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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教材是导学之本作者：丑石

最近，听说上边又要来检查教学六环节，学校要求各位老师要认真准备。其实，这六环节过去只有五环节，即备课、上课、作业、复习、考试，现在又加上了反思。这第六环节大概也算是我所主张的向自己学习吧，通过反思，汲取过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在这六环节的改革中，最让人感觉目不暇接的应该算是备课了，先是教案，后是学案，然后是导学案。名目换了无数一个，其运动的轨迹，似乎也与教育理念的发展大致同步，先是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后来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然后又向二者兼顾回归。从教师本位再到学生本位，然后回到老师主导学生主体。关于这三者的区别，我在以前的博文中已经谈过，在此不再赘述。

导学案设计的初衷自然是好的，但导学案毕竟是教师编写的学习材料，这就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导学案和教材的关系是什么？二是学生学习导学案的能力与自学能力能否划等号？三是是否任何地方的教师的素质都足以编写出合格的导学案？四是我们的导学案在多大程度上贴近了学生的实际？五是导学案究竟有没有增加教学的成本？六是教师如何调控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

我知道，我们的学生的情况千差万别，即使是最优秀的专家恐怕也很难解决好上面的所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所编写的导学案是抛开教材另搞一套，那么我们的教材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我们的导学案是对教材的分析甚至是肢解，我们又如何保证学生今后能够独立地学习并且掌握教材？如果这样的能力没有培养起来，“教是为了不教”从何谈起？

其实，在我看来，最好的方法，就是采取鲁迅所言之“拿来主义”，把那教材拿来，让学生能读的就自己读，能学的就自己学。遇到读不懂学不懂的地方，老师适当引导一下，补充一点，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的困难。既不一讲到底，也不一学到底，把讲和学联系起来，让读、讲、练、议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煞费苦心地抛开教材另搞一套，做一大堆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然而事实却是，在一些导学案中，甚至在一些人的教学中，已经很难看到教材的影子。

我们必须看到，自学固然重要，然而学生如果都能自学了，还要你老师干什么？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以导学案为材料的所谓自学，说到底是一种“伪自学”，它所培养起来的不是真正的自学能力。而且，如果我们迷住于这种所谓的“自学”，那么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必将越来越大，班级授课将越来越难以施行。

所以，我的结论是：教材是导学的基础。教材才是真正的教学的材料，无论是学案也好，导学案也罢，都不应该取教材而代之，更不应该凌驾于教材之上。只有认认真真把教材教好学好，教学质量的提升才有保证。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高素质的团队，就可能在导学案的编写中出现百密一疏甚至挂一漏万的现象。我还是主张多用教材，用好教材，既把它当教材，也把它当学材，在教材的使用过程中随时来点儿小革新。抛开教材闹革命的做法，至少在我的眼里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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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2011年毕业于衡水中学的女生保存了从高一到高三所做过的卷子，摞起来有2.41米，她最终考入了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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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宗伟：产业化的鸡、猪与“高效课堂”（节选）

资料来源：http://blogs.ntjy.net/my_blogs/149553/

昨天下午去给全区的新任教师做讲座，因为到会场时间比较早，看看听课的大多是女教师，于是与他们分享了一段视频，谈食品安全的，其实就是介绍泰森这样的肉类生产公司旗下，49天批量生产可以宰杀的鸡的纪录片。片中的鸡场主说，49天就可以使一只鸡从孵化的鸡仔长到五傍，谁还愿意化3个月的时间去养鸡呢？她还说，其实我们不是在养鸡，而是在生产食品。因为人们喜欢吃白肉，于是我们改变了鸡的基因，让它的胸脯长得很大。为了防止鸡生病，以便鸡生长得快，在饲料里加了大量的抗生素。抗生素用多了，细菌形成了抗药性，抗生素就失效了。她说，她已经对所有的抗生素过敏，再也不能使用抗生素了。她说，她必须把这些真相说出来。

今天还在网上看到一位养猪人对如何使猪在3个月就可以出栏的问题时说：饲料里添加特别的生长物质，至于是什么，就不便于公开说了。

无论是49天的鸡，还是3个月的猪，用那个鸡场主的话来说，这不是在“养”，而是在“生产”。“养”与“生产”的区别在哪里呢？

惠州郭影强老师比较搞笑，他说：哎哟，真恐怖啊。这食堂的鸡肉？怪不得学生老想谈恋爱？

安徽一位朋友说：“养”是尊重、符合生命成长的规律的，外力的作用、干预比较少，比较注重生命个体的自我成长。其结果是生机勃勃、各具个性的真正的“生命”。“生产”是违背生命成长的规律的，外力干预的力度很大，其结果是千篇一律的“产品”。

苏州葛武生老师说；“养”随自然听天命任自由，“生产”则为达成经济目标而严守计划大一统……儿童的天赋、兴趣、爱好、特长各有不同，用一把统一的“考试尺子”去衡量所有儿童的生命价值，实属卑鄙无耻的精神杀戮。尤其是我们江浙经济发达地区，为了一点点的蝇头小利，一个可笑的某某称号，某某级别的职称，空有貌似高贵的“素质教育”光环，实则培养出一批批低能懦弱无用之辈。

河南安阳徐文祥老师说：效率总是以时间作为最根本的标准，其实，用时间来考评一些教育行为的价值产出，是最不科学的。教育不是工厂的机械作业，它的产品价值的生产线往往需要几十年才能真正考评出来。而现在我们把教育的效果和一个学校的教学进行评估，甚至向一个学期、乃至一节课要效率，还要求什么高效，这本身就是荒诞的。

镇江王益民老实回答最为简洁：还是那句话：速成必速朽。

……

下午，与京都一位朋友电话，谈及我的纠结，他告诉我一件比较好玩的事。说是西部某省某县，与京都某教育媒体合作，全县打造“高效课堂”，某县给该媒体一定数量的银子，该媒体确保将某县打造出几所全国名校，当然也会为某县基础教育在全国某一席之地。为及时发布推进进程，县教育局安排了一位校长到该教育媒体挂职，将县里各层面报上来的推进情况写成新闻稿，在该媒体题即时报道。该校长在京都呆了一段时间，或多或少看到了该媒体，如何给各地打造“高效课堂”，如何牟利的内幕，比较痛苦。于是找到我那位朋友倾诉。我的朋友对他唯有劝慰：好好工作，至少可以在京都结识一些人，当然也可以了解到许多真相。将来有机会可以作为论据，写写自己的思考。

Eve说：养侧重质量，生产就是数量，侧重效率。高效生命与高效课堂都是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活动，是指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从而使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达到高效率的学习，不浪费课堂上的黄金时间。高效生命与高效课堂都是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活动，是指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从而使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达到高效率的学习，不浪费课堂上的黄金时间。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一定要坚信光明！！至少看不惯的事情，你自己不做。那就要建立一片热土，让他们澎湃！！要是教育真的传销那就好了。哈哈哈！那就真的是一个灵魂影响无数个灵魂啊。耐得住，也是一门学问。

鸡和猪，成全了别人的目的；鸡与猪，生的伟大，死的光荣。40来天的鸡、三个月的猪给了“高效课堂”的科学借鉴。“高效课堂”成就了名校，成就了政绩，更成就了“教育家”的“高效课堂学”，说到底是成就了某些人的口袋。就这么个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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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杜郎口模式“新课堂行动”能复制吗？

发布时间:2014-1-22
  信息来源:北京日报  

新闻回顾 　　杜郎口中学——鲁西平原上一所普通的乡村学校。最新数据表明，10余年来，杜郎口中学已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达百万人，平均每天都有一二百人来参观学习，最多时达到2000人，课堂上往往一半是学生，一半是各地来的取经者。 　　目前，北京不少中小学一直都在积极探索课堂改革，如有些学校开展的“新课堂行动”，其中一项就是同学中“小老师”多，不懂的问题可随时向其他同学请教，通过合作学习小组“学教学”互相帮扶，共同进步。 　　无疑，杜郎口中学算得上是“学生教学生”的典型之一，这种模式能在本市中小学课堂上实现吗？ 　　老师上课只讲10分钟 　　取消讲台让学生动起来 　　杜郎口镇位于山东聊城市茌平县东部。这所曾经的农村初中薄弱校，从1999年开始“苏醒”，改变了“辍学率高、升学率低”的局面，自由的课堂教学、相对稳定的升学率，使之成为全国初中教育特色学校。 　　对于许多长期从事基础教育的参观者而言，课堂上的直观感受是“震惊”：“原来课还可以这样上！”老师不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可以在课堂上任意走动，在教室里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黑板，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发表自己的意见。 　　杜郎口中学的教室课桌被拼成了6个方阵，每个方阵6张或8张桌子，学生面对面而坐，每个方阵的桌子上都放了粉笔盒和教鞭。教室的东、西、北三面和外墙有四块黑板。 　　上课伊始，课代表一般会指定几名同学在前面的黑板上写上当堂课的流程、学习目标、上节课学习过的知识点，后面的黑板上写着课堂上需要延伸和拓展的内容，侧面和外墙的黑板上方写自己的名字。在完成当堂试题后，批改的同学则会在黑板下面写上名字。 　　课堂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属于学生的，老师仅用极少的时间进行“点拨”，他们把这种特色叫做“10＋35”或者“0＋45”(教师基本不讲)。课堂发言几乎不用举手，学生站起来就说，一个说完另一个接着说，但是由于学生的参与热情很高，常常会遇到两个人甚至几个人同时站起来发言的时候，这时老师也不调解，学生同时说上一句半句的，就会有人让出来。课堂上没有老师的呵斥，没有老师的“谆谆教导”，老师成为课堂的策划者、引导者和合作学习的“伙伴”，增强了学生的“自己人效应”。 　　也许，这就是杜郎口中学课堂改革的亮点：知识让学生自己去讲解，规律让学生自己去发现，方法让学生自己去总结，思路让学生自己去探索，问题让学生自己去讨论。 　　此外，同学中“小老师”多，不懂的问题可随时向其他同学请教，通过“学生教学生”，合作学习小组的同学互相帮扶，后进生的发展也有较好保障。 　　开展“新课堂行动” 　　过度模式化或适得其反 　　在西方学习型组织理念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自由沟通和愉快学习，而且提倡学习组织结构的“小组式”和“研讨式”。杜郎口中学的讨论式学习，吸引了大批外地教师前来学习参观。而誓言学习杜郎口模式的学校不在少数。 　　不可否认，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改革尝试值得肯定，学校的质量提升得益于以班级为单位的质量责任制，四位一体抓课堂。学校每周把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按年级、学科进行量化评比。学科主任负责学科教学评价，通过组织学习，提供教研“源头活水”；通过教师论坛，针对教学共性问题，群策群力，攻坚克难；通过结对帮扶，提升薄弱教师。年级主任负责班级教学评价，通过课堂常规检测，对班主任进行量化：听的是教师的课，评价的是班级，这种管理促进了班主任对班级课堂的关注，强化了以班为单位的团队合作。 　　但是，对杜郎口中学的评价，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教学有它自身的规律，教无定法，教学管理首先要科学规范，过度的模式化可能适得其反。有的教师认为，杜郎口中学的课堂组织形式，热闹有余，知识零散，思维训练不足；学练脱节，练习单调，训练缺乏变式。 　　实际上，虽然杜郎口中学参观者车水马龙，但它对全国课堂教学改革的影响极其有限。课堂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教学内容、评价体系、学校的组织、管理形式及对教师的要求等全方位的改革。 　　目前，北京不少中小学一直都在积极探索课堂改革，开展“新课堂行动”，但不是简单复制杜郎口模式，而是按现代教育理论改造现实的课堂。 　　延伸阅读 　　适宜的就是最好的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指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要发挥好主导作用首先要关注学生个性，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要为学服务，为发展学生的思维服务。因此，“新课堂行动”坚持“三为主”：即学生为主、自学为主和读书为主。每节课至少为学生提供15分钟的自主学习时间，提供一次板演、交流和提问等展示机会，鼓励学生每天提出一个问题并为之展开探究。 　　同时，课堂有围绕重点、难点的小组合作学习。各班将学生按照“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根据性别比例、兴趣倾向、学习水平、交往技能、性格特长等合理搭配，分为4-6人的学习小组，就近而聚或围坐，便于交流、研讨。小组成员分工明确，独立学习、认真思考发言。一段时间后，每个学生都获得班级课堂展示机会，形成小组合作学习机制。 　　能不能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充分的机会和良好的氛围，是区别普通教师和优秀教师的真正标志。一个好的教师要关注个体差异，布置分层作业。学生在智力、兴趣、爱好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差异”并不等于“优劣”，“差异”同样是一种教育资源。“适宜的就是最好的”。教师要关注个体差异，考虑每一个学生的实际需要，实施差异化教学，切实为每个学生的发展服务。 (夏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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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破裂之后，我们还剩下什么？

                                                       文/邱  磊

    “衡水中学”近日成了一个高频词，在公众视野及街头巷尾的杂论中，备受瞩目。日前，该“超级高考工厂”的作息表也在网上公布，从清晨五点半闻鸡起舞，到晚上逾十时鸣金收兵，学生的时间被精确地以“分”计算；不唯如此，从学习、生活，到社交、文化，学校都一手包办，而谈到其中要诀，一位“过来人”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从精神上控制你，是最有效的方法。”
　　不妨让我们将时间倒回到近一个世纪前的1918年，看看那时的情形。章太炎在一次谈话中说：“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因为近人“不习历史，胸襟浅陋”，所以其得势就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
　　时间已走过了几代人，但我们今天的“暴起一时”，竟恰如百年前夸躁世风下的某种投射。在此种意义上，我们现在所矢志不渝的艰苦奋斗，是否从一开始就走在了逆行的道路上？回答这个问题，比集体无意识式的追捧，或削尖了脑袋地踏破名校门槛，可能更加迫切和深刻。
　　如今，“教育航母”“超级中学”已经不是稀罕事了，如果说校长不认识教师、学生排队吃饭超过一个小时等怪现状尚可以忍受的话，那么漫山遍野的“造神运动”就必须要引起警惕了。近些年来，因高考指挥棒持续的单维指向，众多应试“名”校纷纷崛起，且各占山头，互出奇招，一时派系林立，蔚为壮观。他们所打出的旗号，多是运动式的，善举“素质”之名，苟行“应试”之实，甚至颇有“心得”者，或者出道早些的，都已开始卖门票、收门徒了。
　　在这一场“浮世绘”中，教育的生态正一步步地逼近于同质化的演进导向。早有哲人指出，荒漠的可怕，并不在于它的荒凉和空寂，而是单一、停滞和排外的生态结构。刁诡的是，教育的荒漠化正以一种表面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呈现出来，它就如一个在阳光下五光十色的肥皂泡，正肆无忌惮膨胀自己，却不知（或假装不知）自己的下一站在哪里；　它看起来张力十足，圆润通融，晶莹透亮，实际上却没有太多的办法去自我松绑和自我还原，哪怕连一次掏心掏肺的自我申辩也不可得。
　　冷静地看，今天的超级中学，无论从其价值论、还是方法论和目的论上，都不太具有理性的哲学观瞻。它的唯一合法性，或者说立身之本，就是显赫的“战功”，即“追求，永无止境”的分数。但“高考”这一“主战场”，上不能纵贯人生百年，下难以捭阖世伦万情，它只是一种“开始”，而不是一考定终身式的“结束”。对一个人的成长、成熟而言，高考起的作用实际上是被大大夸大了。我们一路汲汲营营的目标，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不可或缺。
　　所以，正如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考‘状元’有137位，至今无一位成为行业领军人物或国际大师。”这一事实，震撼了不少教育界人士以及他们身后千千万万的家长们，罗厅长的肺腑之言让大家试图重新回到民族和国家的立场上，反思自己疯狂追逐和拼命攫取的东西，到底是造福了千秋万代，还是斫伤民根，中断文脉，贻害子孙？想想，确实不寒而栗。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站在个人和家庭的立场上来说，哪一个人愿意将孩子“教育”成“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陶行知语）呢？这时的教育，不正走到了它自己的反面吗？假如有一天，整个教育评价体系转向，“唯分数论”在一夜之间垮塌，则今天的“教育航母”和“超级中学”们究竟还能做什么？
　　在世风清朗、民智逐开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弗里德曼宣称全球化进入“3.0时代”的今天，即使“分数”的余威还在，但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和实现路径，连“高考”本身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挑战，那我们不禁要问：一旦泡沫破碎，我们还剩下些什么？

                                                       2013.11.26《东方教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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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民：论“教学模式”应该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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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时代学习报·教研参考》上记者采访凌宗伟兄《模式化之风，可以休矣》一文，很有些同感，作为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关注着我国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但，尤其是近年来，一桩桩不可思议的事情悍然在神州大地发生着，就拿“教学模式”的构建来说，不仅“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就连一些传统名校也公然“失身”，趋之若鹜。本来，这些非正常的流行早就应该由大学教授们（他们应该掌握着学术话语权的）来以正视听的，但教授们似乎并无心于此；一些学术报刊也有责任进行科学分析，但实际上却成了某些模式的“帮凶”。害得凌兄等“弱势群体”在摇旗呐喊，演出了一出出壮阔的悲剧！

噢。对了，我要申明，我这里提出要“缓行”的“教学模式”主要是指备受追捧的“洋思模式”“杜郎口模式”“东庐模式”等，并不反对学校自我建构属于自己的“模式”，即使对于这三大模式，也不是一概否定，只是对于其传播途中的非科学现象予以揭露。

“洋思”、“杜郎口”、“东庐”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三三六”、“讲学稿”，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瞄准了学生的“学”，这一点是符合新课改精神的，但他们的“成功”绝不是“瞄准学”所能达到的，我曾撰文《“洋、栟、杜、六”秘诀之私聊》，分析了他们“成功”的七个要素：“捆绑式”的考评制度；苛严的班级管理；具体而微的“前学习”任务；“以学定练”、“分层训练”的作业布置；高密度的考试手段；精致的试卷分析；强力的思想动员。这些手法的运用最直接瞄准的是学生成绩，记住，是“学生成绩”，而不是人的发展，打个比方说，瞄准的是GDP的提高，而不是低碳与生态发展。

对于农村学校，限于崔其升们的认识水平，能做到这点确实也不容易了，但很多人硬把他们往“素质教育典型”上靠，这大概是出于“应试”这个词名声不大好，其实这三所学校就是应试典型，至多是科学应试典型，你没有看到诸多的报道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他们的高升学率，家长趋之若鹜的最后一个原因无疑还是升学率高。与“素质”、“课改”并无直接联系，硬说是“素质教育”，那只不过是记者们的发表需要和教育经济的需要，而已，而已。

“教学模式”的推广有四种危害。

危害一，“教学模式”构建的本身必然伴随着“贤人专制”，模式的推广的同时，“专制”同时也被推广。我有一次在河南讲学，一位名师向我诉苦：说全市在推广“高效课堂”，校长说，不换脑筋就换人。作为省名师，她的课堂教学已经有了自己的模式，校长几次谈话，让她“自废武功”，成为新模式的带头人，她说，“自废武功”并不难，难在要学一个自己并不认同的模式。一位名师尚且如此，普通老师何以堪？该市还请来了一位某报纸的记者，据说是某某模式的推广专家，谈到学生自主学习时，有老师提问：“萝卜烧萝卜还是萝卜，肉烧萝卜才够味，我们不能忽视老师的作用呀。”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但这位专家回答说：“万一你是一块烂肉呢！”那位老师跟我交流时，眼睛里依然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模式”在推广中到底发生了多少类似的“血腥”，只有老师们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本人非常敬重蔡林森、崔其升、陈康金，他们对于教育的热爱与执着令人感佩，他们是“贤人”，我们学习，要学习他们的教育情怀，“专制”能迅速达成“模式”的推广，且不说“模式”的科学性，仅“专制”本身就是“反教育”的。经济发展上“不换脑筋就换人”至多再穷上几年；教育上有可能耽误的是整整一代抑或几代人，我们输不起了。

危害二，“模式”的推广会让我们更加偏离本来就不太正的教育航向。应该说，这几所学校“成功标志”是中考成绩一流，所有的模式都伴随着对于个性的压制，而这一点正是素质教育所反对的，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用考试成绩来评价学生、评价教师乃至评价学校，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这几天，2010诺贝尔奖陆续揭晓了，依然没有中国人的名字，华裔也没有，我们已经反思过若干次了，仅反思是没有用的，残酷的基础教育断送了一个个创新人才，貌似繁荣、公平的基础教育完全置民族命运与不顾，简单的经济增长掩盖了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的真相。“模式”培养下的学生的确有超强的解题能力，但我不得不怀疑他们能否担当起民族创新的重任。

危害三，醉心于模式的构建，教育容易走向“急功近利”。教育是一种“慢艺术”，有些校长，却急于构建起某种模式，似乎模式一来，一切皆有可能了，他们不去指导老师们读书、不去请名师大家来讲学、不要课程专家指导，却浩浩荡荡地带领自己的团队去农村取经，我丝毫没有轻视农村的意思，但必须说明，学术的土壤一定发生在师范院校，缘木求鱼，“求”到的不是“辟邪剑谱”就是“吸星大法”，胜利一时，贻害终生。老师们呢，不用读书、不用看报、不用写论文，只要能成为流水线上操作工就可以有骄人的成绩，这种视教师的教育为简单技术的“模式构建”让教师走向弱智。

危害四，推广过程中发生太多非教育的事情。先说媒体，杜郎口模式的推广是与《中国教师报》的长篇累牍的报道分不开的，应该说，是媒体打造了一个教育神话，杜郎口出了名，报纸也跟着沾光，同时沾光的还有记者。我知道一些记者总喜欢把眼睛盯在一些“名校”或“准名校”上，他们善于包装、提炼，自己也一跃成为专家，还能到处推广，有的干脆自己开了公司，专干“名校推广”的勾当。再说“名校”，我定期会收到某著名“教育服务公司”的广告，每期都有这几家校长登坛讲法的广告，我并不嫉妒他们有不菲收入，但我绝对担忧“被培训”的人食而不化，也担忧校长长期讲学而荒芜了学校管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黄冈中学一举成名，我的无锡的很多老同事就是黄冈地区的，他们说，那年代，只要稍微动动脑筋操作点“黄冈密卷”就能一夜暴富，而今，黄冈神话不再，却又新的黄冈在发着教育经济的财，吴非老师说，他们在吃小孩！

热衷于模式构建的校长们，多去读读圣贤的书吧，陶行知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杜威的、还有孔子的。至于“教学模式”，理应缓行!



链接一

我看“教学模式”

贾书建

关于“教学模式”问题的争论由来以久。《教育时报》近期刊登了瞿德泉（5月19日“创见”版）、常作印（6月23日“关注”版）、李镇西（6月26日“聚集”版）等老师的相关文章，或褒或贬，或扬或抑，分别从不同角度谈了对“教学模式”的各自见解。日前南通市二甲中学凌宗伟校长在《中国教育报》（6月17日第7版）上撰文，题目是《模式化是教育的最大敌人》，文题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其观点。

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教学模式呢？有必要搞清楚什么是教学模式？它有什么功能？有何特点？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教学模式并未达成共识。吸取各家合理的因素，我以为所谓教学模式是指为了达成一定的教学目标，依据一定的教学原理（教学思想、教学理论或教学经验等），为教师进行课前教学设计和师生开展课堂教学活动而建立起来的课堂基本结构。它可以促进教学理论向教学实践的转换，促进教学经验向教学理论的转换，促进教学改革，促进教师专业化素质可持续发展。例如，杜朗口中学“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根据地处农村欠发达地区、设施简陋、师资力量薄弱、生源差的现实，杜郎口中学确定了“学为主导、学为主体、师生互动、共同发展”的教学改革思路，在专家的指导下概括出了独具特色和相当影响力的“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第一个“三”为自主学习三特点，即“立体式、大容量、快节奏”；第二个“三”为自主学习三模块，即“预习—展示—反馈”；“六”即展示模块“六环节”，分别是“预习交流、明确目标、分组合作、展现提升、穿插巩固、达标测评”。

个性化是教学模式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而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这正是人们对教学模式产生诸多歧见的根源所在。无论哪一种教学模式，都是立足于本人、本校或本地的具体情况，为了解决本人、本校或本地教学实践中所存在的核心问题而提出来的，带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跟风、赶时髦是国内教育界的嗜好，这是中国教育整体浮躁、发育不全的表现。如果一味地生吞活剥、照抄照搬他人的教学模式，其结局往往是半途而废、无果而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常不是反思自己的行为取向，而是对他人的教学经验起疑心。仍以杜朗口中学的教学经验为例，它早已被定性为“原生性、开创性、扎根本土”的欠发达农村地区教改经验；《中国教师报》（2006年3月22）的长篇报道，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题目《杜朗口中学的非典型教改》；曾任茌平县教育局副局长，杜郎口教学改革的亲历者谢金国先生提醒世人：“杜郎口可以学习，但硬性的照搬照套是危险的。”头脑发热的人们，对这样的文字视而不见，对这样的声音充耳不闻。

研究教学模式时，首先要理清教学模式与教学风格之间的关系。教师有依法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权利，教师的教育教学权受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每位教师的教学活动都是极具个性化的，不可能存在完全相同的课堂教学，就如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这正是课堂教学的魅力所在，教师的创造性劳动也正体现于此。因此，采取搞“运动”的方式来强行普及推广某种教学模式，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硬性规定所有学校、所有教师必须采用某种教学模式（也就是凌宗伟校长所说的“模式化”吧），都是不可取的甚或是违法的；而且势必形成千校一面、千师一面、千课一面的教学景观，就像当代中国大都市里的“火柴盒”式楼群建筑一样，个性哪寻？风格何存？教学模式是对某种教学原理的反映，相同教学原理之下，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教师，完全可以建立不同的教学模式。

其次要理清教学模式与教学质量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某种教学模式不必然导致某种教学质量结果，教学质量的提高不取决于教学模式本身，而是由教学模式应用过程中种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一种教学模式应用得当，定会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如若应用失当，则无疑会导致教学质量下降。换一个角度来说，同样的教学质量结果，完全可以通过不同的教学模式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无限夸大某种教学模式对于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

再其次要理清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是科学的教学方法辩证观。“教学有法”讲的是课堂教学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无定法”说的是达成某一教学目标不可能事先规定好采取哪种具体的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贵在得法”意指课堂教学不能有悖于教学的规律、原则和原理，各种教学方法本身（也包括教学模式在内）并无优劣之别，选择恰当与否、应用正确与否，就看是否合乎教学的规律、原则和原理。另外，实践证明达成任何一项教学目标，都不可能通过某种单一的教学方法来完成，我们在课堂上应用的是一套教学方法体系，教学模式也概莫能外。

如此看来，问题并不是出在教学模式本身，而是应用教学模式的人出了问题。李镇西老师建议人们“不妨善待杜朗口”，而我要吁请人们要善待教学模式！



链接二：

教学，应当追求“得意忘形”的境界

——谈教学模式与教学风格

凌宗伟

不知不觉中，教学模式成了一个备受追捧的名词。很多学校大兴“课堂教学模式”建构之风，甚至好多教师就靠他有了所谓的模式，成为了“名师”，就到处去讲学，还有许多教师在不断地复制那些模式。除了媒体，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主管部门都非常热衷搞所谓的“模式”。一时间，“模式之风”大有吹遍神州大地席卷教育之势！君不见，有许多学校有这样的规定：一堂课，教师只许讲15分钟，其他时间都要给学生去练习，去探究。更有甚者，有的学校还以此来衡量一堂课是不是好课。我却觉得这种现象蔓延开来不是一件好事情，不仅会导致教育教学的刻板化，甚至会影响下一代创造思维的发展。

我们知道，教学论是强调教学模式的，因此建构模式，看来是有理论依据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谈它是对还是错，我只是说从教育的真本上来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为什么到了我们的教育，面对着成百的教师、成千的学生就非要有统一的模式呢？

课堂要不要一个固定的模式

张文质先生在《保卫童年》中说“课堂教学，包括老师的语言和形体的行为，都应该形式多样，学生学习的方式，合作、交往的方式，甚至课堂上让孩子表现的方式都应该形式多样。”我的理解就是：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这个“法”只是一个基本的框架，基本的教学环节。我始终认为教学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因为不同的教师、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年段，特别是“当下”的课堂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如果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去教，就会很机械、很教条，就容易被这个“模式”牵着鼻子走。我们一直提倡“生命化课堂”，提倡“课堂生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生本互动。模式一来，就形成一种冲突，课堂的“生命化”就不利于达成。

从培养民族的“创新”能力来看——这肯定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是不利的，这种现象容易形成一种形而上的风气。

到处都搞课堂教学模式，其实也是当下教育“功利”色彩在作祟，因为好多学校就靠他有了所谓的模式，成为了“名校”。他们的校长、老师就到处去讲学，甚至在其他学校开始复制这个模式，好像他们的模式就是“灵丹妙药”，其实这是个很荒谬的事情。所以在这种现状当中，我们搞教育的，尤其是搞教学管理的，一定要克服这种浮躁的心理，要埋下头来，回到教育的真本。

我个人认为教育的真本就是“使人成为人”。这个“成人”的过程中，不仅仅有知识，他还包括方方面面的东西，比如适应生活、独立生活、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如果从生命化教育的理念上来说，还应当“拓展生命的厚度”，我们教育的作用就是帮助学生丰富生命的色彩，用教师的生命润泽学生的生命，再让学生的生命反过来成全教师的生命。这个当中，师生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绝非单向的。从教育的真本上来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我们非要往人家的模式里钻呢？

我觉得教育和课堂应该是沉下心来研究的，它不能搞“运动，我还认为教育是不可复制的。我们现在有个很不好的苗头，就是到处学那些媒体认可的名校，好像把他们的“模式”一搬过来，教学质量就上来了，这样导致了很多的学校丧失了自己的个性。

我们回过头来讲，我反对“一哄而起”，反对“复制”，但是并不意味着排斥“学习”。洋思”也好，“杜郎口”也好，“ “东庐”也好，他们之所以走到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肯定有他们的长处。他们的长处在哪里？就是他们的课堂教学抓得比较“实”，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但是“实”，弄得不好就是“死”，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所以我的管理理念叫做“同而不死，活而不乱”。在大方向、大原则不变的基础之下，各个部门、各个班级、各个教师自行其是，也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灵动的范式可能更好一些

有人觉得，模式可以促进新教师的成长。这话似乎不无道理，可是我更倾向张文质先生在《保卫童年》里所说的观点：“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所有的孩子都是有差异的，要让孩子有机会，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展示才能和智慧，这是其一。其二，老师也要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天赋、才能和个性，有个性的人才能成全孩子的个性。教育，通过成全学生的个性，最终才可能成全整个民族与社会的创造力。” 课堂其实就是师生的一种生命的相遇，一种生命的润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思想的碰撞，语言的交流给对方以启迪和帮助，学生在这种帮助中，认识渐渐提高了，学养渐渐丰富了，生命也就渐渐丰厚了；随着学生生命的丰厚，教师个人的生命也就丰厚了。由于学生一天天的长大了，认识加深了。所以教师对课堂、对教学的认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他就不会死板的重复教案和原有模式。

所以我的想法是，新教师要让他掌握基本的方法和基本的环节，比如说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方法等，而不是一下子要掌握什么“模式”。过分强调“模式”的危害在哪里？因为这会使他思维变得固化了、呆板了，他的个性就被磨灭了。我们需要是给新教师，包括广大教师提供一个“范式”，这只是一个范本。这个范本是可以在大环境下根据教学实际而灵活变化的，而且是提倡改动、提倡创新的。我有个管理理念叫做“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在大方向、大原则不变的基础之下，各个部门、各个班级、各个教师都可以自行其是，也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一个教师，工作三年以后就应当引导他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能力、水平、特长，来逐渐的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我强调的是“风格”，这是他身上固有的特征。这是一种更宏观的，而现在时髦的“模式”往往是微观的，微观到什么程度？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的过度，连用什么词都有明确的要求。这样的教育、这样的课堂就可怕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人的本性的角度上来看教育，这样对所谓的“模式”就会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为了帮助我们的教师解决课堂教学的效率问题。我们也为教师提供了课堂的一些范式，比如说预习课的范式、自习课的范式、复习课的范式、讲评课的范式——但这终究只是一个“范式”，重要的是我们更为强调的是各个学科、各个年级、各个个人，根据实际情况，在基本框架下自己再进行设置、调控。因此我们前前后后组织了好多次类似于“沙龙”的活动，比如对二甲中学以学定教的“学教案”的设计、使用进行了研讨；对要不要课堂模式进行了研讨；对如何构建尊重学生个性的生命化得课堂进行了研讨。这些活动，除了我们本校的老师之间发表见解，还邀请了著名专家，如孙绍振、成尚荣、张文质、王灿明、许锡良这些学者、博导、教授来参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所以我们计划最近还要对“学教案”的使用做一个反思性的、推进性的研讨活动。也许，范式可能更好一些。

我还有一些很个人的观点，我们有的教师是可以不写备课笔记的，因为备课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实，备课最重要的是“用心”！所谓“用心”就是心上想着学生，想着课堂，想着责任——什么“责任”？就是“成人”的责任。只要我们真的用心，每个教师都可以把课上好。我们二甲中学尽管有“学教案”，但是没有统一的模式，各人弄各人的。但是“用心”随处可见，在我校的“教育行者”博客圈中，会发现我们的老师对学教案的设计、使用的研究的博文是相当多的，也就是我们是把如何建构生命化课堂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而不是为建立一个模式来研究的。

教师要学会摆脱“模式”的诱惑

大搞课堂教学模式的建构，其实是当下教育“功利”色彩在作祟，因为好多学校就靠有了所谓的模式，成为了“名校”。他们的校长、老师就到处去推销，甚至在其他学校复制某个模式，好像有了模式就有了改变现状的“灵丹妙药”。其实这是个很荒谬的事情。

我以为教学应该是“遇物则诲，相机而教”的。在生命化教育的课堂上，教师应当是灵动的，同时又是沉稳的。所谓的“灵动”，就；类似于教育理论上讲的教育机智，我的理解就是教师的“课感”，也就是教师驾驭课堂的灵感，他在课堂上能够迅速发现、捕捉那些对课堂教学有帮助和有推动作用的瞬间，也能够及时消解那些不利于教学、不利于课堂生成的那些负面因素。

我有一个不太合时的观点，要想成为一名好教师，你就不要在乎什么模式，但要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能力、水平、特长，来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我强调的是“风格”，这是他身上固有的特征。这是一种更宏观的，高屋建瓴的专业追求。

我常常跟我的老师讲，比如说教语文，同样一篇课文，有的老师朗读好，有的教师板书好，有的教师课件做得好，有的甚至还能唱、能跳，像这种既能写又能画又能唱又能读又能跳的老师是有，可少之又少，所以你说用统一的模式让所有人去上，可能吗？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讲，我的教案设计的再好，课件做得再好，拿给我徒弟上，他也是上不好的。为什么“上不好”是？就因为我对文本的理解，他未必知道，或者他未必认同，另一方面，我的特长未必就是他的特长；反之，他的特长可能正是我的缺点。

所以，我一贯主张的是，好教师应该追求“得意忘形”的境界，努力让自己的教育教学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这个观点，在我的拙著《语文教师的使命——点燃生命的激情》中有一段阐述，我所说的“得意”包括三个维度，一是要“得教材之意”，也就是说要吃透教材，准确把握教材的主旨、特点和作者的意图；二是要“得学生之意”，也就是说要了解学生的需要，适时调控学生的学习情绪，使之渐入佳境；三是要“得课堂之意”，即充分认识到教育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套不变的、机械的程序。而“忘形”是指，一个好教师，首先得忘掉自己的教师之形，把自己与学生放在同一个层面，认识到自己是学生的合作者、帮助者，要时刻以欣赏的目光看待学生；二是要忘掉教材之形，即不拘泥于教材和教案，也不拘泥于某一种程式，而以自己的教育教学机智及时调整教育教学方案，以适应千变万化的教育教学情况；三是要忘掉课堂之形，努力将课堂视为一个小社会和师生互动合作的舞台。只有这样，教师才会在与学生的合作、沟通中享受到教育的乐趣。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一定要克服浮躁的状态，越是在纷繁、热闹的气氛当中，我们越是要沉得住气。用吴非先生的话来说，要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只要肯读书”就好办， “哪怕读点闲书也是好的，哪怕知道一些掌故也是好的，即使自己读书不多，听听别人说读书也行”。因为阅读可以使我们开阔视野，丰富阅历；阅读可以触发联想，产生灵感；阅读还会使我们发现不足，调整方向。

当我们阅读了，思考了，我们也许就会发现，其实，教学不存在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灵丹妙药，由于时间场景在变化，教育的“变数”是永恒的。既然“变”是永恒的，“不变”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什么还要那么热衷于用一种“模式”去应付千变万化的课堂呢？



链接三：



模式化之风，可以休矣

《时代学习报·教研参考》

外国的月亮是不是一定是圆的？

记者：现在全国各地对研究、推行各式各类的课堂教学模式非常热衷，很多人认为这是深化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凌宗伟：我始终认为教学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因为不同的教师、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年段，以及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当下的课堂的状态，决定了这一点。如果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去教，就会很机械、很教条，就容易被这个“模式”牵着鼻子走，与现在提倡的所谓的“课堂生成”啊、师生互动啊、生本互动啊、生生互动啊，会形成一种冲突，不利于达成我们“生命在场”的教育理念和目标追求。

当然，“模式”是可以有的，但只能是基本的框架。各种模式，说到底只是教学的基本环节，比如说巩固性练习，原来是教学“五环节”中的最后一个，其实这也是随时随地可以用的，比如说刚刚让学生掌握了一个知识点，你就可以即时训练。所以我觉得大家与其把功夫放在建立所谓的“教学模式”上，还不如多研究研究课堂教学究竟有哪些基本环节，这些基本环节中哪些对激发学生思维、提升学生学习热情、帮助学生自主探究起关键性的作用上来。

现在到处都搞课堂教学模式“建设”，其实也是当下教育“功利”色彩在作祟，因为好多学校就靠了所谓的模式，成为了“名校”。他们的校长、老师就到处去讲学，甚至在其他学校开始复制这个模式，好像他们的模式就是“灵丹妙药”。这件个很荒谬的事情。所以在这种现状当中，我们搞教育的，尤其是搞教学的，一定要克服这种浮躁的心理，要埋下头来，回到教育的本真。我个人认为教育的本真就是“使人成为人”。这个“成人”的过程中，不仅仅有知识，他还包括方方面面的东西，比如适应生活、独立生活、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

如果从生命化教育的理念上来说，还应当“拓展生命的厚度”，教育的作用就是帮助学生丰富生命的色彩，用教师的生命润泽学生的生命，再让学生的生命反过来成全教师的生命。这当中，师生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绝非单向的。而传统教育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灌输”，但这也是“伪传统”的！孙绍振教授对“传统教育”的有这样的一个独到的观点：“灌输”的教育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就是个性化的、一对一的，从孔夫子到后来的私塾，都是如此。其实我们现在提出的“提倡个性、张扬个性”就是我们自己的传统，不是外来的。我们现在留学回来的专家好像认为这都是欧洲的教育学、心理学所提出的，更进步些。其实，现在的“灌输”法，是在“工业化”背景下的“班级授课制”带来的，由于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个人来上课就必要要有固定教材、教案，而这个教案其实是单一的，他没有考虑教育对象的个性。而我们过去的“师带徒”、私塾其实是根据弟子的天资来调节的，是最经典的“一对一”的教育。他给我的启发是，我们对“课改”的理论，尤其对欧美的教育教学理论的选择和应用，还是应该回归到自己的本土上来，回归到对我们国家的传统来认识。首先要弄清楚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不是一无是处？外国的月亮是不是一定是圆的？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大家便一哄而上，教学模式研究，还大有席卷神州之势，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模式之风蔓延开来不是一件好事情

记者：其实，国内的学校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我们推出了一波又一波的名校。我一直为北京四中、南开中学、苏州中学、扬州中学这些名校的被淡漠感到不平哩。

凌宗伟：是啊！像山东和我们江苏的一些新名校，大家都趋之若鹜，媒体连编累牍地报道，我觉得这不是好现象。这就好像回到“大跃进”了，搞“计划经济”的大一统了。所以有人说，类似的这些学校好比农村的村办厂，有一两个能人带着一帮人在那里拼命地搞，也有了一定的收益；但是像吴仁宝那样具有国际眼光的，我看还不多。所以我就担心所谓的“教学模式”会形成一种“教育霸权”。比如说一些学校搞“教育集团”，一些学校拼命地扩张，一些地方打着“放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旗号，拼命地进行整合。为什么要搞整合？很简单，就是为了不花钱或少花钱，进行教育资源的集约化处理，但另一方面却没有考虑到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使用和选择。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搞教育的人要慎重思考的。

我对课堂教学模式的建构和推行，是有个人的想法的。我们也搞课堂教学改革，我们搞的“学教案”有人就认为只不过是那个“讲学稿”、“教案/学案一体化”的翻版或是一种变式。其实，你们若是认真的研究我们的“学教案”会发现它由这几个板块组成：教学目标要有的，教学方法要有的，还有学习方法，还有关背景资料，包括自学指导，这是课前的。课堂的部分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课堂的预设性问题，也就是教师要想到在课堂中可能会有什么问题，我们怎么应对；更重要的是，就是课堂的生成性引导，这是很个性化的东西，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是要在充分考虑到学情的前提下设计的。说穿了，就是备学案为主。不是整个年级都用一样的东西。

我常常跟老师们讲，比如说语文，同样一篇课文，有的老师朗读好，有的老师板书好，有的老师课件做得好，有的甚至还能唱、能跳，像这种既能写又能画又能唱又能读又能跳的老师是有，可少之又少啊，所以你说用统一的模式让所有人去上，可能吗？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讲，我的教学设计再好，课件做得再好，拿给我徒弟上，他也是上不好的。我说“上不好”是指什么？就是我对文本的理解，他未必知道，同时我的特长未必就是他的特长；反之，他的特长可能正是我的缺点。

关于课堂模式的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倒想给这种风气泼点冷水，这种现象蔓延开来不是一件好事情。当然从国外引进的教学理论，其中就有谈课堂教学模式的，看来是有理论依据的。我只是说从教育的本真上来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为什么到了中国的教育就非要有统一的模式呢？所以我的观点是，新教师要让他掌握基本的方法和基本的环节，比如说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方法等，而不是一下子要掌握什么“模式”——这种危害在哪里？因为这会使他思维变得固化了、呆板了，他的个性就被磨灭了。我们只是需要给教师提供一个“范式”，这只是一个范本，这个范本是可以在具体教学情景中根据教学实际而灵活变化的，而且是提倡改动、提倡创新的。三年以后就应当引导教师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能力、水平、特长，来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我强调的是“风格”，这是他身上固有的特征。这是一种更宏观的东西，而现在的“模式”往往是微观的，微观到什么程度？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的过渡用什么词都有明确的要求。这样的教育、这样的课堂就可怕了。

我在今年第五期《教师月刊》看到过一篇文章，就是谈有多少课堂充满了恐惧。我曾经到一所很有名的学校去听课，它就充斥着这种恐惧。比如说，老师督促学生读书之后开始巡视，一会儿喊张三，你怎么看这么慢，一会儿又说王五你在干什么，人家都已经看了三页了！这充分的说明了老师掌握着语言霸权，而学生都是被奴役的工具。学生的45分钟就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师会点他的名啊！

对“模式”要有清醒的认识

记者：这样的课堂的确充满了恐惧。这样的教师没有充分尊重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这一教育理念。

凌宗伟：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人的本性的角度上来看教育，这样对所谓的“模式”就会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我帮我们的教师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为教师提供了课堂教学的基本范式，比如说预习课的范式、自习课的范式、复习课的范式、讲评课的范式——但这终究只是一个“范式”，这个提出来以后，我们的要求是各个学科、各个年级、各个个人，根据实际情况，在基本框架下自己进行设置、调控。因此我们前前后后召组织了好多次类似于“沙龙”的活动，对学教案的设计、使用进行了研讨；对要不要课堂模式进行了研讨；对如何构建尊重学生个性的生命化得课堂进行了研讨。这些活动，除了我们本校的老师之间发表见解，还邀请了著名专家，如孙绍振、成尚荣、张文质、王灿明、许锡良这些学者、博导、教授来参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所以我们计划最近还要对学教案的使用做一个反思性的、推进性的研讨活动。

我觉得教育和课堂应该是沉下心来研究的，它不能搞“运动。我昨天还在想一个问题：那些新名校为什么能够风靡？我私下里认为个别学校颠覆性的神话的产生，是学校、媒体、企业三者结合起来的产物，也许当初这样一所学校在校长的带领下办学质量迅速的上升是一个奇迹，但到现在这个阶段，这样来运作就可怕了。

我再谈个别的教育集团，所以质量高，原因是它都是买的落后地区最好的学校，然后在优化教育资源的前提下，整个区域的教师完全由他挑选。所以我认为教育是没有神话可言的！可是我们有些同仁还就相信有神话。当然，那些学校，那些集团你不能说他们没有成就，毕竟他们考试成绩上来了。回到 “原点”上来讲，还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评价的标准没有改变。我们的课改推行了十几年，为什么成效不大，就说那些个名校，动不动就讲自己考得怎么好啊，由全县最差的学校变成最好的学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可他们就是不说他们收的都是当地学生中最优秀的。这就好比种庄稼一样，你光靠勤快没有用，还要靠天，还要有好种子，还要有好土地啊。这个“好土地”我认为就是整个区域、当地政府对教育的重视。

教育是不可复制的，关键在“用心”

记者：你说得非常有道理。古诗有云：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这种时候来谈名校，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有些名校，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当初原生态意义上的办学特色了。

凌宗伟：我认为教育是不可复制的。我们现在有个很不好的苗头，就是到处学杜郎口中学、到处学洋思中学，好像把“杜郎口”和“洋思”的模式一搬过来教学质量就上来了，却很少意识到，这样会致很多的学校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其实，杜郎口与洋思是不能复制的。我上周到山东北宋一中去看了一下，这个学校搞的是“零作业”，《中国教师报》等媒体也做过宣传。令我感动的是，这个学校的课前预习做得很到位，学生对教材的预习很到位，学校的管理也很到位。当你走进校园里，你就发现整个学校的文化氛围有点像杜郎口中学。我就很直率的跟他们的校长说，你要搞你的特色，而不能让人有第二个“杜郎口”的感觉。你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所校的文化特色是独有的，是其他学校所没有的。我们从办学追求到办学目标、校训等，都是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追求，而不是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之类的空洞口号。

记者：您的观点非常独特。您刚才讲的北宋一中不能成为第二个“杜郎口”，但是您看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搞课改，大家都在学，都有自己的教学模式，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可能也很独特，但也很固执，甚至很热衷。包括有些媒体。

凌宗伟：现在从上到下不仅是媒体，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官员都非常热衷搞所谓的“模式”。

记者：坦率地说，现在媒体的作用很重要。杜郎口中学从一开始就在报上做了好多期“八版”，不断地从各种角度来宣传自己，后面又不断地搞研讨会、搞活动、成立教师培训基地，组织全国各地来这儿学习、研讨，这样一来，品牌、名气就都出去了，于是大家就跟风一样的不断来学。

凌宗伟：我可以这么讲：我们二甲中学的“行为文化建设”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特色。好多东西你是可以搬过去的，譬如说我们的“厕所改造”，我们过道、教学楼中张贴的“励志故事”、我们的班旗是可以模仿的。但是这些后面的文化追求却是是无法复制的。我们的文化追求是什么？就是“今天第二”。好多人不理解这个“今天第二”，张文质、许锡良对“今天第二”都有过专门的解释和阐述，我觉得这个“今天第二”的追求真的是太奇妙了。

记者：怎么“奇妙”？不妨展开讲讲啊！

凌宗伟：第一，他意味着前面永远有个目标，它永远对“第一”具有威胁，“第一”只要稍有松懈就会掉下来。它讲的是我们二甲中学永远有着不懈的追求。第二，它还提醒我们，今天“第二”，明天说不定就是“第三”、“第四”了。只要你不奋发、不努力，就有可能掉进万丈深渊。“今天第二”就是鞭策着我们时时刻刻记住前有阻击，后有追兵。这样也就可能“明天第一”。所以，你有这样的文化追求，你的东西才有可能是个性化的。

回过头来讲，我反对“一哄而起”，反对“复制”，但是并不意味着排斥“学习”。“杜郎口”也好，“洋思”也好，他们之所以走到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肯定有他们的长处。他们的长处在哪里？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课堂教学抓得比较“实”，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但是“实”，弄得不好就是“死”，这又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所以我的管理理念叫做“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在大方向、大原则不变的基础之下，各个部门、各个班级、各个教师可以各行其是，也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我有这样的管理理念，有的教师可以不写备课笔记，因为备课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个人认为备课最重要的是“用心”！所谓“用心”就是心上想着学生，想着课堂，想着责任——什么“责任”？就是“成人”的责任。只要我们真的用心，每个教师都可以把课上好。我们尽管有学教案，但是没有统一的模式，各人弄各人的，可能我们教师的课你看了还会觉得挺老练的，在这一两年中，我们的中高考的成绩也是明显上升的，我们并没有模式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要“用心”。

你可以上网看看我们“教育行者”的博客圈，你会发现我们老师对学教案的设计、使用的研究的博文是相当多的，也就是我们是把如何建构生命化课堂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而不是为建立一个模式来研究的。因为我是教语文的，我还是以语文为例，比如我们语文七改八改，是所有学科中改革力度最大的，“花头”最多的，但无非就是研究几个问题：一篇课文怎么去读？写的是什么？怎么写的？为什么这么写？有哪些地方精彩？对我有什么帮助？更高一个层次的就是学生还要有疑问。我认为学生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就是一堂成功的课。我曾经在六年前写过一篇《警惕——新课程下的程式化教学》，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的，我看到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十分猖獗，甚至愈演愈烈。这个现象其实很可怕。

课堂其实就是师生的一种生命的相遇，一种生命的润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思想的碰撞，语言的交流给对方以启迪和帮助，学生在这种帮助中，认识渐渐提高了，学养渐渐丰富了，生命也就渐渐丰厚了；随着学生生命的丰厚，教师个人的生命也就丰厚了。由于学生一天天的长大了，认识加深了。所以教师对课堂、对教学的认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不是死板的重复教案和原有模式。

记者：确实，太多的学校都在搞模式，而且很多学校自己也是希望能把模式介绍出去。

凌宗伟：我们现在也在思考和摸索，比如当初我们这里学钱梦龙，我也上过不少研讨课，那时我的师父就跟我说：钱梦龙是钱梦龙，你凌宗伟是凌宗伟，你只能学他的“神”，不能学他的“形”。所以我上的那些研讨课都是凌宗伟式的，不是钱梦龙式的，就是具有自己的想法的课。所以，你与其说我现在对教育具有独特的想法，不如说我的那些想法是我从事教育以来就一直就思考着的。

一味的强化模式，是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的

记者：像您说的对教学“模式”的顾虑啊，值得拿出来让大家讨论讨论。因为大家现在都特别热衷于各种“模式”，长此以往下去，会不会有一些不良的现象？

凌宗伟：这么做下去会有一个很恶劣的影响：从培养民族的“创新”能力来看，这肯定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是不利的，这种现象容易形成一种上行下效的形而上的风气。

记者：这又跟我们今天课改的目的产生矛盾了，因为课改所提倡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对吧？

凌宗伟：更重要的还有对教师的创新精神的湮灭。这个后果大家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它很有可能带来一种什么情况？就是浅层的、低层的炒作。我甚至可以预言：好多学校还可能会把这一届用的教案，拿到下一届继续用。在不同的学生身上反复用同一种教案，这种现象其实已经有了。现在一些所谓的名校就在编、印、卖这些课堂设计。这种简单的复制还有可能使教师的教研能力弱化，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我认为不应当给人家发那些所谓的优秀教案啊、导学案啊，看看可以，但不能简单的复制。

记者：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却在很多地方盛行着。

凌宗伟：要看到，我们现在很多老师，备课能力、教研能力都很差，为什么？因为现成的东西就在那里，包括网上的，都有。过去你还要买书，现在都实现“无纸化”办公了，网络上一“百度”，一复制一粘贴就结束了。教师的学习能力、教研能力就在这种“信息化”的背景下给磨灭了。

因此，媒体应当反思：在这种“模式化”盛行的教育背景中，它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呢还是起引领的作用？如果我们今天的担心将来成为现实的时候，媒体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的。对不对啊？

记者：的确，我们的媒体一直在这方面有所缺失。

凌宗伟：所以回过头来讲，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不管是我这样的教师，还是你这样搞教育传媒的，我们一定要克服浮躁的状态，越是在纷繁、热闹的气氛当中，我们越是要沉得住气。我认为生命化教育的课堂上，教师应当是灵动的，同时又是沉稳的。所谓的“灵动”就是我们以前教育理论上讲的教育机智，我的理解就是教师的“课感”，也就是教师驾驭课堂的灵感，他在课堂上能够迅速发现、捕捉那些对课堂教学有帮助和有推动作用的瞬间，也能够及时消解那些不利于教学、不利于课堂生成的那些负面因素。譬如课堂上出现了种情况，麻雀飞进来了，你怎么办？一种是把它赶出去，一种是不闻不问，还有一种——如果是语文教师——就会相机引导，跟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前两者情况就是没有及时的消解不利因素，而后面一种就是具有课堂的灵感，为我所用。

所以，我有个教学观点就是“遇物则诲，相机而教”。其实，教学不存在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灵丹妙药，由于时间场景在变化，教育的“变数”是永恒的。既然“变”是永恒的，“不变”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什么这么热衷的用一种“模式”去应付千变万化的课堂呢？这里我讲的是教师要灵动、善变。另一方面，教师也要沉稳。所谓沉稳就是不能浮躁，我们现在课堂教学当中有种很不好的现象，尤其是低年级，他们就是动不动就表扬，鼓个掌啊，“你真聪明！”、“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的？”等等，这其实就是比较浮躁的教学现象。同时教师还不能急躁，比如当学生在思考、回答问题、完成练习、在于教师的互动当中，出现了思维、语言、表达有“顿滞”、阻塞的时候，我们教师就会拉下脸来“这个我都讲了多少遍了，你还不会？”，所以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还是有道理的。也就是一方面不要廉价的表扬，另一方面也不要动不动就棒喝，换句话讲，当表扬的时候才表扬，当棒喝的是就棒喝，一定要把握一个“度”。

教育，要为人的生命张本

记者：这是一种教育的精微境界与尺度的把握了。坦率地说，现在鲜有人能像你这样去思考教育了。

凌宗伟：这听起来很玄乎，对不对？其实教学当中对“度”的把握是一个很高的境界，现在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要么设置的过深，要么过浅，火候把握得不够。这需要教师有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而这种“修炼”过程需要有懂教育的人来引导。我所讲的“懂教育”的人并不仅仅是指有师范文凭的，而是指对教育有热情、有思考、有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有的思想的人。他不一定是有自己的思想，但至少是对当下的教育有清醒认识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引领教师们去迎接真教育、真教学，而不是喊几句口号，仅仅关心中考、高考的升学率。他的着眼点应该是在使学生成人、为学生未来的终身发展奠基、为学生的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增色上。教育，是为人的生命张本的事业。

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强调的是“生命化教育”，不是“生命教育”。可以把“生命教育”看成一种课程，有他的教材、教法，也有他特定的内容，比如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而“生命化教育”是一种教育立场，一种教育追求，它更体现在成全生命、润泽生命——当然这不是我提出来的，是生命化教育倡导者张文质老师主张的——我以为它代表了我们未来教育的一种追求。我们现在的教育很少把学生当人看，或者是不把学生当人看的现象更加普遍，尽管我们现在不断地提倡“以学生为主体”，但是进入课堂，我们看到那里充满了“训斥”、“苛求”、“责备”。

记者：生命化教育，其实是与深沉的忧患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凌宗伟：我们在做教育，我们就必须要思考。我一直有个观点：“想我们能够想到的，做我们能够做到的”。“想我们能够想到的”，是说我们尽可能要想远一点、想多一点、想深一点；但是“做”，因为有方方面面的限制，想到的，未必能做到，但是即使不能做到，却万万不能“不想”，你“不想”，你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对扼杀学生的生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你“想”了，所以你在你的教育教学过程当中就可以尽可能的避免那些扼杀学生个性、生命的言行。

记者：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您说到课堂教学中很少能真正的把学生当人看的，课堂充满着训斥、责备，其实这又跟我们现在提倡的一些理念是违背的，比如说“以人为本”。

凌宗伟：那仅仅是一个口号。你还是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名校其实你也去过，你看那么大的一所学校就只有一个厕所——当然，那边缺水可能是个原因——但是，我就以某一个名校来讲：你以后去，我建议你看看他们师生的面容，是不是很亮丽、很阳光？是不是充满了倦意，是不是行色匆匆？还有你问学生问题时，能不能听到真话？我以为如果不能问到真话，这个学校就已经在扼杀学生生命了。

记者：确实，他们的教育已经变味了，每天、每月来迎接前去考察、学习的学校太多了。学生忙于应付这些事情，学生已经失去了学习的快乐，生命的本真状态受到了压抑甚至压制。这非常可怕。

凌宗伟：对。我早在十来年前就讲过，学校的封闭式管理、军事化管理是不合理的。可是现在出了杀童案以后，更在强调封闭式管理，其实这就是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学校一旦封闭了以后，你想想学生的个性怎么去张扬？至于军事化管理就更无道理了，学校毕竟是学校，他不是军队，我是极力反对的。孩子是要允许他犯错的，我们的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帮助孩子在错误中成长。

记者：您刚才提到“以人为本”的理念现在只是停留在“口号”阶段上，您觉得根本的理由是什么？

凌宗伟：还是浮躁。

记者：是指教师吗？

凌宗伟：有教师，但主要还是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理解的躁带来教师的浮躁，从而又导致了学校的浮躁，学校的浮躁又导致了学生的浮躁——而这些浮躁根本上是由于社会的浮躁造成的。因为学校不是真空啊，它就处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自然也就变得浮躁。比如说昨天我看了个帖子：温家宝在答凤凰网的记者问的时候就谈到对杀童案，要从深层上剖析。这话说得多么到位！但多少人深刻理解总理的话了？现在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针对学校的，比如学校要装摄像头，要加强周边警戒，要增加保安，一旦发生了安全事故，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其实这个杀童案纯粹是一个社会矛盾，转移到我们这些弱势单位、弱势群体上来了，还要我们学校来承担责任，这不是笑话吗？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了！没有能够将总理的话落实到精髓上。

你想想看，一个校长天天还在为学生的安全担心思，还怎么抓教育，还怎么组织教学？校长变成了“治安大队长”，教育还怎么搞？

所以我们一定要克服心浮气躁的状态，沉下心来，思考教育的问题，思考教学的本分。教学的本分是什么？是教会学生怎么独立的去学，而不仅仅是教会学生去考。你是搞教育媒体的，你看看那些名校的宣传里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而我们二甲中学除了这些，至少还有人家还知道这里厕所好。看起来这是很荒唐的事情，但是其实这是人的生命的基本需要之一。你的“进出口公司”都不能满足师生的要求，还谈什么“人的生命”呢？所以我历来有个观念：首先是要有生命，然后才可能有自由、有尊严。生命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其他。你天天在这里喊口号，你能活得下去吗？

记者：你说得非常到位，现在，很多名校，最后还是落到了“我们考得好”的模式中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升学的，还是回避不了这个问题。

凌宗伟：我讲的是除了考得好，你还能拿出什么？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排斥到那些学校去看看，去学习，我跟我们的老师讲还是应该多到一些名校去走走，去看看，走了，看了就会有思考，就会有发现，就会有改善，否则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你可以注意下我们趋之若鹜的那所名校，包括他们的上课，包括他们在食堂的吃饭，你就觉得我们的教育需要我们思考哪些凝重的问题。你再想想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可我们却在做什么？因此，管理者一定要是个思想者，一定要懂教育啊！我现在最担心、最痛切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自以为内行的外行人来管理内行。什么叫“自以为是内行”的人呢？就是自以为是师范院校毕业的，或者自己做过一段老师就认为自己可以对教育指手划脚了。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接受过师范教育和做过老师不等于你就懂得教育，因为你对教育没有思考，没有研究，没有形成你的认识和判断，这种指挥是最可怕的。

（录音整理：本报记者姜广平）



链接四：

教育模式化之忧

常作印

近年来，一些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非常热衷搞所谓的模式，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时间，模式之风大有吹遍神州大地之势。6月17日，江苏的凌宗伟校长在中国教育报上撰文指出，“模式化是教育的最大敌人。”此文观点虽然有点夸张，但确实说明了一些地方的教育教学完全刻板化了。其实，大搞课堂教学模式的建构，是当下教育功利色彩在作祟，因为好多学校就靠所谓的模式，成了“名校”。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其利就必然有其弊。这就像太极的阴阳鱼，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矛盾对立而又和谐统一。模式有其好的一面，比如有利于青年教师的快速入门和成长，有利于学校或地方教育的包装和宣传；但模式对于有个性、有思想的优秀教师，则是枷锁和紧箍咒。

教育的本质是成长和解放，教育应该让人获得更多的自由而不是给人更多的精神枷锁，过分强调模式会使教师的思维变得固化、呆板，其个性也会被磨灭，甚至会影响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不少学校为了顺利推行某种模式，依靠行政强制，一刀切，大跃进式的进行“政治运动”，粗暴地剥夺教师们在教学思想和模式方面的选择权。而这些模式的推行都不是教师民主讨论决定后实施的，也不是教师可以反对的。在这些模式的背后，我分明看到了“学术霸权”和“威权专制”。

上个世纪80——90年代，全国各个地方很多教师都有自己鲜明的教学个性，所以，那是一个名师辈出的年代。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有思想有个性的教师越来越少，教育的模式化就是罪魁祸首之一。面对这一现象，著名教育家于漪老师在去年年底的一次教育会议上曾痛心疾首：“大家用一个模式，会出现什么状况呢？标准化的教师。标准化的教师就无法张扬个性，你这个人的才华和潜能自然也就显示不出来了。我们很多中青年教师很有才华，但是被框住了，潜能出不来。因为一个模式定型了以后，已经是死水一潭了。”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靠模式化打造的所谓名校为什么没有名师。

国学大师、文史泰斗陈寅恪先生教课有四个“我不讲”。他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今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他这种自信力，使他每堂课都有新的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令人崇敬。而我们现在的许多课堂，相当程度上是被模式所左右，再也不可能出现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了。

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教法，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教育对象。怎么可能用一个模式套住呢？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世上也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从教育的本真上来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节课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班级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样，每一所学校也都是独一无二的。真正意义上的理想课堂应该是一师一模、一课一模，而绝不是某种模式的永久使用。

现在很多地方和学校都在推广或翻新“高效”模式，一些学校甚至把孩子的“课堂精力流失率”都列入评价课堂和教师的标准。对这种做法，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早就几十年前就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在课内不放过一分钟、一刹那，一直要学生积极进行脑力劳动——在教育人这样细致的工作中，还有什么能比这么干更为愚蠢的呢。教师对工作抱着这样的目的，简直就是要榨干儿童全部的精力。”

教育教学不能不讲究效率，但也不能太强调效率。

我们讲得所谓的“高效”，其实是借鉴工业化的一个概念。工业面对的是机器，生产的是标准件，所以必然要强调效率。但教育面对的毕竟不是机器，生产的也不是标准件。当我们像工业那样太强调高效的时候，就会拔苗助长，违背教育的规律，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没有个性的问题学生。

教育是慢的艺术，我们急不得。教育就像农民种庄稼，必须按大自然的规律和作物生长的规律来办事。不同的农作物有不同的生长季节，有不同的栽培方式，有经验的农民都懂得要适时播种追肥浇水，适时除草松土；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强制它不生长。我们不能为了追求高效，早上种了种子，晚上就想收获，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能带来高效，只能造成低效、无效甚至负效。

“一枝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教育是不可复制的，我们必须摆脱模式的诱惑。现在有个很不好的苗头，就是一些校长盲目移植照搬那些经媒体包装的所谓名校的教育模式，而把“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古训抛到脑后，这恰恰是严重缺乏思考力的表现。更悲哀的是，有的校长今天推行“洋思”模式，明天实施“杜郎口”模式，后天又搞起来“XX”模式，折腾的学校“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这实在是学校的灾难。这正如当年夏丏尊先生所批判的：“学校教育如果单从外形的制度与方法上走马灯似地变更迎合，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

英国思想家怀特海说：“教育培养人是个极其复杂的题目……对这个问题只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决没有普遍适用而简单易行的办法。”教育孩子是人类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学问，从来就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不要盲目相信媒体制造的“教育神话”。湖南师范大学刘铁芳教授说得好：“凡把自己的教育理念、方案、谋略说得天花乱坠者，皆不可信；凡动辄言称‘学习革命’、‘教育的革命’、‘……的革命’者，皆不可信；凡动辄宣传教育的真理在握，非如此不可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奥义说得伸手可及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改革发展说得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那言称教育改革如探囊取物般容易者，也许乃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改革利益的最大受益者”。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指出，“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我们教育要想大发展，首先要搞清本原性问题，从教育的原点出发，继而多研究些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孩子的成长心理，这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参见：常作印博客

教师之友网

《小学语文传统教学方法的继承与发展的研究》开题报告 河北区“小学语文传统教学方法的继承与发展的研究”课题组

摘自：《天津教研网》 当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新课程改革之际，天津市教委和教育教学研究室部署了课程改革专题研究实行区县认选和年报告制，及小学阶段重点研究课题，这是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教育科研，加强课题管理，从而推进我市课程改革深入发展，全面落实素质教育的又一有效举措。 一、课题研究综述 教学方法的研究是教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学研究的发展史就是人们探索有效教学方法的历史。纵览国内外有关教学方法的研究成果，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教学方法是极其丰富的。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杜威的“从做中学”；欧美学者的发现法和讲授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媒传教学法和非媒传教学法，以及后来旨在探讨与各种教学情境和教学目标相吻合的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在各国的母语教学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但从发展的观点看也存在着一些弊端。 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长期以来以教师、教材和课堂教学为中心，把传授现成的知识作为主要目的，不顾学生接受的程度和方式，忽视学生在教学这一特殊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因而主要采用注入式教学法，束缚了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多年来，我国广大语文教师以纠正这种错误偏向为突破口，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实践，创造出许许多多富有时代色彩的教学方法。出现了提问法、讨论法、演示法、研究法、观察法、训练法、电化教学法、欣赏教学法、愉快教学法、成功教学法等，使课堂教学面貌有所改观。 从当前我区的语文课堂教学现状看，虽然我们也进行了新课程改革实验和有关课题研究，并初步取得了一点成效，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如：先进的教学理念我们还没有真正吃透。一些教师的课堂教学或多或少地仍存在“牵着走”的现象。还有一些教师误认为形式多样、花样翻新、热热闹闹的课堂教学就是先进教学理念所倡导的教学新模式。再如：教师有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的教学方法还显得单一。有些教师，在教学中如何落实语言训练点苦于无招，导致学生积极地全身心地参与学习活动的“度”不够。还有些教师在教学中“导”的作用发挥的不够好，影响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难于达到预期的目标。经分析，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先进的教学观念转化为教学行为的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其中科学的教学方法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 二、问题的提出 教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双边的。新的教学观念认为，教学方法，是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的综合体。教师教的方法，在于示范、启发、训练和辅导；学生学的方法，在于观察、仿效、运用和创造。教师的教法归根到底是通过学生主体活动来获得效能。通过这一研究，能促进语文教师在重视教的方法的同时，也重视学生学的方法，并实现这两者的协调统一，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生主体地位的确立。 语文教学的目的、内容呈现出多样性，这就决定了语文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具有单一性，难以适应新时期我国语文教学的特点，尤其难以适应新课程语文教学任务的多方面性和综合性。通过这一研究，能促使语文教师在教学中，结合语文学科的特点，以探讨教材的呈现方式，来解决教学方法的单一性，实现新时期语文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以教学方法的取长补短，来发挥整体综合效应，实现新时期语文教学方法的“整体化”。 教学方法本身具有“刺激”功能。它的用途不仅在于传授知识，还在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引起他们对解决各种问题的兴趣，刺激学生积极思维。通过这一研究，能促进语文教师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培养积极的参与意识，变苦学为乐学。同时，还能促进教师重视学生的学习情绪、体验在学习中的作用，利用语文教材的内容和表现的艺术形式陶冶性情，造成一种最佳的心理状态，更好地发挥其潜力，高效率地学习，从而“带来儿童知识、能力及心理品质的协同发展。 新时期语文教学是以发展学生智能为出发点，它的核心是发展学生的创造力。通过这一研究，能使语文教师顺应这一社会发展的要求，把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创造力放在教学的重要位置，激发和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发现，尽量地发展学生认识的可能性，提高学生的智慧潜力，使他们掌握知识过程中的研究、探讨、创造的能力得到培养。 总之，研究继承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就要用新的教育理念的去分析；发展传统的教学方法，就要用新的教育理念去创新，所以说，在研究运行中，能进一步促进教师教学思想的进一步转变。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传统教学方法的继承与发展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上，更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与二十一世纪的人才要求是一致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人本教育观认为：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教师的作用是为学生主动学习创造条件，形成一种有助于学生发展的、能够独立探究的情境，让他们参与知识获得的全过程，而不是提供现成的知识。正象有人言：“一个差的教师奉送真理，优秀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 建构教育观认为，人获取客观知识的过程应该有主观经验的参与，通过学习主体的实践，在原有的认识基础上去主动地发展，积极地建构。这种建构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通过使用先前的知识，建构当前事物的意义，以超越所给的信息；另一方面，被利用的先前知识不是从记忆中原封不动的提取，而是本身要根据具体事例的变异性而得到重新建构。这就要求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 多元智能观点认为，人的智能是多元的。个体的多元智能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固定的衡量标准，只要努力，大多数人都可以使自己的每项智能达到很高的标准。教师的任务就是发现潜藏在学生身上的突出智能，通过对这些智能的肯定和开发，促进其它智能的发展。 从上述观点看，积极构建和改进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方法，是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要达到新课程的语文教学目标，就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语文教学方法来支持。因此说，教学方法是教学目标和教学结果之间的“桥和船”。巴班斯基这样讲道：每种教学方法就其本质来说，都是相对辩证的，它们都既有优点又有缺点。每种方法都可能有效地解决某些问题，而解决另一些问题则无效，每种方法都可能会有助于达到某种目的，都妨碍达到另一些目的。这就是说在新课程实施中，对传统的教学方法不能一概而论，或拿来就用或全盘否定。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确定研究目标如下： “小学语文传统教学方法的继承与发展的研究”就是用新的教育理念去筛选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加以扬弃，使之更有效地适用于新的教学内容。同时创新适合实施语文新课标、新教材要求的教学方法，以逐步实现让学生的身体----心理----精神都投入到语文学习中，有一种生命体验的理想的语文教学新面貌。 总之，“小学语文传统教学方法的继承与发展的研究”是语文教育科学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三、研究的方法 教学活动本身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着的一个动态结构。其中，教学方法是教师指导学生实现预期教学目标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系列办法和措施。是教师传授知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开发学生智力的重要手段。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联系的活动方式。是教师发出信息和学生接受信息的途径。简言之，是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的活动体系。它的活动主体有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不同的教师针对相同的对象和特点、相同的目的和要求，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的教师采取不同的态度，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更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小学语文传统教学方法的继承与发展的研究”是复杂的、多因素的工程。这就决定了研究方法不能是孤立的、静止的，各种方法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根据研究的内容、特点和规律，我们主要选择调查研究、行动研究和经验总结的综合研究法。 我们的课题研究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5．3----2005．8 1．成立课题组。成员有铁路第一小学、铁路第五小学、正华小学、昆纬路第二小学、金钟小学、生产道小学、张兴庄小学的部分领导和教师。 2．制定课题研究方案。 第二阶段：2005．9----2005．12 1．做研究的前测工作。进行课题研究前期的语文教师教学方法运用的现状调查分析。 2．梳理教学方法。对实施新课改前后语文教学中所使用的主流方法加以归纳。第三阶段：2006．1----2006．8 优化教学方法的研究。对新课程实施前后所运用的各种语文教学方法，进行如何继承和发展的实践研究。 第四阶段：2006．9----2006．12 总结、推广成果。 四、预计的成果 1．写出结题报告。 2．出一本有价值的课题研究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