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琴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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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承运 丁承运 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民族器乐系，1972年执教于河南大学，现任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湖北省普通高校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音乐学院客座教授、台湾南华大学客座教授、伯牙琴会会长。 　　其琴风苍古遒逸，儒雅蕴藉，气象高远，一派灵机，运指如行云流水，于中正和平中寓雄浑磅礴之气，曾多次在国内外举办古琴独奏及琴瑟合奏音乐会，音清韵雅，广受好评。 　　曾发表论文《中国造琴传统抉微》、《吟猱论》、《琴调溯源》、《论五音调》、《古瑟调弦与旋宫法钩沉》等数十篇；打谱发掘琴曲《神人畅》、《白雪》、《六合游》、《修禊吟》、《流觞》等十余首。 我与书法的接触，最初是家庭环境的熏陶。我的外祖父宋雅堂，是河南郾城的名士，工书画，母亲幼承庭训，学得一手柳字。所以我们姊妹几人，自幼都跟着母亲学写大字，其中以大姐丁云青学得最好，后来她成了国画家，题款都带有颜柳笔意，就得力于幼年的功夫。父亲与书法家靳志老先生是至交，二人经常切磋，考订碑帖版本，家里的碑帖很多，所以自幼的文化环境对我以后的艺术道路有着相当的影响。 　　真正对书法感兴趣是我十三岁的事，我开始是跟靳老学英文，也跟他读古文。那时他已是八旬老人，每天仍然临池不倦，使我十分神往，也对书法产生了兴趣。我就向他表示了想学书法的意愿。他告诉我说：“你想学，这很好，但这可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功夫啊！”我说行，但意下颇不以为然，后来才知道这是靳老的甘苦之言。 　　靳老的书法长于章草，小楷取法钟王，造诣尤高，行草是学王羲之、李北海。他看我确有志学书法，就教我学王羲之定武本《兰亭序》，还特意临了一本给我做参考，辅之以欧阳询《化度寺》碑。他启发我说：“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唐太宗得到王羲之《兰亭序》后，敕书手摹拓赐亲王大臣，他的要求很简单：先写五百遍再议。”我就暗暗下了决心，写了三年，还没有写够五百遍，倒也掌握了一些笔法和结构，但精细处仍不得要领。那时候墨迹的影印本还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得到，后来找到一本珂罗版影印的唐摹本《丧乱帖》和褚遂良临黄绢本《兰亭序》，如获至宝，又写了两年，略有所获，即徘徊不进。我感到十分困惑，又问法于武慕姚先生，读大学后又从黄松涛先生游，虽都有所请益，但都没有能够解决我学王的难题。沈尹默先生曾有一篇《二王书法管窥》的论文，就道出了学王的甘苦，他的经验是要从唐宋书家去探寻王羲之笔法的踪迹。我就按图索骥，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孙过庭、颜真卿、徐浩、怀素、李建中、薛绍彭、米芾等人的墨迹中反复探求，自20世纪90年代起又读林散之先生书论，林先生则得力于李北海、怀素，于是又私淑林散之先生，学北海。但无论学李学米，二王书始终是我心仪的目标。积功既久，稍有所悟。现在更多的是思考如何从二王帖中脱化，而追求一种更广泛的晋韵。 　　今人学二王书，都会遇到这个不易逾越的障碍：王书真迹无存，刻本、摹本都难以传达墨迹的笔法和神韵。我的困惑也在于此。像王铎年轻时写阁帖可以做到如灯取影，但看他临仿二王的传世墨迹，用笔很少有王书那种如画沙剖玉的清爽劲，倒更多的是像颜鲁公传述的屋漏痕，他的涨墨法就是把屋漏痕做到了极致。即使他早年较忠实于王书的临作，笔锋亦多模糊，显示出他是从阁帖、圣教序等刻本临学的痕迹。学王书前人多主张从唐人入手，但用唐人森严壁垒的“法”，去追求晋人放浪形骸之外的“韵”，还是有很大的隔膜。因为盛唐气象与魏晋风度，毕竟是两个审美范畴。唐太宗之所以能像王羲之，正是他的“唐法”功力不足才未能束缚住他的才情；而张旭、怀素，都是要借酒醉后的挥洒来摆脱成熟草法的理性羁绊的。 　　现在的方便之处是唐宋以来的各种墨迹精印本很多，我们比古代王铎等大家都幸运多了。我本人是学音乐的，琴谱常称琴书二者相通。我的琴师顾梅羹、张子谦先生，都善于书法，就是我的榜样。我学书的道路，由于取法太高，蹉跎难成，虽颇费周折，但从中也获益匪浅。第一是书法的美感与文化的陶冶，成了我古琴艺术的琴外功夫；二是临书是与古人直接的沟通，对我解读古代文人特别是魏晋士人的情趣好尚，把握琴曲的审美特征有很大裨益；再是书法曲折的修习过程对琴学的道路有一种参证与互补的作用。反过来，古琴音乐的节奏、韵律、气势、意蕴、境界无形中也有助于书法的格调与表现，这又成了我学书的书外功夫。当年王献之英年早逝，他的五哥徽之，非常悲痛，但并不哭泣，而是到献之的房间里取琴而弹，但怎么也弹不成调，就叹息说：子敬人琴俱亡啊。这显示出王氏子弟与古琴的特殊关系，弹琴所涵养的淡泊清旷之气，大音希声所追求的超脱遗形，在精神上确实是与晋人息息相通，不可须臾离之的。处在千百年后的今天，追求晋韵，还有古琴这么一个精神家园，也可以说是一件幸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