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之友网]创站者管季超很想见见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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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用音乐和心灵写作

孙颖

　　艺术家就像上帝那样，把个人的苦难变成世界的光明。
　　　　　　　　　　　　　　　　　　　　——冯骥才

　　音乐飞扬  窗外顿时一片明媚

　　音乐忧伤  窗外立刻一片萧索

　　大作家冯骥才先生站起来与我握手时，我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位巨人，一问之下才知道，他身高一点九二米；当话匣子打开后，他开始滔滔不绝，中间有好几次，他故事中的坎坷经历让我眼眶发热、鼻子发酸，但是面对“巨人”巨大的胸怀，坦然的笑容和一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从容，我马上收起了我的眼泪和脆弱。

　　（以下谈话孙代表孙颖，冯代表冯骥才）

　　孙：冯老师，您真的好高啊！

　　冯：（笑）以前是打篮球的。对了，昨晚我还在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  中看到你，话题可不是谈音乐，是在谈单身女性呢！挺有意思。

　　音乐充满灵性感觉

　　孙：（笑）那我们还挺有缘的。今天可不能再谈单身女性了，我要好好跟您聊聊音乐。我曾看过您写的一篇文章，内容就是您到俄罗斯特意去探访伟大的音乐家柴科夫斯基故居的感受，看完之后，我感到您是一位与音乐有着很深渊源的作家。

　　冯：这点你说对了。我与音乐的关系极之亲密，在所有的艺术里，音乐是最有感觉的，而感觉又是一个无形的东西，它最容易以最快的速度，闪电般地进入你心灵最中间的那个地方。音乐是充满着灵性和感觉的，和其它艺术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而且它和任何艺术之间都有着“通感”。

　　孙：有一击即中的感觉？

　　冯：对。

　　孙：您说的这种感觉应该是指古典音乐吧？

　　冯：当然。流行音乐虽然也是一种音乐，但并不需要特别用心去听，它可以在某种时候、某种心情时让人放松一下，愉快一下，不能给你更多东西了，所以不需要对它太认真，我听着流行音乐的时候，手上也可以干着任何事情，它永远不会让我倾倒、痴迷，它没有任何神圣感。

　　孙：您听您喜欢的古典音乐时，可能会坐在黑暗中聆听吧？情绪甚至会随着弦律的变化一会儿喜，一会儿悲。

　　冯：有点儿那意思。你有没有觉得，当我们的思想和音乐的声音融为一体时，我们的情感可以改变音乐，当然，是我们改变了音乐还是音乐改变了我们，具体我也说不清。就像在汽车里看见风景，若车厢里放着喜欢的音乐，窗外的风景就会发生变化。看冬天的树，由于我听着威尔第的《春天》，就好象也来到了春天； 看窗外明媚的阳光，由于我听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心中就立刻感到了阴霾。这是非常神奇的感觉，不是么？
孙：太好了！其实我喜欢上开车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可以在流动的风景中与音乐相伴，不同的心情选择不同的音乐，再加上开篷跑车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冯：（笑）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选择坐车，这样可以更放心的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若我自己开车，可能听到有描写河的音乐，我就往河离开了。（大笑起来）
音乐与写作有关系

　　孙：（也笑）那音乐和您的写作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冯：太有关系了！其实音乐根本是我们生活的载体，一手音乐能让十几年前的一段日子一下子被推到眼前。譬如海明威，他写作有个习惯，就是总停顿在写得最顺、情绪最高昂时，这样的话回来接着再写就很容易接上。我却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音乐。由于我平常也是繁杂工作太多，经常有人上门来找，写作肯定会被打断，我就在写之前找好与今天写作题材相配合的音乐，一边听一边写，越写越感到音乐和写作融为一体，这样我丝毫不担心被切断，因为回来我只要一听那段音乐，文思就立刻回来了。

　　孙：（笑）那您要确保没人会动你播放音乐的器材。

　　冯：（笑）绝不会有人动，家人都知道我这个习惯。你觉得文字中有旋律吗？

　　孙：当然有，有时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朗读起来的感觉就像旋律中多了一个音符和少了一个音符一样。

　　冯：我记得在法国的一本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有这样一段话，傅雷把它翻译得很好。（冯开始动情地背诵）“对于小克里斯朵夫来说，这一切都是音乐。譬如大太阳的夏天，刮风的夜晚；风雨、雷鸣、流动的光、夜里咿呀呀的门……然后是莱茵河的水、乌云……”你听听这些句子的长短，就是一段段旋律啊！因为傅雷（大翻译家）自己太懂音乐了，所以他才亲自在家里教导儿子傅聪（著名钢琴家）。还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艺术家有些坎坷经历，对其艺术创作特别好，太顺利反而会少了激情和渴望。我曾说过一句话：“艺术家就像上帝那样，把个人的苦难变成世界的光明”

　　音乐触及人的灵魂

　　孙：这句话是您在参观大音乐家柴科夫斯基（以下简称老柴）故居时想到的。

　　冯：完全正确。你听老柴最后一部交响曲——第六交响曲，它的标题叫《悲怆》，那些又甜又苦的旋律，带着泪水的微笑，无边的绝境和无声的轰鸣，让听者自然而然想到他破碎的人生，情感的挫折和生活的困窘。这样的音乐是能触及人的灵魂的。

　　孙：您自己也是一个历尽苦难的人，这点我从您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得到。

　　冯：世上悲惨的事情太多了，我悲惨，还有人比我更悲惨。你知道我是怎么踏上写作之路的吗？我原来一直是搞画画的。就是因为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有个人来家里找我，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了，我们家被大抄家，什么东西都没留下，很是凄惨。我当时就在社会最底层讨生活，什么辛苦活儿都做过，只为了有口饭吃。这个人告诉我，他有睡觉讲梦话的习惯，而且不是讲一句两句，有时会讲一整段。於是，红卫兵就每天晚上坐在他床旁，等他讲梦话，然后用笔记下来，第二天就以他某句梦话说得不妥当为理由而严刑拷打他。一段日子下来，他成了重度神经衰弱患者，整晚睡不着觉。临走时，他老泪纵横地对我说：“将来有谁会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这段生活是什么样子呢？”那晚大雪纷飞，我看着他的背影慢慢消失，就决心要把身边的人和事用笔记录下来。

　　孙：您光是写您自己的经历就已经很丰富了。

　　冯：自己的和周围人的都很丰富。我最记得有一天我回来，找不到妈妈了，就出门去找她。后来看见她被一群人押着，头发被剪成男人头，脸上涂满了紫药水，当她回头看我时，我清楚地看见平时慈爱的妈妈居然变成了这副模样，於是眼前一片漆黑，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躯体已不在人世上了，大约一分钟时间，我又被什么东西给拉回来了。后来听别人说，我站在那儿狂笑了足足一分钟。

　　音乐没有让我失望

　　孙：（难过地）这应该是在地狱门外徘徊的一分钟，也可能上帝暂时还无意收留您，就又把您送回苦难的人间。

　　冯：那个晚上，红卫兵走了，我睡在地板上，心中响起的是贝多芬的交响曲（“命运”），它响了一整晚，醒来后，地板上全是我的泪水。这首交响曲我敢说我最懂了，我的经历就是那种感觉，这首曲子代表的是人类痛，并不只是个人的痛。还有一次，我和我爱人同在的单位枪毙了二十七人，说他们写过反动语录。我立刻想到我平时写的那些东西万一给人看见，全家人就都完了。於是，我想了各种方法来保存，但都觉得不够安全，因为我都是写在一张张的小纸片上，已积累了很多了。

　　孙：从作品角度来说，那些手稿资料太珍贵了； 可从现实角度看，那时留着它们可能性命都保不住。

　　冯：是的，所以我还是烧掉了大部分，有一些最重要的，我把它们卷成纸卷儿，藏在自行车的杠杆内，但后来还是害怕，万一自行车被人偷了怎么办？我又用铁丝把它们勾了出来，最后我想了一个安全的办法，就是把它们背下来，全印在我的脑子里，那是最最安全的。

　　孙：哦！您还是全部烧掉了，真是太可惜了。

　　冯：到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天津是7.3级地震，我家烟囱都掉了下来，我把孩子紧紧贴在肚皮下面逃了出来。地震后我才发现，屋子里遗留的小纸片起码还有一箱。有一次，香港来了一位朋友叫潘耀明（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他问我可不可以拿一张小纸片回去做纪念，我答应了。

　　孙：您那时写作就是纯粹的写作，只是为了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

　　冯：我坚持着在痛苦中创作，反而感到了文学的本质。文学必须是自由的，关上门后没有任何人打挠你，没有任何功利的思想。那被保留下来的一箱纸片上所记载的东西，直到今天也未出版。

　　孙：看纸片应该只是支离破碎的片段，真正的记忆全印在您脑子里了。经过这么多苦难，现在苦尽甘来，会不会额外珍惜？

　　冯：会。不仅会珍惜，还会把时间分成两半儿来用。最值得庆幸的是，音乐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没有让我失望，它始终温暖着我，慰藉着我的心灵，甚至是灵魂。

　　孙：（由衷地）谢谢您，冯骥才老师。

　　冯：也谢谢你。

　　主持人的话

　　钢琴与琵琶双演奏家、本版特邀主持人孙颖

　　与冯骥才老师的一席谈话，让我心情有些沉重，他们这一代人心上的痛，恐怕也不是仅靠一首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就能说得清的。

　　过了没多长时间，冯老师邀请我去天津参加他的活动，他那天西装革履、神采奕奕地站在台上讲话。午饭时，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说到郎朗弹琴，他说：“那孩子是非常有才华的。但我觉得若他不做秀，将会更好。只要崇拜心中的艺术就足够了，不必太崇拜艺术之外的自己。”说到现在的艺术商业化，他说：“以前的艺术家靠口碑出名，李斯特要想给人们知道他曲子作得好，琴弹得好，全是靠口碑，艺术家甘於寂寞也不影响口碑的传播；可今天的商业社会，靠的全是商业手段，你若是选择寂寞，那就真的永远寂寞了。”

　　“所以现在做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最好是具备两个要素：一是专心搞好自己的艺术。二是会运用商业的方法推销自己。”再说到现今的媒体炒作，他又说：“我不会成为媒体的猛料（指挖隐私类的负面新闻），我只是依靠媒体来传播我的思想。”

　　最后，他郑重地说：“在艺术中我做上帝，在市场中我做凡人；我绝不在市场中装上帝，也绝不在艺术中做凡人！”

　　那天远道而来，为冯骥才捧场的众多好友包括有——韩美林、高占祥、赵文瑄等等，还有众多爱戴他文学作品的读者簇拥着他。看着这一切，我感到很欣慰。谢谢冯骥才为我们这期“音乐天空”带来精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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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冯骥才：福娃创意很聪明鲜明性不如中国印

　　2005年11月11日22:44 新浪体育讯　冯骥才，男，1942年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代表作《三寸金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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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文化：吉祥物做为历届奥运会的核心识别元素，请问您对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有怎样的理解？

　　冯骥才：从识别来讲，中国的特点特色是有了。各方面都满意，而且它是一个相互磨合的结果，跟艺术品的制作和选择不同，前者是个人创作，这个是集体智慧，可以解释很多意义，包括赋予思想和内涵的东西，文化的，地域的，民族的，都不少。美中不足的是过程太复杂，过程太多，承担的东西也多，不够简单明确。鲜明性不如中国印。

　　新浪文化：我们都知道，吉祥物不但可以表达奥林匹克的精神，而且还能代表东道主的历史文化特色，那么北京奥运会的这些吉祥物，具有怎样的内涵和意义？

　　冯骥才：我觉得吉祥物应该有非常鲜明的东道主特点，中国的特点。福娃系列的创意，是一个很聪明的创意，比如五个娃娃头上的帽子，有点类似于民间的虎头帽。京剧里用花脸来表现个性和形象，民间就是帽子和面具。这个创意很好。可以体现更多的中国特点。另外，它主要的圣火娃娃，因为是最主要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它的中国特色更强点。

　　新浪文化：人们习惯把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五彩狗“瓦尔第”为历史上第一只奥运会吉祥物，您觉得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会带给世界人民一个什么样的美妙印象？

　　冯骥才：我一直认为用“虎头帽”的方式来塑造形象，这个办法非常好。而且福娃还有点类似于“阿福”，阿福是民间文化里一个很有特点的形象，南方有阿福，北方也有，比如年画。通过这样的形象，它既可以体现娃娃的活泼，又能象征生命的活力，象征美好的愿望。可以给全世界的人们带来很多的愉悦。

　　新浪文化：您怎么看人们通过收藏吉祥物，来做为纪念奥运会的一种方式？

　　冯骥才：这五个娃娃将会成为奥运会的一个旗帜，一个载体。而且将来的现场还会有好多视角，用来把它们辐射到更广阔的地方。而且相信很多人都会收藏，它们也会给人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本身是一群可爱的孩子，同时又是各式各样的动物，把人和动物连在一起，将动物拟人化，让人们更爱这些动物，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王小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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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出版家应为保护民族文化做贡献

打造民间文化“四库全书”

　　（《今晚报》记者高丽）合肥11月2日电：冯骥才正在做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昨天，他在安徽对出版界发表演讲时说，这项工作通过三年时间努力正在逐步展开，收集来的民间性“四库全书”得到了很多出版社的支持，目前正在做“中华民族杰出传承人的普查和认定”，要把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文化的传人挖掘出来，经过专家的认定进行保护。这一行动得到了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与帮助，目前初步预计将以百人百卷的形式重点推出。

　　冯骥才在演讲当中讲到，我们民族的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的大众文化。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里边包含着民间文化的情感、精神、特征。精英文化代表不了一个民族，它不能是一个民族的符号，即便是某一杰出的文化人物也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符号。只有大众认同的来自民间的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符号。也因此那些儿歌、老祖奶奶给我们讲的各式各样的故事，人间的情怀和人间的情谊养育了我们，成为我们民族血液中的DNA。

　　冯骥才说，我们目前正在面临着工业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冲击，在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我们面临着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在市场经济大势下是非常艰难的，精神正在迅速贬值。我们在用一个文化的空架子应对开放的世界。问题的关键是，商业文化已经给我们布下了陷阱。因为商业文化一定是喜新厌旧的，一定是快餐式的，一定是虚张声势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我们必须让我们民族文化的DNA更纯，或者说，在我们的血液中要流淌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符号。

　　冯骥才进而谈到有良心的中国文化人，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的出版商更应该是出版家。出版家要有视野。他们的经典，他们的最高追求是一定要能够传世的，这样的出版社能够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高峰做贡献。一起整理民间文化的“四库全书”，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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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矛头对准建筑师

冯骥才

　　今天来批评城市文化，我的矛头要指向一个新角色——建筑师。建筑师是决定城市文化及其命运的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角之一。

　　须承认，我们600多个城市已经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完全混乱。一方面是拆的很惨；一方面是建的很糟。光怪陆离、平庸粗鄙的建筑充塞着我们的城市。我们不能光说政府官员，不能光说开发商，因为——我们的建筑师也无能。

　　关于文化的粗鄙化，实际上从300年前满人入关后就开始了。一直有种说法，认为中原强大的汉文化把满文化同化了。可是我们仔细看一下明代的家具那种简约、飘逸、大气，到了清初就已经不复存在了。那种源自汉唐的高贵又厚重的汉文化逐步被马背上的满文化稀释了；

　　及至清末，中国第一次面临西方文化的涌入。那一次我们的文化古老又顽强，所以能够比较从容地选择外来文化的经典；
　　　　　　　　　　　　　　在10月22日“新江南”论坛上：“今天的矛头对准建筑师！”

　　但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我们开始喜欢上了颠覆，喜欢黑马，喜欢文化的自残；

　　然后就是战乱。虽然有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家，却很难沉下心来研究自己的文化；

　　解放了，一次次政治运动都从文化开始的；

　　进入文革，我们的文化被彻底扫除，批红楼，批水浒，批克己复礼，中国文化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空架子；

　　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再次涌入。这次的外来文化和五四时期不同，这次唱主角的是商业文化，是NBA、时尚、汉堡包、明星、超市、名牌等等等等。外来的一过性的粗鄙化的商业文化如同沙尘暴一般弥漫着中国人的精神，经历了文革洗礼的中国社会扛不住这么强烈的文化冲击。只能顺从和模仿。何况我们需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依靠消费拉动。要扩大消费，就必须刺激人们物质的拥有欲，煽动人们的欲望。

　　这是一个物质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很容易和我们长期漠视精神文化的社会融为一体。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城市改造”的。

　　“改造”这词儿真糟，很野蛮。过去害了许多人，现在害了许多城市。近二十年，中国城市的改造实际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再造”。记得，不久前一群开发商在一座滨海城市开“高峰论坛”——现在动不动就是“高峰论坛”。他们提出的广告是“有多少城市可以重来”。重来？口气多大。而我们的城市真的全都“重来”了。城市的历史遗存几乎被扫荡一空，然后在这一无所有的土地上随心所欲地盖起新房子。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只有那些经历过毁灭性灾难的城市，比如华沙、杜塞尔多夫才有过这种情况。当然，这也是一些人发财的大好机会。发财欲又推动改造狂。经过20年改造的中国城市全是没有历史也没有个性的新城，这是不可思议的！任何城市的发展都是线形的，一步步不断积累的过程。就像生命的过程。有它的诞生，有婴儿期和成长期，有命运的坎坷、苦难、屈辱与光荣。城市是一种生命。一代代人创造着、充实着城市生命；他们离开之后，便把这一切全都默默地记忆在这个城市博大的肌体里。城市中无处没有历史的手纹。但现在已然无迹可寻。城市，除了使用的价值、享受的价值，还有历史见证的价值、记忆的价值、研究的价值、审美和欣赏的价值，当然也有旅游的价值。它是一种综合的价值。像生命的价值。生命是尊贵的，城市也是有尊严的，不能任人宰割。但是，我们说这些话时已经晚了，因为城市已然个性尽失。从“改造”中残剩下来的可怜巴巴、支离破碎的一点历史街区，无法再感受到城市的个性与厚重。更糟糕的是新建的城区千人一面，没有精神，粗浅平庸，都是城市间相互抄袭的结果。抄袭，无论对於开发商，还是建筑师都是生财的捷径。我们的城市就是被那些平庸无能的建筑师、那些被开发商收买的建筑师、对那些没有文化责任感的官员趋时附势的建筑师变成现在这样的平庸和彼此雷同。

　　我们把城市无比丰富和珍贵的记忆抹去了，同时把新建的粗陋的东西留给了后代，至少两代和三代人要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说到这儿——还是白说，因为已成为现实，抱怨过去也是一种无能。现在说到正题了，就是我们现在如何拦截住城市化过程中如此惨痛的教训，不让这种癌变继续扩散。我们现在在全国各地跑，主要目的是说服县一级、乡镇一级的地方官员去珍爱他们地域的个性与遗存，千万不要在开发中毁掉。这两年，我们与山西省合作，每年一次召开全国县长论坛，还要开个乡长论坛，目的是与县长和乡镇长讨论，古村落怎么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保护与传承。中国有2800多个县，中国文化的2800分之一在他们手中，如果懂得文化，我们2800分之一的文化就有救了。

　　应该说，中国够大，文化多元，隐藏在山水之间风情各异的古村落还有一些。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少一些，偏远穷困地区多一些。我们的文化遗存向来是自然保留下来，而不是保护下来的。但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古村落早晚要开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村寨。如果这些古村落都成为威尼斯花园和西班牙小镇。我们失去的可绝不只是一个个古老而美丽的建筑群！

　　每个村落都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库。储藏着极其丰富的非物质的精神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商贸民俗、节日民俗、婚丧嫁娶、信仰民俗，以及我们民间的戏剧、音乐、舞蹈、民歌、民间文学、传说故事、歌谣、歇后语、笑话、寓言，以及各种手工技艺等等大量的文化，还有这些文化的传承人。它们才是一个个乡镇的灵魂。把一个城镇破坏了，这些独特的、个性的灵魂就会像烟一样的流散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口传心授的。它通过父授子传，婆领媳做的形式一代代传了下来。如果下一代人到城市中打工去了，文化就要断绝。这是非物质文化的特征。因此这也是当前中国传统文化日见稀薄的原因，我们保护古村落，更是要保护这些无形的个性的多样的精神。

　　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文化传统是我们的精神，是我们的灵魂；传统文化是物化的，是一种载体，我们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为了保住我们民族的DNA。

　　所以说，保护古村落是当前文化抢救的重中之重。

　　我们现在的古村落保护有几种形式，一种是景区形式，比如乌鎮；一种是民居博物馆的形式，即把各个地方零散的经典性的古建筑集中起来保护，比如晋中的一些大院；一种是生态区的方式，维持当地原住民生活的原生态，比如西塘；一种是纯粹博物馆的方式，在西方比较多，我国和挪威在贵州黔东南地区的梭戛地区也建了一两个；还有一种是分区保护方式，比如丽江的束河镇，在老区边上建一个新区。现在上海青浦也想这么做。在朱家角旁边建立新区。这些都各有各的成败和问题，应该比较、思考、研究，但相互不一定学习，我同意马清运的观点，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样式，每一个城镇应该有自己的样式。那么“新江南”的理念就不应该是一种统一的模式化的现代江南，而应是各种各样、因地制宜、保持个性又发展着的江南水乡。这样，首先要做的是——当初在城市改造时没有做的工作，即对城市的个性和特色进行认定，弄清楚到底城市的个性特色是什么，靠哪几个板块支持着，哪几个板块是绝对不能动的，哪些单体建筑不能动，哪些街区不能动，在规划上要确定，还要立法保护。我们的城市以前根本没有做这件事，就开始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直到现在还是全凭现管的官员的个人意志，随心所欲地干。这届官员没干的而幸免地保留下来的，换届后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拍板就毁了。城市的个性特色就这么完蛋的。现在小城镇和古村落当务急需的是先要确定自己的个性特色，定规划，立法。在这个基础上便要认真请专家论证新建的建筑如何在文脉上保持与历史有所联系，从而不断发展和强化自己的特点，不要在全球化中迷失自己。这可是建筑上的一个大题目，比东搬西挪难得多。这就要拜托在座的诸位建筑师了。希望建筑师为城市给一些真正的创造，多一些文化责任，守住自己的知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