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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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与《今天》30年(图)2009-04-12
　来源: 南方日报(广州)　

　　去澳门参加“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个人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前,我给北岛发了封信,信中说有这么一个会,阿城、顾彬、杜博妮、伍晓明、欧阳桢、魏白蒂、苏七七等新朋旧友都会来,大家趁此机会聚一聚也是难得。北岛回信说他愿意来,而且也是凑巧,这次会议安排的时间正好在他两次外出的间隙。

　　到澳门的第二天午餐时,我听到有人悄悄在说,北岛来了,语气中不乏兴奋之情。果然,看到一个瘦瘦的中年男子,上身穿一件灰色的西装,里面是蓝色格子衬衣,戴一副眼镜,显得斯文而严峻。

　　《今天》的老哥们

　　北岛对我说,和阿城认识的年头可长了,差不多有30年。星星画展之前,他们已经是朋友,当时阿城给《今天》画钢笔画插图,没想到他后来写小说也这么成功。

　　不过和阿城的结识还算是《今天》那一批老哥们中比较晚的。1972年,他和多多第一次见面,却不是以诗人的身份,因为当时他们都还没有开始写诗。《今天》中的北岛、多多和根子(岳重)都很有音乐天赋。北岛记得,第一次与多多见面时,他们以歌手的身份互相介绍。多多是男高音,有点小名气,北岛那时刚学了几个月,不怎么着调,因此不得不接受多多的傲慢。他说,那天,“多多从他家的楼梯上走下来,带一个口罩,根本就不摘口罩下来。”直到十年之后,他们再次见面,才对彼此乃至彼此的诗艺有了深入的认识———《今天》复刊之后的第一届《今天》文学奖颁给了多多。

　　第二年,他认识了芒克,他的一个名叫刘禹的同学说给他引见一下北京的先锋派一个团体。这个先锋派团体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芒克,一个是彭刚。1973年年初,芒克和彭刚花一毛钱分享了个冻柿子后,宣布成立“先锋派”。“我是那年秋天认识彭刚的。从彭刚家的后窗能看见那堵灰色砖墙。火车驶过,震得玻璃哗哗响。我得承认,那是一种诱惑。后来我的免费旅行也是从那儿开始的。彭刚的画让我震惊。我当时以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判断:此人不是天才,就是疯子。他的画中,能看到那次旅行的印记:表情冷漠的乘客、阳光下燃烧的田野和东倒西歪的房屋。他很大方,让我随便挑选。我卷了几幅,回家悄悄藏在床下。”北岛对于这个年轻的现代派画家难以忘怀。事实上,他早在1975年就不再创作,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北京大学的化学系,走上了一条与艺术完全无关的道路,最后在美国硅谷的一家大公司里当上了总工程师。

　　文革结束之后,北岛和芒克开始筹备《今天》创刊。那是1978年一个秋天的晚上,北岛、芒克和画家黄锐(也就是星星画会的发起人)在黄锐家喝完酒之后,北岛提出是不是可以办一份文学刊物,芒克第一个拍手赞成,黄锐也很兴奋,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说干就干,北岛的弟弟赵振先记得,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被眼前的一切弄得目瞪口呆。他看到他哥哥和几个人正在忙着将一册册的书装订,北岛告诉振先,他们正在办一本文学杂志,叫《今天》,这是第一期。振先看到,封面让一些粗黑的道道竖着分隔开来,一看就是铁窗,里面就刊登了北岛那首著名的《回答》。

　　伴随着第一期的面世,各种矛盾也出现了,主要原因是观点不同,会议经常不欢而散,除了北岛和芒克,其他编委集体退出《今天》,直到赵一凡、徐晓、周郿英、鄂复明等人的加入,才使《今天》没有草草完结。

　　他们成了《今天》的中坚力量,他们更多的时候在幕后工作,用默默的耕耘来换取《今天》的荣誉。北岛说:“第一个阶段的《今天》一共出版了9期,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的12月,实际上整整两年。以后我们就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又出了3期的文学资料,我们组织了两次比较大型的朗诵会,在1979年的4月8日和1979年10月21日,这两次朗诵会,我想也可以说是自1949年以后唯一的。”

　　《今天》以诗歌最为著名。在并不多的几期刊物上,北岛、芒克、多多、江河、顾城、舒婷、严力等一大批后来被称之为“朦胧诗”的诗人从《今天》走了出来,并且因为《诗刊》等主流刊物的转载,而被大众所熟知。

　　失败之书

　　1988年,北岛在英国听到老友赵一凡的死讯,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说当时特别有“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感觉。

　　第二年4月,他离开中国内地,开始在欧美各国的高校任教的另一种生活。在上海见到比利时诗人杰曼·卓根布鲁特的时候,我曾经问及北岛和多多刚刚到欧洲时的情况,杰曼对我说:“我跟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了。北岛和多多刚到欧洲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也感到很不适应。北岛还好,虽然他当时的英语很烂,但他还愿意学习。多多就不对了,他拒绝学习荷兰语,当时他在荷兰嘛,无法与当地的诗人和文学界的朋友交流,基本上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这并不是一种很好的写作状态。1989年5月,国际笔会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开会,我也参加了那儿举办的一个朗诵会。散了会,我和北岛一起去比利时的布鲁日,我们就坐在遮阳伞下,喝比利时的黑啤酒,畅谈文学和诗歌,我对那一次的见面印象深刻,虽然北岛的英语很糟糕,但我们通过手势和翻译,仍然谈得很投机。”

　　这是北岛刚到欧洲时的情景。他很快就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中谋得了一个客座教职,一边写作和编辑着《今天》,一边靠教书维持生计。在欧洲,他逐渐得到西方文学界的重视,并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是最早将北岛的诗歌介绍给西方的汉学家之一。他对我说,他最初接触北岛是因为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杜博妮教授。杜博妮将北岛的一些诗作寄给他看,他看了之后非常喜欢,就将他们翻译成德文。

　　1990年8月,北岛在奥斯陆复刊《今天》。他对我说:“从办刊的方针来看,新老《今天》还是有其一贯的延续性的。坚持先锋,拒绝成为主流话语的工具。1991年,北岛和他的朋友们在爱荷华开了一次会,做了比较大的调整,使《今天》成为一份独一无二的跨地域的汉语文学刊物。十个编辑来自世界上十个不同的地方,这在世界杂志史上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杂志编辑部也几经搬迁,从奥斯陆到斯德哥尔摩,然后到洛杉矶、台湾和香港。”

　　复刊之后,《今天》一年四期,在《今天》上发表了几乎国内所有优秀小说家的作品,很多还是他们的代表作。同济大学的王晓渔说:“我复印了大部分老《今天》,并且搜集了全部复刊后的《今天》杂志,对这份杂志充满了敬意。”他们保证了这份杂志的品质。复刊之后,《今天》努力突破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双重压力,北岛承认,商业化是他们最初没有精神准备的。这些年,他似乎并不快乐,在美国,彭刚与北岛还有过几次接触,感觉他“心情更沉闷”,不过他也说,“他从年轻时代到现在,一直就这样阴影缠绕”,也许是这样的原因,他将他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随笔集冠名为:“失败之书”。

　　《今天》的困境与坚持

　　不论是在澳门三天的会议,还是和他一起从澳门去香港,以及在香港的第二天和他在香港九龙塘的火百合酒家一起吃饭时候,北岛的话都不能算多。国内的《读书》、《天涯》等杂志还定期给他寄,他并不怎么关注,看得也不多。电影《色·戒》他去看了,他觉得不错,但也仅此而已,再无多言。

　　江苏文艺出版社在国内出版了北岛的随笔集《青灯》、《午夜之门》,但是他说他希望把国内所有的随笔专栏都停了,他觉得随笔写作太舒服,太容易让人堕入其中难以自拔。他要时刻对随笔写作保持警觉。

　　他偶尔会向我和同行的苏七七夫妇问及大陆知识界的现状,但现在他最关心的似乎还是《今天》刚刚开通的论坛。“我和翟永明等几个诗人轮流做版主,每个人两个月。”他说。这是一个纯粹的诗歌网站,甚至不欢迎网友张贴小说和散文。

　　他坦言,《今天》是一份同仁刊物。在美国,一份用中文写作和出版的杂志根本不可能成为英语世界的主流,然而它也不可能成为中文世界的主流,这从一开始就限定了它的发展。

　　北岛说,《今天》正在做出一些调整,比如将文学的范围扩大到对文化的关注,并编了多期特辑,关注的面相对于老《今天》要宽广得多。

　　复刊后的《今天》在资金上一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今天》的读者似乎也很有限。他常常和他的伙伴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发行《今天》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北岛说:“《今天》完全靠个人捐款。你也应该知道,个人对于文学感兴趣的非常有限。捐款的都是一些宗教界艺术界的朋友,包括星云法师和黄永玉等人。我们常常要为资金犯愁,但很幸运,我们坚持了17年,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177期的稿费和印刷费加起来绝对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但是我们要坚持,为了明天,为了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一定要继续办这本杂志,并且将它办好。”

　　在《今天》创刊30周年之际,《今天》精选丛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辑包括两本书:《今天》上开设的专栏《今天旧话》,由刘禾编成《持灯的使者》；《重写文学史》专栏,由李陀编成《昨天的故事》。因为策划这套书与北岛、李陀、刘禾、徐晓、张枣等人相识,他们的人格魅力都让人感佩。北岛说:“《今天》要反抗的是生活的猥琐和审美的平庸,在中国文学出现普遍的堕落的时期,我希望《今天》能为中国文学保留一份尊严。”

　　这是《今天》创刊30年来不变的宗旨。

　　《今天》精选

　　《持灯的使者》

　　北岛等著刘禾编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昨天的故事》

　　王晓明等著李陀编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河西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