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籍知名学者梁治平先生文选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27 21:50:50

书的新与旧作者：梁治平　

　　近者为新，远者为旧，这个标准又客观，又简单，因此为大家所接受。举凡列入“新书介绍 ”、“新书预告”一类栏目中的图书，必定都是新近出版的或将要出版的，人们一看就知，绝不致生出误解。不过，同是新出版的图书，情形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作者新近写成，第一次付印，又第一次与读者见面的；有的虽然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成书的年月却可能早得多；还有的不但书早已写成，而且也早已印行不止一次了，现在只是重版或者重印。这后一种书似乎不宜视为新书，因为它们毕竟是另一个时代的产物，代表了另一时代人们的思虑与向往，是过去生活的一个部分。倘若事隔多年，当这些书重与读者见面的时候，原书作者早已故去，或者虽然健在但不能或不愿对原书再作改动，这样的书尤其不宜叫做新书，名之为“旧籍新刊”，也许是最恰当的了。

　　上面谈书的新与旧，纯是以时间的客观标准作依据。这样做固然简单明白，但是未必使人心折。倘使我们翻开一本“旧籍”，却感觉有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眼前豁然开朗，心扉为之洞开，此刻，我们还能以“旧籍”相称吗?又如果在我们涉猎的同类书籍里面，眼前这部“ 旧籍”不仅有新鲜的气象，而且别开生面，使我们得更上一层境界，我们是会从心底里把它看做是“新书”的。这样来判断书的新与旧，其标准显见是主观的，但也不无道理。毕竟，书是人为人而写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以主观标准评判书之新、旧的做法就会增加几分应有的尊重。

　　去年的初夏，在一次逛旧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架上有钱钟书先生的《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当时的喜悦正可以“欢呼雀跃”四个字来形容。我寻此书久矣，想不到今天如愿以偿，竟是那么突然，那么轻而易举。那次，我一下就买了五六本，留着分送朋友。买别人的书来送朋友，这在我还是第一次，当时还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一小段记言，颇能道出其时的心境：“适与朋友言及此书，为不曾觅得而惋惜再三。不想旋即于旧书店购得，真是感慨系之。”现在读这段话，依然感触良多。这就是那种能够使人“眼前豁然开朗，心扉为之洞开”的书。直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初读此书时那种新鲜的感受。钱钟书先生的文字幽默、隽永，极有情致，处处透着智慧。他的小说早已饮誉海内外，为大家熟知；其学术巨著《管锥编》、《谈艺录》等亦在学界备受推崇。只是，前者并非学术著作，后者因以文言文写成，传播范围比较有限。惟有《旧文四篇》所收的这类文字，是以白话文写成的学术文章，读来别有一种亲切。作者谈中国的诗与画，谈莱辛的《拉奥孔》，谈林纾的翻译和中国诗文中习用的描写手法，征引文献，不论是古今中外，也不拘是高头讲章、笔记掌故，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当真是挥洒自如，绝不给人掉书袋的印象。书中所论之事，在专家看来至为平常，但是新意迭出；在外行人看来是学问，读来却津津有味。

　　文章有生命力，所以耐读。耐读的文章是常新的。当然，《旧文四篇》乃是“旧籍”，这书名就足以说明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分两次出版了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1944年此书再版，冯先生认为自己的思想有了“甚大改变”，因此将几篇新作列入附录，一并刊行。此后除1961年有中华书局的一个新版之外，直到1984年才又根据商务印书馆旧版重印。冯友兰先生在为这次重印所写的“新序”中完全把它当做史料来看待，认为其意义就如重印《二十四史》一样。可见这完全是“旧籍”。然而在两年前，当我在一位朋友处第一次翻开这部书的时候，确实是有那种“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的感觉。(顺便说一句，甚至初读较冯著更早的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是如此。)虽然这一瞥之下的印象不能用来代替专家们的审评，但也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这里面包含有很丰富的内容，其重要性并不下于专业上的审定。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单说自己读过，且极喜欢的几本书吧。

　　已故学者王亚南著有《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此书初版于1948年，虽然曾先后印刷过两次，亦不过3500册，普通读者很难见到，甚至大多不知有其书。直到1979年，王亚南先生的高足孙越生君在《社会科学战线》上撰文介绍，乃至两年后中国社科出版社予以重印之后，才有更多的人得以闻见此书。薄薄的一册，仅10万余字，却是我所读过的同类中文著作中最有卓见的一部。它以极冷静的态度讨论问题，平实无华，但是绝不枯燥。政治学的立场，历史学的眼界，经济学的素养，三者统一于知识分子的科学使命与社会良心之中。

与王亚南先生此书差不多先后问世，现在也得到“新刊”机会的，还有老报人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与官僚政治研究一类著作相比，这类书名听上去要轻松得多。不过，内容可以说是同样的严肃。尤其是其中有关政府机构、社会结构和自由主义的几章，注释中常引梅特兰诸公的学术论著。当然，这并不是说此书只有学问人可以读得下去，也不是说其“性格• 风度”，“雾•雨•潮湿”或者“女子•结婚•家庭”诸章便只是饭后闲聊中的谈资。作者是要在对英国历史、文化的透视中弘扬人类美好的东西，亦是要由此反省自身，作唤醒民众的奋争。岳麓书社重印此书时将储先生的《英人•法人•中国人》附入，可以说深解此意。记得当日购得此书回来，立即不释手地读了几个章节。储先生简练、明快的文字给我以读的享受，他观察问题的独到，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心目中，此书是可以与费孝通先生的《美国与美国人》相媲美的。

　　《美国与美国人》亦可算是“旧著”，其中《初访美国》与《美国人的性格》两篇分别初版于1945年和1947年，今天读来依旧新鲜。当然，与储著《英国采风录》相比，此书的风格与观察问题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两年前，三联书店重印此书的同时还刊行了费先生的另一篇 “旧著”：《乡土中国》，这亦是20世纪40年代末的作品。40年光阴并未使它变得陈旧，相反，在20世纪 80年代的“文化热”中展读此书，倒另有一番新意。《乡土中国》收短文14篇，统共不过6 万余字，但是其中讲传统中国某些特质，尤其是有关中国传统道德格局的几篇，至今能够予人以新鲜的感受和启发。整天被新名词，新概念，大而无当的宣言以及空而且玄的文化论战包围的人，初读费先生内中不乏真知灼见的大白话，都会觉得耳目一新。其实所谓文化，就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当中，原是没什么玄奥的。

　　最后还可以一提的是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部书从内容到形式，都可说是真正的学术论著。此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由中华书局再次印行(仅导言与结论稍有改动)。这一次印了20500册，应当说不是个小数目，但是还在两年前，北京的书店里就已很难见到它了。一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专著能有这样的销路，这本身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了。这样的书，今天读来仍能启人神智，令人耳目一新，焉有一读之下不为之精神振奋的，又如何当不上一个“新”字?

　　说近者为新，这是客观的标准，以旧著为新，却是主观的评判，这两者应该统一起来才好。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远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学问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非有朴实的钻研与积累不能成就，非有真性情，也都不能成功。就说上面提到的书吧。它们各有特色，每一本都不同于另一本。但是其中都透露出真性情，这一点是它们共通的。因为有真性情，所以有老老实实的态度，不虚浮,不饰伪,不矫揉造作。也正因为有真性情,才可能充分表露其个性，才可能有新鲜活泼的思想，才可能产生深刻的洞察力，也才可能有启开人心的感染力。时下许多一印便是10万、20万的“书籍”里面何以会充斥着空洞的言辞、平庸的思想和陈腐的观念?大概也就是因为缺少真性情的缘故。

　　最近几年，明显有种大量重刊旧籍的势头，这固然是由于多年来学术中断，现在已很难见到“旧籍”的缘故，但是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我们这时代还需要它们。而需要旧籍，又恐怕主要不是因为其少，而是因为其“新”。书的新与旧，原是有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东西蕴含其中的。

　　原载《瞭望》1988年1月1日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27 21:49:54

集体表象与心史的研究作者：梁治平　　

　　“历史长河淹没了那么多人心的活动，……历史本身也应当是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历史”。( 张承志：“历史与心史”载《读书》1985年第9期)读到这两句话，不禁怦然心动，它使我想起两年前读过的一篇小说：《黑骏马》。很巧，作者也是张承志。当然，这不是巧合。

　　小说《黑骏马》写的是一个蒙古草原上的爱情故事。时日既久，细节已经模糊了，只记得小说是以一首就叫做“黑骏马”的古老民歌开始的。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却是按民歌的段落展开的。那民歌唱的是一个骑手寻找他妹妹的故事，小说述说的则是男主人公的爱情、离别和寻找“妹妹”的过程。最后的结尾出奇的相似。民歌里的骑手和小说中的主人公末了都发现，“他在长满了青灰色艾可草的青青山梁上找到的那个女人，原来并不是他寻找的妹妹 ” 。(张承志：《黑骏马》载《十月》1982年第6期)这样的体味使小说主人公对那首古歌的理解一下子升华了，并“不能不再次沉入了深深的思索。”(同上)

　　的确，关于那古朴、苍凉的歌谣，它那深埋于久远岁月中的源头，它那似乎是主宰人生的神秘力量，都值得深深地思索。实际上，小说作者已经这样做了，并在小说的篇首就试着提出了自己的解答。

……天地之间，古来只有这片被严寒酷暑轮番改造了无数个世纪的一派青草。于是，人们变得粗犷强悍，心底的一切都被那冷冷的、男性的面容挡住。如果没有烈性酒或是什么特殊的东西来摧毁这道防线，并释放出人们柔软的那部分天性的话——你永远休想突破彼此的隔膜而去深入一个歪骑着马的男人的心。

　　不过，灵性是真实存在的。在骑手们心底积压太久的那丝心绪，已经悄然上升。它徘徊着，化成一种旋律，一种抒发不尽、描写不完，而又简单不过的滋味，一种独特的灵性。……那些沉默了太久的骑马人，不觉之间在这灵性的催动和包围中哼起来了；他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心事,卸下心灵的重负。

　　相信我：这就是蒙古民歌的起源。(《黑骏马》)

也许还可以说，许多古老的民歌都是这样产生的。它们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过去、现在甚至将来许多人的故事。这并不奇怪。无数的个人体验，经过了可能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在人们心灵深处慢慢沉积起来，化成一个简单的故事，一段古朴的旋律，变成为一种单纯的形式或框架。草原上有多少青年男女，就会有多少爱情故事，这原是真实的生活，是生活本身。但在这里，它们却成了一些依托，一些借以展现某种更隐蔽、更复杂、更深刻内容的东西。那原本是生活产物的内容，反过来支配了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些古歌的质朴旋律和悠长尾音里，往往蕴含着深沉动人的力量，震撼人心。

　　艺术家把他们的感受用形象记录下来，述说出来。科学家却用另一种语言来传达他们的思想。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原始人中间发现了一种他称之为“集体表象”的东西。关于 “集体表象”，他写道：

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它们的存在不取决于个人；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集体表象要求以不同于构成社会集体的各个体的集体主体为前提，而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特征不可能以研究个体本身的途径来得到理解。(《原始思维》中译本第5页]

　　这里，异国人类学家与《黑骏马》的作者触及的差不多是同一个问题，即某种超乎个人但又左右个人的社会潜意识，不管它是通过一首古老的民歌还是经由各种奇怪的习俗表现出来。这也不是巧合。如果说，古代哲人们关于“性善”、“性恶”的讨论主要是政治学领域的现象，而18世纪康德所作的努力是要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人类认识能力的话，那么，现代关于“人心”的研究则扩展到了整个文化领域。列维－布留尔之提出“集体表象”概念，正是把原始人的思维当做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来研究的。也有人把注意力放在个人心理的深层结构——无意识方面，其结果是心理学中精神分析一派的兴起。把这种研究的范围从个人扩大到群体，就会从“个人无意识”转到“集体无意识”。什么是“集体无意识”?有人解释说：

　　

　　自原始时代以来，人类世世代代普遍性的心理经验长期积累，“沉淀 ”在每一个人无意识深处，其内容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普遍的，是历史在“种族记忆 ”中的投影，因而叫集体无意识。(张隆溪“诸神的复活”载《读书》1983年第6期)〖HK〗〖HT〗〖JP2〗

　　还是那个神秘的“灵性”(也不妨看做是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文艺批评家吸收了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原型批评。历史学家呢?似乎还未见有历史学的“原型批评”，当然，未必有此必要。然而，究竟又有多少历史学家能自觉地借助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成就来重写历史呢?

　　应该承认，在人类社会里，确实存在着某种东西，叫它做“灵性”也好，“集体表象”或“ 集体无意识”也好，总之，它是一种超于单个人之上的潜在社会力量。研究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探得它的真诠，但它又无所不在地支配着个人，通过纷繁的世态顽强地表现着自己。小说《黑骏马》中的那个可怜女子，虽曾有过真挚美好的追求，末了还是发现，她“没能逃开蒙古女人的命运”，一如那个古老歌谣所唱的那样。于是，那古歌本身便表现为个人的命运，历史的主宰。这是一个尚未完全揭开的人类历史之谜。即使是在今天，对于那个冥冥之中的力量，我们还只能说，它是无形的，因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受其支配却难以自知；它是隐蔽的，因为世世代代社会生活的五颜六色遮掩了它粗糙的原始精神；它是强大的，因为即便是在逻辑思维最进步的民族中间，这些集体表象也还具有“无限的持久性 ”(列维－布留尔语)。而且，谁又能否认，人类久远的过去不会通过这无形的存在暗地里左右着我们的言行举止，影响于我们的现在乃至未来?的确，对于一个千里跋涉，不畏艰辛的朝圣者，或对一个在狂暴中沸腾起来的民族，理性和逻辑究竟有多少力量呢?如果我们只能从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来解释发生在罗马、德黑兰甚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现代宗教热情，而不能深入到民族甚而人类灵魂隐秘的深处，我们的结论不会是幼稚肤浅的吗?

　　固然，人对自身的认识还只是开始，然而，人类学和心理学做到的为什么历史学做不到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更喜欢把历史看成是政治史、经济史或别的什么史却很少视之为心史呢?且不论心史这个名称适当与否，把所谓集体表象一类东西作为历史的能动要素加以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大有可为。实际上，也已经有人开始这种尝试了。

　　用个人心理情绪的任意性来解释历史的做法已经不时兴了，但把历史同时看成是心史的研究却是刚刚开始。我们也许都还记得戴尔菲城神庙里镌刻的那句古老箴言：

　　你要认识你自己

　　原载《读书》1986年5月号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27 21:49:17

于出入间看美国作者：梁治平　

　　日前，于路旁书摊上偶然见到梁厚甫先生的近作，书名《海客随笔》。拿来一翻，竟不忍释手。书中所收全是千字小文，范围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主，上至美国政体、民族心理，下至女子减肥、餐室小账，举凡美国社会中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新闻、时尚，天上地下，过去未来，事无巨细，都在议论之中。梁先生观察敏锐，角度特异，常能由表及里，以小见大，在他人不易注意的地方做出好文章来。

　　谈及美国，人多对其至强至富有深刻印象。实际上，至强至富之下，难保没有至贫至弱之处，不可一概而论。梁先生谈美国人的爱国心便是如此。美国人并非统统爱国，亦非统统不爱国，梁先生由财产方面、年龄方面、肤色方面，逐一分析其爱国心的层次，得出若干结论来，不由你不信服。又如，梁先生由美国选举制度的种种，谈到美国人的厌恶民主，进而提出 “美国是否民主国家”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本身便很有吸引力，细读之下，必有所得。

　　书名取《海客随笔》，甚是贴切，客居海外，有两层意思，既然是“居”，自然要入乡随俗，同美国人打成一片。街头巷尾，酒吧舞厅，所见所闻，都是美国社会中最平常事。不特如此，异邦的风情世故，人情冷暖，也要一一去亲身体味。这样，美国的形象于作者便是具体而真切的了。此其一。居而为客，作者与一般美国人又有了不同，更何况，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在“随俗”之外，作者还能置身事外，以局外人的冷眼，静观美国社会的种种。书中关于读书的两篇文章把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读书态度作了一个比较，读来颇有新意。“绳其祖武与反其祖武”一文，比较了中国人的“敬祖”和美国人的“ 反祖”两种相应的文化传统，发人深思。这样的角度，这样的写法，在书中随处可见，设若不能居而为“客”，这样的文章恐怕是写不出来的。此其二。梁先生长于写时评，其随笔亦如其时评文章，写得生动流畅，深入浅出，亦庄亦谐，议论风生。论及美国社会种种现象，不掩恶，不溢美，难能可贵，文章的结论往往出人意外，但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当然，作者的看法未必句句正确，但它提供给读者许多新鲜活泼的观感。

　　读毕全书，有一点实在难以释怀。此书既无序跋，也无编者言一类，读后竟不知其来龙去脉。本来，书的写作、编辑、出版、流传正有它自己的生命史，似这样，赤裸裸来到人间，编者亦不著一字以为说明，实在不足为训。

　　原载《博览群书》1986年3月号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27 21:48:33

为乐趣而读书作者：梁治平　
　
　　“诗言志”，“文以载道”，这是中国的文统。依此，读书便含有道德教训的味道。尤其是经典一类，即或不一定要板着面孔来读，总要正襟危坐才好。部分因为这个缘故，供人消遣的小说之流，在传统文评中没有地位，最多算是末流。然而在西方，为消遣而读书似乎并非不雅的事情。生活在16世纪的英哲培根写道：“读书为学底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在娱乐上学问主要的用处是幽居养静。”(《培根论说文集》)这种读书为学的态度与基督教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传统恐怕不无关系。进入现代，人们愈发地注重个性，追求快乐。蜚声文坛的小说家毛姆干脆对他的读者说，“为乐趣而读书”。(毛姆：《书与你》)乐趣因人而异，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毛姆又主张，书于读者的意义，只有读者自己才是最好的裁判。“试问谁能要求那使某人快乐的事物一定也要使别人觉得快乐呢?”不但批评家的权威和公众的定评不足征信，读书方法也无一定之规。可以用跳读的办法，略去冗长、沉闷的段落，也可以同时预备五、六本书，依心情不同随意选读。

　　读书的原则确定了，依此开列一个书目却还是件难事，欧美文学史上，称得上名著的作品真不下千百种。然而并非只要是名著，便能为人带来乐趣。且不说各人趣味不同，仅仅是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审美意识就可能大不同于以往。有些曾经激动人心的作品，变成为学究研讨的对象，对于那些“除了职业以外仍有闲暇”的普通读者不再有什么吸引力了。怎样对这些名著重加取舍呢?毛姆提出一项具体标准，即书的可读性。“一本具有可读性的书必定意味着书中许多事物与你有所关连”，它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因为，“这些书中所蕴含的人性对我们大家而言，都是熟悉而亲切的”。循着这条途径，毛姆引导他的读者进入了一所艺术的殿堂。在那里，我们将愉快地认识和重新认识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无论是小说、传记，还是诗歌、散文，也无论是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得失，还是作者的个性及成败，都是他品评的题目。

　　与一般人不同，毛姆不是把一张枯燥的书单硬塞给读者，也很少像职业批评家那样作抽象的理论分析，他只是以一个艺术家特有的敏锐，娓娓道出他自己对这些作品的细微感受。着墨不多，但往往能一语中的。比如，关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他说，其中“有机智的嘲讽、巧妙的思维、丰富的幽默、残酷的讥嘲与生命的活力，全书文体美妙得令人惊叹”。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则是“英国文学中最爽朗的作品，一本漂亮、勇敢而欢愉的书， ……一本洋溢男性活力而且又有益的书，从头到尾没有一点欺骗，它能使你的心温暖”。他还赞美爱弥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说它“充满激情，深切动人；像伟大的诗篇一样深刻而有力”，“它是源自你生命根源之处的一种破碎、扭曲的经验”。论及爱伦坡的诗，他写道：“它们犹如威尼斯画派的一些伟大名画，那出人意表的美使人屏息凝神，在那瞬间你将满足于只用你的感官去感受。你根本不在乎它们如何引发你的幻想。”作者笔下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物和作品，信手拈来几例，虽不足使人领略该书全貌，或可以得其一、二。奇怪的是，对于有些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今日普通读者心目中都堪称重要的杰出作家，如欧洲文学中的雨果和契诃夫，美国文学中的杰克•伦敦和艾略特，作者都略而不提。这，恐怕只能以作者本人的好恶来解释了。

　　虽有这样的缺憾，还是可以说，这本只有6万字的小书所包含的容量，远远超出了它的篇幅。全书行文流畅，简洁明快，处处可见作者的机智、幽默，亦不乏真知灼见。小书的作者就像一位饱学而热情的导游，引领他的读者，从不列颠岛扬帆启程，在广袤的欧洲大陆作匆匆的巡礼，然后，在古典世界的最后一缕光辉中渡过大洋，在新大陆充满生机的世界里驻足。这是一次充满乐趣的旅游，此后，已入门径的读者可以离开向导，在那满是瑰宝的奇异王国里继续他的漫游。

　　原载《书林》1987年2月号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27 21:47:41

“现代化”的代价作者：梁治平　
　　“现代化”是什么?这是作者艾恺第一要回答的问题，而谈论的既然是世界范围内的同一种思潮, 这个“现代化”的定义就不能只建立在西方经验的特殊性上面,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客观、普遍和可以经验尺度验证的“现代化”概念:“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这个定义与人类的道德目标没有关联,亦不涉特殊的文化价值,所以是客观和普遍的。只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理性化和人类役使自然能力的明显提高,势必极大地改变人类生存状况,从而对人类的价值世界发生深刻影响。18世纪以来各种针对“现代化”的文化和社会批评,皆是由此而来。

　　“现代化”运动始于18世纪,发源于西欧之英格兰和法兰西,这些,学者之间并无争论。但是说到这一运动文化上的渊源与思想上的缘起,则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艾著设专章讨论“启蒙运动”,表明了作者在此一问题上的看法。作者认定,倘无思想领域的相对变化,只经济因素不足以造成社会变迁。易言之,人须要有某种特别的心理动机,愿意接受利于现代化改变的各种价值和主义。这样,作者便把“现代化”的思想渊源推到了“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核心概念乃是“理性”,由此引出一种含混而普遍的对于“进步”的设定(作者为什么不更进一步追溯到笛卡尔?!)。当时人以为“进步之为物,无非日益有效地运用理性 ,以控制自然与文化的环境”。此种“理性—进步”观念的确立和传播与中产阶级的日益强盛相得益彰,最终在逻辑上和历史上导出了功利主义的道德体系。功利主义之道德观,就其消极方面而言,蕴含了某种反道德的因子。它把道德评判的最终标准建立在人类好逸恶劳的本性上面,遂使道德变成为个人的事情;又因为对于效用的强调，它同时又抹去每一个体的特殊性 ,而将个人“非个人化”(depersonalized)了。其结果,功利主义道德体系必定走向“道德破产”。了解到“现代化”运动这一层思想文化背景,我们对以后诸章描述的反现代化思潮的性质,自然就容易把握了。

　　自18世纪至20世纪,三百年间,现代化浪潮由西向东,汹涌而来。先是,相对于英、法,德意志为东;继而相对于西欧,俄罗斯为东;最后,相对于欧美乃至俄国,印度、中国和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又为东。在这一种西方与东方的相对变化之中,“反现代化思潮”渐次展现出极复杂多变的性格特征。决定此一种复杂性格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民族、宗教、时代变迁、传统思想方法乃至于个人的秉性与经历等等。作者显然不满意于特殊人、事的特殊解释,他的目标是要透过种种偶发事件去建构一个解释的模式,使隐蔽其后的深刻矛盾明晰可辨。这里,仅就其中最要紧的两个问题综述如下。

　　首先,就其理论形态而言,各种对于现代化的批评恒建立于一种概念的二分结构之上。这种二

　　分结构表现在认识论上是:直觉、本能/ 理性、科学、计算;在心理学上是:情绪/ 理智,自发的/ 机械的;在伦理学上是:道德论/ 功利主义,利他主义/ 自私;在人类学上是:亲属关系、道德关系 /金钱关系;在社会学上是:群体/ 个人,社会/ 国家;在政治学上是:地方自治/ 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在历史上是:农业主义/ 工业主义;在文化上是:人/ 机器,与自然认同/ 向自然斗争,和谐/ 冲突;在艺术上是:诗情的/ 科学的,精神的/ 物质的;在宗教上是:虔诚/ 邪恶，等等。在这个可以无限开列下去的二分序列里面,前项总是好的、可欲的,后项则相反,是对价值的否定。 “现代化”的批评者通常在历史上设定一个实体,用它作所有美好价值的载体。自然,这样一个实体并不总是相同的。这样,我们就进到了反现代化思潮的历史形态之中。

　　最先对现代化提出批评的英、法人士,惯常把刚刚逝去的中世纪认作诗情画意的王国。然而, 随着现代化运动的向东扩展,这个在价值意义上与“现代化”对峙的中古,依次变成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精神”、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公社”和印度、中国及日本的本土文化(虽然这些本土文化总要冒称“东方”或者“亚洲精神”)。在这种变化的模式里面,“现代化”及种种随之而来的邪恶,本质上都具有“西方的”、“外来的”特征,它们至多代表一种物质发达的文明,而所有较高的价值,所有关于存在的意义,全系于本民族历史文化之上。所谓“文化民族主义”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立场。

　　作为对“现代化”(同时也是外来文化)的一种回应,“文化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文化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把自己所属文化的精神提升至普遍性的高度,视之为拯救“西方”于沉沦的普世真理,但同时又把这种普遍真理与本民族的独特性联系在一起,因此产生“共相”与“殊相”的矛盾。另一方面,“文化民族主义”常常演为“国家主义”,进而成为创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资源。据作者分析,“国家主义”乃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必要条件,而所谓民族国家,又正好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实际上,导致经济领域种种变化的原则,同促成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动因原本为一物:“两者同样排除了社会的质的差异,减除了文化上的分歧,而导向于机械性的单一。也就是说,在两个领域中,技术的效率性成了终极的价值。”结果我们发现,“文化民族主义”者意欲保有的诸般价值,与民族国家建立其上的一般原则正相反对,但是建立这样一个民族国家恰好可能是抵御外侮、保全民族文化惟一有效的手段。“现代化”造成许多人类基本价值的失落,但要保有这些价值却要先实行 “现代化”。这是一个逻辑的悖论!三百年来,所有“现代化”的批评者都在其中苦苦挣扎。我们且举出两种典型的表现。

　　第一种表现在逻辑上是圆满的。既然“现代化”是罪魁祸首,而文化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则保守人类精神价值的惟一办法,即是不妥协地拒斥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理性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和所有可以名为“现代化”的东西。代表这一种立场的,在印度为甘地、泰戈尔,在中国为辜鸿铭,在俄国有托尔斯泰等。这一派思想家甘愿为道德价值去牺牲“ 民族富强”,其道之不可行甚明。所以他们不但是数量上的“一小撮”,而且其历史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

　　第二种表现是妥协的,其基本立场可以借中国的“体—用说”阐明:本己的“精神文化”与外来之“物质文明”,一为体,一为用,主次分明。物质文明被视为普遍有效的手段,原则上可以被纳入到任何一种具有独特性的精神或价值体系之中。此种体、用结合的“现代化”,即将促成综合东、西方文明之长的崭新文化。且不论“体—用说”在理论上是否圆满,实际上又是否可行,此种乐观主义的见解迄今仍为人们普遍地接受。此时,真正的悲剧在于,甘地一派的见解可能是对的。在历史与逻辑之间只能有一种选择:生存的代价要求牺牲逻辑,而要守逻辑上的一贯,就等于放弃生存的机会。对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难道这里还有什么选择吗?

　　三百年来,“发展”乃是压倒一切的要求。而在世界的范围之内,现代化的意义到处都是一样的:理性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普遍的商业化、都市的崛起、大机器生产、官僚化、契约原则、无所不在的法律统治,等等。与此同时,传统社会群体如家庭、学校、行会、村社、宗教社团日益萎缩乃至于分崩瓦解,所有植根于传统社会土壤中的价值亦被打得粉碎。我们看到,这种历史趋势不受任何地理界域、意识形态和文化相对性的限制,具有真正的普遍性。这一点,正是作者在书中所特别强调者。他说:“现代化在任何地方基本上是同一个过程, 也产生同样的问题,苦痛与不安等等——或者,我们可说任何地方皆付出类似的代价。是故, 对现代化的批评也就代表了深植普遍人性的一种同样有普遍性的反应。”

　　把三百年来持续不断的“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冲突,一直追溯到“普遍人性”、人性中“深邃的两面性与暧昧性”,无疑是深刻的和富有洞见的,只是作者并未更进一步去论证普遍之“人性”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另一个隐而未发的问题关涉到“进步” 的观念。对于“社会进步”的坚强信念,构成启蒙时代一项显著特征。而最近三百年里人类知识和社会财富的迅猛增长,又一向被视为“社会进步”最有力的证据。然而实际上,18世纪启蒙思想家憧憬的理性王国,今天不但没有实现,反而显得愈加遥远和靠不住了。最大的困惑表现在“理性”原则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贯彻,结果竟是整体的非理性!“自由”的个人日益沦为机器——不拘是工厂的生产线还是官僚机器——的附属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人口压力为人类前途投下阴影; 高效率的现代战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则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甚至,作者断言,“现代化”与人类幸福与满足之间的关系恰成反比(页213。可惜关于这一问题书中论证并不充分) 。那么,作者面对三百年来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之大变局将采取怎样的立场?他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然而为了“现代化”的种种,人类值得付出这一切吗?或者,人类终能承受如此沉重的代价而不至堕入深渊?作者只是说,“民族国家官僚体制扩张以促行现代化及其他原则的世界范围模式,是明显的,不可逆转的,它摧毁了种种对人类有重要性的价值、制度及其他实体。……现代化及与其同时存在的反现代化批判,将以这个二重性的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 ”既然本书不是把“进步”问题当做直接的论题,我们也就不必苛求作者了。

　　据说,《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系直接以中文写成,这令我在钦佩之余更有几分惊奇。艾恺先生的中文,亦如其思想一般,简捷、明晰而有力。猜不出作者何以选用中文来写这本书,毕竟这不是一部专注于中国问题的论著。或者,作者意欲以此表明他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特殊关注?由此想到另一个问题。在中国,“现代化”与“西化”经常是一对可以互换的概念,且在历史上,中国的现代化也确实是以“西化”开始。然而,作者着意避开“西化”概念,偏重于技术方面描述“现代化”之特征。这种做法或可以表明某种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比如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化”的界定,又比如作者提到的法国人艾露关于“技术”的定义)。这样做的好处,不单使得概念易于检验,而且——就本书而言——因为扩大了“现代化”定义的适用范围,而使“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中共有之最本质特征显现无遗,它的欠缺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历史的丰富性。启蒙时代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一类原则,无疑含有西方文化的特殊经验在内。同样确定的是,这类价值至少在中国这样的地方,早已成为“现代化”不可移易的部分。“五四”时期,国人以“民主”、“科学”为现代化之精髓。此后数十年间,作为对“现代化”要求的一种回应,已经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被创造出来。相信这样的问题,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具有普遍意义。虽然,作者并不肯定自由、民主一类原则与经济现代化是否有关(可注意的是,作者在论及作为古典意义之悲剧的“现代化”时,特别谈到这类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的消极意义),但他一定不能够否认,一个吸收融合了价值要素的“现代化”概念,至少在中国是真实的。关于这一问题,还可以借作者自己提供的事例来说明。作者认为毛也是一个反现代化思想家。假定他愿意更进一步去阐发这个论断,也许我可以说,除非他重新考虑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否则有关毛反现代化思想的描述和论证将是不完整和不充分的。

　　以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作讨论的题旨,由这一点可以见出作者立意的高超,而将这样的讨论浓缩在一本不足20万字的小书里面,思想的凝炼亦不难想见。我欣赏是书明快的写法,但是偶尔也感觉不满足。作者自谓对反现代化思潮的检讨“极为粗糙且缺乏系统”,这当然是谦词。但如果说它失于简略却可能近于事实。因为简略,在一些地方,论证可能不尽充分,在另一些地方,令读者感兴趣的论题亦难完全展开。也许,此书只是一份详尽的论纲,有朝一日, 作者会把它铺衍成一部洋洋洒洒的大书,再次给予我们阅读和思想的快乐。至少,这是我所企盼的。

　　原载《二十一世纪》1992年12月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27 21:46:02

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作者：梁治平　
　　12世纪的文艺复兴,这种说法听上去令人生疑。不但中国人以为闻所未闻,一般欧美民众也会觉得新鲜。依照流俗的看法,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启欧洲历史的新纪元,在这之前,是中世纪,是封建社会,是愚昧和黑暗;在这之后,是近现代,是资本主义,是光明与进步。然而,也有人做翻案文章。已故哈佛大学教授C.H.Haskins的一本欧洲中世纪史专著,书名就叫做《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作者在书的前言里面说,12世纪不但有十字军东征,有城镇和西方最早

　　的官僚国家的兴起,而且是罗马风格艺术的极致和哥特式艺术的开端;在这个世纪里面,出现了本土文学;拉丁古典、拉丁诗歌和罗马法获得复兴;希腊的科学与哲学开始重见天日;欧洲最早的大学显露端倪。这一个世纪,在欧洲的高等教育、经院哲学、法律制度以及建筑与雕塑、拉丁诗歌和本土文学上面都留下了印记。以下书分12章,逐项讨论这些文化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事件。

　　Haskins氏的书出版于1927年,当时即获得学界好评。“耶鲁评论”誉之为最优秀的历史著作之一,《美国历史评论》则视作者为大手笔。事隔50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联合哈佛大学“中世纪研究委员会”,专为纪念Haskins氏在这一领域的贡献而举行学术研讨会,这次活动的结果之一,是出版了一部洋洋近百万言的论文集,书名《十二世纪中文艺的复兴与重建》。Haskins氏的事业,可以说后继有人。

　　1983年,也是上述论文集面世的第二年,哈佛大学法律学教授 H.J.Berman出版了一本大书:《法律与革命》。这本书讲的虽然是西方法律传统诸问题,其历史观却与Haskins氏“十二世纪文艺复兴”论有极切近的地方。Berman氏认为,西方的法律传统乃是经历了12世纪以后的六次 “革命”而形成。其中,第一次“革命”由1075年教会改革为开端,12世纪的罗马法复兴则是其高潮。是书与Haskins《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主题虽不尽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 ,后起的法学教授不但说人论史,而且努力要把“史”提到“论”的位置上去,这就比较Haski ns氏更进了一步。《法律与革命》书前有长篇导论,旨在厘定概念,廓清理论。其中,Berman 氏专门拈出“中世纪”(medieval或Middle Ages)和“封建主义”(feudalism)两个概念 ,认为这两个词的应用于历史研究,实有割裂历史切断传统之虞。借助于这两个词建构起来的各种理论和意识形态,于事实多有忽略,于历史多有误解,适足引人入于歧途。依Berman氏的看法,倘没有12至15世纪之间(正是所谓黑暗愚昧的“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宪法、公司法、契约法、财产法和其他各种部门法,今人所谓资本主义,17至19世纪间的种种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化,便不能够发生。Berman氏的这些看法有几分道理暂可以不论,其所涉问题的重要性总是不容忽视的。

　　自然无待人为,万物自有道理,然而人类要了解自然,探究万物,又不能舍概念、范畴而他求, 这既是知识之为主观的一个证明,也是主观之知识的一种局限。运用概念、范畴而不自觉其主观性与有限性者,是为愚妄。惟于这一点有充分自觉者可以摆脱这一种愚妄。 Haskins及 Berman诸人的努力,至少具有帮助我们免于愚妄的价值。

原载《瞭望》1991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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