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诗词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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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在认识蒋介石“真身”的路上

《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在很长时间里，蒋介石担任中国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位高权重，说一不二，确实是现代中国一位超凡人物。也许正因其“超凡”，蒋介石也成为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囿于两岸长期的对峙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在神化、美化与鬼化、丑化的喧嚣中，我们只能隐约感受到那个云遮雾绕的蒋介石，而难见其“真身”。
　　但是，我们想见识的正是他的“真身”，这需要历史学者去“拨云见日”，去勾勒、描绘出那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蒋介石。
　　最近，在蒋介石研究领域中，出版了一本颇值得关注的书，它力图以学术化的方式呈现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这就是由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历史学者合著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尤为可贵的是，这本书一点也不艰涩难懂，而是语句平实，向读者娓娓道来，以学术化的方式讲述有关蒋介石的一个个“故事”，阅读完后会发现，这应该就是蒋介石的“真身”（至少是现有条件下，所能了解到的接近真实的蒋介石），其实他和我们普通人没有多大的不同。
　　参阅了很多新史料
　　蒋介石虽是军事与政治人物，但他非常注意保存史料，生前即多方保存各种公私文件档案。现在海峡两岸（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都保存着许多有关蒋氏的档案，尤其是台北“国史馆”藏量巨大，此即我们通常称为的《蒋档》，此系蒋介石统军主政时期的手稿和文件资料。据统计，蒋档文件有317136笔，其中单单照片就有50798笔，内容包括政治、外交、军事、财经、文化、社会、交通等诸多方面，非常丰富，可视为研究蒋介石的史料“宝藏”。
　　在有关蒋介石的史料中，近年最引人关注的是蒋介石日记，毫无疑问，蒋日记是近年来推动蒋介石研究日渐深入的最关键史料。蒋氏从1915年，即28 岁，开始记日记，直到1972年，这年他85岁，手肌萎缩，不能执笔，3年后便去世了。蒋介石一生总共记了57年的日记。蒋日记，后几经周折辗转，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2006年逐步对外开放，引起学界极大的关注和兴趣。
　　众所周知，日记乃记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具有特殊的价值。蒋日记内容很丰富，包括他的工作、生活、读书及其所思、所想、所行，等等，可以说，蒋日记大有裨益于我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从这点讲，蒋日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应当承认，蒋日记无法给当下的中国现代史叙述框架带来颠覆性作用，但足以重建很多史实，使得我们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更加细化、精准、深入。当然，只看日记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反复比较、勘核，才有可能揭示历史的本相和蒋介石的“真身”。
　　《天下得失》一书所征引的主要史料是蒋介石日记，也大量利用了其他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除中国大陆方面外，台湾方面的“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大家所熟悉的研究机构的藏档，在本书中均有征引。从史料种类而言，既有日记、档案，也有报纸、杂志、忆述、访谈等，不一而足，可以说兼具史料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值得提及的是，这其中《熊式辉日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张嘉璈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黄郛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傅秉常日记》（傅氏家属藏）、《宋子文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学界似乎“知名度”还不高，但应该是引起相关领域学者关注的“新史料”。
　　目前最要紧的是具体的专题研究
　　与此前相比，如今的蒋介石研究已经细化、深入得多了，但客观地说，还未达到可以对这位复杂人物“盖棺定论”的地步。也可以说，以目前学术积累现状，还不足以写一部综合、全面的“蒋介石传”。许多具体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究。这种情况下，有关蒋介石研究转换为具体的专题研究，就显得必要、紧迫。《天下得失》全书共十一章，也就是关于蒋介石的十一个专题，这些专题探讨对推进蒋介石整体研究很有助益，同时，我想这些专题本身也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以下略述部分章节的问题与内容，以飨读者诸君。
　　第一章，“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主要探讨了蒋介石的早年经历及其如何影响蒋氏个性特质的，颇具心理分析的意味。蒋介石九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孤儿孤苦的童年，造就了蒋介石孤独孤僻的个性，同时，生活周围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让少年蒋介石感知社会的黑暗与不平，邻里乡亲的无义和手足同胞的无情让他深切体察到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淡薄。显然，早年的孤苦，对蒋个性特质的铸就和行事风格的影响，是鲜明且深远的，他在日记中就倾泻道：“余自此乃知社会之黑暗与不平，而更恨世态之炎凉与人情之浇薄。”
　　在蒋的童年记忆中，孤苦伶仃，孤立无援，母亲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了他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他在日记中经常感叹，质疑部属、友朋、同志之间的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他一方面很看重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与忠诚，另一方面，又十分疑心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与忠诚。既自卑，又自尊，对别人的控制、驾驭有着强烈的抗拒情结，对外界的轻忽、怠慢更是高度敏感。在蒋氏个体生命史中，值得信任的人，除了自己生母外，仅有陈其美和孙中山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掌控下的国民党高层猜忌成风、内耗不断了。
　　第五章，“地缘纠葛与派系纷争”。在该专题的探讨中，研究者就改变以往的惯常从左右、利益、矛盾等角度，而尝试从地缘角度探求国民党内部派系纠纷的新解，颇具创见。在孙中山领导革命斗争的很长时间里，事实上形成了广东人在国民党内居多的局面，自然而然造就了一批粤籍党国领袖，也形成广东人的革命正统意识和地位。蒋介石作为“外地人”很难在这个系统中立足，自然想改变这种局面，北伐可以看作他突围的尝试。北伐成功，国民党离开广东，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以后，很长时间内，蒋介石还得与广东人胡汉民、汪精卫等党国领袖合作，以用好“党”这块招牌。在此过程中，正是由于与粤籍党国领袖没有“搭档”好，不时发生冲突，才有蒋的下野与再起。当然，后来随着国民党政权巩固，蒋介石不断提拔、重用浙江人士，粤籍党员的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影响力逐步降低。基于地域视角的考察与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后来在蒋介石身边的显赫人物几乎都是浙江人，例如，党政方面的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陈布雷等;军政方面的蒋鼎文、陈仪、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特务方面的徐恩曾、戴笠、毛人凤等。
　　第七章，“家国亲疏：与宋子文、孔祥熙的关系”。我们若按常理推测，蒋、宋、孔三人为姻亲，利益攸关，关系应该不错，但其实不然，三人之间的关系充斥外人所不知的烦恼、紧张、矛盾与算计，由此进而影响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宋子文确有理财治政的能力，但不太听话，蒋介石日记中涉及宋的记载，多用“跋扈”、“气盛”、“骄傲”、“固执”、“狂妄”等语词。孔祥熙深谙蒋之心理，对“最高领袖”基本以服从为要，没什么冲突，故总体而言，蒋孔关系要好于蒋宋关系。不过，孔虽然听话，但办事庸碌，且注重以权谋私，自肥，后来招致蒋的反感，离开权力中枢。至于宋孔关系，表面上不冷不热，实际上则多半在背后较劲，相互拆台。没有阅读这些文字，一般人很难知晓曾经是中国最显赫的几个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吧。
　　最后一章，即第十一章，“蒋介石的阅读史”，也写得很有意思。很难想象，作为党国领袖的蒋介石，在政务繁重、戎马倥偬之间，居然会数十年持之以恒地读书。据粗略估算，从1919年到1945年，蒋日记所记载的阅读书目近200种，其中，中国古籍（经史子集）80多种，新书（清末民国时期所著译）100多种。从表面上看，新书数量似乎超过古书，其实蒋氏读古书的时间居多，因为很多古书他是反复阅读，他在日记中就写到“每日早晨必看古书一篇”。蒋阅读的中国古书，首选是经书，四书五经，蒋氏多次反复阅读，尤其是《大学》、《中庸》，他在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均有阅读。那些能提供军事谋略、政治治术的古书，如《孙子》、《管子》、《韩非子》、《墨子》等，蒋也多有阅读，从中借鉴兵略政术，吸取为他治国平天下的“良方”。在新书中，蒋介石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兴趣，从1925年到1935年前后，蒋先后看过《俄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列宁丛书》、《革命心理》等，尤其是前面两部书，蒋曾多次阅读。大量阅读上述三类书籍，蒋介石读书之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使自己成为圣贤、豪杰、革命领袖。
　　其他各章节具体内容，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当然，若从各章节内容关联来看，全书结构似乎显得有点松散，逻辑也感觉不够圆融自洽。其实，这问题倒不大。因为本书是专题研究，各章节所探讨的问题自然不一，但都统摄在蒋介石研究的主题之下，基本上按时间先后编排各章节。
　　简短的结语
　　《天下得失》从几个不同的面向，对蒋介石的一生做了初步的描画。正如历史很难明确说出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一样，对蒋介石研究而言，本书既非起点，也非终点，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解答，或者说，是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对蒋介石复杂一生的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对蒋介石客观公允的历史评价，也许这本书只是“万里长征的某一步”，因为，蒋介石研究现在还是“在路上”。
　　最后说一句话，如果从该书各章内容来看，书名的副标题改为“蒋介石的家国与人生”也许更为适恰。
来源：中华读书报 | 作者：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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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如何阅读蒋介石
　　向来不爱读传记。
　　每一个人，无论伟岸或猥琐，崇高或卑劣，成功或沦落，都有着极其复杂的面相。且不论其脑袋中运转的事物难以计数，即便是琐屑事物，记载下来，也为数庞大。即便是丘吉尔自传那样庞大的体例，怕也难以穷尽，又如何能够了解进而判断他的一生？
　　我们几乎都是在对于蒋介石的仇恨之中长大的，这当然要归功于教科书不遗余力地抹黑和掩盖。这是意识形态化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好在教科书并不是所有的一切。我们或者可以假设有些人可能终身所接受到的历史教育都停留在教科书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个人群的可悲就已经是注定的了。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的理解历史的方式便是对照阅读。
　　近些年来由于中国与台湾之间关系的缓和，尤其是台湾国民党高层对大陆的持续访问，两岸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善，因此在对于国民党高层人物的描摹上，有了相当大的逆转。2012年图书市场上蓦然出现了许多关于蒋介石的书籍，却多少有些令人意外。
　　恰如教科书中对于蒋介石有着牢不可破的定论一样，即便这些年来对于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有所松动，但是对于蒋介石的贬损却未有稍改。故而三位民国学术研究领域的大家，汪朝光、王奇生和金以林所共同著作的一本作品《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中的一段话就让我颇为感慨：“蒋介石在日记中，有大量修身养性、自我反思、自我节制的记载，相信不全是‘作秀’。再说，要能持续几十年‘作秀’，或许也就不能理解为单纯的‘作秀’了。”固然国人数年来掀起了一股装腔作势的“民国热”，以及在民主压力之下对于蒋介石有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向往之心，但客观评价蒋介石其人其事，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重山。
　　在阅读邹谠先生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的时候，我曾经颇为惊异他对于蒋介石毫不留情的评价，亦即，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与美国、与中共、与其他社会力量重新建立中国的时候，是负有无法推搪的责任的。在蒋介石的思维之中，“朕即天下”的观念乃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前提，无论是共产党也好，无论是美国也好，无论是任何一个党派、军阀的势力也好，只有他自己牢固地占据权力的巅峰，才是中国解放和现代化的希望。
　　蒋介石即便在其后顺从宋美龄皈依了基督教，并且也一生矢志不渝地坚守这个信仰，但在他的内心之中，儒家思想的浸润也是挥之不去的根本要义。《天下得失》中所解读的蒋介石，显然儒家的自我修养在蒋介石一生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但仁者爱人的思维却并非蒋介石惟一的思想来源。孙中山所肇始的民族主义，在蒋介石个体生涯之中，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杨天石的作品《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中，曾经记载蒋介石1923年代表孙中山出使苏联意图联苏北伐失败的经历，为未来蒋介石坚定的民族主义做了一个绝佳的注脚。
　　儒家思想、半吊子的民族主义加上蒋介石本身性格中坚忍的个性，使蒋成为了一个“残暴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为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做出牺牲。这也使得他在围剿中共、前期绥靖日本和炸开花园口的极其庞大的心理因素。即便在退守台湾时期，皇权般的绝对权力与施政的惯性使他仍旧采用了高压的手段未曾手软。
　　在多个对于蒋介石日记进行解读的版本之中，从来没有看见过蒋介石是如何有效地推行民主自由的记载。在我看来，这更多的只是蒋介石权谋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即便他相信民主是一种可能性，那也在遥远的未来，并不是立即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当下选择。然而，这只是我们所看到的，不那么客观的半个蒋介石而已。
　　我所阅读过的蒋介石传记中，最为精彩的仍旧不过是驻任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官员的陶涵（Jay　 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陶涵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很高，在台版译本的后记中他这么写道：“在蒋的主政下，他达成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终止中国百年之耻；除了（外）蒙古、香港、澳门和沙皇在东北之权利，他首富了前人失去的领土。难怪他在中国又成为全民拥戴的人物。”
　　这多少刷新了我们一些旧有的观念。而大陆的另外一个蒋介石研究权威杨天石先生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之中，有段类似的评价：“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
　　我们常以为蒋介石北伐、清党、东北易帜直至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在其生涯中也是不光彩的一面，但是显然，外界的评价与我们所见，仍有巨大差异。陶涵认为，蒋介石一生之中，统一乃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而北伐固然期间有着党争、政争等多重因素，而直至抗日前夕，国民党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建设，都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并非只是一纸黑墨而已。那时的蒋介石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在各个军阀之间寻找平衡之道，减少战乱对于民众的损害，艰难建设国家整体，绝非旁人可以想见的困难与挫折。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是一部极其严谨的学术著作，显然并非如同陶涵的书那样具有对于公众的可读性，但杨天石先生所做的乃是苦功夫，是对于蒋介石日记的深度研读以及比照各类资料所得出的成果。他认为，蒋介石的长达57年，如今保存达53年的日记，基本上属于自用，而非示人，因此具有极高的真实性。由此，也可以见到，蒋介石那些修身养性、儒家自省、宽仁律己的思维，绝非造作而已。
　　当我们把这些作品摆在一起的时候，便得到了一个极其复杂乃至矛盾的蒋介石。一方面，他的统治几乎依赖在对于权力以及传统帝王思想之上；另一方面，他又是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一心想要打造一个现代国家；一方面，他内心中暴虐残忍，圣人不仁；另一方面，他又笃信宗教，学儒爱才。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蒋介石？如何阅读蒋介石？
　　于是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那样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历史无法还原，在解读、再解读，对解读的解读之上，我们已经丧失了历史本原的真实；另一方面，我们却一再必须去重构一个已经湮灭的世界，以求对今日的世界有所裨益。
　　尽管虚无宿命的历史观仍然是我的看法之一，但是惟一可以鼓舞我积极的地方在于，当我们把这些关于蒋介石的事实堆放在眼前的时候，他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便得以呈现。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从来都不可能是单一与分明的。恰恰因为蒋介石乃是一个终身都在矛盾冲突之中生存，并且淋漓尽致地呈现出他天使与魔鬼并备的性格，我们才得以明白现代中国的辗转与多变，确然乃是偶然性与必然性所交织而成的图景。
　　历史的功用并不是简单地判断黑白，而是我们需要从历史与它的人物之间去寻找世界发展的线索，从而可以为今天我们所建造或遵从的未来历史提供镜鉴。
　　至少，阅读如此庞大数量的蒋介石，乃是我们忘却蒋介石的一种方法。惟有跨越过对于现代中国如此矛盾而深重的遗产，现代中国才有那么一丝的可能性。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阅读真实的蒋介石，仍旧是那么困顿而艰难的任务。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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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炼字艺术举例

1、相传，北宋文学家苏东坡与他的妹妹苏小妹及诗友黄山谷一起论诗。小妹说出：“轻风细柳”和“淡月梅花”后，要哥哥从中各加一字，说出诗眼。苏东坡当即道：前者加“摇”，后句加“映”，即成为“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不料苏小妹却评之为“下品”。苏东坡认真地思索后，得意地说：“有了，‘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小妹微笑道：“好是好了，但仍不属上品。”一旁的黄山谷忍不住了，问道：“依小妹的高见呢？”苏小妹便念了起来：“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苏东坡、黄山谷吟诵着，玩味着，不禁托掌称妙。试想，如果是“八月秋高风怒号”，细柳梅花则不堪一击，只能是败柳残花。其实这个“扶”和“失”字，好在不仅抓住了景物特征，从根本上说，它创造了一种和谐朦胧的美妙的意境。

2、杜甫《登高》中的名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常”字写时间之长，频率之高，由此强化了诗人因遭遇坎坷、长期漂泊而产生的孤苦与悲凉的心境；“独”字，根据对仗的原则，可以理解为“偏偏”之意，诗人却偏偏要在多病之秋登高感怀，这不正是伟大的爱国诗人那种忧国忧民、虽九死犹未悔的执着精神的体现吗？

3、唐代诗人齐已曾写过一首《早梅》，其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两句。诗人郑谷看后说，此诗好是好，不过宜将“数”字改成“一”字。齐已连连叫绝，故拜郑谷为“一字师”。为什么这个“一”字就锤炼得好呢？其实，如果遵循生活真实的法则，诗人早晨起来看到的也许就是凌寒开放的几朵梅花；然而，艺术毕竟不同于生活，它得具有感染力，一个“一”字，给人的新奇夺目的气氛比“数”字要浓得多，而且又有引发读者想象的韵味，更给人以无限的希望。
4、古诗句中的一些词语的用法较为特殊，了解其用法，对于我们理解句意乃至体会整首诗歌的思想感情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白在一首表现音乐的诗中写道“客心洗流水，馀响入霜钟。”要理解这个“洗”字的妙处，首先就要弄清其用法。在用法上它有被动意义，亦即“流水洗客心”之意。“洗”字与“客心”搭配就充分表现出了音乐涤荡胸中世俗杂念的巨大感染力量，与“流水”搭配又暗取“高山流水”的典故，恰倒好处地表现了诗人与蜀僧的深情厚谊。

5、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中先用“过”、“到”、“满”等，这些词语都是以极普通的用法表现极普通的意思，而改用一个带有使动用法的“绿”字，用来支配“江南岸”，不仅写出了江南大地由枯变绿的过程，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将江南大地生机勃勃的景象呈现出来了。

6、杜甫的“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一句中，“燃”字用得极妙，由“燃”字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火，把花与火相比，就抓住了花明丽、鲜艳的特征，在青绿背景的反衬下，花朵就显得格外红艳。不仅如此，还利用火苗燃烧的跳动感，赋予花儿以动感，化静为动，就把花朵竞相开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生机盎然的特征准确地传达出来了。

7、杜甫在《旅夜抒怀》中这样描写所看到的景象：“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诗人为何要用“垂”、“涌”二字来描述星和月呢？原来诗人抓住了“平野阔”这个特点。在此前提下，用此二字才符合视觉规律：仰望天空，因原野空阔，星星近者高，远者低，就像往下掉的样子，故用一“垂”字；平视前方，因原野空阔，月亮从江边升起，给人的感觉就像从江中升出一般，故用一“涌”字；而“涌”又带有一种强烈的动感，不是从江水中浮起，而是“涌”起，又因诗人抓住了江水澎湃、激荡的特点。

8、孟浩然有一首《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其中后两句是为人传诵的名句。一个“低”字，抓住了景物的特点，而一个“近”字则赋予了景物以感情。诗人为何不说江清“人近月”而说江清“月近人”呢？当然，除了要符合音韵、格律上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因为“日暮客愁新”，所以月亮成了一个能理解诗人痛苦和愁情的伴侣，它要主动靠拢来陪伴、安慰漂泊流浪之人。

9、张先的《天仙子》中有“沙上并禽池上冥，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王国维在评价这首词时说，“云破月来花弄影”中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因为这个“弄”字，能引发人的联想，“花弄影”，那又是什么弄花呢？这个“弄”字，把“影”这种死景写活了，这就是化静为动。这个“弄”字，含有“嬉戏”、“挑逗”之意，又使画面充满了生机与情趣。

10、宋祁人称红杏尚书，因为他有一首《玉楼春?春景》，其中有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王国维认为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读者恍似觉得红杏盛开，枝头蜂蝶云集，熙熙攘攘，齐来闹春，使一幅红杏图春意盎然，但句中并没有说起蜂蝶来，这就是“闹”的作用。我们设想，如果把这“闹”字换成其他字眼，（撇开韵的因素）如“好”、“满”、“浓”、“足”等等，都没有“闹”字来得生动有活力。

11、李白有一首《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诗人李白正是以物观物，所以才不知何者为己，何者为山，才会这样忘我与投入。而这种闲适、安闲的心境诗人把它外化到“云”上了，用了一个“闲”字。李白何以知道云“闲”，因为李白是云，因为李白拥有一份安闲与闲适，只不过他把这种感情移到了外物上。在美学上，这叫做“移情”。

12、白居易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诗人不说“照”而说“铺”，是因为太阳已经接近地平线，几乎是贴着地面照射过来的，的确像“铺”在江面上，体现出诗人用词的准确、形象；同时，用“铺”字还写出了秋天夕阳的柔和和江面的平静，给人安闲、舒适的感觉。

13、陶潜“悠然见南山”。“见”字用起来更能达意。“望”是有意识的，而见是无意识地，自然地映入眼帘。用一个“望”字，人与自然之间是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人仿佛在自然之外，自然成了人观照的对象。而用一个“见”字，人与自然不是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人在自然之中，与自然一体，我见南山悠然，料南山见我亦如此。与自然一体也就与天地一体，与宇宙一体，是天地境界或者近于天地境界。如果是望，就成了有意所为，而见字正写出了人与自然，乃至于宇宙之间的一种和谐。

14、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溅”、“惊”二字，不仅用字新鲜，而且增添了诗人感时恨别的内心痛苦。

15、“雨去花光湿，风归叶影疏。”（《郊兴》王勃）这句诗，“湿”言“光”，“疏”言“影”，本身就不寻常，王勃写春雨，雨下的时间短，雨后日出，花上已没有雨水，在日光照耀下更见滋润，所以说“花光湿”，这个“湿”字极为确切。这个“光”字显得花有精神，所以说“光”字有情。风停了，在日光照耀下，夜影清疏，一个“疏”字，显得日光从叶影透出。完全按照生活的样子写出，又显得有诗情，用字尽妙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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