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地看这份珍贵的口述资料,好像随何先生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
这个历史之路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它千百次地出现在我们各种的历史书里。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军阀互相打,国共也在打,日本人打进来,把中国变成一个杀戮场,八年抗战刚刚结束,中国又成了另一个大战场,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是,那个时候的烽火岂止是连三月,简直是连了几十年。不过,这个烽火岁月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可历史并不仅仅是“大纲”,正像何先生评论西南联大历史书的编纂一样,有时候历史被写得就像“注册组的报告”,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生活,其实在生活世界里,毕竟不仅仅有烽火和杀戮,因此,当我们随着这些亲历历史的长者进入细节,历史便好像变得陌生起来,仿佛另有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
在何先生的往事记忆中,那个时代,不仅有北京从军阀的“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有“一二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有北平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有那个时代中学生“无事乱翻书”的愉快,还有短暂平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尽管他事后想起来,最好的读书日子,只有“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但是,就在这一样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三年和流离颠沛的七年中,毕竟他还有读《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的时候,还有“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的时候,还有自由选修诸如郑天挺、陈福田、沈从文、钱钟书那些风格各异课程的时候。也许,那只是历史的细节,可是正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细节决定一切”一样,看到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反过来,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这份口述历史之所以对我们很重要,还因为有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随着何先生的回忆,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记得前年夏天,父亲谈起他在闽北山区流亡时的暨南大学生活,对于我,好像就陌生一些,因为毕竟他是学国际贸易的,他身边的那一圈人,我大多不熟悉,只是听他谈起何炳松先生,让我对这个《新史学》的翻译者有一些新印象。何兆武先生是历史学家,又远比我父亲的阅历丰富,他的记忆中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有民主人士张奚若、有战国策派雷海宗、历史学家吴晗、有哲学史家冯友兰、逻辑学家金岳霖,有“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有化学家兼教育家曾昭抡,当然,还有他看到的和大多数人印象不同的殷福生(海光),更有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朋友王浩。这些我们文史领域中人耳熟能详的学者,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也为我们重建了何先生求学时代的文化环境,让我们知道何先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成为知识分子的。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他回忆和王浩交往的那一段里与王浩关于“幸福”的讨论,也许,这是理解何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钥匙: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王浩)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该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圣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说,那么宗教的虔诚应该是一种幸福了。我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艾略特的一段话:“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oubt,it is a daily battle.The only end to it,if we live to the end,is holiness. The only escape is 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 leiden,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据说,何先生与王浩之间有过多次讨论,“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那么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论,说明这一观念在何先生心中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2-2 05:50
并不好拿它来截长续短、按图索骥。特别是像何先生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身处万方多难的社会中,成为一个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好像并不如书本上说的那么简单。我以前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看到里面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outsider),认为他需要的是“反对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在中国现实中,这话也许只对一半,因为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那种精神紧张和生存危机中,人们无法不向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富强的国家,他们无法成为“局外人”,也不可能仅仅是“反对”。何先生那一代人,追随着“五四”时代的精神,把民主、自由和科学当作矢志不渝的追求,把国家整体的富强当作永恒的理想,这是超越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基础。
风度与修养:现在还需要绅士吗?
二○○一年,清华大学曾经试图为何先生举办一个八十寿辰庆祝会,邀请了一些人来座谈,我记得有当时还在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先生、近代史所的刘志琴先生、世界史所的于沛先生等等。这些都是何先生的熟人,但是何先生一直婉拒,理由是他不是大人物,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也许,有的人以为这只是做做谦让的姿态,但是那天早上,他的学生彭刚去接他,他却把家门锁上,一人飘然离开。我参加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祝寿会,而这次主角缺席的祝寿会,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现在学术界文化界的风气,不说大家也知道,可是,我见到的何先生,始终谦和而从容,在大家谈兴很高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如果话音稍停,他也会很高兴地说上两句,绝不让大家扫兴。说起来,他的著作和译作等身,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多少都得益于他的翻译和介绍,但他却始终处世很低调。
我常常在想,人怎样才能像何先生那样有修养,“修养”这个词,其实翻过来说就是“文明”。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人们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因为这种规则,人对自我和欲望有所节制,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尊重。但是,仅仅懂规矩是不够的,他又必须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乐趣,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上学记》里面有一段话我很同意,他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我近来越来越感到,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尽管他自己很谦虚地说,他这一代人国学的基础都非常差,没有背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从中学起就读《开明青年丛书》、读冰心的散文和徐志摩的新诗、读顾颉刚和朱光潜、读《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诠》,也看西洋电影和武侠小说,高中时还念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氏乐府本事》)。肚子里面积攒了东方和西方的好多文化知识,他也曾看了《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后,学唱英文歌曲,他回忆那个时候听的古诺的《小夜曲》、舒曼的《梦幻曲》、舒伯特的《小夜曲》和《圣母颂》,觉得“回肠荡气,简直令人销魂……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
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Albert Shils)在《传统》里面曾经说道,“何谓传统?凡是代代相传的事物、信念、形象、行为和制度都是传统,自觉性的高低是次要问题,但必须通过三代(时间的长短不拘),也就是通过两传才能成为传统”。我不知道那种从容、自省和乐观的气质,是不是也需要两三代家庭的熏陶和从小浸染才能够获得,但是这种近乎贵族气质的传统,在现在这个变动不居、关系万千重的社会中,似乎是越来越难以见到了。古代中国经常的改朝换代,近代中国太多的底层革命,使得气度好像成了虚伪,风度可能是无能的别名。非得“幸分一杯羹”才能成为胜者,不顾孤儿寡母才能黄袍加身,“我是流氓我怕谁”才无往不利,“千万别把我当人”倒成了可夸耀的名言。世事对何先生这样的人未必公平,社会对有修养的传统也不见得接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人心中是绝对政治正确的口号,这是很可悲的。席尔斯说,英文字tradition的拉丁语根是traditio,在罗马法中意指一种继承私有财产的方式,但今天英文中的tradition则指一切在传承中能维持不变或重新呈现的东西,但是,不仅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代没法延续,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现代,我总担心,那份从容和宽厚,还能够不受世事的冲击而继承下来吗?
何先生在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时,说到日本轰炸时的梅贻琦和吴晗,“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而这种气度或者风度,需要长期的修炼和熏染,也需要一个人对一切置之度外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