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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文学异象之为什么要驱逐诗人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5-6 22:51
标题: 文学异象之为什么要驱逐诗人
原文地址:文学异象之为什么要驱逐诗人作者:诗人世界
大智若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一种难以切除的凄凉感。我希望能从文献寻找到某种精神慰藉,但是,通过寻找,发现的却是幽灵,一个几千年游荡在世间的幽灵,一个时刻管控并异化人类精神的幽灵。我现在极端怀疑希特勒头脑里有柏拉图的幽灵,这或许是我一己之见,带有偏见和缺乏论证。

                        诗和哲学之争:相煎何太急

     柏拉图对诗人的监督和驱逐,源自古老的诗与哲学的争议,是西方思想史上一桩公案。柏拉图离我们太遥远了,不仅仅柏拉图距今时代遥远,而且不属于一个语言体系,除了被滥觞引用的精神恋外,我们对柏拉图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自古至今一些现象,尤其是文学异象,可以从柏拉图那里找到精神故乡。比如诗与哲学的争议,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在解释驱逐诗人的时候,柏拉图借苏格拉底口吻说,哲学和诗歌的争吵古已有之的。我一直认为,数学、神学和医学是西方哲学三个直接来源,诗歌对于哲学来说,似乎是一个应该鄙视的街头披头士粗俗言辞,不入哲学的智慧之眼,但实际情况是,诗歌和哲学很难脱离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诗歌是哲学隐蔽的来源,尽管这个来源是间接的。不说当今由诗歌进入哲学殿堂的知识分子了,比如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很难和诗歌撇清关系,里尔克的诗学间接促成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思维的转向;尼采的哲学,首先影响的不是哲学家,而是诗人,尼采缺乏哲学论证的警句、格言,会让诗人产生天然的亲切感。尼采的表述方式像一个诗人,而不像一个哲学家。从尼采身上,我们很难把哲学和诗歌泾渭分明皆然分开,这二者融为一体。

     柏拉图对诗人和诗歌采取极端歧视态度,批评荷马所代表的鄙俗文化,通过阅读柏拉图《理想国》,他就是一个诗人,用我们的话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诗人和作品:文学是寂寞惹出来的

     柏拉图极端歧视的诗人,其实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写作一句话一行诗歌作品的诗人是不同的,诗人是泛指,可以理解为讲故事的人,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作家和编剧,相对于柏拉图哲学的理性而言,柏拉图所指的诗是想象文学或虚构文学,用我们现在眼光来看,其范围是很宽泛的,并非是现在分行的诗歌。柏拉图批判的诗人和诗歌可以理解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诗人的范畴包括作家、编剧、诗人、画家、演员、歌星等等从事文艺工作的人,诗歌包括小说、电影、电视、话剧、诗歌、散文、歌曲、舞蹈等等艺术形式。

     柏拉图泛指的诗人并非像现在那样,是文人,是知识分子。柏拉图时代诗人地位很地下,比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荷马可能是一个文盲,文盲和诗人、文盲和作家身份形成强烈反差,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柏拉图时代,文盲诗人和文盲作家存在是可能的。中国先锋作家马原曾经写过著名小说《冈底斯的诱惑》,里面小说中哥哥顿珠是一个高大健壮的汉子,但是顿珠是文盲,顿珠神奇成了说唱艺人,给乡亲们说唱《格萨尔王》,没读过一天书的顿珠能传唱几千万行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简直不可思议。中国古老文学的典范《诗经》亦是如此,《诗经》艰深,并不是说作者水平很高,经过专门修炼,思想深刻,那时没有专门的高等教育机构,自然没有文学硕士博士一类,艰深来自语境的差异,由于当时汉语表达的词汇少,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均如此,所以我们现在读起来觉得博大精深。《诗经》大都是底层劳动人民的俗语作品,并非知识分子经过深思熟虑写作的作品。鲁迅曾经表示过,大致意思是,诗歌是劳动人民田间劳作时候创作出来的。我曾经论证过,小说是人们休息时创作出来的黄段子。总之,文艺的原始来源是很俗的,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背景,文学是寂寞惹出来的。诗歌是为了按摩一下田间劳作的困顿,小说是为了打发休息时的无聊。所以柏拉图时代,诗人、作家、画家、演员等等艺人地位低下,没文化没有什么奇怪的。

                       驱逐诗人的理由:实质是政治影响力之争

    诗人一直遭受哲学的偏见,柏拉图之前,就开始诗与哲学之争,赫拉克利特说,荷马应该被逐出赛会并加以鞭挞,群众是缺乏理智的,因为他们相信民间说唱艺人,把庸人当教师。柏拉图提出诗和哲学之争,把矛头指向荷马,因为柏拉图认为,诗歌不会产生理性和科学,是非理性迷狂的产物,由于诗是想象和虚构的,不能当作历史和科学,并妨碍理性。模仿术是柏拉图指责诗人最主要的理由,他说,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低贱的孩子。柏拉图用神和木匠以及画师造床来批判诗人的模仿艺术,批评绘画死模仿的艺术,远离真实的作品,远离理性,不以健康和理性为目的。

     柏拉图认为诗人一无是处,既不能造床,当然也不能像工匠和铜匠那样造出马嚼子和马缰绳,不能帮助病人恢复健康,更不能指挥战争,治理城邦了。诗人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不幸时被压抑的东西,痛哭流涕寻求发泄,而我们天性最优秀的部分,不能受到理性或应有的教育,放松了对哭诉的监督,他的作品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诗人还在每个人的心灵里建立起一个恶的政治制度,通过制造一个远离真实的影像,扩大无理性的部分,不是男子汉所谓,乃是妇道人家的行为,最大的罪状是腐蚀最优秀人物的心灵。

    但是,像荷马这样的诗人在城邦有很大的影响力,担当教育的功能,这自然会引起柏拉图的恐慌。所以,柏拉图说,抵制诗之魅力的咒语真言,以防止自己坠入众人的那种幼稚的爱中去。我们一定不能认真地把诗歌当作一种有真理的正经事情看待。我们还要警告听众,当心它对心灵制度的不良影响。柏拉图认为,哲学和诗的斗争是重大的,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在柏拉图看来,诗人似乎罪证确凿,罄竹难书。柏拉图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诗人会对所谓治理良好的城邦产生喧哗和骚动。同时,把诗人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

   到底诗人做了什么,引起柏拉图如此苦大仇深地的指责?因为类似荷马这样的诗人在底层有很大的影响力,大众并不是从哲学家、科学家、官方那里获得关于人与世界的启蒙,而是从诗人那里寻求启蒙,诗人对大众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起到实际教化的作用。柏拉图时代,在底层民间有很大影响力的诗人,类似我们现在的公知和意见领袖,由于他们拥有众多的粉丝,传播观点,会对大众起到启蒙的作用,他们的示范作用越大,对官方权威的威胁越大。这里可以发现,柏拉图时代古老的诗歌和哲学之争,表面上两种学科之争,实质是权力之争,政治影响力之争。

                   柏拉图的幽灵:文艺审查和道德清洗

   文艺的原型,永远都是一个乌托邦,因为从古至今,从国内到国外,都对文艺的原型进行政治筛选,不是某一个特殊时代、特殊社会形态的技术。柏拉图鼓吹过文艺审查和道德清洗。柏拉图的城邦净化说,就是通过政治清洗,对文艺进行审查和道德清洗,挑选和培养出所谓的好公民。柏拉图的城邦净化,主要是彻底清洗和净化城邦,消除文艺在城邦的消极影响。用审查制度选用文艺作品,用政治权术清洗政敌,铲除异议,用立法程序挑选好公民。

   在柏拉图的理念里,哀怨和悲伤的文艺作品,包括音乐里的靡丽之音,都是被清洗的对象。对诗人进行监督,一旦发现文艺作品里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不肯服从改造,就把诗人清洗掉,不让诗人在城邦中存活,否则城邦的公民就会从小接受不良影响,不知不觉铸成大错。首先对故事的作者进行审查,接受他们编得好的故事,拒绝坏的故事。

   这是铲除政治异议的一种手段,对于不同意见者,不管是否有用,是敌是友,都一个不留加以铲除。柏拉图的文艺审查和道德清洗,源自医学理论,他认为,医生会导致泻出与净化,对身体的外部污垢,可以用洗澡的方法,对身体的内部杂质,用导泻的方法,从而使身体得到健康和净化。

    文艺审查和道德清洗都是政治手段,然而,诗人的“哀怨和悲伤”为什么也成为清洗的污垢?他认为,人的灵魂里有一种欲望的力量,要进行对这种欲望进行阻止,拒绝得到这种东西。欲望是贪得无厌,必须受到理智的控制。欲望也成为身体里杂质?欲望也成为污垢?所以,欲望也是文艺审查和道德清洗的对象。

                    柏拉图的失败:荷马永生了

      我怀疑希特勒头脑里有柏拉图的幽灵。希特勒曾经称,为了德国人民的全体利益出发,致力于建立政府控制一切的制度,全面加强对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控制,以追求种族、社会和文化的“纯净”。解散一切政党,用法律规定纳粹党为德国的唯一政党,禁止一切罢工;取消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纳粹党宣传部部长,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戈培尔认为,“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他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希特勒的管控政策不就是柏拉图对诗人的驱逐和监督之说吗?不管怎么说,柏拉图失败了,因为他竭力抵制的诗人荷马流芳百世。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有一个隐蔽的潜规则,文学总是充当革命的急先锋,革命之火总是率先在文学领域燃烧起来,从五四到四五,以及后来的政治运动,文学总是以清醒的先知,责无旁贷的责任感,振臂高呼。实践证明,中国政治运动,如果缺少文学的参与,很难走进深层次历史记忆,政治运动如果缺少作家这样的知识分子广泛参与,大都是党棍、政客以及地痞、流氓的闹剧。难怪梁启超1902年11月在《新小说》创刊时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文学与政治与生俱来捆绑在一起,中国作家一直以来都有厚重的历史感和使命感。在当代,中国作家更沧桑,我一直极少指名道姓批评某个作家,因为我发现,中国作家活得没有尊严,批评作家很不人道。

    中国作家没有尊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经济方面,不是几个娱乐明星式的作家,发财致富了,住着别墅,开着豪车,就能说明中国作家日子过得很滋润。其实这个是一个假象,连一个极著名的实力派作家都说,他其实勉强达到中产阶级,更遑论其他作家了。在中国,完全靠稿费生活的作家日子过得并不滋润,也许养活自己,但能不能养活全家,是要打上问号的,能不能买车买房,过上体面的生活,更要打上问号了。所以,很多冠以作家之名,其实是业余的,也就是说他们有其他固定收入,写作收入不是主要收入的。收入不能完全代表作家的地位,但是谈论尊严,把钞票忽略是很不人道的;

    第二,作家几乎不可能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连完整表达自己的机会都没有,作家会有尊严吗?

    中国文学天生有革命的冲动,加之作家总是在没有尊严的状态中生活,他们对革命有心理接近性。事实上,的确有不少作家成为异见活跃者。文明能不能替代愚昧,正义能不能战胜邪恶,现实往往解决不了,这是文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大众对文学的迷恋很大一部分是对现实的失望。所以,文学承担思想启蒙的任务,一些作家在民间的影响力,靠的不是他们的作品,而是粉丝量、名气和批评的勇气。禁止柏拉图意义上的诗人作品流传,作用往往是相反的,像柏拉图一样,对诗人驱逐、监督和屏蔽并不是政治策略中最科学的,实践证明,荷马永生了!

    还作家生活的尊严,也许他们就不会有那么浓烈的革命冲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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