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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民国乡村小学校长的工作日记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0-26 08:13
标题: 民国乡村小学校长的工作日记
民国乡村小学校长的工作日记
作者:邢天宇 来源: 《看历史》2013年9期


  

  民国20年,西历1931年,对年近而立的刘百川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改变之年,他正襟危坐,手上的委任状墨迹未干。不久前,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市)政府决定,命其接管县立师范附小(以下简称“附小”),在全县的历史上,这一举措可谓实属罕见。

  升迁之际,刘百川的心情不只是激动。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就在几年前,他还在反复断言:“假使我做校长,一定能胜任愉快。”但越思忖,他越感觉责任重大,而昔日的雄心壮志,此时全部化成了自惭形秽,正如在日记中描述的那样:“到了今天,我的勇气,因为畏惧、忧虑、惶恐,骤然地减退,几乎减到零度了。”

  附小之困

  刘校长的忧虑并非毫无依据,他揽下的是一项棘手的工作。东海位于苏北,地广民穷,附小虽惨淡经营,但工作依旧难有起色,更尴尬的是,他几乎没有经验——内功不足加上条件所限,使工作难度之大前所未有。

  最初几天的走访便印证了他的猜测,日记的开篇几页,多数是围绕着缺憾展开的,比如设施方面的不足,就几乎占满了7月6日的内容:

  (一)校工室内的光线太黑暗,空气太潮湿,对于校工的健康很有妨碍……

  (四)大会堂容积太小,光线太暗,不甚合宜……

  (五)儿童用图书馆在楼上,儿童上下很不便利……

  (十二)教师参考图书、教物及一起标本很多,这是教学上一大帮助。惟细查多霉烂之处,想已久不应用,并未洗刷暴晒。

  (十三)教室均系新式楼房,容量均合度,惟二面窗户均太近黑板,每级学生太多,有人桌位靠近黑板,这都是造成近视眼的最大原因。教室设备嫌太杂乱,没有组织……

  这些被逐个罗列起来,共有17条,至于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个别教师的品行难以胜任:“教社会的徐先生,到了做笔记的时候,便把教科书上的表解或问题,一起写在黑板上,叫他们(学生)依样画葫芦地抄下来,有的字不认得,有的句子看不懂,他也不管。”

  30年代初,正是民生多艰的时期。既然工资捉襟见肘,又无升迁之希望,怠惰便在教员心中暗自萌生。与徐先生类似的情况,从友人辛祚义的信中,也可略见一斑:“我觉得现在一般小学教师,职业的兴趣太差,平常对于上课,处理成绩,都是敷衍了事,到课完的时候,便各走各的路,有谁去指导儿童活动?更有谁去努力研究教育……至于教师闲着做什么事呢?茶馆吃茶,酒店吃酒,到同事的家里去叉麻雀,常常有之,甚至叉了一夜的麻雀,明天请假睡觉,这是如何可叹的事!”

  平心而论,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只要重视便可解决,而最大的挑战,恰来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私塾依旧盛行,这种逆流背后,实际是对新式教育的不信任。虽然科举不存,但在苏北,其内容和方法,却几十年来因袭如故,学校无法服务于社会,甚至和公众产生隔阂:“家庭里对于学校第一件事不满意的,便是在学校里学的,没有什么大用处;尽管笔算考了一个甲等,但是到了家里,甚至不会算五斗米或半斤油的价钱;小字尽管把《灵飞经》写得很好,但日常用的字,常会写不出来;尽管会做记事文、议论文,但是不能写一封很通顺的书信。这都是学校太注意形式的训练了。”相较之下,私塾虽然简陋,但传授的却是珠算、书信写作等实用技能,毋庸置疑,这与众多家长的意图不谋而合。

  制度之变

  要想赢得支持,必先改变局面,而刘百川的革新,又并非以横冲直撞开始。他不断记录着所见所想,有时是三言两语的片段,有时竟洋洋洒洒达数百言,作为斟酌酝酿的成果,7月11日,校务纲要雏形已具,它将作为原则,提纲挈领地指引附小的活动,其中,“发展儿童个性、适应社会需要”,更是被列为首要的原则:

  “校务进行……最重要的原则有六:

  (1)发展儿童个性:一切教育设施,都要以儿童为本位,创造环境以满足儿童的生活,并利导儿童的心理、生理的发展。

  (2)适应社会需要:调查社会状况,地方职业种类、家庭生活情形、毕业生出路等,作为设施教育的标准。

  (3)注意经济效率:凡所设施均须注意教育效能的增进,从学理方面谋求经济的法则。

  (4)应用科学方法:一切事业的进行,均须用科学的方法来考核结果;事前尤要有精确的计划和步骤。

  (5)形式、精神兼顾:一面谋形式的改善,一面谋精神的充实。务使表里一致,以免畸形地发展。

  (6)注意分工合作:校务采分章制度,各事设有专责,以免互相推诿或互相冲突的流弊。如有须改进的地方,先公开协议。

  校务进行,应特别努力下列几件事:

  (1)罗致优长的人才:根据为事择人的原则,罗致有兴味经验的各项人才。

  (2)改良环境及设备:凡设备方面有不合宜的地方,应次第加以改良,一方面要求合于卫生,一方面要适应儿童的需要。

  (3)要尽力提倡教师进修,如组织研究各种研究会、读书会、参观团及出版刊物等,都是提倡进修的好方法。

  (4)注意儿童的研究:儿童是教育的对象,所以儿童的研究,实为目前重要之工作。关于儿童心理、生理发展之程序,学习心理方面的各项问题,都要加以切实的研究,作为改进教育的措施。”

  即使是今天,这份颇具科学色彩的文件也令人眼前一亮。刘百川将其归功于母校——省立第八师范学校的培育,正是这所学校,在诸多领域开了地区之先河。《灌云县教育志》写道:“1914年秋(民国三年),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在灌云创建。校址在县城板浦陶公祠及崇庆院内……管理极严……教员皆聘请学界水平较高者充任”,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传授国文、算术等基础科目的同时,学校还教授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和小学行政,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因此被传到了落后的东海县城。

  校务纲要大功告成之际,刘百川的精力转向财务,这项工作的直接目的,便是为科学管理打下基础。动手之时,他骤然注意到,这又是一场同积习的较量。

  预算制度清末引入中国,明面为各界所恪守,实际执行情况却并不乐观。地方政府的预算几近虚设,至于学校,诚如日记中所言:“校长的钱袋,便是会计处。”资金短缺是不争的事实,利用管理疏漏损公肥私者亦不乏其人,种种积弊陈陈相因,形成了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例如一般小学,纵然账面看似完备,但经费早已积欠,有的学校,拖欠工资竟至一年。附小虽不至此,但亦可称得上是勉力维持,日记中有“薪工占百分之八十,行政费和杂费各占百分之十,另列百分之五的预备费”、“凡是预算没有列入的款项,不得动支”等词句,7月底的日记提到,修葺教具时,竟是校长带领教师和工匠亲自上阵。这尴尬的一切,正体现了民国教育蹒跚前行的事实。

  但刘百川的雄心壮志,并未因此消磨殆尽。“我们要下另一个决心,拥护我们的主张。”随着开学临近,完善校务成为新的当务之急。虽然压力重重,但令人惊异的是,在日记中竟没有“疲惫”、“劳累”,取而代之的是“商量”、“不妥”、“有无问题”——即使是细枝末节,刘百川也不免反复斟酌。对下列片段的截取和摘录,或许能反映出这位先驱的用心良苦。

  对教材的选用:“教材内容及形式:要是和普通社会的需要,要适合时代的要求,要适合儿童的心理和胜利,要活动而富有生趣,要多美丽的插图,纸张印刷要合于卫生,版本大小要适宜。教材的排列及其组织:由旧至新,由近至远,由易至难,由具体而抽象,由创作而欣赏,由心理而伦理。”

  课程的安排:“用心精密与筋肉运动细密的功课,时间宜短不宜长;学习困难的功课,宜安排在上午;功课不须用心的可安排在下午;饭前饭后要避免体操和运动;用手与用脑的作业,要相互调剂。”

  教室的布置:“一般学校里的黑板,总是挂得太高,儿童不能使用;挂得不稳,写字时候格格作响。我们这次挂黑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两点,在墙上预先订好横木,挂也不费事,黑板的高度,以儿童能自由书写为度,假定黑板与地板之距离的标准如下:幼稚园及一年级,二十四寸;二、三、四年级,二十六寸;五、六年级,三十寸。”

  育人之道

  显而易见,这样的精心思量,在教师基本面容呆滞、师生基本关系对立的传统学校里,无疑是一个亮点;另一方面,他显然察觉到了“工业化教育”的弊端,即纯粹将知识强加给孩子们,而忽视了道德的培养。作为校务工作的关键,刘百川对“训育”很是在意。所谓“训育”,即对学生品德的训练和培养。训育的制定和实行,实际关系到附小的未来:受其熏陶的学生,终将接受社会的评价,而这正是对附小工作的最好检验。

  因此,该项工作从上任伊始便被列为重中之重。一个月的思忖过后,年轻的校长终于开始着笔:“根据儿童生活教育的原理,搜求需加以训练的事实……根据家庭、学校、社会的实际生活,提出有价值的习惯……分析人生习惯、态度、理想的种类,汇集须训练的事实……长期地记载并统计儿童的行为和习惯,将儿童已有的好习惯和坏习惯编为训练的条文。”

  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非常详尽的训育标准,从“不撒谎”一直延伸到“爱护国家”。根据学龄的不同,它们又分为四个阶段,其中无处不透露出性格塑造上的深谋远虑:“别人问到什么事详细告诉他”“对工人平等看待”“辅助残疾和弱小的人”“遵守合法的裁制”“常做正常的娱乐”“做别人不敢做的好事”“爱护团体的名誉”……至于具体执行,刘百川放弃了铺天盖地的口号和灌输,用制度的力量取而代之,最终,“国民素养”将被融进学校——对于整个附小,这将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

  “指导儿童实践的时候,可由儿童自己反省,可由儿童互相报告和全面,也可由教师讲解条文的意义和实践的方法,让儿童去练习。考察儿童实践的结果,适用下列的方法:(甲)备具记载簿一册,簿内开列训育标准之条文及儿童姓名;(乙)发现有儿童违反训育标准时,即于簿内再记一次,连续发现数次,即记载数次;(丙)一学期终了,发现最少者,性行成绩最好;(丁)依发现次数之多寡,评定各人性行的成绩,分优上中下劣五等,各等级的人数可占全人数百分之若干。”

  至此,万事俱备,但刘百川的心情更加不安,招生即将展开,在基础教育无法普及的大前提下,诸如附小之类的“名校”,对申请者择优选拔,自然成了势在必行的工作。东海附小在民国二十年只计划招八十余名新生,而前来应试的却有375人,供应和需求的缺口如此巨大,以至于“关系”难免暗中萌生,有人在做,便有人在看,这一切如果处理不当,必将召来非议、攻击和指责。

  此刻的附小,掌握着传授知识的权力,而校长刘百川,俨然成了数百名学童的命运主宰,他相信通过制度,积弊将被克服,这一切的前提是秉承两个原则——合理和公正:

  “考试的方法,要力求合理,考一年级儿童,便要演四则算术,二年级儿童,便要举行书面的常识测验。有时故意将题目出得深些,使儿童做不出,这都不是合理的考试。南京某著名小学考幼稚园儿童,在黑板上画一只大象,认得象的便取,然在南京,四五岁的小孩子,能认识的着实不多。

  一般学校里招考新生的方法,不免被别人怀疑,因为与学校先生有关系的儿童,结果都录取了;与学校先生没有关系的儿童,尽管成绩很好,往往不录,因此我们决定招生要请少数与本地没有关系的先生去办理,题目绝对地秘密,成绩不妨公开地发表。这样便可免去社会上人的疑虑,他们也不再请学校先生吃茶吃酒,做无谓的请托了。”

  故者之思

  据刘百川在日记中所言,虽然落榜者稍有怨言,但录取的整体效果,依旧是令人满意的,而新生最令他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一点:越是穷人的子弟,成绩优秀者越往往有之。或许在这些志气昂扬的孩子身上,隐约能看出他当年的影子,而社会的前途,也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显露出一丝进取和朝气蓬勃。开学之后,附小一切进展顺利,然而9月6日,日记已出版的部分却戛然而止,据刘百川的解释,中断的原因仅仅是纸张用尽了。然而事实或许更加严峻,不到两周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使“教育强国”成了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正如赵欲仁先生在《小学最低限度行政标准》中所言:“德有克虏伯,能使本国军械甲于世界,雄视全球;法有巴斯德,能使酿酒造丝等业,特别稳固,国富顿增;美有爱迪生,能使事物日异月新,开辟无数利源。”而在民国教育者的眼中,中国自己的克虏伯、巴斯德、爱迪生,正是将通过逐渐完备的基础教育体系,选拔、培育和脱颖而出,这些有用之才将构成一股力量,将黑暗和腐朽一扫而空,国难当头,或许是赤子之心殷切,刘百川和上级才急于将上述心得整理并付梓。

  在日记的最末,刘百川说明这仅是上册,然而出于种种因素,计划中的续作最终没有问世。在接下来的两年,他全身心地投入校长的工作中,1935年被派往镇江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任实验区主任,在此期间参与组织了“中国教育研究社”。解放后,刘百川担任江苏师范学院教授、教育系主任,1971年去世前,他不顾病重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任重道远》,它的结尾“教学不已,阖棺乃止”后来成了刘百川的墓志。对这位先驱而言,生平的遗憾还有很多,但值得告慰的是,那些理想和信念,却并没有被时光埋没,《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这本貌不惊人的小册子去年又一次再版,这或许就是其价值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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