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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钱冠宇=上海语文教师樊阳:四地迁徙,两代轮回,何处是故乡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5-1-20 15:00
标题: 钱冠宇=上海语文教师樊阳:四地迁徙,两代轮回,何处是故乡
不久前,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樊阳人文公益讲坛”创立人樊阳出版了新书《哪里都是杏坛:一个人文教育践行者的足迹》,汇集了自己从事人文公益讲坛23年来的心路历程。

       自2011年受到多家知名媒体关注以来,樊阳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曾荣获全国模范教师、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中国教育报》2011年度全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影响中国年度人物提名等荣誉。如今,他的人文教育理念和实践早已在全国教育界享有美名。

       然而,他是如何成长为一位优秀教育者的,外界知之甚少。于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来到樊老师就职的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请他讲述家史。

       采访约在樊阳的办公室里进行,期间不时有学生推门进入,请樊老师检查作业。对于每位同学的作业,樊老师都会认真检查并作嘱咐。他对学生说话时,严肃的神情中透出关爱。

       樊阳虽然长年在上海的中学教书,却讲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丝毫没有南方人的口音。后来在采访中才得知,他的妈妈是北京人,他从小在一座四川工厂长大,而那个工厂的大部分职工都是从北京迁来的。

       樊阳的讲述主要围绕着父亲展开,从上海开始,先后辗转北京、广元、咸阳等地。他对于父辈的了解,一部分源于亲身经验,一部分源于父亲的回忆。

采访间歇,樊阳在办公室为学生检查作业。



二战结束时父亲得到犹太人的亲吻

       樊阳的父亲樊恭瑛1930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是浙江奉化溪口镇。大约是曾祖父那一代人到上海经商,稍有积蓄后,在虹口区梧州路买了一些房子,家族这才移民到上海。结果樊恭瑛7岁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们家的房子不幸被日本飞机投弹炸平。

       家道中落后,樊恭瑛一家就搬到了位于长阳路的仁庆坊,那是一个很典型的石库门里弄。二战时很多犹太人逃难,就聚居在那一片。

       樊恭瑛当时上的学校就是现在的市东中学,这所中学的前身是晚清上海道台聂缉椝之子聂云台于1916年创办的“聂中丞华童公学”,1941年改名“上海市立缉椝中学校”,1951年定名“上海市市东中学”,现在是一所重点中学。

       有一天,樊恭瑛的三叔看到他在画画,觉得不错,就对樊阳的祖母说:“大嫂啊,这么大的孩子为什么还让他吃白饭?干脆跟我去学徒吧,还可以减轻些家里的负担。”于是,父亲14岁的时候就开始跟随三叔去学印刷。

       紧接着在抗战结束时,樊阳后来听到父亲回忆说,“犹太人比中国人还要高兴,他们欢呼雀跃,不认识的人也在大街上相互拥抱、亲吻”,他自己就得到过犹太人的亲吻。当时,因为大批犹太人要回到故土,就开始买卖东西,父亲亲眼看到犹太人做生意真的很讲信用。

       樊恭瑛做了一年的印刷学徒之后,觉得前途渺茫。正巧他在报纸上看到广告,当时霞飞路(后更名为“淮海路”)上有一家无线电行招人,那时的无线电就像现在的IT业,是很时髦的职业,而且需要和外国人打交道。最后,樊恭瑛在报名的200人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这家公司招收,学习无线电维修,而这门技术也成为他后来一辈子的饭碗。

       在樊阳幼年的记忆中,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无线电零件,它们似乎堆放在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且被父亲分门别类,管理得特别细致。“父亲不是一般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而是靠技术吃饭,大家都夸‘小樊师傅很能干’,再加上人长得也帅,因此特别受到老板的赏识。”这段时间,因为樊阳的爷爷经常处于无业状态,所以父亲就成了家里主要收入的来源。

樊恭瑛20多岁时在上海。

      

为变成国企职工,父亲自愿离开上海

       1949年后,樊恭瑛一家从仁庆坊搬到了位于和平公园对面的鞍山新村(临近打虎山路),当时那批房子俗称“两万户”。这是缘于上海市政府根据中央“要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问题”的指示,在杨浦和普陀两区建造了大批约可容纳2万户左右的工人住宅,厨房和卫生间全部公用。如今“两万户”早已消失,同样的地方建起了高楼,名为“和平花苑”。

       樊恭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和当时一般的青年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向往国有企业,因此他在1956年背着父母做出了一个决定——报名参加“支援内地建设”,因为这样就可以从一个资本家的企业转入国有企业。

       樊恭瑛原先准备进入的是长春的一家苏联支援建设的企业,后来因为中苏交恶,苏联专家撤走而不了了之。这样,他就被分配到国营北京电子管厂,厂址设在北京东郊酒仙桥,当时厂里就有上万名职工,是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电子管厂。

樊恭瑛30多岁时在北京。



       当时樊恭瑛与厂里签订了5年的劳动合同。在大炼钢铁运动时期,他因为对此做法有些微词,就受到指责,樊阳觉得从那时候起,父亲的性格开始发生变化,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家庭。

       “5年的合同到期之后,很多工人都闹着要回上海,但是工厂离不开父亲的技术,领导为了留住父亲就给他特批了一套房子,以便让他结婚安家。”樊阳说。

       樊恭瑛一生有过两次婚姻。1959年第一次婚姻是和一名劳动模范结合,但她由于工作过度劳累罹患胃癌去世,留下三个女儿。1968年底,他又经介绍与本厂的一名女工结婚,后来生了樊阳兄妹,“母亲也是第二次婚姻,而且是叶赫那拉氏的满族人,祖上可以追溯至慈禧的内臣,也算贵族出身。”

       樊阳的母亲上一段婚姻生了两个儿子,这样算起来樊恭瑛共有七名子女,樊阳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      

支援三线建设,回忆山沟里的童年

       关于樊阳的出生,还有一段颇为曲折的经历。

       当时父母所在的车间要迁到四川支援“三线建设”,其实樊恭瑛一开始想把樊阳生在上海,所以在从北京到四川的路上,专门绕道上海,结果樊阳的母亲到上海后看到父亲老家拥挤的居住情况,就决定还是先到四川。

       1969年8月,樊阳就在父母抵达四川广元的第三天出生了。当时工厂的建设刚刚起步,许多基础设施还未完善,樊阳是在一个临时医疗点降生的。值得一提的是,等到父母到广元后才发现他们并不在工厂迁移人员名单里面,说到这里,樊阳不禁自嘲是“北京的弃儿”,感慨造化弄人。

       广元,古称利州,位于四川省北部,素有“川北门户”之称,也是女皇武则天的故乡。但因为广元地处秦巴山区,地质条件并不适合建设工厂。厂内生活区房与房之间全部是用楼梯连接,很少会有平地。

在四川的全家福。



       就这样,樊阳开始了山沟里的生活。谈起儿时的衣食住行,樊阳记忆犹新,“前后左右都是大山,交通闭塞,物资匮乏,吃饭生火也要依靠从山里面运出来的圆木,我因为年纪小,所以还没劈过柴。”饥饿感占据了樊阳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兄弟姐妹整天想的就是怎么去山里摘些野果,要么去“偷些”家里的饭食。那时整个厂区唯一的商店叫“东方红商店”,在山的东面。

       樊阳说他现在身体不太好,有一部分原因是小时候艰辛的环境。幼年时,他对晚上去厕所会非常恐惧,因为要步行到没有路灯的半山上去,经过大片的玉米地,风吹过树叶的“哗哗”声尤其令他不寒而栗。“厕所里面自然也是污秽不堪,夏天还能看到蛆虫从粪坑里爬出。更可怕的是,当地农民由于贫穷,还有溺婴的现象,所以有时还能看见死去的婴儿。”

       迁到四川山里之后,身边四个子女,加上留在北京、上海的三个孩子,沉重的负担让樊恭瑛的脾气也开始变得暴躁起来,但樊阳因为从小是一个特别乖的孩子,所以基本没有挨过打。只有一次例外,那是由于樊阳捡了一些街头摊贩掉落的花生,结果被父母得知后痛打。在父母的眼中,捡的东西就和偷的一样,丧失了基本的做人尊严。

       樊阳小时候是由外公带的,外公因为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所以非常孤独。外公说过一句话,樊阳印象极为深刻:“现在只有我们小樊阳能和姥爷做伴儿了。”而小樊阳并不懂“做伴儿”的意思。

       樊阳第一次离开广元是由于4岁的时候外公去世,母亲带他把骨灰送至北京。后来听母亲说,到西安转车时,母亲第一次给樊阳买了一根冰棍,结果他因为以前从没见过,所以一直不敢吃,直到冰棍慢慢融化掉在地上。

       1976年,樊阳开始进入广元109厂子弟小学读书,先是春季制,由工宣队带领学生念毛主席语录。后来到秋季制开学后不久,毛主席去世,开课前老师和同学全体起立,面对毛主席像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悄然变为“毛主席永垂不朽”。

       口号不仅要喊,还要会写,但对于刚上学的小学生们来说,“永垂不朽”的“垂”字因为笔画繁复,不好掌握。樊阳记得同桌就怎么也写不好这个“垂”字,而他会写,心里不免洋洋自得。

       樊阳还记得第一次看电视是因为毛主席去世,全厂开追悼会,在山上的信号发射塔下有一个电视,“父亲把我举过头顶,我第一眼看到的电视画面是毛主席的头像”,樊阳对此记忆颇深。      

父母离异,奋发学习,最终考入四川大学

       1980年2月,樊恭瑛一家在别人的帮助下,终于离开了广元的山沟。当时在陕西咸阳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彩电显像管总厂,于是他们就想尽办法调入这个厂子。

       当母亲带着樊阳来到陕西时,正值刘少奇平反,给樊阳的冲击也很大。他从小对刘少奇的印象就是被画成酒糟头鼻子的漫画形象,而且是“叛徒、内奸、工贼”,内心很疑惑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了“伟大的革命家”。

樊恭瑛60多岁时在陕西。



       就这样,随着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樊阳在咸阳生活了七年,直到1987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在咸阳期间,父母因为性格不合,最终在樊阳初一时离异,樊阳随父亲生活。

       父母的离异促使樊阳发奋学习,改变家庭状况。樊阳印象中父亲那时在生活上节约到可怕的程度,家里连肉都很少吃,偶尔才吃一次鸡,结果积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因为贬值其实也没剩下多少。“1956年,父亲从上海到北京的时候,工资标准是98.35元,那时一般工人的薪水不过二三十块钱,要是老工人可能会拿到五六十元钱,所以父亲直到退休也没涨多少工资,心态自然不好。”

       樊阳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先是回到咸阳的厂矿中学教书,后来由远在上海的姑姑牵线,才来到上海工作。樊恭瑛晚年的最大心愿就是回到上海,因此等樊阳在上海结婚后,他就搬来上海居住,他曾非常自豪地对上海的亲戚们说:“我26岁离开上海,我儿子26岁回到上海。”但一年多后,父亲即因病去世。

父亲70多岁回到上海时的父子合影。



       在谈及父母对于自己的影响时,除了做人的自尊、做事的严谨之外,樊阳最感激他们的是虽然一直身处厂矿单位那种程式化的生活环境,但从小父母没有对他施加过多的约束,而是任其自由发展,使其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一路成长。

       同时,父母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内地三线建设,漂泊异地的经历,既让樊阳经受磨砺,也让他在无形中增强了对这片土地的感情,让他更珍视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环境,并拥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这些都是他日后形成自己教育理念的关键因素。

       “我从来为自己有五六个故乡而充满自豪。但父亲这一生的命运随着国家的历史巨变而漂泊异地,几番沉浮,当终于回到故土,却积劳成疾,永别人世……他不过是无数上海游子中的一位。”樊阳最后遗憾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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