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表达与知识分子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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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表达与知识分子祛魅□ 杨新敏 王文婧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02期

　　　　
　　知识分子借助自己所拥有的话语权,在被边缘化后正在大众传媒上重新为自己加冕,甚至知识分子自己的清理门户行为表面上看是一种自我反思,实际上也是变相的加冕行为。如果不对知识分子的媒介话语保持警惕,就有可能导致自我异化,并带来社会的异化。
　　
　　一、知识分子的本质是基于怀疑精神的大胆探求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引言里说:“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一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这段话被讨论知识分子角色的论文广泛引用,已经到了足以造成概念混乱的地步。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知识分子概念在这里是在群体意义上使用的。就是说,单独看某一个知识分子的言说,我们找不到一个标准来衡量他是不是社会的良心,也难以认定他就是在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至于说他的关怀是否超越了个人私利,就更是无法衡定。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设想,处于现实利益关系之中的知识分子会有一个超越于个人私利之上的表达的位置;其次,这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与其说是一种客观的定义,不如说是诉诸知识者的自审与追求,即“我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我应该站在社会公益的立场上说话”,“我说的话要对得起良心。”自我要求与现实是两回事;第三,这是个缩小了的知识分子概念,如果给它加上限定,使其准确,那么应该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虽然这个称谓似是而非),即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表达的意思。这一概念把所有那些从事知识和思想生产活动,却不直接涉及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都给排除在视野之外。实际上,作为全称,知识分子应该是所有的“格物致知”者。“到了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职能与教士职能发生了分离,将修身齐家的道德职能还给了教士,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职能还给了政治,唯一留给知识分子的,就是一个知识性的格物致知”。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基于怀疑精神的大胆探求,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质所在。失去了这一本质规定性,即使一个知识分子成为“媒介常客”,也难以保证他就具有了公共精神。雅各比是看到了知识分子学院化所导致的公共文化生活的贫乏问题,因而特别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如果我们切断其语境,把所有不直接涉及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都看作非知识分子,无疑是偷换概念。事实上,较多介入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文史哲领域的知识分子,而从事理工专业的知识分子很难、也没必要过多介入公共事务。因为:第一,他的专业离社会公共事务比较远;第二,他的专业与社会的隔离程度更大,知音都在专业同行那里。如果他过多介入了,就是不务正业。批评他们不介入,就可能重新掉入“文革”中的“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话语模式。即使是文史哲领域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介入公共事务:第一,只有他所从事的专业正好与社会公众的需求相关时,他才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二,介入不介入是他的自由,不介入公众讨论,并不影响他的专业成就。人们可以随时需要或高兴就介入公共事务表达,不需要或不高兴了就退出公共事务表达,事实上,根本没有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或仅仅是公共的知识分子,即便有,公共知识分子也并不比其他知识分子更优秀,把他们独独看作知识分子就更是一种僭越。此外,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还需要传媒给予他介入的空间。当这种空间不存在时,他就只能独善其身,而难以通过这一空间兼济天下。不论是独善其身(不介入),还是兼济天下(介入),都无碍于知识分子这一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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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对大众传媒上展示学术争鸣的内容的质疑。有的论者说它“无益于真理的获得和明晰,却很容易引发思想混乱和恐慌”。这一判断是大成问题的。首先说,真理本来就不是那么明晰的。如果真理非常明晰,也就不需要人们皓首穷究了。我们曾经把领袖的话当作真理,那时世界黑白分明,人们没有任何思想混乱和恐慌,但它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20世纪70年代末,学术争鸣出现在报刊上,人们的思想混乱和恐慌出现了,但事实证明,经过那场大讨论,真理变得不明晰了,社会却变得理性了。所以,思想混乱不是坏事,只有它能够培养公民的理性思维能力。要敞开媒介的话语空间,让公众习惯于怀疑权威、放弃盲目接受定论的懒惰性,让讨论与不确定性置换对知识分子的迷信。
　　如果说报纸和广播电视因为版面或时间的限制使媒介话语空间很逼仄,那么,网络则为媒介话语空间的敞开带来了可能性。一是知识分子可以在网络上不受他人限制,说自己的话;二是他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及根据加以充分表达,使人们不但知晓他的结论,而且弄懂他得出结论的过程,从而避免理解的偏差,并可以因此而对他的过程和结论加以审查与质疑;三是在网络上知识分子的身份光环暗淡了,人们把关注的重心移向他的探索过程,关心的不再是鸡,而是蛋了。人们并不在意他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只把他当作公民;四是知识分子的网络表达都与其他人的表达处于超文本碰撞中,面临着其他人的质询,公众的媒介素养因而得以迅速提升。时评的勃兴与网络言论的宽松、自由、平等对公民意识的激发有很大关系。可以说,网络表达与接受就是一种祛魅的过程,它对于知识分子的媒介自省具有重大意义。
　　与公共知识分子表达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相比,笔者更愿意接受“公民表达”的概念。知识分子是公民中的一分子,与其他公民不同之处在于,知识分子是专司思想和知识生产的公民。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拥有社会的良心的群体,他们至多可以以此自勉。他们可能为公众提供更多的自由思想的资源,起到启发公众思考的作用。但知识分子若因此而拥有霸权,垄断知识和真理,抑制社会的怀疑精神,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异化,并因而带来社会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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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问题是,什么是学术共识?学术共识就是正确的吗?学术共识的内容是否还存在争议?
　　顾名思义,学术共识应该是学术界共同持有的认识。然而,知识分子就是怀疑者和探求者,有什么领域是不需要怀疑和探求的吗?历史上许多新的思想就是在对学术共识的怀疑中产生的。地心说曾经是学术共识,但正是在对它的怀疑中出现了日心说,后来日心说逐渐被人们认可,成为学术共识,随着探索的进一步深入,日心说也暴露出它的局限性。所以,所谓的学术共识只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在人们的认识所能达到的程度上被学术界较多认可的认识。学术共识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认识。黑格尔有句名言:熟知并非真知。学术共识只是学术界的熟知。从来没有一种认识是为学术界全体认可的认识,所有的共识都是不断地在经受着挑战的。传播学术共识无法保证内容的可靠真实,它所保证的只是学术界“固有的思想”,甚至有可能是社会的常识。当知识分子传播的是学术共识时,或许还有点科普的味道,而传播的是社会常识时,则没有了任何知识含量。传播“固有的思想”正是布尔迪厄极力反对的,因为它有违知识分子的追求,丧失了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传播“固有的思想”体现不出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如果说公众确实把那些“固有的思想”当权威了,那恰恰是前文所提到的知识分子身份的权威性在起作用。这样的结果对社会是极为有害的,因为它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知识分子的迷信,从而使公众不假思索接受那些“固有的思想”,使“固有的思想”束缚了公众的头脑。
　　可见,无论是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体上表达其专业认识还是学术共识,当这种声音没有任何杂音存在时,在公众对其身份的迷信中都会与知识分子的追求适得其反。
　　
　　四、对知识分子的神化遮蔽了知识话语背后的权力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福柯所揭示的,话语是权力的象征,知识本身就是一个权力的构成物。一旦所谓“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是站在公共立场上发言的”这样的命题被公众所接受,就会遮蔽话语背后的权力,使人们丧失对知识后面的权力因素的警惕性。也许某些知识分子会有作为社会的良心的自觉,会努力站到公共立场上发言,但这并不能保证他的言说就一定不偏不倚,何况有许多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某些利益集团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如果是,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说话,因为生活在真空中的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了解社会公共利益是什么。正因为他生活在现实中,他才有了对现实言说的可能。但也正因为他生活在现实中,他就成为现实利益冲突纠结的一个纽结,他的现实立场始终在影响着他的知识建构、左右着他的利益表达。他既不是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也不是代表着某个阶级或阶层,他表达的就是那个作为现实利益冲突纽结的他自己。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表达就是需要质疑的表达。如果他的表达不值得质疑,就违反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质疑者的立场,抹去了知识分子存在的本质规定性。他的表达需要质疑,就意味着他只是一个真理的探求者。而不是真理的拥有者。同是在大众媒体上表达的知识分子,他们历来就被分为左派和右派。他们没有一派不宣称自己是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但如果说他们真正代表的是公共利益,这里就必然出现逻辑矛盾。两派不能同时代表公共利益,他们或者有一派代表公共利益、或者两派都不代表公共利益、或者两派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共利益,我们只能选择后者。如果一个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站在社会公益的立场上说话的,他就会失去对自己的话语的警惕性,不愿意去听取别人的意见,固执地坚持己见。而如果公众误把某个知识分子的意见当作代表公众利益的意见,则会像一个追星族一样盲目而狂热地追随这种意见。知识分子能否站在“社会的良心”的立场上说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种不同利益诉求都能在媒体上加以表达,从而使公众意识到知识分子们都表达了哪些诉求,使人们在尊重各种利益 诉求的基础上实现彼此的理解、谅解和合作,找寻一条尽可能满足各种正当诉求的妥协之路,从而在结果上维护社会的良心。
　　
　　五、要敞开媒介话语空间。把对知识分子的媒介话语的警惕作为公众的一种媒介素养来培养
　　
　　既然这样,公众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迷信就是社会走向理性的敌人。必须要把对知识分子的媒介话语的警惕作为公众的一种媒介素养来培养。
　　“媒体素养就是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ability to select)、理解能力(ability tounderstand)、质疑能力(ability to question)、评估能力(abilityto evaluate)、创造和制作能力(ability tocreate and produce),以及思辩的反应能力(ability torespond thoughtfully)。”在这里,质疑能力是核心。如果一个媒介接触者对媒介内容全部照单接收,他就是最缺乏媒介素养者。要具备质疑能力,首先就必须解构权威,拒绝盲目轻信。公众如何才能提高媒介素养?不是要开个学习班对公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而是要通过改善媒介传播内容来实现。第一,媒介上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如果只有一种声音,也就谈不上公众的选择能力的培养了,因为他别无选择。有人说传播学已经超越了魔弹论,事实上不是传播学认识超越了魔弹论,而是现代传媒的兼容并包使魔弹失去了魔力。在公众无从接触不同内容的情况下,魔弹的杀伤力仍然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只有一种专业性表达时,它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只有所谓学术共识表达,它的杀伤力更大。因为一种专业性表达还可能与公众已有的认知不和谐,从而引发公众的思考,而学术共识则与公众已有的认识基本一致,公众本来就偏好选择那些与自己已有认识相一致的信息,在无从选择的条件下,他们就一次次地强化着自己的常识。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把学术上的自由争鸣告知公众,让公众在争鸣中产生头脑风暴,做出自己的选择。有了争鸣的空间,公众才不会轻信某个知识分子的言说,把这种言说当作权威的、无可置疑的真理加以接受;有了争鸣的空间,公众才能调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从而逐渐理解各派的主张,并在理解之后拥有质疑能力和评估能力;公众的思维被激活了,才能谈得上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辩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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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在定义上饶舌,是为了方便说明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知识分子的专业建构构成他在大众媒体上发言的知识资本,为他带来发言的合法性,但专业研究与媒体表达不是一回事。二是媒体表达的一种自由言说,专业建构并不能保证知识分子的发言一定是真理。三是没有一种纯粹出于公共利益的言说,话语一定是权力的象征,并且知识本身就是一个权力的构成物。因而,四是要把对知识分子的媒介话语的警惕作为公众的一种媒介素养来培养。要敞开媒介的话语空间,让公众习惯于怀疑权威、放弃盲目接受定论的懒惰性,让讨论与不确定性置换对知识分子的迷信。
　　
　　二、值得警惕的是专家身份所带来的权威性对于公众的思想统治
　　
　　陈力丹曾这样抱怨:“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专家访谈节目,策划人事先早已确定了节目的基调,我基本依据写好的步骤和要点说话,几乎不可能使用学术性语言,20分钟的时间也不可能谈出多大深度。还有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回答只能是简单的几句话,那些话绝对是常识,用不着由教授出面来讲,只是为了增加权威性。教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专家因为拥有专业知识而具有了发言的合法性,但大众媒体又限制了他以专业知识解释社会现象的可能性,使他很大程度上只有身份的权威性这一外在的意义了。作为“工具性符号”,他只要具有专家身份就行了,专业知识倒不重要了,这就可能导致产生这样几重危险性:一是因为媒介时空的限制,专家只讲了结论,难以讲清理由,而公众却只把这一结论当作真理接受了,意识不到专家的意见只是一家之言,而且这一家之言是有前提的;二是专家的言论受到媒体追求的制约,有时言不由衷,或者是被媒体断章取义,从而对公众产生误导;三是专家因为力量主要花在某一专业领域的探究上,一旦走出专业领域,他的认识可能连常人也不如(当然,知识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在非专业领域知识分子也可能发出真知灼见),但在专家身份的光环下,人们会对其所有的言论都产生 敬畏;四是因为公众难以接受专业性很强的表述,爱寻找现成的答案,使专家由根据公众的共同知识前提来表达逐渐滑向以共同知识、“固有的思想”为内容的表达。事实上,现在已经出现了大量百事通的“媒体知识分子”。一方面是雅可比感叹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成了最后的知识分子,呼唤知识分子对于公共生活的介入,另一方面是布尔迪厄批判知识分子进入传媒成为“快思手”、用“固有的思想”去解释每一个社会现象,丧失学术自主性,甚至与传媒“互搭梯子”。知识分子以专业知识介入媒介表达,不一定会提供正确的意见,而知识分子以共识介入媒介表达,又可能说出一大堆正确(事实上也不一定正确)的废话。
　　知识分子表达了并不一定正确的言论倒不见得就很危险。真正的危险是专家身份所带来的权威性对于公众的思想统治。学科与科学是两回事,本来知识分子的位置是质疑者和思考者,这一群体是不承认定论的,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就掌握了真理,只承认自己是个真理的探求者,认为自己的认识是可以讨论的;但他们一进入传媒,就被赋予了宣示真理的使者的身份,而公众由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也特别容易轻信知识分子的言说,把这种言说当成真理去接受。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向,人们主要是遵从厉以宁、吴敬链和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分析,认定他们的思路的真理性,但后来郎咸平等经济学家又开始在媒体上质疑他们的思路。如果只有一种声音,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专家的声音,是真理,但有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声音之后,人们就不得不思考:如果说知识分子是宣示真理的使者,那他们双方就都应是这一使者,但真理只有一个,要么在这一派人手里,要么在另一派人手里,要么他们各自拥有一部分真理,极有可能的是他们双方都不拥有真理,结论只能是:他们并不是宣示真理的使者。如果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们就都应是社会的良心,但郎咸平说对方是站在某种利益立场上、代表某个阶层说话的,言下之意他是站在利益受损者立场上说话的,这也不能不让人警惕:他们有没有站在社会良心的立场上说话?两派经济学家的争论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并没有一个专家是真理的化身。他们的观点都是可争议的。专家受媒体制约所说的言不由衷的话就更是值得怀疑。
　　
　　三、“学术共识”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知识分子的迷信
　　
　　有论者提出知识分子在媒介上发言应该传播学术共识。比如有人就于丹现象这样说:“那么,正确的路子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就是应该传播正确的内容,也就是《论语》研究中的学术共识,这是一种微妙的区别性的定位。我们知道,学术争论自古很多,学术上自由争鸣的传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学术的进步需要一个自由的空间,才有利思想的进步和真理的获得。但是,向大众展示学术争鸣的内容,无益于真理的获得和明晰,却很容易引发思想混乱和恐慌。所以,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应该是学术共识。”“学术共识基本保证了内容的可靠真实,体现了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