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文化中一直存在着理想与现实、实然与应然、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构成了推进课程发展的原动力。课程评价是衡量学校课程的水平现状、诊断课程目标的达成度、检查课程决策和课程实施的精准度的重要环节,它对课程活动具有检查、反馈、定向和指导的作用。课程评价若能协调课程中的两极张力,便可实现课程发展的文化自觉。通过对课程中现实问题提供反馈,指明学校课程的理想价值和未来趋势,比照现实课程与理想课程之间的距离,课程评价能够实现学校课程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创新。
(一)课程评价是对课程文化的反思
课程评价通过一定的测量方法收集事实信息,对课程活动及其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科学反思。课程工作者依据课程评价所提供的对现实课程状况的检查和反馈信息,对课程活动的价值合理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考察其实际效果及师生的主观体验,在此基础上,深入开展课程改革和优化课程质量,建构未来更加合理的课程价值规范。课程改革起源于对课程文化的批判性反思,课程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必须以对学校课程严肃而深刻的文化批判为起点。如果说课程目标为课程改革设定了理想图景和价值标准,那么课程评价就是对课程计划实际达成课程目标的程度进行的文化反思和判定,是基于人们对当下课程不完满性的反思和在此基础上对完满课程的向往,是课程文化自觉的表现。长期以来,课程评价成为应试文化的奴隶,课程评价等同于纸笔测验,把学生的学习量化和等级化,课程评价指向与初衷背离,它“不仅自身存在着难以消弭的等级危机、专制危机、控制危机,而且还引发了人的身心危机和自由危机,以及社会的单向度化危机”。[5]这样的课程评价不仅不能发挥其对课程价值的监督和反思的作用,反而成为控制和束缚学生生命的枷锁。因此,走出课程评价的误区,需要改变以分为本的课程评价意识,转变过于注重甄别与选拔的课程评价功能,转向以人为本的课程评价意识,充分发挥课程评价的发展性和教育性功能,让当代课程评价把反思课程现状和优化课程文化作为其内在发展机制和根本使命。
(二)课程评价是对课程文化的引领
我国当代课程改革要求发挥课程评价的文化引领作用,还原课程评价的文化本体性,回归课程评价的真实主体。学校课程通过撷取文化精华,向学生提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和观念,发挥着文化价值引领的功能。课程评价是进一步保证和发挥学校课程的文化引领性的重要手段,通过学校对学生的成绩评定及各类优秀学生、先进代表的评选,传播和传递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学校课程的文化引领性。然而,当前的课程评价过于强调甄别和选拔的功能,异化为学子“入仕”、升学与获取教育资本的手段,不利于学生的全面成长和发展,严重阻碍了学校课程的文化变革。因此,发挥课程评价的文化引领功能,就要改变传统课程评价客观化、控制化和等级化取向,让课程评价符合学生内在的生命发展机制,使课程评价致力于师生生命存在状态的优化和发展。“比分数刺激更强有力的推动力来自生命内部,来自人的文化的、创造的追求所激起的情感和悟感。”在课程改革中,要发挥课程评价的文化引领作用,要通过评价营造出一种充满着创造、自由和个性的精神氛围和文化环境,促进学生自由真实而全面地发展。与传统课程评价相比,发挥文化引领功能的课程评价在目的、方式和内容上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这种课程评价与其说是培养学生再现、记忆和掌握知识的能力,不如说是激发学生质疑、批判和创新知识的能力;与其说是用分数控制和规训学生的学习行为,不如说是用文化激扬学生内在生命的成长;与其说是教学生掌握标准答案和正确结论,不如说是让学生体验文化的内涵与历史的深度,学会深入思考和价值批判。比如,“一个拥有一百万字阅读量的儿童,同一个只有两万字阅读量的儿童,他们的知识、悟感或感悟的拥有状况和水平是完全不同的,然而这些不同很难用外部以及间接测量的方式反映出来。客观性、可比性的要求和实际操作的复杂性,又决定了我们不能直接测量阅读。这样一来,在考试中后者完全可能因熟悉考试方法而与前者相去不远或甚至更好一些,这就是所谓的‘高分低能’现象。”[6]为此,改革以分为本的评价制度,让课程评价真正地回归文化本体性,不能仅仅提供一种量化的可比的成绩单,而是要遵循学生学习和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学生提供开放的思想空间和深度学习的机会,让学生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由主动的发展。
注释
①自2000年始,有关“课程文化”的专著开始出版:胡定荣的《课程改革的文化研究》、郝德永的《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检视》;《教育研究》杂志相继刊发了一系列“课程文化”的论文:郝德永的《走向文化批判与生成的建构性课程文化观》,靳玉乐、陈妙娥的《新课程改革的文化哲学探讨》,靳玉乐、罗生全的《课程理论的文化自觉》,肖正德的《课程改革中的文化冲突与整合》,王德如的《课程文化自觉的价值取向》和《课程文化自觉:意义、本质及特点》;其他杂志也刊发了“课程文化”的相关论文:裴娣娜的《多元文化与基础教育课程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刘启迪的《课程文化:涵义、价值取向与建设策略》,李宋昊、肖正德的《课程改革中的文化冲突与调试:美国的经验与借鉴》,赵颖、郝德永的《当代课程的文化底蕴与品质》,万伟的《新课程改革中的“知性文化”与“精神文化”》,等等。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5-16.
[2]张华. 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153-182.
[3]石鸥.百年中国教科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
[4]参见吴也显. 学校课程和文化传播[J].课程·教材·教法,1991,(3):10-15.
[5]王中男. 考试文化: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1):33-38.
[6]郭思乐.教育:从控制生命到激扬生命——论教育内部惯习性评价导致的可视性教育亚文化向教育文化的回归[J],教育研究,2004,(12):3-10,
A Cultur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hool Curriculum
Wang Panfeng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reform and cultural study, exploring school curricul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becomes an important curriculum study paradigm. The cultural characters of school curriculum mainly include that curriculum objective is the design of culture values ; Curriculum content is the choice and reorganization of culture ; Curriculum practice is activ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culture ; Curriculum evaluation is the reflection and leading of culture.
Keywords: curriculum and culture, curriculum objective, curriculum content, curriculum practice,curriculum evaluation
责任编辑:程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