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幼教50年

管季超.

我与幼教50年

作者：祝士媛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我一生中最引以为荣的有两件事： 一是1949年10月1日，我作为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时，我心情非常激动，回绕在脑中的想法就是——长大了要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二是我50年来忠实地从事了一个职业——幼儿教育。 1950年，我初中毕业时，被保送上本校的高中，同时还被另一所市立高中录取。正在我选择去哪一所高中时，我校从北京市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师）调来一位教导主任。她来后，找初三的同学谈话说：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一大批人民教师，希望你们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去报考北师，毕业后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服务。我被教导主任的话打动，便报考了北师幼儿教育科。 北师是所历史名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心理学科和教育学科的老师，大都是留美、留英的。因此，北师不仅有可能给我们打下较好的文化基础，也使我们有机会从一年级开始的教育课中，就接触到西方各种教育流派的思想、观点。没有多久，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到我校参观，翻译拿着同学的笔记本向专家介绍教育学科的内容，专家听到课中讲了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很生气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中，介绍帝国主义教育家，简直是犯罪。”事后，担任此门课、曾留美的教师迫于压力便辞职了。从此就没有人再给我们上教育学科课。直到临毕业的那一学期，学校请来了北京师大的教授和讲师们给我们补一些教育学科的课程。在校三年，收获最大的是从一年级开始，每周有一个半天去幼儿园见习，使我们见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幼儿园的概貌。这个时期的幼儿园的突出特点是体制和 课程多元化。政府教育部门办的公立幼儿园少，而私立幼儿园多（1958年以后皆改为公立），机关、部队、厂矿、事业单位办的幼儿园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1955年以前的公立和私立幼儿园都以半日制为主（1956年以后全部改为整日制），新创办的幼儿园多为整日制或寄宿制。在课程方面1950～1951 年间， 有的幼儿园采用单元教学，有的私立幼儿园部分采用蒙台梭利教学法和活动课程。从老解放区迁来的幼儿园和新创办的机关、部队、厂矿、事业单位幼儿园则较快地采用苏联的学前教育理论和方法。 1953年我于北师毕业，带着学校给予的敬业精神，分配到北师附属幼儿园任教，正式开始了我的幼儿教育生涯。在该园任教两年，教过中班和大班，时间不长，但获益匪浅。这所幼儿园经常要给北师的学生做示范教学，任务重，压力大，但也使个人得以进步。这一年国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学习苏联。教育部于1950～1956年期间，请来两位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和指导幼儿教育工作。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幼儿教育高级进修班、幼儿教育专修班，由苏联专家主讲心理学和教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自全国的高校学前专业的教师和部分幼儿师范教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幼教干部和幼儿教师，分别在进修班和专修班学习。另外，教育部还于周末在北京举办讲座，请苏联专家系统介绍苏联幼儿教育理论和方法。我园是北师的附属幼儿园，在北京比较有影响，教师有机会轮流去旁听周末的专家报告。在这期间，教育部还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中国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我和几位同事参加了这项工作。通过学习和参加编写《指南》的工作，我们学到不少东西，也很快将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使我园各方面的工作在北京市名列前茅。1955年我园有数位教师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我还作为优秀教师的代表，出席了当年北京市团市委召开的青年教师积极分子大会，受到团市委的通报表扬。

管季超.

回顾中国幼儿教育100年所走过的路，前50年，是我国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萌芽阶段。幼儿教育界的老前辈为建立我国自己的幼儿教育体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其中不乏对今日的幼儿教育仍有借鉴作用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它们是中国幼儿教育发展史中的宝贵财富。后50年，是我国幼儿教育蓬勃发展的阶段，不仅幼儿教育机构的数量猛增，而且在适合中国国情，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理论、幼儿园课程、多元化办园体制等方面，也获得了明显的成就。我有幸经历了后50年的幼儿教育发展阶段。在我的余生中，我当然还会为幼儿教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后人能为我国幼儿教育创造新世纪的辉煌。为此，我有两点想法就商于同行：
一是如何学习国外的理论和实践。在上一个世纪的50年代，我国的政体变了，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方面，先从苏联引进各方面的理论是时代的需要。在教育领域，从苏联引进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这是先进的教育理论，无疑是正确的；引进苏联的儿童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也填补了我国儿童心理学领域的许多空白。但是我对“全盘苏化”的做法是有疑问的。
如1950年以前，我国大部分幼儿园采用“单元教学”，在刚学习苏联时，不加分析地就把它废除了，全部改为学科课程（分科教学）。当然，分科教学有其优点，注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幼儿进行教育，可以避免“单元教学”只重视横向联系、不够重视纵向联系的缺陷，但是把“单元教学”比较重视幼儿的兴趣、重视通过各种活动和游戏等适合幼儿特点的方式学习，也一起“废除”掉，就埋下了后来“分科教学”小学化倾向的祸根。另外，有一段时间，幼儿园用的教材也大都是俄罗斯童话或儿童故事，使用的图片也有的是临摹苏联的。
改革开放以来，打开了通向西方的大门，当代西方的幼儿
教育思想和各种课程模式不断地被介绍到我国来，使我们扩大了眼界，对我们树立新的儿童观、教育观，克服与幼儿年龄不适应的教育内容和方式等，起了促进作用。吸取历史的教训，学习西方的东西，同样不能“全盘”照搬。因为任何一种教育思想，任何一种课程模式，都有它的历史背景、人文环境和价值观。在这些方面，西方国家与我们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不注意这些因素，生吞活剥地把西方幼儿园的课程照搬到我国，那么，就难免使我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又走一次弯路。
二是如何深入进行幼儿教育的改革。改革开放20多年来，
经过广泛的实验研究，我国对幼儿园教育工作的改革已取得明显的成绩。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工作规程
》和《幼
儿
园
教
育
指
导
纲
要（试
行
）》（以
下
简
称《规程》和《纲要》）相继颁布，给幼儿园今后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和目标，并为各地幼儿园办出自己的特色留有创造的空间。为了使幼儿园教育工作能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我们首先还是要真正吃透两个文件的精神实质；其次是在实践中，要克服我们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把促进每个幼儿获得最好的发展放在实处，铲除一切形式主义、一切有名无实的花架子对幼儿教育带来的危害，真正达到《纲要》中所提出的“幼儿园教育应尊重幼儿
的人格和权利，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关注个别差异，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地发展”，以及《规程》中所提出的“……促进每个幼儿在不同水平上得到发展”的目标。
回顾自己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50年，个人所做的贡献微乎其微，但我为自己一直保持着不泯的童心、追求事业的乐趣，没有虚度年华而感到欣慰。

管季超.

1955年秋，我被调到北京市教育局刚刚成立的幼儿教育科，任视导员（现称督学），负责几个区的幼教视导工作。这时，是我国学习苏联幼儿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高峰阶段。幼儿园数量发展很快，幼儿园的课程全盘学习苏联，由多元化转为统一化——分科教学。半日制的幼儿园取消后，改变了幼儿园以上课为主的状况，苏联专家讲授的“游戏是幼儿的主导活动”的理论，逐渐被部分教师理解和实践，“创造性游戏”和“表演性游戏”等已在我国幼儿园慢慢开展起来。
1956年，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大幅度扩大高等学校招生的名额，但当年的高中毕业生的数目远远不够。因此，国务院发出通知，号召国家干部、教师、革命军人报考大学，各单位不得以工作需要为由，阻拦干部考学……我进入教育行政部门工作时才20 岁，视导的对象都是经验丰富、资深的园长和教师。他们对我虽然很尊重，但难免把我视为小青年，与我交谈时经常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称我为“小祝”。另外，我的先天不足——缺乏理论知识，也使我感到工作起来力不从心。国务院的通知使我极为兴奋，我立即决定报考大学深造。在报志愿时，有人建议我就此机会离开幼教专业，报考外语
或中文系，但我的专业思想很坚定，第一志愿毅然报考北京师大学前教育专业。到我准备考试时，我就感到我所作的选择给自己带来的压力了。离开学校3年，高中的教科书全变了，我只好白天上班，晚上12点睡觉，早上4点起床，自学高中的功课。苦熬了4个月，才得以考上北京师大学前教育专业。
1956～1960年在北京师大学习期间，赶上不少政治运动，有机会上山下乡。其中与专业有关的是1958～1959 年师生一起到农村去办幼儿班和培训幼儿教师。我去的是河北省徐水县，在那里半年，师生一起创办了一所农村幼儿师范学校，编写了一本《农村幼儿师范教材》（1960年出版）。这些经历给我的启发是：作为一名中国幼教工作者，心中必须装着农村，应该为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儿童能获得好的教育尽心尽力。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后来只要有机会下乡，我和同事们总是尽可能给农村的幼儿班（园）一些帮助。
1960年大学毕业时，我被评为优秀毕业生，留在北京师大工作，直至退休。在北京师大40多年，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31岁，结束时我41岁。在一生中最宝贵的10年中，只给两届工农兵学员上过一些课，大部分时间被白白地浪费了。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后，我惟一的想法，就是要一心一意地工作，把丢掉的10年时光找回来，为中国幼儿教育的振兴尽自己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个国家级的机构，要调我去担任中层领导。当时我还是讲师，这个职务可以让我连升几级，但我没怎么思考就拒绝了，因为我不愿意丢掉从事了30多年的幼儿教育事业。
1978年北京师大学前专业恢复招生后，我一直担任几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并负责学生实习的组织和指导；80年代中至1995年担任教研室的副主任、主任，兼授夜大、函授大学、专业证书班和各种短训班的课程。有十几年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寒暑假都要到外地几个函授站轮流上课，在校内外教过千余名学生。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了全国各地幼儿教育工作的领导或专家。与此同时，在教材建设方面，我写了《儿童文学》、《低幼儿童文学》、《幼儿园语言教学法》、《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等4本幼儿语言教育方面的书。在辞书方面，我担任了
《教育大辞典——幼儿教育卷》和《学前教育百科全书——学科教育卷》
主编，还与唐淑教授合作主编了《幼儿教育百科辞典》。在科研方面，我先后承担了“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在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
1979年11月～2000年11月，我兼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1992 年前名为中国教育学会幼儿教育研究会）
副秘书长、副理事长兼秘书长，OMEP中国委员会主席，为我国群众性的幼儿教育科研的开展和国际交流，协助理事长做了大量的工作。
鉴于我多年工作的辛苦和成绩，各级组织也给了我很多鼓励。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被评为北京师大先进工作者和中国教育学会优秀学会工作者，两次获得北京师大优秀教学成果奖，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我担任教研室主任期间，北京师大学前教育教研室被评为全国巾帼建功先进单位、北京市模范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