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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第一线批判性思维专题研修营(第1期)--【管季超工作室】友情转帖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5-1-12 11:46
标题: 第一线批判性思维专题研修营(第1期)--【管季超工作室】友情转帖
第一线批判性思维专题研修营(第1期
            

                             
--【管季超工作室】友情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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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次批判性思维专题研修开营啦!



来吧!来吧!
让批判性思维的火花在课堂上迸溅!
来吧!来吧!
让批判性思维的火把在教育的夜空点燃!
全国首次批判性思维专题研修
开营啦!








第一线
批判性思维专题研修营(第1期)
主办:《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成都问对教育顾问有限公司
承办:成都市草堂小学
研修时间:201528日—12日(27 日报到)
课程大纲

主题一:
我们不培养头脑空空唯唯诺诺的“群众”——什么是批判性思维?

主题二: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批判性思维与文本解读

主题三:
引蛇出洞、一路追魂、左右互搏、弹指神通——批判性思维与课堂对话

主题四: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清你的课——批判性思维与教学设计

主题五:
批判性思维实战演练

研修形式:
主题讲座、案例研讨、唇枪舌剑、角色扮演、现场还原、多元考核

主讲教师

魏勇
著名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十一学校枣林村书院院长,2014中国年度新锐教师。视野广阔、思维缜密且极具穿透力。网名刘支书助理,有多篇名文在各大教育论坛流传。著有《用思想点燃课堂》。
范美忠
都江堰光亚学校高中文科教师兼成都华德福学校高中历史教师。在某个特别的时刻用极具批判性的身体语言演绎了一个“批判性”的神话。知识底盘厚实,逻辑力量强劲,著有《民间野草》。
学术主持
王艳芬
《读写月报 新教育》杂志编辑部主任。主持《杜郎口中学的课不是好课》等多个重要专题的策划制作。
学术顾问

李玉龙
国内著名教育媒体人,《读写月报 新教育》杂志主编。第一线卓越教师黄埔军校创办人
第一线卓越校长黄埔军校创办人。在课堂教学、教育写作、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文化建设等领域均有原创性突破与构建。
学员准备:

1.建议阅读《罗伯特议事规则》《笨蛋!重要的是逻辑》《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等相关书籍。
2.请准备一到两个有意思的教育教学案例(如能成文最好),以供现场分享评点。优秀案例将刊发在《读写月报 新教育》杂志。
费用:1800/人(不含食宿费,食宿请自理)
人数:限额招生100





报名须知:

请在130日前将姓名、性别、单位、职务、手机、QQ等报名信息发送至信箱:diyixian_yx@163.com
咨询电话:18980032123(编辑部)  13881768917(许老师)
因名额有限,为确保学位,请提前将研修费用汇至以下账号:
开户行:渤海银行成都分行
名:成都问对教育顾问有限公司
号:2000 1407 5200 0130
途:“批判性思维专题研修营”研修会务费。
个人汇款请汇:
名:李玉龙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市第八支行
号:6227 0038 1401 0256 703

特别说明:

汇款后务请来电或短信告知,确认收到款项后在报到时统一开具发票。


报到事项:

2015年27日全天在成都市草堂小学报到(成都市浣花南路180号),晚上6点以后到达的老师可以在8日上午9点正式开课前报到。

周边住宿参考:

1.成都博今酒店(成都市青华路牧电巷2号,距草堂小学约500米)
电话:028-82828066
2. 成都新通惠酒店 (成都市青华路15号,距草堂小学约500米)
电话:028-87396001
3. 成都浣花启明宾馆(成都市青羊区浣花北路1号,距草堂小学约700米)
电话:028-87499999
4.草堂明月酒店(成都市青华路35号,杜甫草堂北大门旁,距草堂小学约800米)
电话:028-65023333
学员可自行选择酒店,网上或者电话预订。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5-1-16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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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5-1-17 22:44
质疑北京十一学校模式
  

源自:http://payx.cn/Article5/czyw4/2014/04/18/1005.html



《教师博览》编者按:

北京十一学校在李希贵校长的领导下,教育教学领域多项改革风生水起,受到了教育部及全国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其中,魏忠先生质疑有加,而沈祖芸先生、张国庆老师也反质疑,可谓各抒己见。

今特推出他们的文章,以飨诸友。


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被绑向神坛的李希贵

某杂志约稿,谈一下对北京十一学校的看法,这个经常上中国教育报头条、中国当代十大教育家、北京十一学校校长的人,我还真不知道。查了一下,又吓我一跳,魏书生、杜郎口、黄冈中学和衡水中学还没结束,中国又将诞生一个新式伟大教育家,而他所代表的教育理念,又是那么令人心动:取消班主任、取消班级、缩小班级规模、师生平等,等等。而他的光环又是那么耀眼:中学老师、著述不断(比魏书生一年两本书还差一点哦)、极富天赋和魅力、与学生打成一片。

其实,李希贵教育改革的实质就是放弃苏式教肓,回到杜威的美式课堂,而我们这些年来如此多的教育家涌现,问题恰恰在于“现实太精彩了”。说句实心话,教育不需要创新,需要常识和良知,改革的包括李希贵的改革每一步都是艰难的,值得称颂的,但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能否推广、是否需要推广、是否需要这样的推广。

有几个数据需要读者帮我核实:该校师生比,教育经费,教师收入,课时量同比,在我没有得到以上数据的情况下,不便发表评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十一学校的教改是否具有普遍价值只不过比较认同郑州一位校长的说法:在应试环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作秀。

一下是花了一个小时进行的初步调查:

1.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后,学校网站内容进行变更,变更前的学校网站上显示学校有107个教学班,而中国教育报写学校有1430个教学班,网站的介绍到2012年,有李校长照片,也就是在2年内,学校的班级扩大了14倍,请问是造假还是建筑面积高校应用,还是有其它经费;而学校网站内容升级后,突然变成
学校占地234亩,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现有4000余名学生,形成1430个教学班。

2. 北京市2005年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完中24到36个班,学生规模1440人,而十一学校140个班,4600学生,班级规模超3倍,学生人数超3倍;

3. 按照北京市的标准,建筑面积人均学生核算6.7平方米,而十一学校建筑面积人均32平方(按照十一中网上资料推算)

4. 按照北京市的标准,36个班50亩标准,140亩校园面积完中面积应该为200亩,实际为234亩,这是唯一不超标的,原因你懂的;

5. 按照北京市标准,4100学生拥有的教室数量为132间,而仅十一学校就建立了学科教室271间,超出一倍,仅仅是学科教室;

6. 从最新新网站介绍上看,这个学校现有特级教师 28人,高级教师175人,来自北大、清华、中科院、耶鲁等名校的中方博士60人,市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104人,来自牛津、剑桥、耶鲁、哥伦比亚等世界名校的69名外籍教师。师资是什么水平呢?这么多博士硕士和海外教师,你懂的,这是一个沙漠军工大院开展两弹一星开发的态势!

7. 2010年,学校的宣传资料为教师总数为149人, 4年不到,仅从网站资料,学校硕士以上的教师总数就达232人,李校长的教学改革,是大幅度增加教师数量的吧?可以推广吗?

8. 李希贵,当代十大教育家,谁封的?谁炒作的?《当代教育家》杂志,当代教育家杂志主编何人?十一中分校校长李振村,李振村干了什么事?1999年捧红了高密一中的校长李希贵,2012年请来雷夫与李希贵两位“满含热泪的教育家”高峰论坛,论坛的结果是什么?出书,出书的书卖到哪里了?问问李希贵,你懂的。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自从2012年李振村办了《当代教育家》并任总编后,中国突然就有了当代教育家,各种评选、媒体造市、教育部门配合、教育学会会长力挺、李希贵发表文章说:“中国可以有教育家”。资本、媒体、校长、政客、记者、出版集团结盟,吆喝着改革,装着西方正常的教育常识,打着改革的外衣,请问,学生排名第几?韩寒的事儿和《萌芽》的事儿还没结束,新一批的校长又在出发。

庄子说,圣人不死 大盗不止,李校长,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你千万不能啊!

以上均是在1个小时内在公开资料大数据的资料,如有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

1. 雷夫来华访谈花絮

2. 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规范2005

3. 北京市十一学校官网(写文章之前的两个内容版本)

4. 中国教育报

5. 百度李振村


二、李希贵的改革实质是“全盘西化”


2005年,李希贵在山东潍坊教育局担任局长的时候,就曾经访美,在他写的文章中,对美国的作业赞叹不止,而后的多年,李希贵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访学期间,写了李《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李希贵从高密四中、高密一中,一直到高密教委、潍坊教育局、教育部基础教育评估中心、十一学校的前期和后期的历史,就会发现,李希贵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是和他能够接受的美国教育信息和美国教育实践密切相关的。最早的高密四中,李希贵的实践仅仅停留在双向选择的管理思路,到了高密一中,李希贵进行了另外一种实践,那就是教师分级管理。这个时期的李希贵,如果没有后来的新闻推手李振村,会沿着经典的有作为的校长之路走下去的。

直到李希贵担任高密教育局长,高密成为课程改革的实验田,全国各地形成高密一中热,这个时候,李希贵的改革还基本上停留在课程改革方面。在此以后的一些年,李希贵开始研究教育改革,而美国教育是绕不开的一个结。

直到李希贵来到美国,看到了美国的基础教育的作业,才真正启发了李希贵的教育,从此才可以称为“教育改革者”。

李希贵的教育改革真正能做出成效,是来到北京学校以后的事情了。从2007年到2011年,李希贵还基本停留在传统课堂领域,因为这个时候的北京十一学校网站上,还只有149个教师和104个教师,与目前宣传的1400个课程、270门课程相差甚远。李希贵选择的这个学校或者说北京市11中选择李希贵是双方的幸运。从北京十一学校的背景看,具有非常浓厚的官方和曾经的军方背景,又有国有民办的规则优势,在地理位置、传统优势和软硬件设施来看,是非常好的,但又不是最好的,如果最好,李希贵的改革就不好进行了。

一切改变也许发生在李希贵考察美国36天以后。李希贵所考察的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恰恰是美国最好的教育学院,又恰恰是杜威教育结成正果的地方。1904年杜威与时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创校校长哈伯闹掰之后,赋闲在家,自己的太太的杜威学校也没有了实验的场所。有趣的是,杜威当初与哈伯校长的最大分歧来自于哈伯校长以为杜威会被哥伦比亚大学挖走。

杜威对于美国的教育的影响是开创性的,今天的美国从儿童教育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社区学院,几乎不可能排除杜威思想的存在(杜威在1919年前后来过中国很长时间,支持他的几个学生:胡适、陶行知等)。

李希贵所受到的美国教育思想的影响和美式课堂的影响是巨大的,从那以后,北京十一学校也变了一个样子。今天被媒体所宣传的:小班制、实验室进课堂、走班制、选课制、学生为主体、重视教师、师生平等等等,几乎是美国基础教育的翻版,在对于李希贵教育改革的吹捧文章中总是说美国校长说美国也不敢进行的改革李希贵做到了,具体是哪样呢?是美国人的表达?还是翻译出的问题?至少我在汗牛充栋的11中的教学改革中所看到的所有举措,都是我自己女儿在美国高中读书每天都能见到的。

从网站的新闻来看,至少2011年学校成立了北美教育管理中心,在北京十一学校的网站上每年各有10多次接待外国学校的新闻,到了2013年以雷夫来访为高潮,接待量达到15次,除了零星几个加拿大代表团澳大利亚、香港、澳门、丹麦、法国、新加坡外,基本都是美国的学校。

李希贵的教育改革措施几乎是照搬美国课堂,也许可贵就可贵在他在中国把这件事情做成了,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反思李希贵正在走向的神坛,并不是否认李希贵的改革和他所做的事情,而是通过这样一个走向神坛的过程,看我们中国国民性中对于教育不利之处。

李希贵更难能可贵之处更在于,他的所有改革举措的背后,反映出来的,都是美国和全世界教育中的“普世价值”。李希贵在《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中,所体会出来的尊重、规则、制度、平等、关爱、理解、自立、独立、自由、诚实、公平、公正、宽容、回报、感恩、公民精神等,不正是我们很多无良媒体天天批评的“普世价值吗?”李希贵再北京11中所做的尝试,也都体现这些精神,可贵的是,他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找到了体现这些全人类共识的“中国出路”。

李希贵的教育思想和做法,也丝毫没有超出杜威的教育思想范畴。尊重学生、教育体现社会、课程、教育目的等,李希贵所采用的几乎就是杜威课堂的翻版。而杜威培养的学生、杜威本人的思想传播到中国,已经100年了,李希贵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是因为我们的“现实太精彩了”,以至于100年前的东西只要在中国当今做出来,就是创新,国外常识性的东西被教育记者当作“前无古人的创新成就”。

还有一点其实是一般为媒体所忽略的,那就是班主任、班长、班干部、辅导员、团委这些中国特色的占据巨大教育资源浪费的领域,李希贵也尝试进行改革,目前的资料看来,至少班主任和班干部等基本无法存在了,这些教育的进步很难说是创举,然而这些国际教育的常识的回归,确实对于中国教育意义重大。

李希贵如何做到的也许更值得讨论,然而李希贵的“全盘西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当代10大著名教育家”,也是中国教育“太精彩了”,在全世界教育领域几乎倒数的中国,居然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伟大教育家和样板戏:魏书生、李希贵、黄冈中学、衡水中学、杜郎口中学等等,他们演讲的次数比教学多、出书的个数比改作业多、接待参观学习的次数比接待家长多!

事实上,一个总是诞生圣人的地方,就一定有灾难的民族,一个总是诞生教育家的地方,就一定有愚昧,李希贵的文章写到第二篇,我突生一个想法,中国教育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中国足球的问题在足协、中国科技的问题在科技部, 中国教育的问题是不是不应该存在教育部呢?如果全盘西化,为什么不学美国,还要那么强大的教育部干嘛?

教育部是不是中国教育的最大阻碍力量?

教育领域到底要不要“全盘西化?”

我确信,如果有那一天,中国的教育家将全部不存在,或者,我们都是教育家。

可是,非常多喜欢李希贵、寄希望与李希贵、不希望我质疑李希贵的人,抱着一丝希望:李希贵是圣人,能够找到能够推广的中国教育改革之路。然而,李希贵能够名扬中国,走的却是典型的中国教育官僚之路:教育部的任职经历、主流教育媒体的摇旗呐喊、与权势阶层的密切合作,以及与媒体和资本更为密切的关联,造就了不可复制的李希贵和十一学校,然而,全国各地趋之若鹜和教育主管部门大力希望推广的,却是这种不可能学会的“榜样的力量”。

这件事,是中国人最大的问题。


三、何不食肉糜,十一学校可以复制吗?

国内零星的关于李希贵和十一学校的质疑在于,十一学校的模式是否可以复制。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然而,教育部不这样看、中国教育报不这样看、全国络绎不绝的参观团体不这样看,甚至国外的校长也不这样看,这不,某权威媒体甚至拿美国中学校长说事儿:“李校长干出了我们美国校长都不能干的事情!”。

确实如此,要回答十一学校模式能否复制,就要看十一学校的历史。十一学校官网上一点也不避讳:十一中原先是中央军委子弟学校。如果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也能看出来,十一中的学校所在地正是北京军队大院集中的区域。1992年,十一学校改变成为国有民办,这一件事情,其实是中国民办教育的先河。在这之后,中国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一场民办学校运动。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开创国有民办先河的十一学校后,先后在十一学校取经的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关停了这种模式。原因为何呢?讨论挺多的了,再此不一一介绍,而在中国所有的国有民办学校中,十一中既可以享受国有的生源、资源、政府教育支持,又可以享受民营的自主,也算是绝无仅有的,至少从这一点上,不仅全国,全世界包括十一中所联系紧密的美国高中校长,也是望尘莫及的。

美国也有类似的“国有民办”学校,尤其以加州为甚。然而,这些学校都是因为经营不下去或者生源质量太差而成为政府的包袱。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特许学校”诞生了,其核心就是发挥民间资本和社区的力量,政府补贴教育不变的情形下,让特许学校走个性化道路,其中2012年联合国几十个标杆学校中,就有美国的几所这样的学校。然而,让美国同行想不到的是,十一学校几乎是享受了北京最优势的教育资源:生源、经费、场所、教师的情况下,成为一个国有民办学校的,说白了就是马太效应,让优质的教育资源再集中一些优势。

让美国同行同样不能复制的还有十一学校的超级学校的超级规模。美国很少有这样的4600人的超级学校,这里指的是公立学校,而私立学校很少有规模上千的。原因很简单,美国的公立学校是要郡县政府从所属纳税区域的房产税中监管出钱的,是要就近入学的,而教师几乎相当于中国的公务员待遇,试想哪个县和哪个社区的居民能够承受如此大的负担呢?而十一学校则不同,从初中开始就垄断了较好的生源,教育经费由民办经营、公立教育、学生学费、国际学校收入等诸多方面构成,不仅是美国中学无法比拟的,就连上海也很难有这样的学校出现,原因呢,很简单,上海从来没有中央军委子弟学校。

让美国学校无法比拟的还有更离谱的,那就是教师素质:从官网上我们可以看出,十一学校竟然有60名博士、100多名硕士,还有几十名外教。按照中国教育报得说法,十一学校每个班级不超过24个学生,与美国公立学校水平基本持平,然而能有1400个班级,却是美国私立学校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原因为何?美国教育体系分公立和私立,公立学校由房产税出钱,因此,不存在政府补贴公立学校之说,因此公立学校的班级规模要远远高于私立学校的15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也有2000人左右的公立学校,其课外活动(也就是媒体所说的班级数)是不可能那么多的,而私立学校由于是学费支出、规模较小,课外活动就会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性的使用。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十一学校不仅是占了中国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双重光,也是占了美国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双重光,而“四重光”所沾的又体现在哪里呢?

我们经常说,北京人沾了全国人民的光,那是因为北京位于首都、中央财政所在地,人才、资金、税收、投资、进入门槛等多重优势,是外地所不能比拟的,十一学校就是一个典型,但是中国教育报、教育部却无视这种先天的优势,希望把这种无法拓展的“教学经验”拓展到全中国。我们就浅显分析一下这种不可能。

首先,从师资来看,42名博士,占了十一学校的20%以上,特级教师将近30名,平均不到100名学生一名特级教师,也就是说,如果把博士和特级教师加上(当然会有少量重复),30个学生就有一名博士或者特级教师任教。而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也就是北京十一学校的特技教师是2009年北京教育资源相对雄厚的朝阳区的数量,而正是2009年,朝阳区力争用5年时间达到特级教师100名。近几年,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和校长不断来到十一学校学习,大家以为能够得到真经,而我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如果诸位查一下搜索引擎,就会发现北京是引进特级教师最积极的地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希贵是山东高密走出来的优秀教师,山东人为此自豪的同时,是否知道,山东又为北京的教育资源优化贡献了力量?

北京11学校有60名博士、120名硕士,占十一中学的教师百分比因该达到60%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这是一个神一样的数字!如果全国的完中教师全部达到十一学校的水平,那么就要培养博士100万名,硕士250万名,按照10年达到十一学校的水平,就需要无论什么专业、无论什么年龄、无论是否是官员的10年内的博士全部进入初中和高中;而250万名硕士的规模需要全部中国的硕士和专业硕士10年内不允许进入其它行业!这里,还没有包括小学、大学。

我们再看一下一个简单的计算,十一学校人均学生建筑面积达到32平方米,远远超出北京市要求的7平方的水平,我们假设有一半的学校没有达到十一学校神一样的水平,仅仅北京中小学生要达到十一学校的水平,北京100万中小学生有50万去补齐的话,就需要补足建筑面积1250万平方米,按照每平方10000计算建筑和拆迁成本的话,就需要北京市投入1250亿,1250亿什么概念呢?就是北京市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和中国全部军费的1/5。那如果全国都要达到十一学校的水平,按照每平方5000元计算,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多少呢?没有数字,我们假设按照北京的标准推算,那将吃掉中国的全部军费。哈哈,幸好中国当年只有一个中央军委附属十一学校,不然,学校都成军营吧!

所谓的走班制、小班制,美国也走了50年,没有教师、没有校舍,拿什么去建立一种改革?而全国趋之若鹜的考察,难道没有简单算一笔帐:十一学校的钱哪里来的?

教育不公,是一个大话题,聚焦到一个小学校,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四、西行漫记,李希贵们是怎样走向神坛的


但凡造神,要有几个条件:神喜欢、有人造、有人捧、被造的神具备神的起码素质、本人也愿意,从这个角度上,《西游记》中的唐僧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了。

熟悉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唐僧西行是一次毫无风险的“顶层设计”的演出。唐僧原本是如来座下的金蝉子,根正苗红,导师又是观世音菩萨师出名门,神喜欢是无疑的。很多对中国文化没有清醒认识的人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毫无技能的唐僧在西行的道路上能够当领导,那是神指定的。孙悟空本事最大,然而是草根,师父菩提老祖是如来最大的竞争对手;猪八戒是天蓬元帅身份最高,不但动了神一样的女人,最为关键的是不是如来身边的人而是玉帝身边的人;沙和尚最务实,但却是个最不起眼的大将:卷帘大将,说白了,是玉帝的佣工而已;西游记一行地位最低下的是最辛苦和台词最少的白龙马,很多人以为那是王子应该地位最高,其实大家忘记了,神是住在天上的,白龙马只是水中的王子而已。这里面,唯有唐僧,不仅是天上的人,还是如来身边的人,当然要当师父了。

神喜欢、神安排的几个身手不凡的徒弟,下面就要安排一次不同寻常的演出,来造神,而这场演出就是我们俗称的“九九八十一难” 了。在我眼里,神门坏透了,为了这场造神运动所给唐僧造就的九九八十一难,其实唐僧一点风险也没有,但是为了唐僧的造神而不小心放下的天上偷偷跑下来的恶魔,却是实实在在伤害了成千上万个老百姓:被吃的、被杀的、被奸的不计其数,而正当人们痛苦不堪的时候:东土大唐的僧人突然造访,造访的僧人有多大本事人们不知道,然而早就被上天派下来传话的恶魔们传递的歌谣大家都知道:“唐僧肉吃了长生不老”,唐僧干什么的大家不知道,但是唐僧是最具权势的皇帝的御弟大家知道,神制造的灾难,是为了大家信神,而让大家相信的信使,正是唐僧。

为了衬托唐僧的伟大,神门专门给唐僧配备了几个歪瓜裂枣的徒弟,不但长得坏,还人品差:动不动打人和吓唬人的孙猴子、懒惰而色迷迷的猪八戒、毫无特点和本事口齿不清永远只有3句台词的痴呆儿沙和尚。而唐僧,是最具备造神潜质的人了:性格温和、学识丰厚、未婚、不近女色、仁慈、不行贿、坚持原则,关键的一点还有其他人不具备的,那就是帅。

下面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唐僧本人是否愿意当神?这里面有几个小证据。一个是整个西游记里面唐僧台词最多的四个字就是:“修得正果”,毫无疑问是成为神,有人问是否西游记中德唐僧如历史中的唐僧一样对佛法尊敬而正果呢?非也。整个西游记详细记录了唐僧取经的故事,却很少介绍经的内容,唐僧本人也千辛万苦取到的经,也不去看一眼,以至于后来才发现是无字经书。

上面我们啰嗦了一大多唐僧道故事,那么,近些年那些“取经成神的”教育家们,是否符合西游记里面的走向神坛之路呢?

炒作有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团队出了名,而唐僧没出名;第二个层面是唐僧和唐僧团队都出了名;第三个层次那就更高了,不仅唐僧师徒出了名,吴承恩也出了名;我们目前能够想象的最高炒作水准已经出现:那就是不仅前面目标全部实现,吴承恩本人也成为唐僧师徒的一份子,还成为了佛,这是第四层次!

早年的黄冈中学和衡水中学,属于第一层次的炒作。一将功成万古枯,不管衡水和黄冈害了多少学生、助纣了多少应试、造就了贫困县家乡多大的永久性人才真空,黄冈中学和衡水中学这个团队还是名扬天下。普通老白姓很少知道黄冈和衡水的校长是谁,然而黄冈模式和衡水模式却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深重的一笔。

相比起黄冈中学和衡水中学,魏书生是另外一种成功的炒作模式:团队不出名,唐僧出名。作为中国著名教育家的魏书生,几乎每个月都有获奖、著作或者新闻,但是教育圈中的人,也很少知道这个伟大的教育局长和伟大的校长所任职的学校的名字。

杜郎口中学的横空出世,使得走向神坛之路的操盘手的水平到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就是不仅唐僧出名、唐僧的团队出名、甚至吴承恩也名扬天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中学通过一系列的复杂的运作,使得崔其升校长、杜郎口中学,以及一个不知名的中国教师报记者李炳亭,都成为教育界的旗帜:崔其升成为伟大的校长、李炳亭从一个记者成为伟大的教育家、杜郎口学校成为一种杜郎口模式。

有必要指出的是,以往三种炒作,还只是《西游记》的K12水平,那是因为,相比起唐僧的种种出身和人品和和玉皇大帝和如来佛,他们还不够高大上。杜郎口只是一个县级的学校,资金也不能维持持续的造神运动,以至于后来要收门票来维持;中国教师报也只是挂中国而已,远不如中国教育报正根;山东更不是一个可以成为文化副都的省份,这也是就如如今各大中国寺庙的主持和唐僧的差别,最高的高手是要别人主动送钱,而不是自己去收;实在不行了,观音菩萨会送的,唐僧吃相再不好也不至于把大门关起来售门票来要挟信徒的。

从炒作层次来说,横空出现的十一学校的模式,是《西游记》的Web2.0版,那是因为,在Web2.0中,不仅唐僧出了名、孙悟空团队出了名、吴承恩出了名,更重要的是吴承恩自己还成了佛成了神!你们没有看见在这场样板戏中就有一个原本写手的记者就堂而皇之的当上了十一学校附属学校的校长吗?在通过中国教育报和《新教育家》成功炒作后,吴承恩也亲自走向唐僧团队,成为一座新佛。

而在所有成神成佛的实践中,最关键一点就是李希贵要具备唐僧身上所有的要素:神喜欢、品格高尚、有人捧、有徒弟、有信徒、有钱、唐僧自己愿意。

神喜欢。李希贵再高密一中之前如何的历史,在公开资料我们看不到,不过,与媒体的高调相反,李希贵对于自己的出身总是讳莫如深,这点和唐僧不张扬自己的出身一样。我们可以推断,如果是本科毕业,李希贵应该是文革的工农兵学员,如果是大专毕业,李希贵是最难高考的1977届。我们看李希贵的简历就能看到: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评估中心主任,这两个抬头,懂得教育评估在中国重要地位的人就应该明白,在神一样的教育体系里,不亚于金蝉子的地位。光神喜欢是不行的,还要信徒知道神喜欢自己,同样光靠施展一些小技巧来俘获信众,还不够,最好能够让信众能够偶尔见到佛的真面貌。在西游记中,观音甚至如来为了炒作唐僧,就多次显灵,就如教育部的发布会在十一学校亲自召开一样的微妙。在所有李希贵的介绍中,都非常低调地介绍了李希贵2006年曾经短暂得可以忽略的教育部的任职经历,和很多人不太清楚的国家督学的抬头。

品格高尚。从学术之网到李希贵所写的书,我可以明确地说,李希贵的文章都是自己写的,虽然我认为他写的文字和他的教育改革成果相比不值一提,但这是一个务实诚恳诚信的人,很重视自己的品格,基本不存在代写的可能。从媒体的评论来讲:神色严峻,却常常妙语连篇;语速缓慢、行事冷静,却对教育改革热情如火、雷厉风行。这些词汇放到一起,我相信是真实的,下面这几句话,更符合中国人对于圣人的理想标准:“李希贵在教师、校长、局长的三种角色变换中,人生的关键词始终如一:读书、思考、改革。”,这和唐僧在取经途中人生关键词几乎一样:念经、思考、摸佛珠。更加难得的是他还和唐僧一样长有一张英俊的脸。近些年很多杂志把校长放到封面,李希贵虽然出镜率颇高,然而却很低调,非常强调普通教师的作用,这点,连唐僧也自愧不如吧!

有人捧。如果唐僧没有碰到吴承恩,万不可能有今天的知名度。1999年,山东高密一中的校长李希贵碰到了山东一个教育记者李镇村,从此以后,李希贵的人生一再发生转弯,而一再的转弯,也都和这个伴随李希贵一直成长。从改革的校长、到改革的官员、到著名教育家,李振村伴随着于李希贵的不断炒作从记者到主编到校长完成到教育家转变,今天的李镇村不仅是十一中学附属亦庄小学的校长,还是《当代教育家》杂志的主编。跟随着李希贵一样的脚步,一个刚刚成立的小学会汇集10位特级教师,可以预想的将来,李振村也会成为与李希贵一样伟大的教育家,而中国教育家这个称谓,正是出自于李振村的天才创意。

有徒弟。仅仅靠唐僧是去不来经的,取来经,故事也不精彩。那就要有本事的徒弟来帮助。而问题在于,作为著名教育家的唐僧,是没有本事真正培养出来孙悟空的,于是“挖”便成为唐僧作为教育家唯一的途径。十一学校目前拥有44名博士和几乎相当的特级教师,其数量相当于北京其它区县一个区的总和。李希贵如何挖到这些人才的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教育报官媒网有这篇文章写李希贵重视人才,读者可以自己去看,我不想看了,不过我知道北京某区为了挖全国各地的特级教师可谓手段令人咂舌:给户口、给房子、给孩子名校名额、给待遇,一个特级教师数百万是少不了的。李希贵能够聚集几十位特级教师,其高大上的教师公寓大家有目共睹。而相对于其它区县竭泽而渔的方法,李希贵显然棋高一着。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李希贵养那么多博士,博士留在中学是有用的,然而一个学校有44位博士就显得意味深长:大家明白特级教师是靠什么评选的吗?如果不出我所料,这几十名未必教学出色的博士(虽然我也是博士,我认为基础教育靠的是长时间的一线积累而不是博士研究)一定能够靠获奖、出版、文章,拿到大量的特级教师,到那一天,这些特技教师的徒弟们会建立一个庞大的十一学校王国的。

有佛祖和信徒。唐僧成为佛, 是佛祖和观音联手给盈盈众生演了一出恶劣的戏,而中国教育的现状,恰恰又符合期待教育圣人的社会环境。一方面教育不公、演绎到极端的苏式教育毫不改革,一方面,又暗中推送一个品格高尚的取经人进行颇有魄力的改革,在各种媒体上不厌其烦的宣传,人们骂中国教育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唐僧的信仰。唐僧知道,仅仅说自己是御弟派来的、仅仅说自己是一个和尚、仅仅是把人们的不满寄托在自己身上,是没有人信服的。唐僧必须做几件事,来证明自己,就像让孙悟空打死几个妖精一样。李希贵也是这样做的。我们说美国教育好,可是做不到,可李希贵再孙悟空和菩萨的帮助下做到了,大家就会相信:翻转课堂、小班教育、走班制、取消班主任,李希贵都成功地做到了,大家看不到的是,李希贵有孙悟空的帮助,大家能够看到的是,小鬼死了,而忘记了,小鬼是唐僧的托儿们派来的。原本在全世界教育都不存在的伪命题被神一般的李希贵解决了,神不是想要大家相信唐僧,而是让大家更加相信神。为了付出这个代价,信徒们的亲人们,已经被杀了很多了。

按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佛是不存在的,我相信共产党员的李希贵也不相信佛,但是大家都明白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于是2012年,一场巨大的现真容运动在十一中学和李振村的操办下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次他们请来的佛是:雷夫。

有钱。如果读者认为唐僧靠猪八戒化缘能够走到西天,那就大错特错了,同样,如果全国各地络绎不绝参观十一学校的老师认为靠学费和政府正常拨款能够引进如此多的教师和建立超过北京规定标准6倍的校舍,那也是痴人说梦。北京十一学校既能享受公立学校的优势,又能按照民营学校的收费,还能够开分校、国际班,更能够建立4600人的超级学校,这些钱都来自于信徒们的口袋。另外,“御弟的身份”让十一学校得到多少国家的、教育部的、海淀区的、某某部门的资助,我们就不知道了,《西游记》里没有写,你也不用猜,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有一天哪个傻帽也自己去西天取经,一定成不了《西游记》,而可能是《大话西游》。

唐僧自己愿意。唐僧“修得正果后,当了什么佛呢?如果我不提醒,诸位不搜索网络能够信口说出或者见了字能不读错音,我就服了你。告诉你:旃檀公德佛。这个佛的名字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没有因为唐僧有名,唐僧和旃檀公德佛就有人供。即使当个不知名的佛,有证据证明唐僧是愿意当的。唐僧愿意,李希贵愿意走向神坛吗?也有证据表明李希贵是愿意的。前几年,李希贵专门发表文章:“教育家是可望而可即的”,而自己亦庄分校的校长李振村办了一个新的杂志《当代教育家》,与此前后,中国著名16个教育家、中国著名10大教育家横空出世。这一切,都在李希贵身边发生,抄盘手都是孙悟空,你能说博书记不知情?高密走出来的李希贵,也许不能奢望能够成为同样高密走出来的莫言那样的获得诺贝尔奖,但是西天取经的心,是一定有的。

从年龄上讲,我推算已经至少56岁的李希贵不大可能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了,作为到点的十一学校的校长,我相信李希贵也无法抗拒大自然的力量。也许退休后的李希贵会学习魏书生,去某个另外的学校当校长;也许李希贵会学习任志强,成为十一学校集团公司总裁;更可能的是,李希贵和自己以前或者那些伟大的教育家以前一样,每次演讲几万,每出本书有人包销更多的收入会继续进行下去诲人不倦。我想,我们这些小人之心还是多虑了。与很多其它的教育名人不同,李希贵是少有的具备人品、改革精神、西方教育理念和实践力量的教育官僚,我毫不怀疑李希贵的动因,正如我毫不怀疑唐僧的为人一样。从本质上讲,十一学校的模式跟“新课改”改革类似,都是亲美国的教育理念,动力模式却是中国特色的。只不过,一个是集中于学校层面,一个是全国性的。

凡是有神话的地方就可能充满愚昧和欺骗。神话越大,愚昧越强,欺骗越甚。问题在于,为了捧红一个唐僧,就杀戮千万名普通百姓,为了让大家信封神灵,就把地球搞乱,值得吗?一个充满了中国传统精英理想的教育家,又如何去完成美式教育的真正变革?

上天为了拯救人类而演出的一幕幕闹剧,停止吧,你们消停点,没有唐僧,我们活得很快活!


五、集中力量办坏事,谈谈中国的教育家


翻开十一学校的网页,这还是几天前没有更新的网页,里面称学校拥有现有特级教师27人,高级教师145人,博士44人,硕士120人,省级劳模和全国优秀教师13人,全国骨干教师和校培训班成员10人,市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16人,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77人。就在写文章的前后,学校的网页发生更新写到有资料表明,“现有特级教师 28人,高级教师175人,来自北大、清华、中科院、耶鲁等名校的中方博士60人,市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104人,来自牛津、剑桥、耶鲁、哥伦比亚等世界名校的69名外籍教师。”如果不是这次约稿,我还真不知道教师分这么多等级,而教师的最高等级就是特技教师了吧?近几年北京不惜血本从外地引进特级教师,占新任特技教师的50%以上。在北京,外地进京的特技教师就意味着一套一百多平方的房子、全家的北京户口、孩子的北京名校和高额的工资补贴,更重要的是,从此不用那么辛苦地上课了:大家去数一下,各个区县大比例的特级教师集中在了区教研员岗位上。继大学的长江学者后,特级教师成为基础教育领域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有长江学者,就有院士吧?从2009年起,全国各大媒体不断炒作中国著名教育家:最著名的16个教育家、最著名的10个当代教育家等等,有理由相信,教育家就是教育领域的院士。而每次,李希贵都赫然在列,与他同时在列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全国重点中小学的校长!

曾经作为几个国家标准的起草人的经历告诉我,中国的语境是很害人的,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我总是不自觉地先将中国争论的问题翻译成英文,然后再理理思路,在输入教育家这三个字的时候,蹦出来的三个英文词汇,然我一下子明白了原委:educationist; educator; educationalist 。educationist 就是中国人常用的教育家的准确翻译,可惜西方人很少用,educationalist 是教育学家,事实上研究教育学理论的人都可以称为educationalist,我也可以这样自称,没有什么;而用得最多的是educator,即教育专家。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维基百科查世界山著名的教育实践者和理论家,几乎都采用这个词汇educator(教育专家),极少使用educationist(教育家)。美国的杜威、意大利的玛丽亚·蒙台梭利、捷克的扬·阿姆斯·夸美纽斯、德国的赫尔巴特、英国的纽曼,够厉害的吧, 全部采用的是educator(教育专家)。

为什么同样作为学科,科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都能随便称家(ist),而教育就不能随便ist呢?那是因为,在我看来科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是比较容易想出新点子、做出新实践的,而教育领域,确实很难。我们看李希贵的教育实验,很伟大,但是与《音乐之声》的女主角所采用的教育方法相比又有哪些创新呢?再与2000多年的孔子相比,又有哪些创新呢?中国教育不怎么样,花样却翻新的不得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在我看来,教师不需要那么多等级和那么多技巧,更不需要什么特技教师,靠的是两点:一是长期的积累和训练,二是常识和良心。而我们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教研、教育论文,又有什么真正的实质内容呢?如果有,如此60多年的实践,何以让李希贵那三脚猫似的美式课堂冲击得自信心全无呢?事实上,一个学生好不好,一是看学生,二是看教师,人家两个人的事情,和你教育家何关?

然而,正是由于有了教育部这个有形的手,事情变得不再简单。

原本社会认同的教育,自从有了教育部们,经费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变成了教育部门认同。教育部门时间长了必然形成教育官僚,教育官僚管理教育的方式,就必定采用简单的外行管理,外行管理最容易的就是数字化管理,于是高考制度诞生了、教学评估诞生了。再往后,评价教育的指标不再是必要性和效果,而是教育评估和分数,这样的制度设计,最终就会形成教育资源的高度集中,表现形式就是是中国当代的著名教育家集中在高中校长、经费集中在重点示范性学校、状元集中在超级学校、师资集中在首都和省会,最后,就会诞生伟大的教育家和中国式的伟大教育:学生没有创新、教师怨天尤人、局长不可一世,校长功成名就。教育资源最集中的重点高中校长,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最具备权势的人物,人人都有孩子,在资源越来越稀缺的集中模式下,即使官僚也要自保三分,这才出现非常奇特的中国著名教育家都在精英学校的校长的现象。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教育界异化成为集中力量办坏事。

农村不再有好的老师,都去了县城;县城不再有好的中学,都集中在了地市;地市不再具备特级教师,都去了省城;省城不再具备人才优势,都到了京都。高度集中的力量,使得原本教育的重心是弱势群体和公益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教育成为了弱势群体不可突破的屏障:边缘地区、少数民族、智障残障、心理问题,以上这些领域本该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世界教育主流教育学家所诞生的领域。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些年不断诟病的课外补习班、学生学业负担、校外辅导资料、高的离谱的一对一教育取缔不了吗?那是因为,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那些集中力量培养出来的特级教师和教育家的身影。

我们的教育家们,集中力量教“好”学生,而不是应该被教的学生。

弱弱地问一句,中国好学校所进行的生源竞赛,那些好学生,有几个是特级教师教出来的?又有几个是教育家教出来的?如果我再极端地问一下,一个智力属于前10%的好学生,你们教得了吗?中国的基础教育教师,又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声称,自己在高中阶段,是属于这10%中的之一?

中国的教育家们,在集中力量办坏事:加大教育不公、穷人补贴富人、按照臆想的方向毁灭创新、树立社会更加的阶级分化、一再地将人们对于教育美好的印象投入功利化的深渊。

如果不是那样,请弱弱地问一句:中国的教育家们,我在美国的女儿,怎么也与你们的孩子同学、同班?

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我同样是水,与教育家们唯一不同的是,我不假装是纯净水。


六、样板戏何以成不了样板房,教育的复杂性


1963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京剧要不要现代化的大讨论,这正和目前比较热闹的教育要不要改革和要不要现代化背景及其相似。在1963年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实践,将芭蕾舞这种现代艺术形式用来反映符合时代特点的主题,这又和目前全国各地的教育实践和其相似。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不管我喜欢不喜欢,样板戏确实是现代戏反映现代生活的精品。但良好的愿望如果机制不对未必能带来好的效果,正如我不排斥很多学校改革的成果,然而如果将这种改革成果当作样板戏而不是样板房的话,改革最后会走向绝路,正如样板戏运动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巨大伤害一样,有理由详细“教育样板戏”是中国教育的一场灾难。

样板戏总结下来有一下几个特点:

样板戏中的主要推广模式是三突出: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高大全的钢铸铁浇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

样板戏主题先行,全部的目标都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党试图创建的革命工具、全部的题材都是武装斗争;

然而,精雕细做的样板戏并没有成为我党文艺的“样板房”,从1964年开始,在现代戏运动的推动下,古装戏全部下线,再后来样板越来越集中,以至于人们只记得八个样板戏,其实是江青重点栽培的五个左右样板戏。

很可惜的是,文革前后所进行的以改革和现代化为目标的样板戏思路,在中国教育界中被完好的保留下来了,教育部门成为中国计划经济最大的大本营,不仅完美保留了二战以后苏联建立在废墟经济所形成的“苏式教育”,而且进一步发展成为“教育样板戏”的简单化教育行政模式。

如果仔细分析近些年教育部门所推崇的教育模式,与教育样板戏一样,都是基于“教育现代化”的原始动因,试图颠覆的都是传统课堂,这一点不明确,总以为教育部门和教育官僚不想改革,其实是大错特错的。中国教育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是我在很多次研究生相关论文中不断验证的:无论出于政绩还是出于教育的良心和教育家的冲动,中国的教育往往原始的推动力量是教育官僚部门、校长和局长,改革的最大阻力往往来自于普遍意义的教师(说这句话我不怕得罪广大的普遍教师,请往下看),这点上与文革之前样板戏所诞生的年代情形非常类似。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江青从文艺的改革走向折腾也只有一步之遥。

与相伴戏的特点相一致,近些年的“中国教改成果”,其特点体现在一下方面,并且有逐渐汇聚,向样板戏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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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样板中的主要推广模式是三突出: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改革人物、改革人物中突出基础教育的校长、校长中突出名校的校长。

所有改革校长中都具有高大全的钢铸铁浇的教育家形象,他们似乎成为圣人:精力充沛天天教研,又似乎不务正业到出出书演讲,然而演讲也好,报告也好,总是选取正面的实例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对于失误和负面影响只字不提;

所有的教育样板都是改革先行,全部的目标都是从试图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成就、全部的题材都是中小学尤其是重点中学,说白了就是高考;

然而,与样板戏的结局类似,在中国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任何教育改革都可以在局部开花,在全国凋谢。直到失败了,一个偶像轰然倒下,还来不及总结,又一个偶像又热火朝天地被树立起来!样板戏不断的折腾,然而几乎没有一个教育样板戏能够真正得到推广!

在这里试问一下教育部:国家纳税人的钱建立的那么多示范中学、明星中学,教育部门投入的那么多亿的课改成果、精品课程、国家资源库、数字化校园模式,有哪一个能维持和推广?

样板戏何以成不了样板房?

2012年至2014年我在美国考察了十多个州、几十所大学、几十所中学,自己的孩子也在美国读书,总计历时2年不到,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教育是复杂的,而我们总是试图用“教育是简单的”模式来解决问题!

中国教育的出路在于“还原教育的复杂性”。

教育学者查有梁研究美国和中国最近十年的教育改革,有三个结论很值得重视:

“自上而下行政地建构一种最好的教育体系,使得所有学生都不会掉队,不可能。”

“自上而下行政地推行一种课程理念和方法,使得所有学生都得到发展,不可能。”

“自下而上经验地建构一种最好的教学方法,使得所有学生都达到优良,不可能。”

这几天前面几篇质疑是十一学校的文章出来以后,接到了很多鼓励的来信和电话,最支持我的都是那些大多数农村和弱势学校的教师,尤其是那些按照样板戏示范而进行改革或者甚至按照我所写过的“教育革命”理念所支撑的实践,却无论如何达不到那种好效果的老师。

所以对于那些不断创造奇迹的教育样板戏,很多一线经过试验的教师都有以下的观点:失误和负面的效果才是真正促进教学发展与思考的重要动力,一项教育改革我们既要听他讲的正面,也希望听到他讲的负面。

教育改革的负面或者失败,恰恰是常态,而教育样板戏总是忽略这一点,而负面或者失败,并不是由于“教育理念不先进”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教育条件不具备”所引发的,从这个意义上奖,改革的失败,更具有普遍意义和可推广性,失败的改革,往往透露了教育的真正秘密!

在电影《音乐之声》中,家庭教师玛利亚所体现的互动的、人性化的教育,是一个作家想象就能编出来的,玛利亚不但的教育改革不但征服了7个孩子,也最终征服了上校。玛利亚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教育改革理念,与绝大多数教育改革并无二致,但是能做到玛利亚的教育方法并不简单,那是因为,作家在写玛利亚的时候,可以发挥一切想象力,而教育工作者真正面临7个孩子似的学生的时候,却面临着无数个教育条件的限制,而正是这些条件的限制,才体现了教育学和教师多年的教育功力,而不是理念能够体现教育功力。能写出《音乐之声》教育理念的只是作家的想象就可以,而要为千万个教师提供解决理论和实践的,才可能是教育家的所为,而教育家要做的,正是要还原教育的复杂性。

教育的复杂性,并非教育理论的虚无论,复杂的教育,会有一般规律可循,而一般规律总是具有天才创意的作家能够灵光一现的,但是这种从灵光一现到付诸实践并且能够把条件找出来解决掉,需要教育学家和教育学者的多年实证河艰苦卓绝的努力。当年杜威设想“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是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学校并且让自己的太太当校长亲自观察;而杜威的学生陶行知也亲自到最有生源代表性的江苏晓庄开始了自己的实验,更多的教育家从儿童、从少数民族、从坏孩子研究入手,寻找教育复杂性背后的教育一般规律。李希贵所推崇的雷夫,用传教士的精神在56号教室进行多年的努力,只将这一个教室的坏孩子为主的孩子的一门课成绩提高了很少一部分,已是了不起的成就,其原因在于这种研究本身具备可复制性和一般规律。

中国当代的所谓教育家与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目前的教育家只做简单的事情:为经过严格筛选的重点中学的学生,在具有非常优厚特级教师的帮助下,完成高考指标的前提下,把学校折腾得花里胡哨;而西方的教育家们所做的往往是围绕弱智、心里有问题、少数民族、黑人、残疾人、偏远地区所做的努力。总结中外教育家的不同,很多人往往归结于伟大西方教育家所体现的人性的一面,而忘记了专业性的一面。

正如一个伟大的作品,要表现战争、人性,要去描写那些日常生活所不大显露的人性的劣根性、残忍、冲突甚至同性恋、吸毒等,其原因并不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在各种极端情况下,人性的复杂性才能彻底显现,作品才真正具有代表性。如果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不能解决儿童、偏执、精神疾病、贫穷、少数民族、弱势情况下的教育根本问题,谈何教育样板戏,谈何能够知道我们的玛利亚们能够按照一般规律管理好上校的7个子女?难道《音乐之声》中玛利亚要干的事情是把7个初中的背景中考状元培养成北京市的高考状元吗?如若是那样,玛利亚和上校会相爱吗?

翻转课堂、走班制、小班制、在线课程、微课、MooC、大数据,等等是新的人文环境下给教育工作者的难题,难题在于作为网络移民的成年人,如何教育引导网络原住民?新一代的行为模式依然完全不同。然而,这些天,我不断接到尝试以上那些新技术的一线教师的困惑:事实上,问题非常多。有一个背景的教师告诉我,他所能够看到的微课的唯一用途是参加比赛,而一个重庆的农村教师告诉我,翻转课堂让他很受伤。事实上,上面两个老师代表的是教育改革的常态,是更值得尊敬的。在我所领导的公司进行的客户信息化建设中,真正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进行教学的,效果实现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这也是我前些年关注教育改革的最重要原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教育改革,事实上是不合法的、甚至是伤害到学生的,我们的教育家们和教育实践者们是没有那种权利进行改革的。前面我几篇质疑十一学校的文章中就有涉猎,这里我再说得明确一些:十一学校的规模合法吗?经费合法吗?亦庄分校记者出身的校长资格合法吗?公办民营合法吗?教师引进方式道德吗?那个著名教育家出书合法吗、书是谁买的?公办学校的校长到处演讲收入合法吗?缴税了吗?继续下去我就不问了,是因为我比较尊重创新者。

读者们可能更加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的教育改革拿学生做实验,是应该严格在法律范围内和人性范围内进行,因为教育是严肃的,没有孩子是可以随便实验的。1999年,印度著名的教育学家苏迦特在边远的印度山村、后来在柬埔寨、南非、英国、意大利进行系列的实验,实验得出非常惊人的结论:人类进行到网络时代,学习不仅仅是建构的、还是自组织的。苏加特还对未来的教育三项重要技能重新定义:搜索、阅读、辨别真伪,苏迦特为此得到了2012年联合国教育大奖。然而,教育成就和教育结论都比我们中国教育家们大胆和出位得多的苏迦特,所有的实验是不能违反甚至影响到原有的教学秩序的。苏加特最早在印度边远印度语山村进行的实验:墙洞上的电脑,是不能进课堂的,也不为了那些孩子获得某种好的教育成果的,苏迦特的目的只有一个:寻找网络帮助下学习的一般规律。

寻找教育一般规律,经过长期的非成就冲动的观察,才可能找到教育的一点点心得,这就是教育家应该干的。正如美国杰斐逊中学和罗伦斯维尔中学(前者是美国最有名的公立学校,后面是普林斯顿一所著名的私立高中)不可能诞生教育家一样,中国的由精英生源和精英教师所组织的精英超级学校,不仅产生不了教育家,中国人应该以此为耻!

文章写到这里,质疑十一学校系列六篇文章告一段落,作为一个和此毫无关系的人,对此感兴趣,纯属个人爱好,本人非常信奉马克思,他老人及说因特网一定能实现,他老人家说劳动是个人爱好而非为了换取什么,指的是我:魏忠。

我质疑的是十一学校的模式而非十一学校本身,我质疑的是李希贵现象而非李希贵本人,本人是研究大数据的,如果这些通过公开资料所得出的业余结论伤害了当事人,伤害了谁朝圣李希贵、十一学校、中国教育改革的心, 我这里说声对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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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季超注:这,是否算【批判性思维】的运用呢??






教师范美忠
魏勇
  
  
  几年前闲时写过一篇文章《我看范美忠》,大家都说写得好玩,这次再碰到类似的一个作业时,就一点都不好玩了。喜新厌旧是我和他的接头暗号,跟范美忠一样,我也无法接受重复自己,昨天那张旧船票已经登不上今天他那艘破船。于是乎我决定当一回画家,用素描的方式,“画”一个范美忠。
  画他不能不突出他的嘴,他有一张大嘴,热气腾腾肉欲十足的大嘴。四川有句俗话,“嘴大吃四方”,在他这里要改为“嘴大说四方”。在朋友中说,从文学到历史,再从教育到电影,最后从认识论到哲学,现在已经到了神学;在学校说,从自贡到杭州广州再到成都;在媒体上说,从国内说到国外,从网络说到平面,再从平面说到电视。最后,2008年地震时,他把自己说成了“世界名人”。如果要给这副画命名,我想可以叫作“我说故我在”。每次复习电影《九品芝麻官》看到周星驰对着大海练口技将鱼虾说得炸起来时,我不由得想起了远方的范美忠。
  我这里并不是影射2008年地动山摇那件事,更不是暗示骂他的人是臭鱼烂虾,而是说范美忠在教室里时常掀得河翻水浪。用叶芝、昆德拉、海德格尔、李泽厚作为下河前的准备活动,安东尼奥尼、伯格曼、基斯洛夫斯基也不过是一点小风小浪,真正的风浪是人现在突然玩儿诸子百家,一个豪华转身、一个古典巨浪。于是,许多没见过风浪的学生被他打晕了。曾是他学生的2002年四川省理科状元谢茜同学曾这样回忆:“他大谈鲁迅穆旦陀斯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卡夫卡艾略特人间词话。他曾经倾情地为我们朗诵穆旦的《春》,还曾请来他的一位朋友为我们讲那些陌生的音乐,讲谭盾、叶小钢……他比其他任何一位老师都看得远、为我们考虑得远,因为他没有任何功利的追求。在相对轻松的高一,他让我和很多同学疯狂地迷恋上了文学,我和朋友从学校图书馆“挖”出了《人间词话》和几本诗集,读着、谈论着。”一个高中理科生不迷恋刷题而是迷恋王国维,明显已经七荤八素找不到北了。
  我想,他一定对于自己能把学生侃晕了感到过得意,因为在我刚刚认识他时,明显感觉到他很享受话语快感,我算是一个轻度话痨,而与他相比我几乎可算作沉默寡言了。有时我突发奇想,如果在战争年代要逼迫他招供用什么办法好呢?也许把他关在单人牢房就可达到目的。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很可怜他,人都孤独到什么程度了才会逮着一个人就释放自己的内心!别人玩孤独冒充后现代其实过得滋润,而他则是痛恨孤独却不得不孤独,“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在林荫道上来回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这诗貌似里尔克剽窃范美忠,而实际上是里尔克挠到了范美忠的痒痒肉。
  这样一个通过说话体验存在的人,忽然有一天郑重告诉我,其实课堂上老师应该少说话,把课堂还给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冷笑话。发生这一幕大约是在2005年,那时,他突然对课堂感兴趣了,言必称后现代课堂观,居然能够反省自己原来的课堂观落后,还见谁就给谁推荐多尔、佐藤学等。他属于那样一种人,不感兴趣时,他连眼角的余光都舍不得给你,一旦感兴趣他就成了最狂热的警察,从外到里每一个细节都想了解到。假如他突然对伯格曼电影感兴趣了,他会买所有伯格曼电影的碟,然后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三夜,昼夜不停的看,直到全部看完,中途绝不停下来干其他事。上厕所除外。
  所以,我饶有兴趣地看他究竟想干什么,看他如何克制自己在课堂上言说的冲动,看他如何在自己制定的纪律与他强大的天性之间挣扎。他曾经说过一句容易有争议的话,他说他是中国最好的文科教师之一。放在2005年以前,这话过了,那时说他是中国学问功底最深的中学文科教师没问题,甚至不加之一,但不是最好的教师,加上之一都还不够谦虚,因为那时他还是一个课堂霸权主义者,真正称得上最好文科教师之一,应该是他放低身段完全接受了对话式课堂之后。我们中很多人对于范美忠的新课堂观不太感兴趣,但是对于范美忠实践新课堂观很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范美忠真的在课堂上能够刹得住车吗?如果他能够管得住嘴,也许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敌人酷刑面前打死也不招。
  跟我一样有阴暗心理的人失望了。在上《孔乙己》《面朝大海出暖花开》时他从上帝变成了上帝的仆人,许多人在听完《面朝大海出暖花开》后感慨地说“从来没见过范美忠如此的低调!”这话暗示大家喜欢在课堂上夹着尾巴的范美忠。事实上,即使他夹紧尾巴仍然不免偶露峥嵘,在那惊鸿一瞥之际,人们已经感受到了他强大的侵略性。
  为什么许多人喜欢范美忠?因为他有侵略性;为什么许多人反感范美忠?因为他有侵略性。在他强大的侵略性面前,生命力强大的人欢欣鼓舞,就象他就读于电子科大的一个学生感受的那样“他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而生命力弱的人则无比愤怒因为通往新世界的门内射出的一缕缕强光让习惯了黑暗的人感觉刺眼。很多时候我们痛恨思想者,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认可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不能接受在我们苍白干瘪的内心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瑰丽无比的世界,这样的落差会让人产生羡慕嫉妒恨,我们不接受的是落差。
  他的侵略性源于思想裸奔的举动,比基尼让伊斯兰长袍感觉到侵略性,裸奔则让比基尼感受到侵略性,所以裸奔者范美忠让一切比基尼思想者自卑羡慕,进而产生一起裸奔的愿望。当然,仅仅是愿望。思想裸奔需要强大的内心作支撑,不是每一个人都欣赏裸奔,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践裸奔,象“我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这样的话,很少有人会郑重其事地说出来,因为我们都是YY哥或者YY姐。
  作为YY哥之一,我十分清楚我们这类人的特点:永远在准备旅行,永远都不出发。而范美忠是这样一类人,可能上半节课还在分析《红楼梦》,下半节他突然烦了,于是扔下粉笔就从此浪迹天涯。这点跟《月亮和六便士》里那个人到中年突然抛弃一切的思特里克兰德很相似,为了梦想可以放弃一切,为了他认可的真理可以与天下人作对,然后傻逼呵呵地站在被唾弃之地坚守自己的真实存在,做他的“思想烈士”。
  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当初离开杭州外国语学校起因于他的大嘴,有人告他反动,于是学校提出了劝诫,要么管住嘴,要么离开,结果他选择了离开。我认为收敛一下可以收获稳定的生活,为什么不呢?他以经济学家的头脑分析了离职的性价比,他认为通过说假话获得一个高薪教职带来的幸福感补偿不了扭曲自己后造成的心灵创伤,不划算,所以离职。当时听到这番高论后我很渴望跟他这样的人成为同事,因为有他在我绝对不会成为第一个被学校开除的人。
  有时我想,也许在我们同情范美忠的时候,其实他正双倍的同情我们。我们都是假猎手,永恒地瞄着目标却永远不肯扣动扳机,而他想开枪就开了,管它准不准。开枪常失准头的猎手还是猎手,永远不开枪的猎手还是猎手吗?不如说是猎物。或许这正是他同情我们的原因。(2011年《教育家》杂志第二期)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5-1-21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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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判性思维】问题的一个【专题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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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看完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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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5-1-24 01:17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5-1-24 15:52
文地址:谈谈魏勇的《凭良心教书》作者:肖雪慧
谈谈魏勇的《凭良心教书》
    跟魏勇有过一面之缘,那天初次见面的人多,只注意到魏勇块头最大。真正留意他,是读过《教师之友》上他一些文章之后。内容不记得了,但良好的知识结构、出众的思考力、自由不拘的文字表达,特别是探索的热情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今年年初,从杭州郭初阳赠寄的《以言说对抗沉默》一书中又读到魏勇的文章。郭初阳的书纪录了作者本人为重树语文课尊严而进行的探索,同时收进了包括魏勇在内好几位青年教师的评论文章。当时看过之后惊讶地发现,我国中等教育界已经崛起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教师群体。他们是一批勇敢的探路者和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在教育的性质和功能发生畸变,有意义的教学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着恢复教育本性的不懈努力。这一群致力于精神解蔽并力求最大限度开发学生潜能的理想主义者,对教育的现状和积弊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们一步一个脚印,通过每一堂课、每一教学环节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了解人类的共同价值。而他们彼此间的交流则有着现在许多人久违了的直率、坦诚,一些批评和质疑近乎苛求,然而,这是一种可以拓宽彼此视界,推进已有认识的真正交流。
    这方面,魏勇那篇《一场精致的风暴——评郭初阳“祖国啊亲爱的祖国”一课》很有代表性。作为历史教师的魏勇,对语文教学的目标有不凡见解。就舒婷诗“祖国啊亲爱的祖国”的题材而言,他认为对文字的玩味和欣赏,对爱国情怀的歌颂固然是语文教学题中应有之义,“但这样正面建构精神的前提是,文本本身必须健康。若文本处于亚健康,甚至疾病状态,那么作为教师的职责,首先是正本清源而不是滥情。”显然,魏勇不认为这首诗属于健康文本,因为个人的价值在诗中被湮没在了“祖国”这样的大词之下。而我国,学校教育跟宣传协同努力之下,“祖国”跟“国家”、“政府”、“政党”往往混淆不分。在这种语词和精神的混沌中,“祖国”经常起一种遮蔽作用。魏勇形象地称之为“一个语词的屏风”,“屏风后,所有的民族和个体都必须遗忘。它有一种魔力,使……人相信,祖国与历史上那些人间惨剧毫无瓜葛,并不存在于那些暴行之中,而是作为一种丝毫未损的、未受任何污染的实体永存。”这首诗仍然有这种遮蔽性,魏勇相信,这类文本的存在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病例,通过对它的解剖,有助于学生从文学史角度去了解中国人曾经有过的精神历程及其在当下的遗迹。而郭初阳通过对这首诗的处理廓清了祖国、国家、政府、政党这几个概念,在引人入胜的设问和师生对话的层层推进下,对学生头脑中那些不经质询、发问和探究而被动接受的既有观念实现了一次成功的解构。魏勇评价郭初阳的课堂教学:“既入乎其内,通过与学生共同发掘诗歌中关键词所构造的意象,发展学生的文字感悟能力和想象能力,比较彻底地吸收了诗人在语言和写作方面的营养,然后又出乎其外的对诗歌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对学生价值方面的缺陷进行了修补”。但这个基本判断之下,对郭初阳课堂设计精致这一特点的得失提供了独到的分析意见。他相信,教师在帮助学生解蔽的同时,需要鼓励学生的自发性。而郭初阳通过一些细节处理,“对学生的精神走向进行了微调,调到老师需要的方向上”。魏勇直言,这体现了“老师对课堂偏离预设轨道的拒绝心态”,并就此提出:“预设过细虽有利于驾轻就熟地展开课堂,固然有利于教师一气呵成地完成自己的计划,但也可能限制学生精神的自然生长。”这个观点很值得重视。应该说,郭初阳考虑到种种可能情况的精致预设,是要防止学生被课本牵着鼻子走,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但过细的引导的确可能把学生的精神置于教师支配之下,也就是魏勇说的可能限制了精神的自然生长。而真正的独立思考是要在精神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形成的。

    刚介绍的评论是在看到魏勇《凭良心教书》之前不久读过的。其间对郭初阳那堂语文课所作的是一种思想深度和方法探究兼具、包含了丰富信息的评论。我发现,这也是魏勇《凭良心教书》一书多数文章的共同特点。而这篇评论强调的正本清源、解蔽、精神自然生长,其实也是他给自己的历史教学确立的目标。在《凭良心教书》中,这篇评论被纳入到“寻找有意义的课堂”部分,在这里,它跟魏勇关于自己教学目标和方法探索的文章有很强的互补性,都是在灌注了官家意志的教材陷大量课堂于无意义的窘境下进行“寻找有意义的课堂”的努力。
    中学是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如今的中学课程中,政治课,人们心照不宣,不提了。要提的话,也只能是如何尽快让位于公民教育的问题。在应该设置的课程中,语文和历史对学生精神层面的影响最大。而恰恰是这两种课程的教材问题成堆。无病呻吟的,限制和模糊人的视野、遮蔽人的心智或扭曲人心性的有疾文本远非个别。面对这样的教材,以魏勇和郭初阳们的才情,如果顺从现状,不去追问教材本身是否有病,完全可以平平安安当上主流“名师”。但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信念、对于中国向公民社会转型的追求、对教育“立人”使命的理解和对学生的尊重,使他们不愿揣着明白装糊涂,对存在于现行教材中一些文本的反知识反教育倾向装聋作哑,把自己的才华用于引人入胜地去把病态说成健康。他们自讨苦吃,在一切教学环节中警惕着种种限制、收缩、扭曲人精神的倾向,力求在对有疾文本的病理解剖和病源追溯中去激活学生的精神免疫系统,使学生养成怀疑、探究、独立辨析的习惯。
    两门课程比较而言,语文多少给教师留有一些正常发挥的空间。尽管充斥了部分病态文本,需要一批像郭初阳这样见识超群而又有勇气的教师去突破文本给定的范围、挑战教参规定的教学目的,但总还有一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文本可供教师放手发挥;即使病态文本,也还多少可以在写作技巧、语言文字上提供一点工具性价值。历史课的情况严峻得多,教师进行真正意义历史教学的空间非常小。我国历史教育中,遮蔽和扭曲历史真相,贬低他国他族而无限夸大本国本族的成就,在本国与他国的关系上缺乏客观公正态度,这种倾向已经持续数十年。普遍存在于国民之中的精神缺陷,如历史记忆错乱和阻断、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游移,仇外、缺乏反思……等等,半个世纪的历史教育不能说没有责任;而渗透在历史教材中的国家崇拜、权威崇拜也很难说对铸造奴性人格没有起作用。虽说近三十年史学研究的进展已经在大学有了相当程度的反映,但中学历史教材至今把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排除在外。而上海高中历史新教材短命事件则既表明打破这一现状还了无期限,也把一个真相摆在了公众面前,即:中学历史教学是一片雷区,在这里进行真正的历史教学简直是高风险作业。
    魏勇把正本清源、解蔽和培育学生考查询问作为教学目标,须得在那种制造蒙昧、阻止解蔽的强大现实力量无所不在的控制下寻求让学生了解历史真实,引导学生拓展视野、扩充理性的方法和途径。书中记载的一系列课堂实录以及对同仁课堂教学的评论都体现了这样的努力。
《戊戌变法》、《鸦片战争的影响》以及首届“全国青年教师论坛”临时指定给他的随堂课《文化大革命》,涉及的历史时段距离现在,远的不过一百多年,近的,几乎就近在咫尺。而我国历史教学,中古和古代要相对客观一些,离现在越近,越受制于政治需要,在人为制造的重重迷雾笼罩下,难见历史的庐山真面目;即使史实可能为真,也是根据特定需要挑选出来的碎片,再把挑拣出来的碎片按需组合并且按特定口径阐释,整个一段历史也就面目全非了。魏勇这几节课,按已有定论讲可以相当轻松,但是遵从良知讲就难了;而要在现实与理想呈巨大反差的情况下真正对学生负责任,在讲真实的前提下平衡好诸种关系和需要,尤其难。这中间,需要教师的智慧。拿《文革》这堂课来说,我看,魏勇最终是落脚在对这场灾难的反思上的,但他相信:“没有对文革的深入了解,任何反思都是伪反思,所谓的能力培养只是歪曲历史能力的培养,是犬儒的培养。”然而现实是,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定了调。超越决议之外对文革真相的追溯——无论事实的真相还是文革发生原因的真相,别说中学课堂教学,就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也不被允许。近年,连早在80年代已经披露的真相也从各种媒体淡出、甚至禁止了。“全国青年教师论坛”是教师之友杂志社发起的民间活动,在史实上放开讲,承办者要担很大风险。魏勇承认:“为了不给朋友增添麻烦,我选择了妥协。不过,既然逼近真相、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原始资料的任务完不成。那么,退而求其次,培养学生的客观素质,增进学生的智慧,就是我这堂课首要考虑的问题。”他选择以刘少奇案件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甑别历史的真伪。就冤案发生时十亿人几乎无人怀疑,顺势向学生提出了“为什么”。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不仅激发了怀疑,还引出了信息完整性对现代公民的意义以及如何突破信息遮蔽的要害问题:“当一个国家所有的媒体都是用一个声音说话时,都对一个事件发表相同的看法时,这里面也许有可疑的东西……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被遮蔽了。”
    对《戊戌变法》和《鸦片战争的影响》的处理,很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之处是,在具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史实的认识突破给定的现成结论。课堂上一些对话饶有趣味。比如,问及康有为在进行变法时为什么取消了《应诏统筹全局折》中类似于开国会,设议院的内容,“教材上说,这表明维新派的行动比他们的宣言退步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一学生表示,“同意教材的观点,因为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他们害怕得罪顽固派,所以他们会妥协退让。”教师追问:“既然资产阶级如此软弱,那维新派大多是贪生怕死之辈了,这符合事实吗?六君子中的潭嗣同可以不死却坚决选择了死,他说:‘未尝闻各国变法有不流血而成功的,若要流血,请从嗣同开始’。连死都不怕的人,难道还怕得罪顽固势力?”这就借助了事实与教材观点的反差,把思考引向纵深。
    而《鸦片战争的影响》,引导学生自己归纳中国社会的变化,多角度地认识战败后签订的那些条约的内容以及对中国的影响。而对条约主要条款——赔款、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以师生互动的方式一一加以分析,并对当时中外基本的政治、经济、法律加以对比,学生头脑中无可避免地要产生一系列疑问,激发起探索历史真实的兴趣。
    作为一个读者,我对魏勇在这些课程上的处理和引出的某些结论尽管有所保留,但充满张力的课堂给人留下很深影响,而无论他提出的或者引导学生得出的一些不循常规的观点,对学生有很大冲击力,这是一种可以促使学生去思索更多问题的力量。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处理课堂的思想活动。公开课上《文化大革命》,如果不顾及朋友的处境,只顾痛快地在给学生披露原始资料,自己倒是上完课一走了之,承办论坛的朋友就有麻烦了;凭良心教书,希望通过历史教学让学生去了解课本和宣传之外的历史的真实从而帮助学生确立对历史的正确态度,这是作为一个历史教师的良心底线。但如果完全抛开环境限制把一切真实都挑开,那么,多半待不了几天就得卷铺盖走人;在高考指挥棒强有力支配了中学教学的应试教育的现实环境下,如果坚守理想却不考虑学生要面对高考的问题,对学生也是一种不负责任……在处理这些关系上,魏勇都采取了一种有底线的妥协:
    讲文革,为了避免置朋友于困境,选择了退而求其次但却不失原则。
    就他自己的日常教学,魏勇坦言:“从我课堂里走出来的学生,是红卫兵?义和团?罗伯斯庇尔?还是雨果笔下的人道主义者郭文?如果是前面三种人多,无论他们地位多么显赫,那我的历史课彻底失败,因为我希望他们都是郭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找到了做历史教师的价值”。为此,他表示“我愿意对现实做一些妥协,以便长久的坚守”。——对现实做什么样的妥协?根据书中课堂实录,应该是:真实的不一定都讲出来,但不真实的一定不讲;已经有证据证明教材的史实取舍是可疑的,给出的观点是误导性的,则一定不能任凭这些东西继续遮蔽和扭曲真相。
    高考是中学教学必得面对的现实,魏勇对应试教育再怎么反感,也得使课堂在不失历史教育培养理性思考和探索历史真相的前提下,帮助学生作应考准备。所以,需要“在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基本线索的梳理和基本能力的培养方面下足功夫”……
    正是从这些看起来很有些瞻前顾后的考虑,可以看出魏勇对“凭良心教书”的理解是多侧面的,他的选择,表现了对良心的成熟态度。现在很有些对他人不管不顾地表现自己勇气的人,其中不乏自己披着盔甲逞勇却让别人来承担后果的人,听这样的人讲良心,我是很怀疑的。

    魏勇这本书,与课堂教学相关的部分,信息量很丰富。他把历史教师的无奈真实呈现出来。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好的历史教师不得不在很大程度把智慧用于对付种种把历史教学规制得没意思、无意义的要求。这一来,对现行教育体制和政策的揭露便已在不言中。在问题体制和政策的大环境下教书,处理课堂上必须比正常条件下更讲究方法和技巧。而魏勇在这方面,跟我在郭初阳书中感到的那样,讲究的是融通着理念的方法和技巧,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依据不同文本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的灵活性。目的在于,引导学生通过学习了解过去、瞻望未来,激励学生追求真实、直面真实,引导学生拓宽视野和心胸,免于欺骗、蒙昧和狭隘。
    课堂教学中努力追求的这些目的,在一系列讨论教学乃至教育理念的文章中表达得更明确,其中包含了对教育的深层次思考。在我看来,所有思考,最终的落脚点是公民素质的培养:“建立公民社会的最大障碍是谎言的泛滥和对权威的迷信与盲从,所以公民教育必须是从揭穿谎言和独立思考做起。”可以说,这是《凭良心教书》的核心理念,书中文章大多围绕它展开。对臣民意识、绝对唯物史观、狭隘民族主义、革命至上这些中学历史痼疾的批判,对历史教师知识结构的建议,在中学生常识讲座中讲的五点——“批评是最深沉的一种爱国方式”、对国家和政府之关系的厘清、对民主是否导致动乱的探讨、比较中国和与中国有着某种相似历史经历的日本所走的不同道路及不同结果、如何认识美国……等等,都是如此。它们反映出作者对我国的社会现状和倾向性的思想状况有相当准确的了解,所以围绕公民素质教育而进行的努力是有的放矢的。从这个角度讲,这本书对心中怀有一个公民社会梦想的教师会有不错的参考价值。
    书中部分篇章跟教书关系不大。如果从避免主题分散来说,不妨去掉。但其中大部分篇章广泛涉及了思想、学术问题,议论很有质量,有些内容相当精彩。譬如对读经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质疑,对圣人情结的批评,都显示出作者是一个眼光锐利、见解独到的思想者。针对他一位朋友鼓吹人的精神自由和社会的民主化要通过读经、回归传统文化来实现的文化保守主义观点,魏勇一篇《以传统主义论道,以自由主义论政》挑开了隐藏在文化保守主义背后的预设前提,指那种认为中国传统包含着可以生长出自由、民主的基因的预设是虚妄的,批评想靠回到传统来获得反抗极权的精神资源乃“病急乱投医”。对传统文化,他有远比学界中许多人清醒的认识:“传统文化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不尊重个人,二是缺乏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尊重个人,所以无法产生现代的民主自由理念;缺乏逻辑的思维方式,无法孕育现代科学技术。”如今,在弘扬传统的口号下,不容异见的一元化思维模式试图重新占据支配地位,以整体压个体、蔑视个体生命、等级关系等强势传统不是变相存在,而是公开存在且呈强化趋势;舞台上,帝王嫔妃主子奴才群魔乱舞;百家讲坛,其实就复古一家……这种现状下,魏勇在文末提出的“在一个反封建仍然不过时的时代,不宜过分亲近专制的‘母亲’”,对沉溺于传统迷思中想从传统寻求救世秘方的人,实在是当头棒喝。
    另一篇批评文章《圣徒情结》,批评对象大概也是他的朋友或熟人。魏勇很注重批评精神,书中好几处表示中国不是批评多了,而是太少,认为很多事就坏在压制批评上。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怀疑、批判精神也是他一个重要目标。但这篇文章是对一位以批评而声名鹊起的人的批评。他发现他很看重的这位批评者“痛快淋漓地批评直指对方的道德和人品,对自己的道德激情没有任何警惕,也看不到任何控制的迹象,而是沉醉于骂人的快感中”。对这种“在批评时所表现出来的状态”,魏勇感到不安。我觉得,不安是因为他从中嗅出了与该作者自诩的自由主义不相容的不宽容,对威权政治下人们因恐惧而产生的怯懦缺乏同情的理解和包容;察觉出该作者道德要求上那种清教徒式的严苛,是“严格律他”对人而不是对己的。
    这种对批评时所表现出的状态的在意,其实提出了至少两个重要问题。于公共批评而言,要警惕公共批评变异为道德讨伐和个人攻击;于批评者本人来说,要有一点理性的谦卑,了解自己的认识有限性,了解自己跟所有凡人凡胎一样会有认识误区,而不要把自己的情感和认识当成评判一切的标准,特别要避免陷入针对他人的道德亢奋。对持续溢出、总是外指的批判激情,魏勇尤其警惕,提出:“一我们需要激情,但也要警惕激情,这是历史的经验。 激情尽量对准公共领域,少对准个人,避免个人恩怨式的批评,即使必须针对个人,也应有所节制。”这两点,正中我国公共评论界的要害。最近发生的所谓“为富人还是为穷人说话”的争论,魏勇提出的这些病状一样也不缺,如果不反省,要想形成对于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健康的公共批评,怕是遥遥无期。
    不过,在就批评本身提出很有价值的观点的同时,一些延伸出来的议论和比附值得斟酌。魏勇对他所批评的对象表现出来的激情状态很敏锐,但列举卢梭、托马斯·莫尔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来证明充溢的道德激情伤害自由不仅不妥,而且是危险的。拿下面这段议论来说——“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从托马斯摩尔到希特勒,哪一个不是充满了道德激情的?哪一个不声称自己热爱自由?卢梭的‘道德理想国’、罗伯斯庇尔的‘人民宗教’、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希特勒的‘新德国’,均被一种可怕的道德激情毁灭了他们声称的自由。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但是低调的,也是世俗的,甚至是追求享乐的。我所说的‘享乐’是针对夸大个体与社会的紧张程度的受难式的人生态度。化解这种紧张有助于自由主义者长期、韧性地坚守自身立场,我相信,在对自由长期的期待一次次落空后,持续高昂的激情会催促人采取一种直接而极端的方式——暴力,去获得自由,对中国这样一个充满了灾民理性和灾民智慧的国家来说,用这种方式获得的自由,是不可靠的,很可能会更快地再从自由走向奴役,中国近现代两次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就是例子。”
    这段议论中,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低调的、世俗的,对国人受极端情绪支配这种可能性的提醒,应该说,很有见地。但是,指卢梭和托马斯·莫尔“被一种可怕的道德激情毁灭了他们声称的自由”,这没有历史事实的支撑。而卢梭和托马斯·莫尔是以自己的创造性思想丰富了人类思想宝库的思想家。他们跟那种气质独断、行为排他,即思想上唯我独尊、以我划线,现实行动上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时评者不可同日而语,跟罗伯斯庇尔,特别是跟希特勒更没有可比性。卢梭从未进入政治操作层面,莫尔虽然当过大法官,但他是在闲暇中构思自己的乌托邦,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打算凭借自己的权力付诸政治操作,所以我认为,当他作为乌托邦的作者时,他是欧洲北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当他基于自己的宗教立场而以生命的代价去反对宣誓支持《君主至上法》时,他是一个忠于自己宗教和道德信念的真人而不是拿宗教或道德当对付别人武器的伪君子。
    至于我说把思想家跟直接进行政治操作的人捆绑在一起谴责是危险的,则因为其逻辑结果是思想自由的毁灭。思想家提供的思想往往包含了多种发展可能,后人从不同角度去发挥可以导出很不相同的结论。而且,思想一旦产生和传播开以后,就有了不受思想家本人控制的生命和命运。如果把后来出现的极权政治往他们身上追溯,无异于要求思想家的一切思想不得有任何被利用来导向恶的成分。这种苛求之下,思想自由就没有了立锥之地。而真要思想家为现代极权主义负责的话,第一个要负责的该是构想《理想国》的柏拉图了。
    我感觉,魏勇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全盘接受了近一二十年来学界中由比较英法革命而夸大英美与欧陆思想差异的思潮,少了他最可贵的辨析、追问的精神,有点马失前蹄。这情况在《寻找有意义的课堂》那部分也有。剖析“革命至上”时断言:“在英美的经验理性和欧陆的先验理性中,中学历史无意中倾向了法俄为代表的欧陆理性”。然而这种出自部分学者的两种理性的划分有些轻率,即使可以成立,俄国也难以成为欧陆理性的代表,相反,倒是有更多神秘主义成分,精神上与东方专制主义更亲近一些。关于英法革命,我认为,我国思想界在对二者作比较时,一是存在观念先行、以论代史的倾向,二是忽视了两国发生革命时有很不一样的政治经济状况,在赞扬英国革命的同时,过分夸大法国革命的破坏性而忽视了它的成果(比如,产生了欧洲大陆第一部近代宪法,由它确立的国民主权原则、分权原则、法治原则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也累及了对一批启蒙思想家的评价。这些影响反映在《凭良心教书》中,多少有些遗憾。
    最后,趁这个机会作一点澄清。魏勇谈及狭隘民族主义时涉及到我:“对民族主义警惕和反思,近几年学界做了大量研究,比如在刘军宁的《民族主义四面观》中将民族主义称为具有‘排他性’的‘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萧雪慧则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幼稚病’(《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我要澄清,第一,“幼稚病”是引自爱因斯坦,我不能掠美;第二,文章本来的题目是《“爱国主义”辨析》,不知是谁从我文章中找出引自爱因斯坦的话,把题目改成“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这种改动对主题有误导。

2007-10-4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5-1-24 15:58
原文地址:刘支书助理:走出平静的绝望作者:思想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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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主义论道,以自由主义论政评王怡的《“读经”和文化保守》

刘支书助理

过去,我一直把博克当作自己文章的藏身之地,总不愿意过于随便地在上面涂鸦,现在,我的看法有所变化,博克就是我所见所闻所感,不必非得摆正襟危坐的破士。这是一个习惯欺骗和被欺骗,习惯主动遗忘和被迫遗忘的时代,要想对抗这种习惯,就得留下白纸黑字,或者一瞬间的画面。

我知道,我的生活是最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容易引起人们艳羡的高质量,接触的是普通人,生活在中国一个普通的中等城市,也没有大起大落的经历,总之,属于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前期兼具市民特色和文化人特点的一份个人记录。当我们的后人要研究这一阶段中国人的观念、生活方式、政治生态、文化特色等阶段性历史特点时,希望这本博克可以提供一些史料。

听起来狂妄,实际难度并不大。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布朗兹却对他学生说,青史留名其实是人人都做得到的。他的建议非常简单,那就是记日记。的确,只要每天记日记,记下生活中看到的、经历的或者听来的最基本的真实情况,那些报纸上广播里没有的事实。如此持之以恒,做了几十年,等到你老去的时候,把日记捐献给大学图书馆或历史学会。等你去世后,用不了五十年,历史学家在描述你在世时期的历史时,必定会非常感激你记下的历史事实,必定会一遍一遍地引用你的日记。这样的日记,会剔除多少偏见和误解,会帮助真相透过时间的迷雾,重现在后代面前。

很久以来,我就特别喜欢看历史档案一类的原始资料,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回到历史的尘埃中,象看一部默片那样体会过去人们的喜怒哀乐,而不大喜欢历史学家喋喋不休的旁白。我相信,我的人生也许无意义,但记录我人生的文字和照片将会有档案意义。

今天,5月15号,星期一,离6月8号的高考还有23天,今天居然学生还要求我放电影给他们看,我喜欢他们的自信,于是答应他们在周四讲座完后,争取放映。我班学生大部分来自区乡,电影看得少。《生于7月4日》是好片子,但里面有做爱的镜头,不好放。就在《勇敢的心》和《爱国者》之间选一部算了。

还有一件事,校长请我在周四德育课时间,给全校学生做一个讲座,我愉快地答应了。不知为什么,只要有人请我讲课或者讲座,我就很高兴,朋友说我是四处放毒,这说法抬举我了,我顶多散发一点二氧化碳而已。我原来打算讲文学诗歌或者电影,现在放弃了,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到处都有,以后学生可以自己习得。思想这东西就不一样了,它的传播没有文学电影那么广。打算讲《自由的价值》,从“《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开始,然后,引出为什么美国人那么重视言论自由以及自由有什么价值的话题。不知学生反应怎样?
异端的价值

刘支书助理

异端的价值

在茨威格《异端的权利》里,一位圣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他因为坚持 “ 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而被加尔文视为异端。在没读这本书之前,我想当然的认为加尔文是宗教改革中最民主的人士,因为他不但提出预定论人必须通过竞争才能入围成为上帝预定的选民,而且还主张建立民主教会,比路德更加激进,然而茨威格却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加尔文。
  
  卡斯特利奥所做的无非就是置疑加而文教的唯一性和绝对性,于是卡斯特利奥就成了异端,加尔文从来不想严肃地回答卡斯特利奥的挑战,他压制后者对他的批评。卡斯特利奥的著作被审查删改,被禁止出版,而且一被发现就加以销毁。由于施加了政治影响,瑞士邻近的国家,在其境内禁止卡斯特利奥发表言论的自由。这样,一旦卡斯特利奥抗议和批评的力量遭到破坏,他就甚至不能报道对他采取的措施。加尔文的仆从诬蔑他,攻击他。这不是一场敌对双方势均力敌的斗争,而是一个被解除武装的人受到一群流氓残酷的迫害。加尔文控制了印刷、出版、布道讲台、教授讲座和宗教会议。卡斯特利奥受到追踪;窃听者偷听他的每一句话;他的书信受到拦截。这样一个百手巨人般的组织,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那孤独的人道主义者。不是别的,只是由于卡斯特利奥过早的死亡,才使他免于流放或火刑。猜忌和卑鄙的毒骂在死后传播,象用生石灰销毁尸体一样,在他的名字上扬灰。这位孤独的人,不仅反抗加尔文的独裁,而且对精神事务进行独裁的基本准则也进行了抨击,却同狂热者所希望的那样,在人们的记忆里永远消失了。
  对自由的损害并不总是来自传统的专制势力,也可能来自民主的倡议者,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对异端的权利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权利,加以保护永远是必要的,这大概就是这本书的精髓。茨威格敏锐地察觉到了,民主有时会被个别人利用起来剥夺少数人的自由,于是民主就成了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思想专制的工具。那么异端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茨威格留下了这个悬念,要解这个悬念,我想必须弄清异端的概念。
  茨威格认为:“异端一定完全是在基督教范围内所犯的罪行。这样,我们得出了一个新的定义:异端者,虽身为基督教徒,但不承认“真实的”基督教义,顽固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偏离“正”道之谓也”。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发现异端是指思想离经叛道,而不包括行为离经叛道,异端实为异端思想者。今天异端的含义已经被引伸为与主流思想仰或正统思想相违背的思想,或者说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思想。弄清了异端的含义,我们也许已发现,在象中国这样一个习惯于改造他人思想的国度里,异端没有多大存在的可能,在中国求同存异的文化传统中的“异”是小异,从来就不是大“异”,更不可能是异端的“异”,我们更习惯的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汉语里“同”带有强烈的褒义色彩,“异”则带有明显的贬义倾向,异端在中国实在很难找到生存的土壤。然而我们很少严肃反思,中国的落后是否和我们缺乏对异端的宽容有关?也许抽象地说宽容异端,很多人都会对自己充满信心,然而当接触到现实时,我们想象中存在的宽容一触即溃。
  美国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赖瑞佛林特(Larry Flynt)曾经是脱衣舞俱乐部的老板,后来成了色情杂志“好色客”的发行人。因为“好色客”走低级、煽情路线,比起“花花公子”杂志有过之而无不及,赖成为著名的性书大亨,于是遭到一些中学生家长和部分宗教人士以伤风败俗为理由的强烈抨击。也使得有关当局找上门来,而其中的某次冲突,使得他的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变成一宗历史性的知名案件。而原本声名狼藉的赖瑞佛林特,在长期与法律制度抗争的过程中,无形中却使得这场事关情色的言论风暴,演变成有关美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公民自由的象徵。最后,最高法院援引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判性书大亨胜诉,最高法院这样解释: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证明,一种不为主流社会所接受的思想的存在对美国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宣扬色情居然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这大概会让很多中国人跌破很多眼镜,在面对色情传播的现实时我们会宽容吗?大概不会。这就是差距,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都难以逾越的差距,美国人对民主损害少数异端权利的潜在可能性已经敏感到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正是这种差距,使我们对异端在中国处境的改善缺乏信心。
  异端是一个相对概念,过去是异端,现在可能是正统;过去是正统,现在则可能是异端。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刚刚出现时,被罗马人看作异端;当基督教刚刚进行改革时,新教被天主教视为异端;当加尔文的新教在欧洲一些国家取得统治地位后,天主教则成了异端。因此所谓异端其实是当下的,既取决于人们当时的认识水平,也取决于对立双方的力量对比,以人类的有限的认知水平,几乎不可能裁定一种永恒的异端,如果我们相信,承认自己的无知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我们就必须承认当下的异端,有可能包含一种我们暂时尚未认识到的合理性,这就是异端存在的一种价值,也是我们要尊重异端权利的一种理由。
  然而在现实中还有这样一种异端,在可预见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看不到它对社会的建设性作用,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存在的价值,那么这种异端是否应该存在?比如,性书大亨案件中,允许宣扬色情的价值究竟在哪里?这种异端的价值其实是另一种价值,是对强制进行否定的价值,所谓强制意指一人的环境或情境为他人所控制,以致于为了避免所谓的更大的危害,他被迫不能按自己的一贯的计划行事,而只能服务于强制者的目的。除了选择他人强设于他的所谓的较小危害之情境以外,他既不能运用他自己的智识或知识,亦不能遵循他自己的目标及信念。哈耶克认为:“强制之所以是一种恶,完全是因为它据此把人视作一无力思想和不能评估之人,实际上是把人彻底沦为了实现他人目标的工具”。所以异端的存在实际是对强制这种恶的抑制和否定,如果人们认可了权力今天以黄色为理由否定了一种异端,那么明天也许权力就会以灰色,黑色为理由否定其他的异端,不知不觉中,“人就沦为了实现他人目标的工具”,自由不可避免的被损害了,所以,不管异端本身是否有价值,它的存在就是价值,它为我们在社会中尝试更多的事物,提供了可能性,在哈耶克看来,这是人产生创造性的前提。这样,我们或许能理解关于异端价值的论述:一种不为主流社会所接受的思想的存在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博克

刘支书助理

我真不知道怎么去弄博克,总觉得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任务,不是人精弄不出来。于是只好在论坛上露营,现在天上掉下一个博克了,感觉就象白捡了一套房。并且这房子还不是一个毛坯,里面居然已经装修,朋友还我把的几样破家具放了进来。这使我想起了一个颜色笑话:可惜我的家具太小,房子太大。玩笑归玩笑,异性朋友不要当真,呵呵,高兴,呵呵,还是高兴。

一拿到房间钥匙,我赶紧把门锁换了,是不是挺没心没肺的?对朋友我就是这德行,过河拆桥。房间还得拾掇拾掇,在墙上得挂点什么,弄一个羊头?羽毛?还是虎鞭?实在没辄了,就贴裸照,造型仿王百万在墙上的姿势。睡了,明天再来博。“博”这个词好,让我感觉自己时尚。


自由能不能当饭吃读哈耶克系列二

刘支书助理

对西方来说,自由是一种比专制更古老的传统,所以才有“不自由毋宁死”或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说法。对中国而言,自由就象鬼神,人们敬而远之,通常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如果,我们自己的某烈士在就义之前,高呼“Freedom”,不大可能感动观众,倒可能让观众产生困惑:有没有病?
自由主义者在宣传自己的观点时,常常遭遇这样的反诘:自由能不能当饭吃?自由主义者往往无言以对,在口腔这个层次上,“自由”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无独有偶,西方自由主义者也曾遭遇这样的尴尬。纳粹上台后,德国经济形式迅速好转,当时美联社的记者威廉夏勒(《第三帝国兴亡》的作者),曾前往德国采访。他想了解普通德国人对希特勒上台后的看法。一天,他来到大街上,装作是一个普通外国游客,和一个刚刚买了份报纸的一个德国工人聊天。威廉问:“你觉得现在的生活怎样?”德国工人说:“不错!现在有工作、有面包,比魏玛共和国时期好多了。”威廉本来想听到,普通人对纳粹的厌恶,没想到是这样的回答。于是,他又进一步启发:“你没发觉你们失去了自由吗?”德国工人答道:“我可不需要挨饿的自由。”看来,面包先于自由,无论东西方都是如此。不管你是什么主义者,都必须承认这点。问题在于,自由跟面包究竟是什么关系?
事实上,解决吃饭问题,自由并非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在专制社会,统治者仍然可以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就像饲养员饲养猪,不给猪自由,猪仍然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在这里自由和不自由的区别在于:有没有选择食物的权利?是否有必要的保障措施,让猪能长期得到足够的食物?一只自由的猪,即使在吃饭这个问题上,也比不自由的猪更有保障,吃得更愉快。所以,对于有没有饭吃的问题,自由不一定比不自由更有优越性。但在饭的质量上、保障上,自由明显优于不自由。作为自由者,可以参与利益的博弈,更重要的是,自由还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改进,不自由者可以分享自由者努力的成果。哈耶克这样阐述:“毋庸置疑,在历史上,不自由的大多数人曾从存在着少数自由人这个事实中获取了大量助益。而在当下,不自由的社会则从它们于自由的社会中获致和习得的东西中,得到了甚多助益。”
自由不是面包,不能当饭吃,但自由可以创造数量巨大的优质“面包”,这是我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读出的一个结论。哈耶克在书里开门见山地说:“在一个日益发展的社会中,任何对于自由的限制,都将减少人们所可尝试之事务的数量,从而亦会降低进步的速率。换言之,在这样一个日益发展的社会中,行动的自由之所以被赋予个人,并不是因为自由可以给予个人以更大的满足,而是因为如果他被允许按其自己的方式行事。那么一般来讲,他将比他按照我们所知的任何命令方式去行事,能更好地服务于他人。”的确,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一个人最擅长的本事,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能确定的,他必须在不同的位置上反复尝试,最终才能确定自己最适合做什么。只有自由才能提供这样一种尝试各种事物的可能性。从长远来看,自由的效率显然高于不自由,如同只有市场才能满足社会资源、财富的合理配置一样,只有自由才能满足人才在社会中的合理配置。在今天的中国,专业不对口,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根源在于:不自由。其中浪费的人的精力和才智,远远超过大吃大喝等有形的损失。所以,我们不仅难以创造出优质的“面包”,也难以产生对这个问题深入思考的精彩见解.思想家缺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干其他、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去了。

要真正获得选择“面包”的自由,还需要能力,这是我从《自由秩序原理》中读出的第二个结论。一个人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选择“面包”,我们说,这个人是自由的。但他未必能选到自己想要的“面包”,因为他可能被偏见、激情、舆论等左右,而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按照哈耶克的说法,这样的人缺乏“内在的自由”。什么叫“内在自由”,哈耶克认为:“内在自由所指涉的乃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的行动,受其自己深思熟虑的意志、受其理性或持恒的信念所导引,而非为一时的冲动或情势所驱使。” 一个人是否能够理智地在不同的“面包”之间做出选择、或者是否能够理智地坚持选择一个他业已决定的“面包”,与其他人是否将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实属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然而两者有一定的关联,“内在自由”与不存在强制意义上的“自由”,将一起决定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其知识,以对各种机会做出选择。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掌握优质、对称的信息,即使在自由社会,你也很难真正的自由,很难选到自己想要的“面包”。“面包”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

现实中,人们之所以真诚地干出一些违反本意、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有些时候,并非强迫的结果,而是因为无知,缺乏“内在自由”。比如,在当今汹涌的民族主义潮流中,我相信“左派”和“愤青”中的多数人是想做点爱国的事,但事实上往往做的是害国的事,完全违反了他们的本意。从义和团到现在,这类朋友就没少过,总是奋不顾身地做“情绪的奴隶”(哈耶克)

如果你生产不了面包或者不愿意生产,自由将给予别人生产的权利、仍将促进整个社会的福祉,这是我从该书得出的第三个认识。哈耶克有一个经典的阐述:“自由之所以如此重要,乃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个人将如何使用其自由。”意思是:重要的并不是我本人愿意行使的那种自由,而是某人为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而可能需要的那种自由。我们只有通过将这种自由赋予所有的人,才能使不确定的任何人都能获得这种自由。如果情况正相反,人们可以预知个人将如何使用其自由,那么自由的结果,亦就可以通过多数决定个人应当做什么的方式来达到。但是,多数的行动却必定局限于那些业已尝试而已然确定的事情,也就必定局限于人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已然达成共识的那些问题。于是,导致社会活力衰减。哈耶克坚持认为,某些少数人进行“罕见”“稀少”的尝试,对社会往往最有价值。

哈耶克在保护“罕见”和“稀少”的问题上,体现了对公共意志的警惕:公意不能损害个人自由。坚持自由,首先必须坚持“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乃是获得真知的前提”,我们不能确定“稀少”、“罕见”的最终价值。因此,永远都有必要防止公共意志对他们的侵害。


以传统主义论道,以自由主义论政评王怡的《“读经”和文化保守》

刘支书助理


在关天上读到王怡的这篇文章时,象许多人一样,我感觉意外,一般来说,王怡的文章总能发幽探微,看到多数人看不到的问题;多数人看到了,但他总能讲出新意和透彻来,遗憾的是,这篇文章,不仅无新意,反而多处犯糊涂。

王怡之所以主张学生读经,主要有以下理由:

一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中国人要在精神上获得自由,必须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简言之,传统文化可以救人。他说:“自由必有两种内容,一是身体的自由,二是精神的自由。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自由,难道会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价值和汉语书写没有关系吗?一个把中国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完全摧毁了的社会,还能够给予中国人精神上的自由吗?一种在文化价值上空洞化的自由,绝不是真正的自由。少数知识精英也许能够把精神的自由重新嫁接在西来的文化传统中,如对一个中国基督徒而言,儒道佛的传统是否被连根拔起,和他的精神自由的确没有太大关系。但大多数从小在汉语中学会呼吸的中国人,不可能在精神上完成这种文化价值的彻底嫁接。而且正因为大量的不可能,中国才在文化意义上仍然成其为中国。”

这个观点显然有两个预设前提: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自由的因子;二嫁接西方文化,必须先有传统文化打底,否则,对大数国人来说,水土不服。

先说第一个前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自由的因子吗?古代中国人在精神上是自由的吗?我非常惊奇,王怡在这个问题上居然做了肯定的暗示,在这里,我不知道王怡是怎么给“自由”下定义的,似乎王怡所说的“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自由”是“把酒临风、对酒当歌”或者“清流评议朝政”之类士大夫情怀,完全不是他一惯使用的密尔、哈耶克关于“自由”的定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自公元前六世纪产生,发展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在这2500年期间,中国从未有过民主自由思想的火花,了不起也就有点民本思想,自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事实上是个贬义词,首先,我们来看儒家的“原教旨主义”孔子的思想,孔子一生的追求的目标是,恢复周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礼乐征伐需从天子出”,一句话,“礼”高于一切,自由就是非礼,哪里有半点自由的因子?至于,后来西汉的董仲舒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君权神授”的观念加入到儒家思想中,儒家思想已经丧失了孔子以来或多或少存在的包容性和朝气,再到南宋,程、朱把儒学发展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程度时,儒学已经发展成了“非人”的学说。我的确不知道,“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自由”是否和“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价值和汉语书写”有没有关系,但我的确知道,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不自由和“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价值和汉语书写”有关系。

第二个前提,王怡认为,没有传统文化打底,“中国人不可能在精神上完成这种文化价值的彻底嫁接”。我承认路径依赖的重大作用,但我不能确定吸收西方文化必须要有传统文化作基础,更不承认,由此引申出,孩子就应该读经的结论。支持读经的人士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了解得太少了,远不如台湾,甚至也不如香港、新加坡,这是许多人赞成读经的理由,我认为这个理由完全不成立,的确,中国孩子对“子曰”“诗云”这些东西的了解不及台湾甚至香港、新加坡,但并不意味这中国孩子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小于这些地区的孩子,难道新加坡人比中国人更象中国人?事实上,中国大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台、港等地要大得多,一个人一句“子曰”“诗云”都背不到,不能表明他受传统文化影响小,文化并不仅仅存在于经典当中,甚至并不主要存在于经典当中(当然这必须是一种活着的文化)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一切的能力和习惯.。从事实看,大陆中国人丢掉了许多传统的形式上的东西,比如:读经、供奉菩萨等,但传统的精髓却保存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完好,比如:实用理性高于价值的理性的犬儒主义、漠视生命个体的专制主义等。有种观点认为,仁、义、礼、智、信、勇这些东西的丧失,不能仅仅说是皮毛的损失吧,我承认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伦理价值,也承认这些价值在当今社会几乎沦丧,但我仍然不赞同读经,因为,这些东西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类似的说法。外国没有孔子,社会也没崩溃,真善美随处可见。儒家提倡道德数千年,从“文革”可以看出,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未见得比别人高。“文革”的发动者和参加者并不是外国人,如果文革发动者们都到欧美留过学,体验过法制社会的感觉,他们就可能不会发动“文革”了。只有迷信“圣人”超过相信法制的人,“无法无天”的人,才会做出发动“文革”这种事情来。从我的理解来看,文革不是传统价值丢失的恶果,而是传统中恶的东西积累太多的总爆发,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别的文化中,大多都有,是“普适”价值,而别人文化中没有的东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上都是恶的成分,比如:愚忠、愚孝、清官意识等。在吸收传统文化中,好的成分时,我们很难做到把恶的成分去掉,所谓精华和糟粕并不是象水和油那么分得清楚,往往是一张纸的两面,你要了纸的正面,必然要它的背面,对传统文化,我们一直叫嚷要去粗取精,我们何曾做到了?成年人做不到的事,交给未成年人,我看不到有更美好的可能性。我认为,当前我们的问题,不是传统太少的问题,而是太多,太根深蒂固的问题,小孩读经无必要。
退一步来说,即使我们真的缺少传统文化,需要弘扬,我也没看出文化嫁接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在彻底完成文化嫁接的问题上,传统文化究竟起多大作用?王怡没有论证,而直接给出了结论,传统文化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没有传统文化就不能成功的嫁接。试想,对维族人来说,读经就应该读〈古兰经〉,在把西方文明嫁接到伊斯兰文化上时,究竟〈古兰经〉起什么作用?我看不出,一个熟读〈古兰经〉的民族比一个不那么熟悉〈古兰经〉的民族更能彻底完成文化嫁接的可能性,搞不好,恰恰相反。土耳其走向现代化是以抛弃本民族世代使用的突厥文字而改用拉丁字母开始,按照王怡的逻辑,一个放弃了本民族文字的民族“不可能在精神上完成这种文化价值的彻底嫁接”,事实相反,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中“文化嫁接”最成功的。

二传统文化中有民主资源,经过甑别后,传统文化可以救国,这是我从王怡文章中读出的第二层意思,最典型的说法是:“就是本土文化传统在自由价值下有选择的复述和庚续,恰恰正是反抗极权、拓展自由的现实依靠。”读到这里,我仿佛看见了一个疾病乱投医的人,反抗极权需要服用“传统文化”这包药?这种说法已经近似于发烧说胡话了,传统文化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不尊重个人,二是缺乏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尊重个人,所以无法产生现代的民主自由理念;缺乏逻辑的思维方式,所以无法孕育现代科学技术。儒学本质上是培养“臣民”(说难听点就是“奴才”)的学说,孔夫子是历代皇帝的“军师”。孔夫子被人称为“素王”(即民间皇帝,业余皇帝,影子皇帝),是很准确的。孔夫子所谓的“君子”,是“白领臣民”,他所说的“小人”,则是“蓝领臣民”。孔子绝对没有“公民”意识,只要没有人管着他(无君),他就惶惶然。这点,就是个别古人也不买孔子的帐,  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早在同时代,孔子已被质疑,想不到今天自由主义者中,居然,有朋友指望从皇帝的军师那里去寻找反皇帝的武器,实在连古人都不如。

很显然,在传统文化和自由主义的关系上,王怡受了徐复观的影响,王怡当然不是一个过分推崇传统文化的人,在政治领域,他对传统文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传统主义论道,以自由主义论政,这个设想是不错的,但是,显然低估了传统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并有割裂两者关系的嫌疑。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政治为核心,伦理服从于政治,比如,讲礼既是一个伦理标准,更是一种政治诉求,对普通人来讲,礼是一种行为规范,对统治者而言,礼是严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存,不能割裂。当社会弥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的“道”时,难道还有自由主义论政的空间吗?

王怡这样从传统文化中来寻找民主资源,以证明传统文化非但不与自由主义冲突,反而可资利用,“孔夫子言“邦有道,危言危行。”。这是普世价值在本土文化下获得表达的一个例证,显示言论自由不但是一种西方式和法治化的宪法权利,更是源自孔子的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气节。”王怡单凭孔子一句恰头去尾的话,就把孔老先生化装成了自由主义者的先驱,实在令人遗憾,孔子对邦是否有道而做出选择的全面表述是: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而且他判定天下是否有道的标准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分明是一个热衷于专制主义中央极权的老滑头,他压根就反感诸子百家,希望回到大一统那个“有道”的时代,哪里有什么言论自由的普世价值?

总之,传统文化既不能救人,更不能救国,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都还有争议的话,我只能感到悲哀。诚然,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好东西,比如: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见义不为,无勇也。
朝闻道,夕可死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德不孤,必有邻。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等。

但这些东西往往都有它特殊的内涵和不同于今天的语意,对不求甚解的孩子来说,很难进行现代诠释而吸取营养。托克维儿说,“文化是制度之母”,我以为在一个反封建仍然不过时的时代,不宜亲近专制的“母亲”。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底线上,至少应效仿高校对待学生恋爱的态度:不反对但也不提倡。

读了王怡这篇文章,感觉真是印证了林语堂那句话:“中国人一过三十,就莫名其妙地开始怀念父辈的旧毡帽、旧烟袋、破草鞋。”

读经”和文化保守
  
  
  王怡
  
  
  梁漱溟之后,再次被誉为“最后一个儒家”的蒋庆,最近编了一套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涉及传统典籍19种,推荐给儿童诵读。由此引出一场对“读经运动”和诵读教育的争论。但惭愧得紧,蒋先生开出的这些蒙童读本,我却有5种书架上无,有10种迄今并未读过。好在以郑板桥的标准,“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所以才敢厚着脸皮写文章。
  我和蒋先生一样从法学院毕业,我好谈宪政,他专讲儒家。但我和蒋先生一样也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立场。何谓保守主义,保守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看待自由的传统胜过看待自由的理念。如果有一种自由按理说是好的,但必须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一切既有的自由(即使并不太多,也不完整)去换,那个坚决说“不”的人就是保守主义者。
  保守主义立场成形于英国的柏克,是对当时欧美革命浪潮和历史进步主义的一种反抗。柏克要保守的那个主义在我看来有三个主要内容,一是君主(立宪)的传统,一是基督教的传统,一是普通法的传统。对英国来讲,唯一可见可触摸的“自由”就在其中。没有这三个古老传统的延伸,英国人就压根没有自由。但我们呢,这三种传统一个都没有,于是当自由作为一个普世的近代理念和政治诉求传入晚清后,彻底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激进主义,就成为了一百多年来社会变迁的主流。人们就像读不起书的孩子恨自己父母不争气一样,去恨自己的先人。一恨就恨了几代人。
  一直恨到今天一个学法律的学者,可以连大多数的汉语基本文化典籍都没读过,从小也没有人教。记得多年前我第一次读《论语》读得起劲,和中文系出身的父亲交流。才惊讶的发现他竟然连《论语》都没有通读过,遑论《孟子》和老庄。但没读过孔孟,却并不妨碍我父亲是一个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这种局面以小见大,是令整个汉语社会汗颜的,只要这个社会是而且将继续是一个汉语的社会。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是专制主义,是一种没有自由的传统。在这种被舍弃的传统下还谈什幺“保守”呢。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看法,而且把“自由”当作了一个假想的概念。中国政治传统的专制无须赘言,但文化的传统有三点是需要辩驳的。其一,自由必有两种内容,一是身体的自由,二是精神的自由。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自由,难道会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价值和汉语书写没有关系吗?一个把中国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完全摧毁了的社会,还能够给予中国人精神上的自由吗?一种在文化价值上空洞化的自由,绝不是真正的自由。少数知识精英也许能够把精神的自由重新嫁接在西来的文化传统中,如对一个中国基督徒而言,儒道佛的传统是否被连根拔起,和他的精神自由的确没有太大关系。但大多数从小在汉语中学会呼吸的中国人,不可能在精神上完成这种文化价值的彻底嫁接。而且正因为大量的不可能,中国才在文化意义上仍然成其为中国。
  其二,自由不但与文化与文字的传统有关,而且与道德理想有关。道德理想主义只有当它具有强制性,与政治权力结合时才是可怕的。但一个健康和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在某种道德传统下有机生长的社会。人们对自由有一种长期以来的浪漫主义误解,以为自由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时候停下来,前后左右都有无数条路可以走。事实上一个人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如果随时都像七岁时那样有无数路可以选,这个人多半的机会不是自由,而是发疯。60年代末,台湾自由主义的代表殷海光在病床上同新儒家的徐复观握手言欢。标志着五四以来激进的政治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和解。殷先生在临危时写下,“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
  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也曾为天主教性道德的保守辩护,“我很奇怪你们为什幺要执着于天主教的性伦理,而不是苏式体制对人权的侵犯”。他说,教会的确是一个保守的机构,但它是没有强制力的。“如果这样的保守机构在一个社会中只有一个(政教合一),那幺教会将等于一座监狱或坟墓。但现在更值得担忧的是一个完全没有保守机构和价值的社会”。因此米奇尼克认为,一个国家的性道德,必须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在教会的训诫中是严厉的。我换一种说法,保守主义者眼里的自由社会,就是政治自由主义在朝,道德理想主义在野。
  几天前我特别请流沙河先生题一幅扇面,因为折扇是中国士大夫一个生活中的文化图腾,我想使用并提倡折扇,于是请先生在一面书写美国革命中的著名演说词“不自由,毋宁死”,另一面书写《论语》中的孔夫子言“邦有道,危言危行。”。这是普世价值在本土文化下获得表达的一个例证,显示言论自由不但是一种西方式和法治化的宪法权利,更是源自孔子的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气节。所以最后一点,就是本土文化传统在自由价值下有选择的复述和庚续,恰恰正是反抗极权、拓展自由的现实依靠。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5-1-24 16:04
不精确的课堂才是好课堂
刘支书助理
我们的公开课曾经是这样的:把一个好的预案设置好,尽可能精确到每一个细节,甚至哪个地方停顿,做什么表情,事先都已经计划好了。一句话,整个公开课都在上课老师的掌控当中。如果在上课的过程中,学生的回答出了意外,出乎我们事先的预料,那么我们就把它拽回来,拽到我们预先设定的那个方向去,不让它旁逸斜出,从而保证我们公开课的完整性和可观赏性。
学校一般不太爱推荐男老师出去上公开课,喜欢推荐女老师,尤其是长得漂亮的女老师,语音规范,仪态大方。为什么?因为台词已经写好,我们只需要一个高明的演员就可以了。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公开课比较普遍的现象,而且普遍能够得大奖。你从录像看,举手投足都是很精确的很完美的,没有什么让人看了觉得刺眼的东西。因为这些刺眼的东西已经在反复演练的过程中删除掉了。
可以说一堂公开课就是一个教研组集体的心血。问题是这样的公开课中,学生是怎样的感受呢?我们从来没有问过。总是觉得学生很热闹,举手回答问题也很主动,就觉得这个效果好,因为评价公开课有一个标准:强调学生参与。后来有一次,大概是2005年我在成都参加一个活动,这个活动也是请老师上公开课。但是它有一个环节,就是上完公开课后,请学生参与老师的对话,从学生角度谈他从这堂课中得到了什么感受。这次活动给我的触动很大,因为这是第一次从学生的视角来看课堂。结果学生的评价和我们老师的评价是不同的。我们老师觉得这个课很好,但是学生觉得这个课很乱。有的课我们老师觉得有问题,但是学生却能说出从这堂课中得到的收获和感受。这就促使我们思考:课究竟是为谁上的?是为听课的老师上的,还是为学生上的?课堂中心到底是学生还是我们老师?
虽然从理论上讲,我们都知道学生是课堂中心,但是在上课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就变成了以老师为中心。所谓的以老师为中心就是以我们台下的老师为中心,让听课的老师觉得这个课上得好。但是学生在听课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学生,认为他们不懂,其实他们很懂感情的。老师在台上上课,他们知道自己有义务要配合老师,他们知道要尽量去揣测希望的答案。所以说,我们原来那种设计得非常精确的公开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把学生当成了我们上课的一个道具而已,仅仅是为了配合我们老师。这样的课我们往往给它一个评价,叫做配合默契,这样的课,好!
要我说,这样的课是师生狼狈为奸,共同做戏。以往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对老师作秀的批评上,其实,学生作起秀来更自然,更具有欺骗性。你想,学生的整个注意力都放在怎样揣测老师的想法上去了,他自己的想法没有体现出来,自己的精神没有在这个课堂中得到伸展,整个一堂课紧张得不行,他哪会有什么收获?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公开课被人批评、被人诟病的原因。
我们听课的老师常常不服气,觉得你无非就是上课语言更流畅,无非就是你有表演天赋,无非就是你设计得更好。很多名师都讲了公开课,我们觉得许多课并不符合自己心理意义上的优秀的公开课。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我们的课堂中心是学生还是老师?我们只有将学生置于一个自然的、安全的、有意义的环境中,他们才能够放松下来,全神贯注地去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并作出自己内心想要阐释的答案。为什么学生需要安全感?实际上,我们上公开课的时候都发现,学生是有紧张感的——他怕说错。要想学生阐释自己的想法,就要让学生置身于一个安全环境。好的老师在这方面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安全感。我听过的课,比如伍凤霞老师的课和窦桂梅老师的课,她们在这些方面都是很有特点的。学生为什么觉得松弛,就是他觉得有安全感。那么我们老师怎么给他安全感呢?首先,一开始的问题难度不要大,简单一些,让大多数学生都敢开口。一旦学生开口并回答正确,整个课堂环境就会产生一种安全的氛围;其次,多用赏识性语言。当然,学生的确可能完全回答错误,我们应该纠正他,不要什么都说好或对,但是我们纠正他时,不要用那种粗暴的语言。粗暴的语言一出口,其他的学生听了就打颤了。他生怕打不出来,受到很苛刻的评价,他就没有安全感。
如何让我们的课堂更自然呢?关键是我们老师上公开课的时候不要有一切尽在掌握中的那种想法。如果说我们的公开课没有一定的模糊性,没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堂课是不好的。什么叫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我们老师上课之前都要备课,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但是你能够备出学生在课堂上的所有回答以及应对的办法吗?你不可能完全备出来,因为学生的脑袋怎么想的我们不可能全部备好,肯定有一些出乎我们老师意料的答案和问题。我认为好的公开课不应该放掉这些和我们预设不相吻合的东西,而是马上对这些答案作出判断,如果有闪光点,立即找出闪光点,然后产生新的思考、新的争论,从而放弃自己的一些预设。牢牢地抓住学生临时生成的闪光点,将它放大。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和回答问题的乐趣。因为这一切是自然的,不是为了迎合老师而回答的,而且老师也没有显示出自己强势的地位,没有非要把学生带入自己的预设中。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老师就面临一个困惑:我们事先预定的教学目标完不成怎么办?一节课只有40分钟,我是在这个临时的火花基础上开展课堂还是回到我预设的方案上去?我觉得,老师你为什么不可以放弃你原来的方案,而就课堂上一些有智慧的问题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学生是敏感的,你没有用强势的地位去压迫他,他能感觉到,他是愿意和你进行这样的对话的。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课堂可能就有一些不可控制的东西了,这就叫做不确定性。但是,精彩的对话往往就在这样的课堂中产生了,从而我们课堂的亮点就出来了。这样的课堂才是原生态的,是自然的;这样的课堂有助于我们学生的精神发育。
我们作为成年人,可以设身处地地换个位置想想,假如我是学生,我在下面听老师讲课,我回答老师的问题。我是希望讲自己的心里话,还是希望讲老师心里希望我回答的话?显然我们都喜欢说出自己头脑里的话,然后和我们的老师、同学的观点碰撞,并在碰撞中获得自己智慧的成长和情感的涵养,儿童也是如此。所以,现在的好的公开课已经和几年前、十几年前的好的公开课不同了。现在我们评价一堂好的公开课的标准已经不是一个好的剧本,一个优秀的演员能够顺利地完成四十分钟的任务。
与原来的课堂相比,我们把这样的课堂称之为开放的课堂。因为你没有把学生的思维局限在老师的思维当中,原来的课堂精确得像仪表,封闭得像潜水艇。这两种课堂比起来,肯定学生更喜欢开放性的课堂。问题就是,课堂一开放,我们老师感觉到不好驾驭,这个时候学生稀奇古怪的想法出来了,我们怎么驾驭呢?所以说,开放的课堂对老师的素质提出了挑战,需要我们老师具备深厚的功底。
这个功底是什么呢?是我们老师自身的人生阅历,对生活的看法,对人生的理解,对社会的洞察,而不仅仅是知识功底这一个选项。举个例子,美国一老师上《灰姑娘》,讲到了对后妈的评价。学生就说后妈不好,那么老师怎么来引导呢?老师说,这个继母也有爱,也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她不能够爱别人的孩子像子自己的孩子一样。这就体现了老师对人性缺陷的包容以及由此产生的豁达。你说这是老师的知识吗?这是从哪里学的呢?好像哪本书里都没有教这样的东西。这是老师从个人的人生道路中获得的见解,或者说是她人生的境界。&not;还有,讲到灰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参加王子的舞会时,大家讨论了灰姑娘是不是很虚荣。老师是这样阐述的:作为女孩子,在追求自己心爱的人的时候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你想想,在追求自己心爱的人时,穿得很邋遢,王子会喜欢她吗?显然不会。对于女孩子来说,非常体面地参加舞会,把自己最光彩夺目的一面展现出来是她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知识老师从哪里得到的呢?我看,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我们感觉这个老师的境界很高,她对人的理解,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都渗透在了语文课当中。什么是人文性?这就是人文性。人文性不是抽象地讲述尊重人,肯定人性,而是把尊重与肯定渗透在具体的人和事件当中。
如果一个老师自身缺乏精神追求,不热爱生活,不热爱生命,不追求美,完全在低俗的社会中随波逐流,那么他在语文课中能够给人这样优雅的引导吗?我觉得不会。所以说,课堂放开,老师的功底不仅仅体现在知识上,还体现在对生活的理解和自身修养上。只有我们老师本身就是优雅的、有修养的人,我们才可以培养出优雅,培养出人文。如果我们的语文老师都和这个美国老师一样上课,你想一想,我们的课堂会是怎样,我们的学生会多么出色!这个也不一定是老师事先想好的,往往跟同学谈着谈着就出来了。这是我要讲的关于功底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老师的知识积累和对社会的思考和认识,这是我们应对公开课不可缺少的东西。知识积累需要什么?需要读书,这是常识。然而,读什么书?我的体会是不为教书而读书才能教好书。为教书而读书这种功利性的目的虽然可以使我们在技术上得到一些完善,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提升语文课堂的境界。从根本上来说,语文研究的是人,研究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和感受,所以,凡是和人的精神相关的书,都是我们语文老师应该涉猎的书,而不仅仅是纯文学的书或者学科杂志。只有我们的精神营养平衡,我们的课堂才是丰满的,比如说历史,这也是研究人的。缺乏这些,就会让你的课堂捉襟见肘。比如我听过窦老师的《晏子使楚》,她有一个亮点,主题提炼:尊重。什么样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尊重,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赢得尊重。这个主题的提炼来自于对历史的深度思考,来自于对晏子所处的时代背景的了解,对大国与弱国的了解。如果我们老师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可能备出来的课就不一样了。从窦老师的课我可以感觉到这是我们语文老师不可或缺的维度。
还有哲学,我们语文老师很忙,很累,工作压力很大。希望读一些浅一点的,躺在沙发上就可以看的书。这些书要不要看呢?要。读书好像吃东西,什么都要吃一点营养才全面。我们可以适当读一些普及性的哲学书,比如康德、黑格尔。原著我们无法读,很难很深,但是我们可以读一些介绍性或者二次生成的读物,比如哈耶克、波谱和汉娜阿伦特的书。
为什么必须要读哲学?因为在准备课时,如果你想你的课具有穿透力,发现一些别人没发现的东西,你需要把别人无法提炼出来的东西从复杂的文本中提炼出来的能力,你需要有一针见血的洞察,这种洞察来自于我们长期思辨的训练。我们知道上语文课尤其是公开课,要想获胜,你就要与众不同,你怎样才能与众不同?最根本就是你对教材的理解,发现了人家没发现的东西,或者把别人已经法相了的东西挖掘得更深,把别人已经阐释了的东西阐释得更优美更完整,总之,你要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你才能从评委那里得到好的评价。其他的教态、语言、板书、多媒体的制作之类的,也是评分的一个方面,但我认为首先还是对文本的理解。
如果我们有一点点哲学方面的知识,或许只有一点点,那也比一点也没有的老师更高,这能使你鹤立鸡群。因为哲学训练人的逻辑、理性、严谨,以及从纷繁复杂的现象和事物中去抓住主要的东西的能力,即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我始终认为,我们要想上好课,得在平时读一些自己觉得不太好读的东西,读一些看起来和教学无关的书。只要坚持下去就好了,忍耐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读书就是这样的。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当时推荐一些学术的书目,比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书里面概念多且环环相扣,观点与事例互相印证,大前提下有小前提,结论之间有逻辑,观点与观点之间有联系,总之,非常难读。第一次读的时候,读一页下去都很难。因为我连很多概念都不懂。什么是“存在”?然后它又用这个概念来阐述其他的,我怎么可能知道它阐述的是什么呢?第一次我一页都没读完。我就去请教老师,我问老师有没有通俗一点的哲学书,读书难道不应该循序渐进?我们那个哲学老师很干脆的,当时他就告诉我,没有捷径,我知道很难,然而你坚持下去,天天读,天天啃,时间长了难度就降低了。你就觉得你可能理解其中的一句话了,再长一点时间,你就觉得你可能理解了其中的一个概念了,一个段落了。慢慢下来,你就觉得你可能读懂了一页了,第二页第三页也就慢慢读下来了。什么叫啃?这就叫啃。
啃书本肯定不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肯定需要你花很大的毅力。我永远感谢我的这位哲学老师。没有他的指导,我的阅读就不会涉猎哲学,可能永远都是在文学领域里。因为文学是轻松加愉快,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在别人惊心动魄的故事里面我们不承担风险,却享受了和他一样的人生。学术、哲学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后来坚持读,可能花了一学期勉强读完了一本书。我感觉读完了以后,大部分我还是没理解,但是它从此给了我一个信念:没有读不进去的书。而且读了这个书以后我再读小说,我突然发现以前我津津乐道的一些小说像白开水一样平淡乏味。因为哲学家是把他对人生的见解、对生活的看法高度地浓缩了。打个比方,哲学家他提供的是纯粹的高浓度的果汁,很酸很甜,可能还有点涩。而文学家是把这个果汁倒出一点点,用很多白开水稀释了。我们喝惯了稀释的果汁,肯定不习惯纯果汁。但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纯果汁,再喝这种稀释了的东西就觉得很乏味了。比如我们男同志习惯了喝烈性酒,就不可能接受低度酒。
哲学为什么被称为学科之王?就是因为它站在所有学问的最顶端。你接近了这个最顶端,你再往下看,看文学,看教育学,看伦理学,那是什么感觉?一览众山小。我们面对文本,处理的时候就肯定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总能够与众不同。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如果说读我文章的人,他们觉得在我的文章中能够发现一点点新东西,有一点点收获的话,我想主要是我有过那么一点哲学的经历。课堂要想获得这样的效果,也要站在这样的高度。
上好公开课,还必须具备一点教育学的知识。我们很多同志在中专、大专或者是大学本科的时候也学习了教育学,但是说实话,包括我在内,我们大多是把它当作要考试的内容来学习,真正让我们在课堂上立足的东西绝大部分与它无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的教材是很理论的,从学者的角度写的,和我们当下的一线教学是有脱节的。比如说班主任,我们很关心如何处理调皮的学生,教育学心理学告诉我们了没有?具体的个案告诉了没有?没有。我们还得在实践中和其他老师交流探讨。
一些教师朋友对学习“教育科学”很热情,巴不得能找到秘籍或者千年灵芝万年何首乌一类的东西,立马就能练成盖世神功。不要以为我是在瞎说,在我看来,整天埋头阅读教育教学书籍,读教育随笔,读班主任日记等等,就是在试图走捷径。这种做法看起来针对性强,效率高,其实是把自我贬低到了教书匠的程度。
要当一个优秀的教书匠,那你不妨为教书而读书,什么有用你就读什么。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大学教育科学院(系)招生比其他大多数专业困难,我们的高三学生填志愿时很少人把它作为第一志愿,于是,分数不理想的学生,往往通过二志愿、三志愿落到教科系,这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读教育专业的人对教育理论本身没有兴趣。本科毕业后,就业比较困难,像我们这个区是14000名教师的规模,结果到目前为止,只容纳了6名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因为其专业太“综合”,学校感觉用不上,所以,除非有关系,一般学校不接收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在这种形势下,教本生只能考研,想办法留在高校,于是,对教育理论不感兴趣的人咬牙继续读书,成了硕士、博士,我校95级的一个学生就是如此,据说,她周围的同学也大多如此。其中部分人成了知道中小学教育的“教育理论专家”。
一个人对自己的专业并无多大兴趣(不排除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产生些微兴趣),他究竟能够在这个领域贡献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读他的文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拓展你精神的视野?只有天晓得。
教科系有门课叫学科教学论,顾名思义它是指导学科教学的,照理来说,它应该是教育系所有课程中对中小学最具针对性的课,其实不然。从教材上看,这些教材多是站在教材教法的角度构建的,而不是站在学科教学论一门科学课程上进行分析研究。原有教材和现在基础教育课改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包括在目的、内容、方法上,如综合课、选修课、研究性学习及对学生的评价等方面都不相匹配或是空白。由于本人在一所师范学院教科系兼职,所以对此略知一二。
事实上,教育学一直在扮演这一门科学的角色,它试图从各门具体学科中抽象出普遍的规律,再回去指导各学科,俨然很哲学。在我看来,与其说教育是科学,不如说教育是艺术。科学是可以重现的,只要条件一样,科学不因为科学家不同而结果不同,但教育却因为教师不同而效果不同。把教育拔高到科学的高度实际上是把教育贬低成了一门手艺,一门学了就可以掌握的手艺。
尽管如此,作为艺术的教育是有规律的,掌握其规律的确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我个人觉得,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是每个教师必读的经典,因为它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人文教育。多尔的《后现代课程观》,告诉了我们在走向开放的社会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面,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能够促进学生精神发育的老师。他告诉我们必须遵守的课堂原则,比如刚才提到的课堂为什么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这就是他的后现代课程观里面强调的丰富性。我们老师在平时抽时间看看,对我们教书还是有好处的。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学会生存》,是考察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教育情况提出的总结报告,对我们当老师而不是当教书匠非常有启发。它至少让我们明白:我们教育的对象是人,是完整的人,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不是把他们看做接受信息的储存器,我们要把他们看做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我们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并不是绝对的权威,我们是和他们处于平等的个体,我们和他们的差异无非在于我们比他们年龄更大,比他们多读了几本书,但是我们对生活的见解和看法不一定就比他们更正确。我们老师不是赫尔巴特所说的领航员或者舵手,我们最多是对话的首席,仅此而已。
我们必须通过阅读了解先进国家的人们是怎么想的,然后我们才可能开阔自己的眼界,才可能使课堂从封闭走向开放。你要确信,教育发展的趋势有二。一是封闭走向开放,二是教育体制从一元走向多元。很多老师可能比较满足于现状,觉得就按自己现在的教法来教,也可以维持,也能够过得去,还可以评先进。如果你还是一个二十来岁三十来岁的年轻老师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就太可怕了,因为你太没有前瞻性了。
中国的改革是在不断深化的,教育的改革也肯定要深化的。如果未来的教育走向了开放,那么封闭的教育必将淘汰,而你不具备开放式教育的素质,你怎么来适应未来的课堂?你怎么来保证你不下岗?我们二三十岁的老师你还有几十年的工作时间,你不可能像50岁的老师就快退休了,他们可以不去想,你必须想。我们当下还没有感受到开放式教学的紧迫性,但是从我们的未来来说,就单单从我们立身于教师这个职业来说,你也必须要有一点点前瞻的意识,提前做好准备。这种东西不提前做好准备,你需要的时候是拿不出来的。
即使从我们教师立足于教师这个职业来说,也必须要有广泛的阅读。从理想教育的意义来说,更应该如此。很多人可能觉得你是不是太高调了。我是这样看的,我们生活在现实当中,我们有生老病死的苦恼,我们要养家糊口,要考虑自己的生存,都希望在学校能生存得好。这是事实,无可厚非,包括我也这样思考问题。但是我又想,如果我们年轻的老师就按照现有的教学方式过一辈子,我们看看有的即将退休的老师,他们的生存状况怎样?如果你不改变,那么,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年轻老师的明天。我们每个老师可以想想,你们的未来是看得见的,那就是你们学校那些老教师现在的状况,你觉得你这样过一辈子有意思吗?我们是否可以在如何生存,如何生存得好上面多一点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们不要脱离实际,但是可不可以多一点追求,多一点超越现实功利性的追求?
我觉得我们作为老师,俗话说“灵魂的工程师”,我们应该有先进的知识。如果你只是重复你的老师给你的那些知识,我觉得你没有完全尽到责任,你不过就是起到了一个传声筒的作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有自己喜欢的老师,有自己不喜欢的老师,那么我们现在自己是老师了自己就要想想,你今天是做自己当时喜欢的老师,还是做当初自己不喜欢的老师呢?很多人没去深思这个问题。
事实上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就在成为自己当初不喜欢的那种老师。我们当初都不喜欢这样的老师,没有知识,没有追求,课堂乏味,阅历很少,那么我们做老师的时候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老师呢?我们当初不喜欢这样的折磨,我们又为什么要去折磨别人呢?这就是我们作为老师从职业操守的角度应该想的。
所以不管人们怎样说,你是不是高调,是不是实际,我始终坚持我的课堂必须要有我自己的理想在里面。我是高中老师,升学任务很重,我几乎年年教毕业班,而且当补习班的班主任,学校要生存,必须靠高考,学校就把高考升学率作为考评我们老师业绩的指标。因此,我作为一个老师,我要生存,或者说5一点,我要评职称,我必须满足学校的要求,我必须要达到这个尺度,这是我们全中国的普遍现状。我作为老师必须要遵循应试教育,比如要进行三轮复习,题海战术,研究历届高考题,分析命题规律,判断今年高考试题的大致方向,然后弄出一套最大限度接近高考试题的模拟题等等,这是我在日常教育生活中要做的事情。在这点上,我和其他老师没什么区别。
然而我觉得只是这样做让我感觉很耻辱。因为这样做了虽然我的学生可能考上了他理想的大学,然而他的未来我却不负责了,他的精神走向我不去管了。应试教育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就相当于商家生产了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我只管把产品卖出去,至于你在使用的过程中产品质量如何我不管了,未来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但是,学生他一辈子重要的并不仅仅是读大学这件事情,他对人生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如何思考问题,我们在中学里面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准备?
同样,我们在中学里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学上来的学生要纠正他们的一些观念非常难,因为小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照本宣科,把一些没有经过思考的结论把一些陈词滥调直接告诉了他们,从而导致了在中学里纠正他们很困难,甚至没法纠正了。所以,追根溯源,一个人精神的成长要健康,就好像小树苗一样,得在最小的时候有一个正常的环境,不要让畸形的环境去影响它,否则,在半大不大的时候要来纠正它就非常困难,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有个学生给我写信,说听我上课很痛苦,因为我讲的东西是他以前没听过的。他的内心很矛盾有冲突,所以他不想思考,不想要真相,不想矛盾,还想像小学生一样简单生活下去。这个同学是我教的全年级1600人中成绩最好的,我们眼中的北大清华的苗子。他的精神起点是这样地低,对你讲的教科书以外的东西没有兴趣,他怕,恐惧,拒绝。为什么拒绝在我们看起来是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要的精神元素?因为这些东西给他带来痛苦,他的精神已经疲倦了。以前,他的老师给他的天空就井口这样大,跳出了井口他的心灵就无处安放。
如果在中学里面还没有老师给他一个新的视角,那么他的大学怎么去适应?还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2005级补习班非常优秀的同学,她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她在我们学校读书的时候是我们老师的掌上明珠,她是可以上北大的,但是她是农村的,她怕分不够,为了安全,她降低了一个档次。她去人大一个月后,在一天深夜12点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信息。就一个中心内容,她想退学。为什么?她觉得太自卑了,太难受了。她觉得那些同学那么优秀,有的是钢琴十级,有的是篮球特别厉害,有的是英语考过了专业六级,总之,她的同学所谈的话题使她觉得很自卑,她被冷落了,让她觉得反差很大,她很失落,所以她想退学。这种情况的出现,我觉得是我们中学老师没有尽到责任。
我教补习班只有一个目标,高考。尽量不讲与高考无关的东西,所有的努力都是为分数。所以她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只有分数。我没有像在高一高二讲课那样,除了讲考试的东西,还讲一些我自己的见解。所以,她完全缺乏这样的视角和承受的能力。而我同样教的应届的一个同学,她考上了北师大,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她感谢我。她说她在她们寝室里面是老师,其他同学的知识没有她渊博,我在课堂上告诉她的东西,让她在其他同学中得到了尊重,根本没有一个从西部城市来的学生的那种自卑。我们应届的同学给我写的信大致的内容都是这样,因为我教应届班从高一开始,我在课堂上结合我所教的内容,阐释了一些东西,超越了课堂,是高考暂时不需要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是民主,如何看待政府,什么是自由,为什么说个人主义是民主的前提,集体主义是专制的基础,等等。我们在学校要做这样的讲座,还要讲国家和政府有什么区别。这是作为一个中学生应该拥有的常识,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如果说我们在课堂上没有渗透自己对理想主义教育的追求,那么我们的学生就像我刚才讲的人大的那个学生一样,感觉自己是一个白痴。
当然,语文和历史肯定有区别,不一定像我这样讲,但是不管我们讲什么,我们都可以结合文本讲一些超越文本超越教材的常识,引发我们对社会的思考,不要回避。只有这样,我们的同学才谈得上健康地发育,我们在中学接过你们传递过来的火炬的时候就感觉教育很顺畅,至少有一些大的常识是一样的,大的概念是相同的。不是说我们为了迁就现实,为了生存就只能一味地搞应试教育。不错,我们首先要完成学校给我们的教学任务,但是不等于说理想和现实是冲突的,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是理想的教育和现实的教育是可以衔接的。
能给学生应试教育以外的东西,选择教师这个行业对我来说才有意义,否则的话教师这个行业对我来说仅仅是一个谋生的工具,和街上擦皮鞋的,和建筑工人没有区别。我的职业是教师,而我的事业是启蒙。千万不要把职业当作了事业,这是我对老师们的忠告。
还有,说到理想和现实相衔接的问题,这不是说有这个意识我们去做就马上可以做成,你必须首先要有这个意识,然后每次在课堂上试着去努力,试着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也许开始结合得不太好,但是慢慢地就会越来越好。高中一、二年级升学压力不大,我在课堂上就要说我想说的话,尤其是理科班,因为理科班不参加我们历史学科的高考,到了高三我再完全做文科班的应试教育,专专心心地和学生一起迎接高考。这是我从很多年的经验中得出来的,不会影响你的考试成绩也满足了你的愿望。
我觉得一个真正优秀的老师能够做到,几十年后,你的学生还记得你课堂上说的某句话,当他白发苍苍来看你的时候,还记得你是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我们只有成为这样的老师,走过人的一生,也许我们在晚年回忆的时候,我们才能欣慰地说,我对中国的未来尽了自己的努力。
——摘自《用思想点燃课堂》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5-1-24 16:05
中学生常识讲座
特级教师魏勇(刘支书助理)
(一):批评是最深沉的一种爱国方式
世界上的爱有两种,一种是大爱,一种是小爱。有的人疼爱自己的孩子,不忍让孩子受委屈,于是呵护他,赞美他;有的人也疼爱孩子,但他替孩子考虑得长远,于是磨练他,苛求他。前者爱得感性,后者爱得理性,你们说哪种爱是大爱?当然是后者。所以,批评自己的孩子的缺点,不等于不爱;赞美别人孩子的优点,不等于准备放弃自己的孩子,那是在激励自己孩子。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道理我们都懂,但为什么在爱国的问题上,我们却有另外的道理呢?
中国式的爱国往往建立在对外仇恨、对内偏袒的基础上。恨外国越厉害,证明越爱国。日本曾经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很多人把恨日本当作爱国的表现,谁要说日本两句好话,或者说中国不如日本的地方,谁就是汉奸,即使你说的是事实。在爱国者那里,事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立场和感情。
诚然,日本和其他一些西方列强曾经侵略过我们,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这段历史我们需要警钟长鸣。不过,牢记历史不等于牢记仇恨,我们要牢记的是:为什么我们会遭到侵略?对方有哪些长处需要学习?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应该吸取哪些教训才不至于重蹈覆辙?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一代一代的牢记并反省下去。只是责怪别人、发泄愤怒既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也于自己国家的现在和将来无益。
我以为真正的爱国者是督促自己的国家反省甚过督促别人国家反省的人。唱自己国家的赞歌,这是人类自然的本性,这也是爱,不过,这是一种本能的肤浅的爱,或者说就是开头我们提到的小爱。真正的爱是对自己国家的批评乃至于苛求,只要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是大爱,那种听不得有人说自己国家坏话的爱是一种狭隘的爱,或者说是一种溺爱,溺爱的结果是把一个民族变得骄纵、弱不禁风。
当前,我们正处于这样一种爱国情景当中:千方百计找别人的缺点,千方百计放大自己优点。在人与人相处时,我们都知道要多看人家优点,少看人家缺点,这样才有利于自我完善和发展,但为什么在国与国相处时,却反其道而行之呢?以日本为例,我们都希望在未来的竞争中超越它,也许是经济的竞争,也许是军事的竞争。我们拿什么超越它?靠仇恨和责怪?说到底,竞争拼的是实力而不是口水。要让中国具备战胜日本的实力,你就要了解人家,尤其要了解人家的优点。不了解它的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了解人家的优点。
凭心而论,我们的“爱国青年”有几个了解日本?我们所知道的日本仅限于残暴和侵略,其他的呢?我们知道现在的日本和二战时的日本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吗?我们知道现在日本人的想法吗?我们知道被篡改的教科书只有不到0。04%的日本学生在使用吗?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不过是为争取选票而做出的姿态吗?我们知道日本是给予中国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吗?我们知道什么是武士道吗?
这一系列问题,不能简单地用仇恨的眼光对待,必须具体而精致的研究。了解对手是战胜对手最起码的前提,美国为什么能够在二战中战胜日本,除了实力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了解日本。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就是战争中美国人研究日本人的一个成果,这本书详细分析了日本的国民性,其中不乏溢美之词,比如:“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这些言论发生在美日两国正在太平洋上进行殊死搏斗之时,在中国作这样的分析是难以想象的,可能早被扣上了“汉奸言论”的帽子。正是有这样对日本人客观理性的认识,美军在太平洋上稳扎稳打而不急于求成,一步一步逼近日本本土,最终取得了胜利。可是,我们许多“爱国者”连了解对手的勇气都没有,更不要说赶超对手的能力了。
爱国不是呼口号,不是喊两句“打倒”“消灭”那么简单和容易的事,它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做事,认认真真负责。在发泄我们对别人的愤怒时,需要想一想,究竟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利?需要想一想,一旦引起了争端,我们拿什么去和别人抗衡?当初闹义和团就是没有认真想这些问题,结果引起了灾难性后果。如果这也算爱国,那只算是不负责任的爱国。
其实,即使是义和团那样的爱国者在今天已经不多了,今天的爱国者是有义和团的思维而无义和团牺牲的勇气。大约2000年时,有个日本人在中国武汉让中国人下跪,结果中国的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一片打日本人杀日本人的激昂声音。不少日本人看到这个消息后很担心,害怕后到中国作生意或旅行时,会有被打被杀的危险。结果日本的中国专家出来说话:“大家不用担心,尽管放心到中国去,不会有任何危险。虽然中国人说话时很不慎重,而中国人行动时却很慎重,他们非常清楚攻击日本人是要付出什么代价的”。日本专家算是把中国人看透了。
今天的爱国者大多是用口水爱国,一旦涉及自己切身利益,他们的爱国热情就要叫停。2006年发生了抵制日货的事件,不少人参与了砸日本商场的行动,爱国终于从口号变成了行动。然而,他们的抵制不彻底,他们让别人抵制日货而自己并不抵制,听说了有人砸日本商店商品和路边停放的日本进口汽车,但没听说有人把自己家里的日本家用电器毁了的事情发生。实际上,这样的爱国者从内心来说是怯懦的,从头脑来说是不健全的。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不要做这样的懦弱者,而要做负责任的爱国者。
用口水爱国我们是有教训的。九一八事变后,人民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分愤怒,甚至国民党内部很多将领也不满,抗日的声音越来越大,以至于蒋被迫暂时下台,由主张抗日的孙科主政。同时,日本方面受中国方面抗日排日浪潮的刺激,日本民众舆论对军方压力加大了,要求他们加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步伐。1931年12月,日军进攻锦州,驻扎在锦州的张学良部队向南京政府求援,结果孙科派不出一兵一卒,因为那些平日高唱抗日调子的将领纷纷当起了缩头乌龟,他们各打各的算盘,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最后锦州失守,孙科被迫辞职。不负责任的爱国加快了日本侵华的步伐,而这些人事到临头却不肯做出牺牲。
牺牲救国的意思是让别人牺牲,自己则挥舞拳头付出一点口水的代价,这和我们今天一些同胞要求别人抵制日货而自己并不抵制的做法异曲同工。我们谴责日本人禽兽不如的文章浩如烟海,而反思我们内心肮脏的文章又有几篇呢?大家心照不宣把自身安全和利益作为了爱国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好了,大家可以尽情释放爱国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的爱国也是理性的,是实用的理性。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爱国者。我们的爱不应该掺杂个人功利和算计,我们所爱的国家不是抽象的,是生活在这块领土上具体的人、具体的环境。我们要爱国,其实很好办,就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爱护公共财产,不随地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乱闯红灯,买东西少用塑料口袋,孝顺你的父母、善待你的朋友等等,在我看来,做到这些比在大街上去喊几句“打倒倭寇”之类的口号更能体现出你热爱这个国家。试想,如果我们连自己周围的环境都不关心、对我们周围的人都不热爱,你又怎么可能热爱国家呢?
爱国的境界再高一点,就是把政府、政党和国家三者的关系搞清楚,这是我们下一次讲座的内容,今天就到这里。
(二):热爱祖国
大家都知道,二战时期的隆美尔被称为沙漠之狐。在北非沙漠上,他常常以少胜多,在阿拉蔓战役以前,他几乎都取得了胜利。他的战功为他赢得了显赫的荣誉,1942年被希特勒授予元帅衔,成为了第三帝国最年轻的元帅。他的军事天才是如此的出众,甚至于受到了敌人的赞扬,邱吉尔评价隆美尔说:“尽管我们在战争浩劫中相互廝杀,请准许我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这位“伟大的将军”却在1944年被因“叛国罪”被希特勒下令处决。一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怎么可能背叛国家呢?原来,希特勒认为他参加了1944年暗杀希特勒的阴谋,于是以“叛国罪”为名,迫使他自杀。
背叛领袖就等于背叛国家,这是希特勒给隆美尔罗织叛国罪的一个隐性前提。在这里,国家、政府和领袖,三者之间被划上了等号,希特勒的逻辑是,背叛领袖就等于背叛政府,背叛政府就等于背叛国家,所以隆美尔背叛了国家。然而,历史是公正的,背叛希特勒的那些人今天被看作爱国者,因为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德国人民造成了严重创伤。为了满足纳粹政权的扩张欲望,德国在二战中一共付出了死亡900多万人的代价,还不说领土、财产的损失。
当年的叛国者,今天的爱国者,这个变化表面上看是因为德国战败,纳粹政权瓦解的结果,而实际上是德国人从狂热的爱国主义潮流中清醒过来后,对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的结果,德国不等于纳粹政府,更不等于希特勒,所以,背叛纳粹政府不等于背叛德国,恰恰相反,由于纳粹实行暴政,对这个政府的背叛其实是最好的爱国方式。
的确,有的时候国家和政府是搅合在一起的。当政府在行使对外交往的职能时,政府代表了国家,比如:中国和美国建交。中国是和一个在美国这块领土上行使政治职能的政权建交,同样,美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交。在英语里面政权意义的美国和民族意义的美国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TheUnitedStates”,后者是“America”。大家注意看新闻联播,在外交场合,美方代表桌子上的牌儿,写的是“US”,那是“TheUnitedStates”的缩写。如果你问一个游客是哪国人,他会回答“American”。在美国人哪里,“美国”的不同含义用不同的单词来表现,是清清楚楚的,而在中国,国家、政权、民族等所有含义都放在了“中国”一个词里,非常容易混淆。
在汉语里面,我们仔细琢磨,就能发现“国”这个字含义是复杂的。比如:国产、国际、国情、国界、国耻、国画、国语等等,这里面的“国”指的是国家。而在另一些汉语词汇里,“国”指的不是国家而是政府或者政权,比如“国庆”,在1949年前,国庆指的是10月10号,即武昌起义爆发的日子;现在的国庆则是10月1号。显然,这两个国庆中的“国”有不同政治内涵,前者指中华民国政权,后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以,与其说国庆节是国家的生日,不如说是新政权诞生的日子。指代政府和政权的“国”在汉语还有许多,比如,国旗、国歌、国企、建国、国有等等。所有这些词汇混在一起大量使用,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严重混淆。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这不正好说明政府等于国家的吗?好的,让我们来看看国家和政府有什么区别?首先,什么是国家?国家至少应该包括三个要素:人民、领土、主权。而政府只是国家的仆人、权力的执行者、被委托人。以我们班为例,如果我们班好比是一个国家,那么班委会就好比是政府,它是为我们大家服务的。这个班委是怎么产生的呢?大家民主推选的,政府的产生也应该这样。选举产生的政府就是卢梭所说契约的产物。
之所以需要政府,按照霍布斯的说法,“在没有一个强大权力使大家畏服的地方,人与人处于战争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政府扮演强有力的仲裁者角色,社会就会混乱,所以,我们通过每个人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的方式产生一个政府,使其为我们每个人服务。这表明在国家和政府两者之间,国家是目的,政府是手段,国家大于政府。执政者不是国家、不是公共权力本身,而只是它的一定时期内的执行者,或最多是代表。
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汉语语言模糊性,自古以来,我们就不习惯做这样的区分,我们习惯了把朝廷与国家混在一块儿,就是梁启超所批评的“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在古汉语里面,我们更多的使用“江山”“社稷”“天下”这些词来替代“国家”,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在“忠君等于爱国”的旗帜下。偶尔使用“国家”一词,也是从家天下的角度来使用。有句话现在很流行,那就是林则徐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句话被当作了爱国名言。其实,这是对林则徐的误解,人家心目中的国家不是别的,而是大清朝。为什么这么说?如果那时出现了革命党人,道光皇帝叫他去镇压,他去不去?肯定去。因为他被发配到伊犁后,最关心的是京城人事变动和自己复职的可能,至于抵御洋人一事,已不是他所关注的内容,他写给陕西巡抚李星沅的信说道:“海邦近事,得了且了,奚暇思考”。所以,后人不必拔高林则徐的思想境界,顶多也就是把忠君当作爱国而已,这和岳飞的精忠报国没什么区别。
由于汉语里类似于把朝廷等同于国家,或者把政府等同于国家的用法普遍存在,所以,一说爱国,人们想到的就是爱政府;一说反对政府,人们想到的就是卖国。在这样幼稚的思维方式中,产生了许多廉价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把本国那些有勇气和良知揭露黑暗、说出真相的人漫骂为卖国贼。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着专制力量的奴才,像是奥威尔《动物庄园》中那些没有个体意义的鸡鸭牛羊们,“台上讲话的是谁,他们就支持谁”,为显示自己的忠诚和爱国,他们今天为别国的恐怖主义灾难叫好,明天为轰平台湾喝彩。之所以说他们廉价,是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确保自己的爱国表演没有任何危险。其实,那些自己不敢批评监督政府,反倒支持政府压制批评的人,非但不是什么爱国者,而是国家的蛀虫。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政府是人们德行软弱的产物,如果人人高尚,都能够自律,那就不需要政府了。为了限制人们的恶,于是人们理智的制造了政府出来管理。问题是政府一旦有了人们授予的权力,它又有可能滥用权力,政府也是人组成的,也有人的缺陷,就象孟德斯鸠指出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所以,反过来人们又要想办法来制约政府,怎样制约?一靠权力制约权力,二靠舆论监督。所以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永远是必要的,批到什么程度?要让政府怕人民,而不是人民怕政府的程度。为什么呢?《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说得好,“当政府怕人民的时候,人民就有自由;当人民怕政府的时候,就便是专制”。
所以你看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美国人一直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抱有戒心。他们信奉限权政府而非全能政府。联邦党人认为,暴政成为可能的基本原因是政府过于强大,因此,限制政府,特别是限制高高在上、民众的眼睛无法直接监视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就成为美国宪法制订的一项基本原则。读美国宪法,有时你会感到,与其说它是在授权政府可以做什么,还不如说它是在规定不允许政府做什么。因为在内心深处有着对政府这个“必要的恶”的高度警惕。“必要的恶”的提法,是美国学者盖瑞•威尔斯最近出的一本书《必要之恶》所谈到的,讲的就是美国人不相信政府的历史传统。
正因为美国人一直不大相信政府,所以他们老是担心政府干坏事,于是老是敲打政府。2005年的普利策摄影奖作品一共20幅,没有一幅是歌颂美国政府的,几乎全是反映伊拉克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象“武装分子袭击选举工作者”、“反美武装的还击”“大桥上的尸体”“悼念死去的士兵”等,矛头直指布什政府。
美国人对强政府的担心恰和中国人对强政府的渴望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打压欺辱,而在民众看来,最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政府的软弱无能,于是,建立强大政府以御外辱,成为民众和民族的基本诉求。所以,在国人潜意识当中,政府变成为救世主,成为了一切问题的解决终结者。
殊不知,强大的政府即可以御敌,也可以制民,特别是在缺少对这一政府必要制约的时候和场合。苏联为什么能够进行“大清洗”,纳粹为什么能够轻易迫害犹太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政府太强大,没有什么能约束它。《国际歌》有句歌词唱得好,“从来就没有神仙和救世主”,人民不能把自己的福趾寄托在政府身上,那样做是很可笑的。试想,主人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仆人身上,那岂非颠倒了主仆关系?
事实上,政府存在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人民谋幸福,而应是为人民谋幸福创造机会。又以我们班集体为例子,我们班委存在的价值在哪里?是协助老师为全班同学学习进步创造一个优良的班风环境,这是班委最大的使命,而并不需要班干部亲自去帮助同学提高分数。当然,有同学向你请教问题,你也应该认真解答,就象老百姓向干部求援,干部也应该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一样,不过,这是次要责任。
总之,我们只有把国家和政府区分得象水和油一样,我们的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真正的爱国者敢于发出强烈的自我否定的声音,有勇气承受所谓“卖国”“叛国”的责难。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恰达耶夫如此表述他的爱国理念:“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去爱祖国”。我们每个同学都要想一想,你抒发对祖国的热爱时,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的?大脑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三):中国比日本差在哪里
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世纪中叶,有个美国人叫佩里,他率领四艘蒸汽铁甲舰侵略了一个东方国家,迫使这个国家开放通商口岸,签定了不平等的《安政条约》,美国在这个国家享有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从此,这个国家遭殃了,其他西方列强接踵而至,也强迫日本签定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
故事到这里并不奇怪,无非是另一场鸦片战争的翻版,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不但不仇恨他的敌人,反而为他的敌人树碑立传。这个国家在当年和美国签定不平等条约的地方——神奈川,建立了一座佩里公园。当年由佩里率领的黑船登陆的地点,竖立了一座佩里登陆纪念碑,上有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在佩里公园里,每年都有由民间组织的开国纪念活动,人称「黑船祭」。在纪念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态出现。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明白这个国家就是日本。在遭受了侵略之后,日本和中国所做出的反应截然相反。日本人的做法,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丢人到家了,别人欺负了你,你还要感谢人家。用中国话来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难道侵略有功吗?
19世纪中叶,我们中国也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我们也有纪念,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口村南面的林则徐销烟池旧址内,我们修建了“鸦片战争博物馆”,陈列了一批抗英时用过的大炮、炮子、火药缸、大刀、长矛及当年缴获英军的洋枪、洋炮等。与日本不同的是,我们纪念的是自己的“英勇斗争”,通过牢记敌人犯下的滔天罪恶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面对挑战,看来中日两国的区别在于,中国式纪念活动是进行情感教育,而日本式的纪念活动则体现为理性的自负。
于是,中国在排外和羡慕外国的矛盾心情中挣扎了一个多世纪,至今步履蹒跚;而日本义无返顾的投入到西方文化的怀抱,迅速崛起为亚洲第一强国。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同学坐不住了,难道我们就不要民族气节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丧失了民族气节,这个国家都不可能强盛。民族气节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驱动力。不过,我们不能狭隘的理解民族气节。我认为,应该抗争的时候抗争,固然是民族气节的体现,而应当妥协的时候妥协,不等于没有民族气节,这是一种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的爱国体现。在对外关系上,不分场合的一味强硬,我认为不是气节的表现,而是愚蠢的表现。
事实上,民族气节有表面和深刻之分。中国人的气节往往体现在表面上,以自我褒扬和坚决排外为特点,而日本人的气节在骨子里,以自我反省和虚心向敌人学习为特点。同样在遭受了侵略后,中国人不是去想怎样才能象别人一样发达,而是忙于谴责敌人,把敌人妖魔化,称他们为“洋鬼子“,这个称呼意味着,我们虽然在战场上输了,但我们在精神上赢了,相当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
说到这里,我要给同学们一个建议,在日常交流中,大家不要用“**鬼子”来称呼别人,要好好说话。那种蔑称,不但不能提升我们的形象,反而显得我们虚骄,更让人瞧不起。如果我们实实在在的战胜了别人,那时,你再使用这个称呼也不迟。我们要有强者的国民心态,而不要像我们阿Q祖先那样。
虚骄和虚心,两个词只有一字之差,但表现出的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国民心态。前者是弱者心态,后者是强者心态。中国和日本的差距首先体现在了心态上。
吉田茂执政时期的日本几乎被迫接受了占领军颁布一切法令,包括宪法。现在日本宪法,还是当年迈克阿瑟制定的。尤其过分的是吉田茂签署了《日美安保协议》,协议第六条赋予了美国在日本永久的驻军权。这个协议一签署,就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批评者们说,它会把日本变成一个事实上的美国的殖民地。吉田茂是怎么回答这个指责的呢?他公开声称日本变成了殖民地对日本发展有好处,他说:"正像美国原是英国殖民地但现在比英国更强大一样,如果日本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最后也会变得比美国强大"(高曾杰主编,《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173页。)在1960年重新修订这项政策时爆发的骚乱,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取消了对日本的访问。这一条约尽管受到批评,但现在日本人认为,这个协议对日本发展成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发挥了巨大作用。
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人是典型的卖国贼。他的卖国行为还有很多,比如,他跟占领军司令官迈克阿瑟打得火热,完全成了美军的傀儡,用尼克松的话来说就是,“麦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则是执行者”。由于,日本是如此的崇尚美国,以至于当1951年迈克阿瑟离开日本时,吉田茂感激淋涕,他在全国广播讲话中这样称赞一个占领他们国家领土的人,“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的利益而作出的成就,是历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之一。毋庸置疑,他受到了我国全体人民最深切的景仰和爱戴。在他离开我们国家之际,没有任何言辞足以表达我们国家对他的敬意。正是他,把我们国家从投降后的混乱和疲惫中拯救了出来;正是他,在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撒下了民主的种子。”(《领袖们》尼克松)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发生处于被占领状态,我国人民的反应会是什么?有这样几种可能性:爱国者们陷入到长期的仇恨当中,持续抵抗,他们无法获得胜利,因为他们无法清醒的认识敌人的长处,更不可能以学生的心态,以敌为师;大多数想过太平日子的一般民众则可能成为没有思想的顺民;还有一部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和敌人合作,从而获得个人的荣华富贵,成为不折不扣的汉奸。很少人会卧薪尝胆、虚心向敌人学习,以便最终一雪国耻。
如果我们再了解一下,日本以学生对待老师的态度对待美国的心理背景,相信我们会更加震撼。整个二战,日军死亡212万人左右,其中死于中国战场50万左右,这意味着日军死亡人数将近75%是美军造成的,日本平民死亡67万,几乎全是死于美军轰炸。照理来说,日本人应该十分仇恨美国人,所以,当时很多人预料,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将遭到日本人激烈的抵抗,比今天伊拉克抵抗美军更加激烈,尤其考虑到战争末期,日本“神风特攻队”的出现,这种可能性会很大。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日本人没有抵抗,没有打游击战。当迈克阿瑟进入东京时,只带了几个随从,并且没带武器,而当时,东京还有20多万日军全副武装,不过,没有一个人向“侵略者”打冷枪。愿赌服输,这是日本人的普遍心态,他们把内心的愤懑转化成了日后重新建设国家的动力和向对手学习的渴望,所以在吉田茂执政的短短七年时间,日本重新以经济大国的形象站立起来,在经济上超过了战胜国英国和法国。后来再没有人说吉田茂卖国,从1957年到1972年,他的继承者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继续执行了他的政策,以至于人们把后来的这些日本首相看做是“吉田学校”毕业的人。
象日本这样一个从“即使只有竹竿也要抵抗到底”的态度突然变为与占领者密切合作改革内政的国家,全世界除了日本,大概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如此极端的国家。或许正是具备了如此迅速转弯的能力,才使日本能够战后迅速崛起。这种转弯的能力,多次帮助日本抓住了发展机遇,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中非常得意的做了这样的总结:“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遭到惨败,可是整体看来,日本还是在国际政治的变幻莫测中巧妙地把握了自己的方向,这是日本人聪明的地方,尤其是明治时期的政治领导者都具有卓越的'机智’。它应该一直受到提倡,日本民族永远不可以放弃这种'机智’”。
这种“聪明“和”“机智”,在我们看来,几乎就是汉奸和卖国贼的同义词,但在武士道的信条中,吉田茂的做法,不但不受谴责,而且应该褒扬。武士道的信条是“智”“忍”“勇”,不能忍,就不配做武士。当年德川家康身处于两大强敌——织田信长和武田信玄的夹缝当中,全靠一个“忍”字活下来,并最终灭掉了他们,所以,吉田茂附强的行为能够得到日本国民的理解。本来日本就有类似的传统。
以日本为镜子,我们看看今天伊拉克的抵抗斗争,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些新思考。若伊拉克人能够象日本人那样,迅速掉头向美国学习,伊拉克会是怎样的前景呢?个人觉得,前景应该比目前状况乐观得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今天伊拉克抵抗的不是美军的占领而是现代的文明,伊拉克抵抗者捍卫的不是民族的尊严而是落后的价值,抵抗时间越长,重建伊拉克工作的进展就越慢。支持伊拉克的所谓抵抗斗争,其实就是延长伊拉克人民的痛苦。
听到这里可能很多同学又会产生道德上的困惑,抵抗入侵难道错了?我想,世界是复杂的,任何问题一旦绝对化都可能发生与我们初衷想反的结果。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把同处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和伊拉克做一个对比,我们是否能说经常使用人肉炸弹的伊拉克人比不抵抗的日本人更有尊严?把曾经都被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和日本再做一个对比,我们是否能说,中国不与西方合作的态度比日本与西方合作的态度更能够给人民带来福祉?这两个问题,我们恐怕都无法做肯定答复。
在认识世界时,我们常常被一些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公理统治着我们的大脑,这些公理有:抵抗高尚,不抵抗卑下;自我赞扬高尚,赞扬敌人可耻;被迫接受敌人的条约可耻,不管这个条约是否对自己有利,都要想法废除等等,这些看起来大义凛然的公理,固然,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情绪,但同时也让中国人迷失在爱国情绪当中。自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的时间,中国人在如何对待西方列强的看法上居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一直延续着与西方的对立多于同一,情绪大于理性的思维传统。今天我这个讲座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就是一个证明。
之所以我们不如日本人虚心,源于我们内心不够诚实,无法做到鲁迅所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于是,用瞒和骗来回避我们自身的弱点。当被侵略时,我们就渲染敌人的残暴,而回避为什么遭侵略的原因;当我们不得不承认落后时,我们就发扬一分为二的辨证风格,承认看得见的落后——物质落后,而不承认看不见的落后——精神落后;即使当我们必须承认物质落后时,我们也把原因归结于西方的侵略这样一个外部因素,今天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当我们取得一分进步时,我们就用十分的热情来赞扬,而当我们面临十分的危机时,我们却往往用一分的注意来淡化;当有人批评我们发展的还不够快时,我们就用印度和非洲国家来作参照,以自我安慰,而拒绝与强国对比。
日本人则与我们相反,他们总是拿最先进的国家来与自己比。当他们在明治维新还刚刚起步时,他们的目标就是“脱亚入欧”,意思是不与亚洲国家为伍;当他们已经发展成了经济上的超级大国时,他们还在渲染危机,总是挑自己的毛病,索尼公司的总裁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
所以,尽管现在日本人均收入已经超过美国,达到了4万美圆,但日本上下却充斥着危机意识。前不久他们重拍了一部唤起危机意识的电影《日本沉没》,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而我们人均收入才不过2000美圆,我们却自认为已经进入“盛世”,我看,有这样的看法才是中国最大的危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进取心,被历史淘汰出局。我们是否会成为汤因比所说的第22种文明呢?值得每个人思考。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5-1-24 16:07
魏勇的教书生活:教师要做学生思想的“导游”



  
  魏勇的教书生活
  【魏勇,生于1970年,网名“刘支书助理”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十一学校枣林村书院院长、北京市高评委专家组成员。目前参与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师培训工作、主讲《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2008年出版专著《用思想点燃课堂》。2013年在凤凰卫视《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六)被作为课堂改革者加以报道。2014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东方名家栏目做系列讲座《怎么上课,学生才喜欢》】
  在,或不在?这是一个问题
  ——我在北京这些年
  文|魏勇
  应试教育跟我个体的存在有着严重冲突,应试即痛苦。早在高中时代,写应试作文就是我的一大痛苦,明明按照内心来写作会遭遇分数的惩罚,但还是抑制不住要自然真实地表达。为此,被老师多次找去谈话。1987年是我的高考年,语文一直是我的强项,预考时作文满分为40分,我得了39分。然而,当年高考作文题目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本来只需要把政治教科书的观点拿过来作为论点,然后附上一些论据就可以得不错的分数,但这样的写等于是吞下死苍蝇,实在不能接受,一番思想斗争后,还是服从了内心,批判了理论为实践做注脚而非指导实践的社会现实,结果,语文分数拖了我的后腿,没能上重本线。
  追求“思”的在场
  参加工作后,有18年的时间基本都在应试中摸爬滚打,获得了职称破格晋升和特级教师称号的奖励,有一段时间,我忘掉了痛苦、甚至还有相当的乐趣。真正让我从里面拔出来是当我往回看的时候。1993年—2001年(23岁—31岁这段时间),我在四川隆昌七中工作,这是我应试工作最投入的八年,那时,我精力旺盛、工作忘我,长期担任高三毕业班的教学工作并担任年级主任,8年教了6届高三。可以说,我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里。但是,匪夷所思的是,2007年,当我再回到这所学校时,看到熟悉的情景却想不起了我在这里生活过的多数细节,没有学生、没有同事、没有故事,没有对年华逝去的感慨,更没有饱含热泪的感动,好像从没有在这里真真实实地存在过,顶多曾经是一过路人。多么没有存在感的8年啊!
  我第一次完完全全地理解了什么是存在感。所谓存在感,就是当我们回首过去时,所有的经历就像一帧一帧的画面出现,如果把这些画面剪辑成一部个人经历的电影,肯定会有一部分是无足轻重可以剪掉而不至于影响电影质量的,另有一部分是不能剪掉否则会有遗憾的,那么,不能剪掉的就是让我们有存在感的部分,所谓存在感,就是“我也曾经活过”的感受、感叹。
  以这个标准来看,我的初中高中和工作的大多数时期,都是可以被剪掉的胶片,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即使那些片段从未有过,我都不会遗憾。不能剪掉的是我的大学时代和在重庆工作的部分片段,在这些片段里“我”是在场的,而在可以被剪掉的那些片段中“我”不在场。我突然醒悟到:“我”在或不在,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决定我的人生是否有意义的根本性问题。
  那什么时候“我”是在场的呢?我发现,当“思”在场而不是思维在场时,“我”在。思是人从生存中自然产生的精神活动,而思维是在别人给定的框架中进行的具有指向性的精神活动;思是自由的,思维是被规定的。之所以大学时代构成了我已知人生中最具意义的时期,首先是因为有自由,可以自由地选择读什么书、是否上课、跟谁通宵长谈、跟谁恋爱等等,不必考虑找工作和考试分数一类事情。那时,“我”被最大程度地呈现,思也同时在场。
  同样是故地重游,2006年回到大学校园时,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往事汹涌而来,这与重游初高中校园和早年工作过的学校时的感受有着天壤之别。大学里一小点过去的痕迹引发无穷多的回忆和感受,顿时通感附体,让人感觉死而无憾。死,才能定义生的意义。当我们从死的角度来看生,即当将自己置身于濒死状态下回首往事时,人生的意义或将彰显。死是剪辑有意义人生片段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人生的取舍变得清晰,古人所说“向死而生”或许就是这个意思。
  人到中年,我的人生如何取舍呢?不能再重复应试教育的那条路,学生时代的痛苦和工作以后稀薄的存在感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再也不能那样活”。我需要做自由教师,即完全不被考试扭曲的教师。我理想的课堂是存在主义者的课堂,也就是在课堂中,我的“我”和学生的“我”同样丰盈,同样蓬勃,最好是多年后,学生回忆往事时能够自豪地说:“我他妈的在魏勇的课堂上活过一把!”
  对学生而言,活过还是没活过,取决于学习是否满足了内心真实的渴望,是否感受到了精神世界的波橘云诡和惊心动魄,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教育要能够自由呼吸,所以,写了《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一书的李希贵校长自然成了改变我命运的“关键他人”。到北京去,就成了一个水到渠成的选择。
  刚刚北漂那阵子
  2008年,我从重庆涪陵五中调到北京十一学校,距今六年。刚来时纯粹一个北漂,直到两年后人事关系才进京。原因是重庆方面不放人。所以,尽管我打算长住,但有两年多的时间我都只能算是暂住北京,中国人事制度手续之繁冗,让我一度心灰意冷,打算回老家。幸运的是最终还是办妥了该事,让人有劫后余生的感觉
  为什么选北京?我已经过了打拼的年龄,并无在事业上攻城掠地的意图,除了希望在教育上呼吸到自由空气以外,还想找一个与自己精神气质想通的城市,结识三两知己。1990年代初,我曾去过深圳,在蛇口的一所中学教书,那时,以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最适合我,结果并非如此——我发现那里的人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外面的世界,只关心挣钱和个人生活——我很不习惯那种氛围,感觉自己与深圳格格不入,而当《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我眼前一亮——与李冬宝、葛玲这样的人混在一起才是我的追求。
  我是在四川茶馆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小时喜欢听人摆龙门阵,长大了喜欢跟人摆龙门阵,我理想的生活是靠摆龙门阵就能养活自己,所以,对北京的侃爷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结果到了北京十一学校才发现,能干的人很多,能侃的人则很少,天不遂人愿。好在北京十一学校还像一所学校,所以也就不苛求了。
  来北京后,有朋友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北京的教育和重庆比有什么区别?我的回答是,只要北京和重庆的新闻联播在同一时段播同一内容,教育就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北京在很多方面领先于全国,比如硬件设施、师资等方面,但就教育观念和教育内容而言,并不比其他地方领先(少数几所学校稍微例外),就自由度而言,北京反而不如一些南方地区。
  可以说,在北京的头一两年,我并不确定自己呆得下来,没想到也存在格格不入的情况,甚至被人检举,说我课堂导向有问题。为了缓解郁闷,每到周末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在北京四处流窜,较多时候去西单的三味书屋听讲座,听奥地利武官讲北约的战略,听吴思先生讲血酬定律,听贺卫方先生讲孟子和法治等等。这中间印象较深的听奥地利驻华武官阿斯曼先生的讲座,那天讲座结束后,我向他请教了几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德国海德堡大学的魏格林教授作翻译。
  “阿斯曼先生刚才说,联合国是最大的权威,欧盟的对外行动要经过联合国同意,那么,科索沃战争是否经过了联合国?合法吗?”
  “科索沃战争没有得到联合国同意,是非法的,但却是必要的。欧洲人有自己的历史经验,二战时希特勒迫害犹太人,西方一开始没有干涉,所以导致了巨大的灾难。在特殊情况下,欧盟有道德上的责任和义务对类似于科索沃这样的危机进行干涉。”
  “当人权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欧盟优先选择什么?”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欧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和美国不一样,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因此对这个问题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比如法国和德国的选择往往和英国不一致。”
  ……
  接着,我又跟魏格林教授聊了几个敏感话题。
  我问她:“《辛德勒名单》在德国上映时,你们有何感受?”
  她说:“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影响太大了,影响了德国几代人。我是二战后出生的,仍然深受影响。”
  “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很自卑,有强烈的负罪感,即使是现在的年轻人也是如此。当然,这跟美国有关系,他们在二战后通过宣传强化了我们的负罪感。不过,在德国也有一些年轻人反对我们,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自卑。”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法西斯在德国上台,而英国美国却没有走上这条路?”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现代化国家,这跟日本和今天的中国相似,我们拼命追赶英法美,为了尽快追上,我们把资源集中起来,希望利用国家力量达到目的,于是,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主义成了我们的选择,这就容易产生极权主义。”
  “除了这点,还有没有德国文化传统的因素呢?”
  魏格林教授很坚决地否定了,“没有,和文化无关。”魏教授的看法与我们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不大一致。
  
  图为魏勇与魏格林教授
  这次讲座,让我第一次近距离了解来自西方的对历史和政治的看法,受益匪浅。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是北京最有魅力的地方。除此以外,我或者去万圣书园假装买书,实际找人喝咖啡聊天;或者晚上去北大蹭讲座,有一次,居然混到中国传媒大学去听于丹的讲座——当然,这一行为被梁卫星等一干朋友严重鄙视了。
  我并没有变
  后来,随着学校改革的深化,我逐渐从另类变成主流,甚至被表扬了,于是到外面参加活动的次数减少了——应该说,我其实并没有变,而是北京十一学校变了,变得越来越像学校了。学校本来就不应该是考试工厂,而应该是寻求真理的地方,是学生求知欲能够自然得到释放的地方,是师生在松弛状态下真我相遇的地方。在来北京之前,由于受到《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和范美忠等朋友的课程观的影响,早就尝试着推翻教师的“课堂霸权”。每一次公开课活动,都是大家声讨课堂霸权的派对,甚至对朋友也是毫不留情,范美忠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郭初阳的课过于精致。至于我的课,也多次被他们蹂躏。
  所以,当北京十一学校拉开改革大幕,提出“课堂不是教师自我展示的舞台,而是学生学习的场所时”,我感觉来对了地方。过去,我们太多时候考虑教师怎么讲得舒服,很少考虑学生怎么学得舒心。2012年11月,我在国家金融博物馆实践了一把推翻教师课堂霸权的课——应《看历史》杂志邀请,参加一个历史嘉年华的公益活动,那天公开课的题目是《鸦片战争》。在一些历史学者面前讲历史课,这是平生第一次,我“收敛”了许多。由于是对话式课堂,扮演“同学”的观众和学者们发言机会多,且质量高,我忍不住露出教师的嘴脸大大表扬了他们一番,下面的“同学”哈哈大笑。好玩。
  课后点评嘉宾是历史教师袁腾飞、《炎黄春秋》副总编徐庆全、澳洲华人作家雪珥。估计是看朋友的面子,袁腾飞嘴下留情,说了些好话,徐副总则直来直去批评我的课堂去意识形态工作还做得不好,我顿时就乐了,看来我还不算反动。雪珥则非常专业地从贸易的角度剖析了鸦片战争的真实起因,证据工作很扎实,十分受教。
  
  2012年11月,应《看历史》杂志邀请,魏勇在国家金融博物馆上了一节公开课《鸦片战争》,“学生”多为历史学者
  
  图为评课嘉宾袁鹏飞(左一)、徐庆全(左二)、雪珥(右二)、和魏勇(右一)
  教育是什么
  不知什么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干好教育这一行,绝对不能只在教育圈中混,绝对不能只读教育方面的书,恰恰相反应该尽可能多地和教育圈外的人交往,尽可能多地读教育以外的书籍。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大多数明白人不在教育圈,要听到明白人讲明白话,我们经常需要把耳朵竖起来,并伸到教育圈外。
  当然,读再多的有字之书也不能代替生活这本无字之书,同理,听到再多高明的看法也不能代替自己亲自去体验一把,百闻不如一见嘛。以前就读过一些西方教育的书籍和文章,也听人讲过西方教育的趣闻,但是,真正客观全面地审视西方教育,则是在来北京后亲自去美国部分公立和私立学校转了一圈后才开始的。
  2010年,我们一行人到美国顶尖的私立学校和普通公立学校听课座谈,前后待了15天。这次美国之行,一方面印证了我对美国学校的一些正面看法,譬如,课堂以学生为主,课堂氛围自由民主、学生可选课程较多,好学校课程难度超过中国,拔尖学生教育非常个性化等等;譬如,达拉斯一所私立学校的生物教室里居然有停尸间,其拔尖学生的生物课按照大学标准来开设。与中国的教育相比,美国好比是原生态蔬菜,中国则是大棚蔬菜,尤其拔尖学生之间教育的差异巨大,美国拔尖学生的潜力和培养力度远超中国。
  另一方面,我对美国公立学校也产生了以前不曾有过的一些看法。在公立学校,很少有学生跟我们打招呼,而在私立学校则相反;在公立学校,学生穿着十分嘻哈,甚至有男女生公开勾肩搭背,而在私立学校,学生穿着整洁大方的校服,活泼而不喧闹,女同学淑女范儿,男同学绅士范儿。除此以外,由于美国州权很大,每个州有自己的课程标准,这种情况往好说是因地制宜,往不好的说就是参差不齐。加上美国教师有着两个强大的“工会”——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本来是为保障教师权益应运而生的,后来渐渐坐大,凡涉及教师权益的问题,如教师福利、晋升、科研、道德标准以及处分等,政府部门都要与之商讨并获其同意。这两个组织上通联邦政府、下联州政府,左右着全国的教育政策。美国的中小学教师,有了这两把强大的保护伞,很容易就能获得终身教职,形成吃大锅饭的局面,所以缺少积极性。最终公立教育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工会绑架政府,政府保护教师,教师绑架学生,学生只有混日子。
  有数据说美国平均每一个上课日就失去7000名学生,每年加起来一共有120万学生辍学,其中绝大部分是公立学校的学生,大约只有70%的高一学生最后能毕业。几百万十五六岁的辍学者成天在街头游荡,一代又一代。辍学者集中的区域也成为社会问题集中发生的区域。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的公立学校系统有着一定的优势。适应应试的体制,中国公立学校有统一的课程和考试标准甚至教材,中学毕业后具备起码的阅读和计算能力的中国学生比例可能会超过美国,至少中国学生人人会背“九九表”而美国学生则很多都不会。
  虽然,我个人十分反感应试教育,但客观地看,也许应试教育在当下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不仅仅是因为让教育的公平性有所保障,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应试教育适应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需要,为中国成为制造大国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持。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首先需要的是大批量的合格劳动力,即中低端人才,这是应试教育能够提供的。应试教育固然不能直接提供具有相关技术的熟练工人,但能够提供具有相应学习能力的潜在熟练工人。对制造业而言,中国的应试教育有以下优点:其一,全国一个标准。这对于培养高层次人才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但对培养中低端人才来说,却是一个合适的体制,这使得应试体制下的毕业生具备底线之上的听说读写算的能力,为他们成为熟练的工人和优秀技术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之所以成为最受外资青睐的国家,既有基础设施发达、政策优惠的原因,也有廉价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因素。如果仅仅就廉价而言,印度的劳动力比中国更廉价,工资仅相当于中国的一半,但外资更喜欢中国,原因之一就是印度工人素质相对较低,印度的文盲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今天的中国工人中要找出一个文盲,难度很大。其二,应试教育在扼杀创造性的同时培养了人的忍耐力和服从精神。这两个优点,恰好是制造业所喜欢的“人才”特点。
  从存在主义哲学观来看,存在先于本质,意思就是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给自己下定义。如果人在存在主义者眼中是不能下定义的,那是因为在一开始人是什么都说不上的。所以,教育的目的不能由社会来给定,而应该由学生自己来选择,因为学生才是教育活动中的存在主体,只有学生自己对教育满意了,那才是合理的教育。
  在工业化时代的中国,能够服务于学生未来生存的教育未必是优质的教育,但可能是合理的教育,中国目前的教育模式可能培养不出大师和领军人物,但的确能培养出达到一定文化标准的工人和技术员。毕竟,教育的本质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为什么这么讲呢?
  教育是人类的狡黠之处,凭借教育人类才能战胜其他物种而成为世界的主宰。当狮子攻击牛群时,牛们常常狂奔乱逃,而当狮子攻击更弱小的人类时,人类却在经历短暂慌张后,迅速组织起反攻,狮子从猎手变成了猎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牛们不懂得合作和奉献能够给整个族群带来更大生存机会的道理,更不懂得族群生存机会大了,个体生存机会也相应增大的道理,而人类在经过了多次痛苦的经历后,通过教育把这些道理传授给了后代,不仅如此,还把使用工具的技能传给了后代。人类一代又一代累积的智慧通过教育让后代得以分享,这是人类越来越强大的根本原因。可以这样说,教育是人类的大杀器,它比锋利的爪牙和坚韧的皮肤更管用。
  难道动物世界不存在教育吗?广义的教育当然存在,譬如母狮带着幼狮潜伏狩猎,这是一种在我们今天看来叫作体验式的教育,具有直接、深刻、实用的特点,但在进化史中,身教只是一种原始低级的教育形态,言传的意义要比身教伟大得多。人类发展出言传即语言教育的那一刻,是整个自然界石破惊天的大事,是其他物种悲剧的开始。
  有了语言作教育的工具,人类可以离开狩猎场,随时模拟出狩猎环境,可以频繁地进行狩猎教育。此时,即便模拟环境不如真实环境逼真,但由于训练频率大大超过其他物种,训练的内容远远超出技能范畴,还包括了勇气、牺牲、责任、判断力等,两者的教育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人类变成了终极猎手。所以,教育本质上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需要,或者说,教育必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发展。
  做导师
  对我来说,美国之行是一次客观审视中美教育利弊的机会;对学校来说,美国之行是一次把思想统一到教育改革中来的机会。此后,北京十一学校的改革提速了,改革从课堂延伸到课程,从课程延伸到学校形态,分层教学、走班选课、取消班主任等内容,自然就成了其中的应有之义。所有这些改革当中,最具争议的大概就是取消班主任了。学生怎能没有班主任管着呢?
  事实上,班主任很多时候被看作“班妈妈”,这一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说明班主任什么都管,是学生在校生活的依靠。殊不知,换个角度来看,班主任往往也是学生精神的绑架者,一个打着爱的旗号的绑架者。如果说,小学班主任还有一定的存在的必要的话,那么中学里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加,班主任越来越成为学生自主管理和自主学习的障碍,就像管得太多的母亲大多造就缺乏自理能力的孩子一样。扔掉拐杖,孩子可能会不适应,甚至摔一些跟斗,但就在摔的过程中,孩子成长起来了——人,是摔大的!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不怕孩子摔跤,但怕一下子摔死,这个顾虑有道理,所以,北京十一学校的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用导师代替班主任,第二步才是取消班主任。
  在做导师的这些日子里面,我个人觉得是教书二十多年来比较开心的一段时间,我打算在退休以后,像周星驰一样把这些故事,编成32个回合,每天在天桥下面说一个回合,呵呵。导师是干嘛的?我的体会是:导师就是“三陪”——陪看、陪聊、陪写,即陪学生看书看电影,陪他们聊天,陪他们写作。
  导师和班主任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是,导师一定要告诉学生,在他们最美好的年华,应该读什么样的书,看什么样的电影,听什么样的报告和讲座。所以陪学生看书,是我的导师工作当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导师会,很多时候就是读书会。有一次,我推荐了麦克里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给学生(范美忠给我推荐的)。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造就一个好的政府。这本书在西方是高等学校的教材,同时它还是一本畅销书籍,通俗易懂。我们的学习方式是读完之后分配任务,一个同学负责讲一个单元,在讲的过程中随时接受质疑。
  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是我们重点阅读过的另一本书。余华杰出的叙事艺术在此书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丝毫不逊色于莫言,甚至高于莫言。我让学生先上网买然后读。
  另外,学生也给我推荐了一些书,也邀请我读一些书,一次上课的时候,叶枫同学在我的写字台上留了一张纸条,推荐我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叶枫说,这本书的原著写得很好,中文翻译损失很大,所以她建议中英文对照阅读。我没能力阅读英文原著,于是就由叶枫本人来主持这个导师会。她有两个版本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个是中文的,一个是英文的。
  
  图为学生叶枫主持导师会
  为了让学生能够全面了解将要阅读的内容,我做了一个书目,并写了推荐理由。比如说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若要在世界文学的海拔上来了解什么是好的文学,我想这本书是绕不开的。除了文学类还有社科类的书,但文学类相对较多。虽然我是历史教师,但我觉得推荐书目不应该受学科的限制。文科是一个整体,没有说我们的大脑里面D盘是历史,C盘是经济,E盘是文学,人脑并不存在这样的分区。一个人对人文知识感兴趣,一定是整体地感兴趣,而不会是刻意地分科。
  另外,看电影也是导师会的一个重要活动。比如说我们看《1942》,看《逃离禁忌岛》、《林肯传》等。电影看完之后,一般都会聚在一起分享。因为看了《1942》,有同学专门查了《剑桥中国史》,想证实1942年河南是否发生过严重饥荒,结果发现史书记载的东西比电影所表现的更残酷。
  除此以外,我们的导师会常常聊天,我个人理解,导师会实际上是有主题的聊天。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比较高效的学习活动。聊什么呢,从莫言获诺贝尔奖的争议,到我们学校的手机管理办法是不是恰当等等,学生们常常妙语惊人,出乎我的想象。有的时候我们是在玩的时候,即兴产生一个主题,随机地聊天。
  有一次我们在北京植物园里面晒太阳的时候,我看到一只蜜蜂在采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一只工蜂完全无私地把自己的蜜奉献给了蜂王,最后辛劳而死,这种行为算不算高尚?对于这个主题,大家争议很大,我随手拍了一段手机视频,打算在他们毕业的时候,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总之这种随机的讨论,像是在玩,但是在玩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想法,会激发一些思考。就我个人而言,我很享受以这样的方式跟学生相处。另外每周的时事热点也是我们聊的话题,从钓鱼岛问题,黄岩岛问题,到反腐败问题,等等。我觉得谈论政治的时候需要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就像小鸟的啼鸣叫出黎明一样,自然表达真实见解,不要人为划分出很多的禁忌,当然,我们遵从一个理性、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去渲染也不去缩小,自然地聊。其实,好多时候言论的尺度是这样一点一点被自然地撑大的。我们喜欢谈政治,在我的教室里我有一副字挂在最前面——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会关心你。
  此外,学生要在精神上成长,我觉得写出好文章必不可少,所以我有写读书笔记的建议,当然这个是不强制的,学生愿意写就写,写了给我看,我给做个点评。感觉写得好的,我就推荐给媒体,譬如2012年,我推荐了一些参加《看历史》杂志举办的全国征文大赛,唐子阳同学的文章获得全国三等奖,其他两位同学的文章获得优秀奖。有时我自己也会下水写一些文章,以此激励同学们的写作兴趣。比如说推荐给学生阅读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后,我也写了一篇读后感,并发给他们。有时候我会利用导师会上朗读一下自己的文章,如果感觉写得还行的话。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导师有义务帮助那些想考高分的学生提高成绩,尽管考试从来就不是我们导师会的主题。有一次家长会之后,李同学的家长告诉我,孩子对于自己没考好感到沮丧。第二天找到他,我问:“你在乎分数吗?”原来我以为活泼外向的他不在乎分数,结果他说:“我在乎。”我又问:“有多在乎?”他说:“很在乎!如果没考好的话,我的心情会很不好,这会影响我的生活质量。”我说:“那好,其他学科我帮不上忙,但历史学科可以,我把历史如何考高分的办法告诉你,你只需照办就行了。”
  我认为,就考试而言,历史教材没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事实上所有的考点全是重点。比较聪明的孩子,乐于思考却往往不肯下笨工夫去记忆历史的细节和基础信息,所以考试分数不够理想。要想考好,就要把自己看得笨一点。怎么做呢?默写考点,并厘清重大事件的前后关系。取得好成绩的关键是你要有一颗教师的心,你要像教师那样来看这些考点,要知道这个地方适合挖坑,那个地方适合埋设陷阱,这个地方适合出选择题,那个地方适合出问答题。当你这样去学教材的时候,效率才高。后来我还让他在我面前背诵知识点,偶尔进行必要的监督。学段末考试时,他的历史老师告诉我,这孩子成绩进步很大。
  我帮助他考高分的初衷是希望他活得幸福一点,快乐一点,因为考高分本身并不代表你历史学好了,但是这可以让孩子觉得很快乐,所以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做我力所能及的事。
  另外,我希望和学生相处的时候,要让学生懂什么是魅力,怎么打造自己的魅力。周同学有一段时间突然发胖,一次,我就调侃了他几句,我说:“一看你这个体形就知道你不爱运动,对女生完全没有杀伤力啊!你知道什么时候人最有魅力?运动过后的人最有魅力,经常运动的人体形完全不一样,一看就知道是喜欢运动的还是不喜欢运动的,你得运动减肥。”他不置可否,我也不知道这个话管不管用。大概半个学期以后,有一天我从侧面看到他,都快认不出他了,他的五官轮廓变得非常分明,显得结实而利落。我问他减了多少斤了,他说减了十斤,我说,这就对了,你现在看着就比较man,有男人味了。总的来说,做导师的核心工作,是要让学生喜欢导师会,喜欢跟你相处。要做到这一点,我的体会是:有组织,无纪律,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结语:没有一句话你可以说得铿锵有力稳如泰山
  人生就是一款大型游戏,中国人的人生则是一款高难度的大型游戏,顺利通关并不是最终目的,关键还是能够在其中认认真真、跌宕起伏,享受自身所属角色的挑战和乐趣。总之,从个人的存在之思到与学生的混杂打闹,本真状态始终是我所求,面具状态始终是我所恶。然而,人生而本真却无往不在面具之中,即便如我以上的话语又何尝不是为了自我成全?若没有一种力量摘除面具,将一切的虚空充满,追问存在何尝又不是致力于打造更精致的面具?课堂上,无数张意识形态的嘴,与无数双利益的眼眸,共同构成了你我生活其间的教育世界。人生一世,没有一句话,你可以说得铿锵有力,说得稳如泰山。
  魏勇:在容易出现雾霾的领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采访|程晓云 陈俊
  采访时间|2014年9月11日
  采访地点|北京十一学校枣林村书院
  从乡村小学到北京
  教师月刊:魏老师你好!此前我们了解到,当年你师范毕业之后,因为特殊的原因被分配到偏远的前锋小学,当时的心情一定是复杂的。
  魏勇:是的,有一些失落。在那个地方,第一没书看,第二找不到说话的人。不过,另一方面又觉得也没什么。在那里混熟了之后,跟大家过一样的生活,吃饭,喝酒,打牌,聊天,逐渐融合进去了,慢慢就忘掉了刚开始的那种抗拒和不满——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不要说可以适应一个乡村学校,即使是一所监狱,都可以适应。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情节,进监狱的人刚开始是排斥、痛恨,然后是习惯,最后是离不开监狱。
  乡村生活的最大好处是人际关系很淳朴,大家都很单纯。其实说起来,我的工作生涯中,最开心的体验就是在那所乡村学校。一群年轻人在一起,上完课就去打篮球,打完球洗澡,然后无忧无虑地去饭馆吃饭喝酒。心中没有恐惧,不用担心自己会因为不出色被调到哪里去工作——我们已经是在最底层了。后来,我到了重点中学,心里反而有恐惧感,总是担忧自己带的毕业班的升学率。
  所以,在不知不觉中,人被当地那种文化给同化了,也就不觉得难受了,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你可能就走不出来了。
  教师月刊:这是习惯的力量,习惯会使我们感觉舒适,安于现状。不过你后来还是调走了,而且离开了重庆,来到了北京。是什么机缘促使你作出这个决定?
  魏勇:我在四川省隆昌县前锋小学教了三年书,后来又调到了隆昌七中,那是一所乡镇中学。这时候就有危机感了,因为有高考升学的压力。我教高三,每年都有一段提心吊胆的日子,直到高考分数出来了,心里才踏实一点。我在这所学校待了八年,这段时间没有在乡村小学那三年快乐。
  
  图为“重庆时代”的魏勇
  我后来离开重庆,一方面是因为特别喜欢北京这个城市,想象当中,北京应该是一个文化之都,能见到各种各样精彩的人物,能有很大的概率找到可以聊天的人、精神上有共同语言的人。另一方面是基于孩子的教育的考虑。所以,2008年,我就来到北京。
  必须从国家的发展走向来看教育的走向
  教师月刊:北京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这有助于多接触教育圈之外的人,开阔视野。
  魏勇:是的。我上周六还到金融博物馆听了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的讲座。我是金融博物馆读书会的会员,任志强是金融博物馆书院的主席,其实他做的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交流的平台。这个书院很关注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关注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经常举办相关讲座。我经常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文科教师,必须从国家的发展走向来看教育的走向,才能清楚地判断教育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教师月刊:非常赞同你的这个观点。十几年前你就经常外出交流,那些年的经历应该也与你的成长有直接的关系。比如早在2003年,你就参加了“徐州青年教师论坛”。据说当时的交流特别火,对你影响也很大,是吗?
  魏勇对,当时网络刚刚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大家都刚接触网络不久,因为网络的便利性,一群压抑的、苦闷的、寻求同伴的人突然在徐州聚到了一块,那是一种激情的爆发。原来总觉得周围没有可以说话的人,这次论坛使我们突然发现,这些人在一块,每个人都是有共鸣的,那种感觉特别美好。大家的情感共鸣形成了一种文化和思想的高潮,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个人。
  教师月刊:当时都有哪些人参加了?
  魏勇:有李玉龙、范美忠、郭初阳、梁卫星、蔡朝阳、周迪谦、薛瑞萍等人,还有清华附小的窦桂梅和《人民教育》的赖配根,魏书生也参加了。当时范美忠和魏书生吵起来了,很激烈,甚至出现了抢话筒的场面,争着发言。
  教师月刊: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时代,也带来了思想的交流和碰撞,给教师群体的跨区域交流创造了平台和机会。
  魏勇:是的,那时候大家的心里都有一种愤怒,尤其是对教育领域的一些人和事感到愤怒。这种愤怒让大家聚在了一块,气味相投。不过,我当时上网,去教育网站较少,主要还是去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之类的思想论坛,当时那里集中了中国年轻人当中非常激进的一帮知识分子,比如杨支柱、冉云飞、王怡等。这是当时中国最热闹、最大的思想论坛,《南方周末》还专门开辟了一个叫“关天茶舍”的版块。
  从“关天茶舍”走出来好多专栏作家,比如五岳散人。其实说起来,我的关天资格比他还老呢,我们叫他姚胖子,我们在一块吃过饭,有一定的交往。还有十年砍柴,李勇。
  那时候,我们很想搞清楚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中国要走向何方,而不是教育走向何方。现在看来,要以小的变化推动大的变化,很多小的变化形成合力,就会推动大的变化,让你必须顺势而为。
  当然,那时候只是一种突然的爆发。时间长了,这种愤怒慢慢也化解了很多。这十几年走下来,我发现社会好像在朝着我们当初所想的那个方向发展,至少在教育方面,在慢慢变好,所以也释怀很多。
  要敢于选择做一个鸡蛋
  教师月刊:我们来聊聊历史教育与教学吧。我们看过你的两个课堂实录,觉得你的教学很注重挖掘历史细节,随处可见追问、反思、批判,尤其是对一些人们习焉不察的历史荒谬。可以说,你的课堂常常使人有恍然大悟之感。
  魏勇:我们自己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生活过,呼吸过,知道这个空气的质量怎么样,知道哪些领域容易出现雾霾,所以就在那些容易出现雾霾的领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教师缺乏基本的常识,包括思想常识、政治常识和历史常识,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教师月刊:可能有时候缺乏的不只是常识,还有胆识。
  魏勇:也有这种情况。时下,常识成了稀缺物,甚至有时候,谬误反而成了常识。在这种荒谬的现实下,坚持常识就意味着你站在了少数派一边,就要付出一些代价。所以帕克·帕尔默写的《教学勇气》非常好,教学首先是需要勇气的,你要敢于站在少数者这一边。当常识之于荒谬如同鸡蛋之于石头的时候,要敢于选择做一个鸡蛋。
  教师月刊:作为一名历史教师,你认为历史教育的价值在哪里?
  魏勇:每节历史课的具体内容可能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培养历史思维、历史意识,这种思维和意识可以帮助学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以及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
  所谓历史意识,是指一个人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中还原过去的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地在历史人物的角色上去看待问题,从而理解当时的人为什么这么选择。对历史不了解的人往往是基于当下来评判历史。当你对历史的了解越来越多,历史意识逐渐就和当下意识平起平坐了,就会更加客观,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教师月刊:也就是说,历史课堂不仅要让学生获取历史知识,还要让学生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历史意识和历史素养。
  魏勇:什么是历史观?这个要澄清一下。历史观不是对历史事件的特定的看法,不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历史观,从某个阶层的利益或某个特定的角度去评价一个问题。历史观或者说历史意识,就是要设身处地在历史的情境中去体验。
  教师月刊:你觉得怎样的历史课才能让学生形成这样的历史意识?
  魏勇:这方面我倒是比较多的体会。我的看法是,第一,教师要有意识地创设充满历史感的情景,让学生的思想能够回到那个时代。通过视频、图片,过去人物的书稿、奏折、书信、档案,以及各种图书,让学生从中捕捉到哪怕一丝丝信息,形成历史感。第二,要尽可能多角度地呈现,把那个时代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人、事、观点、相关材料呈现出来,而不是用一边倒的、先入为主的、未审先判的态度有选择性地呈现。要把对立双方的立场和信息尽可能平衡地呈现,让学生自己来判断。第三,当教学发生了的时候,当学生开始思考、对话、讨论的时候,教师要像主持人一样,尽可能让讨论的场面保持一定的热度,尽可能让思想的交锋激烈一些。火不够就加一把柴;如果一边的火太旺了,把对方快烧得片甲无存了,就要就给这一边撤一点火,给另一边加一点柴。教师要让爱发言和不爱发言的学生都有机会让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进入到讨论情境中,得到思想的锤炼、砥砺。
  教师月刊:很精彩的阐述!我们知道你来到北京十一学校之后,在课程改革方面作了不少事情。那么,在你设计的课程以及相应的教学中,你刚才的阐述有什么具体的体现?
  魏勇:比如,我们编的理科学生专用的校本历史教材,就按照上述思路,在教材正文背后附了大量的史料,正反双方都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提问注重独立思考,比如第一个单元是讲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政治,从秦始皇设立的三公九卿开始,讲到元朝的行省制度,明朝的废丞相,清代设军机处等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常见的提问内容是梳理历代加强中央集权措施是什么,有什么影响之类;但我们改编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从秦到明清,中国一直在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徘徊中摇摆,但最后中国坚定地选择了中央集权的道路。为什么会从摇摆走向选择中央集权?这样的问题,学生觉得很有挑战性,要回答好,就要梳理相关的脉络和线索,思考这些制度上下承接的关系,以及各种历史困境。
  给想飞得更高的学生开辟空间
  教师月刊:除了历史教学,你还负责学校的枣林村书院。这里的学生与其他学生相比有什么不同?
  魏勇:枣林村书院的教学活动是为了个别在某个方面有天赋的学生来进行的。因为,即使是分层教学也不能满足他们的全部需求,分到最高层的学生有几十个人,他们当中还有巨大的差别。枣林村书院就是给这部分学生搭建一个新的学习平台,是一种个别化教育的尝试。
  教师月刊:这有点类似于超常教育。
  魏勇:我们跟超常教育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些孩子没有脱离其他孩子,除了学习符合他们的特殊需要的课程,他们跟其他同学一样选课、上课,学习同样的课程。他们不是被单独挑出来,然后变成拥有特殊的身份的学生。我们要让他们跟平常人一样,只是在某些方面提供一点特别的教育服务。国家需要这种拔尖人才。
  
  图为北京十一学校枣林村书院一角
  教师月刊:枣林村书院的教师是怎么甄选的?
  魏勇:像数学主要是由一些数学博士带着他们,还有一部分教师是从大学请来的教授,因为有些课程已经超越中学老师的授课能力了,所以我们请了北师大的教授来上课。我们一开始有十五六个学生,随着课程难度的加深,有的学生就跟不上了,那他就回到他的“数学五”,也就是中学数学的最高层,枣林村书院的数学课就不用上了。最后剩下了五六个学生能把这个课程圆满学完。我们这个平台是给那些想飞得更高的人再开辟出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他们还可以再露一下头。
  教师月刊:现在能在枣林村书院学习的学生有多少人?
  魏勇:各年级加一块有三十多个。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们要把整个中学的数学课全部学完,高一上学期学习中学和大学的数学衔接课程,下学期开始进入大学数学系一年级的专业课程。我们今年要用的是北大数学系的教材,请了北大数学系的教师来上课,目的是让这些有天赋的学生很早就接触到数学方面的大家,领略数学的魅力。
  停下错误的脚步就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教师月刊:算起来,你是一个拥有近三十年教龄并且对教师这个职业体验很深的教师。你觉得对现在的历史教师来说,首要的努力方向是什么?
  魏勇:我觉得首先要把自己的课堂搞成“健康”的课堂。
  教师月刊:这个“健康”的标准是什么?
  魏勇:不要用谬误和偏见去影响学生。也就是说,首先要将谬误、偏见和谎言归零,归零就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在归零的基础上再做一些有建设性的、同时不突破“红线”的尝试。至于具体的做法,还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有多大饭量就吃几碗饭。
  教师月刊:你怎么看教师的自我建设问题?——你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很注重自我发展、自我更新,但对更多教师来说,可能这个意识没这么强。
  魏勇:这个也可以理解。我是从基层来的,从偏远乡村到首都,从最差的学校到普通的学校,到比较好的学校,再到最好的学校。我知道基层教师的苦,待遇不高,升学压力特别大,还要养家糊口,他们觉得教学只是一个谋生的差事,为什么要投入宗教一般的热情呢?越到基层,应试教育压力越大,这是我的切身体会,越往上面走这个压力相对小一些。
  所以,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任何旁观者都给不了建议,因为每个教师的生存状态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说的归零,至少是教师可以去努力的,当然,它只是一个大原则。怎么从零到正数,就要看自己的建设了。
  教师月刊:归零的任务也是很艰巨的。
  魏勇:停下错误的脚步就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赞成在教学上让学生自主学习。如果我们不确定自己的历史见解当中是否有雾霾,那就不如把学习的权利和自由交给学生,教师只需给他们提供学习资源,引导学习的方向,让他们自己去探索,这可能是比较好的。
  反过来说,如果课堂教学形式是对话、讨论和交锋,假设教师没有归零,还是负数,就很难掌控课堂。在这种状况下,他可能也会改变,所以教学的组织形式也很重要,它会影响到教学的内容。
  高考改革会促进个性化教学
  教师月刊:对于今年9月4日国务院颁布的高考改革方案,你怎么看?
  魏勇:我认为是一个重大进步,虽然不是完全尽如人意,但恰恰是这种不完全尽如人意,使得这个改革比较稳健。要完全尽如人意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激进,就会遭遇激烈的反弹。在目前这种环境,任何一个改革都不仅要从教育这个领域来考虑,而是要从整个社会环境着眼来综合考量。一项改革必然涉及多方利益,比如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学校的利益,行政主管部门的利益,还有整个国家的利益。
  这个高考改革方案基本上不偏不倚,兼顾了各方的利益。首先它兼顾了全国大多数考生的利益,语数外全国统考,这是北京、上海、天津以外的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的要求。其次,理化生政史地,各省自己组织考试,这又兼顾了一些特殊地区比如上海、北京的利益,给各地留了一些自由的空间。
  教师月刊:高考改革恐怕也将带来学校培养模式的改变。
  魏勇:是的,这会迫使很多学校分层教学,走班教学,因为高考改革后就不方便组织文科班、理科班了。有可能我选的是物理、历史、生物,他选的是化学、地理、政治,所以很难组成一个班。最终可能只能走向走班制、选课制的个性化教学。
  通过高考制度的变革来自上而下传递这样的导向,使教育逐渐适应学生的需求,是力度最大的方式。原来文理科的选项也是存在的,仍然可以你选政史地,我选理化生。这个改革无非是在不影响前两个选项的前提下增加了别的选项,你的菜我给你保留着,但是增加了别的菜,因为有些学生想吃别的菜。这叫“帕累托改进”——在所有学生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失的情况下,另外一部分学生的利益有机会得到满足。
  教师要做学生思想的“导游”
  教师月刊:在你看来,理想的教师是什么?
  魏勇: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教师,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的教师,更多的是一个教育服务者,学生成长过程的陪伴者,学生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导游”。因为我们年龄要大一点,在专业方面多读了几本书,我们知道哪些地方有风景,哪些地方值得看,可以给他做“导游”,介绍这个地方不错,但是还得让学生自己去体验。
  教师月刊:还要对风景有判断力和批判力。
  魏勇:对。我们置身于一个矛盾的信息环境当中,很多信息是冲突的,需要进行判断和选择。比如,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和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前者在市场上很火爆,里面有很多情绪和猜测,以及阴谋论的论调,语言很极端,很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也很容易进入学生的视野,学生在无人引导的情况下可能会选它。而真正有学术价值、有营养的是后者,但学生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导游”给他介绍一下。此外,教师还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对话者,尤其是在与学生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过,这是我此前对什么是好教师的一个看法,从今年开始,我觉得我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教师月刊:什么样的变化?
  魏勇:现在我们需要用移动互联的思路来看教育。以后的教育,很有可能是通过手机来发生的。学生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是以几何级数在增长,你看,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拿手机发微博,看微信。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能不能把移动互联的端口用来服务于教育,用来学习,让学习游戏化、电子化?不是所有的学习都需要那么苦,有些学习其实比较轻松就能够完成。我们现在就在开发一款历史教学的软件,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角色,作为普通人在不同的时代体验不同的生活,在“闯关”的同时学到历史知识。这也是平民视角下的历史,而不是以前帝王将相视角下的历史。
  所以我就感觉,教师的定义有了新的变化。未来的教师,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要负责做开发,就是开发新的课程,比如移动互联的课程;有一部分人负责做体验;另外一部分人做后期的维护和运营,比如解答学生在学习、使用互联课程中的困惑。还有,课程社区也需要管理员来维护,有一部分教师就要负责这种事务。
  教师月刊:所以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十年以后,教学会是什么样子。
  魏勇: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用一位做互联网教育朋友的话来说,未来已经到来,只是我们尚未察觉。
  (来源:《教师月刊》2014年第11期-《白卷》呵呵电台美女主播周杰推荐:“我的高中历史教师。上课从来不带教材,也是第一个对主流教育所推崇的主流价值观表示呵呵的人,那时候很崇拜他呀!”)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5-1-24 16:16
闲说范美忠与刘支书助理
作者:铁皮鼓
闲说范美忠

据说范美忠说过一句话,凡是李镇西与铁皮鼓出现的地方,他一概不出现。我哈哈大笑,不错,这正是美忠的风格,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已经和他喝过一次酒了,而且不久以后又坐在一起喝茶。

喝酒的时候我点评了阿啃几句,美忠顿时大怒,用手指着我的鼻梁要与我理论,吃完了酒,招呼也不打一声便器宇轩昂地扬首而去,虽然我们是在盐道街喝酒的,而且是李玉龙先生请客,他算得上半个主人。

喝茶的时候共四个人,干干,摩西,美忠和我,专门选了美忠住所附近的一处露天茶林,美忠如同中国的土财主,老半天才踱着方步趿着拖鞋蹁跹而来,很有几分编辑的架子。这次我学乖巧了,不再谈刘支书助理或者郭初阳,改谈穆旦和里尔克,果然,美忠两眼开始放光,一个劲地追问:你上课怎么说?你上课怎么说?待我稍微解释几句,他一听,还不算离谱,于是接下来的会谈便异常顺利。他开始大谈《赞美》,许多句子可以结结巴巴地背诵,(其实我也背过的,但不如他流利)接下来,照例是对中国教育的猛烈批判。还好,这次我不时还能插几句,仿佛一个迟钝的学生,因为提前温习的功课,居然回答了老师的问题,有一种中了彩票的欣喜。只是苦了摩西,他是冲美忠来的,结果非常敬业地睡了一觉。

美忠对一线老师水平的鄙夷是众所周知的,或许是因为高度近视罢,入眼的就那么几位,(这鄙夷近来也传染给了干干)我是不在其内的。这让我有一种世俗的快感,毕竟还没有脱离人民群众。

说真的,我从来不恼美忠对我的态度,在我看来,与美忠打交道其实最轻松,他的脑袋只是用来装书的,人事之类的全都写在脸上,或晴或雨,一目了然。你要计较,纯粹是自己找抽,绕过那些偏见,你会发现,与美忠谈话比和许多逻辑严密言语得体的人谈话要有益得多,也直接得多,这是我欣赏美忠,愿意经常与他聊天的地方。

坦率地说,美忠的文字我并不欣赏,质木少文,再美的宝玉,也要打磨一下,磨得光不溜秋才能引人注意。语言有时候不但要表达思想,还要表达语言自己,机智俏皮的语言是文字的体操,而美忠显然不太注意这些,行文缺少过渡,有一种雄纠纠气昂昂的姿态,仿佛远道归来的疲惫的主人,不经过客厅直接飞入卧房,让人诧异得紧。又仿佛久不住人的花园,芳草连天,很夸张地铺张开来,以至于失了形状。但因为思力,因为那份扑面而来的峻急诚恳,这样的文章里又掩饰不住地暗藏了许多生机,所以,我还是少数的几个读者之一。我想,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妨碍了美忠成为一名学者――-我从来不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读书多是学者的第一要素。

干干是那种真正能够贯彻“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这种观点的人,而美忠显然做不到,而这做不到,又断然不是来自于心胸的狭窄,而是来自于他的性情。不是偏狭,是他真的就认为,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缺乏讨论的常识。虽然如此,在我眼里,一个真字,便足以盖过所有的缺点。和他相比,阿啃读书虽多,到底是个孩子,而助理则显然过于老成,算盘珠子打得贼精。

听说美忠也恋爱过,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假使美忠恋爱的话,一定不像穆旦,而像海子。他的感情也一定如吐鲁番的温度计,起伏得厉害。在对待男女关系上,连我都替美忠鸣不平,觉得助理的天赋,助理周旋于不同女人之间的伎俩应该分一些给他才是,免得吃亏,老是伤着自己。

许多人以为美忠狂妄,甚至送他一个“北大狂人”的称号,(虽然这称号像是金质奖章)但我以为与其说狂,不如说痴。他的智商远在众人之上,情商则远在众人之下,他有时候虽然做虎啸,做狼嚎,但骨子里是受伤的,而伤害他的,与其说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不如说整个社会。一句话,这个社会还是一个非常世俗化或者说势利化的社会,需要喧哗与骚动,但不需要真诚与直白。真的,在这个社会里,喊几声哈耶克是容易的,再打几个漂亮的擦边球,就很容易摆出另类的姿势,一面吃着政府的肉,一面做出一种灵魂受伤的样子,仿佛化身为白银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轻抚着本来就不存在的伤口大声地喊痛。但这不是范美忠,如果他喊痛,他的痛苦一定是真实的,来自他敏感而脆弱的灵魂深处。

俗话说人如其文,我固然不欣赏范美忠的文字,但却十分欣赏他做人所显露出来的那份粗野,那种霸蛮,那种不加修饰的愤激,里面有着充沛淋漓的元气!




刘支书助理

我对刘支书助理的评价只有三个字:聪明人。

这是个中性词,别全理解成贬义。

与刘支书助理打交道时间也长了,彼此也有了点惺惺相惜的感觉,仿佛洪七公与欧阳峰,虽然见了面不免过招,但长时间不见,还是蛮想念的。

据说每个人都有他的词汇表,宛若三宫六院,在我的词汇表里,仿佛许多冤家公认的,这三宫六院是由“道德”打头阵的。而助理则要威风得多,左一个“美女”,另一个“流氓”,中间端坐着“民主”,地位仿佛短裤,只起遮羞的功能。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块布,其他词语的颠鸾倒凤便显得理直气壮,仿佛韦小宝的奉旨嫖娼。我有时候也涮一下助理,开开心,比如未经同意就擅作主张替他改了签名,“我爱美女”扩大化为“我爱妇女”,孰料助理对美女用情专一,拒不接受这爱的潮水。

而我与助理的对阵,其实基本上是隔着太平洋扔石块,除了赚得一些响声外,根本伤不了对方。比如看似比较伤和气的倒版运动,算是最大的一个肥皂泡,但要飞过太平洋仍然艰难。所以除了污蔑我拉人等少数几次以外,基本上是君子之战,颇有上古遗风,倒不如有些 惯用泼妇战术的更有杀伤力――那虽然近乎自杀,可毕竟让你恶心了一下。

助理也有天真的时候,比如他总以为自己是我的总设计师,地位仿佛邓小平,而我在他的设计下一步步地走向民主,所以有时候发现我退步了总免不了诧异甚至恼羞。每逢这时,我就有些惴惴不安,很为自己不能很好地配合助理的想象而内疚。

助理读了不少书,至少在历史与政治理论方面是远胜过我的。不但知识结构有异,知识态度也大不相同。我比较刻板,语言有时候固然锐利,骨子里却很严肃,存着一份悲悯,而助理则与对待女人一样,态度近乎调情。偶然严肃一会儿,便显得极其珍贵,仿佛领导讲话中的停顿。

我是一个比较关注态度的人,余秋雨谈文化再正襟危坐,都是在变着法子调情,而助理谈民主是不逊于此的。但正如余秋雨再油滑我还要向学生推荐他一样,助理再调情我还是佩服他知道这么多名词,仿佛优秀的乘务员,能够迅速记住车厢里的陌生面孔。

与助理见过两面,第一次是在徐州,还是蛮愉快的,觉得助理幽默。第二次是在盐外,开会的时候忽然见着助理,顿时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不好意思,那次让助理见识了皮鼓脆弱的一面。但我想助理也能够预见,皮鼓远不如他想象的聪明狡猾,“朝谁递烟朝谁支砖门儿清”,而恰恰是过于天真,过于理想主义的,而且这份天真与脆弱是深入骨髓的。我不是那种一边谈着哈耶克一边享受生活的新青年,倒经常体会到处在新旧交替之际的撕裂。

这几年,承蒙助理启蒙,我也渐渐地明白了,人无完人,理想主义的姿势不是这个时代的理想造型,既不须以此责人,也无须以此责己,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生活本来就是一席声势浩大的自助餐,各取所需方为上策。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5-1-24 16:20
生于谎言,死于真实——致痛恨范美忠的人们
  刘支书助理
  
  
  原以为在奥运火炬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瓮安事件、金融危机等之后,人们会变得更聪明:与其批范美忠不如批范美忠所反对的体制。范美忠事件说破天最多是个人私德的问题,而上述各事件中所释放出的信息才是真正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生活的大事。然而遗憾的是,愚昧的继续愚昧,虚伪的继续虚伪,懦弱的继续懦弱,无耻的继续无耻。范美忠再一次丢掉工作,世界上再没有比权力和愚民联合起来,用潜规则剥夺一个讲了真话、错话的人生存权更无耻的事情了。相当于一大帮人合起来利用夜幕作掩护打某人的冷拳,苦主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谁在打他,即使打听到了什么也因没有证据而作罢。这种无耻从表面上看是舆论暴力,而实际上是道德虚弱。
  
  
  
  一个在道德上真正自信的人本来应该关注以下问题。火炬事件中所体现出的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排斥,究竟是西方国家嫉妒中国故意捣蛋还是因为自己做了混蛋事情而对人民隐瞒?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话,下次我们还要被当猴耍;加三聚氰胺成为奶粉行业公开的秘密究竟是个别行业的道德良知偶然出轨还是一种制度性的必然结果?若不对这个问题穷追不放,今天我们暂时解决了毒奶粉问题,也许明天又会出现毒大米毒面粉和毒教育、毒思想,因为制造毒奶粉毒大米和制造毒教育毒思想来自同一个源头。事实上,毒教育毒思想早已存在,高调辱骂范美忠的人的存在就是证据;瓮安事件当中所表现出的无法无天的权力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情况?如何从根本上制约公权力私用?不追究这些问题,也许你就是下一个瓮安事件当中被欺压的屁民;在金融危机来临的情况下,40000亿财政救援的钱主要用于基础建设,如何保证纳税人的钱真正用于公共工程而不被贪官们瓜分,那些纠缠范美忠的人是否可以分一部分精力关注一下涉及到你个人利益的问题;另外,当下内需不足是克服金融危机最大的障碍,而内需不足又主要是贫富悬殊和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千疮百孔所致,屁民们没钱消费,也不敢消费啊!“勇敢”地鞭挞范美忠的人们,从你们自己的利益出发,你们为何都没有同样的勇气问责政府;再有,高耸入云的房价从根本上缘于政府对土地资源的垄断,政府通过和开发商的合谋达到了掠夺民众财产的目的,全民所有的土地变成了官家独有,全国人民变成了全国房奴,国家财富70%掌握在了官家手中。令世界羡慕的GDP成为了权势和富人的盛宴,GDP的收益大多被他们分享,穷人有时连残羹冷炙都没有。在所有这些事实面前,高调批判范美忠的人为什么突然集体变成了聋子、瞎子和哑巴呢?
  
  
  
  让我来解释其中的道理。首先这些人(不是指所有批评范美忠的人,特指追着范的屁股批,且批得痛心疾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面是残废,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几乎无法正常从事反思、推理和逻辑的精神活动。偶尔从事一次精神活动也是以遭受失败的打击而告终,就象勒庞《乌合之众》里面说的那样:“(他们)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久而久之开始愤世嫉俗,仇恨一切精神世界的富有者,一有机会绝对打家劫舍。范美忠的出现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打劫对象。首先,范美忠“富有”,他的出现让这些人嫉妒得发狂,因为别人的“富有”把他们衬托得无比卑微和苍白;其次,范美忠没有还手的能力,打劫他没有任何风险;最后,范美忠有破绽,打劫起来容易得手。
  
  
  
  所以,这些人不仅在精神领域是残疾,而且即使在他们口口声称的道德上其实也是懦夫,是令人鄙视的可怜虫,人们可曾见过以摧枯拉朽方式批判范美忠的郭跳跳们在面对社会不公平不正义时显示他的批判激情?没有。在关心到民众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那些真正重大的问题上,那些对范美忠痛心疾首的人,逃得更快,甚至他们连谈论那些公共话题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他们心里有本算得清清楚楚的帐——仗义执言的代价。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跑跑!反倒是被他们践踏的范美忠一直在不妥协地与这个时代的伪教育伪思想较量,一直在为能够象一个大写的人那样活着而呐喊,即使多次付出代价,几无立锥之地。
  
  
  
  其次,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这些激情批范的人,大多属于头脑专制的受害者。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大脑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它让受害者无法察觉,即使察觉也无法同它作战,因为人们的对手是他们自己和那些使用简洁果断语言对人们进行了洗脑的躺在坟墓里的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雷锋等一切主张神圣道德的人,对中国人进行着更深刻的专制统治。我们生于谎言,所以习惯谎言,然后依赖谎言,依赖到我们离开了谎言就象离开了空气一样无法生存的程度。谁若引导人们离开谎言,告诉大家不要装B,谁就等于剥夺了大家的氧气,对他们来说,没有瞒和骗的人生是不可想象的。那些激情批范的人对自己撒的最大的谎是,他们会象英雄一样舍己救人。为什么我认为他们在撒谎?因为他们连批判不义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可能舍己救人呢?
  
  
  
  对一个有一定人生阅历的人来说,真正有可能做到舍己救人的人,是那些以范美忠为镜子反思自己人性缺陷的人,是那些说出“在那种情形下,我可能也会逃跑”的人,这些人才真正有底气!那些象郭跳跳一样把话说得很满、对自己道德很自负的人,恰恰是最不值得信赖的人。
  
  
  
  批评范的声音越高亢,对范的制裁越严厉,越是证明这个社会道德虚弱,虚弱到了道德证明主要依靠说而不依靠做的程度,虚弱到了自己日常行为缺少崇高感而只有猛批别人的瑕疵时才能自我崇高的程度,虚弱到了只看见别人眼中有刺而不知自己眼里有梁木的程度;虚弱到只有在群殴一个不能还手的灾民时才能够感觉自己有勇气的程度,虚弱到了好不容易有机会理直一回所以一定要气壮的程度。
  
  
  
  一身戎装的士兵、身着法袍的法官,总会令人肃然起敬,即使他是一个白痴。帕斯卡尔十分正确地指出,假发是法官必不可少的行头。没了这些东西,他们的权威就会损失一半。那些激情批判范的人下意识想扮演道德法官,事实上,他们中许多人道德之发稀疏,越是稀疏越是需要假发,道德激情是他们最好的假发,没有了假发他们的权威损失何只一半,可能压根儿就没有谁拿正眼瞧他们,不要说别人厌恶,也许他们自己就厌恶不戴假发的样子。除了这层假发给他们带来虚幻优越感以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一个人获得幸福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他们大多没有,比如,独立思想。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有别人安装的思想插件;比如,平等人格——既不做奴才也不做主子;比如,宽容——一种建立在自我反思人性缺陷基础上对他人的包容态度,等等。
  
  
  
  简而言之,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值得同情,因为从精神上来说,他们生于谎言,而将死于真实。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5-2-4 12:51

左起:管季超、范美忠、李玉龙、李勇、索朗藏胞。








湖北管季超谢蜀人美忠先生赠《民间野草》大著。
祝第一线批判性思维专题研修营(第1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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