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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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60年代                                            ─── 读虹影《饥饿的女儿》



　　60年代出生者成为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化艺术的先锋派的主体，绝非偶然。
　　我的一篇随笔曾经用过这题目，现在读罢虹影女士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情不自禁又用了它。
　　60年代，无论于中国于全世界，大抵都是20世纪的一个有着永不磨灭的特殊印记的时代。此前不久，我刚刚购买并阅读了王逢振先生所主编的“先锋译丛”之一的《60年代》。那是一本西方学者回忆和探讨他们社会的60年代的书。从中可以接触到“新左派”、“摇滚”、“性解放”、“垮掉的一代”、“民权运动”、“反战”、“吸毒”等等一类字眼。如今，西方知识分子谈起由这些东西组成的60年代时，似乎也是一副恍若隔世的口吻。
　　好像没有哪个年代像60年代这样切近又这么遥远。人们在心理上对它有一种强烈而特别的回避愿望。由于它本身的错综复杂和怪异，它已经成为一段真正另类的超出我们理解力之外的历史！
　　我在自己先前那篇《生于六十年代》中写道：“不管他们（生于六十年代者）幸运与否，他们自幼的生活，就是在物质匮乏的现实以及鼓励人们蔑视物质享受、把精神追求当成人生旨趣的舆论中度过的----虽然他们实际上既没有得到物质享受，也极少像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那样真正感受到什么来自精神追求的快乐(比如很多当过知青的人，都会在对‘蹉跎岁月 ’表示抱怨和遗恨的同时，又情不自禁流露出曾经‘崇高’过的洋洋自得)。”迄今为止对60年代的描述，似乎都是喜剧方式的，似乎60年代只适合被喜剧式地理解。
　　终于有了《饥饿的女儿》！读着它，我曾几次听到内心的唏嘘之声。60年代氛围被虹影女士朴实的叙述，极其切近地恢复和呈现于我的感知中，让我重温了我们这代人那真实的成长经验。在书中，我第一次感到作为一个60年代出生者的生命质地的复原---是“复原”，而非遮蔽、涂抹或变形。我非常怀疑，除了60年代出生者，别的什么人能否真正读出这本书的灵魂。书的封底上印着一些欧美书评家的评论，老实说，那些言语只让我感到轻浮，什么“这是一本美丽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书，是我们不曾看到的那一部分中国的史诗，绝对的让人着迷”，什么“此书有十九世纪小说名著的所有成分----非婚生、贫困、无望的爱情”……这些评论尽管出乎善意，却全都轻飘飘的，它们无一触及本书所揭示的那种生活及其主人公的本质，而这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字：弃儿！整整一代中国的60年代出生者，都被历史抛入弃儿的命运。书中女主角六六的非婚生身份就实际来说只是一种个人的偶然境况，但从社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来说，却远不是一种个人身份的标记。出生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境况，只堪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形容。虽然我的一生中迄今为止尚未经历任何战争，但是回想从小学到中学毕业那段时光，我却吃惊地发现，在文化上和思想上，中国其实是处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面战争”状态：不单跟中国自身传统文化作战，不单跟“美帝国主义”作战，也跟“苏联修正主义”作战，而我们---也只有我们----60年代出生者，则成为这种文化上的“全面战争”的战争孤儿，我们无论前瞻与后顾，皆可谓举目无亲，唯一的去路便是“流浪” 。这样一种处境，在虹影女士的书中，是由某个家庭的特殊结构和一个女孩子的成长经历，具象地表现出来的。
　　仅从文本上分析，《饥饿的女儿》显然深受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的影响，那青春期本能的觉醒、那执着同迷惘相伴的性爱经历、那种破乱失调的家庭情状，那由河水流动衬托着的暧昧气氛，甚至“饥饿”这个字眼……均可见脱胎于《情人》的痕迹。但在文化上，《饥饿的女儿》却属于中国，属于地地道道的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特别是它所表现的那种几乎是不可重复的生命的生长方式，令我一望即感亲切。对“饥饿”二字的理解，一般难免仅以“苦难”、“不幸”视之，但在60年代出生者自己心中，“饥饿”绝非只意味着灰色的记忆，恰恰相反，这种与“温饱”绝缘的生命景况，还意味着顽强的求生意志、一无所有的野性和特立独行的反叛精神(所以，60年代出生者成为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化艺术的先锋派的主体，绝非偶然)。可以说，如果读《饥饿的女儿》读不出这种生命激情，而只读到“苦难”、“不幸”，那么实际上既没有读懂《饥饿的女儿》，更不可能读懂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中国人。
来源： 南方周末   李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