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作家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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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作家的自信                                                      作者：雪漠

    时下，一切都浮燥。最浮燥的是文人。
    浮燥是不自信的标志。
    浮燥文人最注重别人的评价和看法，爱表现自己，甚至哗众取宠。取得一点儿小成绩唯恐别人不知，不是沾沾自喜，便是自吹自擂，唯恐别人把他遗忘。
浮燥文人的人生永远是活给人看的。
　　他永远耐不得寂寞。
    耐不得寂寞者，充其量是市侩文人，而成不了真正的作家。
    真正的作家要有孤独的自信，清醒的寂寞。他必须有真正的平常心。他甚至不一定在写作，他只是在生活，如同渴而饮、饥而食，写作也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不想靠写作去换取什么，他只是想说出自己想说和该说的话，当他能成为时代代言人时候，他就可能是大作家和文化巨人。他很在乎发表，但不发表也没什么。他只是做好命定由他做出的事，上帝是否出错或兴或败也由不的他。他是为完善生命和充实生活而写，而不仅仅是为了换稿费或图名。有了名声固然好，但没名声也没啥大不了，更不会刻意去求。他只是为自己的灵魂活着，如曹雪芹、卡夫卡、斯汤达等人，他们甚至看不到自己的作品问世就死了。相较于创作，托尔斯泰更热衷的是教育，编识字课本，改善农民生活，他甚至把他的三大巨著归于“坏艺术”一类，但一切都影响不了他的伟大。
    不仅仅托尔斯泰，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大作家都这样。无论是专制的尼古拉一世时代，还是残暴的斯大林时代，这个民族都为人类贡献出了一批又一批伟大作家。封建专制的屠刀扼杀不了文学，贫困、富贵、厄运……一切外部势力都动摇不了俄罗斯的文学大厦，而在中国与肖洛霍夫同辈的许多优秀作家都随着共和国的诞生而迷失了自我。
   　这不仅仅是政治气候问题，这里还有个民族的文人性格构建问题。中国文人，潜意识中“学而优则仕”成分居多，大多将个人悲喜甚至命运压在当权者身上。次一等的，也追求书中的颜如玉和黄金屋，而将文学的真正内涵异化了。
   　这自然与文化土壤有和文学传统有关。
　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赫尔岑把自己的理想告诉看不起他的老师时，得到的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鼓励。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流放途中最美的景致来自于少女的那束鲜花。俄罗斯肥沃的文化土壤能为文化巨人们提供最丰富的养分。
　   中国作家也许没那么幸运，自然更需要沉住气。
　   不必太强调外部因素。周而复当文化部长时出的那些长篇（如《南京的陷落》等）都是在处理繁忙公务前的清晨写成的；老舍的四世同堂大部分完成于抗战时的重庆，就是在那样战火连天的混乱世界里，人家写出了近百万字的作品。
　    人家能沉住气。
　    沉不住气的人老埋怨一些外界因素，比如机遇、评论等，把许多人的成功归于机遇。机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自己。从文学的角度看，许多所谓的机遇，可能恰恰是灾难；试想，如果汉武帝刘彻瞅中司马迁并委以宰相重任，《史记》的命运又将如何。政界站起一个新贵的同时，文坛上必然倒下一位大师。
  　  历史绝不会因一些御用文人的所谓的机遇好，就把他们的位置排在苏东坡和曹雪芹之前。一切问题的实质是你有没有好东西。
　文学上最终说话的，是作品。
  　  历史会因你一首有价值的小诗而记住你的名字，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写出千万字文字垃圾的所谓作家扫得不知去向。
  　所以，要向海明威学习。他永远和死去的人比。他的目标总是盯住一个个肉体虽不在人世但在文学上永远活着的作家。                                                                     要沉住气，写出你真正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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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和活着的理由
●雪漠

　　从本质上讲，一只因为看家而获得食物的狗和一位因写作得到稿费的作家没有实质的区别，都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生存。为了某种存在的必需，而不得不干一件事，是每个动物必须面临的问题。只有当那位作家超越了动物性的生存而开始寻问活着的意义和写作的理由时，他才超越了那只觅食的狗。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有形而上的需求和追问。

　　我作过一个发言，内容大致是一个作家必须明白为什么写作？都应该追问一个活着的理由。我们为什么活着？西部民歌中充满了这样的追问，许多时候，为了那个活着的理由，西部女性宁愿选择不活，比如“浑身打下的青疙瘩，不死老这么做哩。手拿铡刀取我的头，血身子陪你睡哩。”“桂花窗子桂花门，老天爷堂上的宫灯，杀人的刀子接血的盆，小妹妹没有悔心” 。“绳子拿来背绑下，柱子根儿里跪下。刀子拿来头割下，不死是这么个做法。”等等。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像海明威、川端康成、茨威格等作家就因为活着的理由的丧失而放弃了生存。所以，王蒙先生半真半假地说，中国作家没有走向世界，是因为自杀的作家太少了。

　　作家动物性的生存产生的自然是物欲性的作品，所以书市上充满了能塞满天空的垃圾，从中你很少发现一些能超越肉体层面的东西。高贵稀罕得像泥土中的黄金，触目所及，不过贪婪、仇恨、愚昧。最可怕的是，那种动物性的写作欲望已成为一些作家生命的惯性，创作成为习惯性流产。这也许是中国文学最悲哀的地方。

　　在大连，有位教授听到我发言后对我说：“活着，还想啥理由，累不累？我年轻过，得了癌，死了就死，想啥别的？太累。”她是啥都不想的。许多动物似乎也不想。但我知道有的动物也总想超越自己的动物层面。比如，一些狐狸，会在满月的时候，静立于大漠波浪之上，拜那月亮。据说它们想脱去狐皮，成为仙家。于是，这些狐狸就有了活着的理由。老百姓对这些有高层面追求的狐狸很是敬畏，称它们为“仙家”，而将不拜月的狐狸们称为“狐子”。前者甚至超越了人类，后者仅仅是个畜类。

　　那些什么也不想的作家的存在层次，似乎是低于拜月的狐狸的。人固然生活在烦琐的红尘中，但人还应该向往一个精神世界。

　　甘肃作家张存学曾说：当代作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神”来提升我们的精神空间。对此，我深表赞同。但我眼中的“神”非上帝，非佛陀，而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向往和追问。当然，你可以称之为信仰。
　　那活着和写作的理由，便是我们向往的精神。

　　同样，小说的存在，也需要一种理由。在越来越多的新型媒体显示出其巨大的生命力时，小说的存在是否可能久远，成为一个必须追问的问题。许多作家都在抒发自己对小说的看法，但大多忘了一个问题：小说在今天乃至明天，欲想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有什么理由？

　　这世上，所有存在必有其存在的理由。那么，小说要想在这世上存在下去，你有什么理由？

　　你是想为这个日趋贪婪的世界贡献更加贪婪的诱因？提供一种娱乐方式？或是别的理由？只有当这个理由非常充足时，小说才可能存在。任何我们打算抢救的所谓“文化遗产”，就是因为它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们必须为小说将来的存在找一个充足的理由。因为，小说诞生时的娱乐功能已明明为其他媒体取代。这时，小说单纯的娱乐功能显然不能成为小说存在下去的理由。

　　十九世纪的文学之所以辉煌，是因为它为其存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它饱含的文学精神，成为那个时代的人类最主要的灵魂营养。而当代文学，因为文学精神的缺席，文学已成为一种徒有形体而乏精神的僵尸，它是不能在这个世界上长久存在的。换句话，时下的小说，已逐渐丧失了一种存在的理由。

　　所以，欲继续存在下去的小说，必须找回已丧失的精神，应该成为一种新的营养，给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带来宽容，带来安祥和博爱。

　　只有文学真正成为人类的灵魂不可或缺的养分时，它的存在才可能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