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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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特别是前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些人就认为它很像革命时期的口号或者标语。
北岛:不只这两句，其实整首诗都有这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闳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岛或一代人成长的小说》。在他看来，《回答》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间，有着回声般的对应关系。说得有道理。《回答》中的反抗者如同镜像中的主宰者。问题是谁有权代表谁来宣告呢？这里有一种僭越的危险。一不留神，反抗者就转变成了主宰者。历史上这种事儿还少吗？
直到现在出门参加活动，中国听众还总是坚持要我朗诵《回答》。我觉得他们都被冷冻在那个时代了。如果诗人往前走的话，就只能不管不顾，越走越孤独。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可能就读过你的这首诗，对你的印象也已经固化了。
北岛:就像给牲口盖上烙印，永远摆脱不掉。其实我的诗风自八十年代初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内省多变，而一般的读者没有耐心去跟踪这种变化。这就像里尔克说的，“一个人的名誉是所有误解的总和”。
南方都市报:“今天” 派一开始写的就是比较现代的诗，这种资源是哪里来的呢？
北岛:坦率地说，我们的诗歌只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个是革命主义诗歌，一个是毛泽东的古体诗词。而后来汇进来的西方现代诗歌，由于当时不懂外语只能依赖译文，使这一资源变得非常有限。我们开始写诗，多少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凉感。是青春和社会高压给予我们可贵的能量。
如果把《今天》的历史放在一个大背景中看，首先要看到它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重大偏离，文化革命成了推进这一偏离的动力。《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是工人教育知识分子的运动”；而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彻底打垮，无力载道，致使文化传统的链条断裂。无知者无畏，正是一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青年人敢领风气之先，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闯出条新路。“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中国文学的可悲之处，又是幸运之处，纵然有种种缺憾，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毫无疑问，从“五四运动”发端的中国新诗，到七十年代末异军突起，我相信这一影响会持续很多年。
南方都市报:在受到西方文学的多年熏陶以后，再回头去看当年的那些作品，你会觉得不满吗？
北岛:虽说我们的传统资源不多，但参照系可非常复杂，很难简单用西方文学作为唯一的参照系。比如，和台湾的现代诗歌相比，大陆现代诗歌由于历史语境不同，所产生的结果完全不同。“今天派”诗歌靠造反起家，它造了老祖宗的反，造了革命诗歌的反，等于也造了自己的反，自然对西方文学也并非那么毕恭毕敬。对文学史家来说，关于“今天派”产生的原因，以及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和近代史及革命的关系，和文革的关系，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题目。
南方都市报:1990年《今天》复刊是什么回事？
北岛:当时有一大批中国作家滞留在海外，比如李陀、查建英、刘索拉、高行健、陈迈平等，于1990年春天到奥斯陆开会，大家一致同意恢复出版《今天》，为海内外的中国作家提供一个共同的园地。同年8月《今天》复刊号问世。1991年夏天，我们在美国爱荷华召开编委会，决定调整方向，把《今天》办成一个跨地域的汉语文学先锋杂志。除了发表文学作品外，《今天》也支持那些边缘化的文化艺术，让中国文化的香火不断。《今天》近些年陆续推出各种专辑，包括 “中国实验戏剧专辑”、“中国独立电影专辑”、“新纪录片运动专辑”、“香港文化专辑”等。
复刊后的《今天》困难重重，比如孤悬海外、资金短缺、稿源不足，编辑分散，发行渠道不畅等。但《今天》坚持下来，在海外一办就是18年，一期都没拖过，而它在当今更加显示了坚持的意义:它是卡在权力与金钱合谋的全球化喉中的一根刺。
南方都市报:目前新《今天》情况怎样呢？
北岛:新《今天》和老《今天》的历史语境完全不同。如果说老《今天》是揭竿而起的话，新《今天》一度是孤掌难鸣。但它总算耐得住寂寞。寂寞18年，算得上是一种修行吧。但新老《今天》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我在《今天》25周年纪念活动开幕式上所说的:“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新《今天》已走出低谷，绝处逢生，关于它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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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朦胧诗”的争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北岛:始于1980年。最初是因为“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一首诗，有个叫章明写了篇批判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
南方都市报:当时还不是针对你们的？
北岛:后来公刘写了《新的课题》，谈到顾城的诗，慢慢引发了一个全国性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但奇怪的是，没有人提到《今天》，因为它被当时的审查制度完全过滤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把“朦胧诗”还原为“今天诗”，为历史正名。
南方都市报:争论的结果呢？
北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个争论并没什么意义，可能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今天诗”更深入人心了。当时有三个人为之辩护，分别是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写了三个“崛起”的文章，后来他们因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特别是徐敬亚，压力最大。
南方都市报:你在创办《今天》之前就写《回答》了吗？
北岛:对，史保嘉有一篇回忆录《诗的往事》，收入《持灯的使者》一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她在文章中引用了这首诗的最初版本，写于1973年，我自己都没留底稿。
南方都市报:1973年就写了，为什么说《回答》的写作跟“四五运动”有关呢？
北岛:我最后一次修改是1978年，为了《今天》创刊号，也就是人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后来在《诗刊》发表时，为安全起见加上“1976年”，故人们认为与“四五运动”有关。
南方都市报:定稿跟初稿差别大吗？
北岛:差别不小，初稿虽说比较个人化，但无疑与当时社会的高压有关，更愤怒也更绝望。
南方都市报:1973年你是做工人对吗？
北岛:我从1969年到1980年，做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第一期《今天》出版后，我送给邵燕祥一本。他很喜欢《回答》，还有舒婷的《致橡树》，问我能不能把它们发在《诗刊》上，我说当然可以，他就在1979年《诗刊》三月号发表了《回答》，四月号发表了《致橡树》。《诗刊》当时的发行量有上百万份，这两首诗借此广为流传，造成全国性影响。对这个问题我们内部有争论:芒克反对《今天》的诗歌在官方刊物发表，而我认为应尽可能扩大影响，包括借助官方刊物的传播能力。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意识到它的影响是什么时候呢？比如很多人写信给你吗？
北岛:在1979年《今天》第一次朗诵会上，陈凯歌朗诵的就是这首诗。当时很多人喜欢这首诗，在我看来是表达一种反叛精神，与时代的转折有关。我理解人们的这种阅读期待。但我并不认为这首诗是我的代表作。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呢？
北岛:它属于我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比较幼稚比较简单化的阶段。由于这首诗黑白分明、朗朗上口，所以易于传播。说到底，它源自我们上一代的革命诗歌，立场不同，但方式方法语调修辞是基本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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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今天》的呢？
北岛:从第二期起，我们就在民主墙公开出售。先把刚出版的那期张贴在民主墙上，顺便贴个广告，告知出售《今天》的时间。到时候大家就排起队来。另一个销售渠道就是征订，最多的时候订户有六七百，除了西藏，全国各省都有。每期印一千册，每本卖五毛到七毛不等。韩少功曾说起，他有一次到北京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用他一个月工资买了几十本《今天》，带回去送给湖南的朋友们。后来我们甚至略有盈余，除了维持杂志的运转，还能养活为了办《今天》而辞职的芒克。
南方都市报:《今天》后来一共办了多少期呢？
北岛:前后两年内共出版了九期，还有四本丛书。
南方都市报:你们的印刷设备有没有得到更新呢？
北岛:随着财政情况好转，我们让芒克到外省出差，买回一台滚筒式半自动油印机，对我们来说是技术革命。滚筒式油印机不仅速度快多了，而且每张□纸的印数也大大增加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今天》编辑部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很多人？
北岛:东四14条76号就像个民间的文化中心，吸引着全国各路人马，形形色色，什么怪人都有。有时候挺烦人的，我担心公安局借此给我们找麻烦。
14条76号就像个民间的文化中心，吸引着全国各路人马，形形色色，什么怪人都有。有时候挺烦人的，我担心公安局借此给我们找麻烦。
有一阵子，芒克老总是带领着一群女孩子出去喝酒，让我感到不安。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我提议成立纪律检查小组，由会“大乘拳”的刘念春担任组长，主要是针对芒克的，因为他是“花花公子”，呵呵。我们还通过决议，明确规定《今天》编辑部成员之间不许谈恋爱。主要考虑谈恋爱有可能被当成流氓团伙。这显然受到革命的铁血纪律那老一套的影响。在那两年中，《今天》成员之间果然没人谈恋爱，直到《今天》散伙后周楣英才和徐晓结合。我想当时少男少女之间难免有非分之想，可受限于清规戒律，只能藏在心里。那种革命时期的爱情，没有结果或许反倒是好事。
南方都市报:后来《今天》是怎样被解散的？
北岛:1979年秋天，“民主墙”被拆除后，很多杂志都自动停办了，比如《沃土》，一听风声不对就关了。我们一直坚持到了1980年9月。显然关于 “ 民主墙”上层也有分歧，据说胡耀邦跟《北京之春》的关系很密切。《中国青年报》曾派内参记者和民刊接触过，写过比较正面的报道。这在民刊中燃起过一线希望。
1979年秋天，“民主墙”被拆除后，很多杂志都自动停办了，比如《沃土》，一听风声不对就关了。我们一直坚持到了1980年9月。显然关于“民主墙 ”上层也有分歧，据说胡耀邦跟《北京之春》的关系很密切。《中国青年报》曾派内参记者和民刊接触过，写过比较正面的报道。这在民刊中燃起过一线希望。
1980年9月，作为《今天》的联络人刘念春接到公安局通知，命令我们停办。我们改头换面，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把《今天》化整为零，变成内部交流资料，出了三期。这样又拖了三个月，同年12月我们接到更加严厉的警告。整个局势变得越来越险恶，“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保护作者和编辑部成员，我们做出解散的决定。此前我们给北京文艺界的名人发了一两百封呼吁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回应，但只收到萧军的回信，表示支持。为此我和芒克专门找过萧军，才发现他对《今天》一无所知，由于糊涂加热情才写的回信。
南方都市报:《今天》解散后你受到影响了吗？
北岛:1981年年初，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清理民刊的九号文件，几乎所有民刊的头头都一网打尽。我当时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新观察》隶属中国作家协会。九号文件下来后，公安局找到作家协会，对我施压，希望我写检查交代问题，被我拒绝了。《新观察》主编是戈扬，副主编是杨犁（后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前两年我才听杨犁的儿子杨葵说起，原来当年是杨犁替我写了份检查，才幸免于难。
1981年年初，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清理民刊的九号文件，几乎所有民刊的头头都一网打尽。我当时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新观察》隶属中国作家协会。九号文件下来后，公安局找到作家协会，对我施压，希望我写检查交代问题，被我拒绝了。《新观察》主编是戈扬，副主编是杨犁（后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前两年我才听杨犁的儿子杨葵说起，原来当年是杨犁替我写了份检查，才幸免于难。
南方都市报:那后来有没有让你辞职呢？
北岛:没有，但让我停职反省。在《新观察》呆了半年多，不许工作，自己也觉得无趣，后来通过朋友调到了外文局的《中国报道》，那是对外宣传的世界语刊物。此后在外文局呆了四年多，直到1985年。1983年，我在外文局成了“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批判对象，再次停职反省。
南方都市报:成为“反精神污染运动”批判对象是由于《今天》的关系吗？
北岛:跟《今天》没有直接关系。“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以后，雷抒雁化名“芦丁”写了篇批判文章，把我的一首爱情诗《彗星》进行政治解读。我成了文化部的整顿重点。有一年多的时间禁止发表作品。那时候我家朋友来往多开销大，我只好化名搞翻译，写散文、传记，赚点外快，以贴补家用。
南方都市报:化名什么呢？
北岛:艾珊、石默、李平等。熬到1985年，我在单位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调到昌平县的一个乡镇企业。在那儿呆了大半年又混不下去了，后来索性成了自由职业者。1987年春我去了英国，在大学当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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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在澳门举办的中国文学讨论会上，有个复旦教授在发言中，试图把“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中，让我很愤怒。像这样的学者就是白吃干饭的，睁眼说瞎话，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顾。我提醒他说，《今天》在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评论文章《评<醒来吧，弟弟>》，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可见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伤痕文学”极其反感，要跟它划清界线。物证俱在，而历史还是被悄悄篡改了。
南方都市报:你们是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说吗？
北岛:从各种角度来说都有问题。首先，“伤痕文学”根本不是文学，而是另一种宣传代用品——把文学当成控诉。再说，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受害者呢？所谓“伤痕文学”就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之后编辑部就发生了分裂？
北岛:很多民刊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家都面临着生存危机:一旦受到钳制该怎么办。于是达成共识，由各个刊物派代表成立“联席会议”，互相支持。 1979年1月底，通过联席会议协调，各个刊物在“民主墙”前搞了一个公开演讲会。那些政治性刊物，诸如《探索》、《人权同盟》，言辞非常激烈，矛头直指官方意识形态。当天晚上，在《今天》内部大家吵了起来。刊物何去何从:到底坚持纯文学立场，还是要卷入到民主运动中去。
当时代表《今天》在联席会议签字，同意参加集会的是芒克，反对的人要求芒克发表个人声明，贴到“民主墙”上，说明他无权代表大家签字。但我坚决反对，觉得事到临头，只能扛，不能落井下石，于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要么反对者留下来办《今天》，我们退出；要么他们离开，由我们办。那天晚上除了三个发起人，即芒克、黄锐和我，其他人都离开了。我们从读者留言上的联系地址，并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批新人，他们后来成了《今天》骨干。
南方都市报:你们做杂志的详细情形是怎样的？
北岛:现在提到一本杂志，你不会想到它是手工劳动的结果。但那时候《今天》编辑部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坊，从刻□版到油印，从折页到装订，全部是手工的，永远有干不完的活。《今天》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比较松散的作者队伍，每月定期开作品讨论会。每个人念完自己的作品，大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通常在《今天》的成员赵南家，他家房子开间较大，而且有院子，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来参加作品讨论会，很多是大学生，后来有人也成了作家。另一部分是就是我说的作坊，在北京东四14条76号，那是编辑部所在地。
南方都市报:是刘念春的家吗？
北岛:对，是他们哥俩的家，后来他们都搬出去住了，被我们喧宾夺主。那是大杂院中的一间半小平房。芒克和当时的女友毛毛住里屋。从早到晚，来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护士、售货员、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等等。那个圈子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周楣英，是徐晓的丈夫，后因病去世。还有一个是鄂复明，他是《今天》的大管家，包括印刷财务订阅邮寄，事无巨细。那个以作坊为中心的圈子鲜为人知，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献身精神，《今天》才得以存活下来。
南方都市报:那些不搞创作的人去那里做什么呢？
北岛:很多人喜欢文学，但不一定非得写作。那是一种很独特的生活方式，大家在一起边干活边聊天，讨论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问题。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掏腰包凑钱凑粮票，做一大锅炸酱面。记得我的《回答》在《诗刊》发表，我拿到九块钱稿费，马上到附近饭馆请客，不够，大家再凑凑。那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觉得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南方都市报:你们还举办过一些诗歌朗诵会是吗？
北岛:1979年4月8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 ──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朗诵者中还有陈凯歌，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曾在《今天》发表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人，每期刊物都由他在那儿张贴出售。
1979年4月8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 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朗诵者中还有陈凯歌，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曾在《今天》发表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人，每期刊物都由他在那儿张贴出售。
南方都市报:当时去参加朗诵会的人多吗？
北岛:第一次朗诵会正赶上刮大风，但还是有四、五百个听众。第二次有近千人参加，那是“民主墙”被关闭后，民主运动处于低潮。
南方都市报:那么多人的话朗诵也听不到啊？
北岛:鄂复明是我们的技术专家，他用蓄电池连上话筒和录音机，再把喇叭挂在树上。虽说扩音效果不怎么样，但聊胜于无。黄锐用白床单画了幅抽象画，挂在两棵树之间，作为幕布。我们因地制宜，用一个天然土坡做舞台。可惜像这样珍贵的时刻，没有录音录像保存下来。
南方都市报:观众当时能听得懂你们那些诗歌吗？
北岛:那时似乎没有听懂不听得懂的问题。那个时代不一样，整个社会气氛非常开放:往往越是异端的东西，越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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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文学研究会的油印本,上面有顾城、食指、北岛等人的诗歌。
南方都市报:纸怎么来的？
北岛:这也是个小插曲。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积少成多，所以《今天》创刊号的纸张颜色都不一样。这可以算一种时代特色吧。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全是用手工刻吗？
北岛:是的，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蜡板。当时很难找到油印机，我还为此找过北京医学院团委的张辛欣。直到最后一分钟，谢天谢地，不知道黄锐从哪里弄来一台很破的油印机。我们七个人在陆焕兴家里轮流倒班，谁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有的刻版，有的印刷。最初由于技术差，没印多少，蜡纸就起褶破了，还得重刻。正当我们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从12月20号起，我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22号晚终于完工了，大家决定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
我们骑车来到东四的一家饭馆（那是北京极少数夜间营业的饭馆之一），点了几个菜，要了瓶白酒。席间决定由陆焕兴、芒克和我第二天去张贴《今天》。那是要冒点儿风险的。酒后有点儿伤感，告别时还有人落了泪，真可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从我家出发。买糨糊太贵，我就用面粉放在铁桶里熬。随后我还把我们骑的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
南方都市报:怎么改呢？
北岛:很容易，用白色水粉在原号码上添加几笔就行了。比如中文数字的“零”是扁圆形，中间加个小八就改成四；在“二”中间加一横就改成“三”。1976年“四五”运动中，警察就是通过抄自行车牌号抓人的。吸取教训，我们先把自行车牌号改了。
12月23日我们先在市内转了一圈，在民主墙、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人民文学》等处张贴。第二天去的是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
南方都市报:有受到阻拦吗？
北岛:在人大张贴时，学校保卫组出面阻拦，争吵后我们照贴不误，据说我们走后就被揭掉了。其它地方都挺顺利的。
南方都市报:你们贴了以后听到反馈了吗？
北岛:其实除了人身安全外，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作品是能否会为人们所接受。在工农兵文艺的一统天下，这类文学作品已绝迹很多年了。于是我们混到围观的人群中观察读者的反应。在张贴时附有一张白纸供大家留言，没想到留言中90%都是肯定的，甚至有人留下地址姓名，希望和我们联系。后来成为《今天》核心成员的周楣英就是这么跟我们联系上的。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的封面是怎样的？
北岛:都是黄锐设计的。原来第一期封面不是现在看到的样子。它是油印的，在栅栏围住的窗口中有“今天”的字样。因为蜡版刻印的效果不好，封面不够醒目。从第二期起，徐晓弄来学生会介绍信，在印刷厂制成铅印封面，即那个天蓝底色青年男女奋进的设计，后来我们用这个铅印封面重印了创刊号。
南方都市报:“今天”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
北岛:是芒克起的。在一次筹备会上，说起刊物名字，大家苦思冥想，排出一大串，都不合适。芒克灵机一动，提议叫“今天”，大家都觉得好，既新鲜又有某种紧迫感。我后来向冯亦代请教《今天》的英文译名，他说，“TODAY”不好，接着他跟他太太查字典，把“TODAY”改成“The Moment”，强调时代的紧迫感。《今天》创刊号的英文是The Moment。到第二期重新设计封面时，黄锐还是改成“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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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当时民主墙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吗？
北岛:那是很壮观的场面，现在还可以找到当年人们围观手抄的老照片。那时都是靠手抄，抄大小字报和民间报刊，当然也包括《今天》在内。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今天》的出现跟当时包括民主墙在内的整个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有很大的关系？
北岛:是的，《今天》问世无疑和国家的大气候有关。1976年是多事之秋:“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三巨头”去世、“四人帮”被捕，最终是邓小平上台，推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从1978年下半年起，中国的政局明显得变得宽松多了。中国人是有特殊嗅觉的动物，任何微妙的变化闻都能闻出来，于是蠢蠢欲动。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跟芒克、黄锐提出创办《今天》，有什么具体的原因触动吗？
北岛:这要说起来得追溯到北京的地下文学运动。六十年代后期，即红卫兵运动的高峰期就有人开始写诗了，比如食指（原名郭路生）。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把大家一下抛到了社会底层，生活的动荡加青春的苦闷，使年轻一代从书本和写作中寻找精神的出路。而食指的的风格正好与此契合，他的诗歌在全国范围内被广为传抄。
那时候，每年冬天农闲，年轻人都纷纷回到北京，互相交换书籍，很多人开始写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沙龙。当时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沙龙，女主人徐浩渊是个传奇人物。“文革”期间，她曾装成乞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生活，又因反江青坐过两次牢。七十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依群彭刚等人，还有根子（原名岳重）多多、芒克，他们三个都是被称为“白洋淀诗派”的代表人物。
类似的沙龙在北京不少。我所在的沙龙比较小，以我们三个同班同学为主，聚在一起读书讨论，交换作品。后来这些沙龙不断交错重组。比如，我通过刘羽认识了芒克，再通过芒克认识了彭刚，他是画家。就这样一圈一圈，大家串在一起。当年多多和芒克两人就像要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每人年底要各自拿出一本诗集，看谁写得好。后来因受到警察的“围剿”，许多作品或遗失或被没收了。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这种沙龙还是受到限制的？
北岛:何止受到限制，当时可得冒着危险，弄不好进大狱。徐浩渊的沙龙很早就被警察查抄了，她弟弟坐了牢。说到北京的地下沙龙，赵一凡是个重要人物。他父亲是文字改革文员会的头头之一。他从小瘫痪，才气过人，三岁读《红楼梦》，五岁读鲁迅，八岁就自己写书出版了。从他那里我们借到了很多“黄皮书”。还有他精力过人，什么都抄，很多地下文学作品因此幸存下来，后来得以发表在《今天》上。比如依群的诗，甚至连本人都没有了，是赵一凡提供的抄本。
从1969年到1978年，经过近十年的准备期，地下文学趋向成熟，其中以诗歌的成就最高。地下也流传过不少小说，比如《九级浪》、《第四次慰问》、《当芙蓉花盛开的时候》等，和诗歌相比就显得弱多了。
南方都市报:《今天》就在这些手抄本的基础上产生？
北岛:记得有一次我跟彭刚、芒克喝酒时说过这样的话“将来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站出来为之献身”。这是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后有感而发的。我们一直在等待机会。1976年以前中国社会极度黑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我们的作品发表的可能。1978年政治上的松动终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关键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个晚上，我和芒克、黄锐在黄锐家的小院里喝了点儿白酒，我们常在那里聚会。我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他们立即响应说好，于是说干就干。
南方都市报:开始就你们三个？
北岛:那时我们另有个文化沙龙（与同班同学的沙龙不同），常在一起聚会郊游。我们把这个计划跟大伙儿说了，全都认可。于是开始定期开会商量，比如讨论稿件、起刊名、找印刷设备。那时印刷设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一般人借不到。从九月到十二月，我们不停地奔忙。至于稿件，诗歌积攒了十年了，绰绰有余。当时我通过蔡其矫认识舒婷，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写信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选了蔡其矫和舒婷的诗。舒婷其中一首诗原题为《橡树》，根据上下文，我觉得加上“ 致 ”字效果会更好，于是改成《致橡树》，都没跟她商量。蔡其矫的笔名“乔加”也是我顺手起的。当时缺的是小说和评论，我赶写了一篇，发在创刊号上，此后我几乎每期都写一篇。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自己动手写？
北岛:也有外来稿，比如马德升的短篇《瘦弱的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最初我们想发表他的一幅木刻，他也给了这篇小说。我们都觉得小说不怎么理想，先由黄锐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后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气坏了，写了一封抗议信。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尊重作者，得慢慢学。马德升从创刊号起就加入《今天》，帮我们印刷他的木刻作品，要印好几百份。他拄着双拐穿过冰天雪地，帮忙干活。
南方都市报:你们最早在哪里印制《今天》？
北岛:在我们成员中有个叫陆焕兴的，原来是北汽的技术员，后来当过分厂副厂长，现已退休。他家那时在一个“三不管”地区，是亮马河边的小村子，与三里屯使馆区遥遥相望，估计早就不在了。陆焕兴和他妻子在那儿租了间小屋，也就六、七平方米吧。他妻子叫申丽灵，多才多艺，有副好嗓子。她父亲是民盟的元老，文革时全家被遣返回山东原籍，她在北京上访多年，与陆焕兴成家。自七十年代中期起，他们家成了聚会的中心，喝酒、唱歌、聊天，通宵达旦。这群人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
其中有两位值得一提，张鹏志和孙俊世，他们既博学又能干，对《今天》创刊起过重要作用。尤其是陆焕兴，他把自己的小家腾出来印刷，那要冒多大风险啊。说起他的小家真是令人怀念。他们常备几个小菜，大家带酒去。申丽灵没有北京户口，大家每月给她凑点儿粮票什么的。我们当时过的就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那小村子没人管，闹得多晚都没事儿。我的一首诗《走吧》，就是给陆焕兴过生日即兴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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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回忆《今天》：工人教育了知识分子2009-01-21
来源: 金羊网(广州)　
　　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是工人教育知识分子的运动”；而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彻底打垮，无力载道，致使文化传统的链条断裂。

北岛近照。本报记者 田志凌 摄

《今天》杂志从创刊号到最后的第九期。

在海外多年的北岛回国了。去年底他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回到香港任教。
今年恰好是《今天》诗刊创刊30周年。记者采访《今天》旧事之前与北岛沟通,北岛一直很认真,要求记者不仅采访他,也要采访《今天》的其他当事人, 芒克、黄锐、徐晓、鄂复明……他在邮件中列出一大串人名。但因版面限制为一人的访谈,记者只好以“缓兵之计”表示之后还会采访其他人,才得到采访机会。之后记者联系芒克,芒克一句爽快的“采访北岛就行了,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充分显示了朋友间的信任。
讲述起《今天》的故事时,北岛的语气是平静的,但对每个细节、人名和时间却格外较真。在他那里,历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事实不容篡改。不满于有学者将“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一直很有涵养的北岛甚至愤怒地说出“睁眼说瞎话”这样严厉的措辞。
南方都市报:在采访黄锐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今天》的创办跟当时西单民主墙这个大背景有关，是这样吗？
北岛:这还得从“西单民主墙”的形成过程说起。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国务院有个上访接待处，每天挤满了人，上访者大都露宿街头。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墙上），其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这就是 “西单民主墙运动”（简称“民主墙”）。
在这些报纸刊物中，比较出名的有《四五论坛》、《北京之春》、《人权同盟》、《探索》、《今天》、《沃土》，还有青岛的《海浪花》、贵州的《启蒙》等。《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民主墙“，同时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
南方都市报:那时政府对民主墙的态度是怎样的？
北岛:邓小平最初是非常支持的。1978年11月某个晚上，一个加拿大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刚被邓小平接见后，来到“民主墙”。没有麦克风，他就通过人声一层层向外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邓小平说民主墙是个好东西”。我当时也在场。显然，民主墙最初得到官方某种程度的认可。大约在中越边界冲突后，邓小平对民主墙的态度完全变了，提出严厉的批评，于是民主墙被迁到月坛公园的指定地点，随即被关闭，而“民主墙”最终被拆除，就像被强行抹掉的一段历史记忆。它前后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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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把‘朦胧诗’还原为‘今天诗’”　　南方都市报：你们还举办过一些诗歌朗诵会是吗？
　　北岛：1979年4月8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 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朗诵者中还有陈凯歌，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曾在《今天》发表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人，每期刊物都由他在那儿张贴出售。
　　南方都市报：当时去参加朗诵会的人多吗？
　　北岛：第一次朗诵会正赶上刮大风，但还是有四五百个听众。第二次有近千人参加，那是“民主墙”被关闭后，民主运动处于低潮。
　　鄂复明是我们的技术专家，他用蓄电池连上话筒和录音机，再把喇叭挂在树上。虽说扩音效果不怎么样，但聊胜于无。黄锐用白床单画了幅抽象画，挂在两棵树之间，作为幕布。我们因地制宜，用一个天然土坡做舞台。可惜这样珍贵的时刻，没有录音录像保存下来。
　　南方都市报：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今天》的呢？
　　北岛：从第二期起，我们就在民主墙公开出售。先把刚出版的那期张贴在民主墙上，顺便贴个广告，告知出售《今天》的时间。到时候大家就排起队来。另一个销售渠道就是征订，最多的时候订户有六七百，除了西藏，全国各省都有。每期印一千册，每本卖五毛到七毛不等。后来我们甚至略有盈余，除了维持杂志的运转，还能养活为了办《今天》而辞职的芒克。
　　南方都市报：《今天》后来一共办了多少期呢？你们的印刷设备有没有得到更新呢？
　　北岛：前后两年内共出版了九期，还有四本丛书。随着财政情况好转，我们让芒克买回一台滚筒式半自动油印机，对我们来说是技术革命。滚筒式油印机不仅速度快多了，而且每张蜡纸的印数也大大增加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今天》编辑部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很多人？
　　北岛：东四14条76号就像个民间的文化中心，吸引着全国各路人马，形形色色，什么怪人都有。有时候挺烦人的，我担心公安局借此给我们找麻烦。
　　有一阵子，芒克老是带领着一群女孩子出去喝酒，让我感到不安。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我提议成立纪律检查小组，由会“大成拳”的刘念春担任组长，主要是针对芒克的，因为他是“花花公子”。我们还通过决议，明确规定《今天》编辑部成员之间不许谈恋爱。主要考虑谈恋爱有可能被当成流氓团伙。这显然受到革命的铁血纪律那老一套的影响。在那两年中，《今天》成员之间果然没人谈恋爱，直到《今天》散伙后周楣英才和徐晓结合。我想当时少男少女之间难免有非分之想，可受限于清规戒律，只能藏在心里。
　　南方都市报：后来《今天》是怎样被解散的？
　　北岛：1979年秋天，“民主墙”被拆除后，很多杂志都自动停办了，比如《沃土》，一听风声不对就关了。我们一直坚持到了1980年9月。
　　1980年9月，作为《今天》的联络人刘念春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命令我们停办。我们改头换面，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变成内部交流资料，出了三期。同年12月，我们接到更加严厉的警告。为了保护作者和编辑部成员，我们做出解散的决定。此前我们给北京文艺界的名人发了一两百封呼吁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回应，但只收到萧军的回信，表示支持。为此我和芒克专门找过萧军，才发现他对《今天》一无所知，由于糊涂加热情才写的回信。
　　南方都市报：《今天》解散后你受到影响了吗？
　　北岛：1981年年初，我当时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新观察》隶属中国作家协会。后来调到外文局的《中国报道》，那是对外宣传的世界语刊物。此后在外文局呆了四年多，直到1985年。我在单位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调到昌平县的一个乡镇企业。在那儿呆了大半年又混不下去了，后来索性成了自由职业者。1987年春我去了英国，在大学当访问学者。
　　南方都市报：“朦胧诗”的争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北岛：始于1980年。最初是“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一首诗，有个章明写了篇批判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后来公刘写了《新的课题》，谈到顾城的诗，慢慢引发了一个全国性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奇怪，没有人提到《今天》，因为它被当时的审查制度完全过滤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把“朦胧诗”还原为“今天诗”，为历史正名。
　　南方都市报：争论的结果呢？
　　北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个争论并没什么意义，可能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今天诗”更深入人心了。当时有三个人为之辩护，分别是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写了三个“崛起”的文章，后来他们因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特别是徐敬亚，压力最大。
　　南方都市报：1973年你在做工人吗？
　　北岛：我从1969年到1980年，做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第一期《今天》出版后，我送给邵燕祥一本。他很喜欢《回答》，还有舒婷的《致橡树》，问我能不能把它们发在《诗刊》上，我说当然可以，他就在1979年《诗刊》三月号发表了《回答》，四月号发表了《致橡树》。《诗刊》当时的发行量有上百万份，这两首诗广为流传，造成全国性影响。对这个问题我们内部有争论：芒克反对《今天》的诗歌在官方刊物发表，而我认为应尽可能扩大影响，包括借助官方刊物的传播。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意识到《回答》的影响是什么时候呢？比如很多人写信给你吗？
　　北岛：在1979年《今天》第一次朗诵会上，陈凯歌朗诵的就是《回答》这首诗。当时很多人喜欢这首诗，在我看来是表达一种反叛精神，与时代的转折有关。我理解人们的这种阅读期待。但我并不认为这首诗是我的代表作。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呢？
　　北岛：它属于我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比较幼稚比较简单化的阶段。由于这首诗黑白分明、朗朗上口，所以易于传播。说到底，它源自我们上一代的革命诗歌，立场不同，但方式方法语调修辞是基本一致的。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闳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岛或一代人成长的小说》。在他看来，《回答》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间，有着回声般的对应关系。说得有道理。《回答》中的反抗者如同镜像中的主宰者。问题是谁有权代表谁来宣告呢？这里有一种僭越的危险。一不留神，反抗者就转变成了主宰者。历史上这种事儿还少吗？
　　直到现在出门参加活动，中国听众还坚持要我朗诵《回答》。我觉得他们都被冷冻在那个时代了。如果诗人往前走的话，就只能不管不顾，越走越孤独。
　　南方都市报：“今天”派一开始写的就是比较现代的诗，这种资源是哪来的？
　　北岛：坦率地说，我们的诗歌只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个是革命主义诗歌，一个是毛泽东的古体诗词。而后来汇进来的西方现代诗歌，由于当时不懂外语只能依赖译文，使这一资源变得非常有限。我们开始写诗，多少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凉感。是青春和社会高压给予我们可贵的能量。
　　如果把《今天》的历史放在一个大背景中看，首先要看到它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重大偏离。《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是工人教育知识分子的运动”；而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彻底打垮，无力载道，致使文化传统的链条断裂。无知者无畏，正是一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青年人敢领风气之先，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闯出条新路。这是中国文学的可悲之处，又是幸运之处，纵然有缺憾，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毫无疑问，从“五四运动”发端的中国新诗，到七十年代末异军突起，我相信这一影响会持续很多年。
　　南方都市报：在受到西方文学的多年熏陶以后，再回头去看当年的那些作品，你会觉得不满吗？
　　北岛：虽说我们的传统资源不多，但参照系可非常复杂。“今天派”诗歌靠造反起家，它造了老祖宗的反，造了革命诗歌的反，等于也造了自己的反，自然对西方文学也并非那么毕恭毕敬。对文学史家来说，关于“今天派”产生的原因，以及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和近代史及革命的关系，和文革的关系，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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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谈《今天》：“青春和高压给他们能量”
来源：南方网

北岛近照。

　　在海外多年的北岛回国了。去年底他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回到香港任教。
　　今年恰好是《今天》诗刊创刊30周年。记者采访《今天》旧事之前与北岛沟通，北岛一直很认真，要求记者不仅采访他，也要采访《今天》的其他当事人，芒克、黄锐、徐晓、鄂复明……他在邮件中列出一大串人名。但因版面限制为一人的访谈，记者只好以“缓兵之计”表示之后还会采访其他人，才得到采访机会。之后记者联系芒克，芒克一句爽快的“采访北岛就行了，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充分显示了朋友间的信任。
　　讲述起《今天》的故事时，北岛的语气是平静的，但对每个细节、人名和时间却格外较真。在他那里，历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事实不容篡改。不满于有学者将“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一直很有涵养的北岛甚至愤怒地说出“睁眼说瞎话”这样严厉的措辞。
　　“从早到晚，来编辑部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
　　南方都市报：在采访黄锐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今天》的创办跟当时西单民主墙这个大背景有关（见本报5月18日B20版《改革开放30周年大家访谈系列之六：“星星”撼动了当时的社会》），是这样吗？
　　北岛：这还得从“西单民主墙”的形成过程说起。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墙上）。这就是“西单民主墙运动”（简称“民主墙”）。《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民主墙”，同时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
　　当时民主墙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那是很壮观的场面，现在还可以找到当年人们围观手抄的老照片。那时都是靠手抄，抄大小字报和民间报刊，当然也包括《今天》在内。
　　南方都市报：你跟芒克、黄锐提出创办《今天》，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吗？
　　北岛：这要追溯到北京的地下文学运动。六十年代后期，生活的动荡加青春的苦闷，使年轻一代从书本和写作中寻找精神的出路。每年冬天农闲，年轻人都纷纷回到北京，互相交换书籍，很多人开始写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沙龙。当时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沙龙，女主人徐浩渊是个传奇人物。七十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依群、彭刚等人，还有根子（原名岳重）、多多、芒克，他们都被称为“白洋淀诗派”的代表人物。
　　类似的沙龙在北京不少。我所在的沙龙比较小，以我们三个同班同学为主，聚在一起读书讨论，交换作品。后来这些沙龙不断交错重组，大家串在了一起。当年多多和芒克两人就像要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每人年底要各自拿出一本诗集，看谁写得好。
　　当时北京的地下沙龙，赵一凡是个重要人物。他父亲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头头之一。他从小瘫痪，才气过人，从他那里我们借到了很多“黄皮书”。他精力过人，什么都抄，很多地下文学作品因此幸存下来，后来发表在《今天》上。
　　从1969年到1978年，经过近十年的准备期，地下文学趋向成熟，其中以诗歌的成就最高。
　　南方都市报： 《今天》就在这些手抄本的基础上产生？
　　北岛：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个晚上，我和芒克、黄锐在黄锐家的小院里喝了点儿白酒，我们常在那里聚会。我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他们立即响应，说干就干。
　　南方都市报：开始就你们三个？
　　北岛：那时我们另有个文化沙龙，常在一起聚会郊游。我们把这个计划跟大伙儿说了，全都认可。于是开始定期开会商量，比如讨论稿件、起刊名、找印刷设备。那时印刷设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一般人借不到。从九月到十二月，我们不停地奔忙。至于稿件，诗歌积攒了十年了，绰绰有余。写信征得蔡其矫和舒婷的同意后，我选了他们的诗。舒婷其中一首诗原题为《橡树》，根据上下文，我觉得加上“致”字效果会更好，于是改成《致橡树》，都没跟她商量。蔡其矫的笔名“乔加”也是我顺手起的。当时缺的是小说和评论，我赶写了一篇，发在创刊号上，此后我几乎每期都写一篇。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自己动手写？
　　北岛：也有外来稿，比如马德升的短篇《瘦弱的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最初我们想发表他的一幅木刻，他也给了这篇小说。我们都觉得小说不怎么理想，先由黄锐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后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气坏了，写了一封抗议信。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尊重作者，得慢慢学。马德升从创刊号起就加入《今天》，拄着双拐穿过冰天雪地，帮忙干活。
　　南方都市报：你们最早在哪里印制《今天》？
　　北岛：在我们成员中有个叫陆焕兴的，原来是北汽的技术员，他家那时在一个“三不管”地区，是亮马河边的小村子，与三里屯使馆区遥遥相望。陆焕兴和他妻子在那儿租了间小屋，也就六七平方米吧。自七十年代中期起，他们家成了聚会的中心，喝酒、唱歌、聊天，通宵达旦。这群人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
　　南方都市报：纸怎么来的？
　　北岛：当时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积少成多，所以《今天》创刊号的纸张颜色都不一样。这可以算一种时代特色吧。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全是用手工刻吗？
　　北岛：是的，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蜡板。当时很难找到油印机，我还为此找过北京医学院团委的张辛欣。谢天谢地，不知道黄锐从哪里弄来一台很破的油印机。我们七个人在陆焕兴家里轮流倒班，谁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有的刻版，有的印刷。最初由于技术差，没印多少，蜡纸就起褶破了，还得重刻。正当我们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从12月20日起，我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22号晚终于完工，大家决定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
　　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从我家出发。买糨糊太贵，我就用面粉放在铁桶里熬。随后我还把我们骑的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只需用白色水粉在原号码上添加几笔就行了。1976年“四五”运动中，警察就是通过抄自行车牌号抓人的。吸取教训，我们先把自行车牌号改了。
　　南方都市报：你们贴了以后听到反馈了吗？
　　北岛：其实除了人身安全外，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作品能否为人们所接受。我们混到围观的人群中观察读者的反应。在张贴时附有一张白纸供大家留言，没想到留言中90%都是肯定的，甚至有人留下地址姓名，希望和我们联系。
　　南方都市报： “今天”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
　　北岛：是芒克起的。在一次筹备会上，说起刊物名字，大家苦思冥想，名字都不合适。芒克提议叫“今天”，大家都觉得好，既新鲜又有某种紧迫感。冯亦代把《今天》的英文译名改成“TheMoment”。所以，《今天》创刊号的英文是TheMoment.到第二期重新设计封面时，黄锐还是改成“TODAY”。
　　去年年底在澳门举办的中国文学讨论会上，有个复旦教授在发言中，试图把“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中，让我很愤怒。我提醒他说，《今天》在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评论文章《评〈醒来吧，弟弟〉》，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可见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伤痕文学”极其反感，要跟它划清界线。
　　“伤痕文学”不是文学，而是另一种宣传代用品———把文学当成控诉。再说，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受害者呢？“伤痕文学”就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之后编辑部就发生了分裂？
　　北岛：很多民刊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家都面临着生存危机：一旦受到钳制该怎么办。于是达成共识，由各个刊物派代表成立“联席会议”，互相支持。1979年1月底，通过联席会议协调，各个刊物在“民主墙”前搞了一个公开演讲会。那些政治性刊物，诸如《探索》、《人权同盟》，言辞非常激烈。当天晚上，在《今天》内部大家吵了起来。刊物何去何从：到底坚持纯文学立场，还是要卷入到民主运动中去。
　　当时代表《今天》在联席会议签字，同意参加集会的是芒克，反对的人要求芒克发表个人声明，贴到“民主墙”上，说明他无权代表大家签字。但我坚决反对，觉得事到临头，只能扛，于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要么反对者留下来办《今天》，我们退出；要么他们离开，由我们办。那天晚上除了三个发起人，即芒克、黄锐和我，其他人都离开了。我们从读者留言上的联系地址，并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批新人，他们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
　　南方都市报：你们做杂志的详细情形是怎样的？
　　北岛：《今天》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比较松散的作者队伍，每月定期开作品讨论会。每个人念完自己的作品，大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通常在《今天》的成员赵南家，他家房子开间较大，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来参加作品讨论会。另一部分是就是刘念春的家，那是编辑部所在地。他们哥俩都搬出去住了，被我们喧宾夺主。从早到晚，来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护士、售货员、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等等。那个以编辑部为中心的圈子鲜为人知，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献身精神，《今天》才得以存活下来。
　　南方都市报：那些不搞创作的人去那里做什么呢？
　　北岛：很多人喜欢文学，但不一定非得写作。大家在一起边干活边聊天，讨论各种问题。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掏腰包凑钱凑粮票，做一大锅炸酱面。记得我的《回答》在《诗刊》发表，我拿到九块钱稿费，马上到附近饭馆请客，不够，大家再凑凑。那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觉得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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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三十年
　　
　　北岛
　　
　　
　　
　　一九七八年底，《今天》秘密诞生在北京郊区一间狭小的农舍。作为一九四九年后第一份非官方的文学刊物，它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关、出版社和大学区。两 年后被警察查封，一九九○年夏天在海外复刊。三十年过去了。历史似乎不能前瞻，只能回首，穿过岁月风尘，我们看到那几个围着一台破旧油印机忙碌的年轻人。 而他们看不到我们。
　　
　　《今天》在中国出现，无疑与文化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有关。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吶喊，为此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今天》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以外，遍及美术、电影、戏剧、摄影等其它艺术门类，成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与艺术的开端。
　　
　　三十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早期《今天》相比，在海外复刊的《今天》面临着远为复杂的局面：权力与商业化的共谋，娱乐的泡沫引导着新时代潮流，知识界在体制陷阱中犬儒化的倾向，以及汉语
　　在解放的狂欢中分崩离析的危险。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
　　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一本油印的中文刊物漂洋过海，在另一种语言的环境中幸存下来，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吧。在这个意义上，依我看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
　　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
　　
　　在这里，我们和朋友们欢聚一堂。这并非为了告别的纪念，而是为了送《今天》远行，让我们更勇敢地面对危机迎接挑战。我相信，在大家的祝愿下，《今天》一定会走得更远，远到天边，直到和当年那些年轻人，
　　和明天的孩子的身影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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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文学史甚至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来说，《今天》的出现、停刊以至流亡，将无可争议地被载入史册；但是，《今天》之于我，不是一段文学经历（至今 我仍然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所以，我记忆和记录的，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今天》，而是我的《今天》，我命运 中的《今天》。
　　──徐晓
　　
　　想想看，《今天》曾经的政治批判态度，对新文化形式状态的直觉与追求，独立不羁的风格和承担责任的勇气，还有哪些部分可以和现今的时代，现今的社会对应的 呢？如果《今天》在今天的意识里不断的确证自己，提出对社会环境，对自身所有旧存规则和低级状态的批评，不断的破坏和再构文化形式，建立深刻的、更加独立 的方式方法，我们共同的三十年就不会白过了。那么，看看我们环境中的文化状态，我才认为我们最终还是要面对需要重新创始的今天。
　　──黄锐
　　
　　写下这些纪念文字的时候，我想到《今天》主编北岛的两个作品题目。「在废墟上」是他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发表在1978年底《今天》创刊号上，而「重建星 空」是他1989年住在柏林的时候创作的一篇诗作的题目，发表在海外复刊的《今天》上，收入诗集《旧雪》……《今天》同仁这三十年，前仆后继，离合聚散， 费尽心血，努力要做的全部的事情，我用一句话以蔽之，其实就是「在废墟上重建星空」……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是不是依然站在文学、文化和文明的「废墟」之 上？如果「废墟」已经成为历史，如果我们确实有所「重建」，那我们到底建立了甚么，哪里是我们自己的「星空」？
　　──万之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今天》时，已经是一本装帧精美的杂志了，北岛他们三十年前油印的《今天》从未见识过。当时读到的《今天》让我耳目一新，我觉得这 是一本真正属于文学的文学杂志……这么多年，北岛和他的朋友们将这本杂志坚持下来，我知道里面的艰辛。什么是信念？这就是。
　　──余华
　　
　　《今天》也是永远的今天，《今天》在今天没有消失也不会逝去，只遗憾我们这么大的国家竟然容不下一本小小的文学杂志。记得《今天》十周年时，我和北岛都是 从国外赶回来相聚。到了二十周年，我们无奈，只好到日本去庆祝，尽管有那么多日本朋友和诗人、作家前来捧场，可《今天》的成员，却只有北岛、黄锐、赵南和 我四个人。如今《今天》已三十年了……岁月过得太快，生活又是如此真实。毕竟，《今天》仍旧活在今天，《今天》还在继续，《今天》依然是今天的《今天》， 直到永远……
　　──芒克
　　
　　有关《今天》的叙述已经不少，但它不是敞开的。虽然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二○○八年，国内的一些回顾活动上把朦胧诗也当作改革开放值得纪念的一页，并朗诵 了北岛、顾城和舒婷的诗歌。但它是被作为可以一笔带过的历史。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在国内要设立一个《今天》纪念馆有多大的可能性。
　　──严力
　　
　　《今天》一代属于文学的英雄一代。如果说早年的《今天》预示了此后三十年汉语文学的变化，那么一九九○年在海外复刊的《今天》是这一变化的历史见证，尽管 现今的世界整体上不利于文学，《今天》依旧守护着诗与文学这一心灵的净土，并致力于使伟大的事物复活。作为《今天》的同仁，我希望它更加开放，更少偏见， 不失风骨，以虔诚和艰巨的劳作，为汉语文学赢得更久远的美名。
　　──宋琳
　　
　　我本是鼓浪屿海滩一枚再平常不过的贝壳，经由《今天》，带上大海。是偶然的机缘，抑或历史的必然，让边沿与中心有了联接，我至今还不太清楚。只是在解冻与破冰时期，顺应人心，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微弱声音。
　　──舒婷
　　
　　一九八○年深秋，我在成都初次读到前两期的《今天》，那种深及神经末梢的针刺般的震动真是无以言述。这种震动广阔和宁静一如大海，却又带有蝉翼般的敏感和 细致。有时我会自问：如果没有这个不可测度的、索要生命的震动，没有这个初度震动的持续至今，我的写作会是什么样子。我在想：我们这代人，除了《今天》， 还有另一条文学的天路之旅可以走吗？转瞬三十年过去了，震动与纪念，写作与现实，心与万物，将往昔与未来对折在一起，合在一起。打开这个珍贵的重合，就是 打开时间的礼物：打开历史，打开今天。
　　──欧阳江河
　　
　　实际上，《今天》就是大陆新文学的源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学写作在大陆有过近三十年的中断，或者说是名存实亡。《今天》的出现并非是延续，也不是复 兴，不是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而是意义远为重大的开端。恰如北岛的一首诗的标题所示，是「结局或开始」。无中生有以及先知的色彩是不可避免的。我本 人便直接受惠于《今天》的启蒙，是在它的感召下开始写作的……《今天》在我看来不仅是一本文学刊物，不仅是一群写作的人以及某种文学风貌，更是一种强硬的 文学精神。
　　──韩东
　　
　　多年以来，我常常与我的朋友和学生们谈起《今天》，对于那段已逝的或应该说仍在延续的文学传奇真有讲不完的话题，其中许多问题值得深究……一说到文学的 「政治性」，如今的中国写作者或学者就总认为必缺乏「艺术性」，而且还会振振有词地引用詹明逊所谓「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寓言」中的一个教条，即第三世界的 文学是「政治与艺术不分开」的文学。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潜伏的问题：政治和艺术真的需要分开吗？是否只有分开才是好的文学？或者说是否只有分开才能融入「世 界文学」？另外，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主要特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柏桦
　　
　　在那之后，阅读《今天》杂志，成了我的一件持续的事情。从当年曲磊磊设计的黑白木刻封面，到现在印刷精美、以当代最著名艺术家作品为装祯的封面；这中间， 几乎能够看出中国民间诗歌刊物走过的道路。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民间诗歌杂志，三十年，它涵盖了中国当代诗歌各个时期的广泛探索和个人表达。也呈现了各个文学 潮流以及个人的原生写作状态。今天看《今天》，它的意义还在于：三十年之后，中国的当代诗歌，还将生生不息，《今天》，还将继续见证这一过程。
　　──翟永明
　　
　　《今天》为中国的青年诗人们，特别是比《今天》元老年轻一辈的青年诗人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诗人们看出，在诗歌出版不畅的情况下，自办刊物是一种可行的替代 办法：自办刊物可以团结一批同仁，这比单枪匹马地打斗更容易引人注目；自办刊物可以自由地展示诗人的美学主张；自办刊物是参与中国新诗建设和思想解放的有 效手段。可以说《今天》的出版形式为中国诗歌写作开了一个小传统。从此一部分年轻诗人对赢得官方或国家出版物的赞许失去了兴趣。有一段时间诗人们甚至私下 认为，要出名就得在民刊上出名，在官办刊物上出名不算数。那时民间诗坛的权力在某些诗人看来的确大于官方诗坛的权力。
　　──西川
　　
　　我很早就受益于《今天》的诗歌：在我十七岁那年，北岛的《回答》被我篡改成一首情诗送给了邻桌的女孩，后来她成了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当我开始尝试写诗的时 候，《今天》已经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它与当年民主运动的紧密关联在客观上巩固了这种地位，如果一定要说一说留存于我个人记忆或者想象之中的「今天」派诗 歌，那是一种呈直角上升的、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背景就是广场和夜空。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或许更多地从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派诗歌中去完成自我教育，然而，无 疑是《今天》将一个裂缝演化成了一条地平线，从它的那个年代一直延伸而来，使我们感受到了自身写作的「合法性」。
　　──朱朱
　　
　　在当年各地蓬勃的民刊中，竟只有文学杂志的《今天》幸存至今，这是中国政治现实造成的不幸，却也是中国政治现实导致的「奇迹」。——诗人们有幸了。一九九 ○年，《今天》在挪威复刊，编辑部迁址瑞典的复刊第二期，发表了我的三首诗。第一首的题目是《语言公墓》……《今天》是参与催生当代中国新的美学、新的诗 学精神的文学摇篮之一。一群勇敢的青年人曾在思想贫瘠的土地上、林野中，编织起它、围护起它，这段历史应该被记住。
　　──孟浪
　　
　　我生也晚，第一次听说《今天》，那是高中时代，在某些读本中，均语焉不详，那时《今天》已经刚过了十周年。过了两年，第二次，触目惊心，是在顾城死后，关 于他的报道和回忆，也绕不开《今天》。又过了两年，在偏远的南海一隅，竟然有一个奇怪的人小梁借给我几本最新的《今天》……小梁上个月从多伦多给我打电 话，敦促我给她寄最新的《今天》，地球转了一大圈，事情总是回到从前。最好能回到从前。
　　──廖伟棠
　　
　　一本油印的中文刊物漂洋过海，在另一种语言的环境中幸存下来，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吧。在这个意义上，依我看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 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在这里，我们和朋友们欢聚一堂。这并非为了告别的纪念，而是为了送《今天》远行， 让我们更勇敢地面对危机迎接挑战。我相信，在大家的祝愿下，《今天》一定会走得更远，远到天边，直到和当年那些年轻人，和明天的孩子的身影合在一起。
　　──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