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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华百年百篇经典散文 [打印本页]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25
标题: 中华百年百篇经典散文
睡 与 梦
作者:吴祖光

  吴祖光(1917—2003),浙江武进人,剧作家。著有话剧《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电影剧本《国魂》,散文集《后台朋友》、《艺术的花朵》等。
  
  人活一辈子,睡觉差不多占了半辈子,睡觉对于人生的关系真是够密切的了。我们每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来了就睡,一连好几个月地睡下去;而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总是睡着去的。睡觉的舒服、安逸,永远占据着人们享乐的最高点。最值得称颂的是它不用金钱,也不讲势力,无论老幼贫富,贤愚智不肖,除掉世界上最可怜的失眠症患者之外,都能得到一个睡眠。在睡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平等的。在那里,富翁可以变成乞丐,乞丐也可以变成富翁;皇太子可以和平民女儿恋爱成功,穷光蛋也可以笑傲王侯……”,睡觉是一件大事,同吃饭一样重要,比结婚更为重要。
  睡觉根本是一种原始的享乐,所以并不十分需要现代化的装置,自然柔软的弹簧床是会使人适意,然而我们用最原始的自然环境也许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乐趣,像史湘云醉眠芍药,就是一个最俏皮而又富于诗意的睡觉;这样谁能说这碧绿如茵的草地不比弹簧褥子更温软?醉人的春风不比天鹅绒的被子更轻柔?更何况树枝上的小鸟唱着催眠曲,小河里淙淙的水声送来酒也似浓厚的睡意。
  有一次,我坐在一节三等火车里,开始着一个辽远的程途,天慢慢地黑下去,车里的灯光是惨绿的颜色,每一个旅客都觉得非常疲倦了。那时从深夜的人堆里,忽然传来一声冗长而沉重的呵欠,这一声呵欠影响了全车的旅客,不由得令人想起家中温软的床铺,立刻觉得眼皮发涩,头发重,心发沉。随后鼾声大起,纷纷睡去。张嘴者有之,歪头者有之,咬牙切齿者有之,口角垂涎者有之,光怪陆离,万像毕陈。总而言之,大家都睡着了,虽然车里空气坏,椅子硬,没有床铺。
  人家说:“睡中别有天地,谓之睡乡。”睡乡就是梦境,梦是什么?现代的心理生理学家的解释,说是一种外界的刺激促成身心上的下意识的反应。这个我们且撇开不谈,我只觉得梦是超乎现实的另一个人生,像《仲夏夜之梦》所表现的那么美的大同世界;它比苍蝇的翅还要轻,比空气还要空灵,比月光还要美丽,忽明忽灭,不可捉摸。《金刚般若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梦是一个虚无的幻想,一个迎着阳光五彩的水泡,一个阴阴的暗影,一颗侵晓花茎上晶莹的露珠,一道倏然一现随即瞥然而逝的电光。
  常言道:“日有所思,晚有所梦。”这种梦多半是最甜蜜的,我们白天得不到的东西,做不到的事情,往往在梦中就得到了,做到了。譬如说:心里想着某人,然而在事实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思之想之,神魂颠倒。可是到了夜晚,假如梦神有灵,就把某人送来了。自己不由得有点飘飘然。最煞风景的就是在这恰到好处的时候,不是掉到沟里去了,便是被狗咬了一口。如此一来,“适可而止”。梦尽人渺,依然故我,四大皆空,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连做梦都是如此。
  纵使是如此空虚的梦,都不是我们强求得来的。贾宝玉想梦见林黛玉,不惜卑躬曲节,焚香净手,祷告神灵,冀得梦中一亲颜色;而结果纳头睡去,一觉睡到大天亮,梦边儿也没有沾到一点。这样我们可以体会到“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是何等凄凉的情绪了。
  虚无的梦有时也会改变了现实的人生,最有名的就是《南柯梦》。《南柯梦》的主人公在黄粱未熟的短短的时间内,竟跑到梦中的南柯国里,去作了几十年的东床驸马;尝尽了悲欢苦乐,享尽了富贵荣华。梦醒时,他起了无限感慨,因此而参透了人生,于是居然青灯一盏,皈依佛门。梦真是不可思议,它不分时间,不分地域,相隔千万里的朋友,可以在梦中相处一堂,几十年的光阴可以在梦中一闪而过。梦之于人生,是非莫辨,虚实不分,离奇恍惚,不着边际。
  古人有“人生如梦”与“浮生暂寄梦中梦”之类的话。是的,人生本是一个梦。睡乡的梦境不过是梦中之梦,大梦之中的小梦而已。人生下地来就是一个大梦的开始,死去就是梦的终结。世界本就是一个广大的梦境,我们就是这梦中的人物。其中的贵贱贫富,喜怒哀乐,不过是这梦境中的遭际;有的做着轰轰烈烈的梦,有的做着庸庸碌碌的梦,有的做着幸福的梦,有的做着可怜的梦;有桃色的梦也有灰色的梦。纵然我们在少年时代,被梦境所支配,像真事似的,为梦境所苦,为梦境兴奋,然而到了老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梦将醒的时候,哪一个不托着腮帮子,低着头,闭着眼,心里想着那几十年的过眼云烟,有如一梦呢?诸葛亮在高卧隆中之时,吟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虽然他自命以为自知平生,先觉大梦,以睡觉为惟一的消遣,然而他终于接受了三顾茅庐之请,到茫茫人海之中作了一个角逐者,尽数十年的心力于残酷的争斗,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是所谓人中之龙,所谓高士,然而他终于逃不脱这梦的支配。啊!这人生如梦!这梦也似的人生!
  写到这里,我望了望窗外,江南的暮春时节是如此美丽,前面的小河涨得水汪汪的。正是新雨之后,花草是一望皆碧之中夹着几点红白,越显得娇艳欲流,“庭芜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就是这时候的景色。浅草间有一对蝴蝶在翩翩追逐。我面对着这暮春天气,听见树枝擦着窗棂簌簌的声音,看见那一对蝴蝶隐没在密叶丛中时,忽然想起了庄周化蝶的故事。我只觉得恍惚,轻纱也似的朦胧,我也分不出究竟是人间还是梦中了。
  《饮水词》里有一句说得最好,道是:“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假如我们真觉得这世界是无味的话,那么大家都睡吧!到睡乡中去找寻更美丽的梦境,因为真正的大同世界只能在梦里去寻求的。
  1937年3月于南京
  打开箱子发现了去年春天在南京写的这篇短文,展读一过,百感交萦。一年来的艰苦遭际,让我觉得以往的生活真是一个荒唐梦,大有昨非而今犹不是之感。我发誓不再做梦了。然而我如何忘得了南京?

 1938年11月于重庆
  选自《后台朋友》集,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26
生命壮歌
作者:秦牧

  秦牧(1919—1992),广东澄海人,散文家。著有散文集《花城》、《潮汐和船》,童话集《蜜蜂和地球》,长篇小说《愤怒的海》,文艺论文集《艺海拾贝》等,有《秦牧全集》行世。
  
  生命现象是一个很奇特深奥的现象,闲来披阅报章杂志,常常读到一些感叹生命坚韧的篇章。例如:在几千米的高空上,都可以发现蝴蝶,在几乎接近沸点的温泉里,也有生物在活动,深深的大洋底层,有水生动物在繁殖,南冰洋零度下的冰水中,也有不少的水族等等就是。
  除此之外,一些作者笔记中,关于某些普通生物极不平常的行动的描绘,也很令人震动。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中,有一篇题为《麻雀》的,记叙他见到一只母麻雀,为了保护幼雏,昂然挺身,准备和一只狗格斗,它的英勇气概,居然使狗为之退避,使得旁观的屠格涅夫为之赞叹。我还读过一篇外国猎人的随笔,说他严冬之际,在一个结冰的野外小湖旁边,正在伺机狩猎,突然一群大雁从半空降了下来,它们是下来饮水的,但是冰层隔断了水源。这时,只见为首的大雁勇敢地腾身飞起,又像飞机一样向下俯冲,腹部出力地撞击冰层,磅磅作声,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猛烈行动,终于使薄冰断裂,露出一个窟窿来,群雁能够就着那个冰洞饮水了。那位猎人说,当他看到这番景象,他被感动得目瞪口呆,忘记开枪,终于茫然地伫立着,望着这群征雁饮罢了水,飞去为止。
  和这类事情异曲同工的,是日本有一位旅行家说他在喜马拉雅山谷地,发现许多蝴蝶扑打着翅膀向高空冲去,一次又一次,尽管屡次失败,它们仍然奋斗不懈,雪地上终于覆盖着大量蝴蝶的黄翅膀……有一个青年告诉我说,当他读到这段描写的时候,不禁哭泣起来了。
  我相信,为这一类现象所激动的,决不只是一个屠格涅夫,一个猎人,一个青年。我们自己不是也常常有类似的感受吗!当我们听到:一只燕子,为了越冬,常常飞行几千公里;一条鳗鲡,为了产卵,常常从内河游向远洋,征程一两千海里;一只蚂蚁,能够搬动比它的体重重10倍以上的东西;一只蜜蜂,敢于不惜牺牲去螫一匹马或一头熊的时候,不是也常常为之激动不已吗!至于好些蜘蛛,为了织好一张网,不管风吹雨打,艰苦从事,百折不挠的坚毅表现,人们看了受到感动,因而奋发图强的事例,在史书里,也是屡有记载的。
  也许有人说,一只鸟,一条鱼,一只昆虫或其它节肢动物,生命有这么大的韧性,不过是它的本能罢了。是的,普通的生物的行为,谈不上是什么它们信念的执著和理性的选择,大抵总是出诸本能罢了。但即使仅仅是出诸本能,也仍然令人赞叹不已。为什么比它们巨大千倍万倍的生物,有不少,生命的韧性看起来倒反而不如它们呢?
  人类所以会被这类现象所感动,探索起来我想是饶有趣昧的。一个人和一条狗或一匹马之间,有时还谈得上感情沟通,但是对于野外素昧平生的一只鸟、一条鱼,一只昆虫……根本谈不上存在什么情愫,但人有时却被它们的行为所震惊,甚至感极泣下,其秘密何在呢?我以为:这是由于它们使我们想起作为同类的人的某些勇敢坚韧的行为,因而也就受到感动了。
  有人说,古代神话的存在,是人类渴望战胜自然的心理错综曲折的表现。人能够被某些小小动物的生命现象所激动,我想,正是人对于同类中某类行为的崇敬心理错综曲折的表现。
  人们平时对于某些人的坚毅、刻苦、勇敢或者智慧存在敬爱之心,看到动物也表现了类似的现象的时候,心里潜藏的东西被掀动了,翻腾到上面来,于是对动物也仿佛有一种重爱之情了。一个对于某种品德丝毫不存在向往之心的人,看到那类现象,却是漠然无动于中的。一个习于懒惰,丝毫不知道勤奋可贵,或者一个懦弱成性,完全不想培养勇敢品格的人,即使知道一只燕子,正在从事千里壮飞,或者看到一只大雁,居然以胸脯猛烈撞击冰层的时候,哪里会有什么感动可言呢?
  因此,人对生物的这种奇特感情,说穿了,不过是人对人的感情的升华而已。
  如果我们不斤斤纠缠于虫鱼鸟兽这些形象之中,‘就可以透过动物看到人,领会不少人对于坚毅、刻苦、勇敢、智慧这类美德的由衷敬仰。
  如果说,虫、鱼、鸟、兽有时竟出现了那么令人瞩目的行为,有思想,有感情以至具有信仰的人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所能够使人受到的震撼也就可想而知。读历史,有时固然令人十分痛苦,但是那些志士仁者,名将学人的事迹,却一直使我们的心弦为之颤动,这可以说是学习生活中最愉快的享受。
  对个人的作用,作出过分夸大的估价,谁都知道是不当的。因为历史归根到底是劳动群众集体所创造的。但是个人的行为只要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却的确可以发挥异常巨大的作用。我们只要举出几件普通的事情就足够说明了,试想:爱迪生的发明,怎样改变了全世界人类的生活面貌;巴斯德发现了细菌,怎样拯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琴纳医生发明了种牛痘,竟使猖獗流行于地球上的天花到了当代终归全部趋于消灭;达尔文的发现,怎样使人类认识了自己并使生物学跨进了新的境域……
  这还仅仅是就自然科学家而言罢了,革命家、政治家、社会科学家、艺术家、大匠,他们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也都不是可以简单估计出来的。
  历史上常常出现过一些害死了千千万万人的“杀人魔王”,也常常出现过一些拯救了千千万万人的革命家和科学家,把这些简单地归结为“历史规律”在起作用而对个人因素的作用不作充分的估计,是有欠公允的。
  一个鲁莽者的一根火柴可以烧毁数千亩山林,一个科学家的毕生辛勤又可以创造数万亩山林。从这样的事情当中,我们可以见到个人能够对整个社会发挥多么坏或者多么好的作用,而且并不是注定非如此不可的。
  从前面提到的生物现象,使我想到人类社会中的现象,生命,有的像一个泡沫,有的却可以谱一阕壮歌。对于好些人,只能碌碌无为的生命,在某些人身上,却能够发挥多么巨大的潜能,绽放多么美丽的花朵啊!

  1987年2月·广州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26

国 子 监
作者: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作家。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散文集《蒲桥集》、《晚饭花集》等。
  
  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从首都图书馆抱了几十本书回来,看了几天,看得眼花气闷,而所得不多。后来,我去找了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和、陆润庠、王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国子监生人,今年七十三岁,姓董。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这个地方原先是什么样子,没法知道了(也许是一片荒郊)。立为国子监,是在元代迁都大都以后,至元二十四年(1288年),距今约已七百年。
  元代的遗迹,已经难于查考。给这段时间作证的,有两棵老树:一棵槐树,一棵柏树。一在彝伦堂前,一在大成殿阶下。据说,这都是元朝的第一任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许衡手植的。柏树至今仍颇顽健,老干横枝,婆娑弄碧,看样子还能再活个几百年。那棵槐树,约有北方常用二号洗衣绿盆粗细,稀稀疏疏地披着几根细瘦的枝条,干枯僵直,全无一点生气,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很难断定它是否还活着。传说它老早就已经死过一次,死了几十年,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又活了。这是乾隆年间的事,这年正赶上是慈宁太后的六十“万寿”,嗬,这是大喜事!于是皇上、大臣赋诗作记,还给老槐树画了像,全都刻在石头上,着实热闹了一通。这些石碑,至今犹在。
  国子监是学校,除了一些大树和石碑之外,主要的是一些作为大学校舍的建筑。这些建筑的规模大概是明朝的永乐所创建的(大体依据洪武帝在南京所创立的国子监,而规模似不如原来之大),清朝又改建或修改过。其中修建最多的,是那位站在大清帝国极盛的峰顶,喜武功亦好文事的乾隆。
  一进国子监的大门——集贤门,是一个黄色琉璃牌楼。牌楼之里是一座十分庞大华丽的建筑。这就是辟雍。这是国子监最中心,最突出的一个建筑。这就是乾隆所创建的。辟雍者,天子之学也。天子之学,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从汉朝以来就众说纷纭,谁也闹不清楚。照现在看起来,是在平地上开出一个正圆的池子,当中留出一块四方的陆地,上面盖起一座十分宏大的四方的大殿,重檐,有两层廊柱,盖黄色琉璃瓦,安一个巨大的镏金顶子,梁柱檐饰,皆朱漆描金,透刻敷彩,看起来像一顶大花轿子似的。辟雍殿四面开门,可以洞启。池上围以白石栏杆,四面有石桥通达。这样的格局是有许多讲究的,这里不必说它。辟雍,是乾隆以前的皇帝就想到要建筑的,但都因为没有水而作罢了(据说天子之学必得有水)。到了乾隆,气魄果然要大些,认为“北京为天下都会,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与稽而今与居也”(《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没有水,那有什么关系!下令打了四口井,从井里把水汲上来,从暗道里注入,通过四个龙头(螭首),喷到白石砌就的水池里,于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泛着潋滟的波光了。二、八月里,祀孔释奠之后,乾隆来了。前面钟楼里撞钟,鼓楼里擂鼓,殿前四个大香炉里烧着檀香,他走入讲台,坐上宝座,讲《大学》或《孝经》一章,叫王公大臣和国子监的学生跪在石池的桥边听着,这个盛典,叫做“临雍”。
  这“临雍”的盛典,道光、嘉庆年间,似乎还举行过,到了光绪,据我那朋友老董说,就根本没有这档子事了。大殿里一年难得打扫两回,月牙河(老董管辟雍殿四边的池子叫做四个“月牙河”)里整年是干的,只有在夏天大雨之后,各处的雨水一齐奔到这里面来。这水是死水,那光景是不难想像的。
  然而辟雍殿确实是个美丽的、独特的建筑。北京有名的建筑,除了天安门、天坛祈年殿那个蓝色的圆顶、九梁十八柱的故宫角楼,应该数到这顶四方的大花轿。
  辟雍之后,正面一间大厅,是彝伦堂,是校长——祭酒和教务长——司业办公的地方。此外有“四厅六堂”,敬一亭,东厢西厢。四厅是教职员办公室。六堂本来应该是教室,但清朝另于国子监斜对门盖了一些房子作为学生住宿进修之所,叫做“南学”(北方戏文动辄说“一到南学去攻书”,指的即是这个地方),六堂作为考场时似更多些。学生的月考、季考在此举行,每科的乡会试也要先在这里考一天,然后才能到贡院下场。
  六堂之中原来排列着一套世界上最重的书,这书一页有三四尺宽,七八尺长,一尺许厚,重不知几千斤。这是一套石刻的十三经,是一个老书生蒋衡一手写出来的。据老董说,这是他默出来的!他把这套书献给皇帝,皇帝接受了,刻在国子监中,作为重要的装点。这皇帝,就是高宗纯皇帝乾隆陛下。
  国子监碑刻甚多,数量最多的,便是蒋衡所写的经。著名的,旧称有赵松雪临写的“黄庭”、“乐毅”,“兰亭定武本”;颜鲁公“争座位”,这几块碑不晓得现在还在不在,我这回未暇查考。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最值得一看的是明太祖训示太学生的一通敕谕:
  
  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宗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宗讷的学规都改坏了,所以生徒全不务学,用著他呵,好生坏事。
  如今著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著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
  今后学规严谨,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这里面有一个血淋淋的故事:明太祖为了要“人才”,对于办学校非常热心。他的办学的政策只有一个字:严。他所委任的第一任国子监祭酒宗讷,就秉承他的意旨,订出许多规条。待学生非常的残酷,学生曾有饿死吊死的。学生受不了这样的迫害和饥饿,曾经闹过两次学潮。第二次学潮起事的是学生赵麟,出了一张壁报(没头贴子)。太祖闻之,龙颜大怒,把赵麟杀了,并在国子监立一长竿,把他的脑袋挂在上面示众(照明太祖的语言,是“枭令”)。隔了十年,他还忘不了这件事,有一天又召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训话。碑上所刻,就是训话的原文。
  这些本来是发生在南京国子监的事,怎么北京的国子监也有这么一块碑呢?想必是永乐皇帝觉得他老大人的这通话训得十分精彩,应该垂之久远,所以特在北京又刻了一个复本。是的,这值得一看。他的这篇白话训词比历朝皇帝的“崇儒重道”之类的话都要真实得多,有力得多。
  这块碑在国子监仪门外侧右手,很容易找到。碑分上下两截,下截是对工役膳夫的规矩,那更不得了:“打五十竹篦”!“处斩”!“割了脚筋”……
  
  历代皇帝虽然都似乎颇为重视国子监,不断地订立了许多学规,但不知道为什么,国子监出的人才并不是那样的多。
  《戴斗夜谈》一书中说,北京人已把国子监打入“十可笑”之列:
  
  京师相传有十可笑: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
  
  国子监的课业历来似颇为稀松。学生主要的功课是读书、写字、作文。国子监学生——监生的肄业、待遇情况各时期都有变革。到清朝末年,据老董说,是每隔六日作一次文,每一年转堂(升级)一次,六年毕业,学生每月领助学金(膏火)八两。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发作为县级干部,或为县长(知县)、副县长(县丞),或为教育科长(训导)。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用途,是调到中央去写字(清朝有一个时期光禄寺的面袋都是国子监学生的仿纸做的)。从明朝起就有调国子监善书学生去抄录《实录》的例。明朝的一部大丛书《永乐大典》,清朝的一部更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底稿,那里面的端正严谨(也毫无个性)的馆阁体楷书,有些就是出自国子监高材生的手笔。这种工作,叫做“在誊桌上行走”。
  国子监监生的身分不十分为人所看重。从明景泰帝开生员纳粟纳马入监之例以后,国子监的门槛就低了。尔后捐监之风大开,监生就更不值钱了。
  国子监是个清高的学府,国子监祭酒是个清贵的官员——京官中,四品而掌印的,只有这么一个。作祭酒的,生活实在颇为清闲,每月只逢六逢一上班,去了之后,当差的在门口喝一声短道,沏上一碗盖碗茶,他到彝伦堂上坐了一阵,给学生出出题目,看看卷子;初一、十五带着学生上大成殿磕头,此外简直没有什么事情。清朝时他们还有两桩特殊任务:一是每年十月初一,率领属官到午门去领来年的黄历;一是遇到日蚀、月蚀,穿了素服到礼部和太常寺去“救护”,但领黄历一年只一次,日蚀、月蚀、,更是难得碰到的事。戴璐《藤阴杂记》说此官“清简恬静”,这几个字是下得很恰当的。
  但是,一般做官的似乎都对这个差事不大发生兴趣。朝廷似乎也知道这种心理,所以,除了特殊例外,祭酒不上三年就会迁调。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差事没有油水。
  查清朝的旧例,祭酒每月的俸银是一百零五两,一年一千二百六十两;外加办公费每月三两,一年三十六两,加在一起,实在不算多。国子监一没人打官司告状,二没有盐税河工可以承揽,没有什么外快。但是毕竟能够养住上上下下的堂官皂役的,赖有相当稳定的银子,这就是每年捐监的手续费。
  据朋友老董说,纳监的监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监照”——就是大学毕业证书。照例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国子监旧例,积银二百八十两,算一个“字”,按《千字文》数,有一个字算一个字,平均每年约收入五百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十四万两,即每年有八十二三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原来这是一种比乌鸦还要多的东西!这十四万两银子照国家的规定是不上缴的,由国子监官吏皂役按份摊分,祭酒每一字分十两,那么一年约可收入五千银子,比他的正薪要多得多。其余司业以下各有差。据老董说,连他一个“字”也分五钱八分,一年也从这一项上收入二百八九十两银子!
  老董说,国子监还有许多定例。比如,像他,是典籍厅的刷印匠,管给学生“做卷”——印制作文用的红格本子,这事包给了他,每月例领十三两银子。他父亲在时还会这宗手艺,到他时则根本没有学过,只是到大栅栏口买一刀毛边纸,拿到琉璃厂找铺子去印,成本共花三两,剩下十两,是他的。所以,老董说,那年头,手里的钱花不清——烩鸭条才一吊四百钱一卖!至于那几位“堂皂”,就更不得了了!单是每科给应考的举子包“枪手”(这事值得专写一文),就是一笔大财。那时候,当差的都兴喝黄酒,街头巷尾都是黄酒馆,跟茶馆似的,就是专为当差的预备着的。所以,像国子监的差事也都是世袭。这是一宗产业,可以卖,也可以顶出去!
  老董的记性极好,我的复述倘无错误,这实在是一宗未见载录的珍贵史料。我所以不惮其烦地缕写出来,用意是在告诉比我更年轻的人,封建时代的经济、财政、人事制度,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东西!
  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选自《蒲桥集》,1989年,作家出版社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26
佳茗似佳人
作者:何为

  何为(1922—),浙江定海人,散文家,剧作家。有散文集《青戈江》、《织锦集》、《临窗集》、《何为散文集》、《北海道之旅》等。
  
  中国的茶文化是一门高雅的学问,品茗乃韵事也。小时候爱喝家乡自制的桂花茶,只觉得甘芳好喝,不知品茶为何事。及长,烟与茶俱来,饮茶也只是因为烟吸多了解渴而已。茶香似不及烟香诱人,尽管有烟瘾者是少不了要饮茶的。吸烟40余年,现已戒绝五载,总觉若有所失,生活中减少了一大乐趣,这时候茶叶就显得分外重要,渐渐体会到苏东坡诗句“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譬喻之妙。
  中国的茶叶品种繁多,各取所需,不遑细述。30年前初到福州时参观茶厂,进入门帘严严的窨制茉莉花茶的工场,骤觉浓烈的花香袭人,几乎令人晕眩。福州花茶名扬海内外,确有齿颊留香的独特风味。不过饮茶总以茶叶自身为上,一切形形色色花香制的茶叶,除茉莉花香以外,余如玉兰花茶、玫瑰花茶、珠兰花茶、柚子花茶和玳玳花茶等等,虽然各有自己的香味和风韵,而茶叶的原味大为减色。《群芳谱》记载:“上好细茶,忌用花香,反夺其味,是香片在茶中,实非上品也。然京、津、闽人皆嗜饮之。”至于摩洛哥等国家用中国绿茶加重糖和新鲜薄荷叶子煮而饮之,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了。
  我喜饮头春新绿,这是在清明前采撷焙制的绿茶。狮峰龙井或洞庭山碧螺春新茶当然是佳茗,然其上品殊为难得。50年代在老作家靳以的家里啜饮龙井新茶,沏茶饷客时,主人说这是方令孺特地托人从杭州捎来的。只见茶盅的边缘上浮绕着翠碧的氤氲,清亮鲜绿的龙井叶片透出一种近乎乳香的茶韵。我慢慢啜饮,冲泡第二次茶叶更加香醇飘逸。那杯堪称极品的龙井茶至今难忘。遗憾的是龙井茶泡饮三次后便淡而无味了。碧螺春比龙井耐泡,新茶上市时,饮碧螺春也是不可多得的享受。这两种茶叶倘若是极品,历来售价奇昂,且不易得之,即或有那么一斤半斤,多半是用来馈赠亲友的。
  入闽后,每年春茶登场,我倒是常有机会以较为廉宜的价格,从产地直接向茶农购得上好绿茶。绿茶不易保存,贮藏如不得法,时间稍久便失去色香味。因此新茶一到,最好不失时机地尝新。试想春天的早晨,一杯滚水被细芽嫩叶染绿了,玻璃杯里条索整齐的春茶载沉载浮,茶色碧绿澄清,茶味醇和鲜灵,茶香清幽悠远,入口后顿感恬静闲适,可谓是一种极高的文化享受。面对绿莹莹的满杯绿色,你感到名副其实是在饮春水。
  每一个饮春茶的早晨仿佛是入禅的时刻。
  我总认为,福建的工夫茶才是真正的茶道,陆羽的《茶经》便对工夫茶有详尽的记述。烹治工夫茶,茶具以宜兴产者为佳,通常一茶盘有一壶四杯,壶盘器皿皆极精巧,“杯小而盘如满月”,“且有壶小如拳,杯小如胡桃者”。到闽南一带作客,主人辄以工夫茶奉客。先将乌龙茶塞满茶壶,注入沸水后,加盖,再取沸水徐徐遍淋壶外。此时茶香四溢,乃端壶缓缓斟茶,挨次数匝注于杯内,必使每杯茶汤浓淡相宜。饮茶时先赏玩茶具,次闻茶香,然后细口饮之。这一番过程便足以陶冶性情,更不用说那小盅里精灵似的浓酽茶汤了。尝见一业余作者到省城修改剧本,随身携带小酒精炉和小水壶自烧开水,案头茶具齐备,改稿时照烹工夫茶不误,乍见为之惊叹。据说闽南有喝工夫茶致穷者,也有饮茶醉倒者,可见爱茶之深。不过在我这样的外省俗人看来,一般人家的工夫茶其浓无比,色如酱油,所用茶叶大抵是普通乌龙或色种之类,抿着嘴啜饮数口也就够了。
  日本茶道无疑从古代中国工夫茶传过去的。他们有一套繁文缛节的茶道仪式,十分讲究排场,近乎神圣了。在日本家庭作客时,奉侍茶道就随便得多,也简单得多。不论繁简,茶道用绿茶磨研成粉后冲泡的浓茶总是苦涩的。不过若细加品尝,确乎也有几分余甘足供回味。
  旅闽岁月久长,尤其是这几年戒了香烟后,对半发酵的乌龙茶家族中的铁观音就更偏爱了。铁观音倒不在于乌润结实的外形,它的美妙之处是茶叶有天然兰花的馥郁奇香,温馨高雅,具有回味无穷的茶韵,是即所谓观音韵。
  我的生活中赏心乐事便是晨起一壶佳茗在手,举杯品饮,神清气爽。一天的工作也常常是从品茗开始的。最好是正宗的安溪特级铁观音,琥珀色的茶汤入口清香甘洌,留在舌尖的茶韵散布四肢百骸,通体舒泰,此时以佳茗喻佳人愈见贴切。铁观音真是丽质天生、超凡脱俗、情意绵长、并世无双。
  今春从香港带来台湾产的铁观音,取名“玉露”。湖绿色的圆茶罐,用墨蓝色棉纸包裹,衬以带有白斑点的鹅黄色夹层纸,外面的包装纸上是明人唐寅的山水小品横幅,古趣盎然。文字部分力求雅致,说“冲泡与享用佳茗,是一种由技术而艺术、艺术而晋至一种境界的奇妙历程;贯穿这个历程的基本哲理在得一个‘静’字。”这段文字深得广告文学的三昧,想想人家真会做生意。开罐泡饮,茶汤呈嫩绿色,茶味中依稀也有几分观音韵。奈何桔枳有别,总不如得天独厚在安溪本土出产的铁观音纯正。据说在台湾类似的铁观音茶叶很多,有一种叫“春之韵”的,这一芳名庶几配得上佳人了。
  “从来佳茗似佳人”,确是千古绝唱,此生若能常与佳茗为伴,则于愿足矣。

  1989年10月中旬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27

作者:管桦

  管桦(1922—),河北省丰润县人。现代作家。著有《小英雄雨来》、《管桦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将军河》,诗画散文集《生命的呐喊与爱》等。
  
  长江的浩荡波流,回旋着,翻卷着,仿佛在挣脱着什么,响出轰隆隆巨声。浪涛和浪涛彼此呼唤着,滚滚东奔,追赶那一轮红日。从最遥远的迷漫着雾气的天际,也能看见它闪亮的水面。而两岸的岩绝壁,把峻峭的山峰,高高地耸在它们头上那一片荒凉的蓝空中,俯视着澎湃的急流。只有它们知道长江已经走过和将要走过的迢遥途程的时间,是多么悠久。
  我站在飞驰于长江的轮船甲板上,风吹着头发,衣襟向天空飘起。我手扶横栏,凝望着从荒古以来就以自己征服一切的雄浑大气,凌驾着风暴,岁月的重轭所不能制服的生命急流,在无尽的追求中,宽阔的胸膛,倾吐出深沉洪亮的声音,好像在告诉人们一种重要的事情。而它所追赶的太阳,正在朝它背后的西方沉落。
  那鲜红艳丽给大地倾注了青春和轰响的生命的火球,使冻结的江河,在山野丛林的摇篮中醒来,使寒冬岁月里深藏在地下的种子,诞生出嫩绿的禾苗,给草原洒满鲜花,让鱼群在温暖的水波里自由浮沉。万物都受到太阳的抚爱。它现在却不可抗拒地,必然地向着西方沉落,最后燃烧的烈焰飞奔,浓烟缭绕,天空笼罩着一片无涯无际黑沉沉着火的乌云。映着豪光的长江,依然滚滚东流,从不折回,它没有追赶那追赶不到的,却追赶着黑暗。它背后的太阳,越过狭谷,落进那被它的光辉渲染成绚烂色彩的烟云里去了。江上升起茫茫淡墨色的雾。两岸间或闪现的灯火,在水天辉映的波影里,如梦如幻的抖颤。从荒凉绝壁降下来的淡紫色的黄昏和白浪滔滔的长江,进入比梦中甜蜜的想像更为神奇的黑暗里。
  白昼是壮丽的,但是黑暗比白昼更壮丽。深沉的宁静中,充满了幻想,充满了希望。什么都没有,却包含着所有的一切,也包含着对它的惧怕和嘲笑。我注视着近处被轮船探路灯光照出的波浪,不断地互相撞碎,似乎是唯有碎裂才充满生命,才能奔腾,才能掀起冲天巨浪。而那从不碎裂的在幽暗星光下巨大而模糊的山岭,只能万古不变地伫立着。它们感到黑暗是如此的冰冷、沉重、浓厚,像巢居着鬼魅的莽石洞穴阴森可怕。而长江却是明一切地、勇敢地向黑暗奔流。前面波浪的空缺,立即被后面的填补。因风的袭击而高高地扬起头来吼叫,不顾一切地向着漩涡扑去;因狭谷险峰的阻隔更加奔猛。我倾听着黑暗里波涛的轰响,感到它的孤独和悲壮。同时向我展示了一个永恒的伟大思想:
  给万物以生命的光明是灿烂的。而黑暗是孕育着那无比硕大太阳的母腹。

  1988年仲秋草成于长江江渝十九号轮上
  选自1988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27
茶  性
作者:艾煊

  艾煊(1922—)安徽舒城人,作家。有报告文学集《朝鲜五十天》,散文集《碧螺春汛》、《艾煊散文集》,长篇小说《乡关何处》、《山雨欲来》等。
  
  茶和酒是千岁老友,但两人性格绝然相反。一个是豪爽,狞猛,讲义气的汉子,一个是文静,宽厚,重情谊的书生。
  茶为内功,无喧嚣之形,无激扬之态。一盏浅注,清流,清气馥郁。友情缓缓流动,谈兴徐徐舒张。渐入友朋知己间性灵的深相映照。
  酒为豪狂式的宣泄,茶为含蓄蕴藉式的内向情感。
  酒入大脑,可产生摧毁性的强刺激。茶具有舒缓的渗透性潜入全身汗囊毛孔,缓缓生成温馨抚慰效应。
  酒,饮前清香诱人,饮后浊气冲天,污及四邻空气。茶,饮前淡淡清气,渗透人体,弥漫于不易觉察的周围空间。
  人之或嗜酒,或嗜茶,或兼及双嗜,并非着意选择,更非精心安排。其所以成癖者,有机缘,也有自然天成。
  我嗜茶数十年,乃缘于出生绿茶之乡。
  家乡小镇,坐落在大别山脚下。山上山下,酒道不兴,茶道畅行。毛尖、云雾、瓜片、小兰花,于峰顶、缓坡,漫漫成片。茶馆,茶叶店,比肩林立。
  幼时生于是乡,壮年又入太湖茶乡,机缘相伴而来。因之曾种过茶,制过茶,品过茶。
  茶之种,之制,之器,之藏,之饮,各有其术,各有其道,各有其情。
  家乡小镇多茶馆。外地亲友来访,往往不在家中落座饮茶。浸泡于茶馆中,清茶,清谈,佐以清蔬淡点。此似为待客仪规。视主人钱囊奢、吝,客人风度文、鄙,而开台于雅座或大众厅。
  我幼时,热水瓶属于高档奢侈用品。普通人家盛茶,多用铜丝把紫砂壶,或提梁紫砂壶。一壶容量,约相当于五磅热水瓶半瓶或一瓶。将冲泡好热茶的紫砂壶,放进草编或棕丝编的茶焐中保暖。考究点的老茶客,手捧巴掌大的小巧紫砂壶。身边木炭炉上,坐着一把小铜壶,开水源源不绝地冲兑。
  近若干年来,瓷杯、玻璃杯广为普及。原系大众化的紫砂杯、壶,反而抬举成高档的饮器,更抬举成每件数千元上万元的极高档工艺品。
  茶叶焦干,易碎。茶叶店中,一桶茶叶卖到将尽时,桶底余茶,往往成了无叶片的茶叶末。揉碎之品,形变,质不变。茶中极品的茶叶末,其内质仍为高档极品。只是外形不成条索,不美观。镇上精明的饮仙,日常家用茶,重质不重形。常饮用此高档茶揉碎之末。重吃不重看,物美价廉。
  酒,越陈越醇。茶,越新越香。酒重陈,茶重新。低档新茶,有时并不逊于隔年之高档陈茶。
  茶,不一定名愈重者愈好。高山云雾间的荒山野茶,自采自炒。虽无部优国优桂冠,但常会超过高档名茶。常人常趋向名声大的名茶。嗜茶老饕,总是将适合自己口味的茶,视为无上佳品。
  雨花、龙井、眉珍、碧螺,其味不一。我常取数种茶搀和冲泡。有的取其清香味醇,有的取其甜苦味重,有的取其色、味稳定耐冲泡。集数种茶之长,调制出一味新品,以适应个人味蕾之需。此品不见茶经,不入茶谱。私名之谓调和茶,或效颦洋人鸡尾酒之名,取一不雅驯之名,曰鸡尾茶。
  经杯、壶盖闷过的绿茶汤水,清香味全失,变成了煮熟茶叶的浊气。溺于饮道者,冲泡绿茶,往往用杯不用壶。用无盖陶瓷杯,或无盖紫砂杯。
  一杯茶,吃数开,其味全变。先清淡,继清香,后甜苦,再后淡而无味,终至淡而生青草腥气。
  居家吃茶,不妨并用两杯。以大杯泡叶成卤,极苦。喝时,另以一小杯倒点茶卤,再冲兑白开水,将其稀释成自己舌底满意的茶汤。以卤兑水稀释之茶,可使五杯八杯茶汤,保持大体同等浓度。持续葆有最惬意的口感,最氤氲馥郁之朦胧意境。
  当代各种饮料中,茶的饮用方式主要在于品。若解渴,汽水、矿泉、橙汁、可乐、温开水、凉开水,皆可极迅速极有效地满足需要。饮茶则需轻啜慢抿,缓缓品味。
  对于耽饮者,品,有助于缅念过去遥瞻未来,有助于独自浸溺于创造构思中,也有助于萌发友朋间隽言妙语之谈兴。
  三分解渴七分提神,三分饮七分品,如此则绿茶直可达成灵肉兼美的效应。

  选自1990年3月13日《光明日报》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28
重逢路翎
作者:牛汉

  牛汉(1923—),山西定襄人。作家、诗人。著有诗集《彩色的生活》、《爱与歌》,散文集《童年的牧歌》等。

  小 引
  早想写几篇有关重逢的纪实性文字,一直没有动笔,因为若不从告别说起,情绪总转不过来,但是告别怎么写呢?
  近二三十年来,我没有写过一回告别。就说那一年,顿时失去了所有的亲友,我并没有跟谁告别过,包括我的妻子儿女在内。前几年,有一位年轻记者希望我写一写当年告别的情景;他想像中的那种古典悲剧式的告别一定是哭天抢地的。我对他说无法写,“哪里有什么告别呀!”他听了之后,神情很滑稽,一边摇头,一边大笑起来,还用洞察一切的眼睛审视着我,他以为我心有余悸,不说实情。其实我说的真是实情。没有告别,哪里会有什么可以绘声绘色去描写的令人断肠的情景?真的,有许多往事,在我的心灵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切都是迷迷茫茫的,有点像我去年去喀什见过的戈壁滩。然而,当时(准确地说是最初的一段时间)确有过极不适的异常心态,人整个地变得恍惚不宁起来,北京话里有个词儿叫“懵了”,有点近似我那时的情状。可怕的是我这恍惚感,到现在也没有消失。
  几十年恍恍惚惚地过去了。没有告别的告别,竟想不到地引来了十次百次的重逢(有些亲友是永远不能重逢的了)。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重逢,才感到了当年由于没有告别隐隐凝聚在深心的一种沉重的内涵。我不叫它内伤,因为它并没有留下伤痕。
  重逢都是有难忘的细节的。六七年来,我一直没有触动这个难题。我没有力气撼动这些因久久郁积而石化了的人生体验;它们成块成块地堆在心灵里,构成了坟的形状。必须先得融解了它们,才能把它们从心灵里倾吐出来。但我深知自己的生命里已没有多少炽热的火,因此,能融解能倾吐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了。
  善良的读者,宽恕我吧。
  
  “文革”期间,路翎一家人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我是知道的。芳草地有全国文联的一片宿舍,50年代后期我去那里,参加过一个好朋友的婚礼。我不是行典礼的那天去的,那天人太多,朋友让我躲过那天再单独去。因此我不是匆匆去匆匆离开,我在芳草地停了几个钟头。芳草地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不远,我有两年常去朝阳门外劳动,但没有一次碰到路翎。“四人帮”垮台前夕,有人见路翎在芳草地扫街,这位熟人起早练拳,几乎天天在纡曲而朦胧的小巷里看见他的身影。说他戴着大口罩,脸色黝黑,扫了一条街,又扫一条街,跟谁都不打招呼。我听了以后,心里倒有几分踏实,第一,路翎还健在,且能干活;第二,他起那么早,又戴大口罩,说明他还知道人的尊严。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他精神失常,成天在家里大喊大叫,用头颅撞墙壁和门窗。路翎本是一个爽朗的人,我相信他绝不会自我毁灭。
  记得我是1978年的初冬去看他的。我打听到了他的住址,独自骑着自行车找他。到了芳草地,我凭着那一次模糊的印象,很快就找到属于文联的那一片宿舍。小巷很泥泞,不高的院墙倒塌得不成样子。在一个街口,我询问一位老大娘:“请问余明英家住在哪里?”余明英是路翎的妻子。老大娘很热诚地说:“余明英吗,在我们街道麻袋厂干活,我跟她挺熟,我把她叫来吧。几步路的事。”我说:“不用,她男人在家吗?”老大娘说:“我看见他刚刚回家,老头儿天天出去晒太阳。”老大娘指给我路翎家住的那个院门。我径直地走向那里。是个长条院子,只有简陋的正房,房子的格局一样。我立在院当中转圈儿看了看,路翎住在哪一间呢?我发现一排正房中间,有一间玻璃都是破的。我敏感地想到,这是路翎的家,那玻璃多半就是路翎用拳头砸碎的。
  我在他的门口站了一会儿。破玻璃窗原来是外屋的,相当于堆杂物的檐厦,里面有一间住房,家门紧紧闭着。我跨进了两步,从窗户向里瞧,黑洞洞的。那天是阴天。我想路翎一定在家。就轻轻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我再敲两下,敲得重些,还是没什么反应。“他又出去了”。我想。我透过窗玻璃朝里仔细望望,屋里地下站着一个人,背对着门,一动不动,背有点驼,我清楚地看见他向前伸的脖颈,有一道道深深的皱褶,我也有,那是汗水的渠道。我断定这多半就是20多年没见面的路翎了。我喊了几声“路翎,路翎……”我的嗓门很大,可是那黑幢幢的站立的人,并不应声转过身来。于是我只好推门进去,慢步转到他的面前。我隐隐绰绰看见了他的面孔。他戴着有檐的帽子,家里虽然暗,我还是从他的面孔的轮廓认出了这就是路翎。近几年来,我已经很会识别故人了,即使他们有的已经面目全非,我还是能凭感觉一下子认出来。你绝不能只想他过去年轻的面孔与神情,你得学会想像“老化”人的面孔与神情的本领。比如眼睛大的人,衰老之后,眼眶常常变得像深井。面前这个人的眼眶就是又深又暗的。年轻时路翎有大而亮的眼睛。我几乎哭喊地叫起来:“路翎,你怎么不答应我?”同时伸手环抱他的肩头。想不到路翎异常平静地对我说:“你是牛汉吗?我从第一声就听出是你的声音。”哦,我的好朋友,你还没有忘记我的声音。“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呢?”他说:“余明英叫我买两毛钱的肉,我把它忘了。”答得莫名其妙。他刚才呆呆地立在那里,原来是想着忘了买两毛钱的肉的事。我的心酸痛起来……我拉着他的手到床边坐下。
  这时,我看到了他家的情景:正面是一张大床,旁边靠墙是一张小床,小床的一半伸进一张方桌的下面,睡在这张床上的人(就是路翎)得把腿伸到桌子下面。地当中有一个煤炉,一大堆煤灰,靠另一边墙有一堆白薯,还有两个粮食口袋。屋子里高高横着几根铁丝,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家里没有衣柜,没有凳子,也没有皮箱之类,有几个衣包摞在大床的墙角。我和路翎坐在小床的床沿上。大床、小床的边上都搁着几张干干净净的麻袋片,想来是怕把床单弄脏。
  我紧握路翎的手,并肩坐着。我看着他,他并不看我。我说:“身体还好吗?”“还好。”他的嘴撅得很高不住地嚅动着。牙齿一定已七零八落了,面颊陷落很深。曾经在朋友中最有魅力的大眼睛,如今就像湖北省咸宁那个干涸了的向阳湖。沉默了半天,他从床上拿起一个装旱烟的柳条笸箩,用一小块报纸卷了个大炮,抽起来了。
  路翎的帽檐压到眉头,看不见他的眼睛。我伸手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他由着我,只顾有滋有味地抽他的烟。他的头发已经半白,有些稀疏,如秋天枯败了的草。二十多年前,他的头发又黑又浓,讲话时头发有如奔驰的骏马一甩一甩的。
  路翎对我说,他要把余明英喊回来。他习惯地又把帽子戴在头上,慢慢地走出家门。不一会工夫,余明英和他一块回来了。余明英变化比路翎小,一眼还能认出来。她赶忙用一个粗瓷饭碗给我倒开水,一边倒,一边抱歉地说:“家里有好多年没有茶杯了。”她把带来的一个小纸包搁在方桌上,打开,里面是些糖块,“牛汉,吃糖。”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吃糖。沉默一会之后,我问她家孩子们的情况,她长长地喟叹一声,说:“都耽误了。二女儿现在和我们住在一块。”我也把我们家这些年来的状况略略说了。两家情况没有什么区别。我跟余明英说话时,路翎一个人咯嘣咯嘣地吃起糖块来,他一口气把十几块糖几乎吃光了。余明英摇摇头,笑着对路翎说:“路翎,你吃光了,牛汉吃什么?”路翎好像没听见似的一句话没说,他的面孔毫无表情。连我都想像不出来,路翎这许多年来是怎么活过来的。他的性子比我还暴烈,因此,比我经受的苦难要多。现在他全靠街道每户一毛钱的清洁费维持生计。
  因此,这时,我突然觉出,路翎家里看不到一本书。我就问路翎:“书呢?”余明英代他回答:“早没了,一本书不剩了。”我又问:“他自己的作品也一本没有了吗?”还是余明英回答;“一本书也没了。”她没有作任何解释。我对他们说,我家还有一些路翎的书(我老伴千辛万苦保存下不少书),下次来时把它们都带来。路翎仍安静地坐着,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些年来,路翎不但跟文学界没有什么联系,跟书也不发生关系了。这不止令人感伤,简直是想像不到的事情。过去朋友们在一起时,路翎的话最多,也最吸引人,谈他的作品,谈他遇到的有趣的事。他是个讲故事的能手。眼前的这个路翎是一座冷却已久的火山。过去我们口里常常说“绝望”,此刻才晓得。那不是绝望,只不过是一般的失望而已。
  告别时,路翎和余明英送我到大门口。我们紧紧地握了手。
  两三天后,我把家里找到的路翎的作品送给他,其中有《在铁链中》、《朱桂花的故事》、《求爱》等五六本。我写过一首诗《你打开了自己的书》,收在拙著《温泉》中,记下路翎当时抚摸自己的书,全身颤抖的情景。我还写了一首诗,题目已忘了,是写路翎回家那几年,他固执而焦渴地到阳光下面行走的姿态,现在只记得其中的八行,记在下面,留作纪念:
  
  三伏天的晌午
  路翎独自在阳光里行走
  他避开所有的阴影
  连草帽都不戴
  他不认路早已忘记了路
  只认得记忆中的阳光
  他的女儿
  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
  
  过了两年,路翎的身体健康恢复一些,他勉强会笑了(但跟20多年前的笑还是不能相比的),而且写了一些小诗寄给我。又过了两年,他的妻儿才让他一个人出去走访朋友,之前他上街常常找不到家门。他的眼睛也显得大点亮点。
  哦,祖国,你的苦难的儿子路翎,40年代写过几百万字的路翎,终于慢慢地清醒过来了。现在,他不但写诗,还写长篇小说。

  1987年7月5日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28
中年是下午茶
作者:董桥

  董桥(1924—),福建晋江人。香港作家。著有散文集《双城随笔》、《藏书家的心事》、《另外一种心情》、《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乡愁的理念》等。
  
  一
  中年最是尴尬。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中年是吻女人额头不是吻女人嘴唇的年龄;是用浓咖啡服食胃药的年龄。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早餐吃的是稀饭还是馒头;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元蹄葱爆羊肉都还没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会是清蒸石斑还是红烧豆腐也没主意;至于八十岁以后的消夜就更缈茫了:一方饼干?一杯牛奶?总之这顿下午茶是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不是在伦敦夏蕙那么维多利亚的地方,也不是在成功大学对面冰室那么苏雪林的地方,更不是在北平琉璃厂那么闻一多的地方;是在没有艾略特、没有胡适之、没有周作人的香港。诗人庞德太天真了,竟说中年乐趣无穷,其中一乐是发现自己当年做得对,也发现自己比十七岁或者二十三岁那年的所思所为还要对。人已彻骨,天尚含糊;岂料诗人比天还含糊!中年是看不厌台静农的字看不上毕卡索的画的年龄:“山郭春声听夜潮,片帆天际白云遥;东风未绿秦淮柳,残雪江山是六朝!”
  二
  中年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可是纳坡可夫在巴黎等着去美国的期间,每天彻夜躲在冲凉房里写书,不敢吵醒妻子和婴儿。陀斯妥也夫斯基怀念圣彼得堡半夜里还冒出白光的蓝天,说是这种天色教人不容易也不需要上床,可以不断写稿。梭罗一生独居,写到笔下约翰·布朗快上吊的时候,竟夜夜失眠,枕头下压着纸笔,辗转反侧之余随时在黑暗中写稿。托玛斯·曼临终前在威尼斯天天破晓起床,冲冷水浴,在原稿前点上几支蜡烛,埋头写作二三小时。亨利·詹姆斯日夜写稿,出名多产,跟名流墨客夜夜酬酢,半夜里回到家里还可以坐下来给朋友写十六页长的信。他们都是超人:杂念既多,文章也多。
  中年是危险的年龄:不是脑子太忙、精子太闲;就是精子太忙、脑子太闲。中年是一次毫无期待心情的约会:你来了也好,最好你不来!中年的故事是那只扑空的精子的故事:那只精子日夜在精囊里跳跳蹦蹦锻炼身体,说是将来好抢先给成健康的胖娃娃;有一天,精囊里一阵滚热,千万只精子争先恐后往闸口奔过去,突然间,抢在前头的那只壮精子转身往回跑,大家莫名其妙问他干嘛不抢着去投胎?那只壮精子喘着气说:“抢个屁!他在自渎!”
  三
  “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这是中年。《晋书》本传里记阮咸,说“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锦绮灿目。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大家晒出来的衣服都那么漂亮,家贫没有多少衣服好晒的人,只好挂出了粗布短裤,算是不能免俗,姑且如此而已。
  中年是“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的年龄。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28
朋友四型
作者:余光中

  余光中(1928—),福建永春人,生于南京。著有散文集《逍遥游》、《听听那冷雨》,诗集《五陵少年》、《白玉苦瓜》等。
  
  一个人命里不见得有太太或丈夫,但绝对不可没有朋友。即使是荒岛上的鲁滨逊,也不免需要一个“礼拜五”。一个人不能选择父母,但是除了鲁滨逊之外,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照说选来的东西,应该符合自己的理想才对,但是事实又不尽然。你选别人,别人也选你。被选,是一种荣誉,但不一定是一件乐事。来按你门铃的人很多,岂能人人都令你“喜出望外”呢?大致说来,按铃的人可以分为下列四型:
  第一型,高级而有趣。这种朋友理想是理想,只是可遇不可求。世界上高级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级又有趣的人却少之又少。高级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喜欢,又高级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狎,交接愈久,芬芳愈醇。譬如新鲜的水果,不但甘美可口,而且富于营养,可谓一举两得。朋友是自己的镜子。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朋友,自己的境界也低不到哪里去。东坡先生杖履所至,几曾出现过低级而无趣的俗物呢?
  第二型,高级而无趣。这种人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诤友,甚至是畏友了。这种朋友,有的知识丰富,有的人格高超,有的呢,“品学兼优”像个模范生,可惜美中不足,都缺乏那么一点儿幽默感,活泼不起来。你总觉得,他身上有那么一个窍没有打通,因此无法豁然恍然,具备充分的现实感。跟他交谈,既不像打球那样,你来我往,此呼彼应,也不像滚雪球那样,把一个有趣的话题越滚越大。精力过人的一类,只管自己发球,不管你接不接得住。消极的一类则以逸待劳,难得接你一球两球。无论对手是消极积极,总之该你捡球,你不捡球,这场球是别想打下去的。这种畏友的遗憾,在于趣味太窄,所以跟你的“接触面”广不起来。天下之大,他从城南到城北来找你的目的,只在讨论“死亡在法国现代小说中的特殊意义”。为这种畏友捡一晚上的球,疲劳是可以想见的。这样的友谊有点像吃药,太苦了一点。
  第三型,低级而有趣。这种朋友极富娱乐价值,说笑话,他最黄;说故事,他最像;消息,他最灵通;关系,他最广阔;好去处,他都去过;坏主意,他都打过。世界上任何话题他都接得下去,至于怎么接法,就不用你操心了。他的全部学问,就在不让外行人听出他没学问。至于内行人,世界上有多少内行人呢?所以他的马脚在许多客厅和餐厅里跑来跑去,并不怎么露眼。这种人最会说话,餐桌上有了他,一定宾主尽欢,大家喝进去的美酒还不如听进去的美言那么“沁人心脾”。会议上有了他,再空洞的会议也会显得主题正确,内容充沛,没有白开。如果说,第二型的朋友拥有世界上全部的学问,独缺常识,那么这一型的朋友则恰恰相反,拥有世界上全部的常识,独缺学问。照说低级的人而有趣味,岂非低级趣味,你竟能与他同乐,岂非也有低极趣味之嫌?不过人性是广阔的,谁能保证自己毫无此种不良的成分呢?如果要你做鲁滨逊,你会选第三型还是第二型的朋友做“礼拜五”呢?
  第四型,低级而无趣。这种朋友,跟第一型的朋友一样少,或然率相当之低。这种人当然自有一套价值标准,非但不会承认自己低级而无趣,恐怕还自以为又高级又有趣呢?否则,余不欲与之同乐矣。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29
听听那冷雨
作者:余光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使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橱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山居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地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回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籁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气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入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闲,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缭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象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在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黯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霉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粘粘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他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寻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来,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蜗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濑泻过,秋意便弥漫日式的庭院了。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阁阁,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叫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寻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料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和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29
姑苏菜艺
作者:陆文夫

  陆文夫(1928—),江苏人。著有小说集《小巷深处》、《小巷人物志》、《美食家》等。
  
  我不想多说苏州菜怎么好了,因为苏州市每天都要接待几万名中外游客,来往客商,会议代表,几万张嘴巴同时评说苏州菜的是非,其中不乏吃遍中外的美食家,应该多听他们的意见。同时我也发现,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人都说自己的家乡菜好,你说吃在某处,他说吃在某地,究其原因,这吃和各人的环境、习性、经历、文化水平等等都有关系。
  人们评说,苏州菜有三大特点:精细、新鲜、品种随着节令的变化而改变。这三大特点是由苏州的天、地、人决定的。苏州人的性格温和,办事精细,所以他的菜也就精致,清淡中偏甜,没有强烈的刺激。听说苏州菜中有一只绿豆芽,是把鸡丝嵌在绿豆芽里,其精的程度可以和苏州的刺绣媲美。苏州是鱼米之乡,地处水网与湖泊之间,过去,在自家的水码头上可以捞鱼摸虾,不新鲜的鱼虾是无人问津的。从前,苏州市有两大蔬菜基地,南园和北园,这两个菜园子都在城里面。菜农黎明起菜,天不亮就可以挑到小菜场,挑到巷子口,那菜叶上还沾着夜来的露水。七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千方百计地从北京调回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为了回到苏州来吃苏州的青菜。这位朋友不是因莼鲈之思而归故里,竟然是为了吃青菜而回来的。虽然不是惟一的原因,但也可见苏州人对新鲜食物是嗜之如命的。头刀(或二刀)韭菜、青蚕豆、鲜笋、菜花甲鱼、太湖莼菜、马兰头……四时八节都有时菜,如果有哪种时菜没有吃上,那老太太或老先生便要叹息,好像今年的日子过得有点不舒畅,总是缺了点什么东西。
  我们所说的苏州菜,通常是指菜馆里的菜,宾馆里的菜,其实,一般的苏州人并不是经常上饭店,除非是去吃喜酒,陪宾客什么的。苏州人的日常饮食和饭店里的菜有同有异,另成体系,即所谓的苏州家常菜。饭店里的菜也是千百年间在家常菜的基础上提高、发展而定型的。家常过日子没有饭店里的那种条件,也花不起那么多的钱,所以家常菜都比较简朴,可是简朴并不等于简单,经济实惠还得制作精细,精细有时并不消耗物力,消耗的是时间、智慧和耐力,这三者对苏州人来说是并不缺乏的。
  吃也是一种艺术,艺术的风格有两大类。一种是华,一种是朴;华近乎雕琢,朴近乎自然,华朴相错是为妙品。人们对艺术的欣赏是华久则思朴,朴久则思华,两种风格流轮交替,互补互济,以求得某种平衡。近华还是近仆,则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吃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说,炒头刀韭菜、炒青蚕豆、荠菜肉丝豆腐、麻酱油香干拌马兰头,这些都是苏州的家常菜,很少有人不喜欢吃的。可是日日吃家常菜的人也想到菜馆里去弄一顿,换换口味。已故的苏州老作家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先生,算得上是苏州的美食家,他们的家常菜也是不马虎的。可在当年我们常常相约去松鹤楼“尝尝味道”。如果碰上连续几天宴请,他们又要高喊吃不消,要回家吃青菜了。前两年威尼斯的市长到苏州来访问,苏州市的市长在得月楼设宴招待贵宾。当年得月楼的经理是特级服务技师顾应根,他估计这位市长从北京等地吃过来,什么市面都见过了,便以苏州的家常菜待客,精心制作,朴素而近乎自然。威尼斯的市长大为惊异,中国菜竟有如此的美味!苏州菜中有一只松鼠桂鱼,是苏州名菜,家庭中条件有限,做不出来。可是苏州的家常菜中常用雪里蕻烧桂鱼汤,再加一点冬笋片和火腿片。如果我有机会在苏州的饭店作东或陪客的话,我常常指明要一只雪里蕻大汤桂鱼,中外宾客食之无不赞美。桂鱼雪菜汤虽然不像鲈鱼莼菜那么名贵,却也颇有田园和民间的风味。顺便说一句,名贵的菜不一定都是鲜美的,只是因其有名或价钱贵而已。烹调艺术是一种艺术,艺术切忌粗制滥造,但也反对矫揉造作,热衷于原料的高贵和形式主义。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事业的发展,经济交往的增多,苏州的菜馆生意兴隆,日无虚席。苏州的各色名菜都有了恢复与发展,但也碰到了问题,这问题不是苏州所特有,而是全国性的。问题的产生也很简单:吃的人太多。俗话说人多没好食,特别是苏州菜,以精细为其长,几十桌筵席一起开,楼上楼下都坐得满满的,吃喜酒的人像赶集似的涌进店堂里。对不起,那烹饪就不得不采取工业化的方式了,来点儿流水作业。有一次,我陪几位朋友上饭馆,饭店的经理认识我,对我很客气,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即要求那菜一只只地下去,一只只地上来。经理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办不到。”
  所谓一只只地下去,就是不要把几盆虾仁之类的菜一起下锅炒,炒好了每只盆子里分一点,使得小锅菜成了大锅菜。大锅饭好吃,大锅菜却并不鲜美,尽管你是炒的虾仁或鲜贝。
  所谓一只只地上来,就是要等客人们把第一只菜吃得差不多时,再把第二菜下锅。不要一涌而上,把盆子摞在盆子上,吃到一半便汤菜冰凉,油花结成油皮。中餐和西餐不同,中餐除掉冷盆之外,都是要趁热吃的。饭店经理也知道这一点,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哪来那么多的人手,哪来那么大的场地?红炉上的菜单有一叠,不可能专用一只炉灶,专用一个厨师来为一桌人服务,等着你去细细地品味。如果服务员不站在桌子旁边等扫地,那就算是客气的。
  有些老吃客往往叹息,说传统的烹调技术失传,菜的质量不如从前,这话也不尽然。有一次,苏州的特一级厨师吴涌根的儿子结婚,他的儿子继承父业,也是有名的厨师,父子合作了一桌菜,请几位老朋友到他家聚聚。我的吃龄不长,清末民初的苏州美食没有吃过,可我有幸参加过50年代初期苏州最盛大的宴会,当年苏州的名厨师云集,一顿饭吃了四个钟头。我觉得吴家父子的那一桌菜,比起50年代初期来毫无逊色,而且有许多创造与发展。内中有一只拔丝点心,那丝拔得和真丝一样,像一团云雾笼罩在盘子上,透过纱雾可见一只雪白的蚕蛹(小心点)卧在青花瓷盆里。吴师傅要我为此菜取个名字,我名之曰“春蚕”,苏州是丝绸之乡,蚕蛹也是可食的,吴家父子为这一桌菜准备了几天,他哪里有可能有精力每天都办它几十桌呢?
  苏州菜的第二个特点便是新鲜、时鲜,各大菜系的美食无不考究这一点,可是这一点也受到了采购、贮运和冷藏的威胁。冰箱是个好东西,说是可以保鲜,这里所谓的保鲜是保其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坏,而不能保住菜蔬尤其是食用动物的鲜味。得月楼的特级厨师韩云焕,常为我的客人炒一只虾仁,那些吃遍中外的美食家食之无不赞美,认为是一种特技,可是这种特技有一个先决条件,那虾仁必须是现拆的,用的是活虾或是没有经过冰冻的虾。如果没有这种条件的话,韩师傅也只好抱歉:“对不起,今天只好马虎点了,那虾仁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看来,这吃的艺术也和其他的艺术一样,也都存在着普及与提高的问题。饭店里的菜本来是一种提高,吃的人太多了以后就成了一种普及,要在这种普及的基础上再提高,那就只有在大饭店里开小灶,由著名的厨师挂牌营业,就像大医院里开设主任门诊,那挂号费当然也得相应地提高点。烹调是一种艺术,真正的艺术都有艺术家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集体创作与流水作业会阻碍艺术的发展。根据中国烹饪的特点,饭店的规模不宜太大,应开设一些有特色的小饭店。小饭店的卫生条件很好,环境不求洋化而具有民族的特点。像过去一样,炉灶就放在店堂里,文君当炉,当众表演,老吃客可以提了要求,咸淡自便。那菜一只只地下去,一只只地上来当然就不成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拿起筷子来:“请,趁热。”每个小饭店只要有一两只拿手菜,就可以做出点名声来。当今许多有名的菜馆,当初都是规模很小;当今的许多名菜,当初都是小饭馆里创造出来的。小饭馆当然不能每天办几十桌喜酒,那就让那些欢喜在大饭店里办喜酒的人去多花点儿气派钱。问题是那些开小饭店的人又不安心了,现在有不少的人都想少花力气多赚钱,不花力气赚大钱。
  苏州菜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任何传统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这些年来苏州的菜也在变,偶尔发现有川菜和鲁菜的渗透。为适应外国人的习惯,还出现了所谓的宾馆菜。这些变化引起了苏州老吃客们的争议,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去年,坐落在察院场口的萃华园开张,这是一家苏州烹饪学校开设的大饭店,是负责培养厨师和服务员的。开张之日,苏州的美食家云集,对苏州菜未来的发展各抒己见。我说要保持苏州菜的传统特色,却遭到一位比我更精于此道的权威的反对:“不对,要变,不能吃来吃去都是一样的。”我想想也对,世界上哪有不变的东西。不过,我倒是希望苏州菜在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注意向苏州的家常菜靠拢,向苏州的小吃学习,从中吸收营养,加以提炼,开拓品种,这样才能既保持苏州菜的特色,而又不在原地踏步,更不至于变成川菜、鲁菜、粤菜等等的炒杂烩。
  如果我们把烹饪当作一门艺术的话,就必须了解民间艺术是艺术的源泉,有特色的艺术都离不开这个基地,何况苏州的民间食品是那么的丰富多采,新鲜精细,许多家庭的掌勺人都有那么几手。当然,把家常菜搬进大饭店又存在着价格问题,麻酱油香干拌马兰头,好菜,可那原料的采购、加工、切洗都很费事,却又不能把一盘拌马兰头卖它二十块钱。如果你向主持家政的苏州老太太献上这盘菜,她还会生气:“什嘛,你叫我到松鹤楼来吃马兰头!”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0
大勇者的风度
作者:唐达成

  唐达成(1928—1999),湖南长沙人,作家、文学评论家。
  
  苏轼在《留侯论》中,研究分析了张良辅佐刘邦的生平和他前后的作为,区分出了两种勇敢,一种是逞强斗狠的匹夫之勇,另一种则是大勇。这种大勇者,按他的说法是:“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就是说,具有大勇者风度的雄伟非常之人,由于气节自高,胸怀浩然,世俗庸见不能使之屈合,淫威暴力不能使其曲躬,而以磊落坦荡的所作所为成就一代风范,这才可称之为大勇。
   中外史籍上,记载了不少这样的“大勇者”,但这样有过人之节的豪杰之士,由于所处人生际遇与历史背景的不同,表现出的风度又是各有不同的。
  比如近代史上,坚决主张变法的谭嗣同的一生,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可以说在当时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仁人志士中,他所达到的民主意识的高度,已远远超出了同代人之上,他在《仁学》一文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在他看来,所谓“圣明天子”,无非是共举“为民办事者”,既然共举之,自然也“可共废之”。在封建专制如层层磐石重压之下,谭嗣同竟有这样犀利透辟的思想,真可谓石破天惊,如黄钟大吕,震聋发聩。因此他在变法之举中,比同辈人更为坚决、更为果敢,这是和他“挟持甚大”,“其志甚远”密不可分的。但不幸,由于袁世凯阴险叛卖,风云骤变,变法之举终于面临败局。但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本来还是有机会逃亡的,甚至日本友人也曾劝他东渡,他却断然拒绝,并以决绝的态度,说了这样一席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气贯长虹,而沉痛悲愤之情,更是溢于言外。他的“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者风度,是决心要以自己的血震惊依然麻木的世人,擦亮依然昏浊的万千双眼睛,他正是以自己的慷慨殉志,表现了大勇者的风度。
  明末十七岁的少年夏完淳则又不同,他从十四岁即随父亲起兵抗清,兵败后父亲殉难。他秉承父志,继续投身抗清运动,新婚才三个月,即不幸被捕,押解到南京受审,面对洪承畴,他无畏无惧,痛斥洪的无耻叛卖,终于被凌迟处死。在狱中他给新婚妻子与母亲各写了一封绝笔书,两信都情致宛转凄侧,对妻子与母亲的关切感念之情,更是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字字血泪,但是舍身取义的豪宕之气,依然汹涌于字里行间。他在《上母书》中写道:“……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忘。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勿悲勿悲!……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生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噩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可以无愧矣。”少年英豪,倾吐肺腑,语撼天地,完全是大勇者的风度,数百年后,读此绝笔,仍不能不令人为之感慨动容。
  现代著名散文家陆蠡,在日军入侵上海后,留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后来遭到日军搜查,并运走两大卡车书籍。当时陆蠡正外出,本是可以躲避的,但他认为书店既由他负责,他有责任去捕房问个究竟,结果,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部。据一位曾与他同关狱中的难友说:“一次日本人把陆蠡提出去问口供:‘你爱国不爱国?’他不能违背良心,自然说:‘爱国。’又问:‘你赞成不赞成南京政府?’(指汉奸汪精卫政府)他说:‘不赞成。’又问:‘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国征服。’他断然回答:‘绝对不能征服。’日本人恨他态度顽强,诬他一定有政治背景,给上了酷刑,几次提审,他决不改口,终于因受酷刑吐血而亡。”
  刘西渭(即李健吾)先生在论及此事时,曾深刻地指出:“他可以撒谎,然而诚实是他的天性,他的勇敢不含丝毫矫情。为什么我们能够最后保持胜利?正因为这个老大民族忽然迸出了这些信心坚定视死如归的年轻人。古代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被判死以前,曾为自己这样申诉:‘我宁可照我的样式说话而死,也不照你们的样式说话而生。’”
  据说陆蠡是个口齿钝拙,情感深敛,甚至有几分羞怯的老实人,他天真而朴实,但在事关大节面前,他竟是如此镇静从容,义无返顾,毫不含糊,一个年轻而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就这样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但从他身上迸射闪耀的,正是大勇者不灭的光辉。
  近日见报载,欧美正在纪念二次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五十周年。这次为开辟第二战场的登陆之举,是给德国法西斯以致命打击的战略决策,当时指挥此役的最高统帅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据现在发表的回忆文章说,当时在决定登陆的时机上,是颇费踌躇的,天气又极端不好,暴雨如泻。据预报只有六月六日可能晴朗一天,统帅部内众说纷纭。但是拖延时日,这次事关二次大战前途的重大战役秘密,就有可能被德军识破,而登陆如失败,其影响与后果则更不堪设想。在这重重严峻沉重的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思索再三,断然决定于六月六日按照计划,大举出击登陆。慨然表现出他作为统帅的无畏胆识与雄大气魄。登陆终于一举成功,为战胜法西斯奠定了又一块重要基石。但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决定下达后,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因为此举成败,关系实在太大了,因此后来他在一张便笺上草拟了一篇新闻稿,以供必要时使用。他写道:“我们的登陆……已经失败,我已将部队撤回。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的决定是根据能够得到的最可靠情报作出的。我们的军队都非常勇敢和尽职,要说有什么责任和缺点的话,全都是我一个人的。”(见1994年6月5日《参考消息》6版)显然,这封信是准备万一登陆失败而写的,从信中可以窥出这位率领百万大军的统帅内心的焦灼与不安,但可敬佩的是,万一登陆失败,他就要毅然将这重大的历史责任全部由自己肩负起来,不怨天,不怨地,更不诿过于他人,即使是十字架,他也要一人承担起来。这不愧是统帅的胸襟,更不愧为大勇者的风度。
  苏轼在《留侯论》中分析:张良青年时,面对秦王暴政,曾求力士以铁椎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这是“不忍忿之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而后来受兵书于黄石老人,并数经老人“倨傲鲜腆而深折之”,使张良“忍小忿而就大谋”,终于思想上成熟起来,完成了击败项羽的大业,这方可谓之“大勇者”。由此可见,大勇者的风度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正是由于志向高远,以社稷国家兴亡大事为己任,以忧济天下为大志,方能临事不惊,虽于生死之间,仍能慷慨从容,举重若轻,镇静自若。中外史籍所载大勇者的事迹灿若星辰,正是他们构成了人类不断进取的脊梁。

  1994年夏
  选自《随笔》1994年6期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0
梅香正浓
作者:白 桦

  白桦(1930—),原名陈佑华,生于河南信阳。著有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岜人的歌》、《悲歌与欢歌》、《白桦的诗》等。
  
  我自幼酷爱诵读中华民族英烈们所给我们遗留的诗文,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秋瑾……也酷爱诵读他们的同代人或后人关于他们的记述。只要有可能,我都要去探访他们的故居、墓地,和留有他们血迹及深深脚印的土地。我以为和他们相关连的风物倍加亲切,虽然每一次都有一种悲愤苍凉的思绪久久不能释然,我还是要去寻觅、登临,并感念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概。
  人,知炎凉、知利害,易;知耻,却难;知耻而后洁身至死,更难。我想在这里披露一件我九岁时遇到的一件事。我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就是京剧里的宋士杰住的那个信阳州,他的小旅店开在西门之外,我家住在西门之内。1939年,苦难中原已经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一年。一个深秋的傍晚,一小队日本宪兵牵着一个浑身血污的年轻抗日志士,押往西门外的乱尸岗,那里是历朝历代行刑杀人的屠场。一群无知的顽童(其中也有成人)呼啸着尾随在这些刽子手的背后去看热闹,我被这股愚昧、无聊和癫狂的冲动所吸引,被卷进他们的行列。刚刚走到西邻豆腐坊王大娘的门前,我的胳膊突然被一只非常强有力的手抓住,一把就将我从那群人中间拉了出来,我差一点被摔倒在臭水沟里。抬头一看,是王大娘。她怒不可遏地问我:
  “你去哪儿?……你起什么哄?你爹被他们活埋才几天?……你!怎么能这样……”她的话如同当顶霹雳,使我在一阵颤栗之后失去了知觉。在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我都不敢在街坊邻居们面前抬头,我开始知耻了。每当我在多乖命运的途中走近污秽泥潭的时候,那位可敬而严厉的王大娘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并及时伸出有力的手把我牢牢抓住。
  今年我才有机会访问苏北文化名城扬州,五月的最后一个上午,当我登上扬州广储门外的梅花岭,站在高大的银杏树下,立即想起我曾熟读过的两篇散文。一篇是清桐城学派的创始人方苞写的《左忠毅公逸事》,一篇是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治罪幸而免死的学者全祖望写的《梅花岭记》。前者并未直接记述史可法,写的是史可法的宗师、明末东林党人左光斗。文章以左光斗“视学京畿”起笔,描写他在风雪古寺之中偶见一书生伏卧案头,他读了书生刚刚写就的文稿,立即脱下自己的貂裘盖在书生身上,并为他关上门户。和尚告知他:那书生名叫史可法。不久,左光斗主试,当他听到门吏唱出史可法的名字的时候,“瞿然注视”,当即“面署第一”。并召见,在史可法拜见左夫人的时候,左光斗说:“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文章紧接着就写到左光斗被阉党陷入牢狱,史可法朝夕在狱外无门可入。当他听说左光斗受了炮烙之刑,命在旦夕,立即筹了五十两黄金,“涕泣谋于禁卒”,禁卒受到感动,让史可法化装为掏粪者进入牢房,史可法跪着抱住已经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左光斗呜咽不止。左光斗听出了他的声音,奋臂用手拨开自己溃烂的眼皮,怒目注视史可法,喝斥他速去:“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史可法才“不敢发声”,悄然退出。后来,史可法常常流着泪向人叙及此事:“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应该说,从那时起,铁石肺肝的左光斗也铸造了史可法。
  “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这是全祖望《梅花岭记》一开始的两句话。史可法召集众将表明自己将“与城为殉”的决心,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为义子。“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终于为清兵俘获,史可法“大骂而死”。前一篇文章写史可法未敢昧大义而轻生,后一篇文章写史可法未敢昧大义而惧死。
  南明最后一位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受命于危亡之秋,内忧外患,情势正如“史公墓”前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等把持朝政,大将左良玉病死于军中,其子左梦庚兵败降清。清兵大军压境,各镇兵马又不听史可法的调度,困守孤城,清兵破扬州后屠城十日,尸山血海。风雪寺中苦读的史可法所以能成就为永垂不朽的史可法,难道和不成人形、血肉模糊的左光斗的厉声喝斥没有关系么!?史书里写道:史可法每上书福王论及国事,必再三朗读草稿,涕泪满面,部将与士兵均为之动容。这就是为什么扬州城破之后,全军将士无一降敌的重要原因。史可法的精神光焰烛照孤城扬州,并点燃了每一个军民胸中的正气。
  史可法生前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但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因而生出许多“史可法未死”的传说和众多冒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来。全祖望接着写了一段明末第一号大汉奸洪承畴与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的对话。洪问孙:“你在军中,知不知道史可法是果真死了?还是活着?”孙反问他:“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果真死了?还是活着?”洪承畴狼狈不堪,急令斩杀孙兆奎。全祖望感叹说:“其气浩然,长留天地之间。”左光斗之前,中华先烈灿若繁星;左光斗之后有史可法,史可法之后,有孙兆奎,有夏允彝父子,有秋瑾,李大钊,方志敏……依然是群星璀璨。
  史可法墓前的飨堂上有一幅当代人撰写的七言楹联,使我吟哦良久: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红梅如血泪,明月是冰心。“二分明月”出自唐代诗人徐凝的诗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瞻仰了史可法的衣冠冢以后,西向步入史公祠,祠内挂有史可法坐像。这位出生于中原的乡里先贤似在审视我,使得我顿时由伤感而肃然。一位中年女解说员走过来主动向我介绍史可法的生平事迹,虽然这些解说词她讲述过何止千百遍,依然声情并茂,激情溢于言表。馆长走进来对她说:“你不要给白先生讲解了,他不需要你讲解。”其实不然,我很想听她讲下去,虽然她讲的一切我都知道。于是,她递给我一本简陋的中学生练习簿,要我留几个字,我有些踌躇。翻开练习簿,看见已有许多景仰者的留言,其中甚至有几位大名鼎鼎的将军和文化人。思索再三,只好恭恭敬敬在练习簿上写下这样几句发自肺腑的感慨:
  “每当我们民族处于危亡之秋,总会出现两类人。一类人有邦国而无自身,敬畏史笔,体恤民苦,壮怀激烈,视死如归。另一类人则重私利而轻大义,色厉内荏、寡廉鲜耻,戕害同胞、践踏故土,只求一时富贵权柄,置世世代代之唾骂于不顾。每念至此,感慨系之,不能自已……”
  伫立梅花岭下,依依不忍即去,虽非梅花开放季节,大地却久久沉浸于浓郁的梅香之中……

  1990年6月初于扬州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1

四 合 院
作者:邓友梅

  邓友梅(1931—),生于天津,祖籍山东省平原县。代表作有《在悬崖上》、《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烟壶》、《追赶队伍的女兵》等。
  
  报纸上说,今后北京的城市建设,要注意保持京城特点、原有风貌了。此举令人感到高兴,但做起来不易。别的不说,连毛泽东主席都承认是北京特征的四合院,如今还剩下几处?剩下来的也被改得面目全非。少有几个完整的,又大半因无力维修,正在颓圮!
  我不想作保守派,更无意复古。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旧建筑物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要,要新陈代谢世界才会进步……这此道理我全懂。就是有一条还没把握:要完全没有四合院了,这儿还算北京吗?
  欧洲也有个名城,叫巴黎。巴黎人在塞纳河边盖了一两组现代派超高层建筑后,越看越别扭,感到照那么干下去就没有巴黎了。于是作出决定,绝不在老城区再盖那类建筑,旧建筑毁了照样复制。维修也整旧如旧,原来砌错了一块石头,画坏了一块壁画,修复时要照样砌错画错,不准改正。要盖新建筑另找地方,巴黎还是巴黎。
  如果他们的作法值得借鉴,咱北京拆四合院时也别那么手狠。新盖楼房不一定非在老建筑地盘上除旧布新。既然花钱找地方盖假大观园假荣国府,不如留下点真王府,真园子,用盖假古董的地方盖新楼。
  不只是王府宅门,普通而标准的四合院,典型的小胡同,保留几处也绝不算多余。它们有存在理由,有保留的价值。就是从经济着眼,长远看也比拆了盖宾馆上算。
  四合院不只是几间房子。它是中国古人伦理、道德观念的集合体,艺术、美学思想的凝固物,是中华文化的立体结晶。不是砌几堵墙盖上个顶,就叫四合院。四合院是砖瓦石当作笔墨纸,记载了中国人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生活方式。不要说整个宅院,就那个大门口便有不少讲究。
  要进院子先得入门,四合院好比一本大书,这大门就是封面。人们见到一本书,都先看封面。了解一下它是谁写的,什么内容?四合院也一样,生人到此,在门前一站,上下左右一瞧,对这家主人就能知道个大概齐,是官宦还是商民?若是官员又是什么品级?是否王公贵族?有什么爵位?受什么封赏?从这大门上都能找到记号,看到标志。如果要进去拜访,知道这些就不致失礼漏怯。从这也看出中国人对大门的重视。要不怎么说亲讲究“门当户对”、交友要问“门第如何”呢!人们还把“奇怪”叫“邪门儿”;“没有希望”叫作“门儿都没有”;老年间要是就有电视剧,那剧名绝对不会叫“爱你没商量”。八成得叫:“爱你认准了这一门儿”。
  要说整个的四合院太费工夫,我也没那么大学问。对四合院的研究我还刚“入门儿。所以凑合着能介绍一下这“门儿”。要想把大门看清楚,得先把它关上。咱们站在大门之前,台阶之下,从上往下看。
  北京的四合院,大多是明清建筑。多数建的是“屋宇式”正门。这种门实际是一排房子,中间开个过道。这一排是几间?房顶用的什么瓦?门上钉多少钉?却处处有讲究,事事有学问。在有皇上的时代,这些居然连皇帝都过问,并降旨实为制度。不守制度就叫“逾制”,逾制皇上是要治罪的。
  这一套本是汉族统治者兴起来的,满洲皇帝入关后在这一点上则全盘汉化了。满洲八旗入关前本来是不住四合院的。民居多是“三面篱笆一面房,南北大炕生火墙”。冬天室内外温差大,窗纸糊在屋内便会被水气沤烂,屋架不高,在房梁拴根绳,吊起个篮子就可作小孩的睡床。因而“东北三大怪”中有两怪是“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但在沈阳故宫却可看到,入关前皇帝的住房已开始受四合院的影响了。所以进关后全盘接受四合院建筑规制绝非偶然,顺治九年皇帝便命政府对四合院建筑的使用作了新的规定。按这个规定,亲王府正门是一溜七间。其中有三间开门,上盖用绿琉璃瓦,每门金钉六十有三。世子府减亲王七分之二,也就是五间。到贝勒就只能是正门三间。启门一间了。这几间门房上边用大屋脊,设吻,脊上有仙人走兽(就是房顶四角上那一溜小人小兽,建筑业的行话管那叫“走投无路”!因为最前边骑凤鸟的仙人位置在房顶的四角尖上,前边就是空中,没一点前进余地了。)
  这是王府,贝勒贝子府的规制。普通百姓,一般官家没这份威风。大门用房别说七开间、五开间,连三开间也不允许。归里包堆只准用一间房。更没资格用琉璃瓦。不过不用担心,以为这么一来其他那些大门口就没了讲究缺少看头。不,这些四合院才是大多数。既有官民也有民宅。中国人是不会不想办法在划定的跑道中跑出花样来的。官有大小,就要表示出不同的等级,民分贫富,也得区别出不同身份。这就创造出了四合院中使用最为广泛、变化最为多样的“广亮大门”。
  一开间的面积,若直不笼统就在中间开个门,那不仅没看头,许多象征性的装饰也无法安排。建筑师们就从门两边想办法。既然是一开间,两侧最边上必定是山墙。就叫这两座山墙向外扩张,伸出两根柱子样的墙腿来像两边的镜框,正面的墙体缩在后边就像是镜面。制度只规定一开间的宽度,可没限制深度。那就在前后方打主意,门框立在屋子中线脊檩之下。门外有足够“余地”。再把地基垫高,使整个大门的地面高出门前街道。大门与街道之间,用层次鲜明、等级繁复的石头台阶联系起来。里边人出来在门口一站,有居高临下之势,外来人要进门,有步步登高之感。这一来就透着点高贵、威严。但是,光这还不够。还不知道这宅门里是当官家的还是民户。为此在大门以上,顶瓦之下跟房檐挨有两件装饰物叫作“雀替”和“三幅云”。这两件东西本是本结构的部件之一,中国建筑家巧妙地把它变化成了房屋的肩章和军衔。只要看一眼有它没有,就知道是不是官家。如果有,再看一看颜色花样,便分出是几品几级了。而这两样装饰物之下,紧挨着就是叫作走马板的地方。那地方恰好是一块横宽竖短的长方形空地,就给挂匾创造了条件。要是状元府,就挂一块“状元及第”的四字匾。若是进士出身就挂上“进士第”三字额。即使是举人出身也可以悬上“文魁”两个大字。做过外任地方官少不了当地绅商送的“爱民如子”“清廉方正”等颂德匾,这些就分悬在正匾的左右。
  如果没有雀替、三幅云,不用说那是民家。对民家来说这走马板所挂的匾额就更为重要。我上小学时和同学打闹,从课桌上掉下来摔坏了臂骨。家人带我到一位著名的正骨大夫家诊治。进了那条胡同,家家都是大宅门。正不知如何打听正骨大夫住的是哪一号,我有位舅舅有学问,就挨门看匾。写“热心教育”的是位某学校校董,写“陶朱遗风”的是绸缎庄东家,直到找着写“妙手回春”、“是乃仁术”他才大胆地去敲门。果然就是医生的住所。也有没匾额的,没关系,人们不会叫那块走马板白闲着,画儿幅彩绘一样能透出富贵吉祥气氛。
  再往下这才是安门框的地方。
  七开间者启五门,五开间的中间三间开门,这都既好办也好看。较难办的是一开间。若整面墙全敞开就安两扇门,空空荡荡一览无余,未免粗俗简陋。中国人不会露这个空子的。办法是只在中心留个门口,门口高低宽窄以可以使轿车通行为度。多余的部分,门口上下左右全用木板镶嵌填补起来。上边那块是走马板,刚才说了正好挂匾额。左右则做成边框,既可以漆成朱红、墨绿等色,也可以在框心画画,成为门口装饰的一部分。而下边则是一块可装可卸的高门坎,在车通行时把它拔出来,车过后再把它镶上。而中心才是钉了木钉的两扇大门。
  大门既要安得稳当,又得开头灵活,这上下两个“轴承”才是真正的“关键”。四合院的这两轴承都有专门的设计。上边一对叫门簪。成长方形从门框左右上角伸出来,把门框、联楹联成一体。里边中间掏个洞正好把门的上轴插入。而外边一头从门上两侧伸出来像两根触角。头部正好雕刻成各种花样作为装饰,常见有四季花草,有“吉祥如意”等字幅,有的干脆就一个大福字大寿字。下边一对轴承因为托着门扇承重,则用石制。这石头长长的像枕头,故称门枕石。里边一半简单,只在平面上打出两个窝放置门轴就行,而伸到外边的一半则要大作文章。可以雕成石狮,也可以做成抱鼓。不论狮子还是抱鼓石都有多种样式,与它前边的石头台阶配合起来组成一个石雕群体。
  这中心部位经过匠心巧运,装修得多彩多姿,相对之下那两边的山墙腿子又显得粗陋寒碜了。中国人办事讲究的是完美周到,九十九拜都拜了不能闪下这一哆嗦。于是这两边山墙上也作出学问来。
  最上边挨着瓦檐处,高高在上最为显眼,恰是砖雕艺术显能的地方,因而多做立体浮雕。花样有多种,既有动物浮雕(工人称为会喘气儿的),也有花卉蕃草。下边还要做上盘头等线脚,最下边多半用做一个小花篮为这一组花雕垫底。因为是大门,人们不光能看见正面,而且能从两侧看到侧面,这侧面也不能马虎了事。于是也用砖雕出柿子、如意、万字等花样,并带有“事事如意”、“万事如意”的祝愿。
  看到这算完了吗?还没有。您看完了门的正脸,难保不回身瞧瞧身后,再不然由远处走来,你会左顾右盼。既看了大门本身,绝不会不瞧瞧它的对面。门前大街两侧是一个建筑单元,一个艺术空间。大门修得再好,对面乱七八糟也不成体统,也造不成完整的艺术形象。
  大门对面作为陪衬和对应的建筑物就是影壁。
  这院外的影壁是段独立的墙壁。有一字形与八字形两种。不论哪种,上边都要起脊,其作法与屋顶一样。下边则要建须弥座或碱墙。
  影壁的要点是影壁心,影壁心有硬心与软心之分。硬心要用斧刃方砖磨砖对缝斜砌而成,四周及中间可以加上各种雕饰花样。按雕饰花样多少而分,又可分作中心四岔带三层檐,中心四岔带柱枋,中心带雕砖匾牌……多种。而中心雕砖的中间又有钩子莲、凤凰牡丹、荷叶莲花、松竹梅岁寒三友等等花色。有柱枋的柱顶上头要做瓶形花样,须弥座上也需雕有花草饰物。而匾牌上则必用“鸿喜”、“迎祥”、“迪吉”、“戬”等词句。
  说到这儿,就不妨闭上眼设想一下:您因事初次拜访一户人家。顺着胡同由远而近走过来,迎面看见这一家宅门,左边是八字形又高又大的影壁,影壁顶上是黑色筒瓦元宝脊,影壁下面是汉白玉的须弥座。影壁四边是雕的万字不到头的边框,往里又是砖雕梅兰竹菊花卉。影壁中心砖雕匾牌大书“戬”二字。往右看好大一个门楼,门楼顶上起脊,屋角却没有仙人走兽。便知道这一户不是王府贝勒。可是往下一看,房檐下却是彩画的雀巢,三幅云紧挨着走马板上悬挂的匾额,黑匾金字上写的是“化被草木”、“勤政爱民”,便知也绝不是百姓,而是这位官员的底邸了。再往下看,果然乌漆大门上兽关门环,门环旁漆书门对。上联写“诗书继世”,下联对“忠厚传家”。门框两侧楹联用的是“书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万世耕”,便进一步知道这是位科举出身文官。门上方两侧伸出精雕彩绘的门簪,门簪上刻着吉祥如意,门下边两边石狮把门,汉白玉石阶一直辅到当街。街边又有上马石拴马桩。大门两侧凸出的山墙腿子磨砖对缝,上下都有雕花。两个墙腿子之间,门前顶棚之下一溜悬挂着四盏皮灯。置身于此,必然被一种庄重、高雅的气氛所感染。然后才带着谦恭的态度走上石阶扣响门环。
  您也许以为大门这一部分已经观赏完毕,可以入门了,等门内一阵响动,大门洞开,这时您才发现看了半天才只看完一半,原来大门是安在脊檩之下的,恰好是门楼的正中间,大门之内还有一半。里边那一半比外边更辉煌、更多彩。同是一个屋顶,大门外边一半是天花,大门以里则是吊顶;两侧墙面被梁柱隔成了数块大小不等的长方形墙面。每块都以其形状做成浮雕或彩画,块小的可以雕刻花鸟竹石,块大的可以画人物故事。“松下问童子”,“渔樵耕读”,“钟子期听琴”,有情有景,百观不厌。靠近山墙顶部的那块三角墙面,被梁柱割得块更小了,人们称作“五花象眼”,则干脆用黑白两种灰连刻带塑做出半立体的图案或图画来。山墙下边沿着东西各放一条春凳。越过春凳往里看,迎着大门却又立着了一面影壁,影壁前树着假山石,种了碧桃、海棠。东西两边又各有一道矮墙,墙中各开了一个月亮门洞。月亮门洞中是绿色大漆酒金粉的屏门……到这为止,你才算看见“大门”这一组艺术空间的全部。但也只是看到了大门,至于四合院里边是什么样,还没看见,那是入门以后的事。咱看了半天,编辑给的时间已经用完,还没“入门”呢!
  由此可以相信,四合院确实是中国人在建筑艺术的一大创造,对世界文化一大贡献,称得上是一门学问。要叫它消失在咱们手里,对祖宗对后人都不好交代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2
尴尬二十四
作者:流沙河

  流沙河(1931—),生于四川成都,原籍四川金堂县。著有诗集《告别火星》、《农村晨曲》、《流沙河诗选》等。
  
  50年代初,参加革命,不懂规矩,犯了错误,当众宣读自我检查,心头紧,舌头笨,竟将表态句:“回到人民立场”误读成“回到国民立场”。听见周围哗笑,急改口,殊不知又错误说成“民国立场”。立刻招来痛斥,乃自掴其脸焉。
  
  乡村诊所设备简陋,病员趴在长凳,不论男女,暴露白臀于众目睽睽下,接受注射。
  
  戴上右派帽子,剥夺同志称呼,适逢国庆,机关食堂设宴聚餐,幸蒙管理人员叫去恭陪末座。方窃喜也,正欲进攻麻辣鸡块,忽听首长厉声宣布:“在座各位,凡属革命同志,请起立,干一杯!”起呢,还是不起?干呢,还是不干?Tobeornottobe,恰似汉姆雷特。
  
  初邀女友饮聚于西餐厅,叫菜阔绰。餐毕付账,天哪,出门忘带钱包!
  
  刚刚被撤职,党外尚不知,仍以官衔高声敬称,恰恰又被夙敌听见。
  
  剽窃他人作品,改头换面,荣获地区好评,应邀赴会登台介绍创作经验,谈得舌现莲花之际,惊见被剽窃者闯入会场,昂头阔步,直向讲台走来。
  
  右派分子拉粪一车,遇女友陪股长在桥上看风景。
  
  衣锦荣归,宴飨亲友,门庭若市,忽有髫年伙伴,今蓬头垢面已划成坏分子矣,跑上门来大声嚷嚷:“哈!你哥子就认不出老弟啦!我们一起偷过王癞子的烧饼呀!”
  
  低头挨斗,详细交代“乱搞男女关系”具体操作过程。
  
  收到国宴请柬,心情过于激动,错看“下午九点”为“上午九点”,提前赴宴入座,被宾馆保卫科逮去审查,由本单位行政首长前来取保开释。
  
  长官大讲笑话。宾客皆僚属也,莫不承欢凑趣。其妻扯袖耳语:“他们听你讲过多少次啦!”
  
  独坐公园长椅,闭目深挖鼻洞,因舒畅而歪嘴皱眉。事毕正欲弹掉指尖秽垢,睁眼发现女友站在近前,白绢掩红樱,且作呕吐状。
  
  再婚宴飨造反弟兄,前妻跑来百般嘲谑,轰动酒楼。
  
  写给江青的效忠信“文革”后被夙敌弄到手,油印散发。
  
  陪诗人观光团逛书店,惊见自己前几年出版的得意之作堆放在廉价部,五折处理,脸遂为之赧矣。团长与人为善,慷慨买了,分赠团员,人手十册。营业员喜,乃试探曰:“您老如果还要,我去库房搬来,三折优惠。”
  
  重读自己“文革”时期亲笔写的检举揭发。
  
  貌似某影星,被要求签名,身陷重围。
  
  骗外行的虚职一长串被介绍于大庭广众,且冠以“全国著名的”云云,又补充说:“相当于副厅级!”然后宣布,“大家鼓掌,热烈欢迎!”不敢不站起来,三鞠躬谢盛情。随即听见小声议论:“他很谦虚!”此时汗颜,恨地无洞。
  
  独子待业在家,怨詈其父:“你为啥不早骟!”
  
  年届半百,落实政策,重操文学编辑旧业,竟获得“东郭先生奖”,被呼为“养狼专业户”。
  
  行贿欠艺术,触怒受贿人,当场被警告,礼品踢出门。
  
  沿街讲演文明礼貌,忽被舞女揪住不放,追讨夜合钱。
  
  作客富贵人家,错用脚巾洗脸,被女仆窃笑。
  
  白丁标榜清流,不取非义之财,而家境日困矣,犹去宣讲良心,提倡德育,遂有听众递上纸条:“贫贱而语仁义,甚可羞也!司马迁是这样说的。先生,你羞不羞?”

  1991年三伏立秋日在成都
  选自《随笔》1991年6期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2
我爱喝稀粥
作者:王蒙

  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王蒙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散文集《桔黄色的梦》、《访苏心潮》等,有《王蒙选集》行世。
  
  在我的祖籍河北省南皮县,和河北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人们差不多顿顿饭都要喝稀粥。甚至在米饭炒菜之后,按道理是应该喝点汤的,我们河北人也常常是喝粥。
  家乡人最常喝的是“黏粥”,即玉米面或玉米子熬的糊糊。乡亲们称做这种粥为“嚓(音ca)”,他们说“嚓锅黏粥”,而不说什么“熬一锅粥”。新下来的玉米,有时候加上红薯,饭后喝上两碗,一可以补足尚未完全充实饱满的胃,二可以提供进餐时需要摄入的水分(那时候我们进餐的时候可没有什么饮料啊——没有啤酒可乐,也没有冰水矿泉水),三可以替代水果甜食冰激凌,为一顿饭收收尾,做做总结,把嘴里的咸、腥、油腻、酸、辣(如果有的话)味去一去,为一顿饭打上个句号。
  喝稀粥的时候一般总要就一点老腌萝卜之类的咸菜。咸稀与稀粥是互相提味、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这一点无须多说。吃惯了这种搭配,即使吃白米粥、糯米粥、牛奶麦片粥、燕窝粥、海鲜粥,如我后来有幸吃过的那样,也常常不能忘情于老腌萝卜、云南大头菜或者四川榨菜;还有“天源酱园”、“六必居”、保定“春不老”的名牌特制酱菜,咸菜也是不断发展丰富提高的,常吃稀粥咸菜也罢,食者是完全用不着气馁的。
  也有属于甜点性质的粥:赤豆汤、八宝莲子粥、板栗、杏仁、花生做的羹食等等。就不就咸菜,则无一定之规了。
  粥喝得多、喝得久了,自然也就有了感情。粥好消化,一有病就想喝粥,特别是大米粥。新鲜的大米的香味似乎意味着一种疗养,一种悠闲,一种软弱中的平静,一种心平气和的对于恢复健康的期待和信心。新鲜的米粥的香味似乎意味着对于病弱的肠胃的抚慰和温存。干脆说,大米粥本身就传递着一种伤感的温馨,一种童年的回忆,一种对于人类的幼小和软弱的理解和同情,一种和平及与世无争的善良退让。大米粥还是一种药,能去瘟毒、补元气、舒肝养脾、安神止惊、防风败火、寡欲清心。大鱼大肉大虾大蛋糕大曲老窖都有令人起腻,令人吃勿消的时候,然而大米粥经得住考验而永存。
  另一种最常喝的粥就是“黏粥”了。捧起大粗碗,“踢溜踢溜”吸吮着玉米面嚓的稠稠糊糊、热热烫烫的黏粥,真有一种与大地同在、与庄稼汉同呼吸、与颗颗粮食相交融的踏实清明。玉米粥使人变得纯朴,变得实在,玉米粥甚至给人一种艰苦奋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乡土意识、忧患意识、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的意识。玉米粥会叫人想到贫穷困难,此话不假,笔者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有过一天只喝两顿粥的经验,玉米粥拼命喝,喝得肚子里逛里逛荡,喝得两眼发直。正因为如此,笔者才由衷欢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繁荣经济、人民生活提高的有目共睹的伟大成绩。同时,玉米食品又是和营养学、现代化、生活选择的多样化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在那个一些小子认为月亮都要比中国的圆的美国,炸玉米片、崩玉米花都是深受欢迎的大众食品,少量的玉米糊糊也可以作为配菜与主菜一道上台盘,为西式大菜增色添香。近年来,国内的玉米方便改良食品也方兴未艾起来。呜呼,吾乡之玉米粥也,且莫以其廉价简陋而弃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的生命力还远大着呢!
  至于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北方农村普遍熬制的“腊八粥”,窃以为那是粥中之王,是粥之集大成者。谚曰:“谁家的烟囱先冒烟,谁家的粮食堆成尖”。是故,到了腊八这一天,家家起五更熬腊八粥。腊八粥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凡大米小米糯米黑米紫米黍米(又称黄米,似小米而粒略大、性黏者也)鸡头米薏仁米高粮米赤豆芸豆绿豆江豆花生豆板栗核桃仁小枣大枣葡萄干瓜果脯杏杜莲子以及其他等等,均溶汇于一锅之中,敖制时已是满室的温暖芬芳,入口时则生天下粮食干果尽入吾粥,万物皆备于我之乐,喝下去舒舒服服、顺顺当当、饱饱满满,真能启发一点重农爱农思农之心。说下大天来,我们十多亿人口中的八九亿是在农村呀,忘了这一点可就是忘了本、忘了自己是老几喽。
  闽粤膳食中有一批很高级的粥,内置肉糜、海鲜、变蛋、乃至燕窝鱼翅,食之生富贵感营养感多味感南国感,食之如接触一位戴满首饰的贵妇,心向往之赞之叹之而终不觉亲近。这大概反映了我土包子的那一面吧。
  当然,不是说稀粥至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眼界的开阔,我们的餐桌上理应增添许多新鲜的、富有营养的饮食,饮食习惯上的保守是不足取的。其实讲到吃东西我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包括各种东洋西洋土著乃至特异食品的。诸如日本之生鱼片、美国之生牛肉、法国之各色(包括发绿发黑发臭者)计司(乳酪)、俄罗斯之生鱼子、伊斯兰国家之各种羊肉羊脂、我国白族喜吃之生猪肝生猪皮、以及生蚝生贝、桂皮味之冰激凌苹果排、各种冷饮热饮天然人工含酒精含咖啡因或不含这些玩艺之液体食品,均在在下小小胃口的受用之列。这一点使我深觉自豪,这一点使我时而自吹自擂:鄙人口味,就是富有开放性兼容性嘛。我喜欢尝试新经验,包括吃喝,这样,活得不是更有滋味吗?对于身体健康不是更有利吗?
  但是,我对稀粥咸菜似乎仍然有特殊的感情。当连续的宴请使肠胃不胜负担的时候,当过多的海鲜使我这个北方人嘴上长泡、身上起荨麻疹的时候,当一种特异的饮食失去了最初的刺激和吸引力、终于使我觉得吃不消的时候,当国外的访问生活使我的肠胃不得安宁的时候,我会向往稀粥咸菜,我会提出“喝碗粥吧”的申请,我会因看到榨菜丝、雪里蕻、酱苤菜、闻到米粥香味而欢呼雀跃,因吃到了稀粥咸菜而熨贴平安。不论是什么山珍海味,不论是什么美酒佳肴,不论走到哪个地方,在不断尝试新经验,补充新营养的同时,我都不会忘记稀粥咸菜,我都不会忘记我的先人、我的过去、我的生活方式,以及那哺育我的山川大地和纯朴的人民。我相信我们都会吃得更美好、更丰富、更营养、更文明、更快乐。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2
雨的四季
作者:刘湛秋

  刘湛秋(1935—),安徽芜湖人。著有《生命的欢乐》、《海的罗漫斯》等。
  
  我喜欢雨,无论什么季节的雨,我都喜欢。她给我的形象和记忆,永远是美的。
  春天,树叶开始闪出黄青,花苞轻轻地在风中摆动,似乎还带着一种冬天的昏黄。可是只要经过一场春雨的洗淋,那种颜色和神态是难以想像的。每一棵树仿佛都睁开特别明亮的眼睛,树枝的手臂也顿时柔软了,而那萌发的叶子,简直就起伏着一层绿茵茵的波浪。水珠子从花苞里滴下来,比少女的眼泪还娇媚。半空中似乎总挂着透明的水雾的丝帘,牵动着阳光的彩棱镜。这时,整个大地是美丽的,小草似乎像复苏的蚯蚓一样翻动,发出一种春天才能听到的沙沙声。呼吸变得畅快,空气里像有无数芳甜的果子,在诱惑着鼻子和嘴唇。真的,只有这一场雨,才完全驱走了冬天,才使世界改变了姿容。
  而夏天,就更是别有一番风情了。夏天的雨也有夏天的性格,热烈而又粗犷。天上聚集几朵乌云,有时连一点雷的预告也没有,当你还来不及思索,豆粒般的雨点就打来。可这时雨也并不可怕,因为你浑身的毛孔都热得张开了嘴,巴望着那清凉的甘露。打伞,戴斗笠固然能保持住身上的干净。可光头浇,洗个雨澡却更有滋味,只是淋湿的头发、额头、睫毛滴着水,挡着眼睛的视线,耳朵也有些痒嗦嗦的。这时,你会更喜欢一切。如果说,春雨给大地披上美丽的衣裳,而经过几场夏天的透雨的浇灌,大地就以自己的丰满而展示它全部的诱惑了。一切都毫不掩饰地敞开了。花朵怒放着,树叶鼓着浆汁,数不清的杂草争先恐后地成长,暑气被一片绿的海绵吸收着。而荷叶铺满了河面,迫不及待地等待着雨点和远方的蝉声,近处的蛙鼓一起奏起了夏天的雨的交响曲。
  当田野上染上一层金黄,各种各样的果实摇着铃铛的时候,雨,似乎也像出嫁生了孩子的母亲,显得端庄而又沉思了。这时候,雨不大出门。田野上几乎总是金黄的太阳。也许,人们都忘记了雨。成熟的庄稼地等待收割,金灿灿的种子需要晒干,甚至红透了的山果也希望最后的晒甜。忽然,在一个夜晚,窗玻璃上发出了响声,那是雨,是使人静谧,使人怀想,使人动情的秋雨啊!天空是暗的,但雨却闪着光;田野是静的,但雨在倾诉着。顿时,你会产生一脉悠远的情思。也许,在人们劳累了一个春夏,在收获已经在大门口的时候,多么需要安静和沉思啊!雨变得更轻,也更深情了,水声在屋檐下,水花在窗玻璃上,会陪伴着你的夜梦。如果你怀着那种快乐感的话,那白天的秋雨也不会使人厌烦。你只会感到更高邈、深远,并让凄冷的雨滴,去纯净你的灵魂,而且一定会遥望到在一场秋雨后将出现一个更净美、开阔的大地。
  也许,到冬天来临,人们会讨厌雨吧!但这时候,雨已经化妆了,它经常变成美丽的雪花,飘然莅临人间。但在南国,雨仍然偶而造访大地,但它变得更吝啬了。它既不倾盆瓢泼,又不绵绵如丝,或淅淅沥沥,它显出一种自然、平静。在冬日灰蒙蒙的天空中,雨变得透明,甚至有些干巴,几乎没有春、夏、秋那样富有色彩。但是,在人们受够了冷冽的风的刺激,讨厌那干涩而苦的气息,当雨在头顶上飘落的时候,似乎又降临了一种特殊的温暖,仿佛从那湿润中又漾出花和树叶的气息。那种清冷是柔和的,没有北风那样咄咄逼人。远远地望过去,收割过的田野变得很亮,没有叶的枝干,淋着雨的草垛,对着瓷色的天空,像一幅干净利落的木刻。而近处池畦里的油菜,经这冬雨一洗,甚至忘记了严冬。忽然到了晚间,水银柱降下来,黎明提前敲着窗户,你睁眼一看,屋顶,树枝,街道,都已经盖上柔软的雪被,地上的光亮比天上还亮。这雨的精灵,雨的公主,给南国城市和田野带来异常的蜜情,是它送给人们一年中最后的一份礼物。
  啊,雨,我的爱恋的雨啊,你一年四季常在我的眼前流动,你给我的生命带来活跃,你给我的感情带来滋润,你给我的思想带来流动。只有在雨中,我才真正感到这世界是活的,是有欢乐和泪水的。但在北方干燥的城市,我们的相逢是多么稀少!只希望日益增多的绿色,能把你请回我们的生活之中。
  啊,总是美丽而使人爱恋的雨啊!

  选自《散文》,1989年4期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3
石缝间的生命
作者:林希

  林希(1935—),天津人,著有诗集《无名河》等以及小说多种。
  
  石缝间倔强的生命,常使我感动得潸然泪下。
  是那不定的风把那无人采撷的种籽撒落到海角天涯。当它们不能再找到泥土,它们便把最后一线生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线石缝里。尽管它们也能从阳光分享到温暖,从雨水里得到湿润,而唯有那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土壤却要自己去寻找。它们面对着的现实该是多么严峻。
  于是,大自然出现了惊人的奇迹,不毛的石缝间丛生出倔强的生命。
  或者只就是一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春绿秋黄,岁岁枯荣。它们没有条件生长宽阔的叶子,因为它们寻找不到足以使草叶变得肥厚的营养,它们有的只是三两片长长的细瘦的薄叶,那细微的叶脉告知你生存该是多么艰难;更有的,它们就在一簇一簇瘦叶下又自己生长出根须,只为了少向母体吮吸一点乳汁,便自去寻找那不易被觉察到的石缝。这就是生命。如果这是一种本能,那么它正说明生命的本能是多么尊贵,生命有权自认为辉煌壮丽,生机竟是这样地不可扼制。
  或者就是一团一团小小的山花,大多又都是那苦苦的蒲公英。它们的茎叶里涌动着苦味的乳白色的浆汁,它们的根须在春天被人们挖去作野菜。而石缝间的蒲公英,却远不似田野上的同宗生长得那样茁壮。它们因山风的凶狂而不能长成高高的躯干,它们因山石的贫瘠而不能拥有众多的叶片,它们的茎显得坚韧而苍老,它们的叶因枯萎而失去光泽;只有它们的根竟似那柔韧而又强固的筋条,似那柔中有刚的藤蔓,深埋在石缝间狭隘的间隙里;它们已经不能再去为人们作佐餐的鲜嫩的野菜,却默默地为攀登山路的人准备了一个可靠的抓手。生命就是这样地被环境规定着,又被环境改变着,适者生存的规律尽管无情,但一切的适者都是战胜环境的强者,生命现象告诉你,生命就是拚搏。
  如果石缝间只有这些小花小草,也许还只能引起人们的哀怜;而最为令人赞叹的,就在那石岩的缝隙间,还生长着参天的松柏,雄伟苍劲,巍峨挺拔。它们使高山有了灵气,使一切的生命在它们的面前显得苍白逊色。它们的躯干就是这样顽强地从石缝间生长出来,扭曲地、旋转地,每一寸树衣上都结着伤疤。向上,向上,向上是多么地艰难。每生长一寸都要经过几度寒暑,几度春秋。然而它们终于长成了高树,伸展开了繁茂的枝干,团簇着永不凋落的针叶。它们耸立在悬崖断壁上,耸立在高山峻岭的峰巅,只有那盘结在石崖上的树根在无声地向你述说,它们的生长是一次多么艰苦的拚搏。那粗如巨蟒,细如草蛇的树根,盘根错节,从一个石缝间扎进去,又从另一个石缝间钻出来,于是沿着无情的青石,它们延伸过去,像犀利的鹰爪抓住了它栖身的岩石。有时,一株松柏,它的根须竟要爬满半壁山崖,似把累累的山石用一根粗粗的缆绳紧紧地缚住,由此,它们才能迎击狂风暴雨的侵袭,它们才终于在不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为自己占有了一片天地。
  如果一切的生命都不屑于去石缝间寻求立足的天地,那么,世界上就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大地方成为永远的死寂,飞鸟无处栖身,一切借花草树木赖以生存的生命就要绝迹,那里便会沦为永无开化之日的永远的黑暗。如果一切的生命都只贪恋于黑黝黝的沃土,它们又如何完备自己驾驭环境的能力,又如何使自己在一代一代的繁衍中变得愈加坚强呢?世界就是如此奇妙。试想,那石缝间的野草,一旦将它们的草籽撒落到肥沃的大地上,它们一定会比未经过风雨考验的娇嫩的种籽具有更为旺盛的生机,长得更显繁茂;试想,那石缝间的蒲公英,一旦它们的种籽,撑着团团的絮伞,随风飘向湿润的乡野,它们一定会比其他的花卉生长得茁壮,更能经暑耐寒;至于那顽强的松柏,它本来就是生命的崇高体现,是毅力和意志最完美的象征,它给一切的生命以鼓舞,以榜样。
  愿一切生命不致因飘落在石缝间而凄凄艾艾。愿一切生命都敢于去寻求最艰苦的环境。生命正是要在最困厄的境遇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才能锤炼自己,成长自己,直到最后完成自己,升华自己。
  石缝间顽强的生命,它既是生物学的,又是哲学的,是生物学和哲学的统一。它又是美学的,作为一种美学现象,它展现给你的不仅是装点荒山枯岭的层层葱绿,它更向你揭示出美的、壮丽的心灵世界。
  石缝间顽强的生命,它是具有如此震慑人们心灵的情感力量,它使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变得神奇辉煌。

 1983年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3
早该说的一些话——祭先父
作者:苏叔阳

  苏叔阳(1938—),河北人。著有《苏叔阳剧本选》,中篇小说《婚礼集》,长篇小说《故土》等。
  
  我对先父的感情并不特别深厚,甚而至于可以说,相当淡漠。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四十余年,却极少往来。亲情的交流和天伦的欢愉似乎都属于别的父子,我们则是两杯从不同的水管里流出的自来水。
  我很少揣测他对我们兄弟的情感,我单知道我自己多少年来对他抱有歧见。我的作品里很少有我自己的经历,更少写到父爱,因为在我自己作父亲之前,我几乎不知道父爱。然而,我常常动情地呼吸普遍的爱心,这也许正是对我所不曾得到的东西的渴求。
  我父母的婚姻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正准备入护士学校的母亲,辍了学嫁给正在读大学的父亲。他们之间,似乎不能说毫无感情,因为母亲偶尔回忆起当年,说她婚后的日子是快乐而满足的。接着,我们兄弟来到了这个世界。我行三,在我前面有两位哥哥,各比我年长两岁和四岁。我的降生或者是父母间感情恶化的象征。从我记事时起,就极少见到父亲。他同另一位女士结了婚。他的这次结婚究竟如何,我不得而知,记述他的这段往事是我异母妹妹们的任务。我只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带着我风尘仆仆地追索父亲的足迹,在他的新家门口,鹄立寒风中被羞辱的情景。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回过一次家,从此杳如黄鹤。只留下一个比我小六岁的妹妹,算是父母感情生活的一个实在的句号。
  我的母亲是刚强、能干的女性。我如今的一切都是她无私的赠予。一个失落了爱情和断绝了财源的女人,靠她的十指和汗水,养大了我们兄妹,那恩德与功劳是我永远也无法报偿的。我仅守着对她的挚爱这份宝贵的财富,打算在难以述说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再来细细地讲述她的奉献。她从三十岁左右守活寡,直到今日,每一根白发都是她辛苦和奋斗的记录。
  在我读大学以前,我几乎不知道父亲的踪迹,一个时时寄托着怨怅和憎恶的影子常在我眼前飘盈,当我知道他就在同一个城市的一所高等学校教书时,我不愿也不敢去见他。
  然而,我得感激他。因为靠母亲的力量是无法让我读大学的。记得好像是经过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与他所在学校组织上的协助,达成了由父亲供给我与上师范学校的二哥生活费用的协议。不管怎么说,他供养我大学毕业。
  从那时起,我开始逐步了解他。而我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我母亲,作她的代理人,同意在法律上结束这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因为一夫两妻的尴尬处境,像一条绳子捆住父亲的手足,使双方家庭都极不愉快,而且影响他政治上的前途。记得受理这案件的法院极其有趣而充满温情,审判员竟然同意我的要求,由我代为起草判决书主文的初稿,以便在判决离婚时,谴责父亲道德上的不当,使母亲的心理上获得平衡。那一张薄纸可以使母亲几十年的悲苦得到宣泄。
  这张离婚判决书似乎也使我们本来似有若无的父子关系更趋向于消亡。从1960年至八十年代,悠悠几十载,我们便这样寡淡到连朋友也不如地度过了,度过了。
  也许,毕竟血浓于水,亲情谁也不能割断。我们父子间真个是“不思量,自难忘。”每当我有新作问世,哪怕只是一篇短短的千字文,他都格外欣喜,剪下来,藏起来,逢年过节约我们见面时,喜形于色地述说他对我的作品的见解。我呢,从不讳言我有这样一位父亲,每逢到石油部门去采访,都坦率地承认我是石油战线职工的家属,并且“为亲者讳”,从不提起我们之间的龃龉,仿佛我们从来恩爱无比,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父子。
  父亲生前是北京石油学院的教授,曾经是中国第一支地球物理勘探队的创建人和领导者。也曾经为石油学院地球物理勘探系的创建付出了心血。他退休后依旧孜孜于事业的探求和新人的培养,据他的同事和学生说,他是一个诲人不倦,亲切和蔼和事业心极强的好教师。他死后,《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不短的文章,纪念和表彰他一生的业绩。
  他的一生是坎坷的。在旧中国,他所用非学,奔波于许多地方,干一些与他的所长全不相干的事,以求口。只有新中国成立后,他才获得了活力,主动地要求到大西北去做石油勘探工作,为祖国的石油工业竭尽自己的力量。他的一生或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写照。他毕竟死于自己心爱的岗位上,这应当是他最大的安慰。
  人生是个充满矛盾的路程。在爱情与婚姻上,他有过于人,给两位不应得到不幸的女人以不幸,但他自己也未必从这不幸中得到幸福。他的家庭生活始终徘徊在巨大的阴影中。这阴影是他造成的,却也有他主宰不了的力量使他蹀躞于痛苦而不能自拔。他在生活上是懦弱的。他的多踌躇而少决断,使他终生在怪圈中爬行,唯有工作,科学,使他的心冲破了自造的樊篱,他的才智也才放出了光彩。
  当他的第二位妻子,我从未见过面的另一位“母亲”悄然而逝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对他的一切憎恶、歧见,一下子消失得净尽。对于一个失去了伴侣、老境凄凉的他,油然生出了揪心扯肺般的同情和牵挂。我第一次主动给他写信,要他节哀,要他注意身体,要他放宽心胸,我会侍奉他的天年,还希望他搬来同我一起住。为什么会如此,我至今也说不清。而且,我从此同两位异母妹妹建立了联系,虽然关系不比同母兄妹更密切,但我在感情上已经认定,除了我同母的妹妹之外,我还有两位妹妹。从那时起,我们父子间感情的坚冰融化了。我把过去的一切交给了遗忘,而他,也尽力给我们以关怀,似乎要追回和补偿他应给而没有给我们的感情。
  我大约同他一样在感情上是脆弱的。当我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嘱咐我不要太累的时候,我竟然掉下了热泪。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父亲流泪,我终于有了一位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像别人的父亲那样来往的父亲。在我年届半百的时候,上天给了我一个父亲,或者说生活把早已失去的父亲还给了我。我从我的已长大成人的儿子们的眼光中看到了惊诧,他们同我一样感到突然,他们的爷爷从模糊的传说的迷雾中走出来清晰地站到了面前。他们甚至有些羞涩和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一个真实的祖父。对我来说,父亲曾经是个迢遥而朦胧的记忆,除了憎恶便是我不幸的童年的象征,是我母亲那点点热泪的源泉,是她大半生悲苦的制造者。她那开花的青春和一生的愿望都被父亲断送。而今,另一副心肠的父亲,孤单地站在我面前,他希求谅解,他渴望补偿,却再难补偿。我,做为母亲的儿子,一下子“忘了本”,扔掉了所有的忌恨,孩子一样地投到了老爸的怀抱。这或许是我太渴望父爱,太希求父爱的原故吧。
  此后,他不断给我电话和书信,给我送药,约我们见面,纵论家国大事,也关心我的儿子。表现出一个父亲应有的爱心。
  我衷心地感激上苍,在我施父爱于儿子的时候,终于尝到了父爱的金苹果。虽然太迟、太少,总算填补了一生的空白。
  上苍又是严酷的。这经过半个世纪才拣回来的父爱,又被无情地夺走了。
  去年五月,半夜里被电话惊醒,知道父亲突然病危住院,病因不明。我急急地跑到医院,发现他已经处在濒死状态,常常陷入昏迷。他突然莫名其妙地全身失血,缺血性黄疸遍布全身。但他不相信自己会这么快走向坟墓,依旧顽强地遵从医嘱:喝水,量尿,直到他预感自己再也无法抵抗死神时,才开始断断续续述说自己的一生。在我同他不多的交往中,我第一次发现他有如此的勇气和冷静。面对死神,他没有丁点儿的恐惧,他平静地对我和我的异母妹妹述说自己的一生。他说他的父母,他的故乡;说他怎样在穷苦中努力读书,一心要上学;说他的坎坷,说他的愿望;他喟然感叹:“我这一生真不容易……”他还要求为他拿来录音机,不知是要把自己最后的话留给我们,还是再听一遍他关于1990年自己该做些什么工作的设想。(他死后我翻拣他的笔记本,见扉页上赫然写着:1990年要在科研上作出新的成绩,写出几篇文章)。听着他断续的话,我再也忍不住,跑到走廊里,让热泪滚滚流下。
  他去世的那天凌晨,我跑到他的病房,妹妹一下子抱住我大哭。我伏在他还温热的胸脯上一声声叫着“爸爸”,想把他唤回,他的灵魂应当知道,那一刻,我喊出了过去几十年也没喊过那么多的“爸爸”;我失声痛哭,我不知是哭他还是哭那刚刚得到又遽然而逝的父爱……。
  他走了。从他告别人生的谈话中。发现他虽有遗憾,但没有惆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却留给我和我的兄妹们无法述说的隐痛。从小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两位妹妹,因为失去了他而陷入孤寂;我们则把刚刚得到的又还给了空冥;我们兄妹都突然被抛向了失落。而这失落是我生平第一次体味到的。
  他的丧仪可谓隆重,所有的人都称赞他的品格和学识。只有我们才知道他怎样从一个孩子们心目中的坏父亲成为一个为他衷心潸然的好父亲。这是几十年岁月的磨难才换来的。
  他把糖尿病遗留给我,让我总也忘不掉他。然而我不恨他,反而爱上了他,并且从他身上看见了良知的光辉。当一个人抛弃了他的过失并且竭力追回正直到时候,就能无愧地勇敢地面对死亡。何况,他生前还那么努力地工作,正如《光明日报》的文章所说的那样,是一支“不灭的红烛。”
  我早就应当写这篇文章,然而我不知道怎样分清对他和对母亲的感情。忘记他的过去,似乎有悖于母亲的恩德,然而只记得他的过去,似乎又对不住他后来的爱心。噢,妈妈,我是最最爱您的,相信您会懂得儿子的心,这也正是您教诲我的,应当始终记住别人的好处。况乎,他是我的父亲。
  我曾经不爱而今十分爱恋的父亲,您的灵魂或许还在云头徘徊。您可以放心,我们爱您,爱一个过而能改,勤勤恳恳为民族为祖国工作的知识分子,爱一个用余生补偿父爱的父亲。愿您安息!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4
结缘雪窦寺
作者:戴厚英

  戴厚英(1938—1996),女,安徽颍上人。著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中短篇小说《锁链是柔软的》等。
  
  一
  三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我与一位朋友去浙江奉化雪窦寺住了一阵,参加了那里的“打佛七”活动。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住在寺院,身临其境地体验宗教生活。吃素、念经、斋戒。去的时候我是一个刚刚开始读几本佛经的人,朋友则对佛教一无所知。她说,所有的宗教在她看来都是迷信,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宗教能够历经几十年而不衰,所以应该去看看。当然这只是表面原因,我知道,其实她和我一样,在寻求人生的新支点。三十多年前,我们还都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被封为“文艺理论战线上的新生力量”,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成为“三个小辫子”中的两个。如今,我们各自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内内外外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却没有变,那就是我们仍然不愿意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度完下半生,并且不愿意把挣钱多少做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我们都在不懈地追寻。她已退休多年,家庭生活也不错,但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劳碌,发挥“余热”。我呢,则坐在书斋里,苦苦思索。
  我为什么会想到去读佛经呢?说来话长了。大概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散文,题为《佛缘》,便透露出一点消息。当时,我对连续几年反复出现的同一个梦境感到奇异。我梦见我孤零零地走在一群无山脉相联的山峰里,目标明确,找佛。我也知道我找的就是那座最大的山峰,它就是佛,寺院佛堂都藏在它肚里。可是,每当我走近它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心生恐惧,要回转身去。梦便在这时醒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释不了我的梦,我便往自己心灵深处追寻,或者我有佛缘,与佛一直有着若明若暗或断或续的联系?
  当时并不十分看重这个梦境。人道主义的信念使我充满信心和力量。《佛缘》发表之后,偶然也会向朋友提起那个奇异的梦,但不想深追,因为我不需要也不相信有一个彼岸世界。我一如既往在人性和人道的路上耕耘。
  近几年,内心的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说不清从哪一天起,我对人性开始怀疑,并且感到人道主义不能解决我面临的全部问题,问题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现实的刺激。现实如何,无须我说,我只想说确实感到难以名状的失望和失落。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知识分子失去了中心地位之后的失落感或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口中的酸水。我觉得无论我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都不曾获得过什么中心地位。希望跻身于中心地位的知识分子也是有的,不少已获得了成功,但这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我感到的是理想的失落,本质的失落。时时处处可以看到感到个人或群体毫不心痛地掏尽了自己的灵魂,把欲望扩充,把金钱填进去。本末倒置,头足倒立。传媒天天出现关于文化的描述,文化遍及吃喝拉撒,肤发面皮,却始终没能让我看清文化的本体。一堆堆东西方文化的垃圾如小山、坟墓遮挡住我的双眼,我分别不出脚步到底是朝东还是向西。没有东西。许多人越来越不像东西。
  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慢慢消失,忧虑和焦躁却步步进逼。人似乎永远被恶魔蛊惑,做恶魔的奴隶。不可否认今天比昨天好了些,可是明天比今天更好的保证在哪里?
  我向各种学说和主义询问、请教,都不能完满回答我的问题。依然浮躁、焦虑。仿佛看见一个无名的黑洞在飞速旋转,要把我吸进无底深渊。听得见各种各样的声音话语,有疯狂的欢呼,沉醉的呓语,亦有绝望的尖叫,深沉的叹息。可是,那能够抓住人们的手脚,把他们从黑洞的风口中拉拔出来的力量在哪里?
  我的目光自然而然转向宗教。我读了《圣经》,并且走进教堂。之后我把《古兰经》也读了。最后读到佛经。应该说,所有的宗教(当然不包括邪教)对我都有吸引力。因为它们都劝人向善,都告诉人们除了肉体,还有个灵魂是更需要关心的,而且都给人指出了一个超越的途径和可以到达的“彼岸”。善良的人们可以从它们获得理想和安慰,邪恶之辈则会有所戒惧。人不能无所畏惧。但是,相比之下,我更倾心于佛教。这一方面由于我从小受到佛教环境的熏染;另一方面则由于它的教理与我的文化选择更为吻合。我欣赏它的“众生平等”和“命自我立”。真正是不靠神仙皇帝,可以自己救自己。
  我读佛经的另一个原因纯粹是个人的。我自幼敏感,有许多不可解释的神秘体验。过去不敢正视,如今敢于正视了。我要探究灵魂到底有没有,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正如满清顺治皇帝所唱的:“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又是谁?”去年四月,我的笃信佛和儒的父亲溘然长逝,对他的追思和怀念,也使我转向佛教,由它,我可以进入父亲的精神境界。
  但是,我却没有决定皈依佛门。因为还有不少疑惑未解。我和朋友一样,到雪窦寺只想看看,希望有所收获。
  二
  我们在“佛七”活动的前三天到达雪窦寺,目的是游山玩水。来之前,有人告诉我,雪窦山风光旖旎,仙气缭绕,值得玩味。但是对此,我并无什么体会。与过去见过的名山相比,雪窦山还缺少很多诱人的东西。给我印象深刻的,倒是它的人文景观,因为它充满禅味。
  我们是乘船到达宁波再转汽车进山的。走出宁波码头,来不及对宁波多看几眼,便被一拥而上的出租车司机包围了。“奉化去吧?蒋介石的老家!”“蒋介石的别墅,妙高台,去不去?”“蒋母墓,蒋母墓!”
  虽然明白世事变迁,昨日不再,蒋介石成为招揽游客的风景,却还让我感到新鲜和意外。十多年前去庐山参观蒋宋夫妇和毛泽东都住过的别墅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的参观还是“内部”的,是对作家们的优待。我们静悄悄地进去又出来,谁也没说话。我只是在心里提问:几十年腥风血雨,斗争得活来死去,何以这儿的风景依旧?新主人承继了旧主的全部遗物,变化的只是一块无关紧要的石头,过去那石头上刻着“美庐”,后来被搬走,后来又恢复。妙高台似乎没有重要的新主人住。显然又经历了一番修复。看着它色彩鲜艳的亭台楼阁,我不由自主唱起小学时学会的歌:宋美龄坐空院自思自叹,想起了眼前事好不惨然。不禁哑然失笑,千万人曾经付出的生命代价,在笑声中淹没。
  历史不像是一条长河,而是一个水潭。像杭州西湖的印月三潭。潭中月影颤颤巍巍,美不胜收,真实的月亮却只有一个,在天上挂着。想起《金刚经》里的一首偈: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应作如是观?因此而不再有为?心像潭水一样的摇。
  车到雪窦寺。高悬于山门的是一块直匾,“四明第一山”,蒋介石的手书。据说原件已毁,此为复制。雪窦寺创建于晋代,创建者是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尼姑。以后雪寞寺成为禅宗名刹,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禅师大德,无一名女尼。看来佛教也如一切人类活动的领域,女人搭台,男人唱戏。千多年来,雪窦寺经历过五次兴废,也都在男人们的手里。有毁于乱兵,有毁于僧风,又有毁于阶级斗争。最彻底的毁坏是“文化大革命”中。据说当时所有的殿堂都被砸烂,仅留下两间作仓库的厢房。一九八七年开始重建,如今已大体恢复。仍有工程未完,因此随处可见工地和未安装好的佛像。据说因经费短缺,有些工程有停工之虞。但香火已经很旺。佛经说,一切事物都有成、住、坏、空,雪窦寺的兴衰自然也无庸大惊小怪。倘若我今天预言,雪窦寺还会经受无数次毁坏乃至最终灭迹,怕也不是疯话。但是现在,它却在“成、住”时期,它所提供的景观还是值得认真玩味的。
  这里有黄巢墓,号称杀人八百万的唐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在雪窦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据说是走投无路才放下屠刀的。
  蒋介石家族与雪窦寺缘分深远,留下不少故事。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将军一度被软禁在寺里,留下了枝叶繁茂的楠木树。
  如今都成风景了。风景之中又有一道风景无形地显示出来,那就是使这些风景不断改变意义和形态的“天翻地覆”。
  是谁摇动了时间的把柄,把时间和空间一起浓缩?一道道风景都收进了一个广角镜头,星星点点,零零散散,纠纠缠缠,变变幻幻,却显示出一个共同的主题。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站在镜头的后面。我在镜头的后面看到一只大眼,不是“第三只眼”,应是佛眼、慧眼,或者是永不灭亡的平民百姓的眼。这眼广大冷静,既不指点江山,也不激扬文字,只是静观。像江河的河床,任凭风浪迭起,景物变幻,它只静静地承担。甚至不会问:容尔者我,主尔生灭者,为谁?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5

  什么叫“打佛七”?读了“雪窦寺阿弥陀佛七手册”才知道,就是善男信女集中起来过七天的宗教生活。《佛说阿弥陀经》中说,“末法时代”,人心难调,为了解救迷悟众生,阿弥陀佛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修行的方便法门,若能持名念佛或一日,或二日……或七日,一心不乱,便能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所以“打佛七”功德殊胜。
  我和朋友商量,参加还是观望?朋友说她没有宗教情绪,不想滥竽充数。她说她与我不同,对于佛门,我是一脚在里一脚在外,她则是两只脚都在外。她说得不错,—踏进寺院,我就与她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我和她一起站在门外看和尚们作晚课,她平平常常,没什么特别的表现,我却泪流不止,一直到功课结束。说不出任何流泪的理由。既不是被感动,也不是触景生情。但就是要流泪。仿佛泪水与我无关,而是别有源头,别有主宰。“这表明你本来就是个修行人,善根发动了。”有人对我说。我想也许,要不怎么会有十年前的梦境和今天的行动呢?但是一想到要一口气念七天佛,我怕坚持不下去。我最怕重复行为。但我想体验一下,功德究竟如何殊胜,撑不下来还不行半路退出?朋友觉得一个人站在门外观望无趣,便决定一起试试。
  于是我们有了七天不同寻常的经历。
  七天的功课是一样的。早上四点起床,五点上早课,念经、拜佛、持名念佛,一天四场。一百多人站满了大殿,我和朋友紧挨着站在最后面。头天晚上起香、净坛,全体人员都五体投地,向佛顶礼,只有我和朋友直挺挺地站着,只双手合十表示尊敬。觉得很刺目,所以第二天没经过商量,我们就齐齐地跪下了。但是刚刚以头触坐垫,我就笑了,想起了我俩的过去。谁能想到几十年以后我们会来到这里,跪在这里?要不是膝头钻心的疼痛,我宁可相信,跪着的不是我。难道,这就是宿命?
  但是,以后的几天活动,我没有再笑,而是很快进入了“角色”。虽然有“手册”在手,因为不熟悉,加上参加者多为宁波人,语音特别,我几乎完全不知道人们念的是什么,唱的是什么,惟一听得明白的是“南无阿弥陀佛”。可是此情此境,语言和书本对我都不重要,心里自有一片庄严、宁静、融和的境界。梵乐像一股暖流,注入我的血脉,我一次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流泪。而且并没有丧失理智。我明白每一次流泪的缘由——
  那次,当我随着维那师的念诵跪下去拜愿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无边无际也无明确对象的悲悯之情油然而生。泪水湿了我匍匐的坐垫。这就是“同体大悲”?
  那次流泪是因为忏悔。“有情的造诸恶业,皆由元始贪知。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这是忏悔时的唱诵。没有平时反省或检讨时的“帽子”、“棍子”,甚至也没有具体的所忏悔的人和事。但也正因为这样,忏悔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和力度,好像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又从根本上肯定了自己,心里有一种回归本体的感觉,不由得喜极而泣。
  每一次念经之后都要长时间的绕佛。我走在队伍的最后,双手合十,两目微垂,一边随人流移动脚步,一边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的行列像一条小河,蜿蜿蜒蜒,在坐垫间流动,首尾相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与大家的融汇在一起,低沉委婉,声声相连,像一串不断的念珠。我眼前浮现出一条路,一条无始无终的路。忽然,我解悟了十年前的梦,原来我是要继续寻找,寻找更为深刻和真实的自我。现在我不再是孤零独行,而是在一个行列里。那么我找到了?就是佛?我的本性不再是我反复在课堂上宣讲过的具有欲望、情感、思想的“人”,而是更为广大更为久远、无始无终的生命本体?我声声呼唤的不是住在某处的阿弥陀佛,而是久已疏远和蒙尘的自己?魂兮归来,魂兮归来啊!我听见自己心里是这样念的。泪水便在这时悄然流涌,顺着面颊,滴在我合十的掌上。门外站着许多观看的游人,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满面泪水感到羞愧。
  悲悯、忏悔、回归,像暖流注满我的身心,我不再感到劳累,下跪的时候,膝头也不再疼。来寺院的当天晚上,雪窦寺住持月照法师接见我们的时候,我曾明白表示,我不想皈依,可是此刻,我的想法变了。我真诚地唱出“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誓愿成”。而且我还在心里补充了几句:为了自救救人,我不求往生乐土,不求长命百岁,亦不怕人间地狱。我愿意付出自己。我五体投地,任泪水欢快地流淌,心地洁净无比。
  于是我对朋友说,看来我要先你一步跨进佛门了。两天以后月照法师将传授三皈五戒,我想我会站在皈依弟子的行列里,这时朋友还在考虑。她第一天念佛下来就摇头,说佛教如果不改变这种初级的形式,是很难吸引知识分子的。那样的顶礼膜拜让她想起“文化大革命”,她无法认同。思想不通加上功课太紧,她竟然病了,佛七的第四天她就直睡了一天,念不动佛了。想不到也在这一天,我和她一样,头脑里又挂满问题。
  那是观音菩萨生日的前夕。乡下来了许多朝山拜佛的香客,泰半是老年妇女。他们自发地加入我们念佛的行列,按规矩正好排在我身后,老太太们一律穿着朝山服,丝绸的长裙,上罩闪光的直裰,像古代妇女。要在平时,我也会把她们当一道风景加以观赏的,可是现在,一想到我成为“海青”僧衣和这种朝山服的“分水岭”,而我又是“短打”行装,一件丝绸面风衣,便觉非常滑稽。想笑,用力忍了一会。可是身后那位老太太念佛的腔调实在太古怪,她不但不顾节奏韵律,把很有韵味的念诵变成散漫的宣叙,而且把“阿弥陀佛”念成了“藉米豆腐”,之后还拖出一个花腔的“喂”。我的天!无论我怎么忍,还是笑了起来,而且笑出了声。幸亏大家都很专一,没有注意我。否则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为了忍住笑,我只好分散注意力,将目光在十八罗汉的脸上扫来扫去,然后再把前面的和尚居士们一个个看过来,心里想着,他们每个人背后都可能有一本书,能一本本读过来才好。神散了,心走了,前几天的境界完全离开了我。笑总算止住了,但皈依的决心却发生动摇。我觉得我和老太太们是同路不同志啊!我再也没有力气绕下去,偷偷溜回了宿舍,向朋友模仿老太太念佛的腔调,肚子都笑痛了。待我收住笑,朋友说,“你今天还不如我这个没去念佛的。我读完净空法师写的《佛法与人生》,根有收获,我决定皈依。”什么?你信了?我问。朋友说,“我不管什么三世报应、六道轮回,我只认净空法师在这本小册子里讲的佛教,第一,它是一种教育,而不是宗教;第二,它教人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这正是我在做人中所追求的。”可是,不相信三世报应,六道轮回就不是佛教,我说。“我不管,我就认那几条。你呀,想得太多。”朋友说。
  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我非常了解她的性格。她的决定总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一经决定,就不会改变。我怎么办呢?仍然是—脚门外,一脚门里?
  四
  我是在传授三皈五戒仪式举行的前半小时才明确表示皈依决定的。
  我觉得朋友说得对,一百个佛教徒对佛教会有一百种不同的理解。有人为己,求福求寿求灭灾;有人为人,求做人的理想境界。有人求诸外,一心靠神佛护佑,有人求诸己,靠自身修养完善自己。所以,有人重“因”,注重自己做下什么,真做了错事,就甘受报应;有人重“果”,做了恶事想逃避恶报。全由自己把握。只要自己真正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管别人怎么想的干什么?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作出决定之前我们还是找住在我们对面的了我法师交谈了一次。我全盘托出了自己的“保留”,我说我不同意把人生说成全是苦,我认为人生是苦乐相依。了我法师要我从无常上去理解,我表示同意,我批评佛教的出世消息,了我法师对我宣讲普度众生是大乘佛教的宗旨,并不是不要世间关怀,月照法师开示中专有一讲“建设人间净土”,实际上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我不能同意“一切惟心造”,我只能把它理解为一种想像或境界。对此,了我法师说了十六个字,关于极乐世界,是“生则必生,去实不去”;关于“空”,是“心在空中,行在有中”,朦朦胧胧,好像有所领悟,想到了“天人合一”,还想到庄子的《逍遥游》和《养生主》。但还须好好研究研究。我用了“研究”这个词,足见我的凡俗,不少学佛的人告诉我,读经不能用一般的思维方法。可是我改不了,这就是经书里所讲的“所见障”吧?我为自己知识见解所阻碍。慢慢排除吧!倘若最后也排除不了,信仰自由,入党还兴退党呢!
  皈依的仪式庄严隆重,我和朋友都流了泪。此时此刻也对弘一法师圆寂前写下的“悲欣交集”有点儿体会。但是,我怎么能与弘一法师相比呢?他那么决断而彻底地出家了,我却连五戒都不敢受。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酒,按说没有什么难做的。我气壮如牛,胆小如鼠,到现在,硬是一条鱼一只鸡也不曾杀过,不敢。一面对小动物的眼睛,就心悸,仿佛看到一个和我一样的灵魂在审视着我。但是对看不见眼睛的生命我是敢杀的,如蚊、蝇、蟑螂,我则必杀无疑,我能容忍蚊子吸血,不能容忍它的嗡嗡哼哼,还让我痒得又抓又挠,洋相百出。苍蝇若不传播细菌,我杀它干么?可是它能改吗?我知道佛可以以身饲虎,我不能。倘若那虎佛性全灭,不知反悔,害人无已,我也不反对把它杀了。至少我会去研究如何打个笼子或扎起笆篱,限制它的自由,我不是佛。还有对于饮酒,我也保留。我不是酒鬼,平时滴酒不沾,也不藏酒。但是逢年过节,亲友相聚,三杯两杯淡酒,平添无穷乐趣,我不敢放弃,我认为既然佛教也说“人身难得”。既生而为人,还是要将人生过得有声有色。我听见月照法师的开导,“夫戒者,生善灭恶之根本,超凡入圣之种子。才登戒品,便绝轮回……你们能以教奉行吗?”我听见旁边的朋友轻轻地回答:能。我只闭嘴不语。心想,我不会变成鲁智深的。事后我得知,朋友也只受了三戒,身为家庭主妇,鱼是要杀的,所以杀戒未受,酒也略有保留。
  为此我不能不钦佩我所认识的和尚和居士们。我确实认识了一些真正信佛的人,我的决定皈依与他们不无关系。记得几年前,我就对研究佛学的朋友说,想去寺院住一阵,分享僧尼们的净土。他劝我别去,说你会失望的,如今已是到处无净土。几十年对宗教的极左作法加上近来的商品世界的冲击,真和尚真尼姑已经不多,有的把出家变成职业了。要不是遇到了几位学佛的大学生,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感到了纯净,我就不敢到雪窦寺去,害怕读佛经所得到的境界被破坏了。待到见到和尚,我更感到真正的信仰还是有的。
  雪窦寺的和尚年纪都不大,住持月照法师才二十八岁,被聘为首席和尚和监院的了我法师也只有四十来岁。可是他们的智慧和威仪不是凭年岁可以度量的。他们是那么慈祥、平静,像一潭清水。听月照法师开示,使我不敢想他的年纪,我甚至相信他已经活了很久很久,比我要久得多,他那光光的头顶上鼓着一个界线分明的土包,像图画上的寿星老。他的语调低缓平和,讲到任何问题都无碍障隐晦,表现出坦荡的胸怀。只是在他开示时偶然拍掌,我才会想起,他还是个年轻人呢!了我法师每天领我们念经绕佛,几天之中,未曾发现他有丝毫懈怠,行走坐跪都如礼如法,堪称表率。好几次,我想问问他们,为什么出家呢?以你们的气质仪表文化水准,在今天的社会上获得—份幸福的常人生活应该完全不成问题。和尚有二百五十条戒律,你们怎么忍受得了?可是每一次我都退缩了,因为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太低俗了。燕雀不知鸿鹄之志,怎知修行人的常、净、我、乐追求之崇高?而且,佛教把天人世界分为欲、有色、无色三界,人心、人世又何尝不是这三界并存呢?我们俗人大都在欲界打滚,和尚尼姑们通过守戒修行把自己从欲界、色界甚至无色界中超拔出来,为浑浊的人世开辟一块净土,作为俗人,我只应顶礼致敬,虚心学习,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我所认识的几位小和尚也让我肃然起敬。天天在我们住处打扫卫生的果明,才十八岁,眉清目秀,一表人材。可是他的举止、神态却让我不敢把他当孩子看待,甚至不敢对他有丝毫怜惜。每天早上撞钟念诵的小和尚个子短小,其貌不扬。可是我每天都不肯错过听他撞钟念诵的机会。他的钟声诵声把我带入神圣、清明、宁静、悠远的境界,这就是修行人的魅力!
  我可能永远达不到那些和尚们的境界,但是我愿意追随、学习。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5

  离开雪窦寺已经二十多天了。似乎在和以前一样的生活。不打坐,不参禅,亦不去寺庙。鱼汤肉汤照样喝。但变化在心里。
  总记住一句话:修行就是修正行为。所以总能发现自己的行为应该修正之处。比如私心杂念太多,火气太大,能负重而不能忍辱,等等。便时时警惕,别再重蹈覆辙。结果,笑的时候比以前更多,焦躁上火的时候大大减少。眉心处两道平添“英气”的竖纹,渐渐地淡了。二十多天来,心无旁骛,只读经书,虽然仍表现出书生的迂腐,但我对自己的选择是认真的。我一定要弄懂自己不明白的问题,不能赶时髦,随大流。
  前几天,读六祖坛经,处处字字叫我“明心见性”,我执执拗拗地追求,也不见心在哪里,性在哪里,很有点急,便请教一位学佛的同事,六祖所说是不是太玄了?他笑着说,你这是在参禅啊!既如此,你不妨照此想下去,想到尽头,便是悟,这叫“思维修”。我将信将疑,就执拗下去。一天,想着想着,突然想起多年前反复作过的一个梦来。我梦见自己走在一条河边,河很宽,岸也很宽,河水静我也很静。多少年过去,梦境依然鲜活,因为我一直没明白那是一条什么河,何以无人迹声音,又无水纹波涛?现在,我却突然找到了解梦的钥匙,那不就是我和我的影子吗?那河是我的自性,那岸上走着的就是离开了自性的影子。我何不将影子抛进河里,化为河水,与河融为一体?那样,河也不见、我也不见、岸也不见了。便不需要再寻找什么,不要船,不要桥,不要救生衣。我在河里,河在我里,宁静浩渺,川流不息,岂不就是大自在了?想到此,泪如泉涌,心大欢喜,一连声地念“南无阿弥陀佛”,数十声,数百声,无暇去计。我将感受告诉那位学佛的同事,他说“恭喜恭喜”。
  真的值得恭喜吗?我可是一个多月未写一个字了。好像进入了冬眠期,前不久,在一家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文章的最后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一位久未联系的老友便写信来责备:“一个关心人民的作家”去念阿弥陀佛了,真是奇迹!倘使他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又会怎么想呢?只好由他去了。扪心自问,内心的关怀未曾减少,肩上的使命也未曾减轻,容纳和承担烦恼的心力倒是增大了不少,所以,在这篇长文的结尾,我还是要念一声:阿弥陀佛!

 1995年4月15日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6
最初的晚餐
作者:陈忠实

  陈忠实(1942—),西安市东郊人。著有长篇小说《白鹿原》等作品。
  
  想到这件难忘的事,忽然联想到“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的名字,不过对我来说,那一次难忘的晚餐不是最后的,而是最初的一次,这就是我平生第一次陪外国人共进的晚餐。
  那时候我30出头,在公社(即现今的乡政府)学大寨正学得忙活。有一天接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即省作协)的电话,通知我去参加接待一个日本文化访华团。接到电话的最初一瞬就愣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穿什么衣服呀?我便毫不犹豫地推辞,说我在乡村学大寨的工作多么多么忙。回答说接待人名单是省革委会定的,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这就意味着不许推辞更不许含糊。
  我能进入那个接待作陪的名单,是因为我在《陕西文艺》(即《延河》)上刚刚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都是注释演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而且是被认为演绎注释得不错的。接待作陪的人员组成考虑到方方面面,大学革委会主任、革命演员、革命工程师等,我也算革命的工农兵业余作者。陕西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几棵大树都被整垮了,我怎么也清楚我是猴子称王的被列入……
  最紧迫的事便是衣服问题。我身上穿的和包袱里包的外衣和衬衣,几乎找不到一件不打补钉的,连袜子也不例外。我那时工资39元,连我在内养活着一个5口之家,添一件新衣服大约两年才能做到。为接待外宾而添一件新衣造成家庭经济的失衡,太划不来了。我很快拿定主意,借。
  借衣服的对象第一个便瞄中了李旭升。他和我同龄,个头高低身材粗细也都差不多。他的人样俊气且不论,平时穿戴比较讲究,我几乎没见过他衣帽邋遢的时候。他的衣服质料也总是高一档,应该说他的衣着代表着70年代中期我们那个公社地区的最高水平。“四清”运动时,工作组对他在经济问题上的怀疑首先是由他的穿着诱发的,不贪污公款怎么能穿这么阔气的衣服?我借了一件半新的上装和裤子,虽然有点褪色却很平整,大约是哔叽料吧我已记不清了。衬衣没有借,我的衬衣上的补钉是看不见的。
  我带着这一套行头回到驻队的村子。我的三个组员(工作组)经过一番认真地审查,还是觉得太旧了点,而且再三点示我这不是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影响”问题,影响国家声誉的问题……其中一位老大姐第二天从家里带来了她丈夫的一套黄呢军装,硬要我穿上试试。结果连她自己也失望地摇头了,因为那套属于将军或校官的黄呢军装整个把我装饰得面目全非了,或者是我的老百姓的涣散气性把这套军装搞得不伦不类了。我最后只选用了她丈夫的一双皮鞋,稍微小了点但可以凑合。
  第二天中午搭郊区公共车进西安,先到作家协会等候指令。《陕西文艺》副主编贺抒玉见了,又是从头到脚的一番审视,和我的那三位工作组员英雄所见一致:太旧。我没有好意思说透,就这旧衣服还是借来的。她也点示我不能马虎穿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影响政治影响”的大事。我从那时候直到现在都为这一点感动,大家都首先考虑国家面子。老贺随即从家里取来李若冰的蓝呢上衣,我换上以后倒很合身。老贺说很好,其他几位编辑都说好,说我整个儿都气派了。
  接待作陪的事已经淡忘模糊了,外宾是些什么人也早已忘记,只记得有一位女作家,中年人,大约长我10岁。我第一眼瞧见她首先看见的是那红嘴唇。她挨我坐着,我总是由不得看她的红嘴唇,那么红啊!我竟然暗暗替她操心,如果她单个走在街上,会不会被红卫兵逮住像剪烫发砍高跟鞋一样把她的红嘴唇给割了削了?
  那顿晚餐散席之后我累极了,比学大寨拉车挑担还累。
  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接待外宾并作陪吃饭,自然不再为一件衣服而惶慌奔走告借了;再说,国家的面子也不需要一个公民靠借来的衣服去撑持了;还有,我也不会为那位日本女作家的红嘴被割削而操心担忧了,因为中国城市女人的红嘴唇已经灿若云霞红如海洋了。

  1995年1月3日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7
王府大街64号
作者:雷达

  雷达(1943—),甘肃天水人。文学评论家、散文家。著有文学评论集《民族灵魂的重铸》,散文集《雷达散文集》等。
  
  最近,我到王府大街64号去过一趟。
  这其实是老门牌,现在早不这么叫了,这里曾是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旧址,人称“文联大楼”,多年前也早改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地点。我去干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驱遣,我踽踽地登上一楼半的台阶,轻轻地推开那扇久违了的大门。门开的一瞬,我几乎有点晕眩。我很害怕地窥探着,寻找着,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不再是什么小礼堂。但它好像还是礼堂的模样,格局未变,新主人连起码的装修也没搞,一股熟悉的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厅里没有人,很空旷,我甚至觉得很荒凉。蓦地,我的耳畔响起了怒吼声,咆哮声,然后,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轰地一声巨响。我赶快逃也似地返身跳下楼梯,冲出大门,直冲到繁华的大街上。大街平静如故。车流和人流无知无觉地移动着,像无始无终的时间。但这并未减却我的紧张,我的心还在卜卜地跳。
  到底怎么了?我模糊意识到巨响声属于幻觉,且来自遥远的时空,但我还是条件反射似地惊跳起来。我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好久才平静下来,想起了与这座礼堂连带的好多往事,还有那巨响声的由来。
  我是1965年分配来这里的,那年我22岁。还在学校图书馆翻杂志的时候,我就感到惊讶,为什么好多权威性的文艺刊物,像《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剧本》、《戏剧报》,还有《人民音乐》、《曲艺》、《民间文艺》等等,编辑部的地址一律标着“王府大街64号”?那个年代刊物寥寥,能将如此多的精华汇聚在一起,那该是何等堂皇而神秘的所在?我想象出入那里的人士,定然个个气度不凡,多少有名的作品曾从他们的手中发出啊。对一个僻处大西北,读着中文系,做着作家梦的学子来说,真是心向往之,却又仰不可攀。然而,造化弄人,怎么也没想到,我本人的毕业分配,报到地点竟就是这王府大街64号。
  其实我最终并未真正分到这座大楼里工作,而是分到它下属的一个小协会——中国摄影学会。当时这里作为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大本营,并没有聚齐所有的协会,像美协、摄协等都在外面,离得倒不远。报到那天,我一瞥见这座大楼,觉得它那钢青色的身躯在蓝天衬托下,显得格外高大神圣,心里就起了一股敬畏感。文联人事处一个胖而高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报到证,马上说,好啊好啊,这两天摄影学会正在要人,你就到那儿去吧。我一个学中文的突然去搞摄影,心里自然发紧。我急忙嗫嚅着,我学的不是这个……语音未落,这位女同志便疾言厉色道,你怎么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分配呐?那时“组织”就是命令,何况那天我太像个乡巴佬了。我觉得她高大的身躯有种威压力,叫人不得不服。我的命运不到十分钟就决定了。事后跟几个同年来的大学生一聊,才知道把谁分配到那里都是人事部门头疼的事。滑头一点的会扶扶眼镜架,故作口吃地说,我高度近视,对不准焦距啊,要么就勾着头很木讷地说,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弄得人家无可奈何,遂滑将过去。可惜我不具备这样的智商。当时的我多么沮丧啊。好在,我的失落感不久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不到一年,“文革”爆发,大家全都卷进了无止无休的斗争。什么创作啊,艺术啊,全都变成了罪恶的证据,从事这一行的人不再风度翩翩,而是个个可疑,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和时间的早晚罢了。
  当年,文联小礼堂的地位骤然显要起来。据说这里曾叫文艺俱乐部,困难时期,政治空气一度松动,此处也曾开茶座,唱评弹,吼川剧,办舞会,笙歌不息。但自1965年以来,两个批示先后下达,风声越来越紧,小礼堂开不完的会,娱乐活动遂渐至绝迹。我几乎每周都要来一二次,不是听周扬的传达,就是听林默涵的检查,讲的人皆一脸晦气,听的人则忐忑不安,好像都预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果然,到了1966年七八月间,风暴突起,势如狂飚,红卫兵洪流冲向每个角落,所向披靡,这座礼堂自然被率先举上了浪尖,完全变成一个大斗技场了。说来不信,那时小礼堂内外,每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字报铺天盖地,很像现今的庙会、博览会、商品交易会,敞开大门迎接四海串联客。大中小型批斗会不断,就像庙会里同时上演着好几台节目一样。这儿在斗冰心,因她的母校是贝满女中,就是附近的灯市口某中学,“小将”们斗起来格外起劲,抓住她回答问题时用了“报馆”这个旧词,大骂其反动。那儿在斗舞蹈家盛婕,已被剃光了头,不知什么话激怒了“小将”,被连推带搡,从楼梯滚了下来,摔伤了。“小将”们固然虔信“革命”,但也有满足好奇心的一面,平日只能在语文课本上见到的名字,忽然不但能见到本人,且可随时拎来观摩、批斗,不是很刺激的事儿吗。
  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一天,一彪身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臂佩红袖标的男女“小将”闯了进来,围住几个“黑帮分子”批斗,喝令他们“自报家门”:报名字、头衔、出身、罪行。有一老戏剧家,高举罪牌,在报出自己的资本家出身后,决不停顿,紧接着大声补充说“我老婆是贫农!”。当时谁也没料到他会这么“不老实”,全愣住了。我想,这若干秒的静场是有潜台词的,那意思是,既然我老婆是贫农出身,你们斗我就有斗“贫农的丈夫”之嫌。不料有一女红卫兵立即喝斥道:“混蛋,谁问你老婆了!”我想这女孩儿一定在家娇纵惯了,平时就没大没小的,不然反应不会如此之敏捷。现在,这位老前辈已经谢世,他在惶急中的本能自卫,制造了一个冷幽默,至今想来令人苦笑。却也有胆子极大的人,当时或稍后,有位女同志贴出了为她的“黑帮丈夫”辩护的小字报,她采用的逻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红小鬼”说起,说得全是最革命的话,弄得造反派一时很窘,虽极恼火,又找不出多少有力的话反驳,只好大骂其嚣张,或念叨“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类。多年过去了,想起她作为一个女性,敢在那黑云盖顶的时候挺身而出,我还是佩服的。有时,柔弱的恰恰是刚强的。
  出没在这里的“牛鬼蛇神”的名单确实太壮观了:除了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在外单位,不时可提来批斗外,像田汉,阳翰笙,光未然,邵荃麟,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冰心,臧克家,陈白尘,张天翼,严文井,侯金镜,吴晓邦,吕骥,李焕之,冯牧,葛洛,韩北屏,戴不凡,屠岸,陶钝,张雷等等,都是本楼的人。那无异身在囹圄,插翅难飞。每个喧嚣的白天结束后,他们才会有片刻喘息,洗去满脸污垢,但关在地下室的他们,又有几人能够安眠?
  我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觉,22岁的我,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外省青年,能见到这么多仰望既久的文坛大家,私心以为是一种幸运,可是,见面在如此不堪的场合,亲眼看他们一个个如囚徒般狼籍,又有种珍贵的瓷器被一排排击碎了的感觉。
  那时受难的决不限于所谓“黑帮分子”,有些被认为最无瑕疵的人,也会在一个早晨厄运突降。《文艺报》的朱某,刚毕业的大学生,戴一副黑边眼镜,挺文气的,听说还是烈士子弟,又分到了这么好的单位,我真羡慕,觉得他太幸福了。有天我还目送他锁了自行车走进大楼,视线要能拐弯,还会一直目送下去。那时他正忙于“造反”,不料有人秘密举报,说他在“毛选”上搞“眉批”。这太骇人听闻了,用当时的话说,叫狗胆包天。而事实是,他学毛著时爱在空白处写点感想,大约有几句话露出了商榷的架势。他搞“反动批注”的问题被迅速报到公安局,说是马上要逮捕,其实公安局也不怎么想受理,因为太多了,逮捕不过来。于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他推说要上厕所,进去不再出来,待冲进去一看,手表搁在窗台上,人不见了。与此同时,正吃午饭的人觉得窗外有个大鸟样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发出巨响。大家忙出去看,见他趴在地上挣扎,还在找眼镜呢。看他疼得满地打滚,有人说“活该,反革命”,也有人主张急送医院。到了医院却无人敢治疗,因为他是“畏罪自杀”者。不一会儿,他就死了。生命啊,卑微如一片落叶,着地无声。
  还有一场面,我每一思及,便不寒而栗。那是批判中国文联副主席刘芝明。刘已是垂暮老人,晃悠悠地站着,垂首静听批判,突然,会场外冲进一人,这人的名字和模样都不记得了,只见他手拿两样东西:一张报纸,一双鞋,好像掌握了重大机密似的威风凛凛。他径直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宣布:现已发现,刘的最新最重大罪行,他胆敢用我们最最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包鞋”!此言既出,全场几乎大乱,口号声此起彼伏,像一口沸锅。只见这人二话不说,冲到刘的面前,抡起鞋底,照着头和脸左右开弓,嘭嘭嘭的拍击声响了很久。我不忍看,却没法不听。至今我还听到这嘭嘭的击打声,好像就在昨天。有时我会好奇地想:不知那个打人者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像所有慈祥的老爷爷一样正在含饴弄孙呢?那天我也跟着呼口号了吗?好像呼过,不,一定呼过。
  最难忘的还是批田汉,这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戏剧界的泰斗。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他那冷酷、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他一条一条地揭发着田汉怎样毒害青年,怎样刻骨反动,就像一层一层地剥着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控诉渐近高潮,台下群情激昂,有人忽然奋臂高呼“跪下,叫他跪下!”也许因问题提得突然,先静场一息,继而“跪下”声就连成了一片。但田汉居然不跪,僵持着,有人上前按他的头,他还是硬挺着脖颈不跪。人们恼了,吼声暴起,声震四壁。继而,全场静寂如死,似有所待。只听见“咚”的一声,田汉终于自动跪下了!跪得很突然,声音很响,像一座大厦,甚至一座山样轰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这一声震碎了我年轻的心灵。这一声从此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中了。
  是的,田汉跪下了,这个当年鼓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人跪下了,这位国歌——半个世纪来响彻在祖国天空的庄严歌声的词作者跪下了,这个占了现代文学史一个长长的章节,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给谁下跪呢?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他跪下的一瞬,时间更深地楔入了黑夜,黑暗遮没了光亮,愚昧压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难道仅仅是田汉一个人吗,不,受凌辱的还有让他下跪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啊。
  现在的我,也就是已经五十多岁,白发悄悄爬上鬓角的我,伫立在大街上,定定地凝望着老门牌王府大街64号,这长方形的青砖砌成的大楼。真是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据说50年代末大楼新建成时,虽因经费压缩,减了规模,它却仍不失为一幢恢弘的建筑,可是现在,它已被暴风雨褪去了钢青色,显得灰白,像一头青丝转眼间白发丛生一样。它杂在今天高楼大厦的群落间,无论色调还是建筑风格,都显得那么老气横秋。是的,它走了太多的路,它老了,在我的视觉里,它渐渐幻化成一只陷身狂涛巨澜中的孤舟,不断地被抛起,又不断地被掷下。现在的作家协会和文联早搬到新楼了,于是,这王府大街64号也就只能作为历史陈迹碇泊在这儿了。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特定时段中国文艺界的象征,也许是恰当的。它肯定具有研究价值。对于它的历史反思,它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功过,早晚该有人会做的罢。
  然而,我心中的困惑并未完全解开,我不是想追问哪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哪一件具体的事,我想追问的是人心,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的精神秘密。忆当年,“小将”们的顽横固然可憎,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磨砺,有的虽只知反复陈述知青生活的苦难,却也很有些人敢于反思这一段变态的人生,可我们知识者、干部或被称为文艺家中的某些人呢,似乎很忌讳再提起这些事;而许多事恐非一个“迷信”和“冲动”可以了结。不是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吗,为什么昨天叫着“同志”,恨不得亲热的拥抱,转眼间就铁青了脸,瞪着敌视甚至嗜血的眼光,半点同情心也没有了”?为什么人会一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为什么在中国最高的文艺殿堂,上演着这般冷酷的“戏”?这暴力倾向是原先就潜伏着,存在着的,还是一时的迷狂所致?诚然,斗人者当时往往真诚地认为被斗者是有罪的,被斗者也往往认为自己确也是有罪的,但当雨过天晴之后,我们是否就理应认为错误全在历史,自己什么错也没犯过呢?对那些打人者、举报者来说,也是绝对真诚的吗?还是出于恐惧,出于泄忿,出于利益,甚或出于以折磨别人、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阴暗心理?我并不膺服那句人人尽知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话,此刻它竟浮了上来。我在想,光有火苗,底下没有大堆的干柴是怎么也燃不成熊熊大火的。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7
人流擦身而过,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复三十年前多是憔悴、迷乱、惊恐、叵测的神色,而换上了健康、紧张、专注、急躁的脸色。人们似乎都盯着一个很实在的单一目标奔走,脚步匆匆。“人对人”粗暴侵犯的时代消歇了,代之而起的总不会是个“人对物”狂热占有的时代吧?
  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但那时代的精神因此也永远地消失了吗?我从外电或零星报道中看到,不是没有人怀恋“文革”,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从眼下层出不穷的贪污犯看出,他们抢掠金钱的疯狂决不亚于“文革”中迫害他人,攫取权利的疯狂。我不禁为之怅然:昨天与今天之间真的已隔着鸿沟?昨天的人心与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进步真的可以代替内在的文化的进步?某日,我偶然翻读加缪的《鼠疫》,里面竟有这样的话: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兴高采烈的人群却看不到。鼠疫杆菌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窑、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潜伏守候……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64号这座老楼,心想,有些东西是应该遗忘的,有些东西却不能遗忘,永远不能。

  写于1998年6-8月,时值纪念田汉诞辰100周年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7
父  亲
作者:阿城

  阿城(1949—),原名钟阿城。四川江津人,生于北京。著有《棋王》、《树王》、《孩子王》等。
  
  1987年3月某晚我正在纽约夏阳的画室里,这个画室是仓库改建的,旧得好像随时要出危险,但实际上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意外是绕了半个地球从电话里传来的:父亲病重,我立刻准备自美国离去。
  从六十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待,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1979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1957年。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电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在1957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芯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撒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由于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难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的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1978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之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1979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1957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搜寻一下,北京图书馆的报和刊分两处借阅,我刚从乡下办回城里,没有工作,就终日跑了东城跑西城,国家图书馆是不做索引的,只能逐日翻所有报纸的所有版面,刊物好多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以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八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人是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经我提醒,才没有买去作工具书。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五十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说,论起罗织罪名,显隐发微,还得内行,这样的内行当领导,最能伤筋动骨,而外行顶多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以求少伤害计,实在应该外行领导内行,我很少发宏论,但常说“我认为”,父亲就讲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于是遭到批判: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检查的时候还在说“我”认为!父亲很感激一个在干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这个人见父亲的交待总不能通过,便拿去修改一番,于是父亲的交待不但通过,而且还被示为其他各种分子的临时榜样。父亲询其故,这个人说,我从前在国民党的报纸做事,看家的本事就是这样写文章呀。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待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待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以陈列各种交待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化大革命辞典,否则后人会很难释读这些交待,例如“交待”;而且副词连用“最最最”会让后人认为祖先有一个时期都是结巴,于是给后世的古人类学,考古医学,训诂学的研究都造成困难。父亲大笑。父亲身上有两样令我羡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还不能从理论上辨别对父亲的判决时,只有从父亲的笑声里认定他不会是坏人。父亲的鼻子,从相术讲,不但隆中,而且悬胆,但父亲的际遇却总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这和他与电影的关系不无影响。电影发明了才一百年,相术还不能归纳它,但也难说,靠电影发迹的明星大部分与相好有关。
  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我向父亲请教其中原因,父亲说,电影是惟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我亦对电影剧本必须文学化不赞同,父亲说,那你叫只懂章回话本的审查者怎么明白你要拍什么呢?我于是明白父亲是知其难为而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亲常常愤怒于父亲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亲,某种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对他们意味着放弃,于是,死亡就显现了。
  纽约大雪,美国不大兴送人到门口的,所以夏阳在门外挥手,令我错觉,以为已身处北京,转头便可去医院看父亲,互相说笑话,于是父亲大笑,而且说:洗澡吧。
  红楼梦结束于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不似曼哈顿街头如斯散乱。
  父亲3月20日去世,因为太平洋上那条人为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迟到了一天。
  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号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人,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厅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只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额骨上。
  父亲的像前无以祭,惟有《电影的锣鼓》、《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这几本他的心血文字。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9
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
作者:张抗抗

  张抗抗(1950—),浙江杭州人,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夏》,中篇小说集《北极光》,长篇小说《情爱画廊》,散文集《橄榄》、《地球人对话》等。
  
  有一年妹妹从杭州到哈尔滨出差,在哈尔滨住了几日。
  临走时我问她对哈尔滨印象如何。满心希望她会给我一个惊奇的赞叹。
  她撇了撇嘴,说:我真难以想像,你怎么在这种地方住了那么多年。
  评价只此一句,再无下文。她做编辑,喜欢简练和含蓄。
  惊奇留给了自己。惊奇地想起自己十几年前刚到哈尔滨时,也对那些先于我们来到这儿的南方人说过同样的话。然而那时就有人回答我: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奥妙,看你怎么去品味和理解。如真在这儿住下来,没准儿就不想走了呢。
  一晃就在哈尔滨断断续续地住了十几年。我不敢说我已了解了哈尔滨。但我想写以下的文字,寄给我妹妹以及其他来过和没来过哈尔滨的人。
  衣
  都说哈尔滨的姑娘漂亮。作为南方人便有些说不出的嫉妒。
  确实名不虚传。也许是松花江的水养人,哈尔滨姑娘的个儿高挑,皮肤粉白;随便在街上走,瞧哪个都惹眼。即使偶尔肤色有所欠缺些的,也定是用时下广告中最引人注目的面霜,将面孔抹得白雪公主一般。那白里透红、粗而不糙的丰腴,令黑黄单薄的南方姑娘望尘莫及。哈尔滨小伙便更“帅”,似乎未出娘胎就已规划过尺寸,又像是输入了篮球或滑冰运动员的基因,个个挺拔健壮,白脸再加上两撇黑黑的小胡子,风流潇洒中添了几分野性,绝对的北方男子气概。
  刚到哈尔滨时,夏天去松花江沿,眼睛就缭乱起来。江堤沙滩游船满世界的五彩缤纷。还是八十年代初,哈尔滨姑娘的“布拉吉”就在江沿悄悄摆动了。后来眼见着一年年的“泛滥”——任是香港广州最新式最时髦的服装,坐着飞机就直奔哈尔滨而来。长裙短裙马海毛镶珠子的大毛衣配裙子的短毛衣牛仔裤加T恤衫……即使是价钱昂贵,哈尔滨人连舌头也不会咂一下的。如想知道今年服装的流行趋势,只需在哈尔滨的大街上遛一趟,再赶着模仿,也还是领导新潮流。
  所以哈尔滨的服装销售业挺发达。广州有什么哈尔滨就有什么。而广州没有的,哈尔滨也有。哈尔滨如今北靠苏联,东临日本南朝鲜,再加上满族蒙族赫哲族的民族特色,这四通八达的优势,别的城市就只好相形见绌。
  都说哈尔滨人穿衣服“洋气”,可有衣服还看你会不会穿。
  冰天雪地之中,哈尔滨姑娘照俏不误。长呢裙短筒靴外加一件鲜艳的长大衣,那个窈窕细巧,竟比南方还南方。寒风飞雪中挤车上班,风姿绰约却绝不感冒。那围巾系得也是另具一格,四四方方的一块绸巾,就能变着法子围出花样来:一边罩住头发,两个角斜着交叉,在颈子一侧打上一个结——这种围法在别的城市敢说找不着一个,是哈尔滨人的专利。
  年轻人追求时尚,因而美中不足的是缺少哈尔滨人的服装风格。要想从服装中了解哈尔滨的文化和历史,眼光就得投向中年以上。
  哈尔滨中年以上的女人爱穿旗袍。这个地方本应是旗袍的策源地,所以无论是绸缎是呢子是布料是长袖低开衩还是无袖高开衩,只要是哈尔滨的女人穿在身上,看着就顺溜就自然就正宗就生辉。好像旗袍就属于哈尔滨。这个感觉确立之后,即使在别的城市,若是有一件旗袍鲜艳地从街角移过来,恍惚就以为自己是在哈尔滨。
  哈尔滨男人的骄傲主要表现在头顶上。享有天下一绝:帽子。既然身在寒带,帽子讲究些很是顺理成章。前些年流行贝雷帽,毛线编织的各种面料裁剪的——女人们很为男人的脑袋费了一番心思。于是开起会来,台下一片赤橙黄绿青蓝紫竞相争妍,式样之丰富别致亦如展销会。那帽子很得男人珍爱,一冬轻易不摘,总说冷,一直戴到春,忍一夏,秋风乍起,便早早地又戴上了。这几年流行或者说“复辟”俄罗斯大礼帽,优质呢面料、宽边,镶有各色缎带,再配上一件厚呢子长大衣,果然就绅士风度起来,很翩翩的,像是早年翻译片中的某个角色,冬天下大雪的日子,台阶上走来这么一位,轻轻掸着帽子上的雪花,微微喷着酒气——嗬,绝对的俄罗斯风味。
  从马斯洛健康人格的五个需要层次出发来看哈尔滨人对服装的爱好,是否可见其中重要的一层:荣誉感的需求。
  食
  一般来说,南方人对于北方,最不敢恭维的,便是食物。日常的饭菜之粗糙和匮乏,随意和简便,常常是南方人渲泄不满的话题。
  在哈尔滨住得久了,渐渐地,就觉得口胃有了变化。变化自然是在潜移默化之中,诸如炒菜不放葱炝锅,就觉得菜不香;吃饺子没有蒜泥,就不算是吃饺子;喝酒若是不拌凉菜,那酒也没滋没味儿。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口味“南腔北调”起来,就不得郑重其事地对南方人声明说:其实,北方菜有北方菜的味道呢!
  哈尔滨红肠,是哈尔滨家庭餐桌上常见的一道冷盘。那红肠外面皱皱着有如树皮,切开却是鲜嫩的粉红色,缀着一星半点雪白的凝脂,肥而不腻,吃着有熏肉的香味;干肠细如手指,极长,因而卖时便将其盘成一卷或切成段,吃时无需蒸热,切片就可入口,全没有广式香肠的甜俗,也不知用何配方制作,香味极怪,含义颇深,又韧又硬,可嚼性较强,费时琢磨,却余香满口,回味无穷。
  哈尔滨的酸黄瓜是极地道的。罐头瓶里必有洋葱芥茉籽和几片不知什么树皮,咬一口酸脆。有过比较,非哈尔滨出的酸黄瓜决不可买。烧鸡也是极入味的,且外观焦黄油亮,形象颇佳。还有配餐的面包,正宗的俄罗斯“大列巴”,枕头般大小,一个足有五斤重。
  由此曾总结,哈尔滨人十分重视冷盘凉莱,多从俄国引起,系舶来品。地理条件所决定,不可算作本地特产。但后来发现,冷盘中有一种中式凉菜,竟成为我最喜欢的东北菜。那凉菜冬天用新鲜的大白菜丝萝卜丝干豆腐丝,夏天用黄瓜丝粉皮青椒,煸好细细的肉丝,再浇上葱姜蒜末香菜辣椒末酱油醋,最后大刀阔斧地搅和一阵,即成。鲜凉爽口,价廉物美,吃得满头冒汗,却爱不释嘴,欲罢不能。试着给家中南来北往的客人显露过几次,手艺照老哈差远,却也是杯盘狼藉、一抢而空。
  哈尔滨热菜的特色比凉菜稍逊。名声在外的是猪肉炖粉条,即使再升一格也是一锅烩之类。其实一锅烩,也是大有可为——比如酸菜川白肉,就烩得不同凡响。酸菜丝儿必须是“蹁”过几层的,刀功须极细,肉必须是肥瘦搭配的五花,还必须有筋筋道道的冻豆腐宽粉条辅助,炖出满满一砂锅,寒冬腊月的,腾腾直冒热气,那是个什么气氛!我至今只要在冬天回到哈尔滨,总是死乞白咧对我的老邻居说:我要吃酸菜川白肉。
  近几年哈尔滨的涮羊肉也逐渐盛行。哈尔滨称为“吃锅子”。那锅子也与别处不同,锅里是必须有一只螃蟹垫底的,至于远道而来的螃蟹是否新鲜且另当别论。然后是羊肉猪肉牛肉统统“一锅端”上,如有鱿鱼猪肝蛤蜊什么天南海北的新鲜玩艺儿则多多益善来者不拒,餐桌上必得如往常待客冷盘炒几十道落成个宝塔状才算甘心作罢。其汤味之复杂或者多元,可谓独创的“哈尔滨浓汤”,充分体现出哈尔滨人兼收并蓄、融汇贯通的口味与宽容胸怀。
  如是在一家专营锅子的餐馆,客人只须往桌边一坐,两个彪形大汉抬着一只煤气罐咚咚直奔你的座位,然后将煤气罐塞进桌下,拉出一根管线,接通桌上的煤气盘,哧地划一根火柴,火苗轰然而起,锅里的水旋即沸腾,便有系着白色三角头巾的姑娘排成一队送上大盘大盘的生肉蔬菜——那情形何等壮观。那个时刻我总是为哈尔滨人蓬蓬勃勃的生命热情所感动所鼓舞,哈尔滨人活得多么洒脱多么痛快呵!
  所以哈尔滨人买菜,不用篮子而用筐。冬天的大白菜土豆自不用说,就是夏天的黄瓜西红柿豆角,也成堆成堆地摊在街上的菜站,主妇们便成筐成筐地往家买。我有一次在集市买菜,因是偶尔做饭,又没有冰箱,只能各样买一点儿,弄得小贩大为不解。顺便买一小块姜,那卖菜的瞪了我一眼,说:就这么点儿,咋卖呀?给你得了!
  住
  还在哈尔滨念书的时候,我就在星期天或是节假日,自己一个人,徒步走过大街小街的许多地方。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无论是那些赭红色的“洋葱头”大圆屋顶建筑、拜占廷式的东正教教堂,还是太阳岛上形状各异的玩具似的别墅,中央大街光滑的石子路,都使我深深入迷。
  我曾久久地徘徊于大直街与中山路交叉的那个巨大的转盘道口,寻找那座今天已永远地留在哈尔滨人的记忆和遗憾中的美丽的教堂遗迹。在我的想像和憧憬中完成它昔日的灿烂与辉煌。
  然而更吸引我的,是街边道旁那一座座普通的苏式民居——绿色的木围栏,一棵矮矮的丁香或是樱桃树,隐隐地露出雕花的木屋檐、刷着油漆的门斗和阳台……那房子的一角总有一个宽大的玻璃房间,几乎是三面透亮迎光,里面摆满过冬的花草,据说称为花房。
  这些精致的小楼许多年来大概已是几易其主,而哈尔滨的大部分市民都已住进了公寓楼房。虽然住房的外观与其相距甚远,但室内的装修和陈设,却保留了苏俄文化的影响。
  我在几年前搬进作协分配给我的单元房时,房间的墙壁都已按照哈尔滨人的习惯,分别贴上了浅蓝、淡绿和银灰的壁纸。在接近天花板的画径线上方,每个房间都印有不同的几种图案,或如水波、或如树叶、或如花卉,勾出一种古典的雅致与宁静,如置身于一个小小的宫殿,一抬眼便能享受艺术的情趣。我留神观察了几家的墙,竟然没有一家的图案是重复或雷同的,这在南方的城市,定是一个时髦的新事物。在哈尔滨,却是一个连文革中都没有被破坏的传统。
  由于寒冷,门窗都是双层的。在两层玻璃之间,撒上些干燥的锯末。过冬前在窗缝门缝上仔细地糊好纸条以免透风。那纸条为免室内的热气洇湿,必得贴在外面的,相传为东北三大怪之一。然而开了春却有了麻烦,将门窗一一拆封,因是双层,我需擦洗的玻璃无以计数。
  家家的地板都是极干净的,进门必换鞋,无论街上怎样的泥泞,家里总是温馨又舒适。一般卧室小小的,有一张大大的铁床。那铁床的床栏镀“金”包铜,晶光铮亮的,还饰有精美的鸟形或天使的铜雕,让人觉得哈尔滨人睡觉,很庄严。
  家具也和南方有很多不同,哈尔滨人重视喝酒,所以那只厚重的酒柜必占一席之地。最不可缺少的是家家必备的一张大拉桌——椭圆形、黑或烟色,架着六根粗壮的桌腿,待客或合家团聚时,将桌子中央活动的长板拉开,便是一张其大无比、气派非凡的长餐桌子。任是吃锅子吃饺子还是喝老白干,都可痛痛快快地辅张。那桌子平日不用时,盖上绣花或是钩花的台布,蹲在屋角,如一头大象。
  哈尔滨的冬季长久,于是家家都爱养花。下雪的日子,从窗玻璃朦胧的冰凌中,隐隐透出一枝鲜红的绣球、一朵明艳的扶桑,那情景何等动人。到了夏天,满城的波斯菊瓜叶菊金盏花迎风摇曳,还有从白色的门廊上垂挂下来的啤酒花绿色的瀑布,终令人心荡神怡。
  行
  春天的哈尔滨风大,走路得侧着身子,免得灌一口冷风,呛着。
  夏天的哈尔滨风凉,走在江沿,走在街心,步履轻快,很惬意。
  秋天的哈尔滨人走得行色匆匆,要作各种过冬的准备,挺忙乎。
  冬天的哈尔滨人走得小心翼翼,满地的积雪被行人的脚步压成了冰,四处溜滑。整个哈尔滨犹如一个巨大的溜冰场,一不留神就会摔个屁股墩。唯有上学的孩子,嘻嘻哈哈地专拣有冰的地儿走,一只脚往后一蹬,双脚一并,就从冰道上“出溜”过去,想必比走路的速度快上好些。人行道上,便留下一小轱轳一小轱轳灰白色的印迹。
  冬天的哈尔滨人爱说:冻脚。今天走着上班,冻脚不冻脚,是气温的标志。以前的棉杌,厚厚的毡底,虽暖却笨。如今都爱美,城里没人穿那玩艺,都是薄薄的棉皮鞋,啥也不当。但宁可冻脚。反正走一走,就暖和。别看零下几十度的,走急了,还出汗。
  冻脚的机会主要在等车的过程。冬天的公共汽车开得慢慢吞吞,汽车也怕打滑。也跟个人似的,冷得哆嗦,车门就永远也开不大。上下的乘客,便像麻袋里的土豆似的,一个个往外蹦。好在都久经考验,尽管身子臃肿些,手脚还灵便,互相挤一挤,比如加热,彼此没有怨言。售票员更是彪悍强健,竟然就能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挤上一个来回,一边挤一边挨个乘客扒拉,亦或就熟人似地拍你的肩膀杵你的后背,很是尽职地让你买票。你惶惑地企图躲避,而车窗上满是冰凌,望出去灰蒙蒙,犹如一个闷罐,你甚至无法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哪一站。所以冬天之“行”难有愉快的记忆。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9
只有一次,靠车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她的小孩,那孩子先是对着窗玻璃哈气,然后从被裹得严严实实的羽绒服中伸出胖胖的小手,用手指在哈过气的白霜上抠了一个小小的孔,那个孔恰好容得下一只眼睛,孩子就从这个孔里,张望着外面的世界。我恍然明白哈尔滨人在严寒中行走,是有许多窍门的。后来也如法炮制过几回,其乐无穷。再后来就发现还有人在冰凌上刻字,比如:不冷。
  行路难,哈尔滨的出租汽车业便出奇地发达。无论冬夏,满大街呼呼跑着的小汽车,招手即停,开门就上,停车付钱,下车走人。那车脏兮兮的又旧,多是私营,司机收费倒不漫天要价,你问他多少,他满不在乎地听着流行歌曲说:你看着给吧。既慷慨又亲切。哈尔滨人想得开,遇有生病看戏送站什么的难事就说:打的。很港派的。于是公共汽车那部分不方便,就让“打的”给弥补了,行路便也不难。
  到了夏天,哈尔滨人就鲜活蓬勃起来。太阳一落,街头舞曲悠扬,男男女女就在门前的空地翩翩起舞,这般随意的露天舞会,这般的热烈和浪漫,敢说别的城市绝无。到星期天,说走,就上太阳岛,太阳岛的野游是哈尔滨人每年隆重的节日,于是啤酒红肠酸黄瓜松花蛋铺满杨树林间的草地,收录机的音乐回荡在太阳岛的上空,白色的沙滩上闪烁着五彩缤纷的游泳衣——好一个绚丽的哈尔滨之夏。
  有一次从北京去哈尔滨,一上火车,满车厢的东北乡音。前后左右的乘客,都穿得漂亮。我对面的一对小夫妻,自费去北京旅游回哈,她很响亮地宣布说:咱哈尔滨人不攒钱,有钱就花,这叫会生活。
  所以我认定哈尔滨是全中国最有个性、最有特色的城市之一。
  所以我认为自己这个杭州人早已名不符实——我是半个哈尔滨人。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39

经营生命
作者:申力雯

  申力雯,女,国家注册医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小说集,写过专栏,荣获过文学奖。
  
  我第一次感悟生命,那是十年前的一个冬天。
  许多人,从那间屋里接出了妈妈,我拉开车门,连忙用我的羽绒大衣和羊绒围巾把车座及靠背铺得温暖舒服。我叫了一声“妈——”那声音在风中抖动一下,旋即撕扯断了,只见两位工人师傅戴着手套机械而利索地把妈妈推进了汽车后备箱里。在寒风中我茫然了,一个面对的真实的残酷令我僵硬,尽管我来时原本是知道的。
  人的生命竟如此难以把握,昨天晚上妈妈还对我说,“待我出院要买一盆大朵的黄菊花”。只过了一夜,妈妈就走了,走得急切仓促,生命原本那样没有耐性,匆匆滑落像一颗飘落红尘的尘埃。我木然地坐在汽车里,妈妈在汽车后备箱里颠簸,我的心骤然荒凉而麻木,像是历经沧桑的老人。
  窗外的世界依然精彩,依然喧哗,依然热闹,天还蓝,太阳还灿烂,它们对一个突然离去的人完全无动于衷,街上的人流五颜六色,他们大步流星地向前奔着,他们在奔钱、奔名、奔利、奔一切可以抓到手的好东西。车流在鸣叫中涌动,无论是奔驰、宝马、桑塔纳、夏利还是“小面”,它们急赤白脸地向前冲着,像是争先恐后地抢一张巨额彩票。这时,我对众生突然产生一种莫名的悲悯,悟得原来大家在同一人生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人是达官显贵,有人是平民百姓,彼此的不同仅在于角色的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可怜可叹的演员,在生命的过程中充满了同样的焦虑、痛苦与渴求。人们手里抓着、肩上扛着、头上顶着、腰上拽着各种装满财富的布袋,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往前奔着,沉重而辛苦却一刻也不肯放松。更令人惊异的是大家奔向的目标是共同的也是惟一的,终点一到所有的装满金银财宝的布袋都统统地掉下了。
  人们不同的主要是不同的人生阶段,各自不同的感受。年轻人由于人生的终点于他们遥远而飘渺,他们以为拥有的是生命的永恒。中年人辛苦奔劳、野心冲动,生活把他们历练得粗砺而务实。老年人因已看到了不远的地方就是归宿,他们或悲哀或恐惧或无奈,当然也有人能超越红尘而归于平淡自然。
  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捧在手里的水,从我们拥有生命那一刻起,我们的十指无论怎样拼命地靠拢,怎样小心翼翼,水还是一点一滴地渗漏,这是挡不住的丧失。
  生命又是一笔上帝给每个人放在银行里的储蓄。究竟它有多少?没有人在生前知道,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我们都在一天天地消费它,直到有一天生命出现了赤字。生命是不确定的,我们惟有分分秒秒地把握,把每一个日子都当成一个快乐而充实的节日。
  人生有不同的地段,青春正如王府井大街这块黄金地段,不仅要开拓,同时也要学会节俭含蓄。青春是经不起挥霍的,它不仅太少太贵而且又薄又脆。青春是回眸醉心的一瞬。
  中年的发展基础是稳定,中年的大禁在于夸张生命,中年的市场时而会出现假冒青春的品牌,这不仅滑稽而且悲哀。中年的品牌,品质只能是中年。中年的误区是比较,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重要的是建设内心的自信凝重与安详。中年的明智在于干自己想干的,干自己能干的,只要干得好,干什么都好。
  人生最难耐的是老年,一个女人从姑娘到媳妇到老太太,这意味着一个女人的路已走到尽头。男人也是如此。不过一个女人的老年比男人的老年要好过得多,当女人退回到家庭的王国她会依然自信与快乐。而男人往往无所适从,因为他们太看重社会舞台。这时一种可怕的心理补偿及返老还童的心态油然产生,如果这种心态过于强烈,就不仅荒唐而且有损健康,“冬行春令实属不祥”,优雅庄严的老化是老年自爱的选择。
  老年人你们手捧的水及银行里的储蓄都所剩不多,你要节俭生命开支,要小心翼翼关照自己的身体,要尽力收敛你的阳光,让它尽量温暖自己,惟恐不及,能够健康、自理、自得其乐的老人是幸福的。
  老年人最富裕的就是时间,让日子悠悠地过吧,慢慢地会澄清出一种醇香,岁月筛下的是生命的真情,这时,展现在你眼前的是生命的全景图,清新明朗。所有的秘密都已揭开,所有的乌云密布的日子都已云淡风清。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40
好运设计
作者:史铁生

  史铁生(1951—),河北涿县人。作家。著有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散文集《自言自语》、《我与地坛》等。
  
  要是今生遗憾太多,在背运的当儿,你独自呆一会儿,不妨随心所欲地设想一下自己的来世。干嘛不想想呢?我就常常这样去想。
  我想,倘有来世,我先要占住几项先天的优越:聪明、漂亮和一副好身体。命运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人一生下来就有走运的和不走运的。譬如说一个人很笨,这该怨他自己吗?然而由此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却完全要由他自己负责——饱受了轻蔑终也不知道这事到底该怨谁。再譬如说,一个人生来就丑,再怎么想办法去美容都无济于事,这难道是他的错误他的罪过,不是。那为什么就该他难得姑娘们的喜欢呢?因而婚事就变得格外困难,一旦终于有了孩子,不要说别人,就连他自己都希望孩子千万别长得像他自己,为什么就该他是这样呢?再说身体,有的人生来就肩宽腿长,潇洒英俊(或者婀娜妩媚,娉娉婷婷),生来就有一身好筋骨,精力旺盛,而且很少生病,可有的人却与此相反,生来就样样都不如人。对于身体,我体会尤甚。所以我只盼下辈子能够谨慎投胎,有健壮优美如卡尔·刘易斯一般的身材和体质,有潇洒漂亮如周恩来一般的相貌和风度,有聪明智慧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般的大脑和灵感。
  
  降生在什么地方相当重要。20年前插队在偏远闭塞的陕北乡下,我见过不少健康漂亮尤其聪慧超群的少年,当时我就想,他们要是生在一个恰当的地方,他们必都会大有作为,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必定成就非凡。但在穷乡僻壤,吃饱肚子尚且是一件颇为荣耀的成绩,哪还有余力去奢想什么文化呢?他们没有机会上学,没有书读,看不到报纸、电视,甚至很少看得到电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便只能遵循了祖祖辈辈的老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后他们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才华耗尽变作纯朴而无梦想的汉子。然后如他们的父辈一样地老去,唯单调的岁月在身上留下注定的痕迹。然后他们恐惧着、祈祷着、惊慌着听命于死亡随意安排。再然后倘若那地方没变,他们的儿女们必定还是这样磨钝了梦想,一代代去完成同样的过程。我希望我的来世千万不要是这样。
  那么降生在大城市,生在个贵府名门,父亲是政绩斐然的总统,要不是个家藏万贯的大亨,再不就是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或者父母都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你从小就在一个倍受宠爱恭维的环境中长大,呈现在你面前的是无忧无虑的现实,绚烂辉煌的前景,左右逢源的机遇,一帆风顺的坦途……这样是不是就好呢?一般来说,这样的境遇也是一种残疾,也是一种牢笼。这样的境遇经常造就着蠢材,不蠢的概率很小,有所作为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凡有点水平的姑娘都不肯高攀这样的人。
  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生在一个介于此二者之间的位置上怎么样?嗯,可能不错。
  既知晓人类文明的丰富璀璨,又懂得生命路途的坎坷艰难;既了解达官显贵奢华而危惧的生活,又体会平民百姓清贫而深情的岁月;既有博览群书并入学府深造的机缘,又有浪迹天涯独自在社会上闯荡的经历;既能在关键时刻得良师指点如有神助,又时时事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绝非平步青云;既饱尝过人情友爱的美好,又深知了世态炎凉的正常,故而能如罗曼·罗兰所说:“看清了这个世界,而后爱它。”——这样的位置好虽好,不过在哪儿呢?
  
  你最好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
  也就是说,你父亲是知识分子,但千万不要是那种炙手可热过于风云的知识分子,否则“贵府名门”式的危险和不幸仍可能落在你头上:没有一个健全、质朴的童年。一个人长大了若不能怀恋自己的童年,当是莫大的缺憾。你应该有一大群来自不同家庭的男孩儿和女孩儿做你的朋友,跟他们一块认真地吵架翻脸,然后一块哭着和好如初。当你父母不在家时,把好朋友都叫来,痛痛快快随心所欲地折腾一天,把冰箱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然后载歌载舞地庆祝。你还可以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去冒险,拿点钱,瞒过父母,然后出发,义无反顾。把新帽子扯破了新鞋弄丢了一只没关系,把膝盖碰出了血把白衬衫上洒了一瓶紫药水没关系,你母亲不会怪你,因为当晚霞越来越淡夜色越来越浓的时候,你父亲也沉不住气了,你母亲庆幸还庆幸不过来呢。“他们回来啦,他们回来啦!”仿佛全世界都和平解放了,一群群平素威严的父亲都乖乖地跪出来迎接你们,同样多的一群母亲此刻转忧为喜光顾得摩挲你们的脸蛋和亲吻你们的脑门儿。一个幸运者的童年就得是这样。
  你的母亲也要有知识,但不要像你父亲那样关心书胜过关心你。也不要像某些愚蠢的知识妇女,料想自己功名难就,便把一腔希望全赌在了儿女身上,生了个女孩就盼她将来是个居里夫人,养了个男娃就以为是养了个小贝多芬。一个幸运者的母亲必然是一个幸运的母亲,她教育你的方法不是来自于教育学,而是来自她对一切生灵乃至天地万物由衷的爱,由衷的颤栗与祈祷,由衷的镇定和激情。她难得给你什么命令,她深信你会爱这个世界。
  
  在你两三岁的时候你就光是玩,别着急背诵《唐诗三百首》和弄通百位数以内的加减法,去玩撒尿和泥,然后不洗手再去玩你爷爷的胡子。到你四五岁的时候,在你母亲的皮鞋上钻几个洞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往你父亲录音机里撒把沙子听听声音会不会更奇妙。上小学时你门门功课都得上三四分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做些别的事,让你父亲有机会给人家赔几块玻璃。一上中学尤其一上高中,所有熟人都对你刮目相看,各种奖啊奖啊奖啊并不构成你的好运,你的好运是说你其实并没花太多时间在功课上。你爱好广泛,神魂聚注若癫若狂。
  你热爱音乐,古典的交响乐,现代的摇滚乐,温文尔稚的歌剧,粗犷豪放的民谣,你都听得心醉神迷。你喜欢美术,你从色彩感受生命,由造型体味空间,在线条上嗅出时光的流动,在连接天地的方位发现生灵的呼喊。体育也是你的擅长,差不多所有的体育项目你都玩得精彩、洒脱、漂亮。你把体育变得不仅仅是体育了,那是舞蹈,是人间最自然坦诚的舞蹈,那是艺术,是上帝选中的最朴实辉煌的艺术形式。
  
  接下来你到了恋爱的季节。你正在一所名牌大学里读书,读得出色,各种奖啊奖呵又闹着找你,你的动静坐卧举手投足都流溢着男子汉的光彩,明显地追逐你的和不露声色地爱慕着你的姑娘们已是成群结队,但你一向只是婉言而真诚地拒绝、善意而巧妙地逃避,弄得一些自命不凡的姑娘们委屈地流泪。但是有一天,你在运动场上正放松地慢跑,你忽然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也在慢跑,她的健美一点不亚于你,生命对她的宠爱,青春对她的慷慨,这些绝不亚于你,而她似乎根本没有发现你,仿佛除了她和她的美丽这世界上并不存在其他东西。而你却被她的美丽和自信震慑了,被她的优雅和茁壮惊呆了,被她的倏然降临搞得心恍神惚手足无措。于是你不跑了,光是看她。你很想冲她微笑一下表示一点敬意,但她并不给你这样的机会,她跑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她走了。简单极了,就走了。走了很久而你还站在原地,操场空空旷旷只剩了你一个人,你头一回感到了惆怅和孤零。但你把她记在了心里,幸运之神依然和你在一起。你在她周围不露声色地卖弄你的千般技巧万种本事,终于引起了她的注意。你又在朋友家里和她一起吃过一次午饭,你们到底认识了,谈了很多,谈得融洽而且热烈。此后不是你去找她,就是她来找你,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不是她来找你就是你去找她,春夏秋冬……总之,你们终成眷属。
  
  也许你注意到了,我忽然有了一点疑虑:你能在一场如此称心、顺利、圆满的爱情和婚姻中饱尝幸福吗?没有挫折,没有坎坷,没有望眼欲穿的企盼,没有撕心裂肺的煎熬,没有痛不欲生的痴颠与疯狂,没有万死不悔的追求与等待,当成功到来之时你会有感慨万端的喜悦吗?在成功到来之后还会不会有刻骨铭心的幸福?或者,会不会因为顺利而冲淡其魅力?会不会因为圆满而阻塞了渴望,限制了想像,丧失了激情,从而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遵从了一种生理程序,心路却已荒芜,继而是麻木——会不会?地球如此方便如此称心地把月亮搂进了自己的怀中,没有了阴晴圆缺,没有了潮汐涨落,没有了距离便没有了路程,没有了斥力也就没有了引力,那是什么呢?很明白,那是死亡。如果你再诚实点,事情可能会更难办:人类是要消亡的,地球是要毁灭的,宇宙在走向热寂。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救赎之路何在?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是的,我们巳入绝境。现在我们只占着一项便宜,那就是死神还没驾到,我们还有时间想想对付绝境的办法,当然不是逃路,当然你也跑不了。其他的办法,看看,还有没有。
  过程。对,过程——只剩了它了。对付绝境的办法只剩它了。事实上你惟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夺剥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现实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
  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吗?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来接你回去。你依然没有玩够,但你不惊慌,你知道过程怎么能有个完呢?过程在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都是上帝的巧妙设计。
  但是我们的设计呢?
  
  我看出来了——我又走回来了。我看出来了,我们的设计只能就这样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上帝爱我!——我们的设计只剩这一句话了,也许从来就只有这一句话吧。

  选自《天涯》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40
精神的三间小屋
作者:毕淑敏

  毕淑敏(1952—),山东文登人,作家。著有《昆仑殇》、《阿里》、《补天石》等。
  
  面对那句——人的心灵,应该比大地、海洋和天空都更为博大的名言,自惭自秽。我们难以拥有那样雄浑的襟怀,不知累积至哪种广袤,需如何积攒每一粒泥土,每一朵浪花,每一朵云霓?
  甚至那句恨不能人人皆知的中国古话——宰相肚里能撑船,也让我们在敬仰之余,不知所措。也许因为我们不过是小小的草民,即便怀有效仿的渴望,也终是可望而不可及,便以位卑宽宥了自己。
  两句关于人的心灵的描述,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空间的概念。人的肢体活动,需要空间。人的心灵活动,也需要空间。那容心之所,该有怎样的面积和布置?
  人们常常说,安居才能乐业。如今的城里人一见面,就问,你是住两居室还是三居室啊?……喔,两居室窄巴点,三居室虽说也不富余,也算小康了。
  身体活动的空间是可以计量的,心灵活动的疆域,是否也有个基本达标的数值?
  有一颗大心,才盛得下喜怒,输得出力量。于是,宜选月冷风清竹木潇潇之处,为自己的精神修建三间小屋。
  第一间,盛着我们的爱和恨。对父母的尊爱,对伴侣的情爱,对子女的疼爱,对朋友的关爱,对万物的慈爱,对生命的珍爱……对丑恶的仇恨,对污浊的厌烦,对虚伪的憎恶,对卑劣的蔑视……这些复杂对立的情感,林林总总,会将这间小屋挤得满满,间不容发。你的一生,经历过的所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仿佛以木石制作的古老乐器,铺陈在精神小屋的几案上,一任岁月飘逝,在某一个金戈铁血之夜,它们会无师自通,与天地呼应,铮铮作响。假若爱比恨多,小屋就光明温暖,像一座金色池塘,有红色的鲤鱼游弋,那是你的大福气。假如恨比爱多,小屋就阴风惨惨,厉鬼出没,你的精神悲戚压抑,形销骨立。如果想重温祥和,就得净手焚香,洒扫庭院。销毁你的精神垃圾,重塑你的精神天花板,让一束圣洁的阳光,从天窗洒入。
  无论一生遭受多少困厄欺诈,请依然相信人类的光明大于暗影。哪怕是只多一个百分点呢,也是希望永恒在前。所以,在布置我们的精神空间时,给爱留下足够的容量。
  第二间小屋,盛放我们的事业。
  一个人从25岁开始做工,直到60岁退休,他要在工作岗位上度过整整35年的时光。按一日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每年就要为你的职业付出2000个小时。倘若一直干到退休,那就是70000个小时。在这个庞大的数字面前,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始于惊骇终于沉思。假如你所从事的工作,是你的爱好,这70000个小时,将是怎样快活和充满创意的时光!假如你不喜欢它,漫长的70000个小时,足以让花容磨损日月无光,每一天都如同穿着淋湿的衬衣,针芒在身。
  我不晓得一下子就找对了行业的人,能占多大比例?从大多数人谈到工作时乏味麻木的表情推算,估计这样的幸运儿不多。不要轻觑了事业对精神的濡养或反之的腐蚀作用,它以深远的力度和广度,挟持着我们的精神,以成为它麾下持久的人质。
  适合你的事业,白桦林不靠天赐,主要靠自我寻找。这不但因为相宜的事业,并非像雨后的菌子一样,俯拾即是,而且因为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也是抽丝剥茧,需要水落石出的流程。你很难预知,将在18岁还是40岁甚至更沧桑的时分,才真正触摸到倾心的爱好。当我们太年轻的时候,因为尚无法真正独立,受种种条件的制约,那附着在事业外壳上的金钱地位,或是其他显赫的光环,也许会灼晃了我们的眼睛。当我们有了足够的定力,将事业之外的赘生物一一剥除,露出它单纯可爱的本质时,可能已耗费半生。然费时弥久,精神的小屋,也定需住进你所爱好的事业。否则,鸠占鹊巢,李代桃僵,那屋内必是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田野。我们背负着它,播种着,耕耘着,收获着,欣喜地走向生命的远方。规划自己的事业生涯,使事业和人生,呈现缤纷和谐相得益彰的局面,是第二间精神小屋坚固优雅的要诀。
  第三间,安放我们自身。
  这好像是一个怪异的说法。我们自己的精神住所,不住着自己,又住着谁呢?
  可它又确是我们常常犯下的重大失误——在我们的小屋里,住着所有我们认识的人,惟独没有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的头脑,变成他人思想汽车驰骋的高速公路,却不给自己的思维,留下一条细细羊肠小道。我们把自己的头脑,变成搜罗最新信息网络八面来风的集装箱,却不给自己的发现,留下一个小小的储藏盒。我们说出的话,无论声音多么嘹亮,都是别的喉咙嘟囔过的。我们发表的意见,无论多么周全,都是别的手指圈画过的。我们把世界万物保管得好好,偏偏弄丢了开启自己的钥匙。在自己独居的房屋里,找不到自己曾经生存的证据。
  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精神小屋,不必等待地震和潮汐,在微风中就悄无声息地坍塌了。它纸糊的墙壁化为灰烬,白雪的顶棚变作泥泞,露水的地面成了沼泽,江米纸的窗棂破裂,露出惨淡而真实的世界。你的精神,孤独地在风雨中飘零。
  三间小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非常世界,建立精神的栖息地,是智慧生灵的义务,每人都有如此的权利。我们可以不美丽,但我们健康。我们可以不伟大,但我们庄严。我们可以不完满,但我们努力。我们可以不永恒,但我们真诚。
  当我们把自己的精神小屋建筑得美观结实、储物丰富之后,不妨扩大疆域,增修新舍,矗立我们的精神大厦,开拓我们的精神旷野。因为,精神的宇宙,是如此地辽阔啊。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41
性而上的迷失
作者:韩少功

  韩少功(1953—),湖南长沙人,作家。著有《西望茅草地》、《夜行者梦语》等。
  
  一
  有些事情如俗话说的:你越把它当回事它就越是回事。所谓“性”就是这样。
  性算不上人的专利,是一种遍及生物界的现象,一种使禽兽花草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力。不,甚至不仅仅是一种生物现象,很可能也是一种物理现象,比如电磁场中同性相排斥异性相吸引的常见景观,没有什么奇怪。谁会对好些哆哆嗦嗦乱窜的小铁屑赋予罪恶感或神圣感呢?谁会对它们痛心疾首或含泪欢呼呢?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种类同于氨基丙苯的化学物质,其中包括新肾上腺素、多巴胺,尤其是苯乙胺,在情人的身体内燃烧,使他们两颊绯红,呼吸急促,眼睛发亮,生殖器官充血和勃动,面对自己的性对象晕头晕脑地呆笑。他们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在上帝微笑的眼里一次次实现着自然的预谋。
  问题当然没有如此简单。性的浪漫化也是一笔文化遗产,始于裤子及文明对性的禁忌,始于人们对私有财产、家庭、子女优育等经济性需要。性的浪漫化刚好是它被羞耻化和神秘化之后一种必然的精神酿制和幻化,放射出五彩十色的灵光,照亮了男人和女人的双眸。直到这个世纪的一九六八年,时间已经很晚了,传统规范才受到最猛烈的动摇。美国好莱坞首次实行电影分级制度,X级的色情电影合法上映令正人君子们目瞪口呆,一个警察说,当时一个矮小的老太太如果想买一份《纽约时报》,就得爬过三排《操×》杂志才能拿到。
  避孕术造成了性与生殖分离的可能,使苯乙胺呼啸着从生殖义务中突围而去。其实,突围一直在进行,通奸与婚姻伴生,淫乱与贞节影随,而下流话历来是各民族语言中生气勃勃的野生物,通常在人们最高兴或最痛苦的时候脱口而出,泄漏出情感和思想中性的基因。即使在礼教最为苛刻和严格的民族,人们也可以从音乐、舞蹈、文学、服饰之类中辨出性的诱惑,而一个个名目各异的民间节庆,常在道德和法律的默许之下,让浪漫情调暖暖融融弥漫于月色火光之中,大多数都少不了自由男女之间性致盎然和性味无穷的交往和游戏,对歌,协舞,赠礼,追打笑闹,乃至幽会野合。这种节庆狂欢不拘礼法,作为礼法的休息日,是文明禁忌对苯乙胺的短暂性假释。
  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来说,种种狂欢节是人类性亢奋的文化象征。民俗学家们直到现在也不难考察到那些狂欢节目中性的遗痕。
  始于西方的性解放,不过是把隐秘在狂欢节里的人性密码,译解成了宣言、游行、比基尼、国家法律、色情杂志、教授的著作、换妻俱乐部等等,使之成为一种显学,堂而皇之进入了人类的理智层面。
  它会使每一天都成为狂欢节么?
  二
  禁限是一种很有意味的东西。礼教从不禁限人们大汗淋漓地为公众干活和为政权牺牲,可见禁限之物总是人们私心向往之物——否则就没有必要禁限。而禁限的心理效应往往强化了这种向往,使突破禁限的冒险变得更加刺激,更加稀罕,更加激动人心。设想要是人们以前从未设禁,性交可以像大街上握手一样随便,那也就索然无味,没有什么说头了。
  因此,正是传统礼教的压抑,蓄聚了强大的纵欲势能,一旦社会管制稍有松懈,便洪流滚滚势不可挡地群“情”激荡举国变“色”。性文学也总是在性蒙昧灾区成为一个隐性的持久热点,成为很多正人君子一种病态的津津乐道和没完没了的打听癖、窥视癖。道德以前太把它当回事,它就真成一回事了。纵欲作为对禁欲的补偿和报复,常常成为社会开放初期一种心理高烧。纵欲者为了获得义理上的安全感,会要说出一些深刻的话。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如果吃饱喝足又有太多闲暇,如果他们本就缺乏热情和能力关注世界上更多刺心的难题,那么性解放就是他们最高和最后的深刻,是他们文化态度中惟一的激情之源。他们干不了别的什么。
  这些人作为礼教的倒影,同样是一种文化。他们的夸大其辞,可能使刚有的坦诚失鲜得太快,可能把真理弄得脏兮兮的让人掉头而去。他们用清教专制兑换享乐专制,轻率地把性解放描绘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就像以前的伪道学把性压抑说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他们解除了礼教强加于性的种种罪恶性意义之后,必须对性强加上种种神圣性意义,不由分说地要别人对他们的性交表示尊敬和高兴。他们指责那些没有及时响应步调一致来加入淫乱大赛的人是伪君子,是辫子军,是废物。这样做当然简单易行——“富贵生淫欲”这句民间大俗话一旦现代起来就成了精装本。
  这些文学脱星或学术脱星,把上帝给人穿的裤子脱了下来,然后要求人们承认生殖器就是新任上帝,春宫画就是最流行的现代《圣经》。他们最痛恶圣徒但自己不能没有圣徒慷慨悲歌的面孔。
  这当然是有点东方特色的一种现代神话,最容易在清教国家或后清教国家获得信徒们的喝彩。相反,在性解放洪潮过去的地方,X级影院里通常破旧而肮脏,只有寥落几个满身虱子和酒气的流浪汉昏昏瞌睡,不再被大学生们视为可以获得人生启迪的教堂和圣殿。性解放并没有降低都市男女的孤独指数和苦闷指数,并没有缓解“文明病”。最早的性解放先锋邓肯后来也生活极其恶化,肥胖臃肿,经常酗酒,胡吵乱闹,不大像一个幸福的退休教母。那里一方面有了得乐且乐的潇洒,另一方面也有了爱滋病、性变态、冷漠、吸毒之类的苦果。如果有人去那里宣言只要敢脱就获取了天堂的入场券,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性的困惑和苦恼,甚至进而达到人生幸福的至境,这种神经病肯定半个美元也赚不着。
  自由是一种风险投资。社会对婚姻问题的开明,提供了改正错误的自由也提供了增加错误的自由。解放者从今往后必须孤立无援地对付自己与性相关的困惑和苦恼,一切后果自己承担,没法向礼教赖账。正如有些父母怕孩子摔跤就不让他们踢球,我们为勇敢破禁欢呼。但勇敢就是勇敢,勇敢不是包赚不赔的特别股权。一九六八并不是幸运保险单的号码。踢足球就是踢足球,一只足球不算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不值得大吹大擂,穿上球鞋不意味着一定能射门得分,一定成为球星,更不意味着万事如意。
  三
  对理论常常不能太认真。
  一个现代女子找到了一个她感“性”趣的男人,如果对方婉言拒绝她,这个女子就可能断言对方在压抑自己。你怎么活得这么虚伪呢?你太理智了,我觉得理智是最可恶的东西,是最压抑人性和情感的东西。人生能有几时醉?……
  这个女子开导完了,出门碰到一个使她极其恶心的男人,被对方纠缠不休,她就可能说出另外一些理论:你怎么这样不克制自己呢?怎么这样缺乏理智呢?你只能让我恶心,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
  这个女子的理智论和反理智论兼备,只是随时根据具体情况各派其用,各得其所。你能说她是“理智派”还是“感情派”?同样,如果她心爱的丈夫另有新欢,要抛弃她了,她可能要大谈婚姻的神圣性;时隔不久如果她找到了更可心的人,对方是人家的丈夫,她就可能要大谈婚姻的荒谬性。你能说她是卫道士还是第三者乱党?如此等等。
  理论、观念、概念之类,一到实际中总是为利欲所用。尤其在最虚无又最实用的现代,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中间,理论通常只是某种利欲格局的体现,标示出理论者在这个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动态势。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利欲格局中都是强者又都是弱者——只是相对于不同的方面而言。因此,每一个人都万法皆备于我,都是潜在的理论全息体,从原则上说,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论的,是需要任何理论的。用这一种而不用那一种,基本上取决于利欲的牵引。但这决不妨碍对付格局中的其他方面的时候,或者在整个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及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面目。比如一个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里的保守派;一个下级面前的集权派,完全可能是上级面前的民主派。
  这种情形难免使人沮丧:你能打起精神来与这些堂而皇之的理论较个真吗?
  纵欲论在实际生活那里,通常是求爱术的演习,到时候与自述不幸、请吃请喝、看手相、下跪等等合用,也有点像征服大战时的劝降书。若碰上恶心的纠缠者,他们东张西望决不会说得这么滔滔不绝。他们求爱难而拒爱易,习惯于珍视自己的欲望而漠视他人的欲望,满脑子都是美事,因此较为偏好纵欲说。就像一些初入商界的毛头小子,只算收入不算支出,怎么算都是赚大钱,不大准备破产时的说辞和安身之处。
  他们中的一些人通常不喜欢读书这类累人的活,瞟一瞟电视翻翻序跋当然也足够开侃。所以他们的宣言总是丰繁而又混乱,尤其不适宜有些呆气的人来逐字逐句地较真。比如他们好谈弗洛伊德,从他的“里比多”满足原理中来汲取自己偷情的勇气,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正是这一个弗洛伊德强调性欲压抑才能产生心理能量的升华,才得以创造科学和艺术,使人类脱离原始和物质的状态。他们也好谈M·巴特、J·德里达以及后现代主义,用“差延”、“解构”、“颠覆”等等字眼来威慑文明规范,力求回复人的自然原态。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巴特们的文化分析正是从所谓“自然原态”下刀,其理论基点就是揭示“自然原态”的欺骗性、虚妄性,是一种统治人类太久的神话。一切都是文本,人的一切都免不了文化的浸染。巴特们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与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割席分道,开始了天才的叛逆。用他们来声张“自然原态”或“人之本性”,哪儿跟哪儿?
  很有些人,从不曾注意弗洛伊德和巴特的差别,不曾注意尼采和萨特的差别,不曾注意孔子和毛泽东的差别,最大的本领只是注意名人和非名人的差别,时髦与不时髦的差别。他们擅长把一切时髦的术语搜罗起来,一古脑儿地用上。就像一个乡下小镇的姑娘闯进大都市之后,把商店里一切好看的化妆品都抹在自己脸上。这也是一种Pastiche——拼凑,杂拌,瞎搅和,以五颜六色的脸作为时代的标准像。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42

  一直有人尝试办专供妇女看的色情杂志,但屡屡失败,顾客廖落。不能说男性的身体天生丑陋不堪入目,也不能说妇女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冲破礼教——某些西方女子裸泳裸舞裸行都不怕了还怕一本杂志?这都不是原因,至少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个现象只是证明:身体不太被女性看重,没有出版商想像的那种诱惑力。女性对男体来者不拒,常常是男作家在通俗杂志里自我满足的夸张,是一种对女性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女人与男人很不一样。
  有些专家一般性地认为,男性天生地有多恋倾向,而女性天生地有独恋倾向,很多流行小册子都作如是说。多恋使人想到兽类,似乎男人多兽性,常常适合“兽性发作”之类的描述。独恋使人想到多是从一而终的鸟类,似乎女人多鸟性,“小鸟依人”之类的形容就顺理成章。这种看法其实并不真实。女性来自人类进化的统一过程,不是另走捷径直接从天上飞临地面的鸟人。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如果让妻子少一点对丈夫的经济依附性,多一点走出家门与更多异性交往的机会,等等,她们也能朝秦暮楚地“小蜜”“小情”起来。
  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在于她们无论独恋还是多恋,对男人的挑选还是要审慎得多,苛刻得多。大多男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外表的姿色,尤其猎色过多时最害怕投入感情,对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缠绵只会使他们感到多余,琐屑,沉重,累人,吃不消。而大多女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内质,重在心智,能力,气度和品德——尽管不同文化态度的女人们标准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追随时风,采用金钱、权势之类的尺度,但她们总是挑选尺度上的较高值,作为对男人的要求,看重内质与其他女人没有什么两样。俗话说“男子无丑相”,女性多把相貌作为次等的要求,一心要寻求内质优秀的男人来点燃自己的情感。明白此理的男人,在正常情况下的求爱,总是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或是勇武,或是高尚,或是学贯中西,或是俏皮话满腹,如此等等,形成精神吸引,才能打动对方的春心。经验每每证明,男子大多无情亦可欲,较为容易亢奋。而女人一般只有在精神之光的抚照下,在爱意浓厚情绪热烈之时,才能出现交合中的性高潮。从这一点来看,男人的性活动可以说是“色欲主导”型,而女人的性活动可以说是“情恋主导”型。
  男人重“欲”,嫖娼就不足为怪。女人重“情”,即便养面首也多是情人或准情人——在武则天、叶卡德琳娜一类宫廷“淫妖”的传说中,也总有情意绵绵甚至感天动地的情节,不似红灯区里的交换那么简单。男子的同性恋,多半有肉体关系。而女子的同性恋,多半只有精神的交感。男子的征婚广告,常常会夸示自己的责任感和能力(以存款、学历等等为证),并宣言“酷爱哲学和文学”——他们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女子的征婚手段,常常是一张悦目的艳照足矣——她们知道男人需要什么。
  这并非说女性都是柏拉图,尤其一些风尘女子作为被金钱或权势毒害的一种特例,这种经济或政治活动可以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主导”也当然不是全部。女子的色欲也能强旺(多在青年以后),不过那种色欲往往是对情恋的确证和庆祝,是情恋的一种物化仪式。在另一方面,男子也不乏情恋(多在中年以前),不过那种情恋往往是色欲的铺垫和余韵,是色欲的某种精神留影。丰繁复杂的文化积存,当然会改写很多人的本性,造成很多异变。一部两性互相渗透互相塑造的长长历史中,男女都可能会演变为对方的作品。两性的冲突有时发生在两性之间,有时也可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男性文化一直力图把女性塑造得感官化/媚女化。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三围定要合格,穿戴不可马虎,要秀色可餐妩媚动人甚至有些淫荡——众多电影、小说、广告、妇女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女子本不愿意妖媚的,是为了男人才学习妖媚的,搔首弄姿卖弄风情,不免显得有些装模作样。女性文化则一直力图把男性塑得道德化/英雄化。坐怀不乱真君子,男儿有泪不轻弹,德才兼备建功立业而且不弃糟糠——众多电影、小说、广告、男性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男子本不愿意当英雄的,是为了女人才争做英雄的,他们作深沉态作悲壮态作豪爽态的时候,不免也有些显得装模作样。
  装模作样,证明了这种形象的后天性和人为性。只是习惯可成自然,经验可变本能,时间长了,有些人也就真成了英雄或媚女,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些意思。
  五
  道德是弱者用来制约强者的工具。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体弱状态,决定了性道德的女性性别。在以前,承担道德使命的文化人多少都有一点女性化的文弱,艺术和美都有女神的别名。曹雪芹写《红楼梦》,认为女人是水,男人是污浊的泥。川端康成坚决认为只有三种人才有美:少女,孩子以及垂死的男人——后两者意指男人只有在无性状态下才可能美好。与其说他们代表了东方男权社会的文化反省,勿宁说他们体现了当时弱者的道德战略,在文学中获得了战果。
  工业和民主提供了女性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主地位,就连在军事这种女性从来最难涉足的禁区,女性也开始让人刮目相看——海湾战争后一次次模拟电子对抗战中,心灵手巧的女队也多次战胜男队。这正是女性进一步要求自尊的资本,进一步争取性爱自主性爱自由的前提。奇怪的是,她们的呼声一开始就被男性借用和改造,最后几乎完全湮灭。旧道德的解除,似乎仅仅只是让女性更加色欲化,更加玩物化,更加要为迎合男性而费尽心机。假胸假臀是为了给男人看的;耍小性子或故意痛恨算术公式以及认错外交部长,是为了成为男人“可爱的小东西”和“小傻瓜”;商业广告教导女人如何更有女人味:“让你具有贵妃风采”,“摇动男人心旌的魔水”,“有它在手所向无敌”,如此等等。女性要按流行歌词的指导学会忍受孤寂,接受粗暴,被抛弃后也无悔无怨。“我明明知道你在骗我,也让我享受这短暂的一刻……”有一首歌就是这样为女人编出来的。
  相反,英雄主义正在这个时代褪色,忠诚和真理成了过时的笑料,山盟海誓天长地久只不过是电视剧里假惺惺的演出,与卧室里的结局根本不一样。女人除了诅咒几句“男子汉死绝了”之外,对此毫无办法。有些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愤愤地指责,工业只是使这个社会更加男权中心了,金钱和权利仍然掌握在男人手里,男性话语君临一切,女性心理仍然处于匿名状态,很难进入传媒。就像这个社会穷人是多数,但人们能听到多少穷人的声音?
  对这些现象作出价值裁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要指出的只是:所谓性解放非但没有缓释性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使危机更加深重,或者说是使本就深重的危机暴露得更加充分。女人在寻找英雄,即便唾弃良家妇女的身分,也未尝不暗想有朝一日扮演红粉知己,但越来越多的物质化男人,充当英雄已力不从心,不免令人失望,最易招致“负心”、“禽兽”之类的指责。男人在寻找媚女,但越来越多被文明史哺育出来的精神化女人,不愿接受简单的泄欲,高学历女子更易有视媚为俗的心理逆反,也难免令人烦恼,总是受到“冷感”、“寡欲”之类的埋怨。影视剧里越来越多爱呵恋呵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两性反倒越来越难以协调,越来越难以满足异性的期待。
  女性的情恋解放在电视剧里,男性的色欲解放在床上。两种性解放的目标错位,交往几天或几周之后,就发现我们全都互相扑空。
  M·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表达了一种情欲分离观。男主人公与数不胜数的女人及时行乐,但并不妨碍他对女主人公有着忠实的(只是需要对忠实重新定义)爱情。对于前者,他只是有“珍奇收藏家”的爱好,对于后者,他才能真正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果女人们能够接受这一点,当然就好了。问题是昆德拉笔下的女主人公不能接受,对此不能不感到痛苦。解放对于多数女性来说,恰恰不是要求情与欲分离,而是要求情与欲的更加统一。她们的反叛,常常是要冲决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家庭,抗拒某些金钱和权势的合法性强奸,像D·H·劳伦斯笔下的女主人公。她们的反叛也一定心身同步,反叛得特别彻底,不像男子还可以维持肉体的敷衍。她们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追踪,要把性做成抒情诗,而与此同时的众多男人,则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逃离,想把性做成品种繁多的快食品,像速溶咖啡或方便面一样立等可取,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可以把事情搞掂(定)。
  性解放运动一开始就这样充满着相互误会。
  昆德拉能做出快食的抒情诗或者抒情的快食品么?像其他有些作家一样,他也只能对此沉默不语或含糊其辞,有时靠外加一些政治、偶然灾祸之类的惊险情节,使冲突看似有个过得去的结局,让事情不了了之。
  先天不足的解放最容易草草收场。有些劲头十足的叛逆者一旦深入真实,就惶恐不安地发出“我想有个家”之类的悲音,含泪回望他们一度深恶痛绝的旧式婚姻,只要有个避风港可去,不管是否虚伪,是否压抑,是否麻木呆滞也顾不得了。从放纵无忌出发,以苟且凑合告终。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在情感日益稀薄的世纪末踽踽独行,越来越多抱怨,越来越习惯在电视机前拉长着脸,昏昏度日。这些孤独的人群,不交际时感到孤独,交际时感到更孤独,性爱对生活的镇痛效应越来越低。是自己的病越来越重呢?还是药质越来越差呢?他们不知道。他们下班后回到独居的狭小公寓里,常常感到房子就是巨大监狱里的一间单人囚室。
  最后,同性恋就是对这种孤独一种畸变的安慰。同性恋是值得同情的,同性恋证明人类是值得同情的。这种现象的增多,只能意味着这个世界爱的盛夏一晃而过,冬天已经来临。
  六
  在性的问题上,女性为什么多有不同于男性的态度?
  原因在于神意?在于染色体的特殊配置?或在于别的什么?也许女人并非天然精神良种。哺育孩子的天职,使她们产生了对家庭、责任心、利他行为的渴求,那么一旦未来的科学使生育转为试管和生物工厂的常规业务之后,女性是否也会断然抛弃爱情这个古老的东西?如果说是社会生存中的弱者状态,使她们自然而然要用爱情来网结自己的安全掩体,那么随着更多女强人夺走社会治权,她们的精神需求是否会逐步减退并且最终把爱情这个累心的活甩给男人们去干?
  多少年来,女性隐在历史的暗处,大脑并不长于形而上但心灵特别长于性而上。她们远离政坛商界的严酷战场(在这一点上请感谢男人),得以优闲游赏于自己的情感家园。她们被男性目光改造得妩媚之后(在这一点上请再感谢男人),一心把美貌托付给美德。她们自己常常没有干成太多的大事,但她们用眼风、笑靥、唠叨及体态的线条,滋养了什么都能干的男人。她们创立的“爱情”这门新学科,常常成为千万英雄真正的造就者,成为道义和智慧的源泉,成为一幕幕历史壮剧的匿名导演。她们做的事很简单,不需要政权不需要信用卡也不需要手枪,她们只须把那些内质恶劣的男人排除在自己的选择目光之外,这种淘汰就会驱动性欲力的转化和升华,驱使整个社会克己节欲并且奋发图强,科学和艺术事业得到发展并且多一些情义。她们被男人改造出来以后反过来改造男人自己。她们似乎一直在操作一个极其困难的实验:在诱惑男人的同时又给男人文化去势。诱惑是为了得到对方,去势则是为了永久得到对方——更重要的是,使对方值得自己得到,成为一个在灿烂霞光里凯旋归来的神圣骑士,成为自己的梦想。
  梦想是女人最重要的消费品,是对那些文治武功战天斗地出生入死的男人们最为昂贵的定情索礼。
  在这里,“女性”这个词已很大程度上与“神性”的词义重叠。在性的问题上,历史似乎让神性更多地向女性汇集,作为对弱者的补偿。因此,女权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心界对物界的征服,精神对肉体的抗争——一切对物欲化人生的拒绝(无论出自男女)都是这场运动的体现。至于它的女性性别,只能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不太恰当的标签。它的胜利,也决不仅仅取决于女性的努力,更不取决于某些辞不达意或者“秀(show)”色太浓的女权宣言和女权游行。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43

  人在上帝的安排之下,获得了性的快感,获得了对生命的鼓励和乐观启示,获得了两性之间甜蜜的整合。上帝也安排了两性之间不同理想的尖锐冲突,如经纬交织出了人的窘境。上帝不是幸福的免费赞助商。上帝指示了幸福的目标但要求人们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说,电磁场上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为了得到性的美好,还须一次次穿越两相对视之间的漫漫长途。
  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兽化,只能在灵肉两极之间巨大的张力中燃烧和舞蹈。“人性趋上”的时风,经常会造就一些事业成功道德苛严的君子淑女;“人性趋下”的时风,则会播种众多百无聊赖极欲穷欢的浪子荡妇。他们通常都从两个不同的极端,感受到阳萎、阴冷等等病变,陷入肉体退化和自然力衰竭的苦恼。这些灭种的警报总是成为时风求变的某种生理潜因,显示出文化人改变自然人的大限。
  简单地指责女式的性而上或者男式的性而下都是没有意义的,消除它们更是困难——至少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方面尚未提供终极的解决,有意义的首先是揭示出有些人对这种现状的盲目和束手无策,少一些无视窘境的欺骗。这是解放的真正起点。
  解放者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是特别乐意对自己进行的欺骗——这些欺骗在当代像可口可乐一样廉价和畅销,闪耀着诱人的光芒。

  1993年8月
作者: 鲁林涛    时间: 2009-3-3 10:45
有时间再接着发.....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5-3 15:53
{:soso_e100:}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6-9 22:27
原文地址:读者文摘1000篇(精选读者、意林等)作者:柳岸钓客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8 21:26
原文地址:《读者》200期合订本在线阅读作者:江山依旧
《读者》200期合订本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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