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湾教授的“公民儒学”与社会实践 在21世纪民主宪政的年代,不必再用三纲作为儒学发展的基本结构。如果还是这样带有专制意味地恢复儒学,它也可能带来新的灾难。 “公民儒学”是我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在公民社会年代继续发展的儒学。时代变化了,儒学也要与时俱进。可以简单地把“公民”和“君子”两个概念做对比。儒家强调成为“君子”,而我讲,现代社会必须先成为“公民”然后再谈成为“君子”。什么叫“公民”?从伦理角度讲,最基本的你应该先做到,你想着权利时,应该记着义务,先做好公民,再谈君子修养,才是真君子。在公民社会的年代,“君子”应有新诠释,但公民是最基本的。 台湾有个事情做得不错,就是“统一发票”。买什么东西都要求给发票,起码要有收据,才不能逃税。这是新的公民概念。我捐款一定要收据,并不是计较,而是功德,捐款有了发票,款价就清清楚楚。养成这个习惯,就是“公民意识”。 当代社会培育“公民意识”非常重要 来深圳,我看到有个标语非常好,叫做“有红灯的约束,才有绿灯的自由”,很有“公民意识”。谈“公民儒学”,最重要的就是“公民”放在儒学前面谈。君子儒学强调内在的自我完善,公民也并不是不注重内在自我完善,而是人的自我完善要放在社会场域,放在天地里面。道家说,天地有道,人间就有德了,天地无道,人间就很难有德。社会整个公民意识够了,公民自然而然就会做好。 比如,各位坐在这里,很守秩序,不需要人管理。因为整个场域的设计,你来到这里后就有舒适感。不需要内在自我反省该当如何。 从广州坐火车过来,跟我20年前坐火车的经验完全不一样,国民素质明显提高了。火车上大家彬彬有礼,有人要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旁边人会热心帮忙。这很清楚地印证了一句俗话,叫“习与性成”。国民性可高尚也可低劣,公民意识有个慢慢提升的过程。公民意识提升后,各种制度、各种结构的综合作用下,人也会发生变化。 深圳闯红灯的人很少,我问,闯一次红灯罚多少钱?500元。现在酒醉驾车的也很少有了。为什么?因为必须关起来,很厉害。严法酷刑就好吗?不完全是,法律是限制和约束,但光限制不行。在“法”之前就是“规范”,这个规范叫“礼”,“礼”再往前就是一种法则,叫“义”,“义”再往前有一种真实的关怀叫做“仁”,“仁”再往前就是“德”,“德”就是本性,再往前,就是“道”了。这就叫有道、有德、有仁、有义、有礼、有法。“道”为“根源”,“德”为“本性”、“仁”为“感通”(意即一方的行为感动对方,从而导致相应的反应)、“义”为“法则”、“礼”为“规范”、“法”为“限制”、“刑”就是“强迫”。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年,辛亥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告别了“帝皇专制”,进到了“民主宪政”的年代。毕竟过了100年,我们正朝民主宪政的大路上继续前进,而民主宪政必须要有非常丰厚的公民社会做底子。 不是大多数人决定就叫民主,民主是有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提出理念,经由文化教养的历程,让人们了解到这个理念是什么。把理念拿出来,看大多数老百姓是否同意这个理念。如果没有经过民主文化的教养历程就谈民主,多数决就容易变成民粹。 民主除了服从多数,还要尊重少数。儒学有非常可贵的东西,把它放在公民社会里实践,我认为非常好。在帝皇专制的年代,在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的年代,在一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年代,儒学会隐含一些问题。在21世纪民主宪政的年代,不必再用三纲作为儒学发展的基本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君臣、父子、夫妇就变成没分别了,只是可能重点不在于夫妇有别,而在于夫妇有爱。“五伦”其实是好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不能再提带有专制意味的三纲。如果还是这样带有专制意味地恢复儒学,它也可能带来新的灾难。 有人就问了,现在进到公民社会年代,儒学还有什么好恢复的?儒学很重要的内容是孔老夫子所说的“仁”,它代表人跟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关怀,一种存在的道德真实感。这个最真实的关怀从何处来呢?来自“家庭教养”、来自对父母的孝敬,《孟子》就说“仁者,事亲是也;义者,敬长是也”。从“孝”讲仁,从“悌”讲义。从而可以讲礼、讲信、讲智,仁义礼智信都有了。 发挥公民意识,从小事做起 现在谈仁义、谈孝悌之道,跟以前有什么不同?有。现在做孝子会不会比以前容易一点?容易多了,兄弟姐妹之间的亲爱容易多了。大陆的年轻朋友会跟我说,哪里容易?现在都没有兄弟姐妹了。我们可以把它扩大出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朋友之伦如同兄弟一样。 现在我跟我儿子的关系,一定不会是我跟我父亲以前那种关系。我对我父亲非常敬畏。我跟我父亲有很多话说,但是我不可能在父亲面前跟他接近于平等对话。在新时代,必须重新调整,该怎样倾听子女的声音,子女怎样体谅父母?要重新思考新五伦关系,乃至必须有一个第六伦。台湾李国鼎先生以前提到过第六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之外,还有“群己”关系,主要内涵是: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团体的关系。如果说“五伦”是儒家的传统“等差之爱”,“第六伦”则是“大爱”。 在公共领域,作为参与者,作为公民,该怎么办?这很重要。学术界讨论学问时,你依据公民的良知,依据了解到的知识,可以提出意见公开讨论。这个时代,儒学可以更坦然、明白;更平易、自然;更可以畅所欲言。不必考虑太多上下长幼尊卑,种种复杂的人情人际关系等。公民儒学提倡“公民”的重要性。 面对学术社群,我作为学术公民,该尽的义务是什么?以前,在父权高压、君主专制下,我作为晚辈不好意思说。现在我们鼓励在公民社会底下,你应该说,有礼貌地说。管小事,就可以免生大事。台湾虽然号称公民社会,比以前进步很多,但它还是必须生生不息永远去做。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个公共设施坏掉了,公民意识够,有人就会很快修好。把日常小事管好,大家就慢慢对整个国家、政府有信心。 四年前,我到慈济大学去任教。有一次我没赶上火车,在宜兰候车厅里,天气很热,冷气声音很大,我就发挥我的公民意识,展开行动了。我问站务员:冷气声音怎么那么大?他说久了当然会大,我说久了不一定会大,零件修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噪音了。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我说我是为了你们好,这个故障应该很容易修好,我要反映一下意见,或者是铁路局没有拨经费给你们,还是其他原因?所以我填了一份意见表。写完了,我特别附上一张名片,告诉他,你一定要交给站长,我下个礼拜还会经过这里,还会再来看一看。我不是“立法委员”,但做完这个事很有成就感,第三天我就接到站长电话,他说,“林教授,非常谢谢你!就是螺丝钉没拧紧,找工人弄好了,你下个礼拜来验收一下。”然后真的就安静了。那个声音大家忍受多久了? 我发明了一个提法:“忍受不合理的措施”、“忍受不合理的痛苦”,这违反了作为一个公民应享受的权利。公民也应尽义务,否则在德行上就是“恶”。去停车场,你要发票,管理员跟你说发票器坏了。一定要追问为什么坏了。你不能就此了事,这也是我另外的经验。我对管这些小事分外有兴趣。我管来管去,发觉有些事很麻烦,但提出来一定有用,你给他一点压力对他也是好的。 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官员,当他们的公民意识苏醒时,官员就会慢慢融入到整个公民世界,公民的天地中将展现他的风姿。如果没有公民意识,他可能就会被老旧的官僚压在底层。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说点滴变革没用。“士”就是读书人嘛。士,上面十底下一,士者十一也,就是十分之一。这种人顶多十分之一,但十分之一对了,另外十分之九会跟着动。 修养是修“公德”,不是修脾气 如果人家问我,你这个儒者这样做是不是欠修养啊?我的看法是,修养不是修脾气,是修“公德”。刽子手杀人不眨眼,他脾气好得很,他都是用眼神交流。不要误认为脾气好就是有道德,要看他做的事,与公共事务是否有关系。君子不是不能生气。 我在台湾待过很多学校,碰到过一个不合理的事,而且他还搬出儒家的帽子压我。他说:你是念儒学的,千万不要生气,儒学家都很有修养。我说,我虽非文王但是我知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该怒还是要怒,我就说我感到非常生气,非常生气!我讲了十次非常生气。在电话中,他跟我说,你可别来会场,我说谢谢你提醒,我本来忘了,我现在就到会场。我很坚持,只是现在少了一些鲁莽气。我后来又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愤怒、发愤与奋发》,就是年少的愤怒没有关系,要转“愤怒”为“发愤”,然后由“发愤”变“奋发”。 年少时愤怒没关系,但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别人,要慢慢学习夫子所说的“温、良、恭、俭、让”。“温良恭俭让”并不是不守原则,孔老夫子非常守原则,周游列国,他凭什么?凭理念。孟子也是带着一群人周游列国,凭什么?一样凭着理念。有一个道德的理想王国在他心中浮现出来。现在要做,容易多了。我常常号召中国哲学界的年轻博士生要回溯到经典。当你在网上看到,哪个人胡说八道,你要有网络公民的意识,上网查一下,纠正它一下。 网络上公民意识也要提升 网络公民的公民意识也要提升,这个很重要。 二十多年前,我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有个公共课面对全校学生,讲授哲学概论。台湾很多学校很早就开始有学生评价老师,有次学校通知我,有个学生对我有意见,说我没发讲义。我说发了啊。我发讲义时他没来。那年这个学生成绩不好,就被淘汰掉了。他就上网胡说八道,还好,其他同学发挥了网络公民意识作用,上网说公道话。 网络公民意识非常重要,要不然假消息乱传。最近网上有人说,孔子是韩国人,汉字也是韩国发明的。我有个韩国博士生,他觉得这个消息很荒谬,就上韩国大学的网站去找,没有这个事。 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会出现一些被侵占或被迫害的想法。然后产生族群凝聚感和排他感。会不会有这个可能?这可以检讨。 公民概念不违背儒家原来的家庭概念、人伦概念。儒家人伦概念原是由近及远,从家庭扩散到社会。“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你们考虑过没有,社会也可能变。能不能有一种儒学是:老人之老,以及吾之老;幼人之幼,以及吾之幼?有可能。你在深圳做事,父母亲在北京,你半年才回去一次,你的父母亲谁照顾,如果两老年纪不算太大还可以相依为命,如果再大一点怎么办? 当代儒学实践——台湾志工 儒学人伦是不是可以有另外的方法?台湾很多宗教慈善团体,已经开始儒学实践,就是台湾志工。什么是老人之老以及吾之老?比如在深圳你参加了志工,你可能定期去一户人家嘘寒问暖,去跟某个老人聊天,这个人不是你父母亲,是别人家的老人,你的父母亲在北京,是另外的志工陪他们说话,甚至提供进一步帮助。我认为这是儒学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只要把人的真实跟关怀表现出来,把仁义之道,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德表现出来就是儒学,把人置放在自然天地、血缘亲情、文化教养中,让人的行为得到规范,就是儒学。 当代儒学讲的就是这些,在公民社会有更大的可能性。国学热应该落叶生根,也一定会枝繁叶茂。 儒学不是简单恢复过来就好,或继续大谈三纲,三纲是上下长幼尊卑的绝对隶属关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的伦理不是以礼杀人吗?肯定不可以,而是要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群己有义(公义或公共的正义)。群己的公共正义从哪里来?从公民意识中来,每个人都跟卖主索取发票,他能逃税吗?他不能逃税,该缴的税都缴了,你帮他做了功德,你也为自己做了功德,这是新的功德概念。 功德箱的捐款要共同签名才能打开 台湾人的公民意识现在已经发展得非常好。我到台湾去看妈祖庙,过去要功德就是捐钱,这些钱最后都到哪里去了?现在在台湾,凡是很大的寺庙,人家把钱放进功德箱,多半已经形成了另外一种管理系统。比如打开这个功德箱得有三把钥匙,由三个不同渠道的人掌握,当他们共同打开后,经过计算要签名盖章,这就是公民意识的表现。 不要不好意思,必须清清楚楚,这很重要。二十多年来,台湾很可贵的社会实践之一就是培育了这些做法。台北市各个捷运站(地铁站)常常非常拥挤,但大家乘坐电梯时,手扶梯左边一定会让出来,赶时间的人可以一直往前走,没人敢插队,这就是公民意识。 光物质条件还不够,公民意识很重要,单位里有些地方不干净,有没有要求工友打扫干净?在学校里看到教室不干净,我们会要求学生帮忙处理干净。学生的基本教养一定要好,基本的礼仪礼貌要有,有“礼”的规范才有“义”的法则,才有“仁”的感动,才有“德”这个本性,才有“道”这个根源,“道、德、仁、义、礼”才能够守得住,这样才能成为守法的公民,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公民”跟“人伦”是两个综合体 公民意识需要实践,而把儒学放到这个场域来说,就是公民儒学,现在实行公民儒学比以前容易多了。 比如《论语》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意思是说,侍奉父母,他们若有过失,要婉言劝告。话说清楚了,却没有被接纳,仍然尊敬他们,不要违逆对抗,继续操劳而不怨恨。现在变化很大,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平等多了,我的儿子只要是温和地告诉我,“爸爸,我觉得抽烟还是比较不好的”,我在家里就很少抽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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