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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长篇小说：70后作家克服历史感不足之局限
来源：山西日报 王春林
　　2013年长篇小说写作，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一批70后作家写出了各自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我们发现，新锐作家此前的长篇小说写作所普遍 存在着的“历史感”明显不足的局限，在2013年这批70后作家的写作中，已然得到了极有效的克服。关于历史感，批评家张艳梅曾经有过很好的解说：“历史 感到底是什么？写历史，不一定有历史感；写现实，也不一定没有历史感。历史感是看取生活的角度，是思考生活的人文立场，是细碎的生活表象背后的本质探 求。”一句话，要想使自己的长篇小说显得雄浑博大，拥有突出的“历史感”，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象层次进行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扫描，就必须以足够犀利 尖锐的思想能力穿越表象，径直刺进现实和历史的纵深处方可。
　　具而言之，在2013年，70后作家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主要有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田耳的《天体悬浮》、乔叶的《认 罪书》、路内的 《天使坠落在哪里》、姚鄂梅的《西门坡》、柳营的《我之深处》、李凤群的《颤栗》、弋舟的《蝌蚪》、王秀梅的《蓝先生》、王十月的《米岛》等。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路内“戴城三部曲”的第三部《天使坠落在哪里》。小说讲述的是路小路、杨迟和小苏他们三位的成长故事。这中间，最主要的 故事情节，就是他们三位共同领养了孤儿院里一个名叫戴黛的小女孩。路小路他们三位的精神成长，与戴黛这位孤儿的被领养，存在着不容忽略的重要关系。实际 上，正是依凭着如同戴黛这样一种天使的存在，路小路们方才获得了一种精神救赎的可能，而他们的精神成长也恰好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最后完成的。不容忽略的 是，路内在描述、展示路小路们精神成长历程的同时，也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当下社会，有着对于社会矛盾冲突的关切和呈现。这一点，集中表现在茅建国一家 三口人的自杀事件上。能够在一部典型不过的成长小说中有机嵌入如此强劲的社会批判力量，一方面说明路内的小说创作其实在悄无声息地酝酿、发生着某种耐人寻 味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在为路小路他们的成长营造着特定的社会环境。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如此一种严酷的社会环境中渐次成长起来的路小路们，又怎么能够 不嬉笑怒骂、冷漠讽世、愤世嫉俗呢？！
　　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既是一部有着突出形式创新的作品，也是一部向历史的纵深处进行犀利洞穿的作品。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就是李浩的 历史观究竟如何。一个有志于历史小说创作的小说家，也只有在拥有了一种相对成熟深邃的历史观之后，方才有可能创作出一部思想艺术成熟的历史长篇小说来。所 谓的历史观，就是指写作者对于自己所欲加以艺术表现的那个历史对象所持有的基本看法。作家李浩之所以能够写出 《镜子里的父亲》这样一部沉郁厚重却又不乏先锋意味的历史长篇小说来，正与其一种历史观的成熟、独到密切相关。正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虽然对于其中的一些 事件也都可能会有所涉及，但就总体情形而言，李浩通过对于叙述者“我”的家族成员在当代中国的苦难命运的描写与展示，李浩把这段历史所具有的那样一种荒 诞、吊诡、邪恶、盲目的反人性本质淋漓尽致地凸显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假若说乔叶的《认罪书》和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旨在对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那么，田耳的《天体悬浮》则把自己的艺术聚焦点对准了可谓是变动的 当下时代。与一些作家总是会设定一种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不同，田耳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尽可能充分地尊重现实生活的原生性与复杂性。尽管说田耳的小说中 其实也潜藏有强烈的批判声音，但此种批判立场却是如盐一般地完全融入了水中。田耳的《天体悬浮》的一大令人惊异处，就在于它已经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天体悬浮》里思想艺术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恐怕就是发现并成功地塑造了符启明这样一位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复杂人物形象。作为一位派出所的协 警，符启明的精明强干，突出地表现在他那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上。一个案件，是关于化名为李二全的杀人犯赖毛信的敏锐发现与判断。关键在于，最早意识到这 个秘密的，仍然是符启明。另外一个，则是夏新漪被杀案的巧妙侦破。在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是符启明凭借天生的职业敏感把关注的疑点对准了隔壁的哑 巴。在彻底解决了哑巴残余听力的问题之后，符启明最终以充分的证据锁定了哑巴的杀人犯身份。夏新漪被害案侦破不久，符启明就离开了派出所，一面组织天文爱 好者成立了所谓的“杞人俱乐部”，另一面则充分发挥自己的商业天才，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包括广告业、融资放贷、娱乐招嫖等一系列项目在内的经济活动之中，创 造出了颇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符启明的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合理延展，并最终由一个曾经的执法者变成了犯罪嫌疑人。按照叙述者“我”也即 丁一腾的理解还原，因为妓女马桑业已身患绝症，所以她便成为符启明彻底报复歌星安志勇的一个利器。马桑在应招抵达安宅后，以自我注射的方式自杀身亡，借此 而嫁祸于安志勇。一方面源于内心中积聚太久的仇恨，另一方面也为了获得最佳观星位置，当然也还有对自己的高智商的过分自信，曾经的侦破高手符启明，最终蜕 变成为借刀杀人的犯罪嫌疑人。至此，符启明的人性深度得到充分揭示，这一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得以塑造成功。
　　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设定了一个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同龄人群体，作为作品中共同的主人公出场。这批同龄人主要包括初平阳、易长安、 杨杰、秦福小、舒袖、吕冬等。这批同龄人都在运河边的淮海市的花街长大，其中大多数成人后远赴北京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初平阳刚刚在北大读完社会学博 士，准备远赴更加遥远的耶路撒冷去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他之所以回到故乡作短暂停留，就是要把位于运河边的老宅子卖掉，以支付自己在耶路撒冷的学费。易长 安由于父母之间感情的紧张，从小就留下了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或许正是与幼时的精神创伤有关，成年后的易长安走上了一条违法犯罪的道路，专门依靠制造贩卖 各种假证为谋生手段，已然成为了京城黑道上大名鼎鼎的伪证制造者。而杨杰，则是一位专营水晶工艺品的老板。尽管当初在事业初起时，也曾经历经艰难，曾经付 出过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努力，但目前正在京城发展的他，其水晶工艺事业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状态之中。很显然，正是依凭着这样三位人物的设置，徐则臣很好 地把花街与北京联系在了一起。需要注意的是，把他们三位牵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少年玩伴秦福小和她业已死去多年的弟弟天赐。天赐的自杀而亡，是小说中 一个极其关键的核心情节。秦福小之所以要远离故乡，很长时间一个人孤身漂泊在外，作为一个单身女子的她，之所以要执意领养景天送，根本原因正在于她对自己 弟弟天赐的自杀一直心存愧疚。他们之所以会一直以百倍呵护的姿态对待秦福小，关键原因显然也在于此。
　　以上，我们拉拉杂杂地对一批70后作家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写作状况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扫描与分析。可以确证的一点是，70后这批作家的长篇小 说写作其实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艺术平台。结束本文前，我们所寄希望于70后作家的，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力争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上取得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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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小小说：乡土的溃败与历史的重叙
来源：中国作家网 卢 翎
　　如果将这一年又一年的小小说放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立发展的小小说历史进程中考量，那么，今天的小小说无疑是精彩的、好看的，是日臻圆熟与精致的。其实，文学本身是一个不断积累与建设的过程，一年又一年，添砖加瓦，平缓而从容，却也有一种前行中的自足与欢悦。2013年，应该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段落，是走向“气象万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平实、稳健，应和着潮流与趋势。在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维度上，它关注着进程中的当下，记录历史前行中的身影；在当下的语境回眸历史，在重叙中走向历史的深处。
　　一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漫长历史进程中稳固的农业文明传统不可遏制地龟裂、瓦解、消逝。近几年来，乡村的凋敝、家园的荒芜、传统乡村伦理的溃败成为小小说乡土叙事的重要表征。2013年的小小说在这一方面有着较为突出的体现。
　　土地就是家园，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根。陈柳金的《出阁》，在近60年社会历史变迁的宏阔背景下，以悲伤的语调讲述了农民在失去土地的那一刻无限的悲哀与无助。作品以祖母的“紫藤盒”贯穿始终，这个神秘的、祖母珍藏了一生的“紫藤盒”，是祖母出嫁时的嫁妆，它装满红枣、板栗、莲子、花生、稻谷、小麦，这是祖祖辈辈对土地和五谷的膜拜。“紫藤盒”还是祖母一生辛勤劳作、守护土地与家园的见证。如今，即将成为“裸体农民”的祖母，失去了一切。诀别时刻，仪式的庄严、“紫藤盒”的美丽、“撒帐歌”的欢快将失去土地、家园的人们内心的茫然映衬得无限凄凉。失去了土地、家园的人们，也就如同风雨中的浮萍。李忠元的《怀念一株稻谷》、赵明宇的《寻找一棵树》，以主人公近乎疯狂的行为，将这种失去家园的痛楚诠释得撕心裂肺。他们在城市水泥森林中的怀念与寻找，是唱给土地和家园的挽歌，也是人性被辚辚前行的历史车轮碾压时的呻吟与悲咽。还有《最后的鱼鹰》(陈柳金)、《麦垛》(芦芙荭)、《一头牵不上楼的黑驴》(徐国平)等等，它们不企求记录大时代、大裂变，借助小小说独有的品质，将一个个鲜活的、充满生命质感的片段、瞬间呈现出来，成为这个时代的注解。
　　以土地、血缘、亲情为根本维系乡村生活和睦与温馨的传统乡土伦理，也随着土地丧失而崩塌。贪婪、冷酷、丑恶……在乡间肆意横行。赵新在《两个幸福的女人》中，以“我”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幸福观”面前的迟疑与困惑，展现了失衡的乡村生活中滋生的无序与混乱，是非、善恶、美丑等等原本清晰的一切，现在都变得模糊了，不知所然了。在金钱面前，情义显得那般的无力。田洪波的《请叫我麦子》中，回乡报恩的麦子时时感受着恭敬之中阵阵的“寒意”，这不再是他所熟悉的家乡，那些“重情重义”的乡邻既熟悉又陌生，他渴望一声亲切的“麦子”，渴望那曾经的“情义”。安宁的《怯懦》则以女儿的忏悔，将亲情在金钱、地位、社会阶层差距面前的无奈与无助渲染得令人心酸。而江岸的《一个人的村庄》则将这乡村生活中传统伦理的溃败推向了极致。年迈的父亲被得到了财产的儿生子们遗弃在“大山的褶皱里”，父慈子孝温馨和睦的村庄，“成为了老人一个人的村庄”，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也成为传统乡土伦理崩塌后乡土世界的真实写照。
　　二
　　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的乡土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地唤醒了那些沉潜于生命中的记忆与情结。着力挖掘生命记忆中往昔生活的诗意，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诉求。江岸的《麦芽糖》中，田大妈终于在麦收时节回到了家乡，“那年秋后，整个村庄的孩子都吃到了田大妈亲手做的又香又甜的麦芽糖”。这“又香又甜的麦芽糖”是与明丽纯净的天空、恬淡温馨的日常生活、春种秋收日复一日的农事劳作的庄严与欢悦联系在一起的，是对田园牧歌生活的无限怀念。麦芽糖的“香甜”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刻入生命的记忆中，那些和麦芽糖一起融入生命记忆中的乡间挑着担子的货郎、走街穿巷的手艺人，他们的到来，是童年生活中最为快乐的记忆。衣袂的《捡豆腐》讲述了一位手艺人的故事。“捡豆腐”即手工制作豆腐，因为这“手艺”，吴二化敌为友，与马老六共赴岁月的艰辛。“捡豆腐居然捡得同生共死”，于是“手艺”就不单纯只是一种技艺，它还是担当、情义和质朴淳厚的人情。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手艺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它不仅存在于乡村，也遍布于城市中。那些身怀绝技的人们，曾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道风景。在工业化流水线可以生产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今天，他们隐没于繁华喧闹的城市边缘。明前茶在《包子王》《煮干丝》《烧饼葛》《药剂师》等作品中，为这样一群人留影。明前茶是深谙小小说之道的，在这些作品中，他并不急于表白什么，传达什么，只是平静、舒缓而又温情地讲述每一项平常却又绝世的技艺以及它的一招一式，专注于它们所蕴含的岁月沧桑、心灵的隐秘和对自然的敬畏。无疑，作者是要力图保存一些过去的东西，像传统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情感方式，而这一切又无不指向现代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作者也深知，这些技艺终将会被机器替代，只适宜放在博物馆中，供人鉴赏、回忆。因此，很难用反抗工业文明或反思现代化这样的概念去概括这些作品，贴上某种理念的标签。或许明前茶也无意于急切地传达某种价值判断，他只是将生活中稍纵即逝的那一刹那捕捉到，并传达了出来，或许只为一次匆忙凌乱前行中的驻足回眸，为了农业文明残照中那一抹绯红的凄美，为了一种复杂而一言难尽的生命意绪……
　　三
　　几年来，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小小说中书写“文革”的作品不多，且多注重荒谬岁月中美好情愫与高洁人格的呈现。总体上的印象是轻了些，缺乏一种诘问历史的力量。2013年的小小说中，我读到了这样一些作品，像陈力娇的《阴险时代》、谢志强的《欧远芳的誓言》(系列小小说)、陈敏的《距离》、杨小凡的《梅花引》、孙艳梅的《朋友》、李永生的《老孙》等，它们显示出小小说在走向历史深处中的一种努力。这些作品巧妙地以一个个蕴含丰富历史内涵的片段或物件作为叙述的核心，在冷静、内敛的叙述中，撕开历史的重重帷幕，展现出极左政治的荒谬和对人性的扭曲。
　　陈力娇的《阴险年代》讲述了一个阴险年代里的“阴险”故事，坦露出历史深处的生存真相与人性本质。故事中，每个人都是“阴险”的。真诚、纯洁、情义、良善被践踏，人性潜在的“狰狞”面目显示出“文革”对人的“非人化”。同样是以“革命”的名义，谢志强在《欧远芳的誓言》《沃土》等小小说中展现了政治权力伙同男性权力，压抑与戕害女性生命的惨烈图景。为了表明“扎根”的决心，欧远芳剪掉了婀娜多姿令男生们产生无限遐想的辫子，成为“誓言”的化身、政治的工具。然而，场长儿子使欧远芳怀孕了。虽然作者表达得十分隐晦，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欧远芳是不情愿的，她只不过是场长儿子的“猎物”。场长的权力使欧远芳避免了被批判的厄运，她却为了“誓言”一次次地堕胎，那象征着女性孕育生命沃土的子宫备受摧残，再也无法孕育生命了。失去了“传宗接代”能力的欧远芳，终被场长儿子抛弃。当“我”再次见到欧远芳，她的长发重又垂腰，仿佛又回到了“起点”，然而，此刻的欧远芳已被剥夺殆尽。“翩翩飞舞”的辫子将政治与男性双重权力下女性的悲剧和作者对生命内在疼痛的悲悯与体恤，意味深长地传达出来。
　　陈敏的《距离》、杨小凡的《梅花引》，都以“文革”非亲历者——“我们”探寻的目光展开叙述。“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从父辈“怪异”的行为入手，进入了他们个人的精神空间。“我们”看到了，“噩梦”并未随“文革”的结束而终结，相反父辈们的“噩梦”开始于结束之处：父亲在忏悔中度过余生，直到生命结束；三弄叔因无法赎罪，终在几十年后投塘自尽。还有孙艳梅的《朋友》，“你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不知道其中的厉害。”——父亲一语道破“我”心中所有的疑惑。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的叙述无意于重返历史现场，探寻“真相”。已经长大成人的“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对“文革”结束后漫长岁月里父辈们个体精神空间的凝视，这种凝视，意味作品对“文革”的反思在“非人性”“荒谬性”中走向了荒谬历史中个体生命际遇的呈现。它昭示出，政治暴力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记忆，它顽强地生长着，作用于人的心灵与精神，并使人们永远无法走出历史的阴影。这种凝视，也将拷问指向了个体，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虐者，作为个体在历史悲剧中的责任。
　　在2013年阅读与遴选小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些作品成为了某种理念的直接演绎与诠释，为了所谓的深度、所谓的思想，牺牲了小小说的“小说性”。小小说创作中这种“小说性”缺失的现象令人堪忧。
　　诚然，传达作者的某种理念与意图是小小说创作的题中之义，但是它应当以小说性为前提，小说性缺失了，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小小说是小说，拥有小说的一切独特性，即小说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的一切独特性，也就是常说的小说性。它是小说的本性，是叙事性，而叙事又要有趣味，亦即趣味性。因此，小小说是有趣的、模糊的、感性的、具体的、丰满的、偶然性的、充满烟火味的，它所要传达的理念或意图就藏匿于这些具体而又感性的事物中、渗透于叙述的肌理中、隐迹于种种的意象中，如同肌体中的血管那样，深深地根植于肌体中，与肌体浑然一体。片面地强调意义，而忽视了小说性是不可取的，它只能伤害小小说自身。小小说又是短小的，篇幅的限制使它更喜欢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更倚仗高超的艺术的智慧，更向往羚羊挂角之境。它虽小，却不卑微。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对小小说创作中小说性缺失抱有一分应有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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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这些作品我们共同关注
来源：文学报

    《带灯》（贾平凹）

　　2012年岁末，作家贾平凹推出长篇小说新作　《带灯》，本报2013年1月3日阅读专刊进行节选。在小说中，贾平凹试图从一个叫带灯的女乡镇干部的 视角透视当下的中国社会，通过她的工作展现当前的基层中国现实，由此表达他对中国问题的关切和思考。在他看来，作家生活在当下，自然要有现代意识。现代意 识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类意识，“我们的眼睛就得朝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当然不是说我们同样去写地球面临的毁灭，人类寻找新家园的作品。而是要做到清 醒，正视和解决哪些问题是我们通往人类最先进方面的障碍？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 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只有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中国经验”。
　　此后本报刊发多篇评论，其中4月4日《新批评》刊发何英的评论认为，《带灯》　的语言风格表面上古色古香，而作者的内心节奏早已被现代生活控制——一 个追一个的动词和动作被写出来，而这些没完没了的小动作却在内部破坏作者一意要酝酿的古典情调，那种宁静和谐、松弛悠闲的韵味。

　　《假面吟》（王小鹰）
　　“人世非无假应酬，戏场也有真歌泣”，作家王小鹰的长篇小说《假面吟》演绎了一出以唱词勾连越剧演员数十年跌宕人生的现代折子戏，王小鹰从小痴迷戏 剧，幼年时即熟知许多唱文片断，青年时更一度考入杭州越剧院。作家的视角，戏迷的情结，对时代悲欢的深切感知，使其将几代越剧演员的戏曲与现实人生铺展得 从容深刻，摹写得荡气回肠。本报2013年2月7日小说版进行节选。
　　3月14日本报刊发长篇访谈中，王小鹰说自己愧对巴老“为读者而写”的要求，“现在的读者与那时不一样，时代也不一样，读者面临的娱乐选择太多了，能 坐下来安安静静看你的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她说，“但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到了这个年纪，很多事情会慢慢在心头浮现，我写作是因为自觉应该写， 为了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反映出来。”

　　《日夜书》（韩少功）
　　作家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新作　《日夜书》　以知青年代为背景，关注青年知识分子、工人、个体户乃至官员，描绘一代知青的群像和命运。艺术青年大甲、“精 神导师”马涛、农村“大哥”郭又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社会变迁中拥有着各自的人生轨迹，又在不自觉中拥有着有形无形的交集。本报2013年3月21日小 说版进行节选。
　　此后本报刊发多篇评论，6月13日《新批评》刊发谢尚发的评论认为，《日夜书》　在新和旧的交替往复之中，韩少功玩起了文学历史化、去历史化和再历史 化的博弈，却始终忘却不了描绘当代生活精神图谱的冲动，也忘却不了探索当代思想境况的使命。因此，可以说韩少功是在借助知青一代生活之酒杯，浇自己心中将 当代生活再历史化的块垒。

　　《这边风景》（王蒙）
　　《这边风景》是作家王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尘封40年后付梓的作品一经推出，便引起了文坛内外的关注。本报 2013年5月9日小说版进行节选。小说以新疆农村为背景，从公社粮食盗窃案入笔，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 全景图。同时，也反映了汉、维两族人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以及两族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爱共处。
　　6月27日《新批评》刊发陈冲的评论认为，如果我们不是不切实际地向王蒙要求所谓的真相，而是合情合理地要求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大体上能够“自 洽”的书写模式，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边风景》确实提供了这样一个模式。在那个特定的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以内，你要写这件事，就只能写成这个样子。这 是王蒙的贡献。即使到了今天，这个模式的主要方面仍然是适用的。8月8日《新批评》刊发艾克拜尔·米吉提的评论认为，《这边风景》中的“小说人语”是一种 古老章回体式的推陈出新。在寥寥数语间，既体现了作者今日的视野，又将几近淡隐了的当年时空自然衔接起来，似乎更加凸显了陌生化效果，给小说注入了别样的 韵味。

　　《东岸纪事》（夏商）
　　作家夏商的长篇小说　《东岸纪事》让他“重获了写作的自信”，这部致力于刻画开发前浦东的风俗旧貌、人物世情的小说出版后获得读者和评论界的肯定。 2013年6月27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夏商将这部作品视作对上海文学的一种补充：“上海这个城市在文学文本中历来是阴柔的，但其实近代史上，重大的 历史事件上海从没有缺席，在各个行业里出现的阳刚的人物形象，表明上海有着阳刚的一面。但长时间以来这一面被遮蔽了，与文学对这一面的遮蔽与无想象也有一 定关系。《东岸纪事》里浦东这种蛮荒的、粗粝的人物性格与城市底色在过去没有写过，至少是没有这样庞大地、密集地描写过。”
　　5月30日《新批评》刊发郜元宝的评论认为，《东岸纪事》　的意义在于凭借对浦东平民生活大规模成功描绘，以群像矗立的浮雕效果和粗犷奔放的叙述风格，冲破了50-90年代上海文学囿于浦西城区的空间想象，接续了现代作家开阔自由的空间意识。

　　《第七天》（余华）
　　距离上一部作品《兄弟》推出七年后，作家余华的新长篇《第七天》自面世那日起便被争议包围。本报2013年6月27日小说版进行节选。小说用荒诞的笔 触和意象讲述了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故事：历尽生活辛酸的年轻人杨华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身亡，他的意识却存续下来，开始重新看待周遭的一切……作品中每个故 事都被迷雾所笼罩，看似遥不可及，却又与我们的日常经历似曾相识。余华表示：“假如要列出一部最能够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因为从上世纪八 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我所有作品中的所有因素，它已经统统包含进去了。”
　　6月27日《新批评》刊发郜元宝的评论认为，小说与网络新闻互文效果如何，取决于“以死写生”的手法是否成功。但“以死写生”的“冤魂语”归根结蒂只 是一种艺术假定，它所能产生的情感认识的冲击力仍然有赖于作者在现实世界中的清醒思考。余华这种写法本身也运用得不够圆熟，许多地方勉强、生涩，读起来总 觉得不那么顺畅。7月25日《新批评》　刊发石华鹏的评论认为，在余华的《第七天》中，看到了写作胆量的爆发，余华在努力挣脱缠缚在小鸟身上的那根绳子， 他做到了，完美地解放了自己，解放了小说。余华《第七天》是一部难能可贵的小说，是一部意味深长的生死世界的寓言。

　　《黄雀记》（苏童）
　　在新作《黄雀记》中，作家苏童选择了延续和回归，他延续自己小人物叙事风格，重回其一生写作的“文学原乡”香椿树街，用“苏式”文笔风格书写一段爱与伤害交织的青春残酷、心灵成长故事，也是一个“关乎罪与罚，关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生存境遇”的故事。
　　本报2013年7月25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苏童表示，自己的一部分写作行动，“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我借《黄雀记》探索香椿树街的魂 灵”。他要求自己在小说创作中，“控制自己，坚决不捅泪腺，以免让读者流下任何廉价的即时性的眼泪。生活的本相或者事实，从来不在作家的掌控之中，都是靠 文本去发现，去辨析的。而作家道德伦理的倾向会以最自然的方式渗透在文本中，不必刻意表现，当然更不必去大喊大叫”。他认为：“我所信奉的作家与现实生活 的美好关系，其实从来不是亲密的拥抱，也不是攻击性的炮火，而是高度三公尺的飞行。这个距离可以想象为一种标准的若即若离的距离，而所谓的飞行姿势，当然 是主张作家关照现实的创造性，以及表达的自由性和排他性，只不过这种飞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非虚构类作品

　　《看见》（柴静）
　　《看见》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在这部作品 中，她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一如既往，柴静看见并记录下新闻中给她留下强烈生命印象的个人，每个人都深嵌在世界之 中，没有人可以只是一个旁观者。本报2013年1月3日阅读专刊进行节选。
　　4月18日《新批评》刊发陈冲的评论认为，《看见》　是一个访谈类节目，新闻事件的事实、经过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重点在于当事人对那个事件的“说 法”。因为这个节目里的内容“听见”多于、大于“看见”。这样我们就跳出了那个“指点”，不局限于节目里能看见什么和看不见什么，而是节目里有什么和没有 什么。也就是说，《看见》　里让你看见的那些东西的实质，是由那些你看不见和不让你看见的东西决定的。

　　《出梁庄记》（梁鸿）

　　2011年1月和7月初，因为非虚构作品　《中国在梁庄》而被称为“当代乡愁的记录者”的青年作家梁鸿重回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并在接下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奔波于中国的各个城市，采访他们，并创作了《出梁庄记》。
　　本报2013年2月7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梁鸿表示，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而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 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的兴起的必然性。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 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梁鸿说，“我想通过我的行走，我的眼睛，去思考、理解梁庄到底发生了什么。”

    《倒转“红轮”》（金雁）
　　在《倒转“红轮”》中，作者金雁采用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层层剥离，逐步推进，对于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知识群体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了独到的解 释。本报2013年2月21日阅读专刊进行节选。在5月16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金雁表示，《倒转“红轮”》的写作缘起于她觉得“在谈论俄罗斯时，教科书 也好，我们日常的一些泛泛之谈也好，多有逻辑不通的地方，我们却没去深究。在我看来，我们的通史也好，历史也好，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厘清这个问题”。她认 为：“就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第一步工作是搜集整理史料，然后是对这些史料进行综合处理，这第三步才是从中生发出一些思想来。以我的看法，所谓思想家主要 做的就是这第三步的工作。当然这三步是一个梯队的配合，相互不可分割，但可以有分工。”
　　《新批评》　于7月11日、7月25日刊发汪介之对该作品的长篇评论，他认为，对于20世纪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交叉，无论 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如果真的能够依据作家作品和文学史实，破解高尔基的生活、思想和创作之谜，使人们认识真正的高尔基， 那无疑是《倒转“红轮”》的一大贡献。然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过是历来歪曲、贬损、诋毁高尔基的种种言论的大汇集，当然还加上了作者的“合理”想象和发 挥。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破解”还是曲解？

　　《打工女孩》（张彤禾）
　　2008年，花了两年时间在东莞跟随一群打工女孩，进入她们的生活，记录、观察她们的变化、挣扎和奋斗后，美国记者张彤禾出版了非虚构作品　《打工女 孩》，它用平等的视角，记录下中国工业化时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深入洞悉中国城市和农村生活的细节，当年获得《纽约时报》　好评推荐。2013年，该书中 文版面世，本报4月4日纪实版进行节选。
　　在4月18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张彤禾表示，她只是一个记者，记录自己所看到听到的，这就是她的职责。“我希望是我写了，让我们大家来了解、来判 断，然后来做一个决定。”她对知识分子的很多所谓讨论，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我觉得他们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去制造和谈论话题”。她认为，如果仅仅围绕话 题，很可能造成误判。这些误判，很大程度上源于外国媒体看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及在这里发生的大事件，却独独忽略了个体。“当你回头检视这个时代，很可能那些 当时看起来很重要的大事件都已让位于表层下个人的生活变幻。很显然，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或是政府，在它被经常谈论的经济、政治的话题下，还包含了很多个 人的故事。而只有从个人的发展中，才能看到国家发展的真实面貌。”

　　《工厂女孩》（丁燕）
　　2011年，女诗人丁燕隐瞒作家的身份，在东莞樟木头镇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家音像带盒厂的啤工。接下来的200天里，她在这家音像带盒厂和两家电 子厂做着最低级的工作，她与工厂女孩们相遇，看到她们如何爱、青春怎样消逝、看似机械化的身体里孵化着怎样的梦想与希望，这一切都裹挟在中国工厂、现代工 业的洪流里，最终汇集成了长篇纪实作品《工厂女孩》。
　　在2013年7月25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丁燕说，这次打工的经历让她“深刻地认识到，迁徙者所携带的经验是珍贵的，也是混杂的，有很多盲区未经 命名，但只要我们深入写作现场，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就能消除隔膜，打破边界，写出鲜活作品”。“我追求一种写作的真实：不夸大，不缩小，不回避，不虚 饰，刚健有力，纯正真诚。真实并非仅仅是作者的　‘身体’　在场，而是作者的‘心’也要在场。”

    《命脉———中国水利调查》（陈启文）
　　继《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之后，2013年，作家陈启文又推出一部着力于民生大计的报告文学作品　《命脉———中国水利调查》。 2008年起，陈启文一直奔走于全国七大水系流经的地区，调查水利状况，并深深焦虑于大多数人当时还一无所知的水危机。《命脉》不仅是一部为中国江河水系 立传的作品，更多则展现了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在行走和书写中的思考乃至困惑———面对曾经奔流不息、如今却连年干涸断流的河道，面对养育了鱼米之乡、现在却 被蓝藻覆盖的湖泊，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下一步又该去往何方？
　　在8月8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陈启文说，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他选择了报告文学，而是逼人的现实让他选择了报告文学，“当我从不惑走向天命之际， 有越来越多的东西逼着我去直面绝对不能虚构的现实”。“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现实不需要任何变形，照直写下来就是最荒诞的现代派小说，但小说就是小说，一部 优秀的小说，乃至一个优秀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走进自己的内心，倾听灵魂的声音，对于文学，这的确是一个真理。但我却只能越走越远，我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 到，面对无所不在的直逼人类基本生存的严峻现实，必须有一种直接面对这一切的力量，一种以真实直面真相的力量，这正是报告文学所具有的、也是别的文体无可 替代的功能。”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蒋方舟）
　　2013年，“年少成名”的青年作家蒋方舟出版杂文集《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这是她20岁后推出的第一部作品，也让她一下子从“正常上下班的工作 状态”到了“整天上台做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日子。在11月21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蒋方舟表示：“我们这一代写作者，不曾灿烂，已经疲倦了。 ‘50后’、‘60后’作家交递来的文学的接力棒，目前的“80后”作家里没有一个露出能够稳稳接过的迹象，一个都没有，更勿论一代了。”
　　12月19日《新批评》刊发介康的评论认为，毒辣要像鲁迅那样，一刀刺进腹部，疼得你死去活来，见血封喉。但蒋方舟不够毒，所以大大的“审判”变成了 童年对成年人的报复，不禁多了几分做作，而又在不经意间透了奇怪的柔情。但没有复杂到让人回肠往复，又刺人不死，白白浪费了手中的鱼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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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变：迎面而来的文学劲风2013年的长篇小说、青春文学与网络文学
来源：文汇报 白烨


　　面对文学内部的日益分化，整体文学的严重泛化，盘点年度文学发展状况一事，显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不同版块的文学，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并在把握基 本资讯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取舍与点评。而这无论是大量资讯的消化与处理，还是不同板块的观察、分析与评论，都是大大超出了个人的精力与能力的。但正因变 化巨大，现象众多，才又更需要持续地跟踪与宏观地把握，并尽力梳理出头绪，寻绎出脉络，以使文坛内外更好地了解文学演进的轨迹与大要。
　　概要地来看2013年的中国文坛，可以说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两个方面，都以持续地活跃和丰盈的成果，延续了已有的发展态势。当然，在顺势而来 的文学演进中，一些新的倾向更加凸显出来，一些原有的现象又有新的深化与强化。择其要而言，在众多的文学现象与文坛动向中，构成2013年中国文坛的焦点 与亮点的，主要三个方面，这就是长篇小说、青春文学与网络文学。
　　长篇小说：名家新作在变招
　　人们已习惯于由长篇小说创作的情形，来看待文坛一年来整个文学创作的实绩。事实上，长篇小说创作因为写作者高度重视，出版者必欲求之，又由于便于商业运作与媒体炒作，还有获取各种奖项的热切期待，确实已成为整体文学创作中不能不引人瞩目的重头戏。
　　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领域，不少文学大家与小说名家都有新作推出，而且都有一定程度的变招。这种小说写法上的适度更新，主要表现为观察生活的视点下沉，作品内蕴极具现实性；叙事文笔质朴无华，表现形式上更具故事性。
　　贾平凹的《带灯》，由一个名叫带灯的年轻乡镇女干部的经历，写出了当下基层社会不断涌动和深刻隐伏着的各种利益纠葛与人际矛盾。作品在这些错综 事象的细切铺陈中，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性意义，歌吟了蕴于基层干部身上的良善而美好的人性。较之他以前的《秦腔》、《古炉》，《带灯》不仅在直面现实上入木 三分，而且在细节描写上也如数家珍。作品有如一壶上好的西凤酒，既清醇引人，又后劲十足。
　　饶有意味的，是余华和马原这两位先锋小说家，分别以《第七天》和《纠缠》的新作，做了几乎是摇身一变的新的亮相。《第七天》以死人还魂再去赴死 的魔幻故事，打通了虚幻与现实的界限，实现了生活与戏剧的对接，作品以荒诞的艺术形式实现了真实的现实批判，存在的渴望与苦命的绝望始终相随相伴，让人感 到无比的痛心与彻骨的虐心。为了拉近与现实的距离，余华在作品中引用了大量的发生于近些年的社会新闻与网络资讯，这种魔幻与现实的有意对接，使得作品在评 价上毁誉参半，却也在市场上热销不减。马原继《牛鬼蛇神》之后新写的《纠缠》，一改过去的先锋姿态与形式追求，以近乎于案件调查、新闻纪实的方式，叙写了 一桩遗产遗嘱案件引发的家族夺产大战，由最日常化的生活事象，来拷问贪婪的人性痼疾，呼唤被泯失的亲情、被污损的真情。作品的奇妙之处，就在于由细针密缕 的家长里短的抖露中，自然而然地揭示出当下社会亲情与人情的溘然变异。余华和马原的这两部作品，都以借助社会新闻性以增强作品现实性的有意尝试，显示出先 锋小说家不主故常的新异视觉与力图变法的可贵努力。
　　韩少功的《日夜书》和苏童的《黄雀记》，都是以近二三十年的时间跨度，把过往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链接了起来。《日夜书》在不同类型的知青人物的 命运转折里，既写出了个体的知青在集体的生活里的磨损与销蚀，又写出了人的“个性”在不同时期的闪现与回响。知青生活日益成为过去的历史，而他们的“个 性”却在人们的记忆中依然不屈地活着。而无论是政治化的过去，抑或是商业化的现在，知青一代似乎一直偏离于社会生活的主流，总是难以真正融入进去。如果说 这是悲剧的话，那么，这悲剧显然不只属于知青个人。苏童的《黄雀记》，把艺术的镜头对准他所熟悉的香椿树街，由一桩错判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人生纠结与命 运转折，在保润、柳生和“仙女”的成长与碰撞中，探悉了善与恶、罪与罚、沉沦与救赎、绝望与希望的人生况味。作者一方面细写三位主人公乖蹇命运造成的紧 张、焦虑与痛苦，一方面又抒写香椿街上悠然、湿润、幽暗的市井万象与人生百态，冷与暖、动与静、明与暗，既反衬着，又并置着，构成了作品含而不露的内在底 蕴。
　　在2013年间，金宇澄的《繁花》，可谓不经意中冲出来的一匹“黑马”。金宇澄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文坛对他并不陌生。但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 到，他怎能一着手长篇，就如此地出手不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繁花》是近年来地域文化与时代风情特色最为浓烈的长篇，也是描写当代上海市井生活为数不多 的长篇杰作。作品由沪生等人的左邻右舍，狐朋狗友，写出了上海里弄的七行八作，声色犬马，在多声部的视角和话本体的叙事里，小日子、小情趣、小纠葛、小口 水，乃至小玩弄、小情色，汇成了丰繁而鲜活的生活万象与人性百态，引动人伸纸疾读，咀嚼回味。金宇澄由长篇处女作《繁花》营造的文学上海的繁华世界，有许 多奥秘需要索解，但他在长篇写作中的有备而来和精益求精，却是他首战即大获成功的显见的诀窍。
　　出现于2013年的王蒙的《这边风景》，也是一部十分独特的小说文本。其独特，既在于它是失而复得的一部旧作，又在于它的不加修饰的原样推出。 因而，这部写作于上世纪60、70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真实呈现了作者“文革”期间坚持写作却又不免“跟风”的实情。
　　青春文学：新锐写作有惊喜
　　这里的青春文学，是沿用一个流行说法，指称包含了“80后”、“90后”在内的青年写作群体。如果说青春文学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演进之中的话， 那么，2013年的青春文学从呈现出的作品来看，几乎是大幅度地改弦更张，整体性的焕然一新。这种令人格外惊喜的新变，既表现于“80后”中几位重量级的 作家，以老到的文笔书写厚重的故事，显示出几近炉火纯青的成熟气象。又体现为他们中的实力派作家，在原有的基础上，或蹊径独辟，或倍道而进，都显现出了更 具辨识度的个人特色。
　　一直葆有先锋情结的颜歌，今年推出的长篇新作《我们家》，可谓错彩镂金，又行云流水。这部作品以段逸兴一家人对于姓氏的过度注重与计较，先触摸 了家庭不同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继之又透过家庭这个流动的窗口，向人们瞭望了小城镇的日常生活：段逸兴的身为豆瓣厂厂长的父亲薛胜强， 在家族、生意与朋友之间穷于应对，忙乱的公务事与混乱的私生活搅合在一起，日子像辣椒和豆瓣混成的辣酱一样，油腻麻辣，活色生香。无论是被重新提起的往 事，还是现实中发生的新事，无论是家人之间的相互计较，还是亲人之间的相互温暖，唯唯诺诺的小人物，婆婆妈妈的小日子，都无不打上社会变异与时代变迁的印 记。显而易见，颜歌经由这部作品开始转型，她从前些年的实验性小说写作，转为了回到故事性的写实路数，由此又展现出以细腻的笔法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于细 微之处发现生活的诗意的潜能。
　　也是来自四川的七堇年，在新作《平生欢》里，展现了她以生活化的细节讲述青春成长故事的不凡功力。作品以川东南的小城雾江为场景，讲述了邵然、 邱天、李平义、白杨、陈臣等一群发小同学相互的人生交集与各自的人生轨迹，在多条线索的交叉行进中呈现了不同家庭背景、个人机遇所造就的不同个性与多样人 生。当年曾经莽撞轻狂、急着逃离故乡的小小少年，在经历时代的冲刷和遭际爱与痛的蜕变之后才终于明白，在青春那不可复制的年月里，他们应该庆幸遇到了彼 此，更该在意互知甚深的儿时学友。作品在平流缓进的文笔和从容不迫的叙事里，贯注着对于逝去的青春在思念与回访中流连忘返的深挚情感，更透显出一种含有反 省意味的人生醒悟。七堇年说，这本书“对我来说，它必然不是什么里程碑，只不过是路上又一级台阶。我踏上它，便看到更高一点点的天地，而它则留在了我身 后。”事实上，它确实是新锐小说家七堇年更上一个台阶的鲜明标志，无论是从人生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创作的角度来看。
　　属于“80后”实力派作家的郑小驴、祁又一、独眼，都在2013年的长篇新作里，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新的进取。
　　郑小驴的《西洲曲》，由主人公“石壶”的角度，以回忆往事的叙事方式，讲述上世纪90年代一个普通人家在实行计划生育中的命运遭遇。它既不同于 沈从文牧歌式的《边城》，又有别于莫言挽歌式的《蛙》，在看取人生的眼光里和描绘生活的笔触下，充满着显然是属于一代新人的底气、元气与生气。
　　祁又一的《探宝记》，通过男主人公齐天讲述的不无蹊跷的探宝经历，在貌似探险游戏的故事中，揭示了当下社会的某些人因耽于物欲的无尽追求，全然 把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抛之脑后的现实。这部小说在似真似幻的故事中，最终指向的是青春成长的自省，内里蕴含的是初涉人生的反思。
　　独眼的《在无尽无序的汪洋里紧挨着你》，讲述了一个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我”，独自抚养儿子核桃的家常故事。在核桃的成长过程里，与父母家人 彼此挑剔又彼此包容，与去国的生母感情渐远却又相互纠缠。作品的奇特之处，既在于字里行间流淌着生活的细流、情感的涓流，又在于以一种嘻哈的风度、达观的 气度，讲述不无悲戚的乖蹇命运，并解构和质询那段“不能说的秘密”。
　　曾在“紫金·人民文学新人奖”中获长篇小说提名奖的“90后”作者冬筱，其长篇新作《流放七月》，也是让人为之惊异的意外收获。作品中的两位 “80后”主人公莱易和文森，他们背负着各自家庭的过去，在彼此支持和成长中寻找着对抗个人命运，抚平历史创伤的生活道路。在这个过程里，他们一边追溯缅 怀着祖辈七月派诗人的历史，一边经历着不断的自我拷问。
　　网络文学：多方发力图自立
　　近些年来，网络文学在信息科技化、传播多样化、写作平民化、阅读浅俗化的多重因素的合力推导之下，一直呈现出一种作者不断扩充，领域不断扩张、 影响不断扩大的基本态势。2013年，不仅这种强劲的势头有增无减，而且还在创作、运营等方面，以贴合网络传媒的自身特点，从自发状态向自立状态不断过 渡。
　　据有关统计数字显示，截止2012年，以不同形式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人数高达2000多万人，注册写手计有200多万人。其中通过网络获取经济 收入的已达10万人，职业与半职业的写作者超过3万人。而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络文学网民数为2.48亿，远高于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等 的应用。与此同时，网络文学已走出写作与传播的平台与媒介的单一模式，正在走向“全版权营销”，即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不仅可以在线阅读和无线阅读，还可以 出版实体的纸质图书，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或网络游戏、动漫作品等，开发出相关的衍生产品。有人认为，现在的网络文学，“已由原生时代进入资本时代”。这样 的一个说法，已是不争的事实。
　　从创作方面看，点击量最高影响也最大的网络长篇小说，依然是虚构类的作品，尤其是玄幻、仙侠类，更是一路领先。综合年度各种排行榜的情况，排在 前10位的，依次是我吃西红柿的《莽荒纪》、唐家三少的《绝世唐门》、鱼人二代的《校花的贴身高手》、梦入神机的《圣王》、耳根的《求魔》、猫腻的《将 夜》、风凌天下的《傲世九重天》、辰东的《遮天》、御赐鹿鼎公的《网游之天下无双》、石章鱼的《医道官途》。10部作品，内蕴各各有别，但无一例外都是仙 侠与玄幻、灵异与超能一类。如果说穿越小说的流行，背后是作者通过大胆的想象来补偿历史的缺失的话，那么玄幻类小说所以流行，多半是经由放达不羁的想象与 幻想，对于人的能力的无限放大与对于人性的极端神化。正因玄幻小说中的人物往往能力超凡，武技诡异，拥有毫无限定的自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于普通读者 来说，便构成了一种极大的满足与快乐的诱惑，提供了放松心灵、体验自由的机会。在充分地娱乐读者的关节点上，它们把自己与传统型的小说创作明显地区别了开 来，由此实现了自足与自立。
　　2013年的网络文坛，除去长篇小说创作的强势增长，还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现象，其中尤以两个方面的动向最值得关注。
　　一是文学网站与网络公司围绕着市场走向的并购与重组。今年以来，先是脱离“盛大”文学的原“起点中文”网核心团队，与“腾讯”合作另组“创世中 文网”。不久，“腾讯文学”高调亮相，宣告网络文学成为腾讯核心业务。此后，具有行业优势的门户网站，如“新浪”、“腾讯”等，将其读书板块独立出来，成 立了新浪阅读公司，腾讯读书频道。百度网和凤凰网也先后创建了自己文学网站和文学频道。百度在建立“百度多酷”之后，还计划并购纵横中文网，大举进军原创 网络文学领域。这些动向隐含的信息是，文学网站将以集团化、产业化的模式进而凸显和强化，过去的以内容为主的网络传媒的读书与文化频道，将以实体公司的形 式彻底转型，由传播性、媒体化，变为经营性和市场化。
　　二是网络文学成为网络经济新支点，网络作家日益成为吸金大户。网络作家通过阅读点击和纸质版税，由不赚钱到开始赚钱，是近年来逐步出现的现象。 2013年，这个现象更为凸显，尤其是那些在不同类型写作中作品较好、读者众多、影响甚大的“大神级”作家。12月初，《华西都市报》发布了2013“第 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其中的网络作家子榜单，唐家三少、天蚕土豆、血红分别以2650万、2000万、1450万的版税收入排名前三。而作家富豪榜的主 榜单，莫言虽有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强力支撑，但仍以2400万元的版税收入排名第二，排名第一依然是年度版税收入2550万元网络作家江南。
　　以上情形都清楚地表明，在当下的中国文坛，立足于新技术平台的网络文学，已以持续而海量的生产与传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存在。而且由它的 从业人数、行业规模和社会影响来看，都呈一种几何数字的迅猛发展。网络文学的这种强劲崛起，从文学、文化的生态上说，消弭了文学雅俗分化的原有界限，扩大 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带动了文学的产业发展，在拓展文学领地、重构文学格局上，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与重要意义。但毋容讳言的是，它同时又带来不少新的问题， 提出许多新的挑战。比如，网络文学强化了文学中的通俗乃至低俗倾向，使文学在分化与泛化中，数量激增而质量下滑；网络文学从创作、传播到阅读，都更为追求 利益与利润的最大化，使得经济的追逐更甚于社会效益。还有，网络文学发展的迅疾与庞杂，超出了人们已有的文学经验，在管理与评价等方面，还缺少相应的有效 的应对措施，使得网络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基本上是在一种无监管、无批评、无制衡的自然状态中自我运行。这些情形从整体和长远来看，都是存在着诸多问题，隐 含着种种隐忧的。
　　网络文学如何在适应读者中引导读者，在普及中着力于提高，不要盲目地去迎合，一味地去迁就，是摆在网络作家尤其是“大神级”作家面前的严肃问 题。就网络文学的整体而言，如何避免文学的要素越来越淡化，经济的因素越来越强化的倾向，警惕“资本”成为主导网络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主要力量，则是更为严 峻的问题。作为整体文坛的新兴力量，文学与文化的管理者如何以切合网络文学的方式，开展网络文学作品的评选与评奖工作，促使网络文学在有序的竞争中优胜劣 汰，良性发展；如何协同网络文学的创作者、经营者和研究者，尽快探讨和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培养和建立网络文学批评队伍，逐步建立起能够跟踪网络文学现 状，品评其中的代表性作品的评论家队伍，以便与数量庞大的创作队伍相适应等，都是迫在眉睫又需要花功夫、下气力的重要工作与主要任务。显然，这需要各方的 协同努力，也需要一定的过程与时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