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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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以农具表达幽深历史



  2006年10月23日
  


　　

　　著名作家李锐最新短篇小说集《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昨天，李锐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曾给自己定下过一个苛刻的写作目标，即用方块字深刻表达自己，《太平风物》就是对这一目标的考量。

　　《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共收入短篇小说十六篇，每篇小说的题目都是一件农具，比如镢、锨、锄、镰、斧、扁担等，这些农具草蛇灰线般地出现在小说中，并以其为线索展开叙述。有趣的是，小说将图片和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融合在一起，李锐称之为自己独创的“超文体拼贴”，试图以一件件农具串联起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地的农村故事。

　　谈到“农具系列小说”的创作缘起，李锐说：“在山西吕梁山长达6年的知青生活，让我深深感到农具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当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农具、风情开始在中国农村消失，甚至连土地也在消失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李锐认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其实是一部农业文明史，是被农民手上的工具一锨一镢刨出来的，“但没有人在乎，也很少有人注意养活了历史和知识的工具”。

　　李锐说，他曾给自己定下过一个苛刻的写作目标――用方块字深刻表达自己。“对于方块字的运用，对文体、叙述形式的突破是一个方面，而深刻地表达是另外一个方面，两方面的平衡才会产生成功的作品”。李锐认为，十几年来，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农具的历史关系早已荡然无存，衣不蔽体的田园早已没有了往日的从容和安静。“现在，眼前的真实情景让我震撼。我所感受的这种文明，是我灵感的源头活水，变成了我的血液，流淌在我的笔端。当这些与方块字结合在一起时，就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文学意义，以及幽深的历史感。”李锐说，他希望能通过此书把自己的震撼和感慨传达给读者，“这本书不只需要读，更需要看，廉价的道德感动和对残酷现实虚假的诗意置换，不是我的目的。”

　　李锐应重庆出版集团“重述神话”出版项目邀请，目前正根据民间传说《白蛇传》创作长篇小说《人间》。李锐称，这是他和夫人蒋韵合写的第一部小说，目前初稿已经完成，但还需要做进一步修改。

　　本报记者 卜昌伟

    《京华时报》 (2006-10-23 第0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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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张石山退出中国作协并辞去山西作协职务

    数月来 ，“ 作家炒作协 ” 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先是六七月份湖南省作家协会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先后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 , 紧接着 , 上海 “ 新生代 ” 作家夏商也宣布 “ 退出上海市作家协会 ” 。 10 月 10 日 , 颇具影响力的山西作家李锐发表辞职声明 , 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 , 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 , 只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与李锐一起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的还有作家张石山。为了澄清 “ 种种传闻和言 ” ,11 月 15 日 , 李锐又将 《致文友公开信》发送到文学界朋友的电子信箱 , 重申了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心。他们的行为把 “ 作家炒作协 ” , 推到一个新的高潮。

    李锐是对近 20 年的中国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作家 , 写出了《厚土机《无风之树》、《银城故事》等一大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 , 批评家孟繁华认为 , “ 李锐从上世纪 80 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 。就 “ 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 ” 这一事 件 , 李锐拒绝任何形式的采访。在发给记者的《致文友公开信》中 , 他提到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 , 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 , “ 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令文学日益萎缩 ” ; 而作协的换届选举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 , 因此患上了 “ 换届综合症 ” 。他表示 , 今后将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去 , 履行好专业作家的职责。写过《吕梁英雄传》的作家张石山表示 , 山西省作协的副主席 “ 成了被糊门面的 ” , 很多只是充 当摆设 , “ 不作为 , 就是 一 种腐败……我不愿意替他们被糊门面了 , 我不想当泥雕木塑 的‘人桩子 ' 了 。 所以断然辞职。 ” 他们表示 , 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以及退出中国作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 , 同时也是由于现在的宽松气氛允许他们表现自我意志 , 李锐说 ：“ 我把多年以来的想法终于付诸行动 。”

    李锐和张石山的做法在文坛激起剧烈反响。残雪、何立伟、陈村、刘亮程等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纷纷对此表示支持和敬意。今年 6 月退出湖南作家协会的老作家余开伟认为 , 李锐和张石山的退出 , 是对自己和黄鹤逸今年 6 月和 7 月退会的实际支持 , “ 他们的这种做法保持了一个作家的正直和良知 ” 南京作家叶兆言说 ：“ 我相信李锐这么做 , 是考虑到一个作家应有的尊严。作家是否伟大 , 另当别论 , 但是作家的自尊不能丧失。 许多事情其实与一个真正的作家没任何关系 , 很感慨李锐说的‘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已经足够 ' 这句话。这是一个底线 , 和李锐一样 , 我也希望自己能把时间和精力 , 更多地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去 , 履行好专业作家的职责 , 这已经足够了 。 井水不犯河水 , 不要再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羞辱作家 。”

    在这一事件中 , 作家协会的性质和作用又被尖锐地提出讨论。作家们认为 , 李锐和张石山的行动就是 “ 促进作协体制改革的最好的做法 ” 。老作家余开伟认为 , 作协应该走向民主化、法制化 , 增加透明性、民主性 , “ 变现在的衙门化为真正的作家自愿组合的文化组织 ” 。他大声疾呼 ：“ 作协如果要适应当今时代发展和艺术发展的需要 , 一定要改革 , 否则 , 必然会灭亡 。“ 上海作家陈村认为 , 作协应是写作人自愿结成的社团 , 应是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的机构 , 而不是某些人领导别人或借作家之名自肥的组织。

    不少作家虽然对当前作协的状况相当失望 , 还是从另一方面肯定了它的部分作用。 北京作家林白认为 , 虽然自己跟中国作协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很游离的状态 , “ 他们的作代会 , 青创会从来没有邀请过我 ” , 但是 “ 中国作协里的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 , 对我是有帮助的 ” 。北京作家残雪说 ：“ 中国作协没有什么意思 , 退了好。不过我懒得退 , 嫌麻烦。里头有个机构 , 叫权保会的 , 还不错。 ” 这些言论表明 , 作家确实需要一个保障他们权益的机构 , 而真正为作家 做 事的机构是会得到作家们尊重的。辞职不退会的张石山说 ：“ 对于栖身其中多年的作家协会 , 我充满感情 , 也还存有希望。我将继续关注作协的工作 , 希冀看到哪怕极其微小的一点改良 。”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 , 另有许多作家拒绝就此事发表意见。

    李锐 1950 年 9 月生于北京 , 祖籍四川自贡。 1969 年 1 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先后做过 6 年农民、两年半工人。 1977 年调入《山西之学》编辑部 , 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 ,1988 年转为山西省作家协 会专业作家 ,1998 年当选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 出版有小说《厚土》、《旧址》、 《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等 , 另有思想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另一种纪念碑〉等。其作品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

    张石山 1947 年出生 ,1966 年高中毕业 , 当过侦察兵。复员回太原 , 因写小说 ,1978 年调入山西作协 ,1984 年任《山西文学》副主 编 ,1985 年接任主编 ,1988 年以一级作家身份进入山西文学院。主妥作品有《吕梁英雄传》、《摩崖符咒》、《血晨》、《放鹰》、《侦察英雄》、《 徜徉薄州府 》、《走马黄河》等。

作家声音

陈村 ( 上海作家 )

    我也是 “ 末代专业作家 ” , 标准工资两千来元 , 算是作协体制的 “ 既得利益者 ” , 对作协有感情。小一点的作家们 , 可能不屑加入这个组织了 , 自生自灭 , 因而也没有退会或放弃权利的问题。作协应是写作人自愿结成的社团 , 应是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的机构 , 而不是某些人领导别人或借作家之名自肥的组织。这组织 , 在经济大潮中虽已边缘化 , 但仍有诱惑人的利益。

    在中国 , 一有利益 , 总会有人去争的 , 哪怕争出一个 “ 二桃杀三士 ” 。但衡量一个作家 , 优劣的不是官衔 , 而是人品与作品 , 李锐先生愿将更多时间放在他的写作本业上 , 是非常明智的 , 要向他敬礼。热爱写作的人哪有那么多工夫陪人家玩那个。相信等到作协没什么利益了 , 不明智的人也会退出的。 10 年之内 , 几乎所有的专业作家都退休了 , 刊物也不必它来管 , 作协除了换届还干什么呢 ?

    至于作协如何改革 , 肉食者谋之 , 未便插嘴。再说那里有我许多朋友 , 活得都不容易 , 哪敢扬言砸人家的饭碗。

何顿 ( 湖南作家 )

    这样断然地辞去作协副主席和退出中国作协 , 我相信是有原因的。李锐是一位很成熟的作家 , 我读过他的书 , 是个很优秀的作家。一个作家辞去职务 , 让出权力 , 退出协会 , 做出这样的事情 , 只有两种原因 。
第一种原因是不得不做 , 我很理解。确实 , 一个作代会始终都开不下来 , 作协变成争当作协主席的会 , 很令人恶心。作协主席有好大的权力么 ? 那倒也没有 , 但是 , 由于它也是一个官位 , 就会有人来争夺。有些人 , 根本就不写作 , 也来争。我相信李锐是不屑于这种纷争 , 才做出了这样的事。不在沉默中爆发 , 就在沉默中灭亡 , 我很理解。

    第二种原因是作秀。有一些人 无 所事事 , 不是社会的主心骨 , 感到寂寞 , 想出名 , 想、炒作。这一原因摆在平庸之辈身上完全可能 , 但李锐是山西作家中我最喜欢的 , 如果他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而做这样的事 , 那他的人和他的作品的分裂也太大了 , 这种作秀的可能性不大。其他知事情就太难讲了。

何立伟 ( 长沙市文联主席 )

    一个人想加入作协 , 他就写申请 : 一个人想退出作协 , 他就写公开信。所有的自由都必须得到尊重。而所有的说三道四亦在自由之中。我不想对中国文坛说三道四 , 浊者自浊 , 清者自清 , 我只想对李锐和张石山的举动表示敬意。作协的体制改革几句话说不清楚 , 那就不说了吧。

刘亮程 ( 新疆作家 )

    李锐是我尊敬的有思想有成就的作家 , 他们这样做 , 一定是想好了。我尊重他们的选择。这本身不是件多大的事 , 对我而言 , 早先若没人作协 , 如今也许没兴趣入了。既然已经入了 , 也就没兴趣退了。

李国涛 ( 山西作家 )

    李锐 , 我几乎每天看到他 , 他每天下午去打羽毛球 , 打得浑身湿透 , 大概写作很紧张 , 放松一下。公开信发表以后,也很平静,看不出任何改变。这是他个人的选择 , 我们也不方便多说什么 , 他在某些问题上有个人的看法 , 也很正常 , 作协是自愿的 , 有人愿意进来 , 有人愿意出去 , 很正常。

李锐:《致文友公开信》

各位朋友 :

大家好。

    2003年10月10日 , 我在山西作协主席团、党组联席会议上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 , 放弃今后山西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同时退出中国作协,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随后在 16 日把中国作协会员证退寄给中国作协。我把多年以来的想法终于付诸行动。之所以这样做,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衙门化……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 , 文学日益萎缩 , 艺术、学术无从谈起。换届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由此而引发的“换届综合症”已经成为从上到下的严重流行病 …… 我的退出是 一种个人的选择。

    以上内容就是我在主席团、党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要点。此事已被 10 月 22 日的 《太原日报•双塔周刊》报道。在随后和中国作协负责人的面谈中我再次重申的也是以上的话。除此之外 , 并无任何另外的内容。现在山西作协很快又要换届 , 自从我宣布辞职以来 , 听到种种传闻和流言。为了让大家了解事实 , 我把自己的声明附在信后寄给各位文友。君子言必行 , 信必果。我决不会食言 , 也决不会接受任何人强加的所谓结果。 我和各位朋友可以说是长期交往 , 彼此了解 , 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我 , 信任我 , 而不是轻信种种传闻和流言 .

    祝各位一切

                                                                        李锐
                                                              2003年11月15日于太原
                                                                 (本文略有删节)


李锐辞职声明

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 :

现将我的有关决定告知如下 :

一 , 我决定自今天起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

二 , 今后不再参加任何关于省作协换届 的工作 , 放弃今后关于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

三 , 退出中国作家协会 , 放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格。

    以我目前的工作状况 , 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已经足够。以后我将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去 , 履行好专业作家的职责 , 并照常参加各种和文学真正有关的工作和活动。

谢谢各位在共事期间对我的帮助。

                                                                         李锐
                                                                    2003年10月9日

张石山 : 我不愿意替他们禄糊门面了

    连年来 , 山西作协换届的时候 , 就接到上面派过来的人 , 兼做常务副主席 , 把作协主席团完全摆在一边。每年换届的时候发展会员 , 其实 ,( 派过来的人 ) 却并不熟悉工作 , 真正熟悉情况的人没有一个参与作协的日常工作 , 理事会完全成了摆样子。换届会几天下来 , 作协里大部分的人无所事事 , 很无聊。

    我也曾经做过一个建议 , 让那些曾经做过实事 , 资历、人望都不错的老同志 , 不当官 , 不进入常务副主席团 , 只组织工作 , 办点实事 , 不影响那些当官的人的利益与权力 , 但还是没有人听。山西本来是有很多优秀作家的 , 作协却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 , 山 西作协是这样 , 我不知道其他的省市作协里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这个副主席 , 成了被糊门面的 , 我不愿意替他们被糊门面了 , 我不干 , 所以辞

职。

    有人认为这是在作秀 , 我们的个性、人品、人格 ,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因为现在 , 比较宽松 , 允许我们自己说话了 , 辞去山西作协副主席 , 也是个人意志得以表现。

    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 , 着实成为了一 个不折不扣的摆设。

    这个摆设 ,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功用。通过换届 , 作家们贴一个副主席的标签 , 大家面上生光 ; 同时 , 知名作家好像灯笼对联、 旗牌执事似的 , 则给作家协会被糊了门面。 一石二鸟 , 公私两便。当官的当宫 , 掌权的 掌权 , 充摆设的充摆设 , 皆大欢喜。

    我认为 : 劳民伤财大动干戈选举换届产生的作家协会主席团 , 只能充任摆设 , 无所事事 , 就是一种不作为。毫不夸张地说 , 不作为 , 就是一种腐败 , 腐败之一种。

    为此 , 我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 , 同时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身份。 至于我个人的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身份 , 暂时保留。

    一者 , 对于栖身其中多年的作家协会 , 我充满感情 , 也还存有希望。我将继续关注作协的工作 , 希冀看到哪怕极其微小的一点改良。

    再者 , 当副主席是充摆设 , 做理事而不理事 , 我的作用事实上顶多也就是一名普通会员的作用。我愿意继续努力 , 当好一名合格会员 。

                                                      —— 摘自张石山《弃禄精书》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3 年12月3日)
  
致中国作协的公开信

中国作家协会 :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事实证明 , 中国作 家 协会体制确实已经僵化、过时和落后 , 中国作家协会及所属各省协会已经官僚化、衙门化、庸俗化 , 不适应改革开放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 不适应当代文学发展的需要 。 中国作家协会和所属省级协会只代表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权益 , 根本无法也不可能代表全国广大作家的权益。而且 , 中国作家协会和下属协会一样在发展会员工作上不断降低应有的严格标准和要求 , 致使许多文化界的假冒伪劣之辈混入中国作协 , 造成组织不纯 , 严重影响作协的声誉。中国作协对下属有的省级 协会问题成堆、腐败严重的现象缺乏严肃有力的监督 , 反而进行无原则的庇护。对来自 民间作家的正义呼声不闻不问 , 对继我和黄鹤逸退出湖南作协之后引起的江苏、上海、 山西等地有的作家陆续退会的现象视而不见 , 表现出惊人的冷漠 , 特别是对李锐这样具有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家退会都无动于衷。 鉴于上述原因 , 我对中国作协的麻木不仁极为失望。经过痛苦的思考 , 我决定退出中国作家协会 , 特此声明。

                                                                    余开伟
                                                             2003年12月4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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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作家掠影系列

“拒绝合唱”的李锐

　　李锐是新时期山西“晋军”作家中最有个性最有成果的一位，也是倍受全国文学界众多作家和评论家关注的山西作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李锐在随笔集《拒绝合唱》中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回想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总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或说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听了太多的合唱。不是那样合唱，就是这样合唱。难道除了合唱而外我们真的学不会欣赏独唱？真的没有勇气独唱？”

    李锐“拒绝合唱”的思想表现到小说创作中，是他写每一部作品都要写出个性来，写出不同于别人之处来。因此，从一个专业作家角度看，他的作品数量不算多，但每一部都是力作，都浸透着很多心血。

    李锐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问世各类作品数百余万字，主要有：短篇小说集《假婚》，中短篇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传说之死》、《2000年文库李锐卷》，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人间》，系列小说集《厚土》、《太平风物》，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另一种纪念碑》，演讲、随笔集《网络时代的方言》等。其中，短篇小说《五十五壮汉》获得首届赵树理文学奖二等奖，《合坟》获得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三届《上海文学》奖特别荣誉奖。《厚土》获得第三届优秀中短篇小说百花奖、第二届“青年文学创作奖”、第十二届《中国时报》文学奖。《黑白》获得第六届《上海文学》奖。《银城故事》获得“2001—2003赵树理文学奖”、第六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长篇小说二等奖。此外，他还于1993年获得“庄众文文学奖”，2004年春，获法国“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等荣誉。他的许多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瑞典文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最能代表李锐创作成就的，首推系列小说《厚土》。《厚土》是李锐的大型系列小说《吕梁山印象》中的一部分，小说以吕梁山为背景，以某一时代特定阶段的生活为载体，揭示出了在长久历史中形成的人类精神的沉积物，揭示出了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下，人的典型的生存境况，并在这生存境况的典型性中，体现出人性的特征，由此而探求人的生存形态、意义与价值。

    《厚土》的叙述方式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抹去人物具体生活的特定时代印迹，如《眼石》、《好汉》等等。在这些作品中，读者难以从中看到人物生活的时代，于是，作品所写的生活形态便具有了一种跨时代的久远性质。还有一种是读者虽然可以从其中约略看到人物所处的时代，如《锄禾》、《合坟》等，但作家的意旨却是旨在将此作为一种跨时代的人类的某种生存形态来写。

    《厚土》中的景色描写是十分独特出色的。作品中的景物存在，不再仅仅成为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而是被置于人生存境况的层面之中。比如《看山》中的山，恰如人一样“只能在苍天之下忍受屈辱的山们沉默着、木然着，比肩而立，仿佛一群被绑缚的奴隶。沉默聚多了，便流出一种对人生的悲壮；木然凝久了，便涌出对死的渴望；于是，从沉默和木然中宣泄出一条哭着的河来，在崇山峻岭之中曲折着，温柔着，劝说着。”这是在写山，也是在写人，山像人一样，也有一种对生的悲壮，对死的渴望，其实，表面看是在写山，实质上是在表达人的生命的一种状态。《秋语》中，作家把人的苍老与玉茭的收割融为一体：“玉茭秆上割出许许多多一模一样的圆”，正如人生循环往复的单调一般，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可以说，李锐在《厚土》中的自然景色描写，对于揭示作品中所写的人的典型生存境况，具有极大的作用。

    李锐通过《厚土》，是在探讨：人是什么？人的生存的位置、意义、价值是什么？由此形成的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什么？这些话题虽然永恒，却是值得作家去不断探讨的，这也就是《厚土》的深刻意义。

    上世纪90年代初，李锐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旧址》。这部不足20万字的长篇小说，李锐“从冬天写到冬天，断断续续地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于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也被带进到小说里来，文字之间仿佛也有了四季的节奏和差别。”（《旧址》代序）《旧址》发表和出版后，马上引起许多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认为小说所承载的丰厚思想内涵，有震撼人们心灵的力量，通过家族史的写作，击破了庙堂历史所构筑的神话，写出了历史的沧桑感、悲凉感，表现出人性在历史面前的无奈和历史与人性的抵牾。

    《旧址》是李锐《厚土》之后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的核心，是对人性何以会被扭曲、窒息、戕害的追问，是对历史与人性关系的审视。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卑贱、贫穷，往往是政治、经济落后，文化愚昧的产物，这种落后与愚昧，只能使人性受到毒化、扭曲与戕害。物质的贫困往往导致精神的贫困。《旧址》对这一方面的揭示非常鲜明、深刻。李锐在批判下层劳苦大众身上的愚昧、野蛮、落后因素的同时，也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上层社会、上层人的生活。通过一些上层人的生活方式的描写，说明富裕的物质生活原来是建立在对其他人的压榨、排挤、剥削，对财富独自占有之上的，上层人对金钱、财富、富裕的物质生活的追求，造成了人与人的对立，人性就在猜忌、倾轧、陷害的毒沼中被扭曲、戕害了。

    《旧址》从人的命运这一角度，对历史规律的巨大力量的揭示也是十分深刻的。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人性都不能得以完全健全的发展与实现，在历史规律社会诸因素的巨大作用下，个人的命运显得十分渺小，充满着随机性、偶然性、被动性。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个人而言，人生、青春、生命又是一次性无法重复无法延长的，这就注定了人生的悲剧性。作品写出了人性在历史面前的无奈，写出了历史的永久，生命的短暂，写出了历史与人性的抵牾，但这些都是建筑在对人性的复归与追寻的根基之上的，因之，使得这种对人性的复归与追寻更具有一种广阔感、纵深感，这正是《旧址》获得巨大成功之所在。

    《旧址》出版之后，李锐开始了《行走的群山》系列小说的写作。这个系列由多部中篇和长篇组成，都是以吕梁山为大的自然环境，以“文革”为大的人文环境，以插队知青与当地农民的生存方式、微妙关系为大的故事框架，由此而思考一系列问题，包括历史意识、人生价值、知识分子命运、农民深层心态等等，并且提示出农村变化中不变的因素、农村现实的贫困和农民心态的愚昧与沉睡状态，以及他们心理上的传统文化重荷。李锐认为，他的这个系列小说，不再是农村题材，也不是农民的小说，吕梁山出现在作品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或者一座山，而是具有丰富的文学内涵的象征物或者符号。

    《行走的群山》发表出来的有中篇小说《北京有个金太阳》和《黑白》，长篇小说《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李锐对两个中篇不太满意，写完《无风之树》他才觉得是真正超越了自己。他说：“《无风之树》我写得很投入、很激动，除了作品本身渐渐的展示过程让我动情动心而外，真真切切地体验到对自己的超越是一种难言的启迪和鼓舞。”（《无风之树》代后记）《无风之树》的文化内涵的叙述方式，都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独具个性的，他所展示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思考，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层次；他的叙述表达了丰富的和强烈的自我体验。在《万里无云》中，李锐的这种艺术追求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他在本书的《代后记》中谈了自己的想法：“在《无风之树》中初尝了叙述就是一切的滋味之后，我又想在《万里无云》中走得更远，我试着想把文言文，诗词，书面语，品语，酒后的狂言，孩子的奇想，政治暴力的术语，农夫农妇的口头禅，和那些所有的古典的，现代的，已经流行过而成为绝响的，正在流行着而泛滥成灾的，甚至包括我曾经使用过的原来的小说，等等等等，全都纳入这股叙述就是一切的浊流。做得如何我不知道，我只是凭着直感做了全身心的投入，做了那忘情的一跳。”

    2002年，李锐出版了反思历史的力作——长篇小说《银城故事》。小说取材于晚清，以表现一批仁人志士投身革命活动的艰难曲折故事为主线，重点描写了与轰轰烈烈的革命起义相对应的民间生活原生态。正是这种复调式的情节设置，表现出了李锐强烈的重写历史的意识，将小说主旨直接指向历史内在的悲剧性本质，并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历史观念进行独到的消解。作品中李锐虽然没有着力塑造一些主要人物，更难觅所谓的历史英雄，但无论是暴动的革命党，造反的农民，守城的官兵，还是做牛粪饼的牛屎客，汤锅铺里的屠夫，在故事中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都以种种独特的理想和方式参与到历史之中，使你无法判断是谁更有力地推动了历史。李锐的真正用意在于：不仅讲出历史自身的非理性真相，而且揭示了理性的人类在某种虚幻的真理名义下所进行的种种非理性的抗争。
    《银城故事》获得了国内众多作家、评论家的高度评价，认为是2002年全国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2005年中国作协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顺利地入围最后的备选作品之列；而获得“2001—2003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则是众望所归，正如评委们给出的评语所说：“《银城故事》是一部风格独特、立意深远的长篇小说。真切的历史情怀，再加上精确的语言风格，叙述的却是骤然而至的战乱。志士们的救国豪情与民众的随遇而安之间的反差，令人深思。正是在这种种的矛盾冲突之中，作者注入了自己的人生信念，也实现了自己的艺术追求。”
    李锐于2006年推出了继“吕梁山印象”、“行走的群山”之后的第三个系列小说——— 农具系列小说《太平风物》。这部书以古老的传统农具为主要意象，把数千年悠远的农耕文化与现代社会放在同一平台上，使之碰撞，从而把中国农民与土地、农具之间血肉相连甚至生死与共的关系，表现得刻骨铭心；同时，农民在失去土地和失去世世代代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后的茫然、创痛和决绝，也在李锐的描绘中格外惊心动魄。这部书的一个特点是，书中的图片和文字、文言与白话、史料和虚构、历史的诗意与现实的困境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超文本拼贴”。李锐在《前言》中表达了写作这部书的缘由和目的：“《太平风物》这书名是我从《王祯农书》里得来的。七百年前，那个叫王祯的人看见一种农具被人使用，看见一派宜人的田园风光，和平，丰足，恬静，而又久远。这景物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发出由衷地赞美：‘每见摹为图画，咏为歌诗，实古今太平之风物也。’七百年后，我的农具系列小说，也是出于一种深深地打动，出于一种对知识和历史的震撼，也更是出于对眼前真实情景的震撼。当然，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景，就好像从绿洲来到荒漠，就好像看到一通被磨光了字迹的残碑，赤裸裸的田园没有半点诗意可言。”关于这部书的艺术价值，也还是李锐自己讲述得清楚：“我曾为自己的文学追求定下一个苛刻的指标：‘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在这里，对于方块字的‘用’的突破，和对 ‘表达’的突破，都是对作者严峻的考验。我能从自己文明历史的最深处找到文学的源头活水吗？我能在毁灭和新生，悲怆和欢欣中，找到文学的绿意吗？我能在全球化的滔天巨浪里用方块字立定脚跟吗？这既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困境。”
    在写作《太平风物》的同时，李锐应一家跨国文化公司盛情之邀，与苏童、叶兆言等作家共同进行重述神话的创作。这次，李锐是与同是作家的夫人蒋韵共同完成的。作品以传统神话《白蛇传》为基础，书名为《人间》。与《白蛇传》不同的是，《人间》根据《三言二拍》的记载，将“许仙”正名为“许宣”，而故事末了，玉皇大帝被白娘子的儿子感动，恩准所有人都成仙上天。李锐认为，重述“白蛇”的故事，他参考了很多历史文本，还纠正了很多已经“深入人心”的常识性错误，给原来的单线条故事增加了多条线索，香柳娘之死、人蛇大战、白蛇救人、青蛇之死等段落，都是该书的点睛之笔，并对人和人性进行了更为广阔的反思。正如李锐所说：“人类将斩杀异类的罪名栽赃于法海，掩盖了自私与贪婪的本性，并把这一说成是真理与慈悲的抉择、情与理的冲突，这尤其令人心惊胆颤。当迫害依靠了神圣的正义之名，当屠夫演变成大众的狂热，当自私和怯懦成为逃生的木筏，当仇恨和残忍变成照明的火炬的时候，在这人世间生而为人到底为了什么？慈航苦渡，到底能让我们测量出怎样的人性深度？在这古往今来，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善恶抉择的人世间，生而为人是一种幸运，一种黑恶，还是一场无辜？” ■

本文来源：太原晚报；本文作者：杨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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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协鱿鱼 各地作家纷纷效仿(附公开信)


　　――李锐退出中国作家协会，李锐、张石山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

　　作家李锐

　　数月来，“作家炒作协“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先是六七月份湖南省作家协会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先后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紧接着，上海“新生代”作家夏商也宣布“退出上海市作家协会”。10月10日，颇具影响力的山西作家李锐发表辞职声明，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只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和李锐一起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的还有作家张石山。为了澄清“种种传闻和流言”，11月15日，李锐又将《致文友公开信》发送到文学界朋友的电子信箱，重申了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心。他们的行为把“作家炒作协”，推到一个新的高潮。

　　李锐是对近20年的中国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作家，写出了《厚土》、《无风之树》、《银城故事》等一大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批评家孟繁华认为，“李锐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就“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这一事件，李锐拒绝任何形式的采访。在发给记者的《致文友公开信》中，他提到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令文学日益萎缩”；而作协的换届选举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因此患上了“换届综合症”。他表示，今后将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去，履行好专业作家的职责。写过《吕梁英雄传》的作家张石山表示，山西省作协的副主席“成了裱糊门面的”，很多只是充当摆设，“不作为，就是一种腐败……我不愿意替他们裱糊门面了，我不想当泥雕木塑的‘人桩子’了。所以断然辞职。”他们表示，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以及退出中国作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同时也是由于现在的宽松气氛允许他们表现自我意志，李锐说：“我把多年以来的想法终于付诸行动。”

　　李锐和张石山的做法在文坛激起剧烈反响。残雪、何立伟、陈村、刘亮程等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纷纷对此表示支持和敬意。今年6月退出湖南作家协会的老作家余开伟认为，李锐和张石山的退出，是对自己和黄鹤逸今年6月和7月退会的实际支持，“他们的这种做法保持了一个作家的正直和良知”。南京作家叶兆言说：“我相信李锐这么做，是考虑到一个作家应有的尊严。作家是否伟大，另当别论，但是作家的自尊不能丧失。许多事情其实与一个真正的作家没任何关系，很感慨李锐说的‘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已经足够’这句话。这是一个底线，和李锐一样，我也希望自己能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去，履行好专业作家的职责，这已经足够了。井水不犯河水，不要再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羞辱作家。”

　　在这一事件中，作家协会的性质和作用又被尖锐地提出讨论。作家们认为，李锐和张石山的行动就是“促进作协体制改革的最好的做法”。老作家余开伟认为，作协应该走向民主化、法制化，增加透明性、民主性，“变现在的衙门化为真正的作家自愿组合的文化组织”。他大声疾呼：“作协如果要适应当今时代发展和艺术发展的需要，一定要改革，否则，必然会灭亡。”上海作家陈村认为，作协应是写作人自愿结成的社团，应是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的机构，而不是某些人领导别人或借作家之名自肥的组织。

　　不少作家虽然对当前作协的状况相当失望，还是从另一方面肯定了它的部分作用。北京作家林白认为，虽然自己跟中国作协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很游离的状态，“他们的作代会，青创会从来没有邀请过我”，但是“中国作协里的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对我是有帮助的”。北京作家残雪说：“中国作协没有什么意思，退了好。不过我懒得退，嫌麻烦。里头有个机构，叫权保会的，还不错。”这些言论表明，作家确实需要一个保障他们权益的机构，而真正为作家做事的机构是会得到作家们尊重的。辞职不退会的张石山说：“对于栖身其中多年的作家协会，我充满感情，也还存有希望。我将继续关注作协的工作，希冀看到哪怕极其微小的一点改良。”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另有许多作家拒绝就此事发表意见。

　　李锐

　　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先后做过6年农民、两年半工人。1977年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1988年转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98年当选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小说《厚土》、《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等，另有思想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另一种纪念碑》等。其作品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

　　张石山

　　1947年出生，1966年高中毕业，当过侦察兵。复员回太原，因写小说，1978年调入山西作协，1984年任《山西文学》副主编，1985年接任主编，1988年以一级作家身份进入山西文学院。主要作品有《吕梁英雄传》、《摩崖符咒》、《血晨》、《放鹰》、《侦察英雄》、《徜徉薄州府》、《走马黄河》等。　

　　作家声音

　　陈村(上海作家)

　　我也是“末代专业作家”，标准工资两千来元，算是作协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对作协有感情。小一点的作家们，可能不屑加入这个组织了，自生自灭，因而也没有退会或放弃权利的问题。作协应是写作人自愿结成的社团，应是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的机构，而不是某些人领导别人或借作家之名自肥的组织。这组织，在经济大潮中虽已边缘化，但仍有诱惑人的利益。

　　在中国，一有利益，总会有人去争的，哪怕争出一个“二桃杀三士”。但衡量一个作家，优劣的不是官衔，而是人品与作品，李锐先生愿将更多时间放在他的写作本业上，是非常明智的，要向他敬礼。热爱写作的人哪有那么多工夫陪人家玩那个。相信等到作协没什么利益了，不明智的人也会退出的。10年之内，几乎所有的专业作家都退休了，刊物也不必它来管，作协除了换届还干什么呢？

　　至于作协如何改革，肉食者谋之，未便插嘴。再说那里有我许多朋友，活得都不容易，哪敢扬言砸人家的饭碗。

　　何顿(湖南作家)

　　这样断然地辞去作协副主席和退出中国作协，我相信是有原因的。李锐是一位很成熟的作家，我读过他的书，是个很优秀的作家。一个作家辞去职务，让出权力，退出协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只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不得不做，我很理解。确实，一个作代会始终都开不下来，作协变成争当作协主席的会，很令人恶心。作协主席有好大的权力么？那倒也没有，但是，由于它也是一个官位，就会有人来争夺。有些人，根本就不写作，也来争。我相信李锐是不屑于这种纷争，才做出了这样的事。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很理解。

　　第二种原因是作秀。有一些人无所事事，不是社会的主心骨，感到寂寞，想出名，想炒作。这一原因摆在平庸之辈身上完全可能，但李锐是山西作家中我最喜欢的，如果他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而做这样的事，那他的人和他的作品的分裂也太大了，这种作秀的可能性不大。其他的事情就太难讲了。

　　何立伟(长沙市文联主席)

　　一个人想加入作协，他就写申请；一个人想退出作协，他就写公开信。所有的自由都必须得到尊重。而所有的说三道四亦在自由之中。我不想对中国文坛说三道四，浊者自浊，清者自清，我只想对李锐和张石山的举动表示敬意。作协的体制改革几句话说不清楚，那就不说了吧。

　　刘亮程(新疆作家)

　　李锐是我尊敬的有思想有成就的作家，他们这样做，一定是想好了。我尊重他们的选择。这本身不是件多大的事，对我而言，早先若没入作协，如今也许没兴趣入了。既然已经入了，也就没兴趣退了。

　　李国涛(山西作家)

　　李锐，我几乎每天看到他，他每天下午去打羽毛球，打得浑身湿透，大概写作很紧张，放松一下。公开信发表以后，也很平静，看不出任何改变。这是他个人的选择，我们也不方便多说什么，他在某些问题上有个人的看法，也很正常，作协是自愿的，有人愿意进来，有人愿意出去，很正常。　

　　李锐：《致文友公开信》

　　各位朋友：

　　大家好。

　　2003年10月10日，我在山西作协主席团、党组联席会议上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放弃今后山西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同时退出中国作协，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随后在16日把中国作协会员证退寄给中国作协。我把多年以来的想法终于付诸行动。之所以这样做，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衙门化……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文学日益萎缩，艺术、学术无从谈起。换届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由此而引发的“换届综合症”已经成为从上到下的严重流行病……我的退出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以上内容就是我在主席团、党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要点。此事已被10月22日的《太原日报・双塔周刊》报道。在随后和中国作协负责人的面谈中我再次重申的也是以上的话。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另外的内容。现在山西作协很快又要换届，自从我宣布辞职以来，听到种种传闻和流言。为了让大家了解事实，我把自己的声明附在信后寄给各位文友。君子言必行，信必果。我决不会食言，也决不会接受任何人强加的所谓结果。我和各位朋友可以说是长期交往，彼此了解，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我，信任我，而不是轻信种种传闻和流言。

　　祝各位一切顺利。

　　李锐

　　2003年11月15日于太原(本文略有删节)　

　　李锐辞职声明

　　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

　　现将我的有关决定告知如下：

　　一，我决定自今天起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

　　二，今后不再参加任何关于省作协换届的工作，放弃今后关于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退出中国作家协会，放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格。

　　以我目前的工作状况，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已经足够。以后我将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去，履行好专业作家的职责，并照常参加各种和文学真正有关的工作和活动。

　　谢谢各位在共事期间对我的帮助。

　　李锐

　　2003年10月9日　

　　张石山：我不愿意替他们裱糊门面了

　　连年来，山西作协换届的时候，就接到上面派过来的人，兼做常务副主席，把作协主席团完全摆在一边。每年换届的时候发展会员，其实，(派过来的人)却并不熟悉工作，真正熟悉情况的人没有一个参与作协的日常工作，理事会完全成了摆样子。换届会几天下来，作协里大部分的人无所事事，很无聊。

　　我也曾经做过一个建议，让那些曾经做过实事，资历、人望都不错的老同志，不当官，不进入常务副主席团，只组织工作，办点实事，不影响那些当官的人的利益与权力，但还是没有人听。山西本来是有很多优秀作家的，作协却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山西作协是这样，我不知道其他的省市作协里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这个副主席，成了裱糊门面的，我不愿意替他们裱糊门面了，我不干，所以辞职。

　　有人认为这是在作秀，我们的个性、人品、人格，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因为现在，比较宽松，允许我们自己说话了，辞去山西作协副主席，也是个人意志得以表现。特约记者张铃

　　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着实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摆设。

　　这个摆设，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功用。通过换届，作家们贴一个副主席的标签，大家面上生光；同时，知名作家好像灯笼对联、旗牌执事似的，则给作家协会裱糊了门面。一石二鸟，公私两便。当官的当官，掌权的掌权，充摆设的充摆设，皆大欢喜。

　　我认为：劳民伤财大动干戈选举换届产生的作家协会主席团，只能充任摆设，无所事事，就是一种不作为。毫不夸张地说，不作为，就是一种腐败，腐败之一种。

　　为此，我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同时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身份。

　　至于我个人的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身份，暂时保留。

　　一者，对于栖身其中多年的作家协会，我充满感情，也还存有希望。我将继续关注作协的工作，希冀看到哪怕极其微小的一点改良。

　　再者，当副主席是充摆设，做理事而不理事，我的作用事实上顶多也就是一名普通会员的作用。我愿意继续努力，当好一名合格会员。

　　――摘自张石山《弃裱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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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学三十年：李锐 命运最深刻的遭遇（图）
时间：2009-01-08　来源：山西新闻网





杨占平点评乡土文学



“乡土小说写作，在山西文学界有着突出的传统性与继承性。30年里，写乡土生活的山西作家数不胜数，而最有成就最有影响也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李锐、王祥夫等。他们自觉地选择民间立场，并且能够以知识分子觉醒的现代意识和哲学眼光审视农民的内心世界，体现出独特的价值判断，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具体写作中，他们又特别注重呈现乡土生活本色，即深入发掘和提炼那种体现出生活本质与生命韧性的民间精神——那种体现在最普通的人群、最本真的现实人生、最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的真性情、真精神，就让作品有了灵魂。此外，他们也比较注重文化思考，包括对传统文化中封建部分的解剖，以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人际关系和道德风气变化的思考，都有一定的见解，从而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含量。”



所谓的“乡土文学”，师出有名——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



评论家王春林说，“自鲁迅先生以来，形成了一种长久不衰的持续了近百年时间的乡土小说的创作传统。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构成山西现代小说创作主体的正是乡土小说。”



过去的山西，是一片纯正的乡土。



黄土高坡上，站着赵树理，刮着西北风，喊着放羊调——任凭它多么土，依旧美若画卷。



美好的画卷，在田东照、韩石山、权文学等乡土小说家的手中缓缓展开，浓郁的“黄河风情”扑面而来。



改革开放的30年，是山西面向工业化和城市化一路高歌的30年。



乡土文学作品能够畅销，书写乡土题材的作家能够引起轰动，并不容易。



李锐，在“吕梁山”插队六年的人生经历，成为他创作生涯的“厚土”。



王祥夫，总是觉得城市太小，农村无边，田地里的味道，永远是最香的。



曹乃谦，赖在农民的炕头上，躺着、唱着、写着“温家窑风景”。



热爱着这片热土的人，正从不同的路上，将乡土人生及其精神世界，带进当今的文学之林。



山西晚报：别人说你是山西乡土文学的代表，你怎么看？



李锐：我想澄清一下“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有人把所有写农民、写乡村的文学归类为乡土文学，这是一个最为浅显的归纳。自“文革”以后的所谓“新时期文学”以来，在这个归纳里其实是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等级划分，乡土就意味着边缘、封闭、落后、低级。但实际上并非写了乡土就一定能算作是“文学”。沈从文、福克纳都写乡土，写农民，但是提到这两个人的作品，人们最直接的联想肯定是文学，是由于文学而激发出来的联想和感慨。陶渊明的“戴月荷锄归”直接描写农事，可大家的联想肯定首先不是乡土。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坚持这样的概念澄清，不为别的，就是想说清楚自己的坚持，就是想纠正一些理论家们的习惯性狭隘思维。在那个等级的阶梯上，既没有文学也没有人格。



山西晚报：其实，没有人认为乡土类的东西一定是落后的、低级的，这不过是一种题材的划分。很多现代都市的年轻人仍然喜欢很乡土的东西。比如在新浪网上，你也曾讲到，一个香港女孩读了《太平风物》后流泪了，这说明她读懂了、感动了！



李锐：在我看来，就像不存在特别的“中国文学”一样，也不存在特别的“山西文学”，只存在好文学和不好的文学。所有文字、文化、地理、宗教、区域的不同，会赋予你不同的禀赋和特点，但不应当把你限制成为不同的文学。我曾经说过，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建立起方块字的万里长城，再把自己封闭起来。你被李白、杜甫感动，不是因为他是四川人还是河南人，而是因为他的诗。



山西晚报：你提到自己的创作原则是“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这个“自己”是什么样的？



李锐：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历史之中的，没有谁能逃离历史而独立存在。而文学要做的事情恰恰是从历史的湮没中打捞生命的记忆和万千感受。这世界上没有谁是为了一个抽象的定义而活着。作为一个使用方块字表达自己的写作者，我当然希望自己的创作首先是深刻地表达了自己，而这个自己又不仅仅是一个所谓乡土的自己，中国的自己，它理所当然的是文学的自己。



山西晚报：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思潮泛滥的年代；上世纪90年代，是商品经济涌动的时代，这两个阶段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李锐：你只说了一个方面，在我看来，无论（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变化虽大，但是并无根本性的变化。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压力，就像一把大剪刀，中国知识人的精神人格被夹在这把剪刀中间纷纷断落。只不过有人越来越适应、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渴望在这场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上醉生梦死，谎话连篇，还美其名曰多元，沾沾自喜以为是成功的精英，还总想着占领道德优势。真正的道德不是嘴上的说教，从来都是最直接的行为。比如去年汶川大地震所激发出来的慈悲和大爱，比如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希望改变命运的农民工，比如轻松跨越种种禁忌的网络新人类，无论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他们比说空话的知识精英们更给人希望。至于我的创作，简单点说就是尽量争取不被时代潮流所淹没。



山西晚报：从1989年的《厚土》、2002年 《银城故事》，再到2007年的 《太平风物》，有人认为，是农村——都市——农村的转折过程。



李锐：或许可以说是我一贯追求的不同表达。一些现实感更强，一些历史感更强，但归根结底是要把它们写成文学，写出不同于他人的文字和感受。我爱用刻骨铭心这个词描述这种感受。



山西晚报：这30年来，您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哪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可以和插队六年的生活相比？



李锐：这30年来，我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盲从者，慢慢变成一个不断反省、希望坚持自己的人。就我个人而言，所有的生活都不能和插队的六年相提并论。



山西晚报：为什么？



李锐：因为“文化大革命”。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五十多年近代史的一个转折点。从狂热转向冷静，从迷信转向幻灭，从盲从转向自觉。而我们这一代人，或说几代人正好经历了这场历史的巨变。对我个人来讲，插队的六年，是个人命运和历史巨变一次最深刻的遭遇。此后的一切，都不过是这场遭遇的流变、弥散和延续。



本报记者 杨凌雁



■人物名片



李锐 男，1950年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2004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自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近两百万字。代表作有《厚土》《旧址》《银城故事》《太平风物》《人间》等。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山西文学大事记



●1991年



9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正式更名为山西省作家协会。



●1992年



5月13日，我省举行大会隆重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会上，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冈夫、郑笃七位老作家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同日，中国作家协会和山西省作家协会为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举行创作五十年研讨会。



●1993年



5月18日，省作家协会在太原举行 “市场经济与文学创作研讨会”。与会同志就市场经济对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冲击、作家、评论家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并进行选择、在市场经济形式的冲击下纯文学的命运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6月，钟道新作品讨论会在太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80多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参加。



■大家小事



●人如其文，李锐生活中也是个非常严谨的人，最喜欢的体育活动是羽毛球。球友说，他打每一个球都是认认真真的，很认真。



●嘴唇上的小胡子是李锐的标志。很多人都说，像鲁迅。惟一不这么看的是他的小侄女枣儿，胖乎乎的枣儿心情好的时候就会去摸摸，还会盛邀小朋友们来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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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作家李锐、蒋韵夫妇冀州寻找父辈足迹





12月9日，山西作家李锐、蒋韵夫妇在河北作家李浩、《燕赵都市报》记者杨瑞霞陪同下来冀州，探访全国第一个国营农场“冀衡农场”所在地，也是全国第一个拖拉机驾驶员培训基地——南良庄村。

8日晚，《燕赵都市报》记者李海菊曾打电话打听有关事宜，我推荐了了解此段历史的常海成先生。常海成原为衡水市文化局副局长，退休后受聘担任《冀州市志》主编，我们是忘年交。9日上午，衡水作家丁庆中打电话说要带三位作家来冀州，因为我当时正陪《衡水日报》记者采访，脱不开身，只好由常海成先生陪同前往南良庄村实地探访。

1948年，原冀南行署派刘子荣、张启达、李直等同志，在冀南区农会主席杨寿堂率领下，来冀县（今冀州市）南良庄村筹建冀衡农场，配置4台12马力“福特”拖拉机、2辆大车和80只羊。其中，李直就是山西作家李锐的父亲。我曾在2008年《衡水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韩丁与冀县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班》（附后），里面亦提到过李直。

冀衡农场是我国第一个国营农场，在中国农垦界占有重要地位，开创了中国营农场机械化的先河。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风起云涌，冀衡农场已经逐步萎缩，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李锐、蒋韵夫妇来到父亲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感慨万千，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充满着感情。他们表示，要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晚间，我应约陪同山西、河北的三位作家吃饭，因为本人曾经写诗多年，至今念念不忘文学，对三位作家亦久仰大名，所以席间相谈甚欢，十分融洽。只是庆中兄没来冀州，其爱人杨瑞霞是第一次见面，尽管曾是同时代的文学青年，她既是记者，同时也是散文作家，而我却由文学转向了新闻，逐渐淡出了文坛。

从网上获得三位作家的基本情况，贴于此。

李锐，男，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2004年3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系列小说《厚土》为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并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蒋韵，女，中国作协会员、太原市文联副主席、一级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栎树的囚徒》、《红殇》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中国作家》大红鹰优秀作品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李浩，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协理事、二级作家，现为《长城》杂志编辑。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特别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题图为李锐、蒋韵夫妇接受腾讯网采访）

                                               2009.12.10



韩丁与冀县拖拉机驾驶员训练班



    美国国际友人韩丁，原名亨特，是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启蒙者和奠基人。对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全国解放前夕，曾在冀县（今冀州市）举办两期全国拖拉机驾驶员训练班，均由韩丁担任教员和教练。

    1947年抗战胜利后，韩丁受联合国救济总署派遣，随一批救济物资，其中有汽车、拖拉机等一起来到中国的。和他同来得几个外国人由于种种原因先后回国了，而他受斯诺先生“西行谩记”的影响，向往中国革命，富有正义感。在这之前他曾来过中国，到过解放区也到过蒋管区，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韩丁在美国办过农场，精通农业机械，志愿留在中国发挥他的特长。

    1947年2月，太行区党委和原冀鲁豫边区政府，从太行山行署长治农业局抽调王安甫、史长胜、王德胜三名同志，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的拖拉机，在冀县城内信都书院旧址（现为冀州中学所在地）筹办全国最早的第一期拖拉机驾驶员训练班。韩丁带着救济总署发放的“福特——福格森”液压式拖拉机，亲临冀县任教，并兼任训练班的教练。

    6月，第一期拖拉机训练班正式开学，56名分别来自太行区、太岳区、冀南区、冀鲁豫边区4个地区，当年在冀县千顷洼一带的荒草地上垦荒。训练班主任张纪光，副主任赵步真，秘书解茵，教师朱小东、唐贞（系夫妇），指导员张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小组成员：美国人韩丁，美国人赤赤富，英国人马合非，以及国籍不详的巴鲁，另外还有翻译黄某。11月，由于解放战争战事紧张，训练被迫结束，救济总署的拖拉机由滏阳河水路南运，到永年县的太行山中隐藏坚壁起来。

    1948年，原冀南行署派刘子荣、张启达、李直等同志，在冀南区农会主席杨寿堂率领下，来冀县南良村筹建冀衡农场，配置4台12马力“福特”拖拉机、2辆大车和80只羊。

    为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准备待全国解放后，大规模建设国营机械农场。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在石家庄华北农场（场址在石家庄市东焦村）招考30名拖拉机学员，因这是个新行业，不少人对拖拉机这个新鲜玩艺出于好奇，报名的人特多，约有500人。经目测身体不行或无介绍信等当场刷下200人，实际入场考试的有300人，在这300人中要录取30个。30个新录取的学员，从石家庄乘火车到贡家台下车又步行30余里,来到冀县(现为冀州市)南良庄村——全国第一个国营农场“冀衡农场”所在地，也是全国第一个拖拉机学员培训基地。

    1948年12月下旬，在冀县南良村举办了全国第二期拖拉机驾驶员训练班。这期训练班共有72名学员，其中，在石家庄招收33名，太行行署保送5名，冀南行署保送10名，荣大毕业分配2名，辛集桑蚕场代培4名，冀东汽车队8名，荣军学校送来3名，部队转来2名，警卫员4名。学员到达之前，农场和培训班(一套人马两个牌子)的领导——场长兼培训班总负责人张省三(1949年末调北京任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后任农垦部副部长)，讲课老师美国人韩丁、翻译孙某某和其他工作人员已到达。韩丁由北方大学自愿前来，再次担任训练班的教员与教练。南良庄村地处冀县西北十里,是“千顷洼”的西南岸边缘，当时农场和培训班还没建新房，食宿、办公、教学全是民房和农家大院。

    培训班12月下旬开学，正是严冬季节,摸摸哪儿都象冰凌一样。韩丁根据现实条件，理论结合实际，把一台崭新的美国福特牌15马力拖拉机摆在大院里做教具。大院就是课堂，他亲手从拖拉机上拆下一个零件，比划着详细讲解它的原理、构造、功能和作用等。讲清了，学员学懂了，笔记也记好了，再拆下一件，直到把拖拉机完全拆卸，又指导学员亲自动手再一件件安装起来。

    韩丁特别能吃苦，没有星期天，有时下着小雪也不停课。教学特别认真，他讲一句、一个段落，翻译就翻一句或一个段落。因为他懂半拉汉语，能听出差错，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名称不当也不放过。有次一个重要部件翻成中文叫“县政府”,学员们一听都笑了。他觉得不妥，就和翻译商讨，根据这个部件的作用改名叫“调速器”，延用至今仍通称调速器。

一台完整的拖拉机拆了又装起来，三个月的培训班很快就结束了。已是冰雪融化春暖花开的季节了。这时,天津、北京已解放。毛主席号召：“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经过美国友人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农垦战士个个精神抖擞，32台拖拉机象是32门重炮,摆在了俗称“千顷洼”的主战场——冀县与衡水之间一望无际千年荒芜的大平原上。70多名学员其中有几名解放前开汽车的，如张老黑、史学会等对内燃机是行家当修理工，实际操作没几天就正式投入生产。为了提高效率,两人一台机器昼夜不停，轰轰哒哒声响彻田野，划破了寂静的夜幕。

    韩丁平易近人，和同学们的关系都很好，闲时还给同学们讲故事，讲他个人的艰苦创业史，对学员们鼓舞很大。他从来都是用行动教育人，办班时他是老师，办完班他是检查员、维修工，每天到工地上检查工作质量，如垦地不平、深浅不一等，他亲手调整并讲给你如何操作。他还时刻关怀同志们的生活，有时亲手给同志们送水喝。但是谁若犯了错，特别是违反机务规章和操作规程，他就毫不客气狠狠批评。

    据当时的学员、现居鹿泉市的胡生智老先生回忆说：有一次，我在场部保养完机车要回工地，有个统计员硬要乘我的拖拉机，我说:“不行，这违反制度。”统计员说:“是老韩管事宽，你的车空着跑，让我地下颠，你也好意思？再说半前晌的也碰不上韩老师或其他什么领导的，你就发发善心吧！”说的我没了主意。谁知半路真的碰上了韩丁和李队长，他老远就喊道:“停下！停!”他拍着自己的双腿说那统计员：“你没有腿?你没有腿?”又指向我:“小胡，你有什么权力让他坐?你不知道单驾座机车不准坐二人?”李队长让我下班回去写个检查，以后不要犯这样的错误。训得我抬不起头来，直说：“我错了，我检查。”对于老师得批评我们是心服口服，因为他凡事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他首先做到，如每天到工地去，除非开平板拖拉机，他总是步行。

    国营冀衡农场当年就开荒1.73万亩，并全部种上了小麦，第二年获得小麦大丰收。这时农场也变了样，“千顷洼”变成了良田，场部盖起了一排排新房，职工住上了漂亮得楼房，那一个个象炮楼一样的圆形建筑全是盛小麦的粮仓。后院还开出一个十亩大的菜园子，生产茄子、西红柿等各种蔬菜，专供职工食堂改善职工生活。

    1949年4月1日，冀衡农场扩建为“冀衡机械农场”，这是河北省第一家由人民政府建立起来的国营机械农场。两期拖拉机驾驶员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和造就了优秀的农机事业人才，为我国的农机化和农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不少学员后来成为农机战线的高级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

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对农机战线的决策是，边学习，培训扩大提高农机队伍，边开荒种地增加粮食生产。1949年末，农业部已在北京双桥建起全国拖拉机培训基地。1949年末，韩丁被调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局，仍到双桥农机校当老师。

    韩丁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富有深厚的感情。他上世纪60年代初回到美国，曾受到各种迫害，但仍不忘做美中友谊工作，不断到中国访问，曾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于1975年10月作为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率团访问中国。

    （注：本文参阅了冀州常树、鹿泉胡生智二位先生的资料，特表示感谢。）

                                     ——载2008年《衡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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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作家李锐被授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http://www.sxgov.cn　 　　2007-12-14 　  

　　12月12日，香港公开大学在第十六届毕业典礼上将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我省作家李锐，以表彰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香港公开大学评价“李氏积极推动文学欣赏和创作，凭借独特的风格和扣人心弦的写作技巧，于两岸文坛屡获殊荣，作品备受中外文坛推崇并被译成英、法等多国文字。”李锐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厚土》，长篇小说《旧址》等。李锐是继莫言后，第二位获此荣誉的内地作家，香港导演王家卫、环保科学家和教育家钱易、历史学家王赓武及慈善家杨雪姬也同时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今日下午，李锐应邀在香港公开大学做了题为《人间的烟火》的讲座。(谢燕)

来源：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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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作家李锐简介
  
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66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随后，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于1969年自北京赴山西省吕梁山区邸家河村插队落户。1975年分配到山西临汾钢铁公司做劳力工，1977年调人《山西文学》编辑部（当时的刊名还叫《汾水》）做编辑工作。1980年至1984年，自学寒窗，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函授部。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万字，出版过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等，曾获“《山西文学》优秀小说奖”、“赵树理文学奖”。1986年起开始致力于系列短篇小说《厚土——吕梁山印象》的创作，已发表的《锄禾》、《眼石》、《合坟》等得到广泛的好评。其中《合坟》一篇还荣获“1985一1986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曾任《山西文学》副主编，现为赵树理文学院专业作家。《厚土》是好几篇作品的总称，或曰《吕梁山印象》，每篇均很短。已发表的9篇分别见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11期（《锄禾》、《古老峪》），《山西文学》1986年第11期（《选贼》、《限石》、《看山》），《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合坟》、《假婚》），《青年文学》1987年第12期（《驮炭》《“喝水——！”》）。近年来有多部长篇小说问世：如《万里无云》《无风之树》《银城故事》等，有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瑞典文、德文等，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

书评：动人的银城

银城是李锐虚构的一个地方，为了使这虚构的城市清晰起来，他画了一张图。这图，特别像从前府志、县志中的那种疆域图，粗拙而稚气，还有些像儿童画，上面，有山、有河，山是大大小小连绵的三角，河是蜿蜒的线条。还有城池，堞墙围起的，是旧城，而简单的四方框内，则是新城。河叫"银溪"，从北部连绵的山峦"桐岭"流下来，在艾叶滩向东甩了一个大弯，然后，流入青依江，最后，汇入东南方向的长江……由于是画在纸上的城池，东西南北一目了然，东西南北全是山（三角），北是桐岭山，南是白云山，西是玉泉山，东是黛屏山。山上还全有景，有"桐岭横烟"、有"月照飞泉"、有"黛顶霞映"、有"雪寺寒山"，好，一个有根有据有出处有来历的城市已是跃出纸上，还有呢，旧城四座门，出北门，大道是官道，通向"上关桥"，小道则是通往渡口，过河来，大道小道一汇合，朝东直奔"鸡鸣镇"、桐岭关，括号里面是小字，标着，"滑杆走五天到省"，若出南门，则标着，二十里到"白云寺"……

我真是非常喜欢这张图，和这座城。

我喜欢它明明是莫须有，却如此言之凿凿。

李锐就这样言之凿凿一砖一瓦一枝一叶构建了他的"银城"，于是，1910年秋天，"涨满性感河水"的银溪，载着满河辉煌的金波温暖地流到了我们眼前，那个叫旺财的牛屎客，从宁静的河中打捞起了那些神秘的有字的竹片，奇异的银城故事就这样充满悬念地开了头－－一个惨烈悲怆的故事，在开头的时刻，却是这样宁静和充满动人的生活的柔情。

不错，这是一个奇异的故事，它大起大落出奇不意的情节，有着古典传奇故事的魅力，包括这顺水漂流传送取消暴动消息的竹片，让人想起"红叶题诗"那一类传说，那是主人公刘兰亭多么无奈和绝望的一个壮举；它又是一个惨烈的故事，有多少鲜活灿烂的生命成全着那个叫做"历史"的东西，肉脯房中那一幕，老辣的聂芹轩用一把制作"火边子牛肉"的尖刀和革命志士欧阳朗云的对峙，那尖刀是怎样锋利无情鲜血淋漓试探着人性的深度，真是感天动地，震撼人心；它又是一个凄美的故事，日本姑娘芳子对欧阳朗云痴迷的、奋不顾身的爱恋，就如同樱花一样，美若仙境的绽放是那么淋漓尽致那么决绝却又永没有明天……1910年秋天的银城，围绕着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起义暴动，就这么，风云莫测、有声有色地上演着一出慷慨赴死悲情无边的壮剧。1910年的银城，是悲情的城市，是精英的城市。

然而，还有一个银城，一个不属于某一年某一季节的城市，那城中，几百年来，弥散着主妇们用干牛粪烧饭燃出的烟火气，李锐告诉我们，"那气味不臭，只有一些微微的草腥味，再加上一点蚕豆烧糊的烟香，"有蚕豆烟香和草腥味的干牛粪是银城"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那个首当其冲的"柴"。银城的大街小巷，无论冬夏，石板路上总是行走着"牛屎客"的身影，他们头顶干爽的牛粪饼敲开一座座宅门与主妇们仁义地进行着每日的交易。这个银城呵，几百年来，总是有三万头水牛和百姓们同居一城，三万头水牛是银城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它们，"盘车就不会转，井就凿不成，卤水就提不上来"，没有它们"就没法安安生生地过日子，就没有银城和银城的一切"，三万头水牛，养育着众多的行当，三万头水牛支撑住了一个百业兴旺的城市：比如这做牛粪饼的"牛屎客"，比如那饲养伺候水牛的"牛牌子"，比如盘车上的小帮车，比如汤锅铺里"穿黑皮的"。因为牛，就有了买卖交易的"牛市"，有了闻名遐迩的特产名吃"火边子牛肉"；因为牛，就有了银城人的罪孽感和对牛的歉疚与敬重，就有了牛王庙，有了牛的盛大祀典－－十月初一牛王会和春秋两市牛的节日……

这个盛产井盐的城市，井架如同森林般耸立，输送卤水的竹管，在山谷河岸巨蟒般蜿蜒，那里面，仁厚地流淌着银城的血液和精华，流淌着，一城人的生计，流淌着，银城的日子。这个银城，是富可敌国的盐商刘三公们的银城，年年秋风，把那道美仑美奂的"退秋鲜鱼"的香味吹散到了这城中每一个角角落落；这个银城，更是，牛屎客旺财们的银城、是含辛茹苦却又精明能干的寡妇蔡六娘们的银城、是在陋室中一针一线缝衣待嫁的贫家女儿三妹们的银城、是最卑贱的屠夫郑老爹和矮崽们的银城。这城中的深街陋巷、一砖一瓦，若是开口说话，说的一定是六娘三妹郑老爹牛屎客们最深最深的心事。

这个银城，或许更是，牛们的银城。

当银城惨烈的壮剧落下帷幕，当桐岭关前，农民起义军横尸遍野、当欧阳朗云年青秀美的头颅被高高悬挂上城楼、当山崩地裂的暴动在一首千年古诗中宣告失败，当这轰轰烈烈的一切成为结局，瞧，它们来了。李锐的银城，迎来了一个盛大的牛的节日。

"八月二十三日这一天，象是有谁发出了命令，成千上万头牛，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银城。无论通衢大道，还是山间小径，到处都可以看见涌流的牛群……柔和的晨光中，牛群迈着安详的步子，哞哞的相互召唤着同伴。好看的弯角和庞大的身体，在轻微的碰撞中灵敏地保持着相互的间距。"这一天，这个城市的主人，是牛，是这些长角的生灵，所以，"所有和牛群相遇的人，都只能紧贴墙壁站在街边，恭等牛群庄严地走过。牛角和牛背的河流在街道上舒缓地流淌，坚硬的牛蹄从容地踏遍了人的居所，新鲜的牛粪覆盖了所有的街道和空地。天南地北原本素不相识的牛们会聚在一起，耳鼻相触，擦肩摩腿，忽然间触发了无比的骨肉亲情。成千上万头牛从古老的记忆中苏醒过来，幽深的柔情照亮了它们又大又黑的眼睛，哞哞的呼唤声汇合一片，数里之外清晰可闻。"

秋天澄净的阳光下，这牛的河流，这一片仁厚和温暖的金色，善良的金色，晃着我的眼睛，让我流下泪水。此刻的银城，真是美不胜收。我看到了地久天长的生活的魅力，看到了生命尊严的挣扎，看到了善，看到了天地间宁静的慈悲。

也许，理论家会说，李锐用牛解构了史诗，解构了人的历史。这我不懂。我只是写下了我心里的感动。

2002年3月13日于太原 (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