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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中行先生谈语文教育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6-1-22 02:19
标题: 张中行先生谈语文教育
语  文  教  育
            
                                                     摘自《流年碎影》


本来想说说到出版社以后编语文教材的事,继而想,说这方面的教材,难免碰到一些问题,索性把圈子画大些,说说与自己一生经历有密切关系的语文教育。说一生经历,说密切关系,是指先则在小学和中学,有语文(用通用之名)课,“受”教,后则在数处中学教语文,1951年起到出版社,断断续续四十多年,主要是编语文教材,“施”教,总之,都没有离开语文。受教、施教,所求主要是受教之人学会用笔表情达意,这所求是否已经如愿?如果未能如愿,问题在哪里?千头万绪,还是由编教材说起。
记得上班之后,最初接受的工作是编高中语文课本,共同担任此工作的是比我早来的蔡超尘先生,面容和体型都厚重,人呼为蔡公。他长我两岁,出身于辅仁大学,也教过中学,还编过《华北日报》副刊。他是山东高密人,外貌不清逸而很有才,会唱京戏;围棋已经上段,某次比赛列入前六名;还通书法,推崇他的乡先辈高南阜,能用左手,据我看,若干年,社里职工过千,就书法的造诣说,他排名第一。新旧学都扎实,文笔不坏,还能写旧诗。人通达,有见识,记得八十年代中期,他写了一篇有关红学的文章,说贾宝玉算不了叛逆,发表于山西某期刊,可见评价什么,他并不随风倒。处世,对人古道热肠,所以我们能一见如故。也就因此,我们合作得很好,选文,修润,作注解等,向来没有什么争执。也就可以提高效率,记得时间不长就编完一本,呈上,审查一下就发了稿。后来人增多,层次增多,速度就大减,是不是慢工出巧匠,也如积薪,后来居上呢?我看也不见得,计划的翻来覆去就是一证。初期是一本,只收范文若干篇;不久就变为文学、汉语两本;又不久,这两本还没普遍推行,又合并为一本。还有次一级的举棋不定,是否应该政治第一,要不要学文言,如果要,量以多少为宜,应否兼传授语法知识,等等,总是讨论来,讨论去,拿不定主意。翻来覆去,举棋不定,主要来于希望学生学了这门课程,真就能够用笔表情达意,而考察实际则经常是失望,即如高中毕业,不说全体,也是绝大多数文理不通。症结在哪里?
问题过于复杂,也就一言难尽。难说,还因为连旧时代算在内,直到现在,我们也未能摸索出一种明确且行之必有效的办法。以旧而不很旧的往昔为例,蒙童入学,起初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是以识字为主,加一点点常识教育。然后是四书五经加些杂七杂八的,如《龙文鞭影》《幼学故事琼林》《声律启蒙》之类,这是明的实用主义加一些暗的政治(广义的,包括品德教育)第一。效果如何呢?有些人通了,有些人(可能是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还是不通。有办法,可是效果不一定,这办法的价值就颇为可疑了。专就这一点说,文就远不如武,比如好武,投奔少林寺,苦练十年八年,总不会路遇流氓,惊惶失措吧?可见人家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学文的办法还差不少火候,需要改进。怎么改进呢?也确是想了些办法,可惜是症属于不治,用中西药,兼求秘方,甚至到什么庙烧香,结果还是不见起色,即中学毕业,能够写通文章的很少。
真就没有一点办法吗?曰有,只是讲道理容易,实行就困难很多。这道理,改革开放以前,我是连说也不敢,因为谁也说不清楚,歌颂以外的表达己见的话,说了某一句算不算犯罪。直到八十年代前期,我才随着形势的松动,胆量由无变为稍有一些,于是动笔,写了一本《作文杂谈》(198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写《作文杂谈》,不写《语文教育杂谈》,因为前者是小字号,对确有志学用笔表情达意的人也许还有些用,后者是大字号,且夫大,就难免靠近政,从旧习,不敢,一也,牵涉的面广,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不好说,二也,结果必行不通,三也,总之就虽有看法而没有说。这里如篇题所示,是想说说。
仍是旧调重弹,这是学语言,不管用口还是用笔,想有成,秘诀只是一个字,曰“熟”。熟来于多次“重复。”如果还愿意加点佐料,那就补说一句,最好能够重复“好的”。以学话为例,如果你有幸也生在红楼之梦中,希望能巧言,就要亲近凤姐或宝钗,不要亲近焦大或呆霸王薛蟠。同理,比如学文言,读汉朝典籍,专就表达说,那就要把《史记》放在上位,《论衡》放在下位,因为前者典雅流利,后者远远赶不上。学写也是这样,要像学武术的拳不离手,学歌唱的曲不离口,也要用多重复的办法直接培养熟,间接培养会。多读和多写有血肉联系,读,所吸收是两种,一属于内容,是作者的情意,二属于表达,是如何(用什么词语、句式以及什么条理)传给读者的;只有吸收了这些,并经过自己头脑里的掺和、比较、选择,拿起笔,才有的可写,以及知道如何写。
根据这样的想法,以及承认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教会学生用笔表情达意,语文课应该做到什么(怎样做是另外的问题)就容易说,总的是让学生真能够多读多写。分着说就不止一项,比如由低而高就会有以下这些。一种,是要定个规程,要求学生不能不读某种数量的作品,不能不写出某种数量的所谓文(不一定是命题作文)。另一种,是通过讲授,灌输学生关于文的各方面的知识,逐渐培养分辨文的高下的能力。再一种,是告诉学生应读什么,可读什么(能够供应读物当然更好)。还有一种,是学生的所作,有典型意义的,要指出优缺点,并说明理由。最后还有个高要求,是培养学生,由有多读多写的“习惯”,上升为有多读多写的“兴趣”,任何人都知道,兴趣的力量之大,是“力拔山兮”的项羽也抗不了的,所以有了这个,则学而必有成就不成问题了。
显然,以上说的是如意算盘,求真能如意,就必致遇见实行方面的多种困难。试想,强调多读多写,至少是精神上,就不得不换为以学生为主,以教师为辅,比如实况成为,课堂之上,赵小辫读《子夜》,钱小秃读《热风》,与三味书屋还有什么分别呢?时光总不能倒流。于是单说大个头的,就会由轻到重,有这类的困难。其一是读物的供应。多读要多有可读的作品,这在大学,尤其有显赫牌号的,不成问题,中小学,尤其大城市以外的,要求有个像样的图书馆,百分之九十九必做不到。这结果就成为,烤鸭虽然好吃,没有,也就只能啃窝头了。其二还有师资问题。如目前之有课本,准备准备,入教室登讲堂,照本宣科,有些人还未必能应付裕如,换为以学生为主,单说多读,指导,介绍,评论,无边无沿,肚子里东西少就必致无所措手足。所以顾及实际,还是只能仍旧贯,教师和学生都面对一本,到期考要求能及格,便可交差。其三更严重,是学制难于大变。假定没有课时问题,一周依然是上几课时,首先会来的是课本如何编的问题。现在是假定读了这些,就大致可以如愿,换为只是看作举例,大工程还要靠读大量课外的,课本还能这样编吗?不这样编,如何编?比如有一种想法,以高中为例,收三种文章,一种上好(都假定有能力判断),为的教学生知道什么是好,取法乎上,一种多病,作用相反,教学生知道如何避忌,一种至难,,教师辅助啃,以期能够更快地提高,这想法也许不坏,行得通吗?又比如主语文之政的有了试试的决心,显然,教师的水平就必须提高,这又是个短期内必不能解决的困难。而且教师的数量要增加,因为上课照本宣科变为陪读陪写,一个人教三个班,一百多人,就办不到了。还有,学生为主就带来自由发展,又会带来程度不齐,一个圈圈里既有骆驼又有山羊甚至小兔,主教育之政者如何交代?
困难多而大,于是如一切其他情况,理想与实际争吵,实际过硬,理想只好让步。也就仍是编课本,上课,教师和学生都面对着,以求这一味药能有变不通文为通文的奇效。事实自然是未见奇效,怎么办?曾设想用折中之法,是课本,教法,都历史长,来头大,不动,另编些课外读物,兼作为举例,以期学生能够在课外多读些,并以之为引线,如果有志甚至有兴趣,知道再读些什么。记得是八十年代早期,我有这个想法,并接受这个任务,编三本文言的课外读物,名《文言文选读》。三本的分工是由浅入深,每一本都是由古到今,共排列180个题目,收文长长短短共300篇。选文求方面广,质量好,可读;注解详,以求自学无困难;重点是在“解说”中评介古籍,以期读了能够进一步找大量的书更广泛地读。又是理想不坏,可是由印数(第一本不少,可是与中学生的数量比,还是微乎其微,第二、三就更差)上看,真买了照方服用的却很少。以常情推之,编了文言的,也应该编现代语的,这时间虽短,可是反而难,原因之一是作品多,之二是还要包括外国的。因为难,也就没编出来。这关系不大,因为如文言的,开了处方,也必是很少有人照方服用。
那就转回来,说说学校都在用的语文课本。我参加编辑工作,断断续续不少年,几乎都是“等因奉此”,分配什么做什么,不表示意见。不是没有意见,有而不表示,是因为一,确信必无用;二,比如选用某某有高位的人的作品,我说并不佳,还会有大祸临头的危险,所以总是奉行多年的明哲保身之道,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现在是情况有变,就无妨补说几句。
先说一个争论多年、至今仍旧拿不定主意的大问题,是学不学文言。对于这个问题,1984年我写一篇《关于学文言》,字数超过万言书,谈了问题的许多方面。现在可以化简,但仍不能丁是丁,卯是卯。先说个常理,是学语言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难,关键在于方法,具体说是用多重复之法求熟就不难。那么,假定方法对头,不难学通,学还是不学好呢?我认为还是学好,因为有通旧事、欣赏等大用。可是多年以来,学校的实况是不得法,因而就枉费了大量的人的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那么,干脆就不再设这样的课好不好?不能不想到另一个顾虑,是下一代,连学会文言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左思右想,还是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且行好事,不问前程。再说一个也是翻来覆去说个没完的问题,是选材和讲授,应该不应该政治第一。没有人敢直说不应该政治第一。所以只能绕个弯,说应该政治性与艺术性并重,或胆再大些,说语文是工具课,首先应该让学生学会运用语言。但不管怎样说,几十年来,单由选材方面也可以看出来,仍一贯是政治第一。以文言为例,入选的诗文,绝大部分与阶级斗争能够拉上关系。万一不容易,就用曲解之法,如《诗经•伐檀》的“不素餐兮”,解为非肉不饱通不过,就说是反语,意思是:“说是不白吃饭,实际是白吃饭。”这样一来,诗文入选的所凭,事实上就不再是艺术性,课文质量的下降也就可想而知。想提高吗?有些篇就要清除出去,这有些篇之中,当然有出于高位之手的,谁敢说不好?不要说出于高位之手,就是出于高位之口,又有谁敢说个不字?怎见得?举一事为证,是1962年,中学语文编辑室编完《古代散文选》中册,选了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送呈某部审查,某部之长说应该增选《正气歌》,这是他只想到政治第一而没想到此歌不能算散文,可是谁去提醒呢?没有人敢去,于是“散文”之选就不得不收一首“五古”。再一个问题是语法应该占怎样一个地位。五十年代前期,推想也是学习苏联吧,语文一分为二,成为文学与汉语。汉语的重点是语法,这是想走近路,以明理代替多反复。试验虎头蛇尾,不久又合二为一,合久必分的路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但希望像是没有放弃,所以合二为一之后,里面塞入不塞入语法,如果塞入,量多少合适,就又成为问题。俟问题之解决如俟河之清,只好走想象中的最稳妥的路,容纳,只是一点点。五十年代前期,为挣饭吃,我弄过一阵语法,但一直认为,它有学术价值,值得研究,但是想借有关它的知识之助写通文章,就必不能如愿。阑入教学范围,还会引来恶果,是教师以此为法宝管制学生,或辨词性,或析句,弄得学生晕头转向,就更没有时间和精力读写。最后,由编课本下行到教师的教课本,推想也是五十年代初的学习苏联,有所谓几段教学法,在一篇课文之上翻过来滚过去,胶柱鼓瑟,以致总是喊分量过重,应该减轻负担。我的想法,像课本上那些文章,绝大部分让学生自己看看就可以了,用不着教师多费唇舌。写教案,分析,讲解,出题,解答,都是浪费;而浪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大可以用在有成效的地方的,那是多读和多写。
近于牢骚的空论说得太多了。行孔老夫子之道,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而一反躬自问,就不免悲从中来,是如我在某处所说,回顾,学语文,教语文,编语文,用语文,几乎一生没离开语文,检查成效呢,先己,“欲立”,“欲达”,像是离所希望还很远,后人,“而立人”,“而达人”,就更是十万八千里。想到这些,忽而冒出京剧的唱词一句,曰“一事无成两鬓斑”,也就只好“安之若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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