（实际上是某类文体中的某些样式），这就有可能在新学期一开始就为学生勾勒出这类文章的基本特点，提示研读这类文章的基本要领，以便学生“得着个概念”（即明白了一些理论要点）去独立研究一组组具体作品。如果再缩小范围，在讲一组选文之前，似乎也可仿照办理，先把这组选文的主要特点和可资比较之处作个概述，然后让学生自己去研读。目的都是为了事先指点门径，以利于学生在教师指点下自为研索，登堂入室。梁氏的这一设计思想，与当代著名教育家赞可夫提出的“理论知识起主导作用的原则”，在基本精神上不谋而合，因此不但有实践意义，而且有理论研究的价值。
第二步是课外预习。不预习就不讲授，这是梁氏的不二信条。他要学生在课外预先把要研讨的一组范文，按教师指点的门径去自行阅读，“看每篇作法的要点在哪里，各篇比较异同何在”，通过自学，“令学生知同是一类的文，有如此种种的不同；或同一类的题目，必须如此做法”等等。他认为这种课外预习要在自修室里进行，在时间分配上，“自修室的用功时间最少要与讲堂时间平分”。可见他对于这一步工作的重视程度。这对中学生特别是高中学生不算苛求，否则，很难设想会有效地提高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
第三步是课内讨论。梁氏认为，对于一般中学生来说，字面上把选文读懂并不困难，所以“把他们已懂得的还刺刺不休来讲，徒令他们生厌，而且时间也不太经济”。他主张在课堂上采用讨论式的教授，即在预习的基础上，“令学生各人把自己所见到的说出”；在讨论中，“学生看错的或看不到的，教师随时指导”；最后，“教师把全组各篇综合讲一次，说明自己的观点，便算讲完”。年级低一点的，教师指点和诱导多一点；年级高一点的，应给学生以更多的独立发表见解的机会；这样做，不但学生的心力得到充分的锻炼，而且还可以收“教学相长”之效。
梁氏这种设计的要旨，就在于把教者的精力主要用在组织和指导学生自学上面，而一扫以往旧式学塾中教者一味喋喋不休的陋习。40年代，叶圣陶概括阅读课的教学过程为预习──报告和讨论──练习这样三个阶段，其与梁氏设计的承继脉络是显而易见的。
*　本文在《札记》中原分（上）（下）两篇，现合并为一篇。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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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06
黎锦熙的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方案

顾黄初




黎锦熙（1890—1978）是我国第一代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著名语言学家。他在汉语语法学上的突出贡献，已为人们所熟知，比如首创“图解法”、建立“句本位”学说（“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提出“特别介词”的概念（“把”“将”“对于”“连”“并”之类的“提宾介词”）等等。他的早期汉语语音、语法专著有《国语学讲义》（1919）、《新著国语学概说》（1922）、《新著国语文法》（1924）、《比较文法》（1933）等，在汉语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影响。黎氏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语文革新运动的卓越的语言学家，对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也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黎氏在语文教学领域里的探索、耕耘，主要体现在教材和教法两个方面。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他就以封建文化的叛逆者的姿态在语文教科书的编纂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在湖南省立编译局从事小学教科书编辑工作时，就把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的某些回目选作教材，在当时的教育界引起过巨大的震动。1914年任教于湖南长沙第一师范，与杨怀中、徐特立诸友人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除了积极译介欧美新著外，还尝试着用白话文编写教科书，并在书中特意编进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短文作为语文教材。这在清末民初新旧思潮激烈冲突的时代条件下，无疑是具有创新开拓意义的行动。当时，黎氏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民国成立后不久，新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这位湖南青年的才学和胆识大为赞赏，特聘黎氏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在任期间，黎氏参加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国语研究会，积极提倡“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并与国语研究会成员一起，呼吁教育当局下令把学校的国文科改名为国语科，为此还同林纾、胡玉缙等顽固守旧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辩。可见，在语文教育革新运动的最初年代，对于教科书的编写，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语文形式方面，黎氏都曾以自己的慧眼和才具提出过新人耳目的创见，进行过意义深远的探索。到了30年代末，为了给中学语文教材改革提供一种翔实可靠的历史性资料，黎氏又与王恩华合作，编制了《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收集自1908年至1937年这30年间全国60余种课本，一一作了提纲挈领的介绍。这本资料，对于当时中学语文教科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对于后世语文教材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民国元年之初，当教材中还充斥着陈腐的封建的内容，课文还全是佶屈聱牙的文言文的时候，语文教育革新运动的主要矛头所向当然应该是教材问题。有了教材的新生才可能有教法的新生，教材教法的新生才能促使整个语文教学的改造。所以，到了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1923年新学制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颁布以后，黎氏的注意力就开始从教材的改革转向教法的改革。在他看来，当时新式的语文教科书，在坊间已经纷纷出版，尽管良莠不齐，优劣殊异，但毕竟品类众多，教者不妨凭经验择善而用，而在选定课本之后，教学效果的好坏相当程度上就取决于教学的方法了。1920年以后，黎氏先后发表了《中等学校的国文科要根本改造》（《国语月刊》1卷2期）、《国语的作文教学法》（《教育杂志》16卷1期）和专著《新著国语教学法》（1924年，商务版）等论著，就语文教学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1947年，《国文月刊》组织关于中学语文教学问题的讨论，黎氏连续发表了他设计的两个教学改革方案，一是《中等学校国文讲读教学改革案述要》（见该刊第51期），一是《各级学校作文教学改革案》（见该刊第52期），用“方案”的形式全面地表述了他历来对语文教学方法改革的一系列见解。这两份材料，应该是研究黎氏语文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从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黎氏一贯坚持的那种力主改革的革新精神，更可以窥见一个卓越的语言学家对于语文教学的某些独特的构想。
黎氏讲读教学改革案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教学必须有合理的程序。
黎氏在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教学法》中，曾把讲读教学程序设计为三段六步，即：

在1947年发表的《述要》中，黎氏把上述的三段六步进一步合并为四段，即把“整理”单独列为一段，形成一预习、二整理、三练习、四发展的讲读教学程序。以自动主义为出发点，设计阅读教学的科学程序，在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黎氏当为先驱者之一。
黎氏讲读教学改革案的又一个重要思想是要求严格地区分白话文和文言文的不同教法。他在《述要》的导语中尖锐地指出，历来语言教学的成绩不佳，其症结“就在教学讲读时，不知道把白话文的教材与文言文的教材分别处理，而只知道笼统地用一种大概相同的教法”。因此，他的改革方案就在全力探索这两种不同语体的文章的不同教法。
早年，浙江一师的沈仲九等人曾经对白话文的教法进行过革新尝试。不过，黎氏的见解又有其独到之处。黎氏认为，语文是所谓口耳之学，学语文不能不讲究诵读。所以，他的改革案中，特别重视各类文章的诵读。黎氏对于“读”曾提出过三种要求，或者说是三种境界：第一种叫做“疏解的读法”，即指预习阶段的读，旨在初步读懂文章，领会文章中某些句段的含义和情味，要求达到流利；第二种叫做“论理的读法”，指整理阶段的读，旨在词语、句读间的逻辑停顿和逻辑重音，恰当地表达出声音和意义的结合；第三种叫做“审美的读法”，旨在读出文学的意味和情趣，要求达到铿锵悦耳，声情并茂。这三种读法，无论是教白话文，还是教文言文，都需要逐步培养并切实掌握。但鉴于白话和文言同人们日常口语的距离有近有远，所以在具体处理的方法上应有严格的区别。
黎氏改革案首先用“两纲四目”来概括他全部主张的要点：
一纲：白话文须与语言训练相联系──
一目：先须“耳治”（初讲时，学生不可看本文）
二目：注重“朗读”（须用美的说话式，并随时矫正字音、语调和语气）
二纲：文言文须与外国语同比例──
三目：必须“背诵”（预习时，即宜熟读；已读者，分期背默）
四目：彻底“翻译”（逐字逐句，译成白话，确依文法，勿稍含糊）
在黎氏看来，白话文接近口语，读出来的句子同平常人们说出来的话几乎一致，学生看得懂也念得顺；只是课文中所用的口语是加过工的，是美化、净化了的，所以学生需要学习，而这种学习必得与语言训练相联系，在听和说上下功夫，使课文中那些美化、净化了的口语逐步影响学生习用的原始状态的口语，这才算是真正发挥了白话文教材的作用。文言文就不同，许多实词古今意义差别很大，不少虚词的语法功能也往往同现代语不一样，由此而构成的一些文言句式也就具有不同于现代语的特点，让使用现代语的学生去研读那些日常生活中不说也不用的古代语，就势必要采用中国人学习外国语的某些方法，要更多地在记诵和翻译上下功夫。
在处理白话文教材的读法时，黎氏提出了“三绝对”的要求。在预习以后，进入“整理”阶段。这一阶段的第一项工作是学生作“预习报告”。就白话文来说，主要是“报告全篇大意及分段要点”。一个学生在报告（即复述），其余的学生一概用耳细听，这时“绝对不可对看本文”。这是一个“绝对”。第二项是教员“范读课文”，范读时必兼“表演”风味，这时学生仍然只用耳听，目视教员，“绝对不可对看本文”。这是第二个“绝对”。第三项是学生“齐读课文”，所谓“齐读”就是跟着教员循声诵读一遍，教员怎么读学生就跟着怎么读，这时仍“绝对不可对看本文”。以上三步，是学生对白话文教材的初步接触，基本上处于感知阶段，黎氏认为这时最忌离开语音、语调所反映的意义和情味而专以“目治”；相反，必须强调“耳治”，重在听，所以“绝对不可对看本文”。黎氏恳切地说：“是名‘三绝对’，即纯以‘耳’治，乃本改革案的精要处，请特予注意!若不如此，此三项教学手续即完全失去效力。”其重视程度于此可见。这个“三绝对”，其奥秘在哪里?试行之后实效怎样?黎氏自己固然未作充分阐发，也未列出证实的数据；当时和后来的语文教育界似乎也未能给予必要的理论说明和进行必要的实践试验。不过，从语言训练的角度看（要知道，黎氏是语言学家），教白话文强调听和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教文言文就不同，黎氏特别强调要熟读成诵，而无论是听读或自读，都必须“对看本文”，认真揣摩如何断句，如何处理音节的轻重疾徐，如何表达出文章所蕴含的思想和感情，进而达到字字句句“如出己之口”的境界。总之，黎氏的基本观点是：“白话文以‘耳’治始，以‘目’治终，其成绩之表现则全在‘口’，口自与‘手’相应，而白话文之写作进步矣。文言则始终以‘目’治为主，口治之极，自能影响‘目’与‘心’，若一霎时之‘眼到’与偶然间之‘心到’，而‘口’则长期不‘到’，如今学生之听讲文言文者，则其效果必等于零无疑也。”
黎氏讲读教学改革案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重视讲读中的图解法。后世的板书设计当以黎氏的倡导为嚆矢。谁都知道，图解法是黎氏借以解析语言现象的一种创造。在语文教学中，他也主张用图解法来解剖课文的句法和章法，以清眉目。不过，在白话文和文言文的教学中，图解法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目的也有明显的区别。
黎氏改革案是把“图解”列为“练习阶段”的一项主要工作的。所谓“图解”，在形式方面，主要是指“篇章词句之文法总图解”；在内容方面，主要是列出“全篇主旨及每段大意之标题”（相当于现在习用的内容提纲）。对于白话文，黎氏主张应以内容的分段标题为主，至于形式方面则重在篇章结构的图示，个别繁复的难句可以作文法的图解，其余一概从略。这样做，目的主要是理清文脉，以便确切地掌握文章的内容。对于文言文，则正好相反，主张应以形式方面的词句分析及篇章组织之总图解为主；至于全文主旨及分段标题只须列出，不必作过细的深究。这样做，主要目的是求得对文言文章法特别是句法的精确把握，以加深对古今语异同的理解，便于进行“彻底的翻译”。黎氏所谓“彻底的翻译”，就是指严格按照词位和句式的图解来进行翻译。他说：“若无总图解，而但以对译为作文题，则非‘彻底’研究，而不属于讲读范围内之‘练习’工作矣。”文言文教学“须与外国语同比例”，这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综观黎氏的讲读教学改革案，其核心就在设想如何有效地指导学生掌握汉语汉文的运用规律。因为白话、文言各有自身的特点，在日常应用中又各有不同的地位，所以强调要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这才可望收事半功倍之效。而在黎氏看来，所谓语言运用主要又是指写作实践，所以就特别重视语言的规范化，用图解法剖析各种语言现象正是他设想的达到语言规范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黎氏的作文教学改革案是以他提出的语文教学“三原则”为根本指导思想的。这“三原则”是：一、写作重于讲读，二、改错先于求美，三、日札优于作文。
黎氏认为中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主要应该凭借各种形式的写作练习。光靠讲读，学生对于语言运用的优劣得失的感受不可能十分深切，所谓“眼高手低”，就是这样产生的。学生只有通过自己的写作，通过写作过程中的思索、推敲、揣摩、修改等等，才能真正领略到语言运用的规律以及其中的甘苦。这就是“写作重于讲读”的根据。
黎氏把作文训练分成两个阶段：先是求“通”，再是求“美”。求通就要设法纠正各种不通的说法，这就是“改错”。改正错误而求得大体通达，这是写文章的基础功夫；由此再跨步，就是求美，求得文章的富有美感，富有吸引力。所以，作为基础，黎氏十分重视“改错”工作。在实践中，他主张采用符号批改法，教员在有错的地方加上各种符号，由学生根据符号所示的错失自行改正。此外，教员还要布置学生制作“错误订正表”四种：一、字体错误表，二、文法错误表，三、事实错误表，四、思想错误表。学生在自行改错的同时，把各种错误及其订正办法，分类记载于表内。教员收齐后，再进行归类统计，择其有代表性的病例向全班学生公布。用这样的办法，力求各种常见错误能改正一次减少一批；许多病例，也可望从理论上加以解释而因此找到病根，以利于彻底纠正。
除了一般的作文以外，黎氏竭力主张要养成学生写“修养日记”和“读书札记”的能力和习惯，并认为在培养写作能力方面后者的效能要大于前者，即所谓“日札优于作文”。“修养日记”记自己生活中的点滴感受和兴会；“读书札记”记自己听讲或阅读中的体会和心得。关于“读书札记”，黎氏强调要随手笔录，一事一条，长短不论，贵在坚持；每条的眉端应标上分类序号，以便日后使用（黎氏规定的分类序号为：“0”总部，“一”哲学，“二”宗教，“三”社会科学，“四”语文学，“五”自然科学，“六”应用科学，“七”艺术，“八”文学，“九”史地）。黎氏说：“札记届满一学期或一学年，即可按标类之数码，检集同类各条，组成单篇，分标题目：积久即为各种专题研究论文之资料。”这就把阅读、写作和积累资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这种札记能够成为学生今后治用的一种有用工具，其作用就大大超乎一般作文之上了。
有人说，文学家、文章家、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在设想语文教学改革方向的时候，往往会融进自己因专业特点或专业偏爱而产生的某些特殊见解。这话的确不无道理。黎锦熙先生作为一个杰出的语言学家，更多地具备着那些严谨治学的科学家的品格，所以在他所设计的改革方案中，我们可以分明地看出，他除了特别关注青年学生对于汉民族语言的运用规律的掌握以外，似乎还在有意识地注重培养青年一代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和习惯。可惜的是，无论是在20年代，还是在40年代，黎氏改革语文教学的设想都未能引起语文教育界足够的重视，依此去身体力行者，更是为数寥寥。今天重温黎氏的两个改革方案，从中汲取有益的养料，应该是我们当今改革者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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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18
梁启超语文教育思想
来源：语文网　　 作者：匿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笔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8年9月变法失败，逃亡日本。1918年底赴欧，亲身了解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1920年初欧游归来后，开始从政治活动转向国民运动和基础教育，对中学的教育状况痛心疾首，连续发表了多种演讲和文章，探讨有关基础教育的具体实施和实际操作问题。其中集中反映梁启超的中学语文教育思想的，是1922年7、8月的讲演《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对中学生怎样从经典中学习作文的方法做了详细的讲解。他主张小学应主要解决语体文的应用问题，中学以上学校应解决文言文的读写问题。同时他主张“读”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写”的水平，“读”的注意中心应该在“写”上，所以他把文章定名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本书除小引外，分成两大部分，先论作文法，后论教授法。在文章中提出了许多与当时的流行观点相左的独特观点。
（一）重视文言文。中学国文教学是以白话文为主还是以文言文为主？
梁启超明确主张应为文言文。他认为语体文在小学期间教的已经够了，现在中学无专讲之必要，只教文言即可。不仅讲读是文言文，作文也允许用文言，文白均可。他的理由是文言文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各类文体的精华都有，容易选出作教材。而白话作品近世的不够成熟，不足成为学习的典范，历史上的长篇小说又不宜分割节选。他认定经典读本仅存于古籍之中，坚持古文在中学教学中的头号位置，并不意味着反对白话、提倡古文。他举例说：“许多有名的古文，不了解他真意何在，谬为高古，搬上满纸难字或过去的文法，令人连句也点不断，段落也分不清。”他认为作文最重要的是文章的思想和结构，即作到“言有物”，“言有序”，至于采用何种语言倒是不重要的。梁启超本人的写作就是他这一观点的绝好例证。他那些“对读者具有魔力"的文章，文言、白话兼有，只要宜于表情达意，“不避骈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中学国文课如果仅仅出于语言形式的考虑去教内容先天不足的白话作品，轻视博大精深的文言典籍，那就无异于舍本逐末。他还反对把白话和文言划分等级，持主奴之见。他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里说，语言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无所谓高下，文白之争不成问题。
（二）作文教学重在实用。梁启超主张文章的分类标准有二：一是文章的功能，二是文章内容的繁简难易。他完全着眼于文章的内容、结构和功能因素，把世间所有文字划分为记载之文、论辩之文、情感之文三大门类，反对让学生脱离内容胶着于文体。他说：“作文教学，本来三种都应教，都应学，但第三种情感之文，美术性含的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的事，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文为最重要，这一种不必人人都会。”
作文教学要重在实用，中学以上的学校里要重在指导学生写作记载文和论辩问这两类使用价值最大的文章。他批评当时的作文教学不求实用是一大积弊：“学问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纸的学问，一类为事的学问。所谓纸的学问者，指书面上的学问，所谓纸上谈兵是也。事的学问，乃可以应用，可以做事之学问也”。“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是纸，我仍是我，社会仍是社会，无益处也”。他根据文章内容的难易程度，对记载文和论辩文进行了详细分类，要求在安排教学内容时从易到难依次进行。
（三）明“规矩”。梁启超认为“现在教学中的最大毛病便是不言规矩而专言巧，从前先生改文只顾改词句不好的地方，这是去规矩而言巧，所以中国旧法教学没有什么效果”。正如孟子所说的“样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文章做得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出来的。而如何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的事，是极平实简易且经过一番分析有途径可循的，是可以教可以学的。他就是给学生提供若干体察事物、组织材料的方法和模仿借鉴的角度。要达到巧必须先懂规矩，“懂了规矩之后，便有巧的可能性”。
规矩就是作文的法则。《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大部分内容讲的就是文章做法。他把作文法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任何文章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就是怎样的构成一片妥当的文章的规矩”。第二个层次是各类不同的体裁的文章的不同作法，即写不同的文章的特殊规矩。他认为记载文必须遵守的两大原则是：一要客观的真实，二要叙述有系统。论辩文也有两个最紧要的条件：一是耐驳，二是动听。他归纳总结了形形色色的作文法，比如有记静态之法，记动态之法，有鸟瞰法，类括法，步移法，凸聚法，脔尝法等。
他认为记载之文和论辩之文这两种具应用性质的文章，可以“根据科学方法研究文章构造之原则，令学者对于作文技术得有规矩准绳以为上达之基础”。他通过大量范文，主要是史传类，也包括记、序、论等类，详细阐说作文的章法规矩。尤其是对记载文，他以系统分类的逻辑方式，逐一辨明记述不同事物对象的不同方法，每种方法都举出具体例子，示范如何谋篇布局，如何详略得宜。他不但讲解看文如何看，作文如何作，还向教员一一交代上课时如何分类分期，安排顺序比例，如何从理法到实践，如何启发学生预备和讨论，如何命题和评改。非常详尽。
（四）重实效。梁启超认为作文教学要重质而不能片面求量。他认为作文训练篇数要少，用的功夫要细，反对只讲“多写”而不讲求“实效”。他说：“现在的中学生至少一星期作一篇文，不但中学生做不好，便叫我做也必定越做越不通。我主张每学期少则两篇，多则三篇，每一篇要让他充分的准备，使他在堂下做。看题目难易，限他一星期或两星期交卷。”与其作的多而草率应付，不如少做几篇，抓细抓实，让学生做一篇有一篇的收获。
（五）重指导。梁启超认为出个题目让学生凭空瞎想，是作文教学的大忌。作文教学一要“求真”，二要“求达”。瞎想的结果必然是胡编乱造，胡编乱造成了习惯，就毫无文德可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写文章要在存“米”、找“米”上下功夫，才是正道。教师要重视取材方法的指导和直接提供材料。提供的方法，一是供给，即直接印发资料；二是口授，即口述材料；三是指定文件，即指定阅读材料。学生在提笔作文之前，不在“苦思冥想”上花时间，而在“搜集材料”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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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19
艾伟对于中文阅读心理的研究

顾黄初




在我国，传统的教育信从的是“名师出高徒”“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等等，其中虽然也包含着一些合乎规律的成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结论的获得毕竟更多的是来源于经验和体会，而不是来源于科学实验。对于我国汉语汉文的特点以及学习汉语汉文的规律，真正进行科学的实验研究，那还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起步的。当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多数是留学国外的一些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进行研究的地点也都在国外一些著名大学。例如刘廷芳在1921年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汉字的字形和字音对字义理解的影响首次作了实验性的探讨；陈礼江在1925年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对汉字横直编排对阅读之影响进行了心理学上的探索；沈有乾在1926年前后于美国史坦福大学，利用眼动照相机对汉文横直阅读与眼球运动的关系作了比较研究，等等。而其中，教育心理学专家艾伟对中文阅读心理的研究，坚持时间最久，成就也最高，对语文教育的影响也最大。
艾伟（1890—1955），字险舟，湖北沙市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理学士学位。1921年秋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和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应聘任国立东南大学心理学教授、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兼师范科主任。1927年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1933年又任该校教育学院院长、师范学院院长；同年起，受聘为教育部首届部聘教授。1934年在南京创办万青试验学校，对优秀儿童进行各种教育心理的实验，成绩卓著。抗日战争期间，专任中央大学师范科研究部主任和研究院教育心理学部主任，首创教育心理研究所，自任所长；创办大型学术刊物《教育心理研究》，作为发表实验研究成果的阵地；开设教育心理实验班，对儿童学习汉语和英语的心理进行实验研究。重要论著和译著有《高级统计学》《教育心理》《中学学科心理》以及作为语文心理学研究重要成果的《汉字之心理研究》《阅读心理?汉字问题》《阅读心理?汉语问题》《中学国文教学心理学》等。
作为一个实验心理学家，艾伟非常重视对学科心理作科学的实验。他在1947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在中国，“关于教育的实验研究并不是没有人在埋头的做。文盲如何扫除?汉字如何改进?国语如何教法?进一步讲得专门些，朗读和默读比较的效率如何?在这两种读法中眼球运动有何差异?阅读能力分为几种?其理解和速率之关系如何?在国外关于这些问题已经很多人实验了在40年以上；就是在国内也有少数人实验过达25年。国外所研究的结果可以作我们的参考，但我们不能盲目的引用，况且许多基本教育的问题是我国的特殊问题，必须我们自己从事实验，而无法可以借鉴的呢!”（《战后中国之教育实验》，《教育杂志》第32卷第1号）强调了实验的重要，强调了汉民族语文的问题有其特殊的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来实验，不能照搬国外学者的现成结论。艾伟自己正是这样身体力行，并通过自己的实验来获得符合汉语汉文特点和学习规律的结论的。
早在1923年和1924年，艾氏在华盛顿佐治城大学就对汉字的形、声、义三大元素与阅读的关系进行了实验研究。他选择了80个笔画多少不等、偏旁结构相异的汉字，进行阅读心理实验，发现汉字的笔画、结构对个别字的观察辨认，有重要影响，具体结论是：
（1）汉字笔画在10画以内者，容易观察。
（2）汉字笔画在11至15之间者，视字的结构形态，决定其观察的难易度。
（3）若一字的笔画在13或13以上，为左右偏旁所组织而成，而其任何偏旁之笔画数超过其他偏旁在10以上者（如乱、刘），此种字形的观察非常困难。
（4）若一字之笔画在10以上，而分作三四部由斜线曲线所组织而成（如疑），此种字之观察也感困难。
（5）若一字之一部分类似已经认识的字之一部分，此字写出之时容易笔误，且此种意定颇难改正。
（6）字形合拢者（如田、日、目），容易观察。
（7）字形由横直线组织而成（如罪）者，若其笔画数不过15，观察亦易。
（8）若字之笔画两方相称（如罪、开）者，其观察亦觉容易。
根据上述研究的结论，艾氏认为“行用简体字为改革汉字之最低限度”，“从汉字的心理研究上尤其在字形观察与默写之结果上，吾人宜用简体字”。我国汉字简化运动，自清末以至五四，王照、劳乃宣、钱玄同等人早已奔走呼号，大力倡导，可是，用汉字心理研究的成果肯定简化汉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以科学实验为根据提出汉字简化原则，在我国文字改革史上，当推艾伟为第一人。
艾氏还根据实验研究，归纳出影响汉字默写的10项因素，即：（1）教本上各字所见的次数；（2）课文内此种次数的分配；（3）各字之笔画数；（4）字形之组织；（5）字形相似字之混淆；（6）字声相同字之混淆；（7）感觉上之错误；（8）学者之注意力；（9）学习之兴趣；（10）教师之诱导能力。这些研究成果，为改进语文教学中汉字教学的方法，提供了十分可贵的科学依据。
艾氏在1931年曾对初小国语的识字量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指导研究生周祖训，对当时坊间流行的“新时代”“新主义”“新中华”“新课程”和“基本”等五种初小国语课本，合计二十余万字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发现这些课本的艰难指数（全文总字数与生字数之比率，即艰难指数。艰难指数高者，学习易；艰难指数低者，学习难）均偏低（艾氏认为，艰难指数一般不宜低于20），因而小学生不易学习、巩固。他根据自己的实验研究，对生字量的分配和进程提出了一个科学的设想：

年级	册数	每册总字数	每册生字数	生字数中点	指数
一	一	4 000—5 000	180—200	190	23．53
	二	5 000—6 000	200—250	225	24．44
二	三	6 000—8 000	250—280	265	26．40
	四	8 000—10 000	250—280	265	33．96
三	五	10 000—12 000	250—280	265	41．51
	六	12 000—15 000	280—300	290	46．55
四	七	15 000—18 000	290—310	300	55．00
	八	18 000—20 000	290—310	300	63．30

这一设想，虽然未见付诸实施的历史资料，但其参考价值是显而易见的：（1）艰难指数从总体上说都超过20，难度比流行各种课本为低，可以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而不挤占儿童课余的必要的游戏、休息时间；（2）由于每册的总字数增加量大，相对地说每册生字数增加量小，因此艰难指数随着年级的递升而逐渐增高，即年级愈高，在辨认、记忆生字上的负担愈轻，这就保证了高年级学生的识记方向从生字逐渐向生词转移。
对于语文教学中的阅读心理，艾氏曾历时二十余年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阅读心理?国语问题》（1948年，中华版）一书记录了此项研究的大量成果。
在小学国语教学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朗读与默读的功能问题。朗读是出声的读，其过程是先看字形，再读出字音，同时思考其字义；默读却省去了发声这一环节。艾氏曾对800名小学生的朗读行为和默读行为进行过比较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朗读与默读的速率都与年级的进阶成正比；（2）默读在速率上快于朗读；（3）在理解方面，朗读在低年级占优势，而默读则在高年级占优势。由于我国的小学国语教学，承袭过去旧式学塾的习惯，多采用朗读式读法（即所谓“书声琅琅”），所以艾氏的后两项结论对改进小学国语的阅读教学有明显的启发意义，它要求随着年级的递升逐步加强默读的训练，以便有效地提高阅读的速度和阅读的理解程度。
对于默读行为与阅读的速度及理解程度的关系，艾氏研究的结论是：（1）默读的速率与理解都可以借助训练而逐渐进步；（2）默读能力本来就比较高的，经过训练其进步（在原有基础上提高）往往较慢，而默读能力本来就比较差的，经过训练进步较快。上述结论表明：在小学国语教学中必须对默读能力进行严格的训练，尤其是对于默读能力原有基础较差的，更要有针对性地抓紧训练，使之迅速提高。在此项研究中，艾氏通过观察、分析还归纳出了国语默读能力的四项元素：（1）迅速浏览，撮取大意；（2）精心评读，记取细节；（3）综览全章，挈取纲领；（4）玩味原文，推究含义。这四项，从横向上看是四个元素，从纵向上看是四个层次，可以依此对学生的阅读能力进行测验。
对于阅读的理解能力，艾氏也作过系统的实验研究。艾氏认为：“影响理解的因素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经验背景。”所谓经验背景，就是阅读者原有的阅历及知识基础。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理解的重要关键之一是在读了文字之后如何引起相应的联想问题。例如对“勇敢”，要了解它的意义，就必须和许多表现勇敢行为的事实联系起来。一个名词的联念愈多愈广，则对其意义的理解也必然愈充实愈丰富。因此，人们阅读一段有意义的文字，比较容易集中思维；阅读一段无意义的文字，就很不容易集中思维。因为，前者可以引起许多联想，而后者不能引起任何相应的联想；前者不仅是“眼”的阅读，而且是“心”的阅读，而后者则仅仅是“眼”的阅读而已。但是，“心”的阅读的心理过程，主要是联想；而联想的基础是经验。此外，阅读中运用来自经验的联想，还必须形成习惯，即对于字、词、句的形和义能迅速地产生联想。艾氏曾把人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分为三种，也就是三个等级：
（1）理解力完全是一种习惯关系，习惯已经养成的，遇到了刺激（读物的形、音、义）就能反应。这是第一种。一般人阅读经验范围以内的书籍，联想迅速，一看就懂，就是这样的情形。
（2）倘若习惯尚未养成，则需相当时间以作补充，使这刺激反应的联合得以巩固。这是第二种的理解力。儿童读到一本较深的书，须慢慢阅读方能了解，就是这样的情形。
（3）倘若普通的阅读习惯虽已养成，但其能力尚嫌不足，遇到新的文字，觉其内容非常生疏，故须再读、三读以至四读五读，始能了解。这是第三种的理解力。
艾氏所说的三种理解力，事实上成了三个等级，即：一是过目即能理解──习惯和经验的条件都具备；二是细读始能理解──习惯条件尚未形成；三是再读三读始能理解──经验条件欠缺。可见，这三种理解力，实际上都关系到经验背景的厚实与否和联想习惯的养成与否（参见艾伟《中学国文理解程度之研究》，《中华教育界》第18卷第11期）。
对于文言文的诵读问题，前人研究已有相当基础，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属经验性的描述居多，而真正通过科学实验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却很少。作为一个实验心理学家，艾氏曾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实验研究。他首先确定的课题是“篇幅长短与诵读速率的关系”。他取文言文书籍一本，其中各篇长短不一，短的不过64个字，长的有302个字。每天由被试学生诵读一篇，读之前主试者先把文章内容讲解清楚，扫除理解上一切可能存在的障碍。试验时，主试者拿计时器（秒表）计算学生每诵读一遍所需时间，每遍都记录，直到会背诵为止。以一篇181个字的短文为例，经过曲线图显示，一个被试学生要诵读34遍方能背熟，费时共1 881秒，即半小时零1分4秒。初读第一遍需时70余秒，第二遍降至65秒以下，越往下读，读的遍数多了，每遍需时越少，逐渐至于背熟。这样的试验，不但可以揭示文言文篇幅长短与诵读速率的关系，还可以发现儿童在智力上的差异，背熟同一篇文言文，看哪些学生读的遍数少因而费时也少，哪些学生读的遍数多因而费时也多。
另一个课题是“文章内容在背诵与默写上之影响”。艾氏取7篇文言文作试验，先要求篇篇背诵，过了一学期，再要求逐篇默写。其结果如下表：

篇名	字数	背诵成绩均数			默写成绩均数
		平均遍数	时间（秒）	百字所需秒数	时间（秒）	默出字数	百分数	默对字数	百分数
陋室铭	81	5	77．3	95．5	230．3	70．3	87%	64．3	91%
六月十四日曾氏家书	105	16	479．0	456．2	0	0		0
不死之药	106	6	153．7	145．0	119．7	56．7	54%	55．0	97%
孔子世家赞	109	21	625．0	573．4	31	10	9%	9	90%
春夜宴桃李园序	117	10	250．5	214．1	190	45	38%	39	87%
七月七日曾氏家书	124	15．5	556．6	388．4	0	0		0
马说	151	12．5	397．2	263．0	255．0	87．0	57%	83	96%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背诵，每百字所需秒数最多的为《孔子世家赞》，次多的是《曾文正公家书》两封，可见内容的枯燥，文字的难解，影响到学生诵读的速率；默写，《陋室铭》和《马说》，学生背熟了，一学期后也能记住大半，而《曾文正公家书》两封，尽管曾经强行记诵，读到能背了，但一学期以后完全忘记，竟没有一个人能默出一个字来，可见内容的枯燥乏味，儿童不但不愿读，即使硬性规定要读要背，过后也会全然忘却。
为了对我国少年儿童的学习心理进行实验研究，艾氏在1939年2月重庆沙坪坝创办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学习心理实验班，名为“中央大学研究院教育心理学部中学六年制学习心理实验班”，从事中学各科的学习心理实验。共设三个班，高中一年级一个班，初中一、二年级各一个班。教职员有15人，已经初具规模。上面所述的阅读心理实验，都是在这几个实验班中进行的，实验结果整理后都记载在实验班的《教学报告》里面，由研究院教育心理学部出版发行。在实验班里，艾氏通过各项实验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他曾自豪地说：“在学习心理实验班里，最近八年来所作类似的研究非常之多。其所获得的材料并由此而拟定的原则，足够我们编辑一部合乎儿童学习心理的初中国文教本。”可惜的是，旧社会不可能也容不得一个正直的科学工作者实现自己的宏愿，艾氏心目中的这套理想的初中国文教本始终未能问世。1946年以后，由于教育界种种腐败和不景气的状况，迫使实验班中途夭折，以致艾氏在一篇总结战后中国的实验教育的文章中悲愤地责问教育当局：“我在中大任教已满21年，终日埋首研究，竟仍不免少数人之猜忌，以致二十余年之学术基础被其推翻，此成何世界?”
我国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历史，到40年代后期，才不过二十多年时间。但它的研究，几乎从一开始起就同教育和学科教学的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所谓实验心理学多半也就是教育心理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反映了我国早期的心理学家们都不是为研究心理学而研究心理学，而是为了解决青少年教育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了推进学科教学、改革学科教学而去研究心理学，让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教育。因此，许多心理学家，往往也就是教育心理专家，像沈有乾、艾伟、杜佐周、张耀祥、高觉敷、龚启昌等等，几乎都是把心理学引进教育和教学领域的卓有成就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艾伟，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艾氏从20年代起，就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实验研究，到40年代，尽管客观条件十分恶劣，他仍然排除种种困难和干扰，潜心进行研究，并在中文阅读心理的诸侧面作了大量的科学实验，为后人提供了大量心理研究成果。研究现代语文教育史的人是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历史功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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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21
语文学科教育的百年步履
顾黄初






这是个大题目、难题目，在世纪之交，却又是必须探讨的重要题目。应编辑部之邀写这篇短文，自知力不从心，但我有偷懒的办法：一是把“语文教育”定位在“语文学科教育”，口径缩小；二是抽取几个与当前语文学科教育改革联系较多的要点，说说个人的看法，角度集中；三是尽量少说“大背景”，紧紧扣住语文学科本身来探讨某些历史发展的轨迹，靠船下篙。
想完之后，提笔试着谈三个问题。

为什么教

这是有关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问题。
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近百年来人们的认识经历着一个曲折迂回而又不断接近完善的历史过程。这集中反映在对“语文是工具”这一命题的认识和理解上。
对“语文是工具”这一命题，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历史内容。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新学之前，也就是当语文学科还没有在中小学堂正式独立设科之前，语文也被认为是一种工具，那是被用来当作应试赴考、擢升仕途的工具，即用来叩开官宦之门的一块敲门砖。1903年新式学堂成立，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分科课程中定语文学科名称为“中国文学”（是为癸卯学制，一般以为是语文学科正式诞生之始）。当时受维新变法余绪的影响，语文作为一种工具，已经不单纯是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同时也为“从事于各项实业”的工具。直到五四前后，封建政体瓦解，共和政体建立，学校教育的宗旨改变为：（一）培养国民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精神。教育已开始摆脱封建主义腐朽绳索的束缚而成为旨在培养民力、开发民智的工具。辛亥后，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制定颁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其中对“国文”一科作了如下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这一表述，显然是从当时日本的同类文件中搬来，但也确乎反映了认识上的某些进步：语文是自由发表思想的工具，是培养文学兴趣的工具，是启发智德的工具等等。此后，在旧中国政府颁布的教育文献中，尽管文字上和表述方式上略有差异，但基本精神大致没有改变。在理论界，则各抒己见，如“语文只是人类生存必有之一种工具”（1932年，穆济波），“语文为传达思想的工具”（1931年，程其保）等等，论述的角度不同而已。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对语文学科性质和任务的认识，有两点值得重视：
一是40年代，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初中国文课程标准草案》，其中对于语文学科的教学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作了如下规定：
本科教学的全部活动，必须贯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以达到下列具体目标：提高学生对大众语文和新社会一般应用文字的读写能力，掌握其基本规律与主要用途，获得科学的读、写、说的方法，养成良好的读、写、说的习惯──这是本科的基本目的。同时，适当配合各项课程，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增进其他各种知识。
上述规定的特点主要反映在思想性、科学性和完整性三个方面。所谓思想性，就是它强调了语文学科教育必须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针。从这个根本指针着眼，在具体目标上突出要“提高学生对大众语文和新社会一般应用文字的读写能力”；同时配合其他课程，“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这就使过去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着意追求的“培养国民健全的人格”的目标有了具体的现实内容和可靠的保证，使争论多年、悬而未决的言文关系、知能关系等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答。所谓科学性，就是它强调了要学生掌握大众语文和新社会一般应用文字的“基本规律与主要用途”，使获得的“方法”和养成的“习惯”，都符合读、写、说的科学规律。这是以往的各种《纲要》和《课程标准》中从未提出过的，即使在过去那些专家、学者的论文中也很少论及（国统区的进步学者群，如“开明派”人物曾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也似乎未能从理论上充分地阐述过这个问题）。所谓完整性，就是它既提出了语文学科教育的“基本目的”，又强调了要配合其他课程所该达到的其他目的，如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和增进学生其他知识等等。这样，把语文能力、思想认识和相关各科知识三者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意识到了语文工具的特点和语文学科的综合性功能，又正确分清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提法上相对的完整了。其他如读、写、说并提和能力、方法、习惯兼顾，都体现了观点的周妥。
综上分析可见，陕甘宁边区所制定的这份《标准草案》，尽管是在革命根据地内实行的，但由于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广泛吸纳了国统区内部分学者的进步观点，又深刻认识到语文工具的性质和特点，所以比较正确地反映了语文学科教育的客观规律，而且言简意明、表述合理，应该被认为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代表正确方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文献。
二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30年代颁行的《修正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提出了语文工具与传播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其中，关于初中阶段的教学目标提到要“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使学生从代表民族人物之传记及其作品中，唤起民族意识并发扬民族精神”；高中阶段规定为“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进民族意识”。且不说适应抗战时期的特点，强调“唤起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的必要，就是从语文工具与传播文化的相互关系而言，也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所以，现在有人把“语文是重要的文化载体”这一提法看作是创新的观点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因为前人已经意识到语文工具与承载、传播文化的内在联系。
以上两点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讨论语文学科性质和任务的时候，凡是代表正确的一面的，都是继承了过去历史存留的重要观点，并结合新的现实加以发展的。今后也仍然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思考语文学科教育改革之路的宝贵财富。

教什么

这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问题。
在20世纪初，尽管新式学堂已独立设置语文学科，但它不像数、理、化、生等课程可用外来译本作教材，所以无论是“词章”（1902年）还是“中国文学”（1903年）都还没有自己新编的课本。先从小学堂开始，专为小学语文学科编教科书，继而中学堂也不再沿用《御选古文渊鉴》《经史百家杂钞》等古文选本，而有了自己新编的教科书。但名为“新编”，也多半是传统诗文名篇的汇集或略加评点而已。
辛亥革命以后，这种状况开始有了改变。值得注意的历史轨迹有如下几点：
一是书面语的分化。语文学科是以语言文字的特点及其运用规则为教学内容的，所以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必然要影响到它的教学内容。书面语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脱离口语的，即文言；一种是接近口语的，即白话。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口语化的书面语，在交际领域逐步取代了文言，以致占了统治地位。文言文除了在少数场合还运用以外，多半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历史文化遗产、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媒介。于是在中小学里，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形成了这样的新格局：低年级（主要指小学和初中）以学习口语化的书面语为主；高年级（主要指高中）以学习文言为主。从总体上看，是言文并存。这种状况延续到了今天。言文并存，必然要带来这样一系列问题：言文比例问题、言文编法问题、言文取舍标准问题等等。
二是口头语的分化。传统的语文教育是不重视口头语训练的，新式的语文学科教育开始在学习书面语的同时逐步重视口头语的训练。五四以后，以北京话为标准语音的普通话（五四时期称“国语”），在正式的口语交际场合取代了各地方言，各地方言则在特定地域内继续存在。于是，中小学的语文学科教育中，通过汉语拼音字母的学习和运用，大力推广普通话。五四时期，黎锦熙等人研究“话法”教学，引起普遍重视。这个问题，在旧中国尽管有人呼吁，有人倡导，但很少实绩。新中国建立以后，直到今天，推广普通话仍然是个艰巨任务。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在社会交际日益频繁、人机对话将成为现实的形势下，对中小学生进行普通话的训练，争取在大面积上取得成效，将是我们这一代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三是语文功能的分化。语文工具的社会功能，在语文学科诞生之前，是比较单纯的，学习文言诗文是为了求取功名，所以只要学习一些科场需要的八股文和诗词歌赋的作法便足够。五四以后，语文功能有了明显的分化：文艺文以抒写个人情怀和描述社会百态为特点，语言讲究形象、生动、传神；实用文以记录社会实况、说明事物性状、论述思想观点等等为特点，语言讲究准确、简明、得体；由于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思想的影响，语文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功能日益受到重视，所以应用文的读写训练被列入语文学科教育的教学内容。又因为文艺文有认识生活和陶冶性情的作用，在语文学科教育的教学内容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三类不同的语文运用形式的并存，必然也要带来比例问题、编法问题、取舍标准问题等等。
四是语文知能的分化。语文学科诞生之前，学语文只是读文和作文，并不重视语文知识学习。五四以后，读范文和学知识分化成两条线，在诵读中感悟和在学习语文知识中逐步掌握规律成为语文教学内容的两个重要方面。教科书已改变专选范文的旧格局，形成在范文中穿插编排语文知识专题短文的新格局。语文能力需要在实际运用中逐步培养，语文知识需要在实际运用中消化吸收，于是在教科书中增加作业练习成为必要。新式教科书形成范文系统、知识系统和作业系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至于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视学生语文自学能力的培养，在教科书中增添了指导学生自学的内容，构成了一个有自身特点的导学系统，那就进一步丰富了教学内容。
五是语文测试的分化。以一篇作文为语文测试项目的单一方式，是旧式八股科举科场的遗物，新式学堂成立之初还没有完全取消。辛亥革命以后，这种单一的测试方式开始有所改变，直至五四时期，阅读、写作、语文基础知识多项结合的综合测试法逐步推行，逐步完善。又由于国外教育界流行的较为科学的测试评价标准和方法的引进，给分方式也从主观评价的单一计分法逐步改变为主客观结合、平时成绩与测试成绩结合的多项计分法。

怎么教

这是关于语文学科教育的教学方法问题。
新式学堂兴办以前，我国的传统教育，在教学的方式上主要采用个别教授方式，在教学的方法上，主要是教师讲解、学生记诵的方法。新式学堂兴办以后，个别教授的学馆制被集体教授的班级制所替代，但在教学方法上，特别是语文学科，仍沿用过去重讲解、重记诵的传统方法。这种传统方法，由于重在教师的讲解，因此是单向的灌输；重在记诵，因此是带强制性的死记硬背。这无疑是对学生身心发展的束缚。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抬头，过去那种严重束缚青少年个性发展的传统教学方法，同追求个性解放、个性发展的时代潮流越来越明显地发生了抵触。努力冲破这种束缚而谋求一种新的、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教学模式，就成了从事新教育的人们所迫切关心的问题。
1913年、1921年先后两次到中国来考察教育的美国教育家孟禄发表《对于中国教育意见的概要》一文，其中说到：“中国今日的中学教学方法，是一种讲演式的教授法，学生居于被动的地位，无自动的精神……现在美国教育最新的趋势，不仅使学生自动参与学习历程，并进一步使学生自动解决具体的问题……中国今日的教学法，譬如踢球，只教学生研究踢球方法，不叫学生自己踢球。”“我希望中国学生要努力启发自己的能力，在讲堂上务必要极力发展自己的本能，去问，去研究，去想；能够这样，他日在社会上就可运用这种学识能力做出种种事业来。”
我之所以要引述这位资产阶级教育家当年考察中国教育后留下的印象，是为了说明两点：（一）学生处于被动状态的课堂教学确实由来已久；（二）资产阶级教育家尚且能在考察之后提出种种殷切希望，我们自己岂能安之若素?
事实上，我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并未安之若素，而是在美国、日本等国先进教育思想影响下进行了种种语文教学革新尝试。程序教学法、活动教学法、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教学法、分团分组教学法等，都有人进行过实验研究，但终于因为试验者忽视了汉语汉文的特点以及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先后宣告失败。能在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传统教育中的精华，并结合自身的读写实践经验而创造性地予以设计的，当推叶圣陶先生倡导的“导儿学步”教学法，或者叫“引导教学法”。
“导儿学步”教学法是在自动主义的现代教育思想和“导而勿牵”的传统教育思想启发下创立的一种新教法。自动主义强调要让学生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独立作业；“导而勿牵，强而弗抑，开而勿达”（引导学生学着走而不是牵着学生走，策励学生自己走而不是推着学生走，启发学生自己去探索而不是代替学生作出结论）的传统教育思想，要求教师善于启发、引导，既不放任自流，又不包办代替。
“导儿学步”教学法的完整构想，应该说最早形成于40年代，其代表者是叶圣陶。当时，叶圣陶、朱自清在设想阅读教学方法的时候，提到了这个比喻，说：“学生从精读到略读，譬如孩子学走路，起初由大人扶着牵着，渐渐的大人把手放了，只在旁边遮拦着，替他规定路向，防他偶或跌跤。大人在旁边遮拦着，正与扶着牵着一样的需要当心；其目的惟在孩子步履纯熟，能够自由走路。”（《略读指导举隅·前言》）
“导儿学步”教学法，在语文课堂教学结构上体现为纵向结构的改革和横向结构的改革。所谓纵向结构改革，就是把阅读教学的过程处理成学生独立阅读（预习）—师生共同阅读（报告与讨论）—学生在理解基础上再次独立地深入地阅读（练习）的过程，把写作教学的过程处理成构思—起草—修改的全程训练的过程。所谓横向结构改革，就是把阅读课分成精读课（举一）和略读课（反三），把写作课分成作文课和练笔课。由此推而广之，形成课内学知识、学规律，课外练眼力、练腕力的生动局面。
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语文学科的教法改革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形势，以独具特色的教学艺术而为国内同人推崇的特级教师令人瞩目，小学语文界的斯霞、霍懋征、袁瑢、李吉林，中学语文界的于漪、钱梦龙、徐振维、欧阳代娜、魏书生、章熊、宁鸿彬、陈钟梁、蔡澄清、洪宗礼、朱泳燚，犹如群星灿烂，熠熠生辉。以研究这些全国著名特级教师的教学思想、教学艺术、教学风格为内容的各种专著、丛书，应运而生，为推动全国语文学科的教法改革树立了榜样。
以上从“为什么教”“教什么”和“怎么教”三个方面对中国语文学科教育的百年步履作了粗略的概括。然而，就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20世纪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向社会主义民主独立逐步过渡的时期，是由分裂到统一、由黑暗到光明、由战乱频仍到和平建设的转轨时期，因而在语文学科教育领域，新的、进步的东西与旧的、陈腐的东西相互冲击又相互交织；更由于语文学科特殊的复杂性和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淀，以及很不平衡的地域差异，使它的改革进程就大面积而言显得相当缓慢。有些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已经意识到，但在实践上并未找到科学的、合理的解决办法；有些问题，历史上已经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却在“全盘西化”或“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婴儿与污水一起被倒掉。择其要，列举如下：（一）汉字教育被严重地忽视；（二）精读与博览不能兼顾；（三）作文的全程训练未能普遍做到；（四）课堂上教师的烦琐分析和简单问答仍然挤占了学生的独立阅读时间；（五）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仍摆不上应有的位置；（六）语文教科书编制的科学化问题没有找到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七）语文知识教学与语文实际运用脱节；（八）“学语文主要是应付考试”这种倾向越来越严重；（九）现代化教学手段还没有在教学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十）学生语文实际水平的科学评价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
面对新世纪的到来，语文学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还任重道远
*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8年第1、2期。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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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23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

顾黄初




从20世纪初开始确立的语文学科，在将近80年的发展历史中，似乎存在着几条明显的轨迹。
一、“文”和“言”的分合
1919年，蔡元培在《国文之将来》一文中说：“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文与文言文的竞争。”因为语文学科归根到底是学习语言、学习语言运用规律的学科。那么它所要学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呢?是学习古代通行的“死语”呢，还是学习“通行于今人喉舌”的“活语”呢?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当语文学科在新式学堂中独立设科之初，不管是定学科名为“词章”，是“中国文学”，还是“国文”，要学生读的、写的，仍然都是文言文，即蔡氏所谓的“死语”。在这个时期，“文”和“言”是分离的、脱节的。这种情况，对于培养和造就服务于现代社会的新一代国民是非常不利的，就连当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也痛切地感到“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因此主张“及早造成一种国语，用以编纂教科书以利教育”。
从民国元年以后到五四运动兴起，鼓吹国语统一，提倡言文一致，成了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这股潮流，首先猛烈冲击着学校的语文教学。1916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黎锦熙等人联名提出了一个“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提案，第一次公开亮出了改国民学校的“国文”课本为“国语”课本的主张。到1920年，教育部便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随后，又进一步规定初级中学“国文”科一律改名为“国语”科。于是，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大批白话文学作品和白话翻译作品，连同一些古代优秀的白话小说之类，被编进了语文教科书。何仲英等人发表《白话文教授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专门就白话文的教学进行理论探讨。这时，“文”和“言”长期分离的局面终于被时代潮流所冲破，二者在语文教学领域同时并存，汇为合流。
文言文和白话文同时并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二者的比例如何确定、教材如何组合的问题。这是另一种意义的“文”、“言”分合问题。在二者的教材内容安排上，当时大致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初中阶段全教白话文，高中阶段全教文言文；一种主张是，初中文言、白话兼教，但按一定的比例，初一主要教白话文，随着年级递升，文言文的比重逐步加大，高中则仍然全教文言文；另一种则主张，无论初中还是高中都应该文言、白话兼教。于是，在教科书的编制上，出现了文、白混编和文、白分编的两种不同的类型。文、白混编，就是在一册课本中，既选文言文，也选白话文，采用所谓“雨夹雪”的编排方法。文、白分编，就是同时编两种课本，一种专选文言文，一种专选白话文。这样，在教材处理上，“文”和“言”是分呢，是合呢?还是分中有合，合中又分呢?又成了人们长期探讨的一个课题。
说到“文”和“言”的分合，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书面语与口头语的教授问题。新式学堂兴办之初，语文科的教学仅专注于书面语，口头语完全被排斥在外。对此，早在1912年庾冰在《言文教授论》中已经有所觉察，他说：“语言为文字之母，文字者，不过为语言之符号，语言之与文字，具此密切关系，故教授文字，莫不由语言入手。”强调要由语言入手来教授文字。尽管他的重视语言教授，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文字教授，但毕竟已经意识到语言教授的不容忽视。此后，到五四时期，由于国语教育的推行，在学校语文科的教学内容中也曾规定要训练学生用国语会话，要训练学生演讲和辩论等等，但真正在教学中重视学生口头语的训练的为数极少。因此，当时尽管白话文已经被引进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文言文是古人的书面语，白话文是今人的书面语，所以在总体上教的还都是以书面语为主，“文”和“言”的分离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不过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十分显然的：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语文教学中对于口头语的严格训练的重要意义。因此，到1949年春，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就决定把过去“国语”“国文”的学科名称一律改为“语文”。当时改学科名称为“语文”，其中的“语”，就是指口头语；“文”，就是指书面语。规定“语文”一科的基本任务在于对学生进行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全面训练。至此，“文”和“言”的分离问题才算通过学科名称的变更，从理论上得到了解决。
因此，从词章到国文，从国文到国语，又从国语到语文，学科名称的一再变更，这决不只是字面上的歧异，而是反映着时代前进的足迹，反映着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和任务的认识在逐步深化，反映着“文”和“言”、书面语和口头语在整个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日渐明确，日渐趋于统一。
二、“文”和“道”的分合
传统的语文教学，讲究的是义理、考据、辞章。其中的“义理”，是指探究文章的内容、文章的思想；“辞章”，是指探究文章的句法、章法，文章的形式；“考据”，则是指对于文章的语言文字和用典引语的考证辨伪，是为正确探究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的语文教学倒是讲究“文道统一”的；只是当时所谓的“道”，是封建伦理道德之“道”、儒家道统之“道”，而“文”，则是旧时的作文规范，甚至是八股文的一些僵化了的程式。
到新式学堂实行分科制以后，“文”和“道”却有了某种程度的分离，即把过去属于“道”的部分，主要靠独立设置的“修身”、“读经”这样一些科目来灌注；而“词章”或“中国文字”（小学）、“中国文学”（中学），则主要是熟悉和探究各类文章以及诗词歌赋的作法。“修身”、“读经”，也都要读文章，但重在内容、精神；“词章”等等，也要读文章，却重在形式、技术。
民国元年以后，学校中取消了“读经”，保留了“修身”，但“国文”一科明确提出要“启发智德”，重视了读文讲文中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美育。这时，“文”和“道”又由分而逐渐趋于合。
五四以后，一些思想文化界的革新派，鉴于语文教育中封建复古势力的严重存在，坚决地要求在语文学科中着重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例如当时的浙江第一师范，国文采用自编讲义，课文按思想内容、按社会和人生的各种问题编组，有研究民主与科学的、自由与平等的，有研究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的，等等。教法是以各种问题为中心，引导学生读文章，组织学生讨论问题，教师参予讨论并及时进行小结、评判。何仲英、沈仲九等人对“国文”科的这种教材教法，都曾经加以总结，大力倡导。与此针锋相对的是那些企图挽回封建道统颓势的遗老遗少们，又竭力鼓吹“读经”，想把语文教学重新引入宣扬和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歧路。这新旧两派人物，他们要张扬的“道”显然是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但他们在语文教学上所坚持的做法却有共同之处，即都割裂了“文”和“道”的统一关系，把“道”强调到脱离了“文”的不适当的位置。所以叶圣陶、朱自清两人在40年代回顾五四以来语文教学状况时曾经这样说过：“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因此，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一个时期里，作为一种时代印记，语文教学中“文”和“道”一度又产生了分离现象。
对于这种“文”和“道”的分离现象，人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思、讨论和实践，已经有所察觉。1920年，陈启天在《中学的国文问题》一文中，就已经提出语文教学应有“正”和“副”两方面的目的。“正目的”是：①要能说普通言语；②要能看现代应用文和略解粗浅美术文；③要能做现代应用文。“副目的”是：①要启发思想，锻炼心力；②要了解和应付人生和自然。他用正、副目的的概念正确概括了他对语文教学中“文”“道”关系的理解。在1925年，朱自清发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反对将“人的教育”的全副重担都放到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他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双重目的：（1）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2）发展思想，涵育情感。他并明确指出：“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而在分科的原则上说，前者是主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实施时，这两个目的是不应分离的，且不应分轻重的，但在论理上，我们须认前者为主要的。”在这里，朱氏第一次从理论上正确阐明了语文学科中“文”和“道”的不可分离性以及它们的主次关系。这样一种观点，后来逐渐被多数人所接受，从而推动了30年代语文教学的发展。
“文”和“道”的分合问题，是我国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又一条基本轨迹，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着人们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不断接近于完整、全面。
三、“文”和“知”的分合
这里的“文”，指的是各类文章；“知”，指的是包括语文知识在内的百科知识。
语文学科，既是一门很单纯的学科──读的和写的都是一篇篇文章；又是一门很复杂的学科──教学内容所涉及的知识十分广泛。这“文”和“知”的相互关系如何处理，又是现代语文教学发展中人们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
在新式学堂兴办之初，“词章”或“中国文学”一科，都是以读写各类各体文章为基本内容的，所有关于文字、语音、句法、章法以及文章流别等等方面的所谓语文基础知识，一概融合在文章的读写中相机进行讲授的。因此，在那个时期，“文”和“知”是混合的。到民国元年以后，由于语文知识的系统研究有了某些进展，于是出现了在读写文章的同时，独立地、系统地讲授语文知识的状况，在中学里除了“讲读”“作文”以外，又设置了“文字源流”“文法要略”“中国文学史”这类语文的分支课程。“文”和“知”相互分离了。五四以后，特别是从1923年到1928年这一阶段中，中学试行分科制和选修制，那时各校国语、国文科内设置的分支课程就十分繁复。据语文教学法专家阮真的调查统计，当时语文学科所设置的分支课程累计竟达42种、69项名目之多。“文”和“知”的分离达于极致。
从1929年起，中学学制又改为单一的普通科制，“国文”科的教学内容相应地也作了简化归并。按当时部颁《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规定，初中、高中便只设“精读文”“略读文”“文法与修辞”和“作文”这四门课程。“文”和“知”从极端的分离又渐趋于混合。在这个时期，除了有了专门编撰语法、文法、作文法等属于语文基础知识的讲义或教科书以外，更多的人采取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方式，把有关的语文基础知识写成系列性短文，或穿插编排在课文单元的前后，或作为附录集中编排在每册课本之后，供教师相机行事，灵活使用。这种种处理方法，大致沿用到新中国建立前夕。
至于在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制上，这种“文”和“知”的分合现象也十分明显。最初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一般都是根据“以常识为内容，以语文为形式”的原则来编制的，“文”和“知”是混合的。五四以后，一些新进人物主张小学语文科应以学习儿童文学为主，教科书的编制强调文学性和趣味性，而不注重知识性，“文”和“知”趋于分离。抗日战争期间，又出现了国语、常识混编的教科书，既教国语，也教常识，一种课本双重效用，“文”和“知”合中有分、分中有合。
“文”和“知”的这种分合聚散，交递更替，当然都不是毫无意义的循环和随心所欲的往复，它反映了人们对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在组合方式、系列安排上的积极探索。
四、“教”和“学”的分合
在新式学堂兴办之初，语文学科的教学方法依然沿袭着过去旧式学塾的一套模式，即教师讲授、学生记诵，教师的注意中心在“教”而不在“学”。因此，“教”和“学”是分离的。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日本和欧美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学说的不断引进和广泛传播，教育界开始注重研究学生的“学”。当时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的主编张元善组织了一些懂得日文的编辑员，从日本的若干种教育期刊中编译了大量的资料，以“天民”的笔名发表在《教育杂志》上，于是“自习主义”“自动主义”“学生本位主义”“自习法”“预习法”“渐明法”等等一些强调以学生为学习主体的新观念和新教法开始引起许多学校、许多教师的重视。陶行知根据“教学做合一”的教育观，提出要把过去惯用的“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强调教学无非是“教”学生“学”，教和学应当合一。梁启超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一文中，提出了自动式的预习和讨论式的讲授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所以在五四时期，语文教学在教学法研究方面，总的趋势是由“教”和“学”的分离转向“教”和“学”的结合。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美国资产阶级教育家杜威、孟禄、克伯屈、柏克赫斯特等先后来华，广泛宣传他们“儿童中心主义”“儿童兴趣主义”和“在做中学”等一整套教育观点，而国内一些积极谋求教育改革的激进人士，在“全盘西化”的思想支配下，想把他们的一些做法不加分析地全部移用到国内，移用到本国的语文教学中来。在小学，开始盛行“设计教学法”，取消固定的课堂教学，取消固定的教科书，只为儿童创设一种“生活情境”或“工作情境”，然后根据儿童在这特定情境中的需要选择教材，并相机开展各科教学。在中学，试行“道尔顿制”成为一种“时髦”，学校把教室一律改为“作业室”，教师把教学内容一律编制成分阶段、分专题的“作业”，学生在作业室里自动完成各科作业，教师只担任指导和评阅作业的工作。这样的做法，在诱导和组织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这一点上是可取的，但全部教学活动都以儿童为“中心”，教师的主导作用、教科书的系统内容、教学活动的计划性统统被取消了，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是“教”和“学”的另一种形态的分离。
30年代以后，上述那种生硬照搬西方那套教法的状况有所改变，人们总结了过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积极研究“学法”的同时，也积极研究“教法”，并努力使二者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更好地统一起来。许多人一方面发表探讨中学生学习语文的方法的论文，另一方面针对过去片面强调学生“自学”的偏颇，着重研究教师如何实现有效的指导的问题。叶圣陶、朱自清在40年代合著《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就是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正确处理“教”和“学”的相互关系，是现代教学论的中心课题。我国现代语文教学史上人们在探索中所走过的道路，对于我们今天思考语文教学革新之路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
五、“教”和“研”的分合
我国的传统教育，衡量教育、教学的利弊得失，多半是凭借教者直觉的印象和个人的经验，缺少客观的、科学的标准。新式学堂兴办之初，语文学科的教学也仍然凭经验办事。教者是旧式文人，自己过去是怎么学的，凭以往的经验也就怎么教；编教科书的，熟悉过去的旧选本，凭以往的经验也就怎么选编课本。在这个时候，“教”和“研”是分离的。
真正注重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在我国也起始于五四运动前后。
就语文学科而言，在五四运动以后，曾经对常用字汇、常用词汇、文章作法、文章读法、文言文法、国语语法、阅读测验、阅读心理、汉字书写、新教学法等等作过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其中许多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实践价值。
例如对于汉字常用字汇的研究和统计，它不仅构成语文行为研究的基础，同时对语文教科书的编制也具有重要意义。这项科学研究，以陈鹤琴为先驱。他在1921年就编成《语体文应用字汇》一书，从儿童用书、报章、杂志、儿童作品、古今小说、杂类等六种材料共55万多字中，通过分析，筛选出常用单字4261个，其中复现率最高的单字共94个。这是我国基于科学实验的一项最早的汉字字汇研究成果。此后，王文新（《小学分级字汇研究》，1930年）、陈人哲（《大众实用字汇》，1934年）、杜佐周和蒋成（《儿童与成人常用字汇之调查及比较》，1933年）、刘德文（《市民常用字汇》，1935年）等也都纷纷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推进现代语文教学科学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果说上述这类研究还只是专家们在实验室、研究室里进行的工作，它们同实际教学还未必能直接地、紧密地结合；那么，五四运动以后各地实验学校的建立，就使“教”和“研”的结合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我国，最早自觉地运用实验方法来研究教育上面种种问题的学校，当推廖世承主持校务的东南大学附中。廖氏在1920年以后，根据美国实验教育家麦柯尔的指导，率先在本校开展了道尔顿制和非道尔顿制的对比试验。其中在语文学科进行试验的有穆济波、沈仲九、孙工等人。当时在该校附小任教的陈鹤琴也着手进行多种实验研究，如：“生字教学的讲解法与练习法之优劣比较”“中文横写与直写之比较”“注意写字与随意写字之比较”“毛笔、钢笔、铅笔书写之比较”等等。由于实验教育思想的普及，全国各地的学校，特别是小学，教育教学的实验研究曾经蔚然成为一时的风气。因此可以说，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前期，“教”和“研”的结合已成了一股潮流，它对以后的语文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战乱频仍，时局动荡，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科学研究因失去了政治上安定的环境、经济上必要的实力而陷于瘫痪。即使如著名心理学家艾伟，有志于汉字心理、阅读心理的研究，并亲自领导着一个教育心理实验室，但终因得不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奉令裁并，研究人员，相率星散，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艾伟：《阅读心理·汉字问题·自序》）当时，在抗日的大后方，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创办的《国文月刊》，算是为语文教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块可贵的园地。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就大学、中学、小学的语文科教材教法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因为有以往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作为基础，所以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然而，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环境下，这些成果不可能成为全国广大教师据以改进教学的准绳。从全国范围来看，除了我党所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教育行政部门从当时条件出发十分重视学校各科教学的实验和研究以外，国统区内只有个别矢志不渝的有志之士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做一些实验工作（如于在春的“集体习作”实验）；绝大多数的学校和教师都不能不维持着“教”和“研”分离的局面。
以上概述的五个方面，是我国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一些基本轨迹。研究这些轨迹，研究它们形成的历史原因和语文学科本身发展的内部规律，将有利于我们探索当今语文教学的改革之路。
*　本文及本专题其他的论文，均选自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拙著《现代语文教育史札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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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24
刘半农的语文教学革新尝试
顾黄初






刘半农（1890—1934）既是一位新体诗歌的开拓者，又是一位现代语文学早期的著名学者，蔡元培在痛悼刘氏英年早逝的时候，曾这样给予评价：“科学家习惯于机械的实验，数字的统计，虽有时亦为大胆的假设，而精神终是收敛的。文学家习惯于高尚的理想，淑诡的寓言，虽有时亦为严格的写实，而精神终是放任的。两种长技，不易并存。培根以科学者，而能为莎士比亚编剧本；歌德以文学者，而于植物学有新发见；张弛自由，至为难得。我们的刘半农先生，就是这一类的典型人物。”（《哀刘半农先生》）从刘氏一生的功业看，蔡氏的评价决非过誉。
谁都知道，刘半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派的主将之一。早在1916年，年方26岁的刘氏就开始为《新青年》撰稿，1917年5月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积极参予了“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又曾与钱玄同合演了一出“双簧”戏，对僵死的文言、国粹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宏文奇论，所指披靡。然而，他又决不是一个光会发空论的宣言家，而是一个勇于将自创的理论去作实地试验的实践家。就在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的同年秋天，刘氏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以教坛为试验场，有意识地对语文教材教法的改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试验。当时，理论的探讨和改革的试验，成了他倾注心力的两个重要方面。他在主持《新青年》编务的时候，就明白地宣告：“《新青年》同人所主张的”，“目下还在试验时代，试验的方法，一方面是各就所知，大家把自己的主张见地，与社外社内的同志，平心静气的讨论，务要找出个‘真’字来；一方面是根据此项主张见地，在教授学生时实事求是的试验，务要使自己良心上觉得有些是处。这两种试验的结果和经过情形，都随时在《新青年》上披露。”（《通信》，见《新青年》第4卷第3期）而在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1期上发表的《应用文之教授》一文，正是刘氏把他在北大预科进行语文教改试验的“结果和经过情形”公诸于众的一篇实况记录。自那以后，随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日益发展和深入，叶圣陶在《新潮》第1卷第1号上发表了《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1919年1月），《平民教育》第6号开展了“中学校国文教授的讨论”（1919年11月），陈文华在《平民教育》第18号上报告了《我之改革中学国文教授底试验》（1920年2月），涌起了我国现代语文教学史上第一股革新浪潮。这股浪潮虽不能说已形成摧枯拉朽之势，却也确实有力地冲击了千百年来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控制下陈腐的语文教学内容和僵化的语文教学方法，与新文学战线相配合，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实绩。
刘氏所写的《应用文之教授》，内容主要分三个部分：先讲教学宗旨，次讲阅读教学，后讲作文教学。在阅读教学方面，先讲教材，后讲教法；在作文教学方面，先讲注意事项，再讲命题方式，后讲批改要求。举凡语文教学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刘氏文中大都涉及，并且提出了不少新鲜的、独到的见解，列出了许多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这些见解和措施，在当时不仅有理论上振聋发聩的作用（蔡元培曾将此文编入《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而且有实践上开辟新路的意义。
刘氏这篇文章没有用“国文之教授”的标题，却冠以《应用文之教授》这样一个使人耳目一新的标题，分明显示出了这位激进人物的锋芒和锐气。因为，在过去的封建科举时代，读经习文是晋身官场的必由之路，教授八股文，学写试帖诗，无非是为了对付“三场闱墨”。本世纪之初，科举废、新学兴，然而国文一科，学的依然是被人捧为国粹的历代名文；所谓新编国文教科书，如刘师培编的《中国文学教科书》（1906年国学保存会印行）、林纾编的《中学国文读本》（1908年，商务版）、吴曾祺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1908年，商务版）等，也大都沿袭过去旧式选本的老例，不脱选文、评点的窠臼。“民国”以后，随着欧美、日本等国一些先进的社会思潮和科学技术的传入，人们的视野以及人们所需要掌握的知识，也越来越广泛，这时读书习文再也不是为了追求仕途功名，而是为了掌握一种具有传播和吸收功能的语文工具，以满足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需要。可是，民国元年之初，新式学校中的国文教学却偏偏仍在“科举的旧轨道中进行”，“换汤不换药”（引自《应用文之教授》，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文）。有人调查当时小学校里的作文题后，指出：“《华盛顿论》《王安石论》《爱菊说》《爱竹说》《郭子仪单骑赴会论》《岳武穆奉诏班师论》，以迨各种策论及古奥之说明文等等，竟数见不鲜。”（《通信》，见《新青年》第4卷第5期）其结果，刘氏说，学生“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及至踏入社会，“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政法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业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总之，这样的国文教学是言文相悖，学用相违，完全脱离了实际。
刘氏针对旧式国文教学严重脱离实际的流弊，在北大预科任教期间就确定以“实事求是”为自己教学的宗旨，以教授“应用文”为自己教学的目标，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同传统的国文教学严格区别开来。他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的“开宗明义第一”里写道：“我在教授之前，即抱定一个极简单的宗旨，曰：不好高骛远，不讲派别门户；只求在短时期内，使学生人人能看通人应看之书，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人人能作通人应作之文，及其职业上所必作之文。更作一简括之语曰：‘实事求是’。”刘氏在这里高高树起了“实事求是”的大，这正是五四时代科学精神的具体反映；他所提出的教学目标，也正是五四时代要求人人都能成为健全公民的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刘氏鲜明地指出：新时代的国文教学决不是要教学生读写充满八股文陈腐气息、严重脱离实际的所谓“文学文”，而是要教学生读写为实际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应用文”。而所谓“应用文”，蔡元培已有明确的解释：“应用文，不过记载与说明两种作用。前者是要把所见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经历给别人看。后者是要把所见的真伪善恶美丑的道理与别人讨论。都止要明白与确实，不必加别的色彩。”（《国文之将来》）刘氏把蔡元培的观点切切实实地来加以实行，加以试验，这正显示了他激进派中的实干家的本色。
本着上述的宗旨和目标，刘氏在应用文的教材教法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标准”。
首先是阅读中的选材标准。一共规定了12条，其中有：“凡骈俪文及堆砌典故者，不选”；“凡违逆一时代文笔之趋势，而极意摹仿古人者──如韩愈《平淮西碑》之类──不选”；“凡思想过于顽固，不合现代生活，或迷信鬼神，不脱神权时代之习气者，均不选”；此外，那些“卑鄙龌龊的应酬文、干禄文”以及“谀墓文”等也“一概不选”。他所要选的是“文笔自然，与语言之辞气相近者”，“思想学说，适于现代生活，或能与西哲学说互相参证者”以及“文章内容与学生专习之科目有关系者”。刘氏认定，选讲的文章犹如“蚕吃的桑叶，吃不着他，固然要饿死；吃了坏的，也要害瘟病”。那些思想陈腐、形式僵死的文章，不但无应用的价值，而且读了要“害瘟病”；只有内容和形式适合于时代进步潮流的文章，才能适于应用，读了才真正有益。此外，在作文教学方面，他也规定了12条，其中特别强调：“要以记事明畅，说理透彻为习文第一趣旨”，并规定作文要“勿落前人窠臼，勿主一家言，勿作道学语及禅语”；“勿用古字僻字”；“不避俗字俗语，即全用白话亦可”；“勿打滥调，勿作无谓之套语……凡古文家、四六家、八股家之恶习，宜一概避去”。用蔡元培的话说，写应用文但求“明白与确实”而已。总之，刘氏在读文、作文两方面所确立的“标准”，贯彻的是同样的精神，这种精神同他在《新青年》上鼓吹西哲的进步学说，反对腐败文风，宣传无神论，倡导白话文等等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刘氏的应用文教授，侧重点在“作”。他说：“研究应用文，着手第一步，便抱定了‘要能作应用文’的目的，……选讲两方面，其实都是个‘作’字的预备而已。”这种观点，在五四时期语文教育界一些新派人物中具有普遍性。梁启超把自己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见解作了系统的整理，其中有论“读”的，也有论“作”的，可是文稿却题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就是一个例证。正因为刘氏视写作为教学的重点，所以在作文教学方面他倾注的心力也更多。过去旧式的国文教学，沿袭传统老例，学生开笔就是命题作文，而且所命之题大都出自四书、五经或古代人事（前引小学校种种作文命题，可见一斑）。面对这样的命题，学生是有本固然照套，无病也得呻吟，而于实际应用却全无裨益。刘氏则一反过去的陈腐老套，从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多种需要着眼，设计和安排了许多不同的应用文写作训练内容，现引述于下（每项后面方括号内的提示，为笔者所加）：
1．出一记事文或论文题目，由学生自由作文（这是老法）。〔传统命题作文，但行文强调“自由”，不在写法上加以限制〕
2．说一段文字，令学生笔述，不许增损原文。〔听写，兼有听力训练〕
3．译白话文为文言，或译文言为白话。〔翻译，语体比较的语言训练〕
4．化韵文为散文（如古诗及白香山纪事诗，均可改作散文，兼采辞曲）。〔改写、文体比较的语言训练〕
5．以“讲的方面”第六条（指选文的内容分析研究）研究之结果，令学生撰写为论文或笔记。〔听讲或阅读心得，读写结合〕
6．以一段长冗之文字，令学生删烦就简，作一短文，其字数至多不得逾原文三分之一。〔缩写，文字繁简比较的语言训练〕
7．就其专习之科目，出种种应用题目，令学生实地研习（如记载实验、解析学理、辩论、批牍、商业通信、订立合同等，各视所专习之科目定之）。〔实用文习作，延伸到其他各科学习的实用性语言训练〕
8．以一段文字，抽去紧要虚字，令学生填补之。〔填写，写中包含阅读训练因素〕
9．以一篇不通之文字──或文理不通而意义尚佳之小说杂记等──令学生细心改订，不许搀入己意。〔修改文章字句，写中包含阅读训练因素〕
10．以一篇文字，颠倒其段落字句，令学生校订之。〔整理文章脉络，写中包含阅读训练因素〕
11．以一段简短之文字，令学生演绎成篇。〔扩写，写中包含联想想像能力训练因素〕
12．预先指定一书，或一书之一部分──其篇幅以一万字至三万字为限，且文义不宜高深，要以学生能自行阅看，全无窒碍为度──令学生阅看，即提纲挈领，作一笔记，或加以论断，字数不得逾千。〔读书笔记、书评，与专书阅读结合〕
这12种训练内容，几乎包容了学生出校以后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可能碰到的运用语文工具的主要方式，同时也相当全面地囊括了人们驾驭语言文字以表情达意的多方面的技能技巧。如果能够循序渐进作合理的安排，无疑是有利于促进作文教学的科学化的。五四以后，在中国教育会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制订国文国语课程标准时，作文教学部分相当数量的项目就是参照刘氏的试验来编列的，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刘氏的应用文教授，还充分体现了教学民主的精神。例如在“授课的第一日”，他就把字法、句法、章法等三个方面，“昔之所重而今当痛改者”和“昔之所轻而今当注重者”，分别列出一个表来，并“一一举例证明之”，使学生在开始学习之前，对于新旧文体、文风的鉴别，就有一个鲜明而确定的标尺，便于今后在学习中自行评断。在开笔作文之前，他还拟订了12条注意事项，要求学生每次作文都拿出来阅读一遍，使自己从构思到落笔不致离谱脱轨，完卷以后还要一一加以对照。在教学过程中，刘氏十分重视引导学生去独立分析、独立研究问题，并鼓励学生责疑问难。例如在他提出的10条讲课要求中，首先强调的是学生的“预习”，“每讲一文，先命学生自行预备”，许多问题让学生通过预习自行解决。在讲课时，又注意引导学生作比较的研究，第6条：“所讲之文，如与学生专习之科目有关，则命学生自为比较的研究；如与西哲学说──普通的而非专门的──可以互相参证或攻辩，则兼述西哲学说之大要，命学生为比较的研究。”第7条：“前后所讲各文，有内容上性质上文体上之类似或反对，一一比较研究之。”这种种连类而及的比较研究，既是极有价值的思维训练，又有利于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提高独立分析能力。在作文教学方面，他设计了“二次批改，一次讨论”的新的批改方式，具体过程是：“一、初次批改，只用种种记号，将文中‘毛病’，逐一指出〔刘氏创造的记号凡24种，此处从略。符号批改法，以刘氏的创造为滥觞，大致近似〕；二、初次批改后，以原卷发还学生，令其互相研究，自行改正；有不能改，或虽有符号，指出其毛病而仍不能知其所以然者，许其详细质问；三、学生自行改订后，另卷誊真，乃为第二次之批改，此次不用记号，竟为涂抹添削，至评判分数，则折衷于初二次之间；四、第二次批改后，学生有不明了处，仍准质问。”这种批改方法，在今天真能坚持做的，为数恐也不多；至于在60年前，在封建教育的漆黑铁屋子里才透进一丝民主曙光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的大胆的革新尝试。
刘氏在语文教学改革方面的试验，持续时间不长，不久他就赴欧洲留学，1925年回国后，任北大教授，潜心于语音、文法和音韵的研究，几乎消尽了当年战斗者的锐利锋芒。然而，他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中所提供的试验记录，却在现代语文教学发展史上永远闪耀不灭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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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25
胡适与语文教育革新运动

顾黄初





五四时期，我国中小学的国文科，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到教材教法，都经历着重大的历史性变革。在这场革新运动中，胡适的影响至巨，研究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的人，不能不正视这一历史事实。
当时国文科的革新，从教学内容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文形式，即语体和文体的革新；另一方面是思想内容，即教材所反映的思想观念的革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语文形式上反对言文脱节，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即提倡白话文，推行普通话（国语），这对传统国文教学只教文言文致使言文脱节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在思想观念上反对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和专制主义，主张科学和民主，提倡个性解放，这对传统国文教学一味崇尚圣经贤传、颂扬封建伦常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的胡适，他的一些言论和行动当然对国文教学的革新会产生重大影响。
胡适是提倡白话文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清朝末年，各地出了不少白话报纸，如《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宁波白话报》以及《国民白话日报》《安徽白话报》等等，1906年一些“清国留学生”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自编《竞业旬报》，也全部刊载白话文章。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期间，就为《竞业旬报》第1期撰写了纯粹白话的《地理学》，同时还为《安徽白话报》等提供用白话写的稿件。当时，他还不过是个15岁的少年。1910年，他赴美留学，在弃农从文以后，更竭力倡导白话创作，自己首先尝试着用白话写诗，后来把这些诗稿结集成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过去，林琴南翻译外国小说，全用文言，影响极大；胡适第一个尝试着用白话来翻译法国都德的著名小说《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那是1912年前后的事。这两篇著名译作，后来都被选作国文科的教材。1919年，胡适又把自己用英文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翻译成中文，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1918年，他冲破了历来用文言文写学术著作的传统老例，尝试着用白话文写哲学研究论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白话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可见，胡适不但在著名的《新青年》杂志上，同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大力提倡白话文，而且用自己的写作实践有力地向人们证明，白话文不仅可以写文，而且可以写诗、写剧，不仅可以进行文学创作，而且可以从事翻译和发表学术论著。他的理论呼吁和实践尝试，在当时确实为白话文冲破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牢固地占领宣传舆论阵地作出了贡献。
采用新式的标点符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语文形式改革方面又一重要内容，对国文教学也曾有重要影响。早在1915年6月，胡适为《科学》杂志写过一篇题为“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的专论，指出历来中国文字不加文字符号（即标点符号）的弊害有三：一为意义不能确定，容易误解；二为无以表示文法上的关系；三为教育不能普及。为消除此三大弊害，他设计并提出了10种标点符号。在1915年7月2日的日记中他说：“吾之有意于句读及符号之学也久矣。此文乃数年来关于此问题之思想结晶而成者，初非一时兴到之作也。后此文中，当用此制。”从此，他每有所作，都坚持用自拟的各式标点，使时人耳目为之一新。
推行国语，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业绩之一，胡适对此也积极鼓吹，不遗余力。早年胡适就读的中国公学，是在上海第一个用普通话进行教学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胡适接受了国语的初步训练，并在《竞业旬报》上大力宣传国语统一的必要。1920年，教育部在北京开办了一个国语讲习所，胡适出席讲演十多次，对教育部命令全国各国民学校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教授，表示赞赏，并认为“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引自《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
至于思想观念的变革，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在五四当时，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首的《新青年》同人，在抨击腐朽的封建传统观念、传播民主主义新思潮方面，高举义旗，振臂呐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胡适也是赢得广泛的社会声誉的一员。他翻译《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宣传爱国思想；翻译易卜生的《娜拉》、为不幸女子李超作传，鼓吹妇女的解放和独立人格；撰文盛赞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在道义上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建国宏图；倡导整理国故，为运用新观念、新方法批判继承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指明方向。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文教学在观念上的更新。胡适的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尽管从20年代后半期起发生严重的逆转和退化，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阻力，然而在五四的前后，他在一般新派人物的心目中却还是新思潮的突出代表之一。
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语文形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革对国文教学产生积极影响，决非胡适一人之功；而且，在改革的彻底性方面，他还远不能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相比拟。然而，在改革的广泛性方面，在直接关涉到国文教学的学科建设和教法改革等领域里面，胡适的贡献却又有其独特之处。
说来也奇怪，胡适对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历史性思考，竟是从“如何教授文言文”这个教学法问题开始的。也就是说，胡适对于语文形式的思考，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教学。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曾与赵元任在中国学生会成立的“文学科学研究部”的分股讨论会上，分别写过两篇供讨论的论文。赵元任写的是《吾国文字能否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写的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胡适在这篇早期论述文言文教授的文章中，指出了历来文言文教授在教法上的四大弊端：一是“以为徒事朗诵，可得字义”，忽视了译释字义的重要；二是教者不懂文字学，不知推究字源；三是忽视文法探讨；四是不讲究句读、标点，致使文法不易解，字义不易定。胡适认为，文言文乃是“半死之文字”，教法上应当与教外国文字略相似，“须用翻译之法”；文言文“是视官的文字，非听官的文字”，所以应当重视字源学的教学，以比较今字与古字的差异；文言文有自己的文法，教文言文应当重视文法分析；文言文向来不用标点符号，所以文句难断、文意难明，教文言文应当重视句读和标点。胡适这篇文章对文言文的特点作了正确的分析，并针对历来文言文教授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教法的四点设想。后来，黎锦熙和吕叔湘等人，在讨论到文言文教学的时候，都提到教文言文应该采用近似外国语的教法，应该重视古今字义、古今句法的比较分析，可见胡适早年的见解决非妄言，他确实道出了文言文教学的特点和规律，而他提出这些见解却远远早于黎、吕二氏。
如果说上述诸端还只是国文教学革新的某些局部问题，那么胡适在1920年和1922年所作的两次讲演，却是对中学国文教学整体改革的全局性的构想，在中学国文科的课程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五四以后不久，在新文化、新思潮的热浪冲击下，教育部已开始下令将国民学校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而在初级中学里面，要求将国文科改为国语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国语、国文并存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这种形势之下，重新构建语文学科的课程纲要已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1920年3月24日，胡适应北京高师附属中学国文研究部之邀发表了演讲，题为《中学国文的教授》，记录稿最初刊载于《教育丛刊》第2集，后来经修改编入《胡适文存》卷一。这是五四以后，就中学国文科课程建设系统地发表个人见解的第一篇重要文字。演讲内容共七个部分：一、中学国文的目的是什么?二、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三、国语文的教材与教授法，四、演说与辩论，五、古文的教材与教授法，六、文法与作文，七、结论。1922年10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东济南召开第一届年会，18个省区的366位代表参加会议，会上由梁启超、黄炎培、麦克乐、邓萃英、推士、蒋梦麟、张默君、胡适等8人分别作专题演讲。胡适讲题为“中学的国文教学”，内容与第一次演讲基本相同，只对某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的修正与补充，所以记录稿在编入《胡适文存二集》时改题为“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以下，前文简称《一论》，后文简称《再论》），内容共四个部分：一、假定的“中学国文标准”，二、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三、国语文的教材和教授法，四、古文的教材和教授法。
胡适在这两篇重要文字中对中学国文科的教学目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作了全面的论述。其所论各点，就胡适本人而言，是他以往所持的一系列见解的综合反映；就语文学科的发展而言，是后来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制中学国文科课程标准的重要基础。
胡适立论是针对民国元年以来颁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而发的，为的是能从比较对照中推陈出新，重新建构中学国文科的课程纲要。首先是关于教学目的。民国元年“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第三条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胡适认为，这条“要旨”本身是属于“理想的”，内容并无大错；但考察8年来教学的实况，却不能不说是“完全失败”。其原因“并不在理想太高，实在是因为方法大错”，因为目标是要“通解普通语言文字”，教的却并不是普通的语言文字，而是少数文人用的文字，至于“语言”更用不着说；目标是“能自由发表思想”，教的时候却不许学生自由发表思想，“硬要他们用千百年前的人的文字，学古人的声调文体，说古人的话”。“事实上的方法和理想上的标准相差这样远，怪不得要失败了。”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胡适在《一论》中就自拟了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共4条：
（1）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
（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
（3）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
（4）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
在《再论》中，胡适对上述4条又作了几点补充说明。第一，他认为国语是一个中学生“自由发表思想的工具”，必须首先掌握好，所以“能作国语文”应是“第一个标准”。第二，要待“国语文通顺之后，方可添授古文，使学生渐渐能看古书，能用古书”，而且也只有“先学习国语到了明白通顺的程度，然后再去学习古文，所谓事半功倍，自然是容易得多”。第三，“作古体文但看作实习文法的工具，不看作中学国文的目的。因为在短时期内，难望学生能作长篇的古文；即使能作，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他同意黎锦熙的意见：“中学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这是对《一论》中第3条标准的重要修正。胡适所定的这4条“理想的标准”，固然还有偏重于“古文”的倾向，但他强调了国语的突出地位，把民国元年颁行《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从“理想的”变为“可行的”，而且用浅明的国语分项列出，便于检测，无疑是一大进步。
其次是关于课程设置。原来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中学四年学习的课目是讲读、作文、习字、文字源流、文法要略、文学史，一共六门。胡适的构想是把讲读分为“国语文”和“古文”，将“国语文”独立出来与“古文”并行；此外，为了强化国语训练，在高年级开设“演说”和“辩论”。至于习字、文字源流、文法要略、文学史等四门，一律删去，原因是：习字，要靠平时历练，每周单设一小时练字，是练不好的；现有的《文法要略》《文字源流》，胡适认为“都是不通文法和不懂文字学的人编的，读了无益”，而且他说“以后中学堂的国文教员应该有文法学的知识，不懂文法的，决不配做国文教员。所以我把文法与作文并归一个人教授”；读文学史，首先必须读过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否则，光“记得许多李益、李欣、老杜、小杜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的著作，有什么用处”?所以，胡适拟定的课程如下表：
年一：国语文1，古文3，语法与作文1共5
年二：国语文1，古文3，文法与作文1共5
年三：演说1，古文3，文法与作文1共5
年四：辩论1，古文3，文法与作文1共5
在《再论》中，胡适对上述课程设置又作了重要修正，即把一种统一的课程设置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课程设置：
一、在小学未受过充分的国语教育的，应该注意下列三项：
（一）宜先求国语文的知识与能力。
（二）继续授国语文至二、三学年，第三、四学年内，始得兼授古文，但钟点不得过多。
（三）四学年内，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
二、国语文已通畅的，也分为下列三项：
（一）宜注重国语文学与国语文法学。
（二）古文钟点可稍加多，但不得过全数三分之二。
（三）作文则仍应以国语文为主。
胡适这种根据小学毕业生的实际程度，在中学施行“两类教学计划”的设想，无疑是相当高明的，它为以后实施分科制、选科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路。
再次是关于国语文的教材和教法。过去的国文科教的全是文言文，教材不成问题；现在新设国语文，该选什么材料供学生习读，这是一个新的课题。胡适提出五种材料作为国语文的教材：（1）小说，（2）戏剧与诗歌，（3）长篇议论文与学术文，（4）古白话文学选本，（5）国语文的文法。在《再论》里，胡适首次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白话文非少数人提倡来的，乃是千余年演化的结果。我们追溯上去，自现在以至于古代，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很好的白话文，都可供我们的选择。有许多作品，如宋人的白话小词，元人的白话小令，明清人的白话小说，都是绝好的文学读物。”并根据这一观点，开列出《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等十余部白话小说，认为这些都应该是国语文的绝好教材。这一见解，为国文科的教材建设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至于白话戏剧和白话诗歌，胡适认为“此时还不多，将来一定会多的”，也应该列为教材。白话的散文作品，短小浅显的，应作为小学国语科的教材，在中学里“只教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旨在探究这类文章的“思想条理”，借以培养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胡适还认为，国语文的文法也应该列为国语文的教材，只是当时坊间还没有够格的国语文法书可采用，应尽快着手编撰。为此，他亲自动手编写了《国语文法概论》（1921年亚东图书馆版），以供教学之需。在国语文的教法上，胡适主张实行“教员指定分量──学生自己阅看──课堂组织讨论”的三步教学法，在课堂讨论中，教员除了要引导学生研究教材的思想内容外，还要“点出布局，描写的技术，文章的体裁”等等；戏剧，“可选精彩的部分令学生分任戏里的人物，高声演读”；长篇议论文和学术文，要注重结构层次的分析、材料安排的探究和行文思路的把握。至于国语文法，当与国语文的写作紧密配合，注重实际的应用。在国语文刚刚开始列入中学国文科、教员对国语文的教法还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胡适提示的教法给人们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子。后来浙江一师的同人实验的白话文的教学，就是依循着胡适提示的路子来的。
与国语文的教学直接有关的是演说与辩论。胡适认为演说与辩论“是国语与国语文的实用教法”。因为“国语文既是一种活的文字，就应当用活的语言作活的教授法。演说、辩论……都是活的教授法，都能帮助国语教学的”。在胡适看来，“凡能演说、能辩论的人，没有不会做国语文的。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只是思想有条理，有层次。演说辩论最能帮助学生养成有条理系统的思想能力”，因此，进行演说和辩论的训练，应是中学高年级国语文教学的延伸和发展。在国文科中列入国语文的教学内容，固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在国语文中又特别突出了演说和辩论的训练，并认为这是国语文的活的教授法，更是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胡适的这一构想，曾被后来历次制定的课程标准所采纳；可惜大都只是堂而皇之地写在纸上，真正认真去贯彻的，为数寥寥；以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演说与辩论的训练仍不被多数学校所重视，这在中学语文教育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此外是关于古文的教材与教法。胡适对古文教材的处理，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一是主张“第一年专读近人的文章”，包括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散文以及林琴南译的小说等，借以熟悉文言文的特点；“后三年应该多读古人的古文”，借以明白文言文的发展、演变。二是主张在后三年将精读选本与自修古书二者结合起来。选本依时代的先后编排，“每一个时代文体上的重要变迁，都应该有代表”，这样，读完选本也就等于读完一部“最切实的中国文学史”，“此外中学堂用不着什么中国文学史了”。古书的自修，在胡适看来是“最重要的”一环，应该开列书目供学生选读，并加以指导；否则，单靠选本上有限的篇章，是学不好古文的。胡适的这一构想，就为以后把讲读分为“精读”和“略读”二目奠定了基础。在古文的教法上，胡适提倡“用‘看书’来代替‘讲读’”，即废弃传统的逐字逐句串讲法，而多让学生自己预习、自己翻查工具书、自己加句读、自己试行分章分节。上课时，只做三件事：“（1）学生质问疑难，请教员帮助解释；教员可先问本班学生有能解释的没有?如没有人能解释，教员方可替他们解释。（2）大家讨论所读的书的内容。教师提出论点，引起大家讨论；教员不当把一点钟的时间占据去，教员的职务在于指点出讨论的错误或不相干的讨论。（3）教员可以随时加入一些参考资料。”为了实行这样的新的教法，胡适主张对古书要进行整理，因为“古书不经过新式的整理，是不适宜于自修的”。所谓“新式的整理”，胡适认为至少有下列7项工作要做：（1）加标点符号，（2）分段，（3）删去繁重的、迂谬的、不必有的旧注，（4）酌量加入必不可少的新注，（5）校勘，（6）考订其假，（7）作介绍及批评的序跋。在《再论》中，胡适列举了《诗经》《左传》等数十部古书为例，并说：“有了这几十部或几百部整理过的古书，中学古文的教授便没有困难了。教材有了，自修是可能的了，教员与学生的参考资料也都有了。教员可以自由指定材料，而学生自修也就有乐无苦了。到了这个时候，我可以断定中学生的古文程度比现在大学生还要高些!大家如不相信，请努力多活几年，让我们实验给你们看!”胡适的自信如此，其实验的决心也如此。在20年代，他一方面编著《国语文法概论》和《白话文学史》，为国语文教学提供教材；一方面提倡“整理国故”，希望中国能有一套“中学国故丛书”；所有这些，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他对中学国文教学革新进行大胆假设以后的实地试验。
《一论》和《再论》是胡适对中学国文教学革新所持的观点的全面阐述，发表以后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关于中学国文课程建设的一场大讨论，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学制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拟定和颁布。1923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拟定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时，就委派胡适主持其事；1929年重新修订课程标准时，胡适仍为主持者之一。由此可见，胡适的一套构想，在当时影响极为深远。至于因胡适、陶行知、蔡元培的邀请与组织，国外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家如杜威、孟禄、麦柯尔等人，在20年代纷纷来华调查、讲学，使那些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教育学说得以在中国传播，使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思想遭到猛烈冲击，许多新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被人们热心推行，以致给国文教学带来蓬勃生机，那已经是属于胡适等人为中学国文教学革新所提供的外部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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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28
王森然和他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

顾黄初





王森然和他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
自从1902年“国文”（当时名为“词章”）一科被正式规定为中等学堂一门独立的课程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就对它的教学宗旨和教材教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一些师范学堂和一般学校附设的师范科，也都仿效国外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开设了各科“教学法”。五四运动以后，也陆续出现了专为师范生编写的各科教学法教材，其中有关国文科的教学法教材，就不乏有扎实的内容、新鲜的见解、足资后人借鉴的成果。从现有资料看，黎锦熙在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教学法》和周铭三、冯顺伯合著于1926年出版的《中学国语教学法》，是其中问世较早的两种。不过，黎氏的《新著国语教学法》，研究的重点是小学国语教学，而且主要内容是单篇论文的结集，还未形成“教科书”的格局；周、冯二氏的《中学国语教学法》，内容较为丰富，体制较为完备，但研究的重点在国语（白话文与口语）教学，完全不涉及文言文教学，从中学语文教学的整体来看，也还不够完整。在中学语文教学法的学科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内容全面、材料翔实、体制完备、观点新颖的教学法教材，当推王森然在1927年写成、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此书问世以后，著名语文教育家孙工推崇备至，说它“似为近年来讨论中学国文教学的一部最有系统的最详尽的大著，不但有必读的价值，而且有批评的价值”，“殊非惯作空论者所能比拟”。以研究语文教学法称著于30年代的阮真，在编撰自己的语文教学法教材的时候，也承认王森然的这部宏篇巨制“兼收并蓄，搜集宏富”。
王森然（1895—1984）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原名王，字森然，号杏岩，一生从事革命的文化教育事业，著作等身，领域广泛，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广，为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所罕见。他出生于河北省定县，自幼随父习读“四书”“五经”，农忙时也随父从事农耕，为好学上进的农家儿。1900年，八国联军侵扰华北，国难家仇使幼年的王氏萌生了雪耻报国的宏愿，曾在自家大门上贴出自撰对联“振衣帕米尔，濯足太平洋”。1907年就读于定县县立高等小学，在一次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中提出：“集四万万同胞为一大众，以抗帝国主义。”时值少年，王氏已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联在一起。1913年，考入定州中学堂（后改名为直隶第九中学），任学生会会长，结识了应邀来校讲演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受蔡的指导和启发，开始坚定了从教育入手改革社会的信念。1919年初，考入直隶高等师范国文专修科。在校期间，五四运动狂飚突起，王氏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列，结识了邓中夏、刘半农、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界前驱。1921年春，在邓中夏倡议下，王氏联合进步同学组织了“新文化研究会”“新教育协进会”“国语文学研究会”等社团，研究新思潮，探讨新教育，倡导新文学。
1922年，王氏在直隶高等师范毕业，担任保定甲种工业学校的新文化教员和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提倡白话文，选讲《独秀文存》《胡适文存》中的文章和《新青年》上李大钊、瞿秋白的文章，介绍苏俄文学，组织“读书会”，在学生中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23年，因受直系军阀头目曹锟通缉，离开保定避居北京。是年8月应邀赴冀州，创办直隶省立第六师范。在国文科教学中，讲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宣传妇女解放和爱国主义思想，课外创办《微笑》《诗园》等诗刊，撒播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种子。1924年，经李大钊、林语堂等推荐，到陕北榆林中学任教，积极改革教育，课余组织学生成立“青年学社”“青年文学研究会”“陕西教育改进会”，创办《榆林之花》《塞声》《榆中旬刊》等刊物，使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榆林顿成新思潮高度活跃的地区，培养出了大批像刘志丹这样的革命志士。1924年底王氏因病离陕，1925年回北京，在文化大学和四存中学任教。不久，又到济南山东第一师范国文专修科任国语教学法教员，复因宣传马列主义、发展进步力量而被山东军阀张宗昌下令通缉。1926年离开济南入绥远，在五族学院任教务主任，并兼职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第一师范等三所学校的国文教员，后又受绥远军阀蒋红玉通缉，被迫从绥远回到北京，任北京师范国文教员。1927年，在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暂得片时安宁的情况下，王氏为系统总结自己7年来从事国文教学的经验，以1925年在济南第一师范自编的“中学国文教学法”讲义为基础，经过修改、补充，编撰成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中学语文教学法专著，即《中学国文教学概要》（以下简称《概要》）。
《概要》卷首，有梁启超作的一篇序言。梁氏在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国文教学六难说”，并认为“欲减轻此六种困难与弊端，其法固非止一项，然最大之点，当为经验，有经验，则可随时处变，加以调剂；其补裨殊非甚少”。肯定了从“经验”中不断探索解决困难、克服弊端的方法和途径，是一条正路。梁氏说：“王君森然任中学国文教员，至六七年之久；其所积之经验与心得，皆甚富，今年春，出其积年所编之《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六厚册示余，余嘉其用意之善，用力之劬也。”在蓄积富、用意善、用力劬这三点上，对王氏的编著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然而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国文教学的状况，再细读王氏的这部力作，便可知道梁氏的评价实在还是浮泛肤浅之论。
《概要》一书的正文分绪论、目的与课程、教学与材料、教学与方法、作文与试验、结论等6篇，共23章，内容广泛涉及中学国文的教师论、性质论、目的论、课程论、教材论、教法论、考核论等各个方面，对国文教学的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都作了详备的论述，其中既提供了王氏个人的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研究心得，又尽可能集纳了五四前后思想文化界对国文教学问题广泛探讨的积极成果，因此不但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
用历史的眼光看，《概要》一书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它高屋建瓴地正确总结了五四以来进步的思想文化界对于中学国文教学重要意义的认识，肯定了中学各科教学中“国文”一科的特殊地位。
五四运动在国文教学领域里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它第一次把学校中的国文教学同整个国家的民智开发和民族振兴联系了起来，把国文教学的改革看作是整个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年，刘半农把自己在北大预科担任国文教员，进行国文教学改革，看作是《新青年》推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实验，就是有力的证明。《概要》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在绪论中说：“我国自从树立文学革命旗帜以来，中学国文教学问题，就成为必须研究讨论而急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国的言语文字，是国民思想情感所由传达的媒介；一国的文学，是国家精神生活的结晶”。作为以教授本国语言文字及其优秀作品为基本内容的“国文”学科，其在教学上的价值，就决非教孩子识几个字、读几篇文而已。它的价值远非如此，从个人方面说，它“是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是发展精神生活的需要”；从社会方面说，它“是社会生活巩固的需要，是社会生活永久的需要”；从国家方面说，它“是国家组织的需要，是国家存在的需要”；从世界方面说，它“是促进世界联合的需要，是完成世界创造的需要”。总之，国文教学将关系到个人、社会、国家以至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决不可等闲视之。上述观点，决非《概要》的创见，早在20年代之初，东南大学附中的著名教育家穆济波就系统地陈述了这样的观点（见《中学校国文教学问题》，《中等教育》第2卷第5期）。不过，作为一个自青少年时代起就积极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家，《概要》的编者王氏一开始就把担任国文教员当作是自己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实践，把国文科当作是唤起青少年思想觉醒的重要阵地。因此，国文教学的“四大价值”，在王氏，已经不再是一种理论观点，而且是一种有丰富实践经验作为基础的深刻体验。因此，王氏在用一种崭新的见解廓清和批判千百年来人们对于读书作文一事所持的传统的、偏狭的、陈腐的观点方面，要大大超越于前人。
基于上述认识，《概要》尖锐地提出了“国文教师的责任”问题。王氏认为“国文教师的责任，不必只限于教人学文，而国文在教学上的价值，实在燃烧青年的生命之火”，使他们有热情、有勇气、有毅力去破坏那“守旧的、奴性的、专制的、简单的、停滞的、束缚重重”的旧生活，创造那自由的、一扫“因袭的积习”的新生活。为此，他要求所有现任的和将任的国文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刻刻求进”“与时俱进”（“教师与学识”）；认真修养自己的品格，“不但是局部的国文学识，能作青年的向导，还要有人生哲学的研究，社会改革的经验，藉以指正青年的错误”（“教师与人品”）；慎重选择有益青年身心发展的教材（“教师与教材”）；恰当地运用有助于开启学生心灵之窗的教法（“教师与教法”）。在教学原则上，王氏提出“四大主张”，即：要实行“自动的”教学，反对“装罐头式”的教学；实行“经济的”教学，反对“玩赏解闷式”的教学；实行“问题的”教学，反对脱离现实的教学；实行“非战的”教学，反对无视平民疾苦的、贵族式的教学。总之，王氏把国文教师的责任提高到了铸造新一代、创造新生活的空前高度。
《概要》这种深刻体现五四精神和时代进步要求的观点，在全书中是贯彻始终的。因为王氏在教学实践中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所以作为自身经验的总结，就处处闪耀着先进理论的思想光辉。这一点，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依然发人深思。
其次，它力图运用当时从国外引进的一些教育理论来解释和解决国文科的教材教法问题，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国文教学领域，历来传统的、因袭的势力盘根错节。有许多痼疾，长期以来未能根除，例如教学上的盲目性，教材选编上的主观随意性和教法上惯用注入式等等。而在这些方面，当时一些先进国家，却已有了基于科学理论的解决办法。在20年代，随着国际间思想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国外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被引进到国内。许多教育学、心理学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知识界广为流传，使一些有志于革新国文教学的人精神为之振奋，看到了革除痼弊的希望。
《概要》在阐述某些理论观点的时候，除了融入编者自己来自实践的体验以外，显然还参阅了国外一些专家、学者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著作。其中有杜威、孟禄等人来华调查后所作的若干重要报告，还有柯尔文的《中学教学法》、海沃德的《欣赏之教学》、桑代克的《教学之原理》等教学理论著作，以及当时在美国颇为流行的一些英文读本，如台尔和勃拉地合编的《文学选读》、裴柯和桑代克合编的《日用古文选》等等。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理论和成功经验来冲破我国传统教育中那些不合理的桎梏，这就有可能在国文教学法的研究领域开辟出新路──建立在近代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新路。
例如，关于教材的编选。中国历来的国文读本，选材并无客观的、科学的依据，全凭教者主观的好恶来决定取舍。《概要》反对这种不合理的做法，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提出了选材的若干标准；并且根据近代心理学的理论和杜威的实验主义，主张采用填表法测验青年学生的心理、性格、爱好，调查青年学生的家庭出身、生活境遇和阅读范围等等，然后据此选择符合学生需要的教材。王氏从1920年起曾连续几年，在各不相同的学校和班级，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测验和调查，获得了大量可作选编教材的参考资料的数据。这在国文教材的编制方法上，无疑是一种具有革新意义的创举。
又如，关于教学的方法。孟禄等人通过在华调查，正确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教育在教法上是注入式而非启发式的严重弊病。这在我国教育界曾引起过强烈的震动。《概要》根据当时国外最新的教育理论，即启发学生自动精神的理论，中肯地指出：所谓教学法，“就是教学生去如何学，并不是我预备去如何教，实在说来，只有如何学的方法，没有如何教的方法”。为此，王氏主张，在确定使用某种教学方法的时候，至少要提出这样三个问题来加以考虑：一、这样教能否养成学者自学的习惯?二、这样教能否引起学者求知的动机?三、这样教能否给予学者自习的工具?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好的教法；反之，就是不好的教法。这种以学生为出发点和归宿来衡量某种教法的利弊得失的观点，显然是一种全新的观点，是对传统的、严重束缚学生身心发展的教法的冲击和否定。
教学方法的凝固化和程式化，也是传统国文教学的一大弊病。而根据近代心理学的理论，任何教学方法若不因时、因人、因地、因文之异而灵活地运用，就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概要》接受了这种观点，对中学各年级和语体、文言两种文体的教学方法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要求。例如在“中学语体文教学法纲要”里规定，初中阶段三个年级的教学方法和精读、略读的程序，都不完全一样，其间体现出逐步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精神：教师的指导由细到粗、由具体到概略；而学生的工作则由粗到细、由概略到具体，最终学生完全能凭借工具书自己解决阅读中的问题。这种程序设计，确实凝聚着王氏从长期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依然有指导价值。
中外教育史雄辩地证明，一种先进的教育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同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哲学、心理学及其他人文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相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0年代曾经给予中国教育界以深刻影响的那些国外的教育理论，是起着促进的作用的。《概要》一书的理论观点之所以值得重视，就是因为编者王氏立足于破旧立新、改革教育，并从这些外来的教育理论中找到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武器，从而试图以此来解决中学国文教学的种种实际问题。
再次，《概要》还广搜博采，为从事国文教学改革的人们提供了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大量具体材料，因此，综观全书内容，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概要》为读者提供的教学资料，最重要的有这样三种：
一是初、高中国文课程纲要。20年代初，新制中学的各科教学还处于草创时期。尤其是中学国文科，基本上仍然因袭旧制，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局面。尽管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曾拟订过一个有关中学国文教学的课程纲要，但各地学校认真照办的不多。一些稍有声望的学校，大多自立标准，自拟大纲，自行施教。因此，许多有志于革新国文教学的人，都希望能看到各地学校自拟的纲要，以便集思广益，使教学有个大体可以依循的准则。《概要》在“中学国文教学的课程”一章中，完整地引录了王氏自拟的一份“中学国文课程纲要”，初中、高中分列细目，内容具体详备。与此同时，为了便于比较研究，《概要》还摘要记录了当时新学制课程标准委员会拟订的纲要、穆济波对中学国文教学目的的论述以及东南大学附中教学会议重订的《初高级中学必修国文课程纲要草案》等等的资料以供参考。
二是初、高中国文教材选目。有了课程纲要，还得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教材。当时，一些大的书局，如商务、中华，都曾约请名家，编印了一些新制中学的国文教科书；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真正采用这些教本并由头至尾顺次教授的学校并不多。因此，在教材选编上，能提出一些真知灼见固然需要，能开出一系列文质兼美的篇目，使历来存在的混乱状态得以逐步改变，从实际说，也许更需要。
《概要》对教材的编排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语体文的排列，以问题为主纲，以各种不同的文章为内容。如“文学革命问题”，选蔡元培的《国文之将来》、胡适的《建设文学革命论》等等；“人生问题”，选陈独秀的《人生真义》、李大钊的《今》、胡适的《不朽》等等；“劳动问题”，选陈独秀的《劳动者底觉醒》、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等等。文言文则以时代为主纲，依时代逆溯，以历代艺术文和学术文为内容，如第一编从近代名人选至明末顾炎武，主要学“考证文”；第二编从清末之吴汝纶选至中唐之韩愈，主要学“格调文”；第三编从初唐之王杨卢骆选至前汉之司马相如，主要学“藻饰文”；第四编从后汉之仲长统选至春秋之老子，主要学“著述文”。按照这样的观点编排教材，真正做起来颇不容易。王氏在六七年的教学实践中，已经根据上述观点和调查所得的数据，自己编出了一套完整的初、高中教材目录，这对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材料。这个选目，论其数量，初、高中共选一千三百多篇，可供读者按需选择；论其质量，收录的不少是古今中外名篇佳作，有些选文如都德的《最后一课》、冰心的《笑》和《到青龙桥去》、鲁迅的《故乡》和《药》、郭沫若的《炉中煤》、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方苞的《狱中杂记》等，几十年来已成为中学语文教材的传统篇目。
三是青年学生阅读目。《概要》从培养学生成为“有思想、有作为、有修养，在中等教育范围以内，有充分使用本国语文技能的新中国少年”这一根本目标出发，十分强调课外广泛阅读的重要意义。所以在全书第六篇“结论”部分，王氏特意提供了四份性质不同的书目：“关于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妇女诸问题选目”，旨在给有志于社会革新的青年以理论的指导和知识的开拓，共列书目81种；“最近文艺出版物选目”，旨在给爱好新文艺的青年提供阅读的门径和批评的资料，共列书目562种；“中学校图书馆应备国学书籍选目”，旨在把“最好的最容易购得的关于国学的书籍，介绍给中等学校的图书馆，以供平素对于中国文学没有系统的研究的青年诸君，作略读的参考”，共列书目514种；“国文教学参考论文选目”，是给本书的读者（现任和将任的中学国文教师）专门附录的，旨在提供五四以来有关国文教学讨论文章的详备目录，以便读者深入研究，作为一本教学法教材，这份书目是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
从上面粗略的勾勒可知，王森然编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在新制中学尚处于幼年时期的20年代出现，无论从书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看，还是从书中所提供的大量教研资料看，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具有无庸置疑的历史价值。
1928年，王氏考取国立京师大学国文研究馆史学组研究生；1930年研究生毕业，受聘担任河北大学国文教授，从此离开了中等学校的教育阵地。此后的几十年间，他编撰出版了《文学新论》《世界妇女运动大系》《近代二十家评传》《近代百家评传》《唐宋元明学术史》《秦汉学术史》等大量学术论著；与此同时，在绘画艺术和美术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如=同志在《纪念王森然同志》一文中所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王森然同志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学术传统，以博采求精，几乎涉及整个社会科学范围。他在新文化传播、教育学、文学、史学、哲学、美学、语言文字学、社会学、文学教育、史学教育、艺术教育、美术理论研究和国画创作诸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早在1927年，他在多年教学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写成《中学国文教学概要》，评述了蔡元培、鲁迅、李大钊的教育言论，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改革思想”。“这部著作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早期的一部有重要价值的教学法论著。”这一评价，对王森然和他的《概要》来说，确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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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29
夏丐尊与语文教育

顾黄初




夏丐尊（1885—1946）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文章家、出版家和语文教育家，他从五四时期起，直到抗战胜利、含愤谢世为止，在语文教育领域苦斗了将近20年，在旧时代曾被誉为“始终献身于教育、献身于教育的理想”的、“诲人不倦”的教育家。
夏氏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的卓越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上的，二是实践上的；而实践上的贡献正导源于观念上的一系列创见。
早在五四时期，他从日本留学回国，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浙江春晖中学的时候，就力排被动主义的学校教育而积极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自动主义。他在1924年《春晖》第28期上发表《近事杂感》，总结自己从教的感受，说：“学问要学生自求，人要学生自做。我们以前种种替学生谋便利的方案，都可以说是强牛饮水的愚举。最要紧的就是促醒学生自觉。学生一日不自觉，什么都是空的。”这种感受，与其说是来自他从教的经验，倒不如说是来自他自身求学的实际体验。
夏氏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很短，他没有在任何学校毕过业，所以也没有领过一张毕业文凭。他的道德文章，素为世人称道，却都是从自励自学中得来。他出生于浙江上虞一个衰败了的商人家庭，只因他自小聪颖，家里勉力让他读书，先从塾师读经书、习八股，16岁便考中了秀才。不久，八股被废，改为“以策论取士”，便在家中自学，把家藏的《史记》《前后汉书》《韩昌黎集》《唐诗三百首》《通鉴纲目》《文选》《聊斋》《红楼》《西厢》《经策通纂》《皇清经解》等书，终日拿来诵读。这样地过了不到一年，便从乡间出来，到上海进了“读外国书”的中西学院，但终因家贫，读了半年便中途辍学。在家居中，因偶然的机会，读到了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以及《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18岁进绍兴府学堂习读，亲聆革命志士徐锡麟的授课，更多地接触了民主主义的新思潮。半年后又因故停学，回家代父亲坐馆教书。后向亲友借贷，赴日留学，攻染织工业。在日不到一年，又因学费无着而被迫离校回国。从16岁中秀才，到21岁留日回国，四五年间，他不断寻求学习之路，无论是在校，还是在家居，发愤读书，如饥若渴，为他日后的事业奠定了雄厚的旧学和新学的基础。“学问要学生自求，人要学生自做”，这正是夏氏半生奋斗的信条。
夏氏从日本回国，先在浙江两级师范（后改名浙江一师）为日籍教员当翻译，兼任舍监，不久就担任国文教员。此后，就一直从事中等学校的语文教学工作。他基于自动主义的教育思想，结合国文科的教学状况，总感到这门学科的教学收效甚微，非彻底加以改革不可。1923年，他以春晖中学为基地，进行了国文科的教学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有两条：一是“劝学生不要只从国文去学国文”；二是“劝学生不要只将国文当国文学”（见《教学小品文的一个尝试》，《学生杂志》第10卷第11期）这两句话，虽然表述得十分朴素，却深刻地揭示了教语文和学语文的客观规律，是对语文教学的传统观念的革新，在当时的革新派中间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只从国文去学国文”，这是传统的国文教学的弊病之一。其表现有两端：一是只封闭在国文科的课堂里面学国文，二是只局限在国文科的课本里面学国文。师生双方都有一种错觉，以为只有在国文课堂里面才是学国文，只有在国文课本里面才能学到国文。正因为这样，所以结果是，“学生读了几篇选文，依样模仿，以为记了几句文句或几段大意，作文时可以用的，于是作出文来，就满纸陈言，千篇一例”。其实，语文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广泛运用着的一种交际、交流的工具，只有联系实际生活来学语文，才是根本，才能把语文学好、学活。夏氏根据这个更新了的观念，在认真改进课堂教学的同时，注意引导学生去观察自己周围的生活，用“小品文”的形式（即随笔、杂感一类的短小文字）随时记录自己在“实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一方面增加课外练笔的机会，借以熟练自己的手腕；一方面增加课外观察生活的机会，借以锻炼自己的眼力。这样，把国文科教学的触角广泛地延伸到生活中去，变死学为活学，学生的学习兴味大增，学习效果自然也就大大提高。
“只将国文当国文学”，这是传统的国文教学的又一弊病。传统的国文教学，只要求学生学文章的八股程式，学文章的起承转合，学文章的铿锵声调；至于文章的内容，文章的理路，可以不必深究，因为旧时的文章无非代圣人立言，一派陈辞滥调而已。这样教学的结果，学生尽管可以写“且夫天下之人……”的滥调文章，自己的头脑则始终是一片空虚。如今新时代的国文教学，正如夏氏所说，选读的范文“并不是像以前的只是空洞的文章，或是含着什么问题，或是记着什么事理，内容很复杂的”，对于这样的选文，“如果学生只当作国文去读，必至徒记诵着外面的文字，而于重要的内容不去玩索，结果于思想推理方面毫无补益，头脑仍然空虚”。所以，学国文必须要同时学思想推理，学文章的作者通过语言文字所传达出来的丰富的思想和感情，从而使自己的头脑逐渐充实起来。只有把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在学习语文形式的同时不断充实自己的生活，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这才能切实提高语文学习的效率。
由学校的国文科推广开来，夏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学生在校学习，主要任务不在“受教材”而在“受教育”。他在1930年所写的《受教育与受教材》一文中恳切地向广大中学生指出：“诸君在中学校里，目的应是受教育，不应是受教材。重视书册，求教师多发讲义，囫囵吞枣似的但知受教材，究是‘买椟还珠’的愚笨办法。”那么，何谓“受教育”呢?就是养成一种生活必备的“实力”。夏氏说：“我的谈话的对手是中学生，所谓实力，当然不是什么财力，权力，武力，也并不是学士或博士的专门学力，乃是普通一般的身心上的能力。例如健康力，想像力，判断力，记忆力，思考力，忍耐力，鉴赏力，道德力，读书力，发表力，社交力等就是。”可见，在夏氏看来，基础教育阶段的各门课程，其根本任务主要在于发展青年学生的智力、体魄和道德修养，使之成为身心健全的合格公民。因此，所谓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根本之点乃是要引导学生主动地、自觉地去接受教育，培养自己适应现代生活的种种“实力”。
用这样的观点来考察当时的学校教育，其中包括国文科的教学，夏氏当然感到极不满意，因此想从学校以外更广阔的天地里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受教育”的条件，以弥补学校教育的欠缺。1928年，他进开明书店，任编译所所长，邀约一批志趣相投的伙伴，创办《中学生》杂志，编纂各科教科书，出版各种适应中学生需要的丛书、丛刊，为广大青少年开辟校外广阔的“受教育”的渠道，形成了被后人称为“开明派”的一支文教战线上生气勃勃的新军。以《中学生》杂志为例，夏氏在亲自撰写的《发刊辞》里明确宣告刊物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会。”他把这份杂志办成了近乎小型百科全书，除语文读写的辅导文章以外，政治、时事、国际见闻、社会风习、天文地理、数理生化、绘画摄影、英语讲座、文艺园地，可谓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丰富和充实学生的精神生活，他除了努力做好各科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以外，还广泛组织各种适合中学生课外阅读的书稿，出版“开明青年丛书”，其中有丰子恺谈建筑、音乐和绘画的，有朱光潜谈美学和变态心理学的，有刘薰宇谈趣味数学的，有贾祖璋谈猪龟蝉蝶、周建人谈花鸟虫鱼的，都成了当时青年学生手边案头的不出声的良师益友。对于开明书店的“开明”二字，朱光潜先生曾作过解释，说“开明”就是启蒙的意思，对象是成长中的中学生。那么，在夏氏的心目中，开明书店的任务就在于给中学生以启蒙，为中学生提供开明益智的阵地。联系夏氏对国文科教学所持的观点以及他对教育事业的深刻理解，他在开明期间所进行的编著实践，其良苦用心，世人不难洞察。
学校所设各门课程，其共同的任务是在养成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各种“实力”，这已如上述；但各门课程的本身却还有自己特有的任务，它们在养成“实力”的过程中有自己独特的途径和功能。忽视共性，固然不当；漠视个性，也属大谬。在30年代，夏氏议论的重心逐渐转向国文科的个性特征。他在1936年所作的著名讲演《学习国文的着眼点》中指出：“国文科是语言文字的学科，和别的科目性质不同”，“国文科的学习工作，不在从内容上去深究探讨，倒在从文字的形式上去获得理解和发表的能力。凡是文字，都是作者的表现。不管所表现的是一桩事情、一种道理、一件东西或一片情感，总之逃不了是表现。我们学习国文，所当注重的并不是事情、道理、东西或情感本身，应该是各种表现方式和法则”。夏氏的这番议论，粗看起来，仿佛跟过去他所持的观点（如“不要只将国文当国文学”之类）有悖；其实，基本精神是一贯的，只是立论的角度不同而已。在这里，他所阐发的是关于国文这个具体科目的特有功能和作用。因为学校里设置国文一科其宗旨不在让学生了解教科书中大量选文的驳杂而无序的内容，而在让学生学习选文的作者在表现各种内容时所采用的种种方式和法则。这是国文科里读文章和在日常生活中读文章不同的地方。在日常生活中读文章，因文章内容的不同，或兴奋，或流泪，或厌倦，都是情理中的事；可是，在国文科里读文章，固然也会兴奋，流泪或厌倦，但“在兴奋、流泪或厌倦之后”，还得“用冷静的头脑去再读再看，从文字的种种方面去追求，去发掘”，因为“你的目的不在兴奋，不在流泪，不在厌倦，在学习文字”。而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旧派人物，还是新派人物，观念上都还有偏向，他们或是从宣扬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着眼，或是从鼓吹民主的新思想、新道德着眼，都把国文科的选文内容看得过重，而把文字的表现方式和法则看得无足轻重，其结果，国文科几乎成了修身科和公民科，学生国文程度的低落也就不足为怪的了。
根据上述见解，为充分发挥国文科的特有功能，夏氏十分专注于文章学的研究。早在1919年，他在长沙一师任教的时候，就参考当时国外的资料编写了各体文作法的讲义，专门讲授文章法则；1922年在春晖中学执教，又进一步充实了讲义的内容。后来，这部讲义经刘薰宇修改补充，二人联名发表，书名“文章作法”。在我国，这是现代文章学的一部早期专著，对国文科的教学影响至巨。在30年代，夏氏对文章作法的一些重要方面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从总体上揭示了文章这个特殊事物的许多内在规律，写成了《句读和段落》《句子的安排》《文章的省略》《文章中的会话》《文章的静境》《文章的动态》等9篇论文，连同叶圣陶的《开头和结尾》，合编成《文章讲话》一书。与此同时，夏氏还就国文科的阅读问题，作过几次重要的讲演，如《阅读什么》《怎样阅读》《学习国文的着眼点》等。这些讲演稿，讲的是读文章的规律，深入浅出，言简意赅，随处可见来自于他长期读写实践的深切体会，可以看作是现代阅读学研究的较早的劳绩，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后来，这些讲稿，同叶圣陶几篇同类性质的讲稿和论文合在一起，编成一书，题名“阅读与写作”，作为开明青年丛书之一出版。以上这些文章学的研究成果，在当时，都曾作为国文科的教材被一些中学所采用，在国文科的教学改革中发挥过积极作用。
语文教科书，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在校学生学习语文知识、锻炼语文能力的最重要的凭借物。基于对国文科的特性的深刻理解，夏氏对历来的国文教科书多有不满。因此，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国文教科书的编制上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夏氏认为，世间文章千姿百态，浩如烟海，数也数不清，读更读不尽。编制教科书的重要工作就是从无限的书海中选出有限的文篇来。文篇怎么选?是选历朝历代的名人佳作吗?国文科并非文学史科，似无必要。是按内容的价值来选吗?以为青年应该孝父母、爱国家，应该交友有信，应该办事有恒，于是选几篇孝子的传记，选几篇忠臣烈士的故事，编凑成书吗?国文科并非修身科，也属不当。夏氏认为，天下文章尽管汗牛充栋，但构成文章的基本格式以及运用语言的基本法则却是有限的。编制国文教科书，一要明白国文科的特性和功能，即教学的需要；二要顾及教学时间的限制，即教学的可能。国文科既非文学史科，也非修身科，它要学习的是关于语言文字的表现形式和运用规律；而语言文字的表现形式和运用规律是有限的，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去学习并掌握的。因此，编制国文教科书，选择文篇的依据应该是文章的基本格式和语言运用的基本法则；所谓循序渐进，也只有依据文章的基本格式和语言运用的基本法则才有可能。作为这种见解的第一次实践尝试，夏氏在1934年同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等人合编了一套《开明国文讲义》。这套教科书共三册，第一、二两册注重在文章的类别和写作的技术方面，第三册注重文学史的了解方面，学生读了这三册书，“可以得到关于国文科的全部知识”。这些“知识”，分别以“文话”“文学史话”“文法”“修辞”等项目写成一篇篇短文，有机地穿插编排在相关的选文之后，形成了语文基础知识为贯穿线索、精选文篇为印证材料，二者相互配合的格局。这套教科书的编制方法，体现了夏氏对国文科基本特性的独到见解，并为不久以后著名教科书《国文百八课》编制出版奠定了基础。
在国文教学观念更新方面，夏氏的又一贡献是“语感”问题的提出。夏氏曾经坚信，作为学校教育中设置的一门重要课程，国文科一定要激发起学生主动地、自觉地学习的积极性，并以此来充实学生的头脑，培养学生的品性和智力；同时也坚信，作为学校教育中设置的一门特殊课程，国文科应肩负起自己特有的任务，即致力于引导并帮助学生对各体文章作形式上的探究，以便切实提高运用祖国语文的能力。根据这样的信念，他在实践上也作了多方探索和辛勤劳作。然而，结果呢?正如他自己所说：“无论如何设法，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见有显著的进步。”重视了语法和作文法的讲授，“学生文字在结构上形式上，虽已大概勉强通得过去，但内容总仍是简单空虚”；奖励课外读书，或是在读法上多选内容充实的材料，“结果往往使学生徒增加了若干一知半解的知识，思想愈无头绪，文字反益玄虚”。就在这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形下，夏氏从自己重温旧籍的过程中忽然悟到了一种契机，那就是培养语感的重要。他说：“无论是语是句，凡是文字都不过是一种寄托某若干意义的符号。这符号因读者的经验能力的程度，感受不同：有的所感受的只是其百分之一二，有的或者能感受得更多一点，要能感受全体那是难有的事。普通学生在读解正课以及课外读书中，对于一句或一语的误解不必说了，即使正解，也决非全解，其所感受到的程度必是很浅。收得既浅，所发表的也自然不能不简单空虚。这在学生实在是可同情的事。”这种对文字符号所表达的内容的灵敏的感觉，夏氏名之为“语感”。夏氏认为，比较起来，教师由于经验能力程度一般总在学生之上，所以对于文字的感觉必然要比学生正确得多、丰富得多，也灵敏得多，因此教师的任务就在“自己努力修养，对于文字，在知的方面，情的方面，各具有强烈锐敏的语感，使学生传染了，也感得相当的印象”，以此作为“理解一切文字的基础”。“教师所能援助学生的，只此一事。”（以上引文均见《我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个信念──传染语感于学生》，《文章作法?附录三》）夏氏的这一感悟，在国文教学观念更新上影响深远，后来叶圣陶专门著文阐发了这一观点，并充分论证了在阅读中“训练语感”的重要性及其训练方法，为国文教学的改革在方法论上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夏尊在旧时代为教育青少年呕心沥血度过了严肃的、清贫的一生。他仿佛一头牛，自己东觅西寻可食的草料，自己反刍咀嚼，自己把它消化而成乳汁，再无保留地把全部乳汁贡献给祖国的未来──年青的一代。可是，黑暗的社会给予他的却是贫困、战乱、拘禁以及无穷无尽的忧患。他在抗日战争最初的日子里，曾殷殷期待抗日的胜利、中华的复兴，所以在1938年编集出版《文章讲话》一书的时候，他向读者倾诉心声说：“我虽垂老，饱经忧患，也还勉强活着；愿以余年继续文章学研究的工作。只待局面好转了，《中学生》复刊了，本书一定还会有续编的，敢在这儿向读者先作下一个预约。”谁知到1946年，“胜利”固然是盼来了，“胜利”后国统区的状况却使他陷入了失望的深渊。在当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血腥屠杀革命青年的时候，夏氏因目睹自己亲身教育过的青年竟带领刽子手去搜捕自己的同窗学友，曾悲愤地写过一副著名的联语：“宁可早死，莫作先生。”这8个字饱含着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无比痛苦。在抗战胜利、蒋介石攫取胜利成果变本加厉地戕害人民的时候，他贫病交加，忧愤交迸，弥留中喊出了：“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夏氏是被旧世界摧残而死的；但由于他毕生所从事的教育工作是向着青少年、向着祖国的未来的，所以他留给后人的业绩，包括语文教育领域的贡献，却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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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30
陈鹤琴与少儿语文教育

顾黄初




以提倡“活教育”闻名海内外的我国儿童教育家陈鹤琴（1892—1982），在推进我国少年儿童语文教育方面曾作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
我国的汉字究竟有多少?历来的字书举数不一。较详备者，清《康熙字典》收42 174个，民国元年后编的《中华大字典》收44 908个，大致是4万个以上。这么多的单字，数量之巨，笔画之繁，令学者望而生畏。五四时期，无论是提倡国民教育的，还是鼓吹平民教育的，都主张要普及教育，要让文字成为普通公民人人都能掌握的工具。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当务之急是要实现汉字的简化。汉字的简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数量的简化，即从4万多汉字中筛选出普通的、常用的汉字来；二是笔画的简化，即尽可能把笔画繁复的汉字改成笔画简单的汉字。陈鹤琴早在1913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堂时，就抱定“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生活宗旨，他利用晚上课余时间，在清华园内外开办了两所夜校，一所是“校役补习夜校”，专为校工开设，一所是义务小学，专为清华园外城府村失学儿童开设。在夜校授课过程中，他已痛感汉字的难教难学。1919年，他从美国留学归来，出任南京高等师范教授，主讲教育学、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在国外，他不但学到了当时一些比较先进的教育理论，而且也熟悉了许多科学的教育调查、教育统计的方法。五四运动狂飚突起，陈氏“深感许多汉字艰涩，难以普及教育”，便从1920年开始着手对汉字进行科学的调查和统计工作，以期为普及教育扫除文字上的严重障碍。
陈氏作为一个儿童教育家，他竭力主张读写语体文（白话文），因此他的调查统计也只限于语体文中的汉字。他用来研究的材料共6种：（1）儿童用书，（2）报章，（3）杂志，（4）儿童作品，（5）古今小说，（6）杂类。在这6种材料中，取其中一集，或一册，或一期，或一编，或一回，共收集554 478个汉字，按单字重见次数的多少，分析得出4 261个单字，编成《语体文应用字汇》一书，先发表于1922年《新教育》杂志，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汉字常用字汇编，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汉字查频资料。因为陈氏在这部书中，不但筛选常用汉字4 261字，而且以各单字重见的次数，确定了每个单字的使用频率，即字值。在五十五万余字中，只见一次者有604个单字；重见29 592次者，是“的”字；二分之一，属于37个单字的反复，即每百字中有半数的字是属于这37个单字的范围；四分之三，属于94个单字的反复，即每百字中有75个字是属于这94个单字的范围。这94个单字如下表：

陈氏的这一研究成果，为扫盲工作和编制儿童的识字课本，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科学的字质字量的依据。当时正大力推行平民教育的陶行知，同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就直接采用了陈氏的研究成果。此后，心理学家敖弘德作《续语体文应用字汇》，王文新发表《小学分级字汇研究》等，都是沿着陈氏开辟的道路所作的努力。
陈氏在30年代曾为少年儿童编写过多种语文教科书，其中主要有《幼稚园课本》16册、初级《儿童国语教科书》8册、《儿童作文课本》12册等。这些教科书的最大特点是适合我国儿童的心理，富有儿情童趣，深受儿童的欢迎。
我国的少儿语文教科书，始创于光绪年间的所谓“蒙学课本”。这种蒙学课本，其特点是以常识为内容，以国语（实际上是浅明的文言体）为形式，即所谓“既为多识之助，亦备学文之试”，是学常识和学语文兼顾的。因此，课文的文字表述偏于平实，不讲究文学性、趣味性，叙述或说明，也都从成人的眼光出发，很少注意儿童心理。如光绪二十四年版《蒙学课本》第一课：“燕雀鸡鹅之属曰禽，牛羊犬豕之属曰兽；禽善飞，兽善走；禽有二翼故善飞，兽有四足故善走。”选字、选句似都不太适合儿童的特点。民国元年以后，体例有变，语文教科书单独编制，有关常识内容分别编入经学课本、史学课本、地理课本、修身伦理课本等；到1922年采用新学制以后，国语教科书不但单独编制，而且注意到文学性。例如世界书局1924年版《初级国语读本》第5册第1课：“春水涨，鳜鱼丰；绿杨影下一渔翁，来往扁舟西又东。云密密，雨濛濛，笑着簑衣不叹穷。秋风起，鲈鱼肥；荻洲近处一渔船，荡桨湖中去又回。枫叶落，芦花飞，晚来风紧不思归。”文学味较重，但其艺术趣味则分明是成人的，而非儿童的。
少儿语文教科书中，加强了文学性，且增多了寓言、童话之类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显然是一个进步。这种趋势的形成，与美国教育家杜威等人倡导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思想影响有关。陈氏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曾受业于美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克尔柏屈克、孟禄和桑代克，对美国现代教育派的理论和实践有精深的研究，所以在少儿语文教科书的编制上不但重视文学性，更重视儿童生理、心理的特点。
且以初级《儿童国语教科书》为例。这套课本是陈氏与他的学生盛振声（曾任上海市立第一实验小学校长）合编的，1931年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共8册，供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用。陈氏在“编辑大意”中写明，这套课本是“参照教育部最近颁布小学课程标准，并根据儿童心理、儿童生活编辑”而成，主旨有三：“一、引起儿童阅读的兴趣；二、培养儿童自动的能力；三、启发儿童正当的思想。”综观全书，有如下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文字表述全用标准口语，有利于发展儿童的口语表达能力。
二、不以单字或单词起首，开始第一课就学成句的话，以便与儿童原有的说话能力相适应。因为民国初年的共和国《国文教科书》第1册起首是：“人、手、足、尺、山、水、田、狗、羊、牛……”都以单字单词开头；陈氏所编的第1册第1课配合图画起首就学“这是我的小朋友”，是成句的话。
三、一册书，由头至尾说的是一个连贯的故事，且用儿童的口吻说，饶有趣味。这一大段连贯的故事，又分成22个小段落，即小单元。这小单元就是“课”，全书22个小单元构成22“课”。例如第1册第1课是“我的小朋友”，由三节文字组成：“这是我的小朋友。（一）从前，他到我们家里来玩，我不认识他。（二）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云飞。’（三）”第二课是“我的名字”，也由三节文字组成：“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你猜猜看!你猜猜看!’（一）‘你叫小花。’‘不是!不是!小花是小花猫的名字。’（二）‘你叫小黄’。‘不是!不是!小黄是小黄狗的名字。我的名字叫──。’（三）”这样以儿童的口吻来说，不但生动亲切，而且许多字词反复出现，便于巩固记忆。
四、重视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发展儿童的想像能力。课文设计，注意构思的巧妙。比如第1册第13课“我变鹅”，课文中的儿童向小朋友讲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乡下地方有个小老头子，家住一座圆房子○，圆房子里有个小圆窗子，圆房子前面有块空地，从门口到空地中间有条路，房子的后面有个大池塘，池塘后面有两条小河，每条小河又有三条小沟，每天有许多小水鸟在池塘里游，老头子出后门去打鸟，一枪把小鸟打得吓飞了，老头子垂头丧气地回家，说自己没有打到水鸭，自己倒变成了一只鹅了。这样，边讲边画，讲完了，也画成了，实在有趣。
五、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动能力。课后设计有各种练习，培养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插图全用白描，便于儿童自己涂上各种颜色；阅读量比一般小学国语教科书增加三倍以上，因为图文并茂、生动有趣，儿童在轻松愉快的心情下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营养。
后来，陈氏又与盛振声继续编出高级《国语教科书》4册。这整套小学国语教科书，是陈氏运用儿童心理的研究成果于实践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在小学语文教材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陈氏在少儿语文教育方面的又一重要贡献，是对新式语文测验法的研究。
我国传统教育的语文测验，主要是记诵和回讲。记，就是通过听写、默写测验儿童对字音、字形的记忆程度；诵，就是通过背诵测验儿童对整段或整篇文字的记忆程度；回讲，就是通过复述或讲解测验儿童对文字的理解程度。方式方法都比较呆板、单调，而且测验的重点在记忆（即使是回讲，也无非是凭记忆重述教员所讲内容而已）。对于语文能力进行科学测试，在我国则起始于20年代。当时，美国教育家桑代克、孟禄、斯他屈诸人的新式测验法已引入中国，引起了国人的广泛注意。南京高师编辑出版的《新教育》杂志对宣传新式测验法致力尤多。陈氏利用在南京高师执教的便利条件，曾对少儿语文能力的科学测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编有《小学默读测验》《小学文法测验》《中学默读测验》等多种资料，对推行新式语文测验法贡献至巨。
陈氏编制的初小默读测验，以简易、有趣、有效为原则，按由易到难的序次，共编4种测验。第一种测验，旨在“测验儿童辨别‘字’和‘非字’的能力”，共列40行，每行5个字，其中只有一个是‘字’，其余四个都是‘非字’，让儿童分辨出其中的‘字’来，并加上圆圈。第二种测验，旨在“测验儿童改正字句错误的能力”，共列30个句子，每句中有一个多余的字，要求儿童把这个多余的字找出来，并圈掉。如：“表哥拿算钱去买鱼。”其中的“算”是多余的，应圈掉。“桌子上面有盏板油灯。”其中的“板”是多余的，应圈掉。第三种测验，旨在“测验儿童解释字句的能力”，共列25行，每行左边有一个字，或一句话；右边有四个图，其中只有一个是解释左边那一个字或那一句句子的，其余三个图都是错的，但是和左边那个字或那句话都很有关系，儿童很容易弄错的。测验时，让儿童把与字句相合的那个图圈起来。如“篮”，右边分别画四幅图，一幅画的是箱子，一幅画的是篮子，一幅画的是书包，一幅画的是桶，要求儿童把画着篮子的那幅图圈起来；如果圈错了，那就说明该儿童还不明白“篮”字的解释。第四种测验，旨在“测验儿童造句的能力”，共列30行，每行左边有一句话，里面缺少一个字；右边有四个字，其中只有一个是左边句子里所缺的字。测验时，让儿童把那个字圈出来。如：“黑牛吃（）。”右边列出“华、草、容、器”四个字，让儿童把“草”字圈出来。
高小和初中的默读测验，主要测验了解（Comprehension）的能力，兼及速率（Speed）。陈氏编制的这类测验，是从桑代克和麦柯尔等人的测验法借鉴而来，并根据汉语汉文的特点稍加改造。测验共分五类。每一类编有10篇短文，每篇短文后面设计三到五个问题，每个问题有四五个答案，其中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短文取材于小说、报章或其他书籍，文字由浅而深，篇幅由短而长；问题设计则针对短文中的主要因素，测验儿童对短文内容的理解程度。例如短文是：“有一麻雀在羊的背上叫个不休。羊教他休得如此，如要唤叫，可飞到树上去，不要在我的背上噪闹。说过再三，麻雀总不理会他，羊心上恨极又无法赶去他，叹道：‘如我变了狗，你就不敢在我身上放肆了。’”后面设计四个问题并各附四个答案：“1．你就不敢在我身上放肆了的‘你’是指：（1）羊（2）树（3）狗（4）麻雀。2．‘放肆’两个字的意义是讲：（1）循规的（2）有所怕惧的（3）小心的（4）任意的。3．麻雀看狗是：（1）和善的（2）慈爱的（3）可玩弄的（4）可怕的。4．麻雀看羊是：（1）和善的（2）可怕的（3）凶狠的（4）野蛮的。”这套测验，用的是选择法，其中包含着字义和文义的理解。编制这类测验，按陈氏的要求，选文要深浅适度，内容有益；问题要覆盖选文的主要内容；答案要免除暗示性，文字要来自选文，避免出现生字，徒然增加难度。
陈氏编制的这类新式测验，对克服传统测验的某种弊病，如一味地注重死记硬背，答案缺乏标准，测验方式单调等等，是有重要价值的，因此深受教育界一些新派人物的欢迎。此后，俞子夷、张耀祥、廖世承、徐敬修等人，都相继进行研究，新式测验法的推广运用，成了一时之盛。徐敬修在《各科测验法?国语科测验法》中总结当时各地试行的新式测验法如下表：

陈鹤琴作为我国儿童教育、儿童心理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其等身著作固然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宝贵财富，而他毕生潜心于少儿语文教育革新的无限热忱和执著精神，更值得后人敬仰，并予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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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31
阮真研究中学语文教学的科学方法

顾黄初




阮真研究中学语文教学的科学方法
把中学语文教学当作一门科学来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到20年代末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重要标志之一是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的问世，这部著作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各个侧面作了全方位的阐述；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学语文教材教法作为高等学校师范科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开始有了自己的高级专门研究人员──研究生。这两件事都出现在1929年。而我国第一批语文教材教法研究生的导师，就是语文教育家阮真。
阮真，浙江人，从少年时代开始直到高等学校毕业，受的是两级师范的文科教育，对语言文学有相当坚实的基础；在文科毕业以后又专门研习教育科一年，所以对教育科学也有足够的造诣。自20年代后期起，曾在厦门集美学校高等师范文科和国学专修班任国文教员。1928年，应广西教育厅之邀，去该厅编译处担任《教育丛刊》的编辑工作。1929年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在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潜心研究中学国文教学，担任教材教法研究生的导师。离开广州以后，曾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无锡国专、无锡师范等校任国文和国文教学法课程。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曾对中学国文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学作文教学研究》《中学作文题目研究》《中学国文校外阅读研究》《中学国文各学程教学研究》（以上均由民智书局出版）和《中学读文教学研究》（中华书局出版）等5部专著。此外，在《中华教育界》《教育研究》《岭南学报》等杂志上还发表过一系列研究论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1936年为适应师范国文教学法课程的需要，提纲挈领，精心结撰成《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由正中书局作为“时代教育丛书”之一出版。阮氏在该书的自序中颇为自信地说：关于中学国文教学问题，“民八以后，论者辈起。其散见于报志及为专书者，据作者所见，不下百篇，论者六十余人。各人所论，……作者笔录提要，已盈16万言。然大都各述经验，各抒所见，无为系统的研究与论述者。其为全部研究之企图者，惟王森然氏与作者二人而已”。认为自五四以来全方位地研究中学国文教学问题的，十余年间仅王森然和作者两人而已。而且，阮氏还认为，王森然的《概要》虽有“兼收并蓄，搜集宏富”之长，却又短在“不为逻辑之分类与问题之剖析”，缺乏科学的系统。其《中学国文教学法》，既成书于王氏《概要》之后，当然要扬其长，避其短，尽可能显示出自己独具的特色来。
综观阮氏的大量论著，其在中学语文教学的研究上，贡献不独在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结论，更重要的是在于他研究问题所持的科学态度和所用的科学方法，堪为研究者的楷模。
阮氏研究中学语文教学，走的是由分析到综合的路子。中学语文教学，牵涉到的问题相当广泛，要想从宏观上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整体作全面的研究，首先就要分门别类地对各别问题作具体的研究。阮氏在1929年前后，曾分别对中学读文教学、中学作文教学、中学国文各学程教学、中学国文校外阅读以及读文教学的目的、读文教学的教材、作文教学的题目等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分别出版了专门论著、发表了专题论文。阮氏认为，这些研究成果，只是自己撰写《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的准备；而《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问世，则是前期准备工作的最终成果。坚持这样一条科学研究的道路，显然是十分艰苦、十分细致的；但惟有这条道路才是真正的科学道路。在阮氏之前，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能在如此雄厚、坚实的前期准备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研究，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显示阮氏的贡献在历史上的超越性。
阮氏研究中学语文教学，还十分重视运用科学的比较分析方法。
首先是，对于现实材料的、横向的比较分析。中国的语文教学，从本世纪初算起到阮氏出版《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时为止，已有三十余年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所以，无论是关于教学目的的讨论，还是关于教材教法的研究，几十年间，官方颁布的文件和民间发表的言论，都已积累起了可观的材料。后人的阐发新论、建立新说，都得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点，而不可凭空臆断。阮氏曾广泛阅读前人的研究论文，写下阅读笔记十六余万言，并编成《中学国文教学研究论文提要》一书交付出版社（此书最终未能出版），足见其搜集资料之丰。搜集广泛的资料，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统计整理、比较分析，从中寻找出规律，判断出是非。例如关于国文教学的目的问题，阮氏曾搜集国内学者、教师所发表的意见和全国教育会、教育部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所拟的“目的”共20种，分别作了比较；又参考了1917年美国全国英文联合委员会的报告，然后拟订出自己认为切合国文教学实际的教学目的。即初中：1．人人能用国语或国语文自由发表思想感情；2．作文演说没有文法上的错误，并有层次有条理；3．人人有看浅近书报的能力，并养成读书习惯；4．人人有鉴赏国语文艺的能力及兴趣。高中：1．人人能看普通文言书报；2．人人能作通顺的文言文及应用文字；3．一部分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如《左传》《国语》《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资治通鉴》等，但其他经书子书当除外）；4．一部分学生能欣赏古代文学（如诗歌、词曲、小说、传奇等，但骚、七、辞赋骈俪当除外）；5．培养极少数的天才生能仿做古文、诗歌及其他文艺。
又如关于中学国文科的课目（即学程）设置问题，阮氏曾对1923年至1928年间，中学试行分科制与选修制时，各校国文科所设置的复杂繁多的课目作了详明的调查统计，总共有42种、69项名目；然后对其中的某些课目是否必要单独开设、某些课目是否可以归并等等，一一作了精要的分析；最后提出了自己关于精简课目的主张。他主张在中学，应按不同性质和作用，把课目分成三类，具体安排如下表：

分类	初中	高中
主要学程	1．精读文2．略读文3．作文	1．精读文2．略读文3．作文
辅助学程	4．语法5．语体文作法 6．文法7．文言文作法	4．演说学5．辩论术 6．修辞学和古文作法
特设学程	8．普通应用文	7．公牍应用文8．文学概论

再如关于读文教学中的教材问题，阮氏在中山大学执教的时候，就指导陈时文、梁叔文、黎梓材、陈夏奇等四位研究生，对当时坊间流行的四种初中国文教科书作了详密的统计整理和分析比较。1929年《教育研究》第14、16两期所载《初中国文教材研究》这份长篇研究报告，具体陈述了此项研究的经过、方法和结果。此项研究所选的四种教科书，为：甲、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顾颉刚、叶绍钧编，商务版；乙、《现代初中国文》，庄适编，商务版；丙、《初级国语读本》，沈星一编，中华版；丁、《初级古文读本》，沈星一编，中华版。按导师阮氏的计划，研究工作将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完成六份统计分析表，即（1）《各书教材篇目及字数统计表》，（2）《各书重见文言教材排列先后比较表》，（3）《各书重见语体教材排列先后比较表》，（4）《各书教材混合统计表》，（5）《某教科书教材文体分析表》，（6）《某教科书教材内容价值分析表》。第二步完成二表，即（7）《某教科书教材选择鉴别表》，（8）《某教科书教材排列鉴别表》。第三步工作分两项进行，第一项是根据第一、二步研究之结果，“抉择适当之教材，重行分类排列及分配”；第二项是“作成每阶段的教学计划，及每篇目的预习指导，与其他文字上的重要考证及注释”。这是一个从资料的统计整理到对于统计结果的比较分析，最后到重行编排教材，拟定教学计划并对文字进行考证训释的完整的研究过程，其态度之严谨、工作之精细，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从报告中可知，第一、二两步工作已基本完成，第三步尚有待进行。从研究结果看，表（1）的篇目和字数统计，为的是分析各种教科书实际规定的学习量；表（2）表（3）关于重见教材的统计，旨在显示各书编者对一些教材的深浅难易的处理是否得当，结果表明同一篇教材在各书中排列先后大相径庭，可见文章深浅难易漫无标准；表（5）关于教材文体的分析，旨在显示各书教材文体分配的比例，结果发现“各书所选各体教材，皆非根据教学上之需要而定其比例分量，事实上皆根据某项材料之多寡，选择之难易，而随便辑入者也”；表（6）关于教材内容价值的分析，旨在显示各书教材内容分配的比例，结果发现“属于职业的价值”的教材，即普通职业上所必须学习的语文知识和语文技能“各书均无”，是为大弊。在此项研究报告中，阮氏一方面向研究生们提供了鉴别的标准，如关于鉴别文章深浅难易的4项13条标准，关于鉴别教材内容价值的6类21条标准等等；一方面对研究结果作扼要的分析说明，指出某项结果是“正确”“尚正确”还是“欠正确”，表现了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应有的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
以上是对现实状况作横向的分析比较。此外，为了研究中学国文教学现状之所由来，阮氏还对本世纪初以来的国文教学发展的历史作了纵向的分析比较。在1932年，阮氏写过一篇论文，题为“时代思潮与中学国文教学”（载《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1期），文中把三十多年来中学国文教学发展历史按时代思潮的影响划分为六个时期，即：第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代；第二，注重读经时代；第三，废止读经时代；第四，提倡白话文新思潮时代；第五，研究国学整理国故时代；第六，翻译文学大盛时代，并分别作了概括的分析研究。阮氏认为，中国自有中学以来，三十余年间思潮多经剧变，而这多变的思潮于中学各科教学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国文教学，其所以如此，原因有五：“一、近年教中学国文者多注重文章的内容与思想，而不注重文字的本身与文章的形式。二、因为人生观与伦理思想的改变，古人的老文章，多被摒诸教材之外。三、因为文学革命，而各种文学的体式，尚在逐渐改造，而未完全确定。四、教国文者多把国学与国文混为一谈，国文的地位，往往跟着国学的地位而改变。五、许多附和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者，往往利用国文教学，宣传其主义。”阮氏通过对上述六个时期的中学国文教学状况的历史考察，提醒人们注意以下事实：“一、历来国文教师没有满意的人才。二、历来国文教学没有很好的成绩。三、旧国文教师不能应付时代思潮的剧变。四、新国文教师于教学上没有一致的中心思想。五、国文教材教法没有公共的轨道，遂致主张纷歧，教学紊乱。”为改变这种状况，使中学国文教学不致因时代思潮的剧变而发生混乱，阮氏认为应当在中学国文教师中提倡学习和研究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方法，俾使教学上有“一致的中心思想”，即对中学国文科的学科宗旨、教学目的和教学进程标准有一致的看法；同时要对教材教法作科学的分析研究，以便在选材原则、教材排列及编配方法以及教学注意事项等问题上能揭示出一个“公共的轨道”。而要进行此项研究事业，“不能完全责望于几个学者，也不能责望于一般现任的教师，更不能请求一二名人发表一些意见，便来惟命是从”。它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通力合作，而且“应有相当的组织和经费、设备”，因为这是“实际教学的科学研究”，不靠充分的调查和持久的实验，是不可能收到实效的。
阮氏这种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对中学国文教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不仅在30年代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也仍然是一个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所应当学习的。
如前所说，阮氏既是一个国文造诣颇深的学者，又是一个专攻过教育科学的教育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论他的头脑“则半文学而半科学”，同一般旧式文人不一样。所以，他研究中学语文教学，非常重视定性、定量的分析，非常重视教学“标准”的确定，他总是试图用定性、定量的各项标准来改变历来教学上的盲目性、随意性，加强教学的科学性。
例如对于读文和作文，阮氏在《中学国文教学法》中就分别规定了“教学进程标准”。其中作文一项，规定得尤为具体。阮氏认为，中学作文教学的总目的，在于“要养成学生正确而有法度的表述能力”。而所谓“正确而有法度”，其具体标准有10条：1．思想清晰，2．文意切题，3．论理正确，4．词语确当，5．见解切合──以上5条，是“正确”的标准；6．文法（或语法）通顺，7．结构严谨，8．修辞雅洁，9．段落分明，10．标点清楚──以上5条，是“有法度”的标准。这10条是总的标准，此外，还规定了初、高中各年级的分段分级标准，如初中一年级的教学标准4条：1．能运用常用字2 500字（用字量占识字量的2/3，则识字量当为3 750字，以下同此比例）；2．能运用常用的词及成语古典，约与前条相当；3．能在一小时内，写成300字左右的白话文字；4．中心思想清晰，文句组织完全无病，段落大致分明，标点大致清楚。以后各年级都有这样4条关于用字量、用词量、成文速度和成文质量的标准，其间体现出逐级递升的层次。对读文教材的选择，阮氏确定4条标准，即程度适合标准、兴趣标准、需要标准、功效标准，并对这4条标准的具体内容一一作了说明。
阮氏在规定某些标准的时候，还经常采用百分比的办法来反映各个项目的主次轻重。例如关于教材的质的分配，他根据自己研究的结果，提出如下比例：
（甲）初中全部教材的质的分配：
（1）演讲6%（2）叙记15%（3）传记15%
（4）书牍15%（5）论说12%（6）评论6%（7）小品
12%（8）小说12%（9）剧本4%（10）诗歌3%
（乙）高中全部教材的质的分配：
（1）论说18%附论辩（2）叙记15%附游记
（3）书牍12%附奏诏（4）传记12%附状述（5）序跋
6%附赠言（6）评论6%（7）碑志3%附箴铭（8）哀祭6%（9）小说12%附传记（10）文评3%附诗评（11）诗歌4%（12）词曲3%
作文评分，向无标准，是优是劣，全凭教师主观印象而定。阮氏认为，作文评分漫无标准，于实现作文教学目的弊害甚大。为此，他采用分项比例法，为作文评分规定了标准。以初中为例，各年级的分项评分比例是：

标准	一年级百分比	二年级百分比	三年级百分比
思想清晰	40%	30%	25%
语法通顺	30%	30%	25%
文意切题	10%	15%	20%
辞语确当	10%	15%	20%
段落分明	5%	5%	5%
标点清楚	5%	5%	5%

表中这些标准和百分比，内容是否科学，比例是否合理，当然还须进一步研究，并有待于实践的检验；然而，阮氏这种研究方法，无疑是正确的，可以给人以启发。这种强调标准化的构想，体现了中学国文教学的研究工作在30年代已经开始向科学化的目标发展的趋势。
再者，阮氏在教育思想上信从“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因此在教学研究的方法论上比较注重实际、注重知识和技能的应用。
“教学做合一”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20年代后期提出的教学理论。他强调：“一件事，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对事说是做。”因此，“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这就是所谓“教学做合一”的原则。陶氏的这一学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曾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细读阮氏的《中学国文教学法》和他的其他论文，可以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他在评判国文教学上某些理论、主张或措施时，总是以“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作为衡量的尺度。凡合于这一原则的，他肯定；违反这一原则的，他否定。
例如，1933年教育部颁行的课程标准对国文教学进程标准作了如下规定：初中两条──“甲、语体文与文言文并选，语体文递减，文言文递增。各学年分量，约为七与三，六与四，五与五之比例。乙、各种文体之排列，第一年偏重记叙文、抒情文，第二年偏重说明文、抒情文，第三年偏重议论文及应用文件。”高中──“第一年以体制为纲，第二年以文学源流为纲，第三年以学术思想为纲。”阮氏对此进行了分析，指出：“教材排列的程序，是要和教学的进程一致的。如照教部规定，在初中，还可说得过去。然而，教材自第一年起，已加入文言文，且按年递增，而学生的作文，到三年毕业，仅学语体文而未得其通顺，此其教与学已不一致。在高中，第一年教材既以体制为纲，则学生作文亦须学习各体各派代表作品；第二年教材既以文学源流为纲，则学生作文亦须学习各时代各派各家代表作品；第三年以学术思想为纲，则重在学而不在文了。”这样，读与写分离，学与用脱节，显然违反了“教学做合一”的原则。阮氏自己在制定初、高中教学进程标准时，则明确地指出：“初中以不读古文为原则，高中以不读经书子书为原则，尤其不用读辞赋骈俪，目的在使‘教学做’发生切实的功效，以提高程度。”
对于中学国文教学的程度标准，阮氏一贯反对脱离实际地“拔高”。他在分析了历来各家所制定的教学进程标准和各种教科书的选材状况以后，尖锐地指出：“要提高今日中学、师范生的国文实际程度，必须放低标准。定标准的先生们，以为提高标准，即是提高程度，实是大谬。因为标准高了，学生反不进步，实际程度反要降低。”“我以为如果希望初中学生能读古今名著，不如希望他们能读普通报章杂志和通俗文艺而无窒碍；希望初中学生能做通文言文，不如希望他们能做文从字顺、条理清晰的语体文。如果希望高中学生能读古代学术名著，不如希望他们能读近代学术名著；希望高中学生能创作文艺，不如希望他们能做通浅近的文言文、普通应用文字。”（引自《对于中学、师范国文课程标准之意见》，载《中华教育界》第23卷第3期）因此，他反对以大学的需要来研究中学各科教学，以中学的需要来研究小学各科教学；他的观点正相反，应从小学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中学各科教学，从中学的实际出发来研究大学各科教学，为的是使一切教学的标准、原则、方法都符合客观实际，大、中、小学之间能相互衔接而不致彼此脱节。
阮氏在1931年就曾发出这样的慨叹：“今日学校之国文教学，已为各科教学中至繁至难之问题。即并数十专家之心力，穷数十年之研究，犹恐未能竟其全功。西洋教育家之于语文教学，往往研究读法作法中之一问题，穷数年或数十年之力而后成。吾国则尚未知语文教学之当为科学研究。而社会且未承认国文教学之为专业。以为凡通文者无不可教国文。而身为国文教师者，则缺乏科学方法之训练，更无研究之倾向与兴趣，亦无研究之机会与时间。……独怪吾国学者对于国学中极细小之问题，无关于今日社会者，恒为考据之研究（如某大学为孟姜女寻夫之考据是也），而目前关切于数千万小学生数百万中学生之国文教学问题，则反无人为专门之研究。则今日国文教学终无办法而已。”（引自《国文科考试之目的及方法》，载《中华教育界》第20卷第5期）言辞恳切而饱含激愤，其十数年来试图以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学国文教学问题的精神，正是植根于这样的一种无限关切国家千千万万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思想基础之上，因而是十分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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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37
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朱光潜】
    我学国文，走过许多迂回的路，受过极旧的和极新的影响。如果用自然科学家解剖形态和穷究发展的方法将这过程做一番检讨，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在十五岁左右才进小学，以前所受的都是私塾教育。从六岁起读书，一直到进小学，我没有从过师，我的惟一的老师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祖父做得很好的八股文，父亲处在八股文和经义策论交替的时代。他们读什么书，也就希望我读什么书。应付科举的一套家当委实可怜，四书五经纲鉴、唐宋八大家文选、古唐诗选之外就几乎全是闱墨制义。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只是《书》《经》《左传》。《诗经》我没有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我因此想到韵文入人之深，同时读书用目有时不如用耳。私塾的读书程序是先背诵后讲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读成诵，一句一句地在舌头上滚将下去，还拉一点腔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这早年读经的教育我也曾跟着旁人咒骂过，平心而论，其中也不完全无道理。我现在所记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
    父亲有些受过学校教育的朋友，教我的方法多少受了新潮流的影响。我“动笔”时，他没有叫我做破题起讲，只教我做日记。他先告诉我日间某事可记，并且指示怎样记法，记好了，他随看随改，随时讲给我听。有一次我还记得很清楚，宅旁发见一个古墓，掘出两个瓦瓶，父亲和伯父断定它们是汉朝的古物（他们的考古知识我无从保证），把它们洗干净，供在香炉前的条几上，两人磋商了一整天，做了一篇“古文”的记，用红纸楷书恭写，贴在瓶子上面。伯父提议让我也写一篇，父亲说：“他！他还早呢。”言下大有鄙夷之意。我当时对于文字起了一种神秘意识，仿佛此事非同小可，同时也渴望有一天能够得上记古瓶。
    日记能记到一两百字时，父亲就开始叫我做策论经义，当时科举已废除，他还传给我这一套应付科举的把戏，无非是“率由旧章”，以为读书人原就应该弄这一套。现在的读者恐怕对这些名目已很茫然，似有略加解释的必要。所谓“经义”，是在经书中挑一两句做题目，就抱着那题目发挥成一篇文章，例如题目是“知耻近乎勇”，你就说明知耻何以近乎勇，“耻”与“勇”须得一番解释，“近乎”二字更大有文章可做。所谓“策”是在时事中挑一个问题，让你出一个主意，例如题目是“肃清匪患”，你就条陈几个办法，并且详述利弊，显出你有经邦济世的本领。所谓“论”就是议论是非长短，或是评衡人物，刘邦和项羽究竟哪一个高明，或是判断史事，孙权究竟该不该笼络曹操。做这几类文章，你都要说理，所说的尽管是歪理，只要能自圆其说，歪也无妨。翻案文章往往见得独出心裁。这类文章有它们的传统的作法。开头要一个帽子，从广泛的大道理说起，逐渐引到本题，发挥一段意思，于是转到一个“或者曰”式的相反的议论，把它驳倒，然后作一个结束。这就是所谓“起承转合”。这类文章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人人都知道。但是当作一种写作训练看，它也不是完全无用。在它的窄狭范围内，如果路走得不错，它可以启发思想，它的形式尽管呆板，它究竟有一个形式。我从十岁左右起到二十岁左右止，前后至少有十年的光阴都费在这种议论文上面。这训练造成我的思想的定型，注定我的写作的命运。我写说理文很容易，有理我都可以说得出，很难说的理我能用很浅的话说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幼年的训练。但是就全盘计算，我自知得不偿失。在应该发展想像力的年龄，我的空洞的头脑被歪曲到抽象的思想工作方面去，结果我的想像力变成极平凡，我把握不住一个有血有肉有光有热的世界，在旁人脑里成为活跃的戏景画境的，在我脑里都化为干枯冷酷的理。我写不出一篇过得去的描写文，就吃亏在这一点。
   我自幼就很欢喜读书。家中可读的书很少，而且父亲向来不准我乱翻他的书箱。每逢他不在家，我就偷尝他的禁果。我翻出储同人评选的《史记》《战国策》《国语》《西汉文》之类，随便看了几篇，就觉得其中趣味无穷。本来我在读《左传》，可是当作正经功课读的《左传》文章虽好，却远不如自己偷着看的《史记》《战国策》那么引人入胜。像《项羽本纪》那种长文章，我很早就熟读成诵。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也有些地方使我很高兴。父亲没有教我读八股文，可是家里的书大半是八股文，单是祖父手抄的就有好几箱，到无书可读时，连这角落里我也钻了进去。坦白地说，我颇觉得八股文也有它的趣味。它的布置很匀称完整，首尾条理线索很分明，在窄狭范围与固定形式之中，翻来覆去，往往见出作者的匠心。我于今还记得一篇《止子路宿》，写得真惟妙惟肖，入情入理。八股文之外，我还看了一些七杂八拉的东西，《试帖诗》《楹联丛话》《广治平略》《事类统论》《历代名臣言行录》《粤匪纪略》，以至于《验方新编》《麻衣相法》《太上感应篇》和《牙牌起数》用的词。家住在穷乡僻壤，买书甚难。距家二三十里地有一个牛王集，每年清明前后附近几县农人都到此买卖牛马。各种商人都来兜生意，省城书贾也来卖书籍文具。我有一个族兄每年都要到牛马集买一批书回来，他的回来对于我是一个盛典。我羡慕他去牛王集的自由，尤其是有买书的自由。书买回来了，他很慷慨地借给我看。由于他的慷慨，我读到《饮冰室文集》。这部书对于我启示一个新天地，我开始向往“新学”，我开始为《意大利三杰传》的情绪所感动。作者那一种酣畅淋漓的文章对于那时的青年人真有极大的魔力，此后有好多年我是梁任公先生的热烈的崇拜者。有一次报纸误传他在上海被难，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小子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里为他伤心痛哭了一场。也就从饮冰室的启示，我开始对于小说戏剧发生兴趣。父亲向不准我看小说，家里除一套《三国演义》以外，也别无所有。但是《水浒传》《红楼梦》《琵琶记》《西厢记》几种我终于在族兄处借来偷看过。因为读这些书，我开始注意金圣叹，“才子”“情种”之类观念开始在我脑里盘旋。总之，我幼时头脑所装下的书好比一个灰封尘迹的荒货摊，大部分是破铜烂铁，中间也夹杂有几件较名贵的古董。由于这早年的习惯，我至今读书不能专心守一个范围，总爱东奔西窜，许多不同的东西令我同样感觉兴趣。
    我在小学里只住了一学期就跳进中学。中学教育对于我较深的影响是“古文”训练。说来也很奇怪，我是桐城人，祖父和古文家吴挚甫先生有交谊，他所廩保的学生陈剑潭先生做古文也曾享一时盛名，可是我家里从没有染着一丝毫的古文派风气。科举囿人，于此可见一斑。进了中学，我才知道有桐城派古文这么一回事。那时候我的文字已粗清通，年纪在同班中算是很小，特别受国文教员们赏识。学校里做文章的风气确是很盛，考历史地理可以做文章，考物理化学也还可以做文章，所以我到处占便宜。教员们希望这小子可以接古文一线之传，鼓励我做，我越做也就越起劲。读品大半选自《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抄》。各种体裁我大半都试作过。那时我的摹仿性很强，学欧阳修、归有光有时居然学得很像。学古文别无奥诀，只要熟读范作多篇，头脑里甚至筋肉里都浸润下那一套架子，那一套腔调，和那一套用字造句的姿态，等你下笔一摇，那些“骨力”“神韵”就自然而然地来了，你就变成一个扶乩手，不由自主地动作起来。桐城派古文曾博得“谬种”的称呼。依我所知，这派文章大道理固然没有，大毛病也不见得很多。它的要求是谨严典雅，它忌讳浮词堆砌，它讲究声音节奏，它着重立言得体。古今中外的上品文章似乎都离不掉这几个条件。它的惟一毛病是就文言文，内容有时不免空洞，以至谨严到干枯，典雅到俗滥。这些都是流弊，作始者并不主张如此。
    兴趣既偏向国文，在中学毕业后我就决定升大学入国文系。我很想进北京大学，因为路程远，花费多，家贫无力供给，只好就近进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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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39

孟宪承与现代中国教育 日期：2011-09-12 作者：杜成宪;张爱勤 来源：文汇报

杜成宪  张爱勤         1951年10月16日，人民共和国新建的第一所师范大学在上海正式诞生，孟宪承主持了建校，并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华东师范大学的创办，实际上是个信号，意味着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独立的师范大学体制的被认定。         孟宪承（1894-1967），字伯如，又字伯洪，江苏武进人，中国现当代著名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早岁失怙入私塾，后毕业于常州府小学堂，考入南洋公学中院；毕业后考入清华学校，后因母病南归改入圣约翰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任清华学校英语教员。1918年考取公费留学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主修教育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旋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深造。1921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前身）、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光华大学、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先后任第四中山大学秘书长、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校长、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文学院院长等；1942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批聘为部聘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长等；1951年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建校，1952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从1954年起，连续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62年起，连任第三、四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因“文革”开始后连遭迫害，于1967年7月19日夜病逝。         孟宪承一生出版著、编、译作二十多种。代表作有：《教育概论》《教育通论》《大学教育》《民众教育》《西洋古代教育》《新中华教育史》《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等。     教育学理论的逐步成熟         1921年，孟宪承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育学教授，直到1933年他的《教育概论》问世，期间，对教育学的研究始终是他学术探究的重心，他的教育理论逐渐成熟，并推动了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和转型，其贡献主要是：第一，针对从概念出发、以演绎为特征的形式主义教育哲学，他倡导从实际出发、以问题解决为特征的功能主义教育哲学。其次，他认为“教育学”与教育科学、教育哲学等概念存在着交叉重合的关系。孟宪承关于教育哲学的论述，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学和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孟宪承倡导以儿童发展为起点与核心的教育学理论。中国自20世纪初从日本引进教育学之后的最初20年里，教育学著作表现出强调体系化学科知识的特点，也即所谓“德国模式”。进入1920年代后，中国的教育学开始摆脱对“德国模式”的依赖，直接取法美国，尤其是以杜威为代表的教育学说，形成不刻意追求体系化知识而以问题或专题研究为主、从儿童发展出发思考教育问题的特点。其代表作即为孟宪承于1933年出版的《教育概论》。在中国，以儿童发展为教育学理论的起点，其首倡者很可能就是孟宪承。         1923年孟宪承回母校圣约翰大学担任国文部主任。他上任后，除加强大学国文教育之外，将工作重点放在附中，以期从本源上解决问题。他首先从制度建设入手，规定：实行统一的中西文学级，毕业生达到新定的国文程度方可升学；加强日常教学管理，实行教学效果测试；开展国文教学研究，探讨教学原理、制定课程标准、研究教材教法、实施学力测验；编纂出版面向学生的国文出版物。这些改革举措效果显著，《申报》等上海报纸经常予以报道，取得很好的社会效应。         在当时中国的语言文学界和国文教育界，“文”“白”之争并未消退，有主张完全采用白话文的，也有仍旧坚持文言文的，还有主张文白混合的，而孟宪承与他们都不相同。在国文教材编写问题上，他实际上提出了依据需要，分别对待，注意联系，有分有合的主张，可以看成是一种融合的主张。我们看到后来的国语和语文教材编纂，实际上体现了他上述思想中如混合文典、经典阅读等主张。     民众教育运动中的独特贡献         受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精神的启发和推动，有鉴于中国实施新式教育20年而社会发展、民众生存状况依旧不如人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学者纷纷走出象牙之塔，到城市和乡村开展了一场持续20年之久的教育运动。这场运动从最初的城市平民教育运动逐渐演变为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以往撰写的中国教育史记录了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俞庆棠、高阳、雷沛鸿等教育家的业绩，事实上，孟宪承的探索也值得一书。         从1929年9月起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孟宪承陆续从事城市和乡村的民众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前后跨时8年。1929年秋，他应俞庆棠之邀，赴无锡担任中国第一所培养民众教育师资的学校——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暨劳农学院（后改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研究部主任兼教务部主任；1930年夏，他应浙江省教育厅长陈布雷之邀，在杭州创办浙江省第一所培养民众教育师资的学校——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担任校长；1936年夏秋之际，他前往江苏无锡主持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开展以一个自治的区域为单位的民众教育实验。期间，他译介欧美国家的民众教育著作，研究制定民众教育实施方案，撰写专著《民众教育》。他参与民众教育运动自有其独到的方式，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孟宪承提出完全从民众生活出发的民众教育。孟宪承认为，民众教育是对大多数人民的教育，也应当包含失学儿童，但重点在“年长失学者”，理由是年长失学者过多，影响社会安宁和个人生计极大。民众教育就是“使民众能适应其继续不断的生活”的教育。他提出了培养民众的基本力量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的民众教育目标：所谓培养民众的几种基本力量，首先就是生产和组织的力量，使民众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善自己的生活，进而以乡村为起点，使整个民族能以自身的力量实现民族复兴。他还提出了民众所需要的以生计和娱乐为中心的民众教育内容。孟宪承在北夏实验区，围绕着上述方面开展了学校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地方自治与自卫、卫生保健、移风易俗等方面的民众教育试验和社会推广。此外，他还提出了行政机关、学校和其他社会团体结合的民众教育组织。孟宪承所设计的民众教育实施机构和组织包含：（1）学校式民众教育，含以识字、学文化为主的民众学校和补习学校，以提高生计能力为主的职业补习学校，以发展职业能力为主的职业学校。（2）社会式民众教育，含民众教育馆、俱乐部、图书馆、体育场等公共活动场所，儿童学园、青年学园、青年服务团等教育组织，演剧、歌咏、展览、游艺等活动，合作社、保甲、村庄、农场的生计合作活动。         孟宪承的民众教育（乡村教育）探索，既不同于晏阳初用科学研究的理念开展的定县实验，也不同于梁漱溟用文化建设的方法进行的邹平改造，而是既体现了包含孔子“有教无类”、孟子“制民之产”主张在内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也体现了以丹麦为代表的欧洲民众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的精神。其特点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体贴”。     矢志不移推动高师教育         从1921年任教东南大学起至1967年去世，孟宪承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几乎都与大学相联，除担任各级大学行政负责人之外，基本上担任的是教育学教授。因此，对大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成为他学术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         首先，他提出并论述“大学三理想”，表达了对中国大学发展方向的思考。         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孟宪承所著《大学教育》。现代大学的理想是什么？孟宪承概括为三方面：“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此即著名的“大学三理想”。与三理想相应，他进而论述了大学的三项任务，即研究、教学和推广。         孟宪承认为，“智慧的创获”是大学的最高理想，因此，“研究”就成为大学的最高任务。他归纳出现代大学的若干本质性特点，即：发现、发明、创造；大胆地批评，自由地探索；研究的精神。他认为，大学的特点就在于“创”，而“创”应当包含师生两个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大学，教师是不竞于创造的学问、学生是不勉于独创的研究的。         “品性的陶熔”是大学的又一理想，而“教学”则主要承担着这一理想的实现。孟宪承指出，大学是一个学校，是师生共同生活的场所；大学是熔炉，大学的生活意味着陶熔，它强调的是活动过程，强调的是环境的影响。         “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是大学的另一理想，而“推广”则主要承担着这一理想的实现。孟宪承认为，现代人有意识地用文化来推进社会进步，而大学义不容辞地承担着这一使命。大学对于社会的贡献就在于它的研究和教学，但大学还须“到民间去”，将其创获的知识推广于学校围墙之外，由此实现对民族发展、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其次，他肯定专业教育“高师向综合大学看齐”，表达了对师范大学办学方向的思考。         1951年10月16日，人民共和国新建的第一所师范大学在上海正式诞生，孟宪承主持了建校，并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华东师范大学的创办，实际上是个信号，意味着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独立的师范大学体制的被认定。然而，质疑和争议依然存在。从1956年起，“师范大学的方向有没有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争议的焦点实际上就是：师范院校如何兼顾师范性和专业性？         对此，孟宪承表达了明确的态度。首先，综合性大学是最高学府，由它来培养中学师资本来很合适。但是，出于目前国家迫切需要中学师资的实际情况，在大学之外不得不另设高师院校。就完成培养师资的任务而言，高师与综合性大学的大部分，并无绝对区别，但在修业年限、专业设置、科学研究等方面，却存在显著不同。其次，“高师向综合大学看齐”，如果是指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而言，就不能认为是迷失高师院校的发展方向。第三，具体改革措施就是：增加专业课（包括基础课）的比重；适当减少教育学科和教育实习的时数是迫不得已之举；简化教学过程，强化书面作业。由此赢得一切时间来加强专业基本训练。第四，可以在必要时考虑设置若干五年制专业，如在中文、数学、物理等基本学科，或适应中学教育发展方向设置若干复合专业，如文史、史地、生化等。         孟宪承十分了解欧美国家中学教师培养的变革趋势，但他也看到了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国情，所以提出了他对中国师范大学发展方向的意见：保留独立的师范教育体制，以保证基础教育对中学师资的基本需求；在达到最基本的师范性要求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追求专业性，保证师范大学的教学和学术水准，又由此保证中学师资的质量。孟宪承的主张至今都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潜心中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         1928年，孟宪承在中央大学任教授期间讲授教育史课程的讲义《教育通史》（上、下册）由中央大学出版。1931年和1932年，他的《西洋古代教育》与《新中华教育史》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9月，孟宪承受命担任由教育部指定开设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的导师，开始系统讲授中国古代教育史。这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中国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班，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专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学科、课程和人才基础。196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与另外三位学者合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孟宪承晚年，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几乎成为他学术生活的全部，他于教育史研究同样建树颇丰。         差不多是在1930年代初，孟宪承开始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学习外文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1937年9月，他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所讲授的“教育哲学”就是按“唯物论”、“唯心论”和“唯用论”分专题。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孟宪承在浙江大学任教，1950年决定为教育系学生开设“马列主义名著选读”，1951年正式授课，这也许是在新中国高校的教育系中最早开设的马列主义论著选读课程。1956年9月，孟宪承在“关于历史观”的专题讲授中，专门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孟宪承还对中国教育史学科理论作出了系统阐述。         此外，他还十分注重第一手材料的掌握，倡导追根穷源的学风。1956年9月，孟宪承开始他在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的讲学。他对学生的要求很明确：“一是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多接触前人的历史文献，……二是要读一手的文献资料，知晓中国文化的源流，只有把握源，才能理解流，才能在学术界立稳脚跟，才具备发展的潜力。”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的学风是什么？注重原始文献、基本文献。其渊源何在？即在于孟宪承的倡导。孟宪承晚年编纂出版的两种书《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和《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治学作风的倡导。也就是在孟宪承的倡导下，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我国教育史学科的重镇，理论和文献并重成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的重要特色；也就是在孟宪承的指导下，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一代中国教育史人才成长起来，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引领我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骨干力量。         （作者杜成宪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系主任；张爱勤为上海行健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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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41
http://baike.baidu.com/view/4540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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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3:48
《却顾所来径：1925-195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师学术文选》

【附：本书后记】

后　记

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历史可以清晰地分成两段。第一段从1926年建系到1952年院系调整，第二段从1985年复系至今。
就老清华中文系来说，随着岁月的推移，曾与它结缘的历史人物只零星而模糊地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这次文集的编选给了我们一次爬梳历史的机会，中国现代学术史甚至政治史上的知名人士与清华中文系意想不到的交点，许多散落在海内外的曾经的清华中文人不闻于世的佳作，一一被发于尘封之下。
我们的工作就从调查编写老清华中文系的教职员名录开始。
清华中文系建立于1926年，但是1925年清华学校开办大学，采用普通科加专门科的学制，普通科中设有国文系列课程，这是次年中文系建立的前奏。根据当年的校刊《清华一览》，1925年清华共有三位国文教授——钱基博、朱自清、孟宪承，本书将他们纳入中文系教师之列。
我们仔细查阅和抄录了清华档案馆1926到1952年间的名册，当时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教师姓名总是赫然列在全校教职员名单之首。我们的巨大收获是在这二十七年的档案里发现了许多熟悉的陌生人。那些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史、语言学史上的卓然大家，朱自清、闻一多、杨树达、刘文典、俞平伯、王力、浦江清、王瑶、黄节、马叙伦、钱基博、钱玄同、杨振声、郭绍虞、容庚、刘盼遂、罗常培、罗根泽、许维遹、唐兰、商承祚、吕叔湘、赵万里、余冠英、吴组缃、何善周、陈梦家、李嘉言、张政烺、季镇淮、范宁、叶金根、冯钟芸、朱德熙、郭良夫等等，居然都曾就职于清华中文系。这种人才汹涌的现象是那个新旧交织的时代缔造的难以复制的杰作。
西南联大时期三校合并授课，教职员除来自清华、北大、南开外，还有联大新招募的教员。而且，联大除文学院的国文系外，师范学院中亦有国文学系。西南联大的同学们能够受业于来自不同学校的授业者，这是那个峥嵘的岁月给予他们的意外的幸运。
需要略加说明的是，清华中文系并未在联大时期中断，但联大时期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清华中文系。文选所附“1925-1952教职员名录”中，我们将上述各类人员一并收入，却不敢将除了西南联大这个特殊时期外从未在清华中文系任教的前辈如胡适、游国恩、魏建功、沈从文等正式归在清华中文系名下（这些老师的姓名用字体略作区别，参见名录后的备注），也就没有将他们的文章收入文选。而杨振声、罗常培、唐兰等从北大并入西南联大的先生早年都有执教清华的经历，故不在此列。
据我们的统计，从1925年至1952年，共有74位先生先后在清华中文系任职。在确定名录的基础上，我们通过查阅期刊报纸文章、专著、新老文选、讲义、传记等各种资料，搜集他们的学术文章和生平信息。最后，74位中有62位的学术文章被我们搜寻到。
我们确定的选文体例是，每位限选一篇，着力发掘在学术史上不够知名的学者们应被重读的论文，以及知名学者未必具有经典地位的佳作，从而在梳理系史的同时，为现代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史拾遗补缺。同时，在佳作之中优先选择他们在清华任教期间的作品。文章的编排按作者生年先后为序，五位生年不详的作者的文章姑置于集末。
每位入选的作者，我们都试图以小传的形式介绍其生平和主要学术成就。遗憾的是，虽然花了相当大的力气，仍有多位的生平或著述信息未有所获。生平信息缺失或文章缺选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种：助理等一般职员没有学术文章；年代过早，官方记录不全；离开清华后长年生活在台湾；只有文学创作没有学术文章。切盼海内外知情人士能为我们弥补缺憾。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对于我们来说，这次的编选活动也不啻为老清华中文系的学术回顾之旅，它赋予我们以历史比较的眼光，以此审视昔往今来的学人和学术，在治学精神、学术眼光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多启迪。
早期的中文系没有明确的专业划分，以今天的专业眼光审视之，古代文学和语言学是前辈们最主要的两个研究方向。但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同时往往又是经学家、文献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或者文学家，甚至还是活跃的政治家。王国维先生出入于一个又一个可信可爱之学，被郭沫若称为中国学术史上放出灿然光辉的崔巍的楼阁；刘文典先生没有当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但他校勘《文选》和庾信文集，其古籍校补与注疏堪为业内楷模；杨树达先生在清华讲授《汉书》，将史学、文字学、文献学方法一并传授；钱基博先生健笔凌云，曾热衷于短篇小说的创作，研究古代文学，关注当代文学，同时又是文献学家，为《周易》、《老子》、四书等多部经、子做过疏解；黄节先生以古诗创作名家，其诗学、诗律讲义中自然有独到体悟；浦江清先生的学术志向在书写古代文学史，因而他在清华、北大的古代文学史讲义质量很高，学术启发性强，值得重温；马叙伦先生是国学保存会的发起者、民进中央主席，屡任要职，却又能精熟道家典籍和古文字学；张政烺先生在历史、考古、文字学、文献学、文学等方面多有建树，素为学界所推崇，却并不热衷于撰写“专著”，后人为其辑集的论文选却足可窥见其精湛的学养……
入选本文集的部分学术文章并非严格的论文，而是授课讲义或读书劄记的摘选，潜在的读者是学生和同好。带有启蒙色彩的学问有娓娓道来的从容透彻；而出于兴趣的治学又往往能留住乍现的灵光，直逼真理而又通脱可爱。
那一时代的学术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取决于这些前辈学者浸淫国学、融汇中西、兼通今古，这使得他们在新式学术的草创期占尽触手成春的良机；那一时代的学术所以能成为后世学者长久景仰的典范，则更多由于学术环境的自由和学术个性化中体现出的对学术精神的理解与把握。学术研究之于彼时的学者固然也是一种职业，但更是其融和自足的生活方式的一个绿色有机构件。那时的学者，不搞核心刊物和工分制，不必为区区小钱去申报课题，不会为完成课题预算而劳神费力地去筹办“国际学术会议”。“能事不受相促迫”，如同他们饱含着热情去创作诗文、写字治印、参与社运、诗酒聚会以及出国休假一样，他们也满怀着对学术的兴趣在书斋里坐冷板凳，静静地悬想各种各样的学术问题，然后，解决那些问题。
那个时代并不太平，但这些前辈们的学者生涯优游、雍容、充实、健康。
1949年以前，清华中文系、国学研究院、文科研究院培养的学生如浦江清、刘盼遂、王瑶、范宁等纷纷走上中文系的讲坛，抗战结束和新中国建立以后，清华中文系又将大量优秀师资输送到各地高校，使得中国语言文学的教育和研究在各个时代绵延不绝。1952年后，清华中文系形不具而神不亡。1985年中文系复建，昔日的辉煌已掩映在历史的苍茫中，而传承薪火者重新集结。
江山依旧，新秀代出，这或许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为往圣继绝学”，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

清华大学百年华诞的到来，也意味着清华大学中文系走过了八十五年的历程。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清华中文系教师学术文选。
因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正筹备出版清华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复建以来的论文集，所以我们将文选的下限定于院系调整以前的1952年。
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恰当的庆贺方式。
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刘珺珺、程祥钰、梁吉平、钱得运、刘宝霞、博士后李柏承担了人员普查、名录编排、篇目初选、小传撰写等各项工作。中文系教授罗钢、王中忱、谢思炜、张美兰、刘石最终选定篇目。
文选的出版得到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组委会及庄丽君教授的支持，纳入百年校庆出版物系列。清华大学出版社马庆洲博士为此书付出了许多心力。我们深表感谢。


　　　　　　　　　　　　　　　　　　　　清华大学中文系
　　　　　　　　　　　　　　　　　　　　201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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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5:17
傅东华 (1893.4.21—1971.9.9)原名傅则黄，浙江金华人。幼年读家塾，阅读了许多绣像小说。1912年毕业于南洋公学，进中华书局任编译员。1913年开始为《中华小说界》译作短篇小说。1919年至1924年在浙江东江县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英文教师，业余翻译作品，研究文艺理论。第一部理论译作是与金兆梓合译的《诗之研究》1929至193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33年至1935年任《文学》月刊执行编委，随后任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为《世界文库》和《小说月报》撰稿，30年代创办《文学社》，编写过《孤岛闲语》、初中《国文教科书》和高中《复兴国文教科书》、《国文法程》等。
    解放后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和编审，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等职。他以翻译为主，译作有《红字》、《飘》、《琥珀》等。还为《文字改革》、《中国语文》及《语文知识》？写文字学方面的文章，注释过《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

[著作书目]
诗歌与批评（理论集）1932，新中国
李清照（评论集）1935，商务
山胡桃集（散文选）1935，生活
李白与杜甫（评论集）1935，商务
创作与模仿（理论集）1947，博文书店
文学百题（理论集）与郑振译合编，1935，生活

[翻译书目]
诗之研究（文艺理论）美国勃利斯潘莱著，与金兆梓合译，1926，商务
社会的文学批评论（论文集）美国浦克女士著，1926，商务
诗学（理论）希腊亚里斯多德著，1926，商务
近世文学批评（论文集）美国琉威松博士著，1929，商务
人生鉴（长篇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9，世界
奥德赛（史诗）希腊荷马著，1929，商务
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论文集）美国卡尔佛登著，1930，华通书局
比较文学史（论文集）法国洛里哀著，1931，商务
饥饿及其他（长篇小说）俄国赛米诺夫著，1932，新生命书局
我们的世界（长篇小说）美国房龙著，1933，新生命书局
化外人（短篇小说集）芬兰哀禾著，1936，商务
红字（长篇小说）美国霍桑著（出版年代及单位不详）
吉诃德先生传（上下册，长篇小说）西班牙塞万提斯著，1939，商务；后改名《堂吉诃德》，1959，人文
珍妮姑娘（长篇小说）美国德莱塞著，1939，上海文艺
业障（长篇小说）俄国史普林著，1946，上海龙门书店
文学概论 美国韩德著，1947，商务
青鸟（戏剧）比利时脱灵著，1947，商务
慈母泪（长篇小说）美国H·C·嘉理色著，1948，龙门联合书店
天下太平（长篇小说）希腊哀索克拉斯著，1949，龙门联合书店
夏伯阳（长篇小说）俄国富曼诺夫著，1950，三联
伊利亚特（史诗）希腊荷马著，1958，人文
失乐园（诗）英国约翰·弥尔顿著，1958，人文
飘（上中下册，长篇小说）美国马格丽泰·蜜西尔著，1985，浙江文艺
琥珀（上中下册，长篇小说）美国温索尔著，1987，安徽文艺
                                          （易泳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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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5:22
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历史回眸

王本华

(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100009)

摘要：从理念兴替、教材嬗变和教学法探索三个方面回顾现代语文教育百年来的风雨历程和发展脉络，检讨其中的得失，并对课程改革中的语文教学进行适当的思考，对我国当前语文教学改革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关键词：教育理念；教材形态；综合组元；序列化
中图分类号：G623.2；G633.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王本华（1965—）女，北京人，课程教材研究所副研究员、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主任兼语言分社社长，主要从事语文课程教材研究。
从1904年清政府“癸卯学制”规定语文单独设科至今，现代语文教育已经走过了整整100年的历程。现在，每年在中小学接受语文教育的学生数以亿计，我们国家语文教育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站在百年的门槛前，回首现代语文教育曾经的风风雨雨，深深的历史感和厚重的责任感使我们禁不住要总结一下百年来的得失，尤要反思当前语文教学中仍然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本文准备从理念兴替、教材嬗变和教学法探索三个方面来呈现自己的思考，管窥蠡测，就教于方家。
一、语文教育理念的兴替
百年历程，如果没有教育理念的激烈交锋，没有“思接千载”的历史传承，没有“视通万里”的异国镜鉴，那么语文教育岂非一潭死水？语文改革也将无从谈起。可喜的是，百年中我们至少有三次激烈的理念冲撞，那就是：文白之争；“语”“文”之争；工具性与思想性之争。理念碰撞的结果，最终归结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是新世纪之初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最精要的概括，也逐渐成为语文教育界的共识。
文白之争起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最初主要是文言与白话的写作问题，随着争论的深入，最终延及学校的国文教育。国文教育的“文白之争”涉及学习范本的大问题，几经较量，以白话文的胜出而告终，一举奠定了此后语文教学的基本面貌。当然，这并不是说完全否定了文言文教学(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保留着成分的文言文教学内容)，但从此以后，教白话、说白话、写白话，成为国文教学的正宗。
对白话的重视，使“国文”“国语”之名大受青睐，但重“文”抑或重“语”，观念不同，使得称名之争又历数年。然而千年的文化积累和源远流长的传统语文教育又怎能一并舍弃？所以，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叶圣陶先生提出的“语文”统而概之，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并一直沿用至今。叶老的“语文”之名，肯定了听说读写四项能力并重，基本解决了“语”先“文”先的争论，但也给后来的许多难题如“语言与文字”“语言与文学”“语言与文化”等诠释埋下了伏笔。
名称既定，“语文教学的性质”又起争论。思想性还是工具性，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此种讨论自建国起一直到上世纪末，一直是语文教育界争论不休的话题。这期间，1962年张志公先生发表《说工具》一文，强调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同时指出语文教学中天然地具有思想性，从此以“双基训练”为特点的语文教育，虽经“文革”阻断，却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训练体系和教学体系。然而，工具性的过分突出，导致了语文教学重分析轻综合、重条分缕析轻整体感悟的倾向，影响了学生对选文人文意蕴的赏鉴与揣摩，影响到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最终导致了20世纪末关于语文教学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最后以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表述作结，重新界定了语文教学的基本性质，把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养成放在了突出的重要地位，得出了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所以说，百年探索，功不可没。
那么，多次理念的交锋是否已把语文教育的诸多问题悉数剖析了呢？语文教育的理论探求是否可以就此止步、以待来者了呢？面对语文教育飞速发展的实践、语文生活的信息化浪潮和不断变化的学习群体，我们的答案不是肯定的，但也决不是简单的否定。正因为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所以，理论探求需要更敏锐地直逼“历史传统”和“未来实践”两个不同的时间范畴，爬梳剔理，释疑决难，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为实际的语文做好铺垫。
细细推究，语文教学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对新世纪的信息化浪潮，过于滞后疲于应付，无法及时而准确地应答其中涌现的种种问题，不能满足时代提出的种种需要；二是对古代语文教育中的精华知之甚少，缺少应有的深层次研究或不能将已有的部分研究成果付诸实践，从而丧失了对语文教育规律的纵深把握，既不能以史为鉴，也很难做到古为今用。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感受到理论创新的重要。张志公先生就是因为既富于历史感又富于时代感，既有对传统语文教育的梳理又有对语文科学化的敏感，才奠定了他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的地位。而我们现在所祈盼的也正是负有这双重责任感的理论求索，需要“思接千载”的宏论和“视通万里”的眼光。因为，语文教育本身仍然存在着太多分歧和模糊不清的东西，其内部需要序列化和综合把握的东西还有很多。
先从“语文”这个称名说起，它的内涵可有如下所示的多层多重的理解：

我们的祖先说“离经辨志”“文以载道”“传道、授业、解惑”，主要是就“语言文化”层面所作的阐释。传统语文教学常常被斥之为“经学附庸”，但不能不肯定的是：经学附庸是在较成功地解决了语言文字层面和“文化(基本上是指对经学的理解和诠释)”层面上的问题之后的高水平附庸化。据张志公先生考证，传统语文教学在“识字写字”和“属对作文”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些好像更贴近汉语言自身的规律和特性，从而为学子们顺利地解道和述道做了很好的铺垫。而眼下的语文教学对汉语特点的把握还懵懵懂懂，若有所失，人文意蕴和语文素养也只是在近几年才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上面所说的几次理念冲撞后得出的结论，即人文性对工具性的反动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百年探索后的语文教育必须成功地解决语言和文化问题，也就是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机结合，才能称得上“合格”。
语文多样的内涵必然会带来教学目标的错综复杂。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语文教学的目标似乎可以分为四个层次：1.知识目标，即汉字知识、拼音知识、汉语知识、阅读知识、写作知识、文化知识等各个子目标及其知识体系；2.能力目标，即听、说、读、写(含打字)四项技能及其训练序列；3.方法目标，即朗读、背诵、欣赏、揣摩、思考、探究，想象、联想等不同的学习方法；4.人文素养目标，即文化素养、思维品质、审美情趣、思想修养、个性与价值等。
语文内涵的丰富性和目标的复杂性特点使二者互为表里，纠结杂陈，集于“语文教学”一身，难度可想而知。百年探索，多次交锋，现代语文教育除了需要把“称名”和“目标”上的异质多样尽快有序化外，还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问题：1.人文性和工具性并重，不应以牺牲“双基”为代价，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对大多数中小学生而言，仍然是基础而重要的东西。全面提高语文素养、重视感悟，不是否认各种必要的语文知识；强调学生自身的体验和情感，不是彻底摒弃技能训练；主张以学生为主体，也不是说教师可有可无；强调探究性学习，并不等于可以不要接受性学习；而曾经热极一时的“淡化语法”“淡化文体”也只是对相关知识系统的“瘦身”而非“封杀”。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观念，在语文教育的严肃性面前都应坚决摒弃。从另一方面讲，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在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应有不同的侧重，必须从实际出发安排好梯度和层次，循序前进，不能出现“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的惨状。2.加大篇章知识，科学解析“感悟”。篇章知识的缺乏，既影响学生的阅读能力，又妨害他们的写作水平。与文体相比较，篇章知识具有更强的综合性和实用性。对文章的感受、理解、分析、体悟，无不以应有的篇章知识为基础；写作的审题、立意、布局、谋篇，更离不开应有的篇章知识，所谓“文无定法”必须从“文有定法”出，而不是全无章法，随意想随便写。选文作为一篇篇精美的艺术品，与书画、歌曲等有同等的赏鉴价值。文章赏读重“体悟”、重积累是传统语文教学的重要特点，如“操千曲而后识音，观千剑而后识器”“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等，均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语文课程标准》集这些观念使思辨的无形的“悟”变为可感知可考校的“悟”，真正解决文学鉴赏层面的问题，使学生把感性和理性有机结合，学出“语文”应有的美感来。
二、语文教材形态的嬗变
理念创新是思辨的层面，真正使理论创新变为教学创新的，则需要依靠善于吸收新理论、能够对语文各层面各目标做出有序化编排的教材。现代语文教材编制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代语文教材的编制主要在三个层面上不懈探索：1.选文；2.分编合编；3.单元组织。
传统的语文教材以“蒙书”──“四书五经”──“文选读本”为渐进系列显示出语文教材的发展态势。然而，在文白之争大势已明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编制以白话文为主体的语文教材就成为一个实践性、技术性很强的紧迫课题。幸运的是，“五四运动”前后，优秀的白话文作品相继问世，这对语文教材编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优秀的白话文作品做后盾，编制白话文教材就是无米之炊。
综观历史，20世纪30年代是现代语文教材编制的重要时期，语文教材的许多组织程序和编制思想均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确立。1929年8月，当时的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暂行课程标准”，“语文”一科明确了“白话文”的主导地位和培养“语言能力”的重要性。“在教材的编写上，首次明确了较为合理的程序，即：初中第一年偏重记叙文、抒情文，第二年偏重说明文、抒情文，第三年偏重议论文、应用文；高中则要求‘有系统地分年选及有关中国学术思想与文学的体制流变之文’，为后来1932年颁行的‘课程标准’确定高中第一年以体制为纲、第二年以文学源流为纲、第三年以学术思想为纲的构想奠定了基础。”[1](128)
与此同时，该时期的教材对“单元组合”的方法进行了多角度的不懈探索。孙俍工编、神州国光社1932年出版的初高中《国文教科书》以“文章作法”为线组织单元，各单元的选文服从“文章作法”的要求。傅东华编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的复兴初高中《国文》教科书在选文中间穿插编入了系统的“习作”教材，开创了读写教材混合编制的新体例，同时把读写知识以选文的形式系统地编入了文选型教科书。夏丏尊、叶圣陶合编开明书店，1935年版的《国文百八课》标志着单元组合法的进一步完善和成型，“打破了历来课本选文各不相关、毫无系统可寻的传统编辑模式，而创制了一种尽可能体现语文教学科学程序的编辑体例”。[2](141)综合组元法成为该时期语文教材编制的重要成果，合编型教材找到了比较好的组织手段。此后，1945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制的《中等国文》贯彻整体性原则，使册与册、单元与单元、课与课之间互相依托，循序渐进，形成了比较科学的体系，并首创知识短文与范文按单元系统编排的体例。
1963年，在总结建国后语文教学，尤其是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教育部制订了《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对中学的教材编制提出了四项要求：1.根据训练重点组织课文；2.配合课文编入知识短文；3.按训练要求编配练习题；4.穿插安排应用文。至此，经过痛苦的涅槃，语文教材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组织手段和表现形态。综合组元法成为教学目标和内容阶段化、序列化的主要手段。语文教材成为由范文系统、助读系统、作业系统和知识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拥有了从小学到高中共24册的庞大教材阵容。
此种模式的语文教材注重双基训练，在“文革”以后近20年的语文教学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学生，对提高整个民族的语文素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此类教材体系为主导的语文教学的局限和弊端日益显露出来。顾黄初先生将其列为十个问题：1.汉字教育被严重地忽视；2.精读与博览不能兼顾；3.作文的全程训练未能普遍做到；4.课堂上教师的烦琐分析和简单问答仍然挤占了学生的独立阅读时间；5.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仍摆不上应有的位置；6.语文教科书编制的科学化问题没有找到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7.语文知识教学与语文实际应用脱节；8.“学语文主要是应付考试”这种倾向越来越严重；9.现代化教学手段还没有在教学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10.学生语文实际水平的科学评价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2]
陈陈相因的教材体系有教学理念的局限问题，也是教材编写缺乏创新动力的直接反应。选文多继承少创新，单元组织角度单一缺少变化，语文教法单调死板过多程式，如此种种，使得旧的教材体系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专家们进一步发现，语文教学有科学化序列化的一面，也有民族化综合性的一面，在强调教学目标单一化、教学内容序列化的同时，更要注重语文的感知、顿悟和综合，注重语文教学中浓厚的人文因素。在新的教育理念的激荡下，以《语文课程标准》为指导的新编语文教材在选文和组元上有了很大的改善，三段式的文体编排序列被舍弃，组元角度更加多元合理，单元安排更加注重综合与探究，语文教材被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从总体上来说，目前的语文教材，其组织手段和呈现形态还难说有太大的改观，合编类文选型单元化的教材模式在新课标各类教材中仍是主流。
教材体系的现状与语文教学的实际使我们不能不时时深思如下问题：1.中小学语文教学真的不需要分编型教材吗？60年代短暂的语言和文学分科教材是不是有一些可取的经验？2.文选型教材是否适合所有知识目标的实现？随文识字识词是否是导致语文教学少慢差费、学生字贫词乏的主要原因？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哪种方式更接近汉字认知的本质？从小学到高中，近千篇选文的学习却不能使大多数学生做到文从字顺，流畅通达，原因何在？3.组元是不是实现教学目标单一化和教学内容序列化的唯一途径？有没有更接近语文教学本质的蹊径？4.感知、综合、文学美感、人文素养的强调与培养会不会流于空泛？如此等等，都需要语文教学界和教材编者努力探索，早日作答。
三、语文教学法的艰难探索
教无定法，绝非教学无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等方法的更新，给语文教学法输送了有益的营养，对语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文教育在理念创新、教材更新的同时，须臾难离教学法的推陈出新。教学法同样是现代语文教育前进的动力和题中应有之义。
一百年来，语文教学法的研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从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三段六步式教学法）、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到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从叶圣陶、朱自清的《国文教学》、蒋伯潜的《中学国文教学法》到凯洛夫的“五个环节”教学法，再到恩·柏·卡诺内庚的《语文教学法》，都留下了大量的心得和经验。而从1980年到1989年短短的10年间，先后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法”教材就达几十多种。20世纪90年代，各种版本的《语文教育学》教材在高等师范院校出现，阎立钦主编的《语文教育学》则建立起了初步的理论框架。
必须承认，许多教学法论著，理论多原则多案例少，重理论轻实用，可操作性不强，根本原因在于对教材实际和学生实际缺少足够的了解与把握，同时对中国传统的教学论述重视不够。其实传统语文教育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有关语文教学的精彩论述。从《礼记·学记》到朱熹的《读书法》，再到唐彪的《父师善诱法》和《读书作文谱》，无不时有精辟见解。其中《礼记·学记》就相当深刻地指出了当时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今之教者，呻其佔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3]这段话的大意是：现在教书的人，只是吟诵书籍中的文字，而不能透彻地讲解文意；不等待学生自悟而直接告诉他们结论；急于求得学生的快速进步，而不注重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牢固掌握和透彻体悟。教书育人既不能做到全心全意，又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才能。教育学生时常常违背教学原则，对学生的要求又往往脱离他们的实际水平。这样一来，学生肯定会以学习为痛苦，进而憎恨自己的老师，把学习视为畏途而不知它有何用，虽然结束了学业，而遗忘得也肯定会非常快。教学的不合乎规律，这些就是其中的根源吧。先贤所述之情形状态于今天何其相似！
爬梳以往的教学法研究和实践，我们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1.由古及今。研究整理古代有关教学法的零星论述和教学实践，考量现当代有关语文教学法的研究和实践，结合当前语文教学的需要，寻找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契合点，探索出时代需要的、21世纪人才培养需要的新的语文教学法。2.以外证内。国外优秀的语文教学经验不断传入国内，已经有一些专家在对母语教学和国外的语文教学进行比较研究，由于语言的先天差别，虽然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现成的经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二者相通的地方，或用国外的理论验证我们已有的教学研究和实践，或洋为中用，寻找到适合我们实际需要的新的语文教学法，指导我们现在的语文实践。3.避免程式化。我们易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一旦出现一种新的好的模式会很快将它固定化、程式化，进而导致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局面的形成。张志公先生多次疾呼反对这种做法，而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语文教学法、语文教学实践乃至多方面的语文教育研究中应该竭力避免的。
参考文献：
［1］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
［2］顾黄初.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上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733.
［3］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170—171.

（责任编辑：郭利萍）

Looking Back on the One-Hundred-Year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eaching

WANG Ben-hua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aterials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09,China)

Abstract:It is of great necessity and help for the current Chinese teaching reform to look back on the changeable courses and developmental trance in the past century,examine the gain and loss and think about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curriculum reform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deas,the change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apporach.
Key words:education idea;the form of teaching materials;integrated construction;alignment

2005-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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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5:24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7/node4598/node79770/node79779/userobject1ai1044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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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5:28
　《文章修养》是唐弢先生（1913-1992）“二十七岁时写的一本小册子”，当时即定位于“作为青年们的课外读物”。上编六章，漫谈文字知识和演变经过，从文字到文章，从文章到文学，从古文到白话文，基本上是偏于史的叙述；下编八章，专谈作法和修辞，既有字、词、句和各种修辞手法的具体运用、如何写会话等细节元素的探讨，也有搜集题材、确立主题和营造文气等文章大处的把握。
　　这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平易、简洁而生动，没有教科书式的枯燥和刻板，也没有“八股气”。作者以史代论，大量征引感性的文学材料，包括诗词曲赋、古今小说和外国文学等，言必有据，富有说服力，又明白晓畅，设身处地地照顾到普通读者。
　　整体来看，《文章修养》是定位于语文知识的普及和提高的文化读物，适合青年和初学写作者，尤其是中学师生这一读者群体。在横跨四十年的新旧二序中，作者自谦而又不无自信地说：“虽然出诸病人之口，这所谈的，总还不失为健康之道吧。”作者既曾有过中学国文教员的经历，深解作文诸病与经验，又是有成就的作家、学者，这本小册子因而兼有厚积薄发和深入浅出的优长。今天读来，依然毫无过时之虞，而有受益多端之感。这也正是我们把《文心》收入这套文库的原因。

作者简介
　　唐端毅，曾用笔名风子、晦庵、韦长、仇如山、桑天等，1913年3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现在于江北区甬江街道畈里塘村，后为纪念唐弢先生将甬江镇中心小学改名为唐弢学校。唐弢初中时家贫辍学，入上海邮局作拣信生，开始业余写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业余创作，以散文和杂文为主，其风格接近鲁迅，并因此与鲁迅结识。1933年起发表散文、杂文，后结识鲁迅。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坚持抗日文化运动，参加初版《鲁迅全集》编校。又支持《鲁迅风》周刊，编辑《文艺界丛刊》，兼任中学教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回邮局，与柯灵合编《周报》，参加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民主运动。《周报》被禁，转编《文汇报·笔会》。新中国成立后，致力鲁迅著作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坚持杂文、散文创作，历任复旦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新地》、《文艺月报》副主编等。195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所著杂文思想、艺术均深受鲁迅影响，针砭时弊，议论激烈，有时也含抒情，意味隽永，社会性、知识性、文艺性兼顾，先后出版杂文集《推背集》、《海天集》、《短长书》、《唐弢杂文选》等，散文随笔集《落帆集》、《晦庵书话》等，论文集《向鲁迅学习》、《鲁迅的美学思想》、《海山论集》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另辑有《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1978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1992年1月4日唐弢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
　　唐弢一生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时评，并以《晦庵书话》的形式记录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出版活动。唐弢是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和海内外公认的权威学者，曾参加过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还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辑录、考订了鲁迅佚文。他的一系列关于鲁迅创作的著述，在鲁迅研究史上享有很高声誉。唐弢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在史料、史论方面有重要贡献，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3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是学习现代文学的重要著作，被列为高等院校文科通用教材。









目录
序(一) 唐弢
序(二) 唐弢
一、开头语
二、从文字到文章
三、古文·骈文·八股文
四、白话文及其他
五、关于文体
六、句读和段落
七、向书本学习还是从生活提炼
八、题材的搜集和主题的确定
九、字和词·土话和成语
十、句子的构造和安排
十一、明喻·暗示·借代·比拟
十二、铺张和省略
十三、怎样写会话
十四、所谓“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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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5:35
【转帖——《中学国文教学法》蒋伯潜（1941）】
本论一  课内讲读
国文教学,可以分作三大部分： (一)课内讲读，(二)习作批改，(三)课外阅读及其他活顶的指导。课内讲读，指课内选文精读而言，再过问教学中，大家都知道它所占的地位之重要，可以说是全部国文教学的中坚，所以首先提出来讨论。
“教学”和“教授”不同。教授完全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只处于被动的地位，只须“受教”，不必“自学”；教学则以学生为中心，不但须使学生有自学的机会，而且须加以督促、辅导和鼓励；就是教师方面的“教”也得顾到学生的需要、能力和兴趣。此在各种学科，莫不皆然；而以国文一科为尤甚。因为我国的国文教学远承科举时代的遗习，学生完全处于被支配、被拘束的地位，教师施教时，并不顾到学生的能力和兴趣；所谓需要，不过把国文当作科场应试的敲门砖而已。现在，教学国文的目的既和科举时代不同，则对于国文教学的态度，也得根本加以改革了。
从前科举时代，私塾初期教授国文，只重记诵，并不讲解离开讲以后，也仍偏重在读。现在学校里，则从小学起便注重讲了，不过小学里还有教学生熟读的；一入初中，便完全偏重在讲，而且只讲不读了。无论讲得如何明白，讲而不读，读而不熟，则教材自教材，学生自学生，仍丝毫得不着益处。因为只读不讲，好比吃东西，并不咀嚼，便囫囵地吞下去；只讲不读，又似细嚼之后，仍把它吐了出来，其不能充饥疗肠，不是和食而不化一样吗？何况文字的音读，诗文的声调，非朗读不能娴熟领会呢？所以讲读两项应当并重，不但教学文言文如此，教学语体文也须如此；不但教学散文如此，教学诗歌更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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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5:36

30年代前后的语文教学法研究

武玉鹏       语文单独设科之后，对语文教学法的理论研究也就开始了。同时，在一些师范学堂和一般学校附设的师范科里，还陆续开设了教学法课程。①到了2O年代，对语文教学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影响很大。例如，1926年以前出版的语文教学法著作，就有吴研因的《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1921），张士一的《小学“国语话”教学法》（1922），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1924），吴研因、舒新城的《小学国语教学法概要》（1925），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1925），周铭三、冯顺伯的《中学国语教学法》（1926）等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它初步建立起了语文教学法的理论体系，在这个学科的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把语文教学法当作一门科学来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在2O年代末至3O年代中期的七八年间，非常活跃，可以说达到了高峰。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出现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1929）、赵欲仁的《小学国语科教学法》（1930）、权伯华的《初中国文实验教学法》（1932）、顾子言的《小学国语教学法》（1933）。曹凤兰的《高小国语教学法》（1933）、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1936）、袁哲的《国语读法教学原论》（1936）等等。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不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新的拓展和开掘。     语文教学法研究在2O年代末3O年代初出现高潮，并不是偶然的。就在1929年，中学语文教学法作为高等学校师范科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开始有了自己的高级专门研究人员研究生了。同年出版的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标志着对语文教学法的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王氏的著作不论在语文教学法学科的建设上，还是在语文教育理论研究方面，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正如语文教育史专家顾黄初先生所说，此书是“在中学语文教学法的学科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内容全面、材料翔实、体制完备、观点新颖的教学法材料”②。和当时的同类著作相比，《概要》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它高屋建瓴地正确总结了“五四”以来进步的思想文化界对于中学语文教学重要意义的认识，肯定了中学各学科教学中“国文”一科的特殊地位；二是它试图运用当时从国外引进的一些教育理论来解释和解决国文科的教材教法问题，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三是它广搜博采，为从事国文教学改革的人们提供了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大量具体材料，使得这本书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还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在3O年代的语文教学法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阮真是我国语文教育专业中最早的研究生导师之一，对语言文学和教育科学都有很高深的造诣。他多年承担中学、大学的国文和国文教学法课程的教学工作，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是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精心写成的，其主要特点是：基础扎实，论述全面；理论性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适合教学。     袁哲的《国语读法教学原论》，也是在3O年代的研究成果中颇具特色的一种。书名就标明这是一部研究阅读教学法的专著，是把“读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领域进行研究的。其突出特点，第一，是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进语文教学，专设“心理论”一编，从培养能力办心理学角度来研究阅读教学。第二，是主张“全文法”的阅读教学法。所谓“全文法”，是在总结欧美各国先。进的读法教学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传统的程式化的“文字一语句一段落一全篇”的阅读教学法而提出的，是主张以文章的总体认知为出发点，把文章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进行阅读教学的理论，很有见地。③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由于国内的特殊社会环境，对语文教学法的研究进入低谷。3O年代末至4O年代初出版的语文教学法教材，根据现有资料，只有魏应鳞的《中学师范国文作文教学法》（1940）、阮真的《中学读文教学研究》（1940）和蒋伯潜的《中学国文教学法》（1941）等有限的几种。其中，蒋氏所编的一种，是最有代表性的。它的突出特点是：（1）重视语文教师本身素质的提高。本书的“绪论”和“余论”，分别论述了语文教师的素养和进修问题。（2）重视课外辅导。本书专设一编四章，论述了课外指导问题，提出了“课外教学当与课内并重”的观点，并且进一步强调说，“课外教学范围影响之大”，实在是“远过于教室里的正课”的，这在当时实在难能可贵。（3）在论述国文教学的目的时，运用了“正目的”和“副目的”的概念，把对于国文教学目的上的多年纷争，从理论上作了比较妥善的解决，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贡献。作者认为，国文教学的目的有二：（一）正目的国文一科所特具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对于生活所需的工具国文能运用，能了解，且能欣赏”。（二）副目的国文科与其他学科同具的教学目的，又可分为两项：（甲）“使学生了解我国固有文化之一部分学术和文学的流变”；（乙）“使学生明了我国固有道德的观念及修养的方法，并培养或训练其思辨的能力”。把语文教学的目的分为“正副”两个方面，早就有人提过，但第一次加以科学分析的，却是蒋伯潜在他的这本著作中。④   总之，3O年代前后，我国语文教育界对于语文教学法理论的研究相当重视，参与研究的人也很多，出版了大量专著，发表了许多论文。这一点，从李杏保、顾黄初编选的位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可以看出。就是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当时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研究成果，至今也没有失掉其理论价值，对语文教学仍具有指导意义。这种情况，和解放后3O年（1949－1979）的同类研究相比，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即使和今天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相比，在某些方面也毫不逊色。这种情况，一方面值得我们反思，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以便继承这一笔宝贵的遗产，丰富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理论。 注： ①“语文”，当时称“国文”、“国语”；“教学法”，最初称作“教授法”，附属在“教育学”课程之内，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②见顾黄初著《语文教育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③参见曹洪顺著《语文教学法漫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4页。 ④同③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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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5:37
蒋伯潜《中学国文教学法》

中学国文教学法目录


绪论 国文教学的目的与国文教师的素养

教学目的——正目的——运用了解欣赏本国的文字——副目的——了解我国学术文学的流变——获得明确的道德观念正当的修养方法——培养思辨能力

教师素养——学力——技能——头脑——愿力——态度

本论一： 课内讲读

教学和教授不同——讲读应当并重

第一章 教材的选择与排列

选择教材的主张——旧派——多选周秦两汉古文——多选论述学术思想之文——多选唐宋及桐城派古文——用整部古书——新派——多选讨论问题研究思想的文章——多选新旧语体小说——多选新文艺

选择教材的原则——形式方面——词句——章法——篇幅——词气——时代——体裁——内容方面——知识——修养——生活——乡土

排列教材的主张——以问题为中心——以体裁为标准——以学术源流为次序——以文学流变为先后——以文章作法为准则

排列教材应注意之点——篇幅——程度——时序——语体与文言——中心教材与附属教材

第二章 预习的指导

指导学生运用工具书——检查以部首编的字典与辞书——反切——等呼——刚音柔音——类隔——四声——清浊音——颇音字——同字异义——同字异用——指导学生使用标点符号——预习项目

第三章 教师的准备

温故可以知新——例一“太史公牛马走”——例二“犹豫”

准备时注意事项——作者异名——古书性质及其真伪——文体——题目的解释——虚字——附讲授笔记实例

第四章 课内讲习

预习的检查——试讲范讲——试读范读——讨论

讲习时注意事项——题目——体裁——文章与文艺——作法上的分类——文体分类表——作者异名——作者籍贯——作者地位——字的音义——复词——虚数——虚字——文法——修辞——结构作法及风格——引用语句典实及内容——读法

第五章 课后的督促与考查

抽阅笔记——指导温习——考查成绩——附试题实例——问答——，默写——翻译——解释——词语重组——举同义词或相对词——造句——测验——是非法——选择法——填充法——正误——标点

本论二 习作批改

一般的误解——写作是生活所必需的技能

第一章 命题

命题的注意——学生的能力——学生的生活经验——学生的心里和兴趣——学生的需要——题目地范围——题目的形式——题目的内容——作法——题材

作文题实例——记述描写类——议论说明类——应用文件类——文艺小品类

作文的设计教学

第二章 指导

一般的指导——审题——立意——取材——用材——结构——层次——联络——呼应法——曾递法——分析法——综合法——过度法——问答法——变化——追叙——插叙——补叙——开场和结尾
特殊的指导——例一（书信）——例二（记叙文）

第三章 批改一（字与词的批改）

书写的错误——别字——字形相似的字——字音相似的字——笔画写错的字——简笔字使用的错误——意义方面——文法方面——修辞方面

第四章 批改二（章句与内容的批改）

组织不全——语气不合——次序杂乱——浮词累赘
修辞方面——增减——变化——曲饰——烂调套语与文语夹杂
态度方面——轻佻——狂妄——猥亵
内容方面——叙事失实——写景失真——抒情不由衷——议论背于理
作文通病——延宕——潦草——枪替——抄袭
批语——眉批——总批——改文符号——分数——附批改实例三篇

本轮三 课外指导

课外教学当与课内并重——课外教学范围影响之大

第一章 课外阅读

读物的编选——一般的读物——小说——剧本——诗歌——笔记——散文——专书——日报杂志——特编的读物——国文自学辅导丛书——寓言故事的编选——旧诗词的编选
阅读的指导——组织读书会——介绍读物——指示读法——规定办法

第二章 课外作业

平时的作业——日记或周记——假期的作业——温课——诵读——比较——联合——通信——收集

第三章 课外习字

习字要件——正确——清楚——匀称——敏捷——习字要有恒心——习字三到——选贴——执笔——调墨——写字时的姿态——注重小楷行书

第四章课外活动

演说——辩论——谈话——演剧——各种刊物——讲演记录——团体活动——文字游戏

余论 国文教师的修养

文法——修辞学——文字学——文史学——学术史——古书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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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5:38
蒋祖怡：先严蒋伯潜传略
　　先严蒋伯潜，讳起龙，又讳尹耕，以字行。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之新关村。1911年从杭州府学堂毕业后，因家境困难，在本县紫阆小学和本村美新小学任教四年。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校期间深受钱玄同、马叙伦等的影响。1919年毕业，经系主任陈宝泉先生介绍，至浙江嘉兴省立第二中学任教。以后先后在浙江省杭州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女子中学、杭州师范，台州省六中等校任教。在此期间，先严曾有两次脱离教育界。第一次是1925年，国民军由广东出师北伐，马叙伦先生策动浙江省省长夏超起义以响应北伐军，先严参与其事，后因事机不密，夏超被杀而失败。第二次是1927年，北伐军底定浙江后，马叙伦先生任浙江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先严出任《三五日报》主编。“四一二”事变后，马叙伦先生与先严均愤然辞去职务。从此，先严就将全部精力投入教育事业与学术研究之中了。

　　1938年春，先严应老友蔡丐因、董任坚。周予同等先生之邀，赴沪到大夏大学及迁沪的无锡国专等校中文系任教授，并兼任世界书局特约馆外编审。在此以前，先严曾为世界书局编撰高初中国文课本12册，世界书局总编辑署曰“蒋氏国文”。此书与国内一般中学课本不同，初中六册，以“记叙”、“论说”等四种文体分类；高中六册，前四册以中国文学史为纲，后两册以中国学术史为纲。12册均用活叶装订，出版后颇受教育界欢迎。又为开明书店编选及注释《开明活叶文选》，注释精详。此次到上海后，又和我合编一套中学国文的辅导自学读物。初中六册，均用小说形式编写：《字与词》、《章与句》、《体裁与风格》（均为上下册）。高中六册不用小说形式：《骈文与散文》、《小说与戏剧》、《论诗》、《词曲》。《诸子与理学》、《经与经学》。其中《体裁与风格》（上，下）、《诸子与理学》、《经与经学》均为先严手撰。这一套课本由世界书局于1939至1940年间陆续出版，现在尚在台湾流行，有的多至13次印刷，《论诗》一书于1986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重版。此时先严又为上海中华书局编写了一部《中学国文教学法》，1941年出版。当时国内有关中学国文教学法的书籍尚属少数，此书实开风气之先。

　　先严在大夏大学、无锡国专任教期间，讲授‘十三经概论”一课，为配合讲课而开始撰写《十三经概论》。这部书稿，194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1986年再版全书50万字，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多卓识，如第六编第三章论及“素王”之称，说：“昔贤多称孔子为‘素王’。……素，空也，谓空设一王之法，即孟子‘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意，非孔子自称王，亦非真称鲁为王也。……而郑玄《六艺论》谓‘孔子自号素王’，杜预《春秋左传序》又以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其说泥矣!《论语》记孔子答颜渊问为邦，有‘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之语，损益四代，以立新王之制，又赞‘雍也可使南面’，孔子非妄人，岂真欲及身见其弟子颜渊、仲弓王天下哉：观于此，可以悟《春秋》之当新王，不过‘借事明义’，藉以见其理想的政治主张；‘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故借鲁史所记之事，作《春秋》以见其义而已。”这样具有真知灼见的地方，在《十三经概论》中不胜枚举。

　　第二，少偏见。例如，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一直到近代学者，大都是入主出奴，门户之见很深。而先严以持平的态度对待。在《绪论三》中说：“故就焚书之事实言，就对于六经孔子之主张言，古文说不如今文说之可信；就及于学术研究之影响言，古文说不如今文说之良好。虽今文说亦有流弊，如援引纬书之诞妄，则涉迷信；臆度孔子之主张，则近武断；然舍其短而取其长，终觉瑕不掩瑜，治经者其亦知所择欤?”

　　第三，将《论语》、《孟子》二书作分类叙述。如在第七编《论语概论》中，于《论语解题》之后，即分列《论语论道德》、《论语论修养》、《论语论教学》、《论语论政治》、《论语记孔子》等节。关于《孟子》一书，亦复如此。因为《论语》，《孟子》二书各章的编排并非按内容而定，各章的标题也都是取其第一句中最先几个字而成的，并不能概括一章的中心思想。因此先严《十三经概论》用分类叙述的办法来概括。这非是熟读精思者不能做到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悍然进占上海租界，学校、书店都纷纷内迁。这时，先严老友朱自清先生从昆明来信，邀先严到西南联大中文系讲课。尽管当时离开上海和千里跋涉都要冒风险，但先严却说：“我决不在上海当顺民。即使到内地去有万苦干辛，我死也甘愿。”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工作，我们变卖了上海所有的家具，书籍等，于1942年4月1日离沪：但在上海车站遇到极大的挫折。当时，先严有一部稿件《校雠目录学纂要》，是先严应重庆正中书局之约编撰的《国学汇纂丛书》中的一部，也是准备去西南联大中文系讲课的讲稿，所以十分小心地藏在先母的衣袖内。但在车站被日本兵查出，于是就把我们父子两人拖进车站地下室，严刑逼供。后经上海亲友的营救，才得以释放。于是：—家人就乘火车到了沦陷区的杭州，以后又冒着生命危险：夜间偷越钱塘江北的日军封锁线，回到了尚未沦陷的故乡富阳。但那时江西南昌和浙江金华都已沦入日寇之手，西南道塞，我们只好在老家暂住下来。

　　在富阳，先严用了一年时间，重新撰写《校雠目录学纂要》一稿，誊抄一份寄重庆正中书局，一份寄朱自清先生。后来得到朱氏复信，大意是：此稿博采众搜，时多卓识，总觉大驾不能来昆，深为学生惋惜。接着，先严又和我合力完成《国学汇纂丛书》的其余几种。其中，《经学》、《诸子学》、《文字学》、《宋明理学》等七种为先严亲自撰写，《文章学》、《史学》、《诗歌文学》三种，由我撰写。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先严53岁。应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校长董任坚先生之邀，赴沪任上海师专中文系主任兼教授。在师专任教期间，撰成《诸子通考》，1948年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198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重版)。关于此书，先严在《自序》中说：“《诸子通考》者，伯潜就先君子建侯公遗稿残佚，整理补编者也。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诸子人物考》，下编为《诸子著述考》。”此书以孔子为“诸子”中最早的一家，以《论语》为最早的诸子之书，这在盲目崇经论者的心目中，实是惊世骇俗之论。书中又凿凿有据地证明古书中的老子，实为一迷离惝怳之人物；而《老子》一书，又系战国时人拾掇道家之言以成书者。全书之末有附录两种：(一)《汉志·诸子略》十家著作表。(二)现存诸子重要著作表。俾读者可以按图索骥，一目了然。这部书既富于学术价值，又可为青年读者研究诸子作入门的向导。

　　先严同时还编撰了《诸子索引》，计有22部子书，200万字左右，完成后交上海正中书局，惜未出版。

　　1947年，董任坚先生因触犯了当局某要人而被罢职。先严重义气，也坚决离开上海师专。后应邀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在任期间，延聘进步人士，共襄校政。但时值解放前夕，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先严目睹时艰，任职未到半年，就愤而辞职。时为1948年，先严57岁。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新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先生亲邀先严任图书馆研究部主任。杭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先严被选为市人民代表，后又被选为浙江省人民代表。先严兢兢业业，忙于馆务，兼以嘉有肺气肿之疾，逐渐累及心脏，于是在1955年秋转入浙江文史馆，任馆外研究员。1956年1月因心脏病逝世终年六十有四。

　　先严一生献身于教育文化事业，凡是受过他的薰陶，能卓然成家的人，没有一个不崇敬他，怀念他。先严的一生，也是不断追求光明，反对黑暗，追求自由，反对压迫的一生。倘如天假之年，他还可以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但由于在旧址会中遭受的磨难，使先严体弱多病，终年才六十四岁。抚今思昔，不禁涕泪纵横。

蒋祖怡

一九八七年于杭州大手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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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5:43

记忆中的张世禄先生 记忆中的张世禄先生

记忆中的张世禄先生 一 人们不是为着观看赛事，而能如痴如醉地在大型体育馆内挥霍感情，当下好像多为着亲睹演艺巨星的风采。在我的印象中，刘德华、郭富城、理查德·克莱德曼等，还有那个冷艳的王菲，都在上海体育馆弥散过说不清道不明的光华。复旦大学在工宣队、军宣队管事的日子里，每年倒也有几度假座江湾体育馆开大会，批判“反革命集团”的大头目，包括它的一些从属要员曾经“闪亮”过场。此外，在我的记忆中就得算上批张世禄和严北溟了。复旦当时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当时上海滩的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声名爆矣。至于张世禄和严北溟，就没有如许显赫了，两个老翁，一个是音韵学权威，一个是中国哲学史名家，却一律精瘦，张世禄面如土色，严北溟倒阳阳如平常。无论怎么说，没有场内革命群众排山倒海的声讨呼声，没有大幅标语“反革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血淋淋的烘衬，终究是谈不上风采之类的。当时场内除革命师生外，还来了不少“反革命嫌疑”或“尚有问题者”的家属，他她们倒是我们平日里很难识得的。他们是战战兢兢的一群，而我等与他们参伍席地，随某些永远正确的革命教师中的通人一一指点，我们好奇万般地分辨着这批来客的子丑寅卯。同在阳光普照下，同在春风抚拂下，人的心境竟各各有别颇难同一，这类经验在那些日子里即便最为粗心潦草的人也是不难体味一二的。 这也是一次名曰“落实宽严政策”的大会，事情起因于为了挖尽复旦大学所有的反革命，“宜将剩勇追究寇”嘛，对象指定为教师，尤其是老教师。凡在建国前已经享有一定地位的教授，差不多都已上了年纪，有些人来历也难免曲折。张世禄先生的政历问题在历次运动中都已交代清楚，态度据说向来不坏，此番要挖反革命，他再三再四认罪，甚至还认定自己“没有资格当教师”。严北溟却面目殊异，小小个头，依然犟头倔脑，搞得上海机床厂来的那位工宣队领导相当难堪。于是张世禄被定为“从宽”的典型，严北溟则落得“从严”的出路。当天在用几张乒乓桌拼成的主席台上，那位工宣队领导装束非常摩登，的确凉白衬衫外挎着个红布包，一顶半新不旧的黄军帽遮掩着他那颗似癞非癞的脑袋。他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似乎当时压根儿就没有听清。而随他手上的小红书在空中画了一个圈，严北溟似乎想说什么，却硬被两条汉子死死地扳下了头；张世禄嘴唇哆哆嗦嗦，一如秋风中的叶片……大会照例在革命歌声中收场，策划者费尽了心力，与会的人们却只顾乱哄哄地夺门而出。在某些人自以为爆发了一颗原子弹，不料谁也不愿关心，差不多像是放了一枚哑炮仗。当然，日后类似“严北溟胆大如斗，张世禄没得胆”的话题，私下还挂在大伙的嘴边，不过终究无关痛痒。人们还是在一阵风一阵雨中打发着日子。说严北溟先生“胆大如斗”未必是誉扬，视之“不识相”的看法毕竟居多；说张世禄先生“没得胆”也未必有多少轻蔑的意味儿，显得真切的大半倒是“可以理解”，说到底，个中滋味，一切的一切，欲说还休。 说人们对张世禄先生的行状“可以理解”，实在并非诓话，这位教授先生的胆小怕事早已享有颇高的知名度。唯张先生所说的“没有资格当教师”，留给我们这班同学的，似乎更多是苦涩和同情，甚至是愤怒。 二 由《语言学概论》这门课，以及某几种巴尔扎克小说的中译本，我们在进大学不久便记住了北京大学高名凯教授的大名，他在１９６５年年初的英年早逝，特别加深了我们对他的印象。正是高先生谢世那年的秋天，我们有《古代汉语》课，系里通知授课教师是张世禄，据传还是高名凯的老师呢。张先生是声名显赫的音韵学家，他的《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古韵学》和《音韵学》著述名重一时，说来惭愧，当时我们谁都懵然无知，但是藉重“高名凯的老师”，我们这帮那个时代的“追星族”预先给了张先生一份不算轻的尊敬。 中等身材，一袭藏青旧西服，自然没有领带领结，此外，一张瓦爿样稍稍内凹的脸庞，颜面是青黑还是黄黑难以分辨，不太高耸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差不多随时可以滑落下来的深度眼镜。我们有些失望，多少有了些相仿鲁迅先生最初见到藤野先生时的感受。他把讲义放在讲台上，仿佛也是“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张世禄的”。说的当然不是藤野先生的日本话，一口字正腔圆的浙江官话。他接着说明教材，倒使我们大大地振奋了一番———“你们手上的是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这本书很有特点。但是我以为它更像是一种古代语文读本，作为《古代汉语》的教本好像杂芜了些，课程性质不够突出，将它作为你们课后的主要参考书是相宜的。上课我们另发由我编写的讲义。”那几句话，所以至今还记得，因为相当的满足了我们当时的情绪，表面批判而内里激扬的“大复旦主义”。不过，到底是远不若张先生达于学术的见识的。 几个星期下来，我们不止惊异于张先生学识的渊博，更被他废弃满堂灌讲究基本概念的分明而叹服得目瞪口呆。每次他讲得那样少，可又结结实实，夹缠不清与他无缘，同多数大学教授的矜才炫学相去更远，全是些基本之基本，可供我们触类旁通和举一反三。他还拎着一只敞口人造革袋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住处，算来是当时难得到学生宿舍辅导的教授。他也许识不得我们班上的所有人，然而我们班上几乎人人得到过他细微而精警的教诲。我们班大半是工农子弟，就当时的风气，他固然不敢怠慢，但在学问上好像从来没有迁就过，从来不敢姑息。虽说他会不时为我们的浅陋叹息皱眉，但最终不会使我们任何同学难堪得交不了差。 好像就在那个学期，陈望道校长邀请叶籁士和倪海曙来复旦讲学，题目是《关于普通话》。大批教师和比我们高些班次的同学都去乡下搞“四清”了，可以凑凑热闹参加听讲的就算我们这些人了。叶倪两位都有不低的学术职务，荣誉在我们当时的趣味上是远胜于张世禄先生的，望老德高望重，简单的开场白过后，就端坐在讲台左侧的皮沙发上，叶倪都是极有风度的人物，很是令人肃然起敬。叶籁士是主讲，一开口便是“陈望老和福崇先生”。哪来的“福崇先生”听讲者在场内四处搜寻，终于发现张世禄先生在末排座位上躬身而起，一脸的谦恭。随后是倪海曙氏回答问题，他在“尊敬的望老”之后，“我的老师张世禄教授”竟然说了两遍。我再次回过头去，张世禄先生再一次从座位上躬身起来，依然一脸谦恭。我记得，我特别清晰地记得，那一刻，在将讲台上的陈望道校长的望之俨然、叶倪两位的飞扬神采同忝列末座的张先生的一脸谦恭相较之后，我发现自己长大了许多，算是第一度酸楚地体味到学术地位是怎么一回事。然而，我同时也真切领略了学界优秀传统又是怎么回事，除岸然的道德原则和学术良心之外，我实在为我们的张先生骄傲。 三 “四人帮”倒台后，听说“没有资格当教师”的张世禄先生终于重新手执教鞭，甚至还终于被他的复旦大学的老少同事们公认为“课上得最扎实、最会带研究生”的导师。时隔十年，当我重进复旦读研究生时，张先生居然还叫得上我的姓名。原因恐怕我是班上最早知道画家张书旗是张先生的胞兄，曾在老人家面前说起过张书旗的《中国风格的绘画》，好像还能说出他的老哥的《雄鹰》，曾获得国际画家名作展览会水彩首奖。说实话，我心里是很有些滋润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为撰写一本关于朱光潜的书稿向张先生求教，拿着他建国前发表于《国文月刊》上的《评朱光潜〈诗论〉》复印件到他的寓所。老人家眉开眼笑，“你今天还能找出这篇文章，一定辛苦啊，我都有些糊里糊涂了。”他的这番话让我相当受用，这远不是因为老师表扬了我，而是在这番话后老师又来了一番语重心长的忠告：做学问得有规矩，随心所欲不逾矩，在基本概念上不能放任自由。比如他说，讨论古代诗歌的节奏和声韵，要有音韵学的知识准备，得深入到音韵学的传统中间去。朱光潜先生是美学大家，自有其专长。但他对专门性的古代音韵问题毕竟尚有不周。他好像把古音与今音的系统搞混了，所谓“诗的习惯，平不分阴阳”是依据中古时期的四声系统，而所谓“阴阳平已有悬殊”，根据却又是近代语言学上的习惯。“笼统不行啊，学问有它普适性的规范啊” １９９１年，当了一辈子教师的张世禄先生去了，我喜欢也多次说过，天国里也需要教师。当今大概谁都不会怀疑张先生是个好教师，也许有更多的人会真正咂摸出他在那个全面践踏规范以至于荒诞的年代里为什么自况“没有资格当教师”。他生前经历过学术生命是如何粗暴地被糟蹋的，然而，他已经无法看到，学术前途在他身后又在经受新的考验。他似乎能够洞察在某些以“学术”谋名利的人眼中存在着一个无须胆怯的世界，面对学术的生命与前途正日渐被某些人“炒作”得近于失范，他也许会对我大喝一声：“我播下了龙种，却收获了一大堆跳蚤！”

许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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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5:46

《国文月刊》与西南联大文学教育

发表日期：2011年8月1日   出处：《当代文坛》2011年02期    作者：傅宇斌

摘要：西南联大文学教育的成功与其国文教学的课程体系密切相关，在这一课程体系下，西南联大重视传统学术和文学的教育，同时也重视写作的实践与学习，各系的学生都由此受惠。而西南联大课程体系的背后是其鲜明的教学理念，这一理念主要体现在他们创办的刊物《国文月刊》中。《国文月刊》的教学理念体现为三点，即一方面注重国文能力的普及与提高，一方面注重文学史的介绍与研究，同时还注重学生的写作实践。     关键词：西南联大；文学教育；课程体系；《国文月刊》；教学理念     西南联大对现代学术、教育以及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学术界更深层次的肯定。以西南联大的文学影响而言，西南联大时期不仅集中了一大批著名文学家、诗人、学者，也培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批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如穆旦、袁可嘉、赵瑞蕻、杜运燮、王佐良等人。很多学者认为西南联大培养了这么多的文学家或学者在于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追究其教学的方式和内容尤其重要。查阅当时的资料，我们发现西南联大的课程体系和师资力量对于推动国文教学极具影响，而且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刊物《国文月刊》就是当时国文教学理念宣传与实践的重要基地。     一　西南联大的国文教学课程体系     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基本分成三类：各院系一年级共同科目、院系必修课、院系选修课。在各院系共同科目里面，《国文读本》和《国文作文》占有重要的地位，共计10个学分，而当时的专业必修课程最多的也就6个学分，选修课则2-4个学分不等。讲授《国文读本》的教师有罗庸、朱自清、浦江清、王力、许维通、余冠英、陈梦家，讲授《国文作文》除以上诸人外，还有陶光、吴晓铃、李嘉言。从这些名单我们可以看出，西南联大即使教授国文公共课程，所任教师也都是一时之选。     西南联大课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各院系学生可以互选或者旁听各科专业课程。只要对文学有兴趣的学生，都有机会聆听大师的讲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从二年级开始上，在1938-1939年度计有专业必修课18门，专业选修课8门，至1945年度共有专业必修选修课38门。现以1938-1939年度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为例加以说明。     1938-1939年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共开设课程26门，其中必修课18门，计为：国文读本、国文作文、文字学概要、音韵学概要、语言学、声韵学史、尔雅、左传、中国文法研究、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汉魏六朝诗、楚辞、庄子、文选、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毕业论文指导、铜器铭文研究。选修课则有卜辞研究、中国语文专题研究、韵书研究、现代方言、印支语研究、校勘实习、现代中国文学、文学专家研究。相应的教师队伍则有陈梦家、魏建功、王力、罗常培、闻一多、郑奠、闻宥、许维通、浦江清、罗庸、刘文典、朱自清、杨振声、陈寅恪等人。     从西南联大初期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安排和教师队伍可以看出，西南联大仍然是重视传统学术的教授与培养的。这一年度所涉及的现代文学课程仅有一门，而且还是选修课。即使有不少现代著名作家，如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等人，但他们所开设的课程仍是以古代文学和学术为主。     西南联大不但重视传统学术和文学的教育，对于写作同样重视，在一年级就开设了国文写作，并作为全校共修主干课程。1940年后，学校的规模和师资都渐有扩大，很多著名的文学家都成为西南联大教授，如沈从文、李广田、冯至、卞之琳、钱钟书、林庚、潘家洵、叶公超、陈铨、吴宓、燕卜荪等。因此，西南联大国文系进一步开设了诸多文体写作课，如浦江清先后开设了历代诗选(附习作指导)、词选(附习作指导)、曲选(附度曲指导)等课程；李广田和沈从文开设各体文习作，注重语体文之写作训练；游国恩开设各体文习作，注重文言文写作；杨振声开设世界文学名著选读与试译，训练学生翻译能力。这都表明随着师资的完备和教学理念的更进，西南联大的国文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这样的课程设置不仅国文系的学生深感受益，其他各系的学生也都从这些文学大师那里得到充足的滋养。如当时历史系的学生方龄贵对大一上国文课时国文系教授讲课的风采历历在目：     老师们学术上根底深厚，备课认真，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而且各有自己的学者风度。刘文典先生讲课时不断吸纸烟，罗常培和罗庸先生满口讲的标准的北京话，时或出语幽默，妙趣横生，闻一多先生蓄须明志，以待抗战胜利之日，大义凛然，朱自清先生冬日来上课时，披一领云南赶马人所用的披毡，显得分外超脱潇洒，许维通先生讲《左传·鞍之战》时，故意把交战的齐人叫做“老山东”，把晋人叫做“老山西”。听他一口山东口音(许先生是山东荣成县人)而把旁人叫做“老山东”，实在觉得有点滑稽，想笑又笑不出来。余冠英先生上课时，每进教室，必先向在座的同学深深一躬致意，初时令同学们很不过意。浦江清先生兼指导并批阅我们的作文，记得第一次出的作文题是“我的故乡”。     这是大一国文课时学生的感受，方龄贵先生感慨颇深，他说：“一个刚从中学步入大学门槛的青年学子，一旦面对如许慕名已久的专家学者近在咫尺的教诲，自然不胜‘高山仰止’之思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仰慕大师风采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人一定很多，现当代作家穆旦、赵瑞蕻、杜运燮、王佐良、袁可嘉、周定一、林蒲等人，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赵瑞蕻先后在《梅雨潭的新绿——怀念朱自清先生》、《红烛颂——纪念闻一多先生》、《离乱弦歌忆旧游》、《南岳山中，蒙自湖畔》等几篇文章中回忆了这些文学家对他的影响。此外，当时影响最大的民营报纸《大公报》自1938年以来就陆续刊登联大师生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大都是由沈从文指导和推荐。李光荣曾统计1938－1940年《大公报》所刊登联大师生稿件，转引如下：     马文珍，1939年发表《平儿这孩子》。     流金，1939年2月至12月间发表《从×营夺得的同志》、《乡思》、《新别离》、《江轮上》、《母亲》、《枣》等文。     辛代，1939年3月至1940年8月发表《旅伴——湘西道上所见》、《野店》、《家长》、《酒仙》、《弟弟》、《九月的风》、《八年》、《高原散记》、《野老》、《孩子的悲哀》等文。     林蒲，1939年3月至1940年6月发表《湘江上》、《下益阳》、《桃源行》、《某城小记》、《儿童团——五台下的小豪杰们》、《兄弟间谍》、《人》、《羽之歌》、《山居》、《湘西行》等作品。     向薏，1939年6月至1940年2月发表《小客店》、《日阵里》、《在南岳》等文。     祖文。1939年6月至1940年1月发表《端午节——沦陷区里的“笼中鸟”》、《老瘸子》、《荒村里的小店——“山国”杂记之一》等文。     周定一，1939年发表《菩提纱与古城梦——西行杂记之一》。     姜桂农，1939年至1940年发表《歌声》、《飞》等文。     穆旦，1939年10月至1940年7月发表《CHORUS二章》、《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他死在第二次》、《从空虚到充实》、《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蛇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的手势)》、《漫漫长夜》等作品。     刘雷，1939年至1940年发表《长途》、《流浪》、《昆明城中的那个湖》等文。     方敬，1939年发表《棉花机》。     董庶，1939年发表《守望者》。     王佐良，1939年发表《老》。     杜运燮，1940年发表诗五首。     这仅是沈从文指导的西南联大学生的创作情况。实际上，沈从文、李广田、闻一多等先生的文学影响已扩大到学校之外，当时就有昆明其他高校的青年学子加入西南联大的创作队伍，他们也组成了另一文学社团“南荒社”，邀请了联大教师作为指导老师。同样，他们的作品也由沈从文等人推荐到了《大公报》，主要的作者有庄瑞源、陆嘉、曹卣、吴风等人。     从以上所列我们可以看出，西南联大在文学教育上的成就是丰硕的，其中不少作者成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有些竟是大家。如穆旦的诗，被学术界广泛地认为是现代诗歌的优秀之作。而林蒲、周定一、方敬、董庶、王佐良、杜运燮等人都是现代著名作家。     以上所举仅是两年间联大学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作品，此后《大公报》仍然不断地刊登联大师生的文章。而且其他有名的报刊也纷纷刊载联大师生稿件，如《贵州日报》、《文聚》等等。这一方面说明联大人才辈出，另一方面也说明联大的国文教学和联大教授们的言传身教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二　《国文月刊》与西南联大的文学教育理念     探究西南联大文学教育如此成功的原因，我们发现，西南联大在建校伊始就形成了鲜明的教育理念，即一方面注重国文能力的普及与提高，注重文学史的介绍与研究，另一方面还注重学生的写作实践。这种理念在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和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合办的刊物《国文月刊》中有明确的体现。     《国文月刊》1940年刊行，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办，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协办。发刊辞述及了办刊的动机、宗旨和主要内容：     国文一科，在中学及大学的课程表里，都占重要的地位。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屡屡表示注重这基本科目的意思，可是学生的成绩总不能如我们的理想。原因很多，但是全没有一种专致力于推进本国语文教育的刊物，确实是一个遗憾。我们愿意抽出教书及研究的余暇来办这刊物，以为提倡。     本刊的宗旨是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根据这一个宗旨，我们的刊物，完全在语文教育的立场上，性质与专门的国学杂志及普通的文艺刊物有别。所以本刊不想登载高深的学术研究论文，却欢迎国学专家为本刊写些深入浅出的文章，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上的基本知识给青年读者。本刊虽然不能登载文艺创作，却可选登学生的作文成绩及教师的范作，同时也欢迎作家为本刊写些指示写作各体文的学习方法的文章。照我们现在拟定的计划，本刊要登载的文章可分数类。一是通论，凡讨论国文教学的各种问题的文章以及根据教学经验发表改进中学国文及大学基本国文的方案的文字皆可入此栏，作为教学同人交换意见的园地，同时可备办教育者的参考。     二是专著，凡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文法学等等的不太专门的短篇论文或札记，本刊想多多登载。三是诗文选读，包括古文学作品及现代文学作品两项，均附以详细的注释或解说，备学子自修研究。四是写作谬误示例，专指摘学生作文内的误字谬句，略同以前别的杂志上有过的“文章病院”一栏。以上四类定为本刊主要的文字，此外还可以加上学生习作选录，书报评介、答问、通讯等等。     西南联大之所以重视国文教育，在于当时的中学和大学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能如我们的理想”，因而《国文月刊》的主要栏目就包括“国文教学的各种问题的文章以及根据教学经验发表改进中学国文及大学基本国文的方案的文字”。从这栏来看，《国文月刊》共收文章63篇，今按主题分为四类：     “中学国文教学改革”，收文章26篇，计有朱自清的《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罗庸的《文学史与中学国文教学》、《我的中学国文老师》，浦江清的《论中学国文》，和克强的《中学生作文成绩低劣的原因及其补救办法》，余冠英的《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白话文教材之批评》，吴有容的《中学国文教科书革新刍议》，庞翔勋的《谈初中生错字之矫正》、《我的中学语文教学经验》，吴奔星的《中学国文教学的“分工合作制”》，胡时先的《纠正一般中学生对于学习国文的错误观念》，罗常培的《我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李广田的《中学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补救办法》、《论中学国文应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论中学国文教材中的学术文》、《论中学国文教材中的应用文》，张清常的《对于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所选“学术文”教材之商榷》，叶绍钧的《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承宗绪的《国文教学一得》，萧涤非的《谈中学读诗》，孙秋方的《中学生眼中的国文课》、《改进国文教学的实际困难》，张世禄的《读了(中学国文教学法的出路)以后》，刘永溍的《闽教厅“提高中等学校学生国文程度实施方案”商榷》，田葆瑛的《三年国文教学记》等文章。     “大学国文教学改革”，收文章15篇，计有朱自清《国文教学自序》，余冠英《关于本年度统考国文试题中的文言译语体》、《介绍(精读指导举隅)》，于在春《国文成绩考查述例》，程会昌《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平议》、《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陈梦家《释“国”，“文”》，罗常培《中国人与中国文》，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杨振声《新文学在大学里》，项因杰《研读和写作的关系》，陈觉玄《部颁(大学国文选目)平议》，叶兢耕《对于师范学院国文系专业训练的一点感想与意见》，季镇淮《教书杂记》，丁易《论大学国文系》等文章。     “国文学习方法”，收文章18篇，计有罗庸《读杜举隅》、《论读专书》，浦江清《词的讲解——李白(菩萨蛮)》、《词的讲解——李白(忆秦娥)》、《词的讲解——温庭筠(菩萨蛮)》，余冠英《比较的读文法示例》，闻一多《怎样读(九歌>》，罗常培《汉字的声音是古今一样的吗》，王力《文言的学习》，张清常《阅读古文的一种方法》，林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君子于役》、《谈曹操(短歌行)》、《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山有木兮木有枝》，易熙吾《读(说文）是识字的快捷方式吗》，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序词》，陶光《怎样读曲》等文。     “语体文的提倡”，收文章4篇，计有罗庸《战后的国语与国文》，李广田《活的语言》，杨振声《文言文与语体文》，李何林《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     从以上罗列可知，在讨论国文教学的文章中，尤以国文教学改革的文章最多。这种关注与整个社会对传统逐渐沦落的担心密切相关。“据社会上一般人的意见，认为现在青年学子的国文程度的低落实为国家的隐忧。同人中看过这两届全国各大学统一招生国文试卷的也感觉到莫大的怅惘。”这种社会共识无疑影响了联大的国文教学。针对国文教育的退步，联大教授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罗庸先生认为“现在一般的中学生，对学国文所犯的毛病不外两种：一种是已经读了很多的书，(知)，但做起文章来，不能通顺，(不能)；另一种是书虽读的不多，(不多知)，而提笔为文，能够顺理成章，(能)。两者一经比较，总觉后一种的较优于前一种。这怎么说呢?就是后一种他虽然‘知’的不多，但他已‘能’……以后慢慢地再由‘知’的方面去加以充实，不难升堂入室。所以我觉得中学生对文学史的知虽稍薄，不足为病。”具体的补救措施罗庸先生也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根据上面这一个意思，我们做教师的，责任非常重大。那就是：学生可以‘能而少知’，但是教师不能不‘知能具备’……所以我觉得中学国文教师自己对于文学史如有一点把握，则在国文教学上可有许多益处。粗略讲来，可分两方面：(甲)有形的方面：教师于文学史有研究，则学生对一篇文章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可有明确的认识，足以提起其研究阅读之兴趣，而对课文之印象更加深刻；(乙)无形的方面：我们常常看到，两个教师同样教一课书，而在事前预备参考之数据相同，然教的结果，则乙教师远不如甲教师的收效大。这是什么道理?那就是由于甲教师在平时对参考材料有所准备外，而同时对教材之认识有自信，有见解，则在讲解时即有一中心目标。依此目标而精辟阐述，使学生之心神无形中被诱导而走上正确的道途上去。”     罗庸先生讨论的仅是中学国文教学中的问题，对于大学国文，联大老师一方面在刊物上抒发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加以补充丰富，如对大一国文教学的重视，对文学史的重视，对写作的重视等。例如“国文学习方法”一栏，既有识字的方法，也有读诗读词读曲的方法，还有文学欣赏和文言文学习的方法。     对白话文写作的重视也体现在《国文月刊》的编排上。从它的发刊辞我们可以看到，刊物第三栏是诗文选读，第四栏是写作谬误示例，既有对传统文学的解读，也有对现代名篇的解读，同时教学中发现的学生写作上的错误也予以指出分析。对传统文体的解读分析暂不置论，对现代文体的介绍、分析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白话文的写作。今一并将刊物中所涉文章汇列如下：     第一期：沈从文：习作举例(一)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施蛰存：鲁迅的《明天》——文艺作品解说之一；朱自清：文病类例     第二期：沈从文：习作举例(二)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郑临川：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记；姚芳：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李婉容：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     第三期：沈从文：习作举例     第四期：朱自清：文病类例     第五期：陈西滢：《明天》解说的商榷     第十期：汪曾祺：灯     第十一期：老舍：知难而进；吴组缃：介绍短篇小说四篇；施蛰存：关于《明天》     第十三期：郭绍虞：作文谬实例存     第十四期：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一)     第十五期：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二)     第十六期：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一)     第十七期：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二)     第十八期：沈从文：短篇小说     第二十六期：李何林：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叶绍钧：写作漫谈     从上面的这些篇目我们可以看出，尽管1930年前后大学里的国文教育以文言文为主，但在西南联大，已经率先鼓吹白话文和现代文学创作。现代文学不仅进入了研究性的大学课堂，而且现代写作也在联大得到充分的重视。如沈从文的教学中不仅有现代小说史这样的课程，同时也有各体文习作这样的课程，并且运用现代文学理论指导写作实践，如《国文月刊》中就有四期刊登了沈从文对诗歌和小说创作的分析、研究，这无疑对联大学生提高写作水平具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联大的文学教育理念，我们至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联大一方面重视传统的文学和学术，一方面加强对现代文学的教育，这也许就是联大的文学何以独出时流之上的原因吧。     三　研究和创作——西南联大文学发展的趋动力     当代的文学界，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往往在写作实践上捉襟见肘；具有写作才能的人，又往往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对文学的深刻批评。所以我们往往认为研究和写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码事。返观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作家，我们发现，大部分作家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学术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穆旦和王佐良，毕业后留校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赵瑞蕻后来成为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创立人，林蒲后来留美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而且这些作家虽然成为了著名学者，他们的创作却从不停步，还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一个杰出的作家，同时也必然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通观联大的文学教育，《国文月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目了然。《国文月刊》不仅是联大文学教育的舞台，同时，研究和创作并重的理念是造就一批杰出文学家的趋动力。     责任编辑　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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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5:48
“一代奇才今寂寥”——浦江清其人其事  

谙熟掌故的人没准还记得，当年的北平曾有著名的“清华双清”。“双清”者，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一个是鼎鼎大名的浦江清。而今，前者依然声名煊赫，后者却已门庭寥落。目今不少号称渊博的人物，也对其不甚了了。     然而，往事并不如烟。老清华文科确乎名手如云，但真正能够与其共始终、能够完整地见证其枯荣沧桑者，除了陈达，除了Winter和金岳霖，大概就只有浦江清了。 击节舵楼君莫负，当年豪气傲神州                                       ——浦江清     自古江南颇富庶。只是，在富甲天下的江南，也不乏清寒之家。著名的江左才子浦江清（1904-1957）就生在江苏松江（今上海）一个极端清寒的家庭。     家境清寒的浦江清，一直在免学费的条件念完了小学和中学。此间，无论是英文、古文还是数学物理，他都是一等一的。后来，直到晚年的施蛰存还记得：“浦江清是我的同乡同学，从小学到中学这十年间，我们每天同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每星期日，除非雨雪，不是我到他家，就是他来我家，一起抵掌高谈，上下古今。”     浦江清自幼聪颖非常，当多数同伴在为功课焦头烂额时，他却嫌功课太浅。于是，乃父特另延名师，为其打下了超凡的国文和外文功底。1922年，行将中学毕业的浦江清，开始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以成绩论，他足以考入任何学府；但以家况论，这实已是梦想。绝望中的浦江清，得到了乡人襄助，才得以走进考场。揭榜下来，他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南洋大学（今上海交大）三所名校。由于得到了本县的“清寒子弟助学金”，浦江清终于如愿升学，选择了当时最具活力的东南大学。     其时，堪与北大比肩的东大正当极盛，名手如云。其中梅光迪、吴宓、吴梅、胡小石、柳诒徵和杨杏佛等，尤其令浦江清受益匪浅。在此期间，东大也才俊辈出，单是文科方面，短短几年中就涌现出了吕叔湘、陆维钊、王庸、赵万里、王驾吾、王季思、任半塘、唐圭章、卢前、向达、徐声越、郑鹤声、郭廷以、钱南扬等众多名流。浦江清以其罕见的国文和外文修养，成为内中当之无愧的翘楚。     在实行学分制的东大，浦江清主修西文，副修国文和哲学。他深知求学机遇来之不易，因此发奋刻苦。四年写作全为英语，还翻译不少作品；无论是外文，还是诗词国文，都令人惊羡。这个羸弱的小个子以江南人特有的聪颖出类拔萃，赢得了曲学大师吴梅等人的青目。为此，东大有人特地出了一个对子，曰：“浦江清到清江浦”。      一俟浦江清大学毕业，已在清华国学院主事的吴宓立即邀爱徒北上。从此，浦江清开始了自己的学术和教育生涯，也开始与清华文科荣辱与共。 未是平原入洛才，京华万里傍人来                                                    ——浦江清，1926      战前的清华园，一直是顶尖的学术重镇；其中的国学院，更是汇聚了众多名流。浦江清便在此任陈寅恪的助教，并与之对门而居。 但，一个本科毕业生要给一代大师做助教，又谈何容易！于是，在这些年浦江清很是用了一些功：既要协助陈寅恪讲课，又要随其研读东方学，还要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一度每周写一篇稿子），也要从事自己的研究。几经努力，他在短短二三年内掌握了法、德、希腊、拉丁、日、梵、满等多门语言。在时常帮陈寅恪英译信函之外，他还帮其编了一部梵文文法。那些年，清华北院九号的那盏灯往往到凌晨二三点才停熄。这恰好为那些来来往往的飞禽、野兔照亮了道路。     浦江清的治学之路丰富多姿：初则从吴宓研修西洋文学，继则随陈寅恪治东方学，后则回归到王国维所做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几年下来，他便中西并举，古今兼擅，文史俱进，文理贯通，自成气象，成为唯一深得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三巨头之心法的学人。王国维故世后，浦江清特撰《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指出：“凡一种文学，其发展之历程，必有三时期。一为原始时期，二为黄金时期，三位衰败时期。此准诸世界而同者。原始时期真而率，黄金时期真而工。衰败时期工而不真……先生夺第三期文学的价值，而与之第一期，此千古之卓识也。”其实，这是王的卓识，也是浦的洞见。     1929年，国学院解散，浦江清转入国文系。系内名手济济，如陈寅恪、刘文典、杨树达、杨振声、郑振铎、唐兰（兼）等等；但在杨振声离开之后，真正与身系务的，除朱自清闻一多，就只有浦江清了。      自来治国文者，外文都相对较弱。浦江清则不然，他外文出身而治国文，自然势如破竹。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史方面，他能够从上古先秦贯通到明清，从楚辞汉赋，到散文、笔记，到唐诗宋词，到元曲杂剧，到明清小说，一路讲下来；无论是文论、诗话，还是词话、曲学、小说，他都融会贯通，称雄当世。——学术研究是讲究家学的。而他在几乎毫无家学的条件下，能和众多家学渊源的才俊比肩，完全是靠罕见的天赋和过人的勤奋。     浦江清不仅学养渊深，而且眼界极高，极富诗才，出口成诗；古文、诗文、外文和学问均属上乘。其博雅宏通，绝不在闻一多、朱自清诸人之下。在他看来，吴宓诗才一般；朱自清的文章有时也“意平平”，诗才更远不及俞平伯。但他却对王国维、陈寅恪、萧公权的诗文由衷推服。浦江清深得诗文三味，不为则已，出手必佳；与朱自清适成对照。其诗清俊灵达，自成高格，完全可与当世名家一争高下。旧时能诗善文者实在是多了去，但娴于作曲、奏乐者，则寥若晨星。浦江清算一个。其昆曲和书法的修养，更是不可多得。这鲜以示人的一面，相对于公开的学术论著，无疑彰显着一代才俊更本真、更罕见的才情魅力。只不过，这一切，并不为人熟知罢了。      然而，他从不以己之长度人之短，对同侪都颇为敬重，毫无“文人相轻”习气。      那时候清华校“教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办事员是狗”。作为清华名流，浦江清过的是名副其实的“活神仙”的日子。这就确保了他在学术上精进无已。     浦江清虽治学极勤，下笔有神，在诗文方面极勤奋，但在治学上却极谨慎，轻易不做学术文章；可谓“博览群籍，不轻著述”，“为文放荡，治学谨严”；饶有东大前辈“述而不作”之风。在这十余年间，他仅写了两篇论文《八仙考》（1936）《<逍遥游>之话》（1937），和两篇书评《评江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1936）和《评王著<元词觏律>》（1937）。数量虽少，质量却奇高。其《八仙考》一俟问世，各界大表钦服，便是对学界大佬朱希祖都很不以为然的张荫麟也极为倾服，以至于浦在日记中都不由记上一笔：张荫麟来，“谓《八仙考》文字尚好，文字混合，彼亦有此种倾向。”此文正式奠定了浦江清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不过，浦江清任教十余年才“熬”成教授，相对于闻一多、朱自清等一步登顶做教授来说，熬的时间实在是够长了。可他对此淡然置之。     老清华仿行美国制度，教师每工作五年便可带薪休假一年。浦江清得此良机，于1933欧游访学；同行的清华教授有冯友兰、浦薛凤、蔡可选三人。这次欧洲之行，使浦江清深厚的西学修养大有用武之地。在与冯友兰同游各国时，他一路用外文与人畅谈。这位不曾留学的小讲师娴熟的英文法文，令放洋多年的冯大教授也极为钦服。     浦江清在清华时期的另一收获，是新结识了一批名流。如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王力、郭绍虞、钱穆、顾颉刚、贺昌群和林庚等，皆属萧散朴厚的性情中人。内中多东南人氏。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也。尤其是朱自清，与浦江清最为相得，他对浦江清的终生大事和日常小事，都颇为关注。有次，他特地致函梅贻琦、冯友兰说：“浦江清先生颇用功……教书亦颇认真……拟请于下年度为浦先生加薪贰拾元”。那一阵，“双清”和王国维并为校内三位著名的小个子，与修伟潇洒的“三荪”（金龙荪、叶企孙、陈岱孙）相映成趣。 关于此间的生活，浦江清有《清华园日记》为证。近七十年后，有位著名学者读到此书，大为感慨地说：“书虽然薄薄一本，却好似富矿一座……芸芸人物既栩栩如生，小小故事也腾挪跌宕……我当年在北大因文、理不通，仙缘隔绝，浦先生只闻大名，无缘拜识，读到这里，不禁热泪潸潸。”      此时唯一的美中不足，大概是在感情方面。其时清华教授待遇极好，地位高，又清闲，颇受女性青目。浦江清才华卓拔，声名渐起，却专心治学，守身如玉。外文系钱稻荪教授是学界大佬，对浦极是上心，不时邀他相谈，且都好茶好饭相待。是时，钱家有女已长成，浦亦是大龄青年；言外之意不言自明。对此，朋侪极为热心，甚至远在英伦的朱自清也不远万里促成好事：“弟甚盼兄有结婚之期……如钱公之美德，实为大家风范，即此何必他求哉！”乃师吴宓对自家情事“浪漫”得到家了，活生生把一女子逼成了熊希龄老人家的娇妻；可对弟子的婚事却毫不糊涂。他恨铁不成钢地说：择妻还须择丈人，能有这样的泰山，你还遗憾什么！谁知浦却和当年的吴宓一样，万事聪敏，偏偏在情事上拎不清。众人再三催促，他再四推脱，一个劲地说：我家境不好，不便高攀。其实浦江清心里已另有佳人。这佳人便是燕京才女蔡芳贞。可惜他用情太深，深为所苦，几经追逐，终是无果。临末，女子托人捎话说她已许他人。闻之，他足足沉默了半分钟，才用英文说：“请告诉密丝蔡，我对他并无奢望，但愿保持一般友谊，希望能继续下去。”尽管如此，他还是苦苦单恋，直到女子嫁作他人妇。      正是为着这密丝蔡，浦江清不知错过了多少女子。直迄欧游后，经人介绍，他才在老家结识了生活的伴侣。而这时，北国已烽烟四起。 芳草独因边地绿，晚花更比早春红                                                ——浦江清，1938     七七事变后，浦江清立即护送妻子回故乡。而后奔赴迳赴长沙、昆明，加盟联大。在昆明，浦江清不意间遇见了老同学施蛰存。睽违多年之后，老友相见，已有些生分。施见浦江清能够与众鸿儒朝夕相处，自是无限歆慕。但他还是批评浦耽于下棋唱曲而懒于下笔。浦江清并不分辨，只说：“写文章伤精神，吹笛子、唱昆曲，可以怡情养性。”施蛰存无可奈何，只是遗憾他大才不用，实在可惜。 1940年，浦江清回沪度夏。因战事迟滞，他请假一年。郑振铎遂邀其在暨南大学任教。      回昆明时，因到处是沦陷区，浦江清一路艰辛，“面目憔悴，全身寒战”。途中，暨南大学和东南联大的何炳松、许杰等人再三挽留他，厦门大学的萨本栋、林庚和施蛰存等也一再邀他加盟。但浦江清还是决意西行。一到昆明，他就打问新学年的课程安排，“急于知本学期之功课如何”。这次西行，浦江清留下了《西行日记》。      联大时期，浦江清与吴宓、汤用彤、贺麟、俄人葛邦福合住，常与钱穆、朱自清、闻一多、容肇祖、杨业治、柳无忌、叶公超、罗皑岚等相过从。即便是在艰苦环境中，浦江清还是和众人一样苦中作乐，或谈诗论艺，或吟诗作赋，或进行联句。曾有一度，他常年蛰居于文科研究所，潜心研究和写作，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他还和大学时期一样，经常带一两个饼到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闭馆时不知出来，于是常常被人锁在里面。在此期间，浦江清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完成了长文《词的讲解》。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程千帆等名流均极表激赏，“盛称讲解之精”，以为在俞平伯名作《读词偶得》之上。此文奠定了浦江清继王国维之后又一位词学高手的地位。     那一阵，物价飞涨，联大教授都穷得肚皮贴脊背，连名教授闻一多也被迫卖艺求生。他的绝活是书画、篆刻治印。可不管怎么说，大学者街头卖艺总还是脸上挂不住，也开不了口。所幸不日一张《小启》应运而生，为闻一多解了围。《小启》乃是骈文，云： 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斫轮老手，积习未忘；占毕余暇，留心佳冻。惟是温馨古泽，徒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并世……      此文的作者便是浦江清。小启草成，闻一多极为激赏；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等名家也同声叫好，为此签名助兴。于是闻一多就开始正式挂牌治印。 十年辛苦天涯泪，万里归还劫外身                                                   ——浦江清，1946     战后，联大复员。浦江清回到松江，这才与回到东南老家与家人团聚，结束了多年的孤身生活。         此时，浦江清家累已深，自己胃病也日甚一日，南方气候无疑与其更相宜，左近不少名校也争相聘请。浦江清遂决意东南。不意此时噩耗传来，闻一多在昆明遇刺。朱自清力单难支，立即催他返校。“闻先生遇害，系里正缺人，我怎能不去呢！”他说。浦江清只得北还，立即接替了闻一多的工作，讲授“楚辞”。不巧的是，不久，朱自清本人也因病身亡，使国文系再受打击。这样一来，短短几年间，系里饱经变故，大将凋零：先是刘文典、王力他就，再是闻一多、朱自清物故，而后陈寅恪南下，接着是许骏斋去世，这就连折几位大将。系里虽有陈梦家、余冠英、吴祖缃、王瑶、季镇淮、朱德熙等人，但群龙无首。作为硕果仅存的元老，浦江清开始出马，独撑危局。往后几年，也正是他和李广田、吕叔湘等人的努力下，国文系才得以维持。      当时，他不顾自己胃病加重，身体极弱，毅然承担了主持编辑《朱自清全集》的重任。抗美援朝时，该系为配合爱国主义教育，便集体编写《祖国十二诗人》。浦江清承担的《屈原》部分的工作，牵涉到多种学科，本需各科专家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但浦江清以其兼通文理的超凡造诣，独力完成了一系列攻坚任务。这令群侪叹为观止。      关于此间心境，浦江清在1948年9月15致陆维钊信中说得很明白：      朱佩弦休假，托弟暂代系务。彼原定不离校，所居甚近，一切可商。正阅卷忙中，佩公胃病剧痛进城诊治开到，竟不救而殁，使系中诸人大受打击，痛悼之余复忙丧葬。邓叔存先生虽不甚熟，最近却谈过数次，彼挽佩公一联云：举目伤心，此去安知非幸事；一寒彻骨，来生不做教书人。沉痛诙谐。      此间尚得偷安，不如南方想像之危难，改制后收入稍增，然而进城及买书颇不易。弟实非甚安于北方，因迁动安家不易。已属中秋，清华、燕大、颐和园秋景堪赏，惜南中诸老同学均不来北方玩，怅怅。      为了维系系务，为了学子，为了自身的研究，也为了跟上形势、掌握俄文，浦江清仍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甚至在吃饭时，家人在热热闹闹地说笑着，他却总是心不在焉，眼睛不看饭菜，只是机械地用筷子往嘴里送饭食。妻子见状，很是不悦，说：“又要想心思了！”几经努力，才把他的注意力慢慢唤回到饭桌上来。吃饭时伤脑筋会影响消化，这对他这样的老胃病患者尤其忌讳。浦江清并非不知，但他早已习惯于专注无休止地思考，也就难以自控了。 清华园里秋光明，未名湖畔风萧骚                                                 ——浦江清，1950    1952年，清华文、法、理科撤销，开始了长达27年无文科的局面。清华、燕京与辅仁的中文系并入北大，组成新的北大中文系。北大迁入原燕京所在的燕园。浦江清因此移居燕园。      作为教师，在他心中，教学是第一位的。这时，浦江清重点讲授中国文学史。他对此曾讲过二十余年，自是轻车熟路，但他却有意避熟就生，另辟蹊径，因此只能争分夺秒地备课、做研究。这就让他身体更其劳累。这时的浦江清，上课前在病床上无力动弹，一到上课却精神抖擞，忘记下课时间。1955年4月，在致陆维钊的信中，他说：“弟胃病略愈，一冬无恙，借可告慰。惟课务颇重，宋以后文学史一段，多小说戏曲大部，阅读既费时间，分析批判能力不足，因此备课时间所费最多。《红楼梦》讨论即胡适批判展开后，开会亦忙，虽积极参加，而写作论文却尝试失败，终于曳白，极为惭汗。”      多年清苦的生活，早已把浦江清素来羸弱的躯体渐次掏空。尤其是抗战时期清苦、流离的单孤生活，更是蚕食了他的健康。病魔业已缠上了他。胃病频发，在他已成家常便饭。但为了学生和学术，他还是带病工作，甘之如饴。辛勤的教学工作，繁重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在众多学术领域的巨大投入，更是他文弱之躯所不能承受之重。      1954年秋，有关方面将为《杜甫诗选》做注的工作转交到浦江清头上。那时正是多事岁月，尤其是在《红楼梦》讨论、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期间，白天多半要开会，他全靠熬夜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浦江清只好长夜操劳，操劳了整整一年。诗注交稿后，浦江清胃病大发。卧病旬日后，他仍上课如常。不久再次发病，为不致误课，他仍勉力支持。后来，由于过度劳累，浦江清宿疾大作，终于病倒。      正是这样繁巨的工作和频繁的运动，彻底摧毁了他健康。一九五六年三月，终致其十二指肠穿孔，并发腹膜炎。但他身体是如此虚弱，以至于只能采取保守疗法而不能手术。出院后按医嘱应休息两个月，但他怕耽误功课，只休息了二十天就开始上课。上课后，他又立即赶课，以求赶上进度。他身体越发虚弱，只能靠流质半流质维持，体重不足四十五公斤。期末考试时，因身体不好，他只能让学生挨个到其病榻前，一个个轮流口试。次年，正当浦江清准备再返京城开课时，其十二指肠溃疡再次穿孔。他终于和老友朱自清一样，因为胃肠痼疾而倒下去，再没有起来。     而今，浦江清早已被健忘的历史所淡忘。这一切，正应了他那句“一代英才今寂寥”。所幸，他的弟子吴祖缃、林庚、王瑶和季镇淮却成为北大“中文四老”，继承了他和闻、朱等众多师友所开创的事业。至于其它门生吴小如、傅璇琮、白化文和程毅中等，日后也各有成就。这也许可以让他含笑九泉吧？                            ——来自《读者》作者刘超（清华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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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31 05:49
浦江清：在图书馆过夜的人

　　浦江清（1904-1957），江苏松江县人，古典文学学者。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修西洋文学，成为吴宓的学生。1926年被吴宓推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教授的助教。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任助教、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潜心研究中国古籍，致力于文史考证。1933年，与冯友兰一起到意大利、法国、英国游学，曾在伦敦博物馆抄录敦煌手卷。1934年回清华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与朱自清等创办了《国文月刊》。1946年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代理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转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浦江清文录》、《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等，主编有《朱自清全集》等。
　　一大早晨，管理员揉着睡眼，和往常一样打开了图书馆的大门。门开后，书堆中又爬出了那位清瘦的读书人。什么时候进来的？对方只淡淡一笑，说：昨天一早。如是者三，管理员也开始认得他了。
　　略谙掌故的人们，没准还记得，当年的北平曾有“清华双清”。“双清”者，一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一是鼎鼎大名的浦江清，也就是那个常在图书馆过夜的读书人。于今，朱自清依然声名显赫，浦江清却已知者不多。
　　然而，如果说有谁能真正与老清华文科共始终，有谁能最完整地见证其枯荣沧桑的话，那么，这个人，不是朱自清、闻一多，不是陈寅恪、冯友兰，也不是吴宓、潘光旦，当然更不是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他只能是浦江清。
　　浦江清少负文才。大学时期，这羸弱的小青年很快以江南人特有的聪慧脱颖而出。他那令人惊艳的国文、外文和诗文，赢得了曲学大师吴梅的垂青，尤其得到了吴宓的器重。毕业后，因着吴宓的引荐，他来到了清华国学院，与陈寅恪对门而居，任其助教。
　　然而，一位年纪轻轻的后生，要胜任一代大师的助教，又谈何容易！在这里，他既要协助陈寅恪教学研究，又要研习东方学，还要辅佐吴宓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更要打理自己的事务。浦江清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先后掌握了法、德、希腊、拉丁、日、梵、满等多门语言；甚至还为陈寅恪编了一部梵文文法。以至于后来他与冯友兰赴欧游学时，一路与西人谈笑自如；这不曾留洋的小讲师那娴熟的英文法文，令留洋多年的冯大教授也自叹弗如。
　　那些年，北院9号的那盏灯，总是与14号的灯光隐然呼应，每每要在凌晨二三点才停歇。这正好就为那些暗夜往返的野兔、野猫和飞禽照亮了道路。
　　它同时照亮的还有灯的主人那特别的成才之路：他初则从吴宓治西洋文学，继则随陈寅恪习东方学，后又转入王国维所倾力的中国文史研究。几年悠游涵泳后，浦江清功力大进，终于将三巨头的心法集于一身。
　　浦江清虽用功极勤，下笔有神，治学却极谨严，轻易不做学术文章。在12年里，他的论文只有两篇。数量虽少，质量却高。其《八仙考》一俟问世，各界大表钦服。便是对学界大佬朱希祖都很不以为然的张荫麟也特地跑来祝贺。此文开始奠定了浦江清的学界地位。很快，他那“文史并进、博览无涯”的名气，便在学界不胫而走。其实，他不仅国文好、洋文好，而且诗词俱佳，棋牌在行，曲艺精工，甚至数理天文也无所不通。日后，浦江清久经酝酿，又推出了著名长文《词的讲解》。文章一出，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程千帆等名流均极表激赏，“盛称讲解之精”，以为在俞平伯名作《读词偶得》之上。仅此一文，就奠定了他作为词学高手的地位。
　　那一阵，“清华双清”这两个著名的小个子，与修伟潇洒的“清华三荪”（金龙荪、陈岱孙、叶企孙）相映成趣，各擅胜场。

　1933年春，在燕京大学郑振铎宅前合影。左起：俞平伯、郭绍虞、浦江清、顾颉刚、赵万里，朱自清、陈竹隐、郑振铎夫人高君箴、顾颉刚夫人殷履案、郑振铎。
　　却说那时清华教师待遇极高，生活清闲，过的是“活神仙”的日子，故极受异性青睐。外文系钱稻荪教授是国内仅见的日文泰斗，又是浦江清的老师。钱公对浦才华极是欣赏，不时邀其赴宴，好茶好酒款待。是时，钱家有女已长成，浦亦是大龄青年，钱氏之意不言自明。对此，朋侪极为热心，甚至远在英伦的朱自清也不远万里写信促成好事，说：“钱公之美德，实为大家风范，即此何必他求哉！”吴宓对自家情事可谓“浪漫”得到家了，可是对弟子的婚事毫不糊涂，恨铁不成钢地说：择妻还须择丈人，能有这样的泰山，你还遗憾什么！谁知浦和当年吴宓一般无二：万事聪敏，单单是在情事上拎不清。气得吴大骂。众人再三催促，浦再四推脱。其实他心里早已另有佳人。这佳人便是燕京的一位才女。可惜浦江清几经追求，终是无果。临末，女子托人捎话说其已有所属，请勿考虑。浦江清听了，沉默了半分钟，用英文说：“请告诉密丝蔡，我对她并无奢望，但愿保持一般友谊，希望能继续下去。”尽管如此，他还是苦苦单恋，直到女子嫁作他人妇。
　　后来有一次相亲时，女方只小谈了一会儿，就借故告辞了。理由是对方无长寿之相。不料，没几年，这女士自己却病倒先行了。直到欧游回国后，浦江清才在松江老家结识了一位女子，与之携手。而这时，北国已经烽烟渐起。
　　抗战胜利，联大解体。浦江清这才回到老家。他敲开门后，女儿立即急匆匆地向母亲汇报：“又来了一个姨夫！”原来他离家多年，女儿早已不识这“陌生人”了。这时的浦江清，已然憔悴瘦削，神采尽失，与先前判若两人。
　　浦江清家累已深，身体每况愈下；南方气候养人，不少名校也争相聘请。他终于决意留在东南。不意此时噩耗传来：闻一多在昆明不幸遇刺。朱自清力单难支，立即催他返校。家人反复挽留，他终是拒绝道：“系里正缺人，我怎能不去呢！”他立即北上，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地。在那熟悉的北院，他的邻居将有朱自清、刘崇鋐、曹靖华，有吕叔湘、杨业治、王瑶，还有王竹溪、华罗庚、余瑞璜和张青莲等。
　　是时，饱经蹂躏的清华园已经满目疮痍，万物萧条，杂花遍地，野兔横行。秋风徐来，落叶飘零。在金灿灿的落叶中，浦江清带着女儿寂然前行。前边早已有人相迎了。“来，快叫这位朱伯伯！”他说。女儿看到的是一位与父亲一样瘦小的男子。“就是《背影》的作者朱自清朱伯伯吗？”她惊问。“是的，你也知道？”浦江清也吃了一惊。

　　1946年返回清华园后，与友人作“桥戏”。右一为浦江清

　　可惜一年多后，这位《背影》的作者匆匆离去。几十年的刻苦用功，也把浦江清素来羸弱的躯体渐渐掏空了。他的课越讲越漂亮，他的学问越做越深湛，而他的身体也越来越枯瘦。至1957年，浦江清也遽然倒下，匆匆离去。早年的“清华双清”，终于成了一段学苑佳话。（刘超）

　　来源：文汇报 2009-3-22

（http://news.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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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2 00:09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叶圣陶（1894——1988）
        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编辑出版家和语文教育家。名绍钧，字圣陶。江苏苏州人。１９１２年开始在小学任教。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１９２０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１９２３年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辑，１９３０年去开明书店任编辑。这期间，他编过《文学旬刊》《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中学生》等期刊，并发表过多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和指导中学生学习语文的文章；同时他还先后在几所中学、大学兼任教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重庆、昆明、桂林等地继续为开明书店主持编务，先后编辑出版了《国文杂志》《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国文月刊》和《开明少年》等刊物。１９４５年后，任开明书店总编辑。１９４９年初，应邀辗转自香港抵达北京，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１９６６年先任人民出版总署副署长，后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主持全国大、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审出版工作。１９７６年后任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１９８８年因病逝世，终年９４岁。
       叶氏是现代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开拓者和指导者之一，对祖国汉语文教育的贡献是杰出的，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是现代语文教育新课程标准的创制者之一。１９２３年实行新学制，同时要制定新学制的各学科课程纲要，叶氏是新学制初中国语课程纲要的拟制者。１９４９年春，新中国成立 前夕，为了编制全国范围内使用的新教材，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责成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对中小学各科的教育问题进行讨论，叶氏作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率先建议把过去“国文”或“国语”的学科名称，一律改为“语文”，之后，又亲自起草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具体规定了中学语文科的教学目标和初中、高中两个学段的教学要求。
      其次是亲自编制了多种语文教材，主要有：初小用《开明国语课本》（８册，１９３２年版）、高小用《开明国语课本》（４册，１９３４年版）、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６册，与顾颉刚合编，１９２４年商务版）、《开明国文讲义》（３册，与夏丏尊、宋云彬、陈望道合编，１９３４年开明函授版）、初中用《国文百八课》（６册，与夏丏尊合编，１９３５年开明版）、《初中国文教本》（６册，１９３７年开明版）、《中学精读文选》（与胡翰先同署名，１９４２年桂林文化版）、《新编国文读本·甲种》（６册，与郭绍虞、周予同、覃必陶合编，１９４６年开明版）、《新编国文读本·乙种》（３册，与徐调孚、郭绍虞、覃必陶合编，１９４７年开明版）、《新编高级国文读本》（６册，与朱自清、吕叔湘、李广田合编，１９４８年开明版）、《文言读本》（３册，与朱自清、吕叔湘合编，１９４８年开明版）等。其中，有全部自撰的小学国语课本；有以写作训练为中心，以单元组合为形式的初中语文课本；也有文、白分编和文、白合编的种种实验课本。
      再次是给中小学生提供了学习语文、学习百科知识、培养良好品质的各种课外读物和各种期刊。其语言，风格淳朴，简明平实，能用极其浅显的语言说出极其深刻的道理，这种“叶氏文风”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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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2 00:10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周予同（1898——1981）       现代经史学家和教育家周予同。１９２０年大学毕业后，赴厦门大学任教。１９２１年后，历任上海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和副教务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辞海》副主编，为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氏早年研究教育学，并运用新的教育理论，结合自身深厚的文史功底，观察、研究、指导语文教育工作，高屋建瓴，屡有卓见。       一是关于国文课程的设置问题。周氏在１９２２年的《教育杂志》上发表《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除了对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制定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和《中学校课程标准》中确定的五项学目提出商榷意见外，还亲自为当时的四年制中学草拟了一份国文课程支配表。表中提出的学目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是扩充了原有的“文法要略”的内容，使语言基础知识的内涵扩展为现代汉语（“国语法”）、古代汉语（“国文法”）、修辞（“修辞要略”）、应用文法式、论理学（即逻辑学）大意，内部构成因素相对完备。其二是同意胡适重视“读书”的观点，却又婉拒胡适忽视“讲书”的偏颇，认为“讲书”仍有存在的价值，但光 “讲书”而不注重“看书”，弊害也大，所以专门提出了一个名为“阅书质疑”的学目，使“阅读——见疑——质疑——释疑”这一合理的阅读流程得以在学目中落实。１９２２年，中学学制改为“三三制”，并实行分科制和选科制，即所谓“新学制”。这一学制的确立，对中学语文课程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学习年限由四年延长至六年，高级中学分普通科、师范科、职业科；在各科内部又要实行选科制，这就势必要求语文课程提高程度，增添学目，以应需要。为此，周氏提出了新的课程设置建议。        二是对国文教材的选材标准和排列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教材的选材标准，周氏提出了五个“一概不录”，如“凡思想学说带有神权或君权的色彩，不适合于现代生活，或不足为将来生活的指导的，一概不录”；“凡卑鄙龌龊的应酬文章和干禄文章，一概不录”；等等。又提出两个“主张入选”：一是“诗歌中如古风及白话诗”；二是“生存人的文章”，即现代人的优秀诗文。至于选文如何列序，周氏说：“排列国文教材的方法，有讨论价值的，只有四种：一，按文体来分类；二，以问题为主纲；三，用程度作标准；四，依时代而逆溯。”对于国语文的排列，周氏主张取第二种方法；对于文言文的排列，他主张取第四种方法，不是按时代先后列序，而是按时代逆溯，即由近及古。这些观点对后世文、白分编教材的编制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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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2 00:10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艾　伟（1890——1955）       现代心理学家、对国文国语教学进行心理实验研究的首创者。字险舟，湖北沙市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理学士学位。1921年秋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和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应邀任国立东南大学心理学教授、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兼师范科主任。1927年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1933年又任该校教育学院院长、师范学院院长；同年起，受聘为教育部首届“部聘教授”。1934年在南京创办万青试验学校，对优秀儿童进行各种教育心理的实验，成绩卓著。抗日战争期间，专任中央大学师范科研究部主任和研究院教育心理学部主任，首创教育心理研究所，任所长；创办大型学术刊物《教育心理研究》，作为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开设心理实验班，对儿童学习汉语和英语的心理进行比较研究。重要论著和译著有《高级统计学》《教育心理》《中学学科心理》以及作为语文心理学研究重要成果的《汉字之心理研究》《阅读心理·汉字问题》《阅读心理·汉语问题》《中学国文教学心理学》等。       艾氏对学科心理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1947年写的一篇论文中曾说，在中国“关于教育的实验研究并不是没有人在埋头的做……在国外关于这些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实验了40年以上；就是在国内也有少数人实验达25年。国外所研究的结果可以作我们的参考，但我们不能盲目的引用，况且许多基本教育的问题是我国的特殊问题，必须我们自己从事实验，而无法可以借鉴的呢！”艾氏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一生倾注全部心血，通过自己的实验来获取符合汉语汉文特点及其教学规律的结论。作为一个长期留学国外的学者，能有这样的卓越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早在1923年，艾氏在华盛顿佐治城大学时就对汉字的形、音、义三大元素与阅读的关系进行了实验研究，得出“吾人宜用简体字”的结论。自清末乃至五四，王照、劳乃宣、钱玄同等人早已奔走呼号，倡导汉字的简化；可是用汉字心理研究的成果肯定简化汉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以科学实验为根据提出一系列简化汉字的原则，在我国文字改革史上，当推艾伟为第一人。        对语文教学中的阅读心理，艾氏曾历时20余年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其成果就记录在《阅读心理·汉语问题》一书中。艾氏认为，小学国语教学的阅读训练，首先要正确认识朗读与默读的功能问题。旧式学塾要求“书声琅琅”，即重视朗读，而艾氏通过实验研究提出要随着年级的递升，逐步加强默读的训练，以便有效地提高学生阅读的速度和阅读理解的程度。对于人们的阅读理解的水平，艾氏认为有三种理解能力事实上反映出三个等级水平：一是过目即理解（习惯和经验的条件都具备）；二是细读始能理解（习惯条件尚未形成）；三是再读三读始能理解（经验条件皆欠缺）。可见，这三种理解能力，实际上都关系到“经验背景”的厚实与否和“联想习惯”的养成与否。这些研究成果，至今还有实践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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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2 00:11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夏丏尊（1886——1946）        著名语文教育家。浙江上虞人。字勉旃，号闷庵；1912年改字丏尊。自幼从塾师读经书，习八股，16岁中秀才，第二年进上海中西学院，18岁入绍兴府学堂。以后，赴日留学，先在宏文书院习读，后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攻染织工业。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院为日籍教员当翻译，并任舍监，不久担任国文教员。五四运动时，因提倡思想自由而遭旧派攻击。曾去长沙第一师范任教，旋又回上虞，在春晖中学执教。1925年，与匡互生、朱光潜等人在上海联络胡愈之、叶圣陶等组织立达学会，创办立达中学（后改名为立达学园）。       1926年后，兼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开明书店《一般》（后改名为《中学生》）杂志主编，编译所所长。1936年创办《新少年》，任杂志社社长。“8·13”战事发生后，夏氏在“孤岛”一边为开明编字典，一边在私立南屏女中任教。1943年曾被日本宪兵部无故拘禁。1946年在贫病忧愤中去世，终年60岁。         夏氏在长沙和浙江执教时，曾自编文章作法讲义，后因同事刘薰宇借去试用并修改，便以二人合编的名义由开明书店于1926年出版。1933年，与叶圣陶合著《文心》，用讲故事的方式阐述语文教学中的各种问题。1935年，与叶圣陶合编初中用《国文百八课》，在教材编制方面迈出了革新的步伐。1938年，与叶圣陶再度合作，写出《阅读与写作》和《文章讲话》两部文章学杰作，由开明书店出版。1926年和1930年，夏氏先后翻译出版了意大利亚米契斯《爱的教育》和孟德格查《续爱的教育》，两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全国，在教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夏氏主编的《中学生》，以“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面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为使命，成为上世纪30年代全国青少年的良师益友。夏氏认为，语文教学对待文章的阅读和写作，都应尊重文章学的系统。他又是提倡“语感”培养的第一人，把“传染语感于学生”说成是他“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他还主张写文章要讲究“真实”和“明确”；为了做到这两点，就必须在说话作文时留心6个“Ｗ”：为什么要做这文（Ｗｈｙ）？在这文中所要叙述的是什么（Ｗｈａｔ）？谁在做这文（Ｗｈｏ）？在什么地方做这文（Ｗｈｅｒｅ）？在什么时候做这文（Ｗｈｅｎ）？怎样做这文（Ｈｏｗ）？真正每做一文都能明确回答这6个“Ｗ”，文风就正了。夏氏在语文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他终身为基础教育事业奋斗和刚正不阿的品格，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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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2 00:11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西方文化译介家、博学的文史学家和资深导师；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90年至1894年，在广州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1894年入京会试，因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与康有为邀集在京18省千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要求。1896年创办《时务报》，宣传变法。1897年赴长沙时务学堂任总教习。“百日维新”时期，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事务并参与机要。1898年底，因变法失败而逃亡日本，在那里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维新改良，译介西方文化。1920年后，专心从事著述和讲学，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同时兼任南开、东南等几所大学教授。有关国文读写教学的论著（讲演），都发表在这个时期。1929年病逝。其有关国文教学的见解主要如下：        首先是更改学科名称。清末的两个重要的“学堂章程”中，“钦定”（1902）规定为“词章”，“奏定”（1904）规定为“中国文学”。梁氏于1906年在长沙创办湖南女子学堂时，第一次正式改学科名称为“国文”。这一名称，在大陆一直沿用到1949年；在台湾省，则一直沿用至今。        其次是认定国文科设科目的在“育人”。这同他“强国必先强人，强人必先强学；变法必先变人，变人必先变科举制为学校制”的主张完全一致。这一语文教育观提出后，为后世学科教育研究者悉所遵从。        就国文科的讲读教学而言，梁氏主张三“分”：分期、分类、分组。分期：记述文和论辩文分期讲授，即一学年分两学期，一学期讲记述文，一学期讲论辩文，使之既互不纠缠，又便于循环加深。分类：根据教学需要和文章特点，把古今文章分成三类：一是记述文（记载文），一是论辩文，一是情感文。这是大类，分别再细分出若干小类。学校国文科当以讲读记述文和论辩文为主。分组：主张分组选文，分组编文（教材），分组讲文（教法）。这就是梁氏的三“分”教学体系，即后世“单元教学法”的滥觞。        作文教学要遵循四个原则。一是重在“应用”。“情感之文，美术性含得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的事。中学学生以学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二是要先明“规矩”。梁氏认为师生双方都得明白作文的“规矩”，即作文法。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怎样的结构构成一篇妥当的文章的规矩”；第二个层次是各类不同体裁文章的不同作法，即不同体裁文章的“特殊规矩”。三是作文篇数宁可“少”些，务使每个学生写一篇有一篇的收获。四是要重视取材方法（实际是做学问的方法）的指导，力戒学生凭空瞎想、瞎编。         梁氏有关国文教学的见解，除了分散在政治、哲学、史学、教育、语言学等论著中外，较为集中的则在1922年后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教授法》《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序》等论文（讲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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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2 00:12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穆济波（1895——1978）

        早期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四川合江县人。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活跃于中学语文教育界的知名学者。长期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任教。对我国早期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过多方面的贡献。
        在１９２２年新学制确立后的课程标准起草工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其中，《高中必修科国文科学程纲要》，就是由穆氏拟定的。所谓“必修科国文科”，就是针对高中学生中国文基础相对较好的学生特为设置的，学制１年，每周授课４小时，占８个学分。《纲要》阐明其内容含２项：甲为文字学，乙为文艺概论。文字学又分言语与文字、字音、字形和字义；文艺概论又分文学概说、中国历代文学之变迁、近世西方文学思潮之激变。如此精深的内容，拟订者非有深厚的学养很难胜任此项工作。
       在语文教材发展史上，早期文、白分编的革新尝试中，穆氏曾为中华书局编过《初级国语读本》、《初级文言读本》、《高级国语读本》和《高级文言读本》，分别供初中、高中使用。穆氏是主张文言、白话分教的，即初中教白话，高中教文言；另于初中设文言选科，高中设白话选科，以为“调剂”之用，加强教学的针对性。他试编的文、白分编本，就是从教材建设上体现自己主张的实际步骤。
        在东南大学附中，主持了道尔顿制的实验研究。东南大学附中主任（相当于校长）廖世承是心理学家、实验教育家，在校力主教育科学实验。因美国实验教育家麦柯尔来华指导，确定的课题是“道尔顿制与非道尔顿制的比较研究”。穆氏参与了此课题的研究。实验后初步认定：道尔顿制能适应不同个性学生的学习，工作方便自由，有利于养成自动求学的习惯，尤其能养成学生初步的“治学方法和能力”；但程度难得一致，学生精神容易涣散，练习考订的机会较少。最终的结论是：道尔顿制与非道尔顿制比较，在国文科，前者并不占优势。
       穆氏在１９２４年发表的《中学校国文教学问题》一文中，着重探讨了３个重要问题：第一，国文国语在教学上有何价值？第二，语文的本身是不是教育的目的？第三，国文国语教学的目的何在？从理论上回答了上述问题之后，他又专门公布了他在东大附中任教时重新修订的《初高中必修国文课程纲要草案》，作为改革实践的方案。这篇论文，可以认为是代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学语文教育理论与实验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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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2 00:12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蔡元培（1868——1940）         我国近现代文化教育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浙江绍兴人。号孑民。原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因目击戊戌变法中维新派人士“不先培养革新人士”而终遭失败的事实，立志兴教办学。1898年辞官南下，在绍兴府中西学堂、南洋公学、爱国女学等新式学堂任教，并于1902年和1907年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广泛接触和研究西方的哲学、美学和心理学。辛亥后，从德国归来，由中山先生任命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期间，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等5项革新的教育宗旨为核心，亲自主持制定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新教育制度。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学术自由”“兼收并容”方针指引北大走上革新之路。1926年任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以后众多的政治的、文化的研究会或研究机构聘任他为主席或理事长。他凭着满腔爱国热忱，不负众望，深得国人的崇敬和爱戴。1940年3月，在香港病逝。        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发展历程看，蔡氏早年有关国文教育问题的言行，确实有开拓、指航的作用。        首先是他对我国旧式传统教育所作的深刻批判，为建立20世纪初新的语文教育体系开辟了道路。在他任教于绍兴府中西学堂等新式学堂的时候，就力排旧顽的非议，提倡“自由读书”。这种“自由读书”的新观念、新教法，竟然培养出了邵力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一大批学界的精英。1918年，学者夏宇众编写出版了我国现代最早的一部全面论述中学语文教育的专著《中学国文教授之商榷》，书中讨论了中学国文科教授的标准、教材、教法以及当时规定的“文法要略”、“文字源流”、“中国文学史”等学科的内容等等。蔡氏十分赞赏这部新著，欣然为之作序。这篇著名序文的内容，被20世纪新语文教育的改革者奉为圭臬。         此外，蔡氏还针对旧式国文教育的流弊，提出了一系列卓越见解。如“读书为应用”、国文与国语并重、学校国文科应以教授白话文为要务、教学“处处要使学生自动”、“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要把“美育”注入国文科的教学中去等等。这些精辟见解，加上他在政界、学界的特殊地位，对后世的教育包括语文教育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是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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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2 00:12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陈望道（1890——1977）
       现代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原名陈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晓风、张华等。浙江义乌人。毕业于浙江之江大学。1915年春，赴日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修习文学、哲学，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修习法律，获法学士学位。1919年，五四风暴突起，陈氏毅然回国，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因“一师风潮”案，愤而离校，返回故里，静心翻译《共产党宣言》，出版了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春，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当年就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23年至1946年，先后任上海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校长。1977年病逝，终年87岁。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陈氏就积极投身于语文和语文教育的革新运动，提倡白话文，推行新式标点符号，主张文字改革，不遗余力。在30年代初，针对国民党一些御用文人提出的“文言复兴运动”，与沈雁冰、胡愈之、陈子展等人发起了“大众语运动”，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抗日战争期间，陈氏是上海战时语文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领导了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论探讨和改革试验，组织了有关中国文法革新的大讨论，编制过《拉丁化汉字拼音表》，发表过《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等重要文章，并首先提出用“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汉语文法的见解。陈氏还写了大量的学术论著，内容涉及到语言学、文章学、逻辑学、修辞学、美学、文艺学等许多领域，为增进语文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深广度做出了贡献。
       早在浙江一师任教时期，陈氏就自编国文讲义，在语文教材的革新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1922年，发表《作文法讲义》，开拓了文章作法的新领域。1934年，与夏丏尊、叶圣陶等人合作，编纂了《开明国文讲义》，创造了语文教材编制的新体例。陈氏一贯认为我国传统的以熟读、背诵、模仿为主要环节的语文教学法不科学、低效率，必须改革。他主张：第一，要确定一些条件作为安排读文层次的标准。第二，教学时必须注意选文内容的背景和选文形式的规律。第三，语文教学要破除“漏斗式”的注入法，要努力唤起学习者的兴味。他还主张要在一般学校以外开辟“第二学校”，如建立公共图书馆，以扩大学习者接受教育、吸取知识、开阔视野的阵地。陈氏有关语文和语文教育的论著，均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陈望道文集》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陈望道语文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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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2 00:13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舒新城（1893——1960） 　　现代教育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原名玉山，学名维周，字心怡，号循庵，曾用名舒建勋。湖南溆浦人。1907年考入鄜梁书院，次年转入溆浦县高等小学。1912年秋，赴常德考入湖南第二师范附设的“单级教员养成所”，后辗转求学于长沙游学预备科、武昌文华大学中学部暑假英文补习科、湖南高等师范本科英语部。1917年毕业，即受聘任长沙兑泽中学英语科和体育科教师。后转任教会办的“福湘女学”教育科教师、教务主任兼青年会社会服务部主任，同时在省立第一中学兼课。五四运动后，致力于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编成两种讲义：《心理学原理》和《实用教育学》。又与友人合作创办《湖南教育》月刊，以“研究我国教育所应采之宗旨，介绍世界教育之思潮，批判旧教育之弊端，商榷新教育之建设”为目的。1920年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讲授心理学、教育学等课程。同年秋，应聘去上海主持中国公学附属中学校务。1923年2月，应聘赴宁任东南大学附属中学研究股主任，同时在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兼课。是年12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参予起草少年中国学会的办学计划书。1924年又应聘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授，后因故辞去教职，回南京定居，专事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1928年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请，主持续编大型工具书《辞海》。1930年兼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图书馆馆长，并创办《新中华》月刊。其间，先后兼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暨南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37年《辞海》出版发行，后任中华书局代总经理。抗战期间，困居上海，坚拒伪职。抗战胜利后，继任中华书局编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上海市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因患癌症病逝。 　　舒氏对语文教育的贡献，主要在于： 　　一、介绍并实践先进的教育理论。他在多年讲授心理学、教育学的基础上写成《实用教育学》一书（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首次向我国教育界人士介绍了美国教育家、心理学家杜威、詹姆生、桑代克等人的教育学说。1925年，在从成都高师回到南京后，专门研究近代中国教育史，从中发现昔日教育的弊端和未来教育的前景，编成《教育通论》、《现代教育方法》、《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国教育概说》等书，为推进当时的教育革新潮流，提供了新观点和新方法。 　　二、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验研究。早在1921年，舒氏主持中国公学附中校务时，就在校内推行五年的能力分组制（或称“分团教学法”）和选科制，实行男女同校等革新措施。“道尔顿制”传入中国后，舒氏仿佛看到了改革旧的课堂教学制度的理想之途，大力予以宣传、推广、实验，亲自编译出版了《道尔顿制概观》、《道尔顿制讨论集》、《道尔顿制研究集》等，一时成了国内推行该制的主将。 　　三、主持编制大型工具书《辞海》。为人们学习、生活、工作提供了收词最多、释义最详的必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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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2 00:13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胡 适（1891——1962） 　　现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原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１９０６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１９１０年考取留美官费生，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入文学院，１９１４年获硕士学位。１９１５年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又任北大教务长兼英文系主任。１９２８年任中国公学校长。１９３１年春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１９３５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评议员。１９４６年就任北大校长。１９４９年离沪赴美。其间曾先后于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４年返回台湾讲学，并出席“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１９５８年离美返台，定居于台北，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１９６２年病逝。 　　五四时期，我国中小学的国文科，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到教材教法，都经历着重大的历史性变革。在这场革新运动中，胡适的影响至巨。胡氏是提倡白话文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１９０６年，一批“清国留学生”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自编《竞业旬报》，全部刊载白话文章。胡氏在读期间，就为该报第１期撰写了纯粹白话的《地理学》，同时还为《安徽白话报》等提供白话文稿。当时，他还不过是个１５岁的少年。１９１０年赴美留学，仍竭力倡导白话创作。自己首先尝试着用白话写诗，后来这些诗稿结集成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胡氏又是第一个尝试着用白话来翻译法国都德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的人，那是１９１２年前后的事。这两篇杰出的白话译作，后来都被选作国文科的经典性教材。１９１９年，胡氏又把自己用英文写成的独幕剧《终身大事》翻译成中文，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戏剧文学的白话剧本。１９１８年，胡氏又冲破了历来用文言来写学术著作的传统老例，尝试着用白话来写哲学论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白话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国文教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１９１５年６月，胡氏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的专论，除了指出传统圈点法的弊害以外，还亲自设计了１０种新式标点符号。推行国语，也是五四运动的又一重大业绩。１９２０年，教育部在京开办了一个国语讲习所，胡氏出席讲演十余次，对教育部命令全国各国民学校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教授，表示赞赏，指出“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２０年”。 　　胡氏在１９２０年和１９２２年先后就国文教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过两次讲演。前者是应北京高师附中国文研究部之邀，所作的题为《中学国文的教授》的讲演；后者是应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之邀，所作的《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的讲演。这两篇重要论文，对中学国文科的教学目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作了全面的论述。所论各点，就胡氏本人而言，是他以往所持一系列卓见的综合反映；就语文学科的发展而言，是后来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制中学国文科课程标准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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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2 00:14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叶苍岑（1904——1993） 　　著名语文教学法专家。河北任丘县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先后担任洛阳、邢台、桂林等地师范学校和桂林高级中学国文教员。1943年后，先后在桂林师院、保定师专、北京师大、辅仁大学任教。1952年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专任“中学语文教材教法”课程的教学。叶氏在40年代初，任教于桂林师院时，曾编写出版过一部《初中精读文选》。同时，在《国文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42）上发表《对中学新生谈国文学习》，针对中学新生的实际，讲述了“中学国文科的目标”、“学习的内容”（精读、略读、作文、文章法则、口语练习等）、“在学习上应该注意的地方”等有关中学国文科的若干重要问题，似乎是一部具体而微的中学国文学习法指南。1953年，配合前苏联专家普希金教授的学术活动，指导实习生进行“红领巾教学”改革试验，发表《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的专论，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叶氏的主要论著有：《论语文教学改革》、《说明文通论》、《说明文教学问题研究》、《议论文读写基本能力培养》、《实用文》等。主编有：《中学语文教学通论》（一册）、《语文基本知识丛书》（九册）、《语文基本能力培养丛书》（九册）等。 　　叶氏任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期间，主讲中学语文教材教法多年。在改革开放后，语文教育向科学化目标迈进的历程中，叶氏首先关注的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他主张：（1）定向研究。他认为中学语文课是一门具有工具性、思想性、、实践性等多种性质的综合性学科。语文教学客观存在的综合性特点，要求人们多侧面地对它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考察和研究，以建立语文教学研究的整体观念。（2）定量研究。他认为语文教学的整体，主要是由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语文基础知识教学三大部分组成；而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定量分析问题。把这三大部分的定量问题分析出来，并整理清楚，既划定范围，又确定内容，对学生学习一定十分有利。（3）编序研究。他认为在定向、定量的研究基础上，从教学需要出发，必须科学合理地解决内容的编排序列问题。这种“科学化”的设想，对培养中学语文师资十分重要。在这一点上，叶氏的见解也是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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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2 00:14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陈鹤琴（1892－－1982） 　　现代著名儿童教育家。浙江上虞人。7岁接受启蒙。1914年公费赴美留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攻读心理学博士期间应聘回国任教。1923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我国第一所实验幼儿园，并兼任园长。1929年发起成立中华儿童教育社，当选为主席，以后又在江西、上海创办过幼儿教育学校和机构。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长等职，1949年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他从研究儿童心理入手，并以自己的子女为对象进行过三年的观察实验，记录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归纳出101条教育总结。 　　他曾针对当时教育界“教死书”、“读死书”的状况，提出“活教育”主张，确立三大目标：（1）“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2）“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3）“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他还提出“活教育”的17条教学原则。他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由专科部、师范部、小学部、幼稚部、婴儿园五部分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幼儿师范教育体系，开创了我国儿童教育事业。他认为，幼儿教育是一门教育科学，是基础教育的基础。通过全面系统的切实地科学实验，做好幼儿教育的研究工作，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幼儿教育的客观规律，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十分密切。解放后，担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教育论著近400万字，主要有：《儿童研究纲要》、《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活教育理论与实践》、《我的半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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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2 00:15
　影响中国２０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斯霞（1910－2004 ）
　　当代初等教育女专家。曾名碧霄，浙江诸暨人。7岁上小学，12岁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在绍兴第五中学附小、嘉兴县集贤小学、肖山湘湖师范、南京东区实验小学、中央大学实验小学、南京师院附属小学等任职。解放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小学特级教师，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曾任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
　　她对小学低年级的字、词教学进行过系统的实践和总结，提出了“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的教学方法。新学制试验中，主张通过生动活泼的授课，提高教学效果，来增加教学内容和识字量，反对延长教学时间，主张教师必须要有丰富的知识，尽可能的去满足学生多方面需要，帮助他们打开知识闸门，点燃智慧火花。主要著作有：《迅速培养小学一年级学生读写能力的经验》、《斯霞教育经验选编》、《我的教学生涯》、《斯霞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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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2 00:15
影响中国２０世纪教育的大家　　陶行知（１８９１－１９４６）
        陶行知，安徽歙县黄潭源村人，1891年10月18日生，一家躬耕自食，家境清寒。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但因生活贫困无力入私塾读书，6 岁时蒙馆塾师方庶咸秀才视其资质聪颖，为其免费开蒙。8岁到万安镇经馆伴读，11岁又回到黄潭源自学，有时也帮父母参加田间劳动。15岁进入歙县教会学校——崇一堂学校读书。因陶母在本校帮佣，英人校长唐进贤喜欢勤劳聪明的陶行知，准其免费读书。17岁崇一堂毕业后独自远离家乡，考取了杭州广济医学堂，因不满该校歧视非教徒学生，入学三天后便愤而退学。18岁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后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就读，是该校的首届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担任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版主编。四年后，陶行知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毕业典礼上，他以优异毕业生的资格，宣读了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论文表露出了他最初的教育救国的思想。
　　1914年（23岁）陶行知在大学校长包文先生的鼓励和亲友的赞助下赴美留学，考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市政。第二年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但他没有在伊利诺斯大学读完，便于1915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原因是，他深信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且他认为第一流的哥伦比亚大学是他攻读教育的最好的学校。他决心将来为祖国教育的改革、发展奉献终身。他认识到“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满意。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重要之手续。”1917年 在哥大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毕业回国，他说“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为我们遗留下的宝贵财富有三：一是伟大的学说和理论，二是伟大的实践和经验，三是伟大的人格和精神。我们重点介绍他的学说和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活教育理论。他的创造教育思想、科学教育思想、幼儿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师范教育思想、终身教育思想，都是植根于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的核心，“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的场所，“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的方法。（一）生活即教育． 对生活即教育，陶行知有一句很有概括性的话，就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即教育”的含义有三：一是生活有对人的教育作用，二是教育又促进生活的变化，三是教育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生活教育的效能：一方面“过什么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只要把自己放在社会的生活里，即社会磁力线里转动，便能通过教育的电流，射出光，放出热，发出力。另一方面，“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只有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在生活中进行教育，才能发出力量而成真正教育。教育与生活的关系：1、生活决定教育；2、教育改造生活。教育改造生活，要从培养人开始；教育改造生活是改造自然，实现富国理想；教育界改造生活最重要的是改造社会生活。（二）社会即学校．它是要求“以社会为学校”，用陶行知的话说就是“把整个社会或乡村当作学校。”它的含义：1、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2、学校不得关起门来办学，必须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3、运用社会力量，由群众办自己所需要的学校；4、从培养目标说是培养有“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的具有“生活力”和“创造力”能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普通劳动者；5、从教育内容说，他要以社会为课堂，使学校的教育内容更丰富。（三）教学做合一．  1、“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也是其教学论，它是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改革。    2、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是一件事的三个方面。”    3、“教学做合一”，中心是个“做”字，什么是“做”呢？它的特征：1、行动，2、思想，3、新价值的产生。陶行知给“做”下过一个广义的定义：“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寻求出路。”他说：“是活人必定做。活一天，做一天，活到老，做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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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2 00:16
影响中国２０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霍懋征（１９２１－－）
　　1921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教师之家。194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任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工作（即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担任语文、数学教学兼班主任工作。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1956年被评为全国首批特级教师。之后，多次荣获北京市模范教师，北京市“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多种荣誉誉称号，并先后担任北京市妇联副主任、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务。曾当选为民进中央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被评为中国现代百名教育家之一。
　　从五十年代起，霍懋征在语文、数学教学中创立了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讲读法“，以“讲“为主，以“读“为辅，善于抓住教学规律的重点、难点部分，从学生实际、教材实际出发逐步进行引导，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风是听过霍懋征讲课的领导和同志武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的教育界的老前辈在称誉霍老师的教学时说：“懋征的教学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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