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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与《大道行》班刊有关的记忆 [打印本页]

作者: 马建军 时间: 2008-5-1 15:02
标题: 与《大道行》班刊有关的记忆

与《大道行》班刊有关的记忆

■孝南区教研室　管季超

　　《大道行》是孝感市社会主义学院1999年秋季青年干部班的结业班刊，是受该班班主任王政先生之托，由我具体执编的。
http://xnjyw.5d6d.com/thread-749-1-2.html
http://xnjyw.5d6d.com/thread-749-1-2.html
http://xnjyw.5d6d.com/thread-749-1-2.html
http://xnjyw.5d6d.com/thread-749-1-2.html
　　与这本内部交流班刊有关的记忆有：

　　——1999年8月底9月初，区统战部方科长（女）两次到我工作单位来作协调工作，希望晏谨主任能允我到社院青干班学习。

　　其协调工作之艰巨程度，非局外人能体会。

　　8年过去了，我至今也未弄明白其中的缘由，又似乎已无数次弄明白了。

　　——1999年9月6日入学报到，市委统战部聂国钧副部长到班看望学员。

　　聂副部长温和而亲切，这是我个人的印象。

　　——1999年9月29日，参加学院举行的“国庆五十周年”晚会，我和应城市统计局范宏（女）同学担任合唱节目的领诵，并作现场书画表演。

　　——1999年11月24日，我和另七名同学作为学员代表参加了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市社院组织的学员座谈会。时任市委统战部部长的鲁华荣同志参加了座谈。

　　——学习期间，区委组织部、区委统战部、市委统战部领导两次到班看望学员。

　　我本人工作单位领导从未过问学习情况。

　　——1999年11月26日，结业典礼。

　　此后我与该班学友多人断续有过联络。

　　——为避免本职工作遭遇更多困挠，我在近几年放弃了参加民盟的党派活动。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5-1 15:30
标题: 参见//社院学习札记//一文

作者: 马建军 时间: 2008-5-10 15:19

附：孝感市社会主义学院“99秋季青年干部班”

学员名单

（学员所在单位为99年时状况）

姓名	单位
黄剑	大悟县水产局
李煜	安陆市公安局
余飞	汉川市水产局
倪发平	云梦县公安局
汪新平	孝昌县政法委
雷春晓	大悟县建设局
詹立	孝南区建设局
魏江才	应城市交通局
潘亚非	孝感市工商局
刘舜洲	孝南区农业局
鞠华山	云梦广播电视局
王应雄	孝昌县建设局
李文豪	孝昌县人民检察院
李剑云	汉川市林业局
杨红生	汉川市农业局
范宏	应城市统计局
张俊	应城市公安局
吴定凌	云梦县科协
秦宏伟	安陆市土地局
刘长安	云梦县粮食局
柳洪山	云梦县水利局
张兴林	广水市法院
胡艳红	安陆市科委
滕志平	广水市审计局
郝伟	广水市人事局
张延刚	广水市土地局
吴君民	孝感市行政服务中心
刘少峰	孝昌县白沙镇乡政府
王锡楚	维天律师事务所
池东红	文星公司
李进	大悟县丰店镇人民政府
李丽	湖北宏博集团
武斌	孝昌县职高
王洪波	应城市人寿保险公司
王友林	孝昌县季店财政所
付咏堂	孝南区动检站
潘崇朝	安陆市解放山电站
李书广	汉川市人民医院
张再明	安陆市东大集团
汪韦	应城市建材公司
高嵩	大悟县泉水寨林场
胡贤东	大悟县阳平镇人民政府
周西升	安陆市化肥厂
张凡	卧龙乡长湖中学
胡杨	孝南区新华街办事处
龙冰	应城市一中
刘新平	孝感市制药厂
陈红奎	孝南区朋兴乡人民政府
彭秀华	孝昌县小河镇人民政府
何中平	汉川市中医院
洪克荣	云梦县职教中心
刘砚文	大悟县人民医院
孟淑君	汉川市卫校
汪运海	汉川刁东农场
郝烨	广水市文联
付艳红	广水市中华山林杨
杨耀华	孝感市卫生防疫站
李祺	应城房产公司
管季超	孝南区教研室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7 09:49
欢迎您。。。。。。。。。。。

唐·布袋和尚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静才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20 10:06

杨清媚：费孝通海外撰述中的文化自觉
时间:2010年7月7日作者：杨清媚来源:中华读书报

费孝通先生曾谈到，在1940年代艰难的抗战时期他靠写作谋生，曾写过三本海外游记式的小册子，畅销一时，得了不少家用补贴；而这一时期因拼命写作竟使自己成为著名作家。
　　
当时像费先生一样颠沛流离乃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境况，他们一方面固然因生计所迫，另一方面也是老习惯使然，经常一路跑警报还一路写东西，无形中推动了1930~1940年代行旅札记的繁荣。知名者如风行国内的《旅行杂志》，由原《申报》编辑赵君豪担任主编，撰稿者中不乏知识界名流。然而无论被动或主动，到欧美西方国家和到国内边疆地带的旅行在他们笔下总有天壤之别，似乎各自占据着文野之别的两端，而过去自居文明正统的华夏在其中位置尴尬。这种心态上的落差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尤为明显，到了60年后中国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途中写作《欧洲十一国游记》和《新大陆游记》，其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继承这一心史，看西方的眼光便总免不了在中西之间徘徊纠结。
　　
费孝通的这三本海外札记——《初访美国》（1943）、《重访英伦》（1946）和《美国人的性格》（1947），自然也带着这种矛盾心情来书写中西比较。
　　
1943年，他在北美西岸登陆，一路向东，从华盛顿到新泽西再到纽约，一时间曼哈顿现代大都市的锐气逼面而来，越发勾起心底对老城苏州的怀念，怀念那种由绸长衫、缎子鞋和茶馆里的散懒衬托的文人气质，还有黑瓦白墙宅院里影影绰绰的鬼。他说自己感觉像是小时候看西洋景，又像是在读《镜花缘》。本来，“西洋景”与“镜花缘”，前者是形容走走看看，后者是形容写写画画，其实说的就是他自己对欧美西方国家的观察与思考，而其中的深意，是想去探索当下世界这个“多元一体”格局中，构成多元的诸种文化和群体之间如何相互理解——这也是后来他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觉”应有的题中之意。
　　
令费孝通印象深刻的是，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中国无一不是文化的混合体。他访美时的接待者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汉学家、政府顾问专家费正清教授及其妻子费慰梅女士。刚到他们家，费孝通便被“雷”了一下，客厅里挂着一轴清朝官员画像，不知是中国谁家的祖宗遗像被拿来这儿做装饰用了。虽然他知道这种怪异的文化拼接多少包含一种异文化的猎奇心理，但是他不满足于这些表面了解，还想对美国文化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究。而美国学界大概只知道他的江村研究，便以为他有兴趣和另一位研究日本农村的美国人类学家交流，结果他很不高兴被当作农村研究专家，一见那人的面就说，我得先去认识美国才谈得文化合作的正经事，今天你得带我去认认美国。他们去一家中餐馆吃饭看表演，费孝通的大部分心思都用在四周观察，连菜谱也能琢磨半天。所谓的中餐馆其实不中不西，就是个大杂烩，他惊叹：“就在这一刹那，这一角，多少不同来源的文化横奔齐集，斐然杂陈，似乎全忘了这是中国欧仆、东土刺绣、西班牙舞蹈，古巴歌声，爵士音乐，南欧面目。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全合在一起，难分难解。……一种新的文化！”全球化在费孝通眼中意味着不同文化的混合，现代化是全球性的跨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费正清客厅的那幅画背后，有一个自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400多年的历史。这片大陆先后来过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华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等，印第安人的文明程度还没有到出现国家制度的地步，西班牙人干的是海盗劫掠的营生，真正定居在这里的移民是华人和欧洲的英法移民。华人移民在新世界中求生活，并不像南洋华侨那样移植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制度，而是因地制宜地确立了新的生活方式。所以，费孝通说，美洲的文化基础不是原原本本从欧洲移植来的，而是打破了原来不同的文化势力又将其混合的产物，使“科学”与“民主”有了试验场。无论是帝制中国还是英国，随着19世纪的结束早已停止了其文明扩张的历史，费孝通认为，这是文化成年所致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然而这种“停滞”却不是命定要死亡。他内心相信，人类历史的朝向，终究要从农业时代的成熟中脱壳而出，走向工业时代，美国的工业文化发展了百来年已经走向成年，而中国还有机会长出新的文化嫩枝来。美国人和中国人在他眼中最大的不同，便是美国人把历史放在自己身后，历史是死的，与当下世界阴阳两隔，因而他说美国是无鬼的世界；中国人的心里则装着祖先，历史感是绵延的，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与鬼同在是中国文化骨子里相当美好的部分。他认为，科学和民主造下了现代的美国，犹如单车的两个轮子，中间支撑的三角杆是基督精神，而中国最缺的、最难得的就是这样的三角杆——没有这样的宗教，那么至少能保留对鬼的依恋，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种道德伦理。
　　
游历了美国之后再到英国，费孝通把目光集中在它的精英阶层。
　　
作为迟暮帝国的脊梁，英国知识分子包括旧贵族和资产阶级新贵，既互相角力又互相支持，诸如上下议会的辩论、保守党和工党的攻守都存着斗争和某种默契。在城里的大商人或绅士愿意在乡下经营并不赚钱的大农场，其目的不纯粹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他们是乡村社会的重心。不过，乡村并不是英国社会的主体，而是城市的后花园。这样无论从朝廷到乡野，英国知识分子都充分发挥着社会中间人的功能。在他们对现代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设计中，英国议会内阁制和政治改良主义精神的结合得到费孝通的高度评价，当然这还不够，他还关注政府与政党分开的“文官制度”、法团和法案对民主社会的组织作用，以及费边社的知识分子在学术、教育和政治上对工党的有力支持。英国人的现实和理性即使他们在世变方激中稳如磐石，却也曾让费孝通感到郁涩得厉害，因为看到这个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中充满功利主义的计算。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美国人像年轻人，总想与父亲平起平坐，那么英国人就像中年人，没有笑容也没有激动，前者好动，而后者好静。但是，英国绅士的力量和他们有效贯通社会上下的制度与精神却是费孝通考察中国传统政治特点之时的有力映照。大约在同时期他对所关心的中国双轨政治问题、乡土重建问题的讨论，与他在英国和美国所见所闻都有关系。
　　
费孝通对英美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互相观照和理解没有简单地划分出清晰的界线，中西之间在他看来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在学术研究上要具体落实还有许多需要思考的地方。早年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英国政治经济学院求学之时，费孝通的老师们——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等人虽各执德美、欧陆学派所长，同时亦兼而有之，种种综合为他奠定一生的学术基础。旅美期间，受到美国人类学文化人格学派的吸引，费孝通把英美社会作为具有民族性格的文化实体来进行描述，并与心目中的中国社会进行比较。
　　
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发现差异而没有意识到中西文化的关联，那么相互理解也就不可能；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真正得到解释。费孝通曾受过民族学训练，对于民族文化历史变迁的动因和机制一直给予关注。而面对中西社会现实中的巨大反差和历史鸿沟，类型比较方法可以通过抽象出文化要素进行并置比较，来回避客观历史的问题。这对他而言，原本应该是个矛盾。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指向，是寻找各自文化精神的寄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话可能。在他看来，在美国社会，文化精神可能呈现为基督教宗教，而英国社会可能呈现为政治哲学和绅士，而在中国可能是伦理和知识分子（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能还牵涉到宗教和巫师）。
　　
当他提出20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的时候，他一方面同意萨义德（Said）所说的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造了东西对立的学术话语，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在这个观点束缚下讨论，因为根据萨义德的看法，东方社会无论是“守旧”还是“现代化”，都是东方学殖民主义的后果。萨义德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建构，本身是一种作茧自缚。费孝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对此有反思能力。简单地说，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要去回答诸如西方为何有科学，而东方为何产生不了科学这样的问题，而是去思考对于美国人而言，科学意味着什么，科学与他们的基督教有何关系，又促成了什么样的历史与社会形态。其目的也不是判断说我们要科学或不要科学，而是我们内在的历史和文化观念提供了怎样的对物质世界的看法，这才是不同于萨义德的思考方向。
　　
费孝通说，他从写作《初访美国》到1988年访问日本，探索了四十四年，终于明白，首先要去认识文化差异的由来，明白各有各的道理，才可能去谈求同存异。也就是说，在他的跨文化比较中实际关注两个层面，一是文化精神的呈现，一是文化精神的历史养成，而后者还远远没来得及讨论。人类学通常宣称，我们对世界的探索建立在对他者的理解上，然而这还不够，因为在经典人类学里，他者自身没有历史，寻找其文化精神的历史养成是一个荒诞的命题。对此王铭铭亦曾在《西方作为他者》中批评过——在这本有趣的书中，他讨论了费孝通没有叙述到的“前东方学”时代存在着一种与上古史相联系的古代中国的“西方学”，这笔思想的遗产构成了中国知识人理解他者的基础。实际上，费孝通的海外观察亦脱离不了这一思想脉络。
　　
在此之外，对于费孝通来说，英美之旅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他寻找老师们的思想痕迹的旅途。在美国，他的办公室就是派克老师的书房，芝大社会科学大楼的五W二号，使他顿觉到了圣地。1962年身心羁困之际，他写作《留英记》，描述他和马林诺夫斯基相处的一点一滴，写到每周五开人类学席明纳（seminar），马氏的办公室里浓烟滚滚几乎伸手不见，那股烟味似乎能从纸上飘出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似乎并不局限于到西方去进行学术朝圣，他惦记着马氏所说的人类学研究文明社会的前途，所以他对海外世界的探索还广泛涉及印度、澳洲、日本等国家和区域。
　　
1993年，在印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费孝通作题为“对‘美好社会’的思考”的发言，谈道，“美好社会”总是人类群体不可缺少的意念，表现为诸如神话、传说、宗教、祖训、哲学和学说等多种形式的价值信念；价值观念不同的群体之间相互往来中，协作是经常的，而且是历史的系统的。在这些接触当中，虽不可避免地产生民族中心主义，但也同时伴随着对它的反思，孔子所提出的“有教无类”，意思是人的价值观念可以通过教育取得一致，又不强加于人。这是各国的“孔子”都会关注的普遍性的问题。如果说费孝通对中国人类学成为一门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学问有所期待，我想他大概是要提醒我们，人类学家做经验研究也是在书写思想，别真把自己当成了老农。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0 15:04
唐·布袋和尚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静才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0 15:10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0 15:12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0 15:57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0 16:04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2-11 17:39
论得和失
一般来说，人的天性是习惯于得到，而不习惯于失去的。呱呱坠地，我们首先得到了生命。自此以后，我们不断地得到：从父母得到衣食、玩具、爱和抚育，从社会得到职业的训练和文化的培养。长大成人以后，我们靠着自然的倾向和自己的努力继续得到：得到爱情、配偶和孩子，得到金钱、财产、名誉、地位，得到事业的成功和社会的承认，如此等等。论得和失一般来说，人的天性是习惯于得到，而不习惯于失去的。呱呱坠地，我们首先得到了生命。自此以后，我们不断地得到：从父母得到衣食、玩具、爱和抚育，从社会得到职业的训练和文化的培养。长大成人以后，我们靠着自然的倾向和自己的努力继续得到：得到爱情、配偶和孩子，得到金钱、财产、名誉、地位，得到事业的成功和社会的承认，如此等等。当然，有得必有失，我们在得到的过程中也确实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失去。但是，我们比较容易把得到看作是应该的，正常的，把失去看作是不应该的，不正常的。所以，每有失去，仍不免感到委屈。所失愈多愈大，就愈委屈。我们暗下决心要重新获得，以补偿所失。在我们心中的蓝图上，人生之路仿佛是由一系列的获得勾画出来的，而失去则是必须涂抹掉的笔误。总之，不管失去是一种多么频繁的现象，我们对它反正不习惯。道理本来很简单：失去当然也是人生的正常现象。整个人生是一个不断地得而复失的过程，就其最终结果看，失去反比得到更为本质。我们迟早要失去人生最宝贵的赠礼——生命，随之也就失去了在人生过程中得到的一切。有些失去看似偶然，例如天灾人祸造成的意外损失，但也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有旦夕祸福”，既然生而为人，就得有承受旦夕祸福的精神准备和勇气。至于在社会上的挫折和失利，更是人生在世的寻常遭际了。由此可见，不习惯于失去，至少表明对人生尚欠觉悟。一个只求得到不肯失去的人，表面上似乎富于进取心，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很容易在遭到重大失去之后一蹶不振。为了习惯于失去，有时不妨主动地失去。东西方宗教都有布施一说。照我的理解，布施的本义是教人去除贪鄙之心，由不执著于财物，进而不执著于一切身外之物，乃至于这尘世的生命。如此才可明白，佛教何以把布施列为“六度”之首，即从迷惑的此岸渡向觉悟的彼岸的第一座桥梁。佛教主张“无我”，既然“我”不存在，也就不存在“我的”这回事了。无物属于自己，连自己也不属于自己，何况财物。明乎此理，人还会有什么得失之患呢? 我们总是以为，已经到手的东西便是属于自己的，一旦失
当然，有得必有失，我们在得到的过程中也确实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失去。但是，我们比较容易把得到看作是应该的，正常的，把失去看作是不应该的，不正常的。所以，每有失去，仍不免感到委屈。所失愈多愈大，就愈委屈。我们暗下决心要重新获得，以补偿所失。在我们心中的蓝图上，人生之路仿佛是由一系列的获得勾画出来的，而失去则是必须涂抹掉的笔误。总之，不管失去是一种多么频繁的现象，我们对它反正不习惯。
道理本来很简单：失去当然也是人生的正常现象。整个人生是一个不断地得而复失的过程，就其最终结果看，失去反比得到更为本质。我们迟早要失去人生最宝贵的赠礼——生命，随之也就失去了在人生过程中得到的一切。有些失去看似偶然，例如天灾人祸造成的意外损失，但也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有旦夕祸福”，既然生而为人，就得有承受旦夕祸福的精神准备和勇气。至于在社会上的挫折和失利，更是人生在世的寻常遭际了。由此可见，不习惯于失去，至少表明对人生尚欠觉悟。一个只求得到不肯失去的人，表面上似乎富于进取心，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很容易在遭到重大失去之后一蹶不振。
去，就觉得蒙受了损失。其实，一切皆变，没有一样东西能真正占有。得到了—切的人，死时又交出一切。不如在一生中不断地得而复失，习以为常，也许能更为从容地面对死亡。另一方面，对于一颗有接受力的心灵来说，没有一样东西会真正失去。我失去了的东西，不能再得到了。我还能得到一些东西，但迟早还会失去。我最后注定要无可挽救地失去我自己。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看重得与失呢?到手的一切，连同我的生命，我都可以拿它们来做试验，至多不过是早一点失去罢了。一切外在的欠缺或损失，包括名誉、地位、财产等等，只要不影响基本生存，实质上都不应该带来痛苦。如果痛苦，只是因为你在乎，愈在乎就愈痛苦。只要不在乎，就一根毫毛也伤不了。守财奴的快乐并非来自财产的使用价值，而是来自所有权。所有权带来的心理满足远远超过所有物本身提供的生理满足。一件一心盼望获得的东西，未必要真到手，哪怕它被放到月球上，只要宣布它属于我了，就会产生一种愚蠢的欢乐。一个看重钱的人，挣钱和花钱都是烦恼，他的心被钱占据，没有给快乐留下多少余地了。天下真正快乐的人，不管他钱多钱少，都必是超脱金钱的人。有的人是金钱的主人，无论钱多钱少都拥有人的尊严。有的人是金钱的奴隶，一辈子为钱所役，甚至被钱所毁。做金钱的主人，关键是戒除对金钱的占有欲，抱一种不占有的态度。也就是真正把钱看作身外之物，不管是已到手的还是将到手的，都与之拉开距离，随时可以放弃。只有这样，才能在金钱面前保持自由的心态，做一个自由人。凡是对钱抱占有态度的人，他同时也就被钱占有，成了钱的奴隶，如同古希腊哲学家彼翁在谈到一个富有的守财奴时所说：“他并没有得到财富，而是财富得到了他。” 耶稣说：“富人要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对耶稣所说的富人，不妨作广义的解释，凡是把自己所占有的世俗的价值，包括权力、财产、名声等等，看得比精神的价值更宝贵，不肯舍弃的人，都可以包括在内。如果心地不明，我们在尘世所获得的一切就都会成为负担，把我们变成负重的骆驼，而把通往天国的路堵塞成
为了习惯于失去，有时不妨主动地失去。东西方宗教都有布施一说。照我的理解，布施的本义是教人去除贪鄙之心，由不执著于财物，进而不执著于一切身外之物，乃至于这尘世的生命。如此才可明白，佛教何以把布施列为“六度”之首，即从迷惑的此岸渡向觉悟的彼岸的第一座桥梁。佛教主张“无我”，既然“我”不存在，也就不存在“我的”这回事了。无物属于自己，连自己也不属于自己，何况财物。明乎此理，人还会有什么得失之患呢?

我们总是以为，已经到手的东西便是属于自己的，一旦失去，就觉得蒙受了损失。其实，一切皆变，没有一样东西能真正占有。得到了—切的人，死时又交出一切。不如在一生中不断地得而复失，习以为常，也许能更为从容地面对死亡。针眼。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 有一个人因为爱泉水的歌声，就把泉水灌进瓦罐，藏在柜子里。我们常常和这个人一样傻。我们把女人关在屋子里，便以为占有了她的美。我们把事物据为己有，便以为占有了它的意义。可是，意义是不可占有的，一旦你试图占有，它就不在了。无论我们和一个女人多么亲近，她的美始终在我们之外。不是在占有中，而是在男人的欣赏和倾倒中，女人的美便有了意义。我想起了海涅，他终生没有娶到一个美女，但他把许多女人的美变成了他的诗，因而也变成了他和人类的财富。大损失在人生中的教化作用：使人对小损失不再计较。
另一方面，对于一颗有接受力的心灵来说，没有一样东西会真正失去。

论得和失一般来说，人的天性是习惯于得到，而不习惯于失去的。呱呱坠地，我们首先得到了生命。自此以后，我们不断地得到：从父母得到衣食、玩具、爱和抚育，从社会得到职业的训练和文化的培养。长大成人以后，我们靠着自然的倾向和自己的努力继续得到：得到爱情、配偶和孩子，得到金钱、财产、名誉、地位，得到事业的成功和社会的承认，如此等等。当然，有得必有失，我们在得到的过程中也确实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失去。但是，我们比较容易把得到看作是应该的，正常的，把失去看作是不应该的，不正常的。所以，每有失去，仍不免感到委屈。所失愈多愈大，就愈委屈。我们暗下决心要重新获得，以补偿所失。在我们心中的蓝图上，人生之路仿佛是由一系列的获得勾画出来的，而失去则是必须涂抹掉的笔误。总之，不管失去是一种多么频繁的现象，我们对它反正不习惯。道理本来很简单：失去当然也是人生的正常现象。整个人生是一个不断地得而复失的过程，就其最终结果看，失去反比得到更为本质。我们迟早要失去人生最宝贵的赠礼——生命，随之也就失去了在人生过程中得到的一切。有些失去看似偶然，例如天灾人祸造成的意外损失，但也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有旦夕祸福”，既然生而为人，就得有承受旦夕祸福的精神准备和勇气。至于在社会上的挫折和失利，更是人生在世的寻常遭际了。由此可见，不习惯于失去，至少表明对人生尚欠觉悟。一个只求得到不肯失去的人，表面上似乎富于进取心，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很容易在遭到重大失去之后一蹶不振。为了习惯于失去，有时不妨主动地失去。东西方宗教都有布施一说。照我的理解，布施的本义是教人去除贪鄙之心，由不执著于财物，进而不执著于一切身外之物，乃至于这尘世的生命。如此才可明白，佛教何以把布施列为“六度”之首，即从迷惑的此岸渡向觉悟的彼岸的第一座桥梁。佛教主张“无我”，既然“我”不存在，也就不存在“我的”这回事了。无物属于自己，连自己也不属于自己，何况财物。明乎此理，人还会有什么得失之患呢? 我们总是以为，已经到手的东西便是属于自己的，一旦失
我失去了的东西，不能再得到了。我还能得到一些东西，但迟早还会失去。我最后注定要无可挽救地失去我自己。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看重得与失呢?到手的一切，连同我的生命，我都可以拿它们来做试验，至多不过是早一点失去罢了。

一切外在的欠缺或损失，包括名誉、地位、财产等等，只要不影响基本生存，实质上都不应该带来痛苦。如果痛苦，只是因为你在乎，愈在乎就愈痛苦。只要不在乎，就一根毫毛也伤不了。

守财奴的快乐并非来自财产的使用价值，而是来自所有权。所有权带来的心理满足远远超过所有物本身提供的生理满足。一件一心盼望获得的东西，未必要真到手，哪怕它被放到月球上，只要宣布它属于我了，就会产生一种愚蠢的欢乐。
去，就觉得蒙受了损失。其实，一切皆变，没有一样东西能真正占有。得到了—切的人，死时又交出一切。不如在一生中不断地得而复失，习以为常，也许能更为从容地面对死亡。另一方面，对于一颗有接受力的心灵来说，没有一样东西会真正失去。我失去了的东西，不能再得到了。我还能得到一些东西，但迟早还会失去。我最后注定要无可挽救地失去我自己。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看重得与失呢?到手的一切，连同我的生命，我都可以拿它们来做试验，至多不过是早一点失去罢了。一切外在的欠缺或损失，包括名誉、地位、财产等等，只要不影响基本生存，实质上都不应该带来痛苦。如果痛苦，只是因为你在乎，愈在乎就愈痛苦。只要不在乎，就一根毫毛也伤不了。守财奴的快乐并非来自财产的使用价值，而是来自所有权。所有权带来的心理满足远远超过所有物本身提供的生理满足。一件一心盼望获得的东西，未必要真到手，哪怕它被放到月球上，只要宣布它属于我了，就会产生一种愚蠢的欢乐。一个看重钱的人，挣钱和花钱都是烦恼，他的心被钱占据，没有给快乐留下多少余地了。天下真正快乐的人，不管他钱多钱少，都必是超脱金钱的人。有的人是金钱的主人，无论钱多钱少都拥有人的尊严。有的人是金钱的奴隶，一辈子为钱所役，甚至被钱所毁。做金钱的主人，关键是戒除对金钱的占有欲，抱一种不占有的态度。也就是真正把钱看作身外之物，不管是已到手的还是将到手的，都与之拉开距离，随时可以放弃。只有这样，才能在金钱面前保持自由的心态，做一个自由人。凡是对钱抱占有态度的人，他同时也就被钱占有，成了钱的奴隶，如同古希腊哲学家彼翁在谈到一个富有的守财奴时所说：“他并没有得到财富，而是财富得到了他。” 耶稣说：“富人要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对耶稣所说的富人，不妨作广义的解释，凡是把自己所占有的世俗的价值，包括权力、财产、名声等等，看得比精神的价值更宝贵，不肯舍弃的人，都可以包括在内。如果心地不明，我们在尘世所获得的一切就都会成为负担，把我们变成负重的骆驼，而把通往天国的路堵塞成
一个看重钱的人，挣钱和花钱都是烦恼，他的心被钱占据，没有给快乐留下多少余地了。天下真正快乐的人，不管他钱多钱少，都必是超脱金钱的人。

有的人是金钱的主人，无论钱多钱少都拥有人的尊严。有的人是金钱的奴隶，一辈子为钱所役，甚至被钱所毁。针眼。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 有一个人因为爱泉水的歌声，就把泉水灌进瓦罐，藏在柜子里。我们常常和这个人一样傻。我们把女人关在屋子里，便以为占有了她的美。我们把事物据为己有，便以为占有了它的意义。可是，意义是不可占有的，一旦你试图占有，它就不在了。无论我们和一个女人多么亲近，她的美始终在我们之外。不是在占有中，而是在男人的欣赏和倾倒中，女人的美便有了意义。我想起了海涅，他终生没有娶到一个美女，但他把许多女人的美变成了他的诗，因而也变成了他和人类的财富。大损失在人生中的教化作用：使人对小损失不再计较。
做金钱的主人，关键是戒除对金钱的占有欲，抱一种不占有的态度。也就是真正把钱看作身外之物，不管是已到手的还是将到手的，都与之拉开距离，随时可以放弃。只有这样，才能在金钱面前保持自由的心态，做一个自由人。凡是对钱抱占有态度的人，他同时也就被钱占有，成了钱的奴隶，如同古希腊哲学家彼翁在谈到一个富有的守财奴时所说：“他并没有得到财富，而是财富得到了他。”

耶稣说：“富人要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对耶稣所说的富人，不妨作广义的解释，凡是把自己所占有的世俗的价值，包括权力、财产、名声等等，看得比精神的价值更宝贵，不肯舍弃的人，都可以包括在内。如果心地不明，我们在尘世所获得的一切就都会成为负担，把我们变成负重的骆驼，而把通往天国的路堵塞成针眼。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
针眼。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 有一个人因为爱泉水的歌声，就把泉水灌进瓦罐，藏在柜子里。我们常常和这个人一样傻。我们把女人关在屋子里，便以为占有了她的美。我们把事物据为己有，便以为占有了它的意义。可是，意义是不可占有的，一旦你试图占有，它就不在了。无论我们和一个女人多么亲近，她的美始终在我们之外。不是在占有中，而是在男人的欣赏和倾倒中，女人的美便有了意义。我想起了海涅，他终生没有娶到一个美女，但他把许多女人的美变成了他的诗，因而也变成了他和人类的财富。大损失在人生中的教化作用：使人对小损失不再计较。
有一个人因为爱泉水的歌声，就把泉水灌进瓦罐，藏在柜子里。我们常常和这个人一样傻。我们把女人关在屋子里，便以为占有了她的美。我们把事物据为己有，便以为占有了它的意义。可是，意义是不可占有的，一旦你试图占有，它就不在了。无论我们和一个女人多么亲近，她的美始终在我们之外。不是在占有中，而是在男人的欣赏和倾倒中，女人的美便有了意义。我想起了海涅，他终生没有娶到一个美女，但他把许多女人的美变成了他的诗，因而也变成了他和人类的财富。

大损失在人生中的教化作用：使人对小损失不再计较。
去，就觉得蒙受了损失。其实，一切皆变，没有一样东西能真正占有。得到了—切的人，死时又交出一切。不如在一生中不断地得而复失，习以为常，也许能更为从容地面对死亡。另一方面，对于一颗有接受力的心灵来说，没有一样东西会真正失去。我失去了的东西，不能再得到了。我还能得到一些东西，但迟早还会失去。我最后注定要无可挽救地失去我自己。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看重得与失呢?到手的一切，连同我的生命，我都可以拿它们来做试验，至多不过是早一点失去罢了。一切外在的欠缺或损失，包括名誉、地位、财产等等，只要不影响基本生存，实质上都不应该带来痛苦。如果痛苦，只是因为你在乎，愈在乎就愈痛苦。只要不在乎，就一根毫毛也伤不了。守财奴的快乐并非来自财产的使用价值，而是来自所有权。所有权带来的心理满足远远超过所有物本身提供的生理满足。一件一心盼望获得的东西，未必要真到手，哪怕它被放到月球上，只要宣布它属于我了，就会产生一种愚蠢的欢乐。一个看重钱的人，挣钱和花钱都是烦恼，他的心被钱占据，没有给快乐留下多少余地了。天下真正快乐的人，不管他钱多钱少，都必是超脱金钱的人。有的人是金钱的主人，无论钱多钱少都拥有人的尊严。有的人是金钱的奴隶，一辈子为钱所役，甚至被钱所毁。做金钱的主人，关键是戒除对金钱的占有欲，抱一种不占有的态度。也就是真正把钱看作身外之物，不管是已到手的还是将到手的，都与之拉开距离，随时可以放弃。只有这样，才能在金钱面前保持自由的心态，做一个自由人。凡是对钱抱占有态度的人，他同时也就被钱占有，成了钱的奴隶，如同古希腊哲学家彼翁在谈到一个富有的守财奴时所说：“他并没有得到财富，而是财富得到了他。” 耶稣说：“富人要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对耶稣所说的富人，不妨作广义的解释，凡是把自己所占有的世俗的价值，包括权力、财产、名声等等，看得比精神的价值更宝贵，不肯舍弃的人，都可以包括在内。如果心地不明，我们在尘世所获得的一切就都会成为负担，把我们变成负重的骆驼，而把通往天国的路堵塞.[周国平]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2-11 17:40
            论人
人是唯一能追问自身存在之意义的动物。这是人的伟大之处，也是人的悲壮之处。

人这脆弱的芦苇是需要把另—支芦苇想象成自己的根的。

我喜欢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包括弱点。
我爱躺在夜晚的草地上仰望星宿，但我自己不愿做星宿。

有时候，我们需要站到云雾上来俯视一下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们，这样，我们对己对人都不会太苛求了。

在人身上，弱点与尊严并非不相容的，也许尊严更多地体现在对必不可免的弱点的承受上。

没有一种人性的弱点是我所不能原谅的，但有的是出于同情，有的是出于鄙夷。

带来最大快乐的是人，给人带来最大痛苦的也是人。人是一种讲究实际的植物，他忙着给自己浇水、施肥、结果实，但常常忘记了开花。单纯的人也许傻，复杂的人才会蠢。人都是崇高一瞬间，平庸一辈子。也许，人是很难真正改变的，内核的东西早已形成，只是在不同的场景中呈现不同的形态，场景的变化反而证明了内核的坚固。人永远是孩子，谁也长不大，有的保留着孩子的心灵，有的保留着孩子的脑筋。谁也不相信自己明天会死，人生的路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到头来不是老天真，就是老糊涂。有时候，我会对人这种小动物忽然生出一种    给人带来最大快乐的是人，给人带来最大痛苦的也是人。

人是一种讲究实际的植物，他忙着给自己浇水、施肥、结果实，但常常忘记了开花。

单纯的人也许傻，复杂的人才会蠢。

古怪的怜爱之情。他们像别的动物一样出生和死亡，可是有着一些别的动物无法想象的行为和嗜好。其中，最特别的是两样东西：货币和文字。这两样东西在养育他们的自然中一丁点儿根据也找不到，却使多少人迷恋了一辈子，一些人热衷于摆弄和积聚货币，另一些人热衷于摆弄和积聚文字。由自然的眼光看，那副热衷的劲头是同样地可笑的!    人都是崇高一瞬间，平庸一辈子。

也许，人是很难真正改变的，内核的东西早已形成，只是在不同的场景中呈现不同的形态，场景的变化反而证明了内核的坚固。
论人人是唯一能追问自身存在之意义的动物。这是人的伟大之处，也是人的悲壮之处。人这脆弱的芦苇是需要把另—支芦苇想象成自己的根的。我喜欢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包括弱点。我爱躺在夜晚的草地上仰望星宿，但我自己不愿做星宿。有时候，我们需要站到云雾上来俯视一下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们，这样，我们对己对人都不会太苛求了。在人身上，弱点与尊严并非不相容的，也许尊严更多地体现在对必不可免的弱点的承受上。没有一种人性的弱点是我所不能原谅的，但有的是出于同情，有的是出于鄙夷。给人
人永远是孩子，谁也长不大，有的保留着孩子的心灵，有的保留着孩子的脑筋。谁也不相信自己明天会死，人生的路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到头来不是老天真，就是老糊涂。

论人人是唯一能追问自身存在之意义的动物。这是人的伟大之处，也是人的悲壮之处。人这脆弱的芦苇是需要把另—支芦苇想象成自己的根的。我喜欢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包括弱点。我爱躺在夜晚的草地上仰望星宿，但我自己不愿做星宿。有时候，我们需要站到云雾上来俯视一下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们，这样，我们对己对人都不会太苛求了。在人身上，弱点与尊严并非不相容的，也许尊严更多地体现在对必不可免的弱点的承受上。没有一种人性的弱点是我所不能原谅的，但有的是出于同情，有的是出于鄙夷。给人    有时候，我会对人这种小动物忽然生出一种古怪的怜爱之情。他们像别的动物一样出生和死亡，可是有着一些别的动物无法想象的行为和嗜好。其中，最特别的是两样东西：货币和文字。这两样东西在养育他们的自然中一丁点儿根据也找不到，却使多少人迷恋了一辈子，一些人热衷于摆弄和积聚货币，另一些人热衷于摆弄和积聚文字。由自然的眼光看，那副热衷的劲头是同样地可笑的![周国平]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0-12-23 14:26
大师的不亦乐乎

这些年拜读了费孝通的一些著作，这里摘引一点这位大师的快乐之道，与大家分享。费孝通内心若兰，天性乐观，被人誉为是弥勒佛（大肚佛）一样的人物，如同一副对联所言：“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笔者把这篇文字当作是跟随大师学习快乐的人生。老先生走了，可他的精神和思想仍然是一座照亮溺水者的灯塔。

大师的十大不亦乐乎

   （壹）少有所好，不亦乐乎！
   因为费孝通年幼时身体多病，母亲杨韧兰安排他到苏州振华女校读书，在一群吱吱喳喳的女生世界里，没有同学跟费孝通一起玩。可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喜欢写作，曾得到校长王季玉的当面表扬，夸奖他小小年纪会写诗了。后来，费孝通还向《少年》杂志投稿，当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了铅字，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一个小孩子读书最好的老师是“兴趣”，为什么学校偏偏把这个忘记了？读书是辛苦的，只有在感兴趣的情况下，学习自己想知道的知识（或者故事），才会感受到快乐。换言之，自动和自主地读书学习，自然是一种快乐，那种在外在压力下不得不死记硬背的读书学习是找不到快乐的。可惜，中国学生的处境恰恰是在外来压力下读书的，只是为了分数。谁来回答，为什么学生真正感兴趣的是课外读物？

   （贰）知行合一，不亦乐乎！
   人类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集团，人的知识不能遗传，都是通过后天学习得来的，生活中需要足够多的“常识性判断”，才能掌握人在社会上如何生活，经过系统性的训练，成为社会中的一位合格成员。知识等于权力。
   我们认识这个社会吗？如果没有办法，那就看书吧，从书本上求知。人的快乐之首是求知的快乐，费孝通把求知当成自己最大的快乐，一生从未停止过追求“认识中国”。知识来自不断挖掘出个人的未知，然后把未知消化掉。就像不断向深处挖土，专注下去，直到挖出泉水。费孝通讲究的知识是“常识性判断”，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比这样“知行合一”的立身处世更可靠。

（叁）以文会友，不亦乐乎！
   费孝通从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中国农民的生活》）起，被国内外的学者所认识，被认为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此后他继续写了很多为农民说话的文章，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和读者。抗战时期，他曾为生活所迫在云南大学大门口的茶楼“摆摊卖字”，靠为各种报纸杂志写文章补贴日子，保持以文会友的习惯。到《乡土中国》出版时，费孝通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峰。
   费孝通说传统的生活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的有传统可依的社会，现在则不一样了，“是一个没有人能独善其身的社会”，每个人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文字的作用变为说明个人“为什么这么做不那么做”的记录，使大家看到各自的道理，以达到互相理解。文字不再是少数人专有的工具，也不是只是用来把玩的。过去的书信来往，今天流行的博客，都符合这样的说法，通过文字认识人，结识朋友。

   （肆）红门立雪，不亦乐乎！
   大学毕业前的一年，在燕京大学的圣诞晚会，费孝通遇上了才女王同慧，通过辩论让王同慧见识了他的志向和博学，心存好感。后来费孝通到了清华大学读人类学研究生，他们经常在未名湖畔会面，这是燕京大学有名的爱情湖，他们约定每人翻译一本外文著作，费孝通翻译英文的，王同慧翻译法文的，互相帮助校对。到了冬天，费孝通在大雪天等候王同慧，费孝通把这个场景比喻为“红门立雪”。
   老师吴文藻曾评价费孝通和王同慧这对恋人是最完美的组合，两人志趣相投，性格互补。相比之下，吴文藻与冰心夫人的情趣不一致，两人一向是各忙各的。红门立雪后来成为了凄婉的回忆，王同慧在大瑶山调查时不幸遇难，这场如痴如梦的爱就此成为绝唱。有过这样的爱，人生可以无憾了。多少人的婚姻组合是凑数的，不是真心相爱的，被世俗生活掩埋掉了生命的激情，日子很无聊。

   （伍）云游天下，不亦乐乎！
   费孝通深爱中国这片多情的土地，曾引用一句话“教你如何不想她”来说明自己的心迹。他走遍了中国的一村一镇，一县一市，一省一地，坚持走一地写一篇文章，支持草根工业，记录中国的社会变迁，思考中国将来向何处去。一生从未停止。除了西藏和台湾，中国的所有省份他都走遍了。他曾用古诗的一句话“行行重行行”来命名一本著作。
   行走，是人生的一大快乐！因为中国的地貌是多元的，有沙漠戈壁，有雪山高原，有无边草原；也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多元的，有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他们善于载歌载舞，有各种各样的特色民居；也因为中国的饮食是多元的，东西南北因为地理、气候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各地的菜肴五彩缤纷，令人回味无穷，中国不愧为“美食天堂”之说。

   （陸）以诗怡情，不亦乐乎！
   一九八六年春节后，仍然是春寒料峭，费孝通率领全国政协专家小组到浙江省温州考察。当时的温州兴起一股“家庭工厂热”，浙江省委把握不住政策方向，内部异常紧张，等待中央下一个指示，是支持还是反对。同时，中央还有一个调查组也来到温州，他们持否定态度。费孝通经过调查后，已经心中有数，他的结论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临别时，费孝通看到会议室的一盆君子兰是日盛开了，有知己之感，写下一首诗抒怀，祈愿有机会实现他一生“志在富民”的理想。

嫩绿方抹湖边柳，淡妆未见西子瘦。
云掩桥头苏小墓，廿年莺语失轻舟。
瓯海驰骋千里还，天台雁荡送我归。
有情应怜书生志，临别花开君子兰。

（柒）烟雨江南，不亦乐乎！
   费孝通出生在江南太湖边的一个县（吴江），以父亲的出生地作为祖籍的话，他的祖籍应该是同里古镇，这是一个最具有诗意的地方，是一个“小桥流水人家”的最好版本。后来全家搬迁到苏州，也是一个江南园林建筑最典型的地方。他们多数时候靠乘坐小船出行，水滋润了这片土地，有着“太湖熟、天下足”的美名，也是中国丝绸之都，人文气息非常浓郁。
   自从中国踏上城市化道路后，难免让人产生淡淡的乡愁。谁能忘记那个曾经生活过的田园牧歌的故乡？在游子的心底深处，总是听到故乡的隐隐呼唤。费孝通在晚年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每年都回家乡走访，到他的学术起源地开弦弓村（学名江村），到他的出生地吴江县城，到他的母校所在地苏州，觉得家乡的一景一物都是分外亲切，也喜欢品尝家乡的菜肴。俗话说，近乡情更怯，在费孝通的眼中，故乡却是一个无比温暖、亲切的地方。

   （捌）书香世家，不亦乐乎！
   几千年的中国士大夫阶层走完了最后的岁月，费孝通看到了这些情景，因为他的家庭和外公的家庭都是属于士大夫家庭，他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学而优则仕，这是江南文人崇信的价值观念，来自科考制度。费孝通的外公、父亲都是旧式科考的受益者。费孝通把自己的庚款留洋看作是新式科考。当他从学者变为官员，他说这是中国的传统。
   看一个人的成长，最主要看他的家庭，就是看谁是他的父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决定了一个人的前途。当然，中国之大，什么都有例外，这里不是谈论例外。费孝通从小接受新学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是学习西方化的知识。他也接受过一点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也许是来自他那晚清中举的外公，曾是编撰《辞海》的编辑。小时候，费家也暗自跟几个学业优秀的舅舅较劲，结果都涌现出了优秀的人才。

   （玖）美美与共，不亦乐乎！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如何走向稳定，注重在一个社会结构下的位育，讲究恰到好处的中和，不是提倡对立的。费孝通吃透了这个文化精髓，在提倡革命和暴力的年代，发出“各美其美”的呼声，要挖掘传统文化的底子，为重新建立一个适应工业社会的平衡关系作出贡献。文化是为天地立心的核心，他表示，时代呼唤新的孔子。
   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在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时候提出来的，如何走向美好的社会，他为此提出了一个框架性原则。这一层意义还没有被社会所注重，如今的中国忘记了自己的思想家，也彻底走向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混乱，甚至比西方国家的原始资本主义更混乱，更暴力。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拾）玉石品格，不亦乐乎！
   中国人从商代以来对玉石情有独衷，到周朝后，玉石受到士大夫阶层的厚爱，延伸为品格的文化象征。费孝通一直从事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他研究了中国人的性格和美国人的性格，得出一个结论，玉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并且总结出玉石具有“圆润、高洁、透亮、坚韧”等四大特征。
   在皇权社会的统治下，理想而慷慨的人散去了财富，逐渐消亡了；造反的人都被镇压了，甚至被株连九族，多数自私、胆小、苟且偷生的人留了下来。这也许是一个现实。但是，中国的文化脉络还没有断，还有少数知识分子顽强地传承着民族优秀的文化，他们具有玉石品格，闪闪发亮；他们没有忘记中国文人的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3 19:42
不做武大郎，要学楚庄王
■任定保
从古至今，关于如何用人的案例或故事很多，我最近就读到了两个，觉得很有意思：
一个是“武大郎开店”。著名漫画大师方成先生以我国民间早就流传的一句歇后语“武大郎开店——不容大个儿”创作了一幅作品。画面中武大郎所开的店堂门口写了一副对联：“人不在高有权则灵，店虽不大唯我独尊”，横批是“王伦遗风”，一个矮伙计正对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客人说道：“我们掌柜的有个脾气，比他高的都不要！”
另一个是“楚庄王发愁”。有一天，楚庄王召开会议，和群臣议论国是。会上大家议论来议论去，但发表的意见都不如楚庄王的意见高明。会后，楚庄王坐在书房里发愁、闷闷不乐。一会儿，申公巫臣进来看到了，便关心地问道：“何故使君王不悦？”楚庄王说：“每个时代都有圣人贤人，关键只在于是否被人发现。能得到圣贤为师者，可以成就王业；能获得其友谊者，可以成就霸业。我自知能力不足，可是辅佐我的群臣谋士都还远不及我，照此看来，楚国的前途很危险，这正是我闷闷不乐的原因。”从此以后，楚庄王就开始起用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后来终使楚国兴盛，称霸中原。
这两个故事正好可以对应现实社会中两种类型的领导：一种是“武大郎式”的嫉妒型：他们自己无能，却嫉贤妒能，不怕自己的手下无德无能，就怕自己手下才智过人，所以用人唯庸，即只用碌碌无为、唯命是从的，不用有才有学、敢想敢干的。另一种是“楚庄王式”的求贤若渴型：他们有自知之明，能虚怀若谷，唯才是举，尊重人，信任人，亲和力强，敢于放手，能为每一个人提供充分展示才华的舞台。
管理的核心就是用人。一个单位如果是由“武大郎式”的领导把持的话，那这个单位的员工肯定都是些胸无大志、唯唯诺诺的人。他们不能有不同意见，不敢显示出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这个单位自然就很难得到很好的发展。而如果这个单位的领导是属于“楚庄王式”的，那这个单位必定是人才济济，人尽其才，处处都会呈现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景象。
就一所学校而言，学校的用人权在校长，有什么样的校长就会有什么样的学校。所以，一所学校要想得到很好的发展，校长不但不能做“武大郎”，而且要像楚庄王那样经常发发愁。具体地说，至少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提升自己。校长要虚心学习，不断丰富知识，拓展视野，更新观念，让自己在学习中渐渐“长高”。二是用好能人。校长不必对学校事务面面俱到，但是一定要对教师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且还要像楚庄王那样能正确地评估自己的才能，修炼能包容一切的度量，提高协调沟通能力，谦虚谨慎，博采众长，尤其是善于发现、任用比自己优秀的人，让全体教师都相信“你有多大的本事，我就给你提供多大的施展舞台”不是一句空话。
（作者单位：江苏省溧水县实验小学）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6 16:54
合工大的陈刚为什么被逼跳楼？

许锡良

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在中国并不是普通的地方院校，而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院校，但是最近却出了一件颇有轰动效应的恶性事故。这个重点大学里年仅34岁的团委副书记、安徽省学联副秘书长因为竞选团委书记失败，不堪忍受学校派系势力的倾轧与打击，而选择了跳楼自杀。自杀之前留下洋洋洋大观数千言的遗书——《为了理想中的合肥工大而献身》。解读这个遗书，可以解剖出中国高等院校黑暗内幕与积存已久的弊病。

陈刚之死，绝不是偶然的。联想到前年，刚从美国归国的理工科博士涂序新在浙江大学才几个月就选择了跳楼，也说到同样的问题，可见合肥工业大学所暴露的事件是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是合肥工业大学相对比较集中而已。

梳理陈刚的遗书，可以发现，合肥工业大学存在的几个黑暗问题。

一是大学里的行政化或者官衙化越来越严重。陈刚之所以会因落选团委副书记而选择跳楼自杀，本身就说明在中国的大学，唯有做学官，而不是做学问，才会有出路，才会有价值，否则，虽然不至于去死，但是，在许多时候确实生不如死。

大学行政化与官僚化，使得大学就是一个衙门，而且某些方面比一般的衙门还要等级森严。其实大学里的官都不过是院墙内的官，即学官，能够掌握的资源相对与政府来说其实是很有限的。但是，正因为资源有限，所以，大学官僚衙门化之后，窝里斗的情形则更为恶劣。大学里的山头与帮派势力，细细研究真有如黑社会组织。大学里的官僚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黑社会会帮，各派势力明争暗斗，有时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前不久，九江学院政法学院的副院长在院长办公室里杀死更为年轻的院长并且焚尸灭迹一案，已经显露出中国大学如同黑社会组织。

我们可从陈刚的遗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帮派体系之间的争斗。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中读出合肥工大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利益集团，互相纠缠在一起“非常2+5的模式是工大军阀割据现状。北区巨帮以江舒为首、陈朝阳为核心、周军为主力，外加若干主力干将，尤以宋黎明等为代表，实力超群，紧密团结，多能成事；外来巨帮以徐枞巍为代表、吴玉程为骨干，前面先把吴拉上来，接着考虑如何让他接班，已经成为重要强势群体；机械帮以赵为首、郑学慧操盘，一批处级干部参与，是个未来主要实力；土木帮以张季、王小虎为代表；资环伪帮以庆承松、洪天求为为代表，但组织松散，心意不和，难以成事，根本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人文帮以钟玉海、黄志斌为代表，陈发祥你忙什么啊，个人从超市支出给人发卡要人情，挪用属于学生纯粹勤工助学的资金用在你的超市人员经费上，反过来赚的钱去乱开支，黄志斌生日那是比任何人自己亲爹都重要，凝聚力很强，这次主要吃了这个亏；电气帮以田作淳、孙佩石为代表，经常联合操作工大一些事情，小人勾当做了不少。我的失败在于当年老朱书记在位时得罪了徐，朱徐矛盾以朱退休为结，事实上我只是个工作人员而已，我倒成了牺牲品；在组织部工作时不知何故得罪了北区人，陈朝阳女儿我当过她辅导员，自认为对他培养也尽力了，结果也不行，周军在未干校长助理时岳西和我谈话，称我小弟，我结婚时讲我该请他，这样的人最后仍然不可靠。外来巨帮不支持你、北区巨帮恨你入骨，其他人看你笑话，工作又怎么样，三年评职称搞不上，那时就该清醒了，有人害你，怎能有机会，应清醒自知就好了。吴玉程骗你玩你的话你能信，活明白了，死也值了。”其实陈刚对整个合肥工大的人事结构与利益集团是看得一清二楚的。没有加入任何一帮派，仅仅凭自己的才干与能力，一心想以自己的业绩想得到晋升的陈刚，最后就是在这种利益集团中成为了牺牲品的。其实，陈刚之前之所以能够得到升迁，是因为以前的学校老书记的赏识，但是，老书记与现任校长有矛盾，老书记退休之后，自然而然地陈刚就被认为是前任书记的人，因此，必然在被整肃之列。不要说晋升，能够保住团委副书记的位置就算不错了。大学里成为军阀割据的状态，实在是令人心痛。然而，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

二、大学里的所谓竞争上岗，其实就是拉帮结派、清除异己的好机会。而所谓的大学改革，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利益重组过程。遗书说：“合肥工业大学今年3月启动第四轮人事制度改革，据说徐枞巍曾经到教育部汇报过方案。本次工大启动所谓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仿照台湾高校模式进行大部制改革，事实上完全是一种人事清洗，和我徐枞巍关系好的就上，看不上的别人怎么说都不行。”中国大学官僚衙门化之后，出现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应该视为正常了。因为，官本位取向而非教学科研取向的中国大学，必然会演变到这个地步的。陈刚遗书中还说整个竞选过程是这样的：“我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有组织地开始做工作了，有的找副书记到办公室交代，有的电话联系，忙的不亦乐乎，下午会场气氛我就感觉不对，心想自己答辩排在第一，那可是所有校领导和全校有重量级人物的评价啊，三个数据指标我两个排在第一，现在看来也没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种情况让我想起前几年有网络上流行一副对联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真是官僚衙门，官大一级压死人。陈刚在遗书中说：“从答辩时徐枞巍问我问题的眼神和力度，我已觉察有些不妙，但还是相信领导会用干活的人，现在看来也不是。”好一个“相信领导会用干活的人”。这其实是很天真的想法。因为，在中国自古以来，干活从来都是最次要的。会做人才是关键。自古中国皇帝用人之道排序第一是对主子的效忠，也就是用奴才，因为皇帝要保江山，再会做事，江山不是自己的，又有什么意义？第二是考虑间接威胁自己江山的人与事。这就是追求相对公正。不是为了百姓，而是怕百姓被激怒之后起来造反。最后才是考虑做事效率。而所谓做事效率，只有在保住自己的江山的前提下才会被关注到。其实，中国的大学与官僚衙门一样，在用人之道上，也是这个潜规则的。因此，要想晋升，找到靠山，并且以表忠心才是最为重要的。中国历代的朝廷所有大臣的升迁都掌控在皇帝手中，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极尽能事，想尽办法巴结皇帝，这个希望才有可能实现。陈刚因前任书记的矛盾而得罪校长，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再正常不过了。相信，陈刚只是一个学理工的辅导员出身，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还是太少了一点。所以，才会在临终前的遗书里表明自己要为一个理想的合工大而奋斗。这样的想法是幼稚的。而陈刚更是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教育部这个主管部门，更是天真无邪的想法。其实，中国的大学之所以变得如此黑暗不堪，根源就是在大学行政化，而大学行政化正是多年来教育部所强化的结果。因此才有遗书中说的“哪个处长不送礼，哪个又会不收礼，三千五千少的，动辄到北京请人吃饭一次1万多，很正常，老百姓能1000块都要先等着。徐枞巍多次在大会上讲要去跑关系，学院副院长要去找谁，请他吃饭交流，要做飞机导弹，简直胡扯太不切实际。哪里还有学问，全是浮云。全国高校校长要是都这样，高等教育完了。”这样的现象。不能够说全国高校校长都是这样，但是，其实差异也不会太大。深圳南方科大的朱清时先生不想让南方科大重走老路，想打破大学行政化、官僚衙门化的窠臼，结果教育部到现在都不批准其招生，使南方科大被迫违法私自招生。

三，大学里的学术职称不过是形同儿戏。而所谓的科研项目，更是行政权力的利益工具。陈刚行政职务上不去，就想走学术职称的路子。但是，学术职称更是掌握在行政权力手中。在行政职务上不去的同时，学术职称更是被掐在人家手里。结果三次都没有通过。于是陈刚彻底绝望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陈刚在遗书里这样解释说：“我实在难以承受连续三年评不上副高（都说我和胡兴祥关系不好，怎么和你结下的梁子，你自己心里明白，送你一句：私心太重、格局太小）。”事实上就是这样。在中国的大学里评职称，只要你没有与一个关键的人物搞好关系，那么，你的科研成果怎样，教学水平怎样，教育业绩怎样，都是白费的。中国的高校都是学霸垄断着。从行政资源到教学资源，再到学术资源。行政上让你上不去，教学上可以让你下课，没有理由就取消你所上的课。学术资源更是严厉地而周密地控制在学霸手中。从发表文章，到科研立项，再到职称评定，也是党同伐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真心做事，真心教学，认真研究的人，常常都是靠边站的。朱清时先生曾经痛切地称之为“大学官僚化”，他说：“中国首先应该建真正的大学，然后才是建一流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很多大学都不是真正的大学。所谓不是真正的大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实际上都官僚化了。大学本身应该是一个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学术至上的机构，但是，现在我们的大学都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不是谁有真理谁说了算。这样的团体、这样的大学，实际上已经官僚化了、行政化了，这种大学就没有生命力了，因为谁的官大谁说了算、就照官大的人的主意来办学，那么很多创新的思想都不会得到成长，就容易没有朝气跟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钱学森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现在的大学，首先是要把体制改了，就是让这些大学真正成为一个学术团体，大家都去追求学术卓越，而不是追求当官，或者是谁的官大就听谁的；第二，让一些好的教授进来，因为好的教授进来之后，他们自己就会下功夫去钻研怎么把教学做好，这个时候学校再因势利导帮助他们，那他们自然就会把教材、教学方法搞好了。”

一个国家的大学腐败，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彻底腐败。因为，大学本来是一个社会的守夜人集中的地方，也是社会存在问题的时候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的地方。但是，官僚衙门化之后的中国大学，在某些方面甚至黑暗腐败得比政府部门还要厉害。

第四，最后一点，应该说说陈刚本人。大学里确实黑暗腐败，利益集团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生存环境恶劣，这是事实。但是，陈刚作为学校团委副书记，辅导员，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还是陷入在传统的官本位价值观里。并且把官位的升迁看成是自己的生命。并且不惜以命相搏，在升迁无望，前途受阻的情况下竟然选择了跳楼自杀。可见，他的世界里，除了在行政官位上攀升的乐趣，实在也没有其他人生的乐趣。34岁的年龄，做不了官，就做点学问，发表一点文章。揭示社会的黑暗。当不了教授，就当一个普通教师。买不起车，就坐公交车与步行。有闲钱就与自己深爱的妻子以及可爱的女儿一起外出旅游。其实也可以过得很好，过得很快乐。毕竟这个世界并不只是权与钱二字而已，还有无数的精彩，无数的乐趣在等待着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跳楼绝命呢？那学校的团委书记职务就那么重要吗？活着本身就是造物主给予的一种幸运。陈刚遗书中说，“我在人格上没有输，输给了小人而已。”并且希望死后“在工大两个行政楼前立个碑,上书：正气凛然，陈刚留。”读后顿时感觉有一股凛然正气感。陈刚显然是一个很正派，很有正义感的人。不过，活在中国的奥秘却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有一个说法，是这样说的：活在中国有时真正的勇气不是去选择死，而是甘心情愿地选择卑贱而屈辱地活下去，然后与那些黑暗势力纠缠。有时，不在争一时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而是要学会有耐心，有韧性，有策略，懂技巧地去抗争。其实同样在高校里,陈刚先生的人生经历远比我幸运,比我小10多岁的陈刚先生年仅30岁就当上所谓的处级干部，而且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以及可爱的女儿，他所拥有的,我基本上没有。但是,他仍然不快乐，要寻死。而我每天却以感恩之心在快乐地生活着。我想我们之间的差距主要是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上的。陈刚先生深深地陷入在中国传统文化官本位的既定价值观中而不能自拔，他视为生命的，而在我早已经弃之如蔽履。当然也还有生存策略上的。面对社会的黑暗势力，我倒是感觉鲁迅有一句话值得借鉴：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

　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

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华盖集.杂感1》生在中国，必须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才能以人的姿态活下去。

2011年4月12日星期二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6 17:15
帮你成功的敌人

　　　　　　　　　许锡良

不知道从哪里获得这么一句话：一个人要获得小小的成功，需要朋友，而要取得大大的业绩，则需要一个敌人。

在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其实说到底无非就是这两种：朋友与敌人，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的人当然更多，但是，那也与你没有多少关系，因此，构不成人际关系。

朋友与敌人其实都是人在生存过程中，因利益纷争而产生的。如果利益一致或者利益互补，那么无疑就容易形成朋友关系。否则，如果利益冲突，此消彼长，则是敌人关系。当然，利益有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分。所谓私敌，其实只是个人恩怨情绪的结果，也是个人眼前利益冲突的结果。而所谓公敌，说到底其实还是利益冲突，只不过，公敌是长远利益甚至是终极利益的冲突。这里所说的利益，不仅仅是指钱财，也不仅仅是指江山社稷之类，最终极的利益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家园，就是他的信仰支柱。所谓的人民公敌，其实就是指他的利益与人民大众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比如战犯就是。还有反人类，那些制造公共危害的行为，都是属于公敌的范围。

认识一个人，不仅要从他所交的朋友去认识，而且还要从他所树立的敌人去认识，不仅要看他赞扬什么，还要看他反对什么。朋友与敌人加一起，就构成了所谓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准则。

一个人要生存离不开朋友的帮助。人是社会性动物，离开了社会关系的单独个人，无法生存立足，因此，人是需要人帮的，有什么样的朋友就会让你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所谓单打独斗的英雄，其实是不存在的。但是，就生存而言，离不开朋友，而朋友也仅此而已。朋友不会帮助你获得大的成就，朋友只可以用来救急，朋友的作用就是雪中送炭，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将你拉出困境，这是有可能的。但是，真正要取得过人的业绩，则必须要有一个强劲的敌人。因为，一个人取得大的业绩的后面，必然有一个大的利益在驱动，而这个大的利益后面必然会有竞争对手。一个人拥有多么强大的朋友并不能够证明他自己有多强大。正如历史上许多大人物，都是几个小人物朋友一样。一只老鹰还有三只麻雀作伴。大石头还要小石头支撑才会能够立稳。真正能够证明一个人的实力的是看他有什么样的敌人。孙悟空劲敌是牛魔王与二郎神。毛泽东的劲敌是蒋介石。世界上能够构成劲敌的，大多是旗鼓相当才有可能。动物世界也是一样的。狮子与蚊子就难以互相构成劲敌。而狮子与鬣狗、野牛、大象则可以构成劲敌。

旗鼓相当的人互相竞争，胜出者才能够造就大的业绩。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失败的人，其实也在竞争过程中增强了实力。学术竞争对手其实也是这样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从来不轻易与实力相差太多的人讨论问题。因此，那构成不成讨论的前提条件。学术商榷需要两个人的学术涵养实力相当才有可能。否则，常常会有鸡同鸭讲，风马牛不相及的嫌疑。

我们常常误以为“爱”的反义词是“恨”，其实不是的，爱恨交加，其实说到底，他们还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问题。爱之深，恨之切。由爱生恨，由爱人变成仇人的情况多的是。与爱相对立的情况，其实是“冷漠”或者说是“漠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被漠视是最大的痛苦。被人正面颂扬自然是不错的，被人敌视，其实也不算最坏，最坏的是被人漠视。一个人所做的事，没有关注，一个人所讲的话，没有人听到，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人在乎，这个才是最为痛苦的。被爱戴与被敌视，至少说明一个人的存在社会中还是有价值的。

这世界有人要成为大圣人，也有人要成为大恶人。大圣人与大恶人，其实说到底还是一回事。所以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出，有大伪”。世界上许多重大的罪恶，都是打着造福人民干出来的。所谓英雄与枭雄，都是必须引人注目的存在。希特勒造恶极大，临终前留下的遗言竟然是：这场战争远非我与任何德国人所愿，而是犹太人一手挑起的。我死时充满喜悦，深知吾人已经成就丰功伟绩，并以我之名立下千古奇功。希特勒无疑是反人类的。他那著名的反人道主义的宣言至今还在耳旁响起，时时敲打着人类脆弱的神经：

“人道是愚蠢、怯懦和自作聪明的混合物。”

“我来到世界不是为了使人们更强，而是去利用他们的短处。”

“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

“民众是盲目和愚蠢的。”

“只有今天会服从的人，明天才可以指挥。”

“一个领袖，一种群众，一个国家。”

“士兵不要思想，有领袖替他们思想。”

“不能用和平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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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其实并不是希特勒所独有与独享的，在任何专制国家，都有人信奉这个，并且按照这个在行动着。在一个专制的帝国，所谓成功，常常也确实离不开这些格言警句所蕴藏的道理。这同样适合用于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伟大成功，所谓的丰功伟绩，总在诱惑着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们。

这个世界有人用福祉证明自己的生命来到人间，有人用罪恶证明自己生命的存在。但是，更多人的生命，只是那样随波逐流，来去无踪，有如天空中的小鸟，虽然飞过，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即使这样，人，仍然可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2011年3月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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