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学有效性写作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述评

教师之友网

当前大学有效性写作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述评 马 正 平[1]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师大写作与思维研究所，610068） 摘 要: 本文对20世纪年代以来大学有效性写作理论和写作教学理论的探索所，与写作教学训练实践的学术信息进行了综述与述评，希望通过这种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对当代大学写作教学、大学语文、中学语文、作文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提高写作教学水平，真正实现写作教学、语文教学科学化的有效性，从而提高教学水平与境界。 关键词:大学写作，写作教学论，写作理论，操作性，有效性 一、当代大学“有效性写作理论和写作教学”理论探索述评 当前，无论大学写作教学还是中学语文、作文教学，都在追求教学的有效性，在西方教育界，有效性教学也是一股热潮。但请教育学界和中学语文教学界注意：“有效性教学”和“有效性知识”最早是在中国高校写作研究与教学界最先提出，并进行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探索和理论概括，并最终完成前的立体建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值得并且已经引起了广大一线中青年中学语文教学界教师们的高度兴趣、关注与运用。 写作课是一门术科，凡是术科都要通过教学训练、实践来进行写作素养和能力的“建构”从而产生写作教学的“有效性”，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并非任何写作知识、理论，通过写作教学与训练、实践都能产生明显的写作教学效果的。例如，人们发现，70年代末形成的各种《写作基本知识》之类的“绪论、主题、材料、结构、语言、表达方式、文风、文体”所谓“八大块”的文本主义写作学知识、文章学知识，在80年代初期，无论你怎样进行教学、训练、实践，都很难产生明显的写作教学效果，人们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的写作学主要是对文章的文本构成进行分析描述，而不是对写作行为过程的写的原理进行研究[2]，所以，到1983年有的研究者提出了“写作学应以‘写’为研究中心”的学术主张[1]，后来人们提出了“双重转化”[2]、“三级飞跃”[3]的写作过程论理论及其知识，由于这些理论主要还是从“八大块”的文本主义写作学哪里生硬转换过来的，即将前者写作学概念的名词转换为动词而已。所以，人们发现这些以些空洞的写作过程原理、知识，运用到写作教学的教学训练之中，仍然不能真正解决写作教学的有效性问题。当时人们发现其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些写作理论知识缺乏关于写作行为操作规律的知识，也就是说缺乏操作性写作理论知识的揭示。所以，1988年，青年学者三水（周淼龙）在《建立有关写作操作理论及其相应的训练体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竭力主张“现代写作学急需建立一门操作技术理论。”在这篇文章中周淼龙说：“根据莱布尼兹关于真理的分类，知识可以分为两种:实体性知识和操作性知识，前者是对象的认识，目的在解释对象，其内容一般为概念、性质、该事物与他事物的关系，该事物在世界中所处的地位等等。后者则是产生于实践的过程中，与实体性知识没有什么关系，是一种科学方法，是一种如何行动的知识。它的目的不是回答‘是什么’而是回答‘怎么做’，前者不能转化为操作技能，只有后者才有可能”。[4] 莱布尼兹所谓“实体性知识”和“操作性知识”，就是现在教育学所讲“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显然，当时写作学界一般认为，所谓写作教学的“有效性”主要是依靠“写作操作技术理论及其相应的训练体系”来实现的，这是大致不错的。 但这种观点又是建立在对写作深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是对写作深度原理的忽视、抵触、拒绝的方法论基础上的。另一方面何谓“操作性”，使表层的操作性，还是深层的操作性，在这两个问题上面，我和周淼龙先生有严重分歧。所以，1993年5月我应林可夫先生之邀参加中国写作学会在福州举办的“全国高等院校写作教学改革研讨会”时，我专门写了提交了一篇长文——《技术渗透理论，操作来自模型——写作操作技术的现代理解与教学实践，兼论写作教学必须走现代化、科学化之路》——对此进行论述。在该文中我用大量篇幅对写作教学界流行的“写作操作技术”概念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最后认为：“和一般‘技’”一样，写作技术是一个思维体系，它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 一是实体性写作知识（‘是什么’——文章图样、文体感）;二是操作性写作知识（‘怎么做’——写作思维模型)，在实际写作状态二者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离。即写作技术中渗透着写作理论。所谓把写作知识、理论转化为写作技能实际上就是要把处于对立状态的写作理论与写作操作交融起来。这种交融（转化）的标志就是将抽象的写作原理变为感觉化、肉身化的写作模型（文章图样、文体感、思维模型等），写作操作就是将空间性共时性的写作模型离析为时间性、历时性的一维‘程序’，而‘程序’的本质便是写作过程中彻底的中介化。总之，‘写作操作技术’意味着‘模型感’、‘程序化’、‘中介化’”。[5]这就是说，写作模型不是表层的语言模型、结构模型，而是思维模型，而思维模型中又存在两种写作模型：一种是写作思维操作模型——技术程序模型；一种是写作目标的控制模型——文章图样、文体感、写作时空、写作文化，这才是产生写作教学有效性的原因所在。 1994年底，著名文学创作论专家、写作学与写作教育家孙绍振先生又在《福建论坛》上发表了万字长文：《建设中国当代写作学的操作性理论体系》。在那篇学术论文中，孙先生强调了两点：第一，对于写作学本身价值取向——操作性——的明确，是写作学获得本学科独立生命的关键；第二，在批判兄弟学科基本范畴、概念体系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写作学范畴概念的内涵，是写作学从草创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6]这里，孙绍振先生为学术界彻底阐明了写作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征就是它的操作性、实践性、有效性，没有这样的写作理论写作学是没有任何有效性、合法性可言的，同样没有这样的操作性的写作学理论，写作教学的有效性、合法性便是天方夜谭。孙绍振先生的深刻见解震撼了、醒悟了中国写作学与写作教学界的探索者们。其意义十分重大。 1995年初，孙绍振先生在为我的写作学专著《写的智慧》（1——5卷）写序的时候再次阐述了这些观点，并有所发展。他这次是将写作学的操作性与哲理性结合起来，写了《操作性与哲理性的统一》的序文。在该文中他说：“自然，马正平的理论并不完全是纯理论，他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面向操作性的。在我看来这两个部分都是弥足珍贵的。” [7]他这里所说的“操作性”的“两个部分”，就是我在《技术渗透理论，操作来自模型》一文中所讲的写作思维操作技术模型——重复与对比的深层结构思维模型和写作境界与节奏（写作美学）、写作文化控制模型。在一般人心目中，只有前者是操作理论，后者则不适，但是，孙先生则独具慧眼认为后者也是写作操作理论。他认为“他（马正平）的主体控制中介论是一大创造，一大突破。” [7]因为，“马正平……对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写作学的某些成果，从‘双重转化’的粗陋假说，到‘三级飞跃’中可贵的‘感知飞跃’范畴，以及‘雏物化’的猜想，他都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分析，马正平之所以能超出上述假设性的范畴，其根本原因在于的哲学观念超越了他的前辈。他显然不局限于唯物主义的单向刺激——反应(或反映)模式，他在后康德的哲学思潮启发下，着重强调主体作用，而且在西方大文化学的基础上提出主体文化模式的历史性，这都不仅更加逼近写作学本身的特殊矛盾，而且使写作学更具操作性和哲理性的统一。” [7]他这里主要讲的就是写作文化理论的操作性特征。他说：“这里的理论价值并不一定和操作性实用价值直接联系在一起，何况这种充满抽象演绎特点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操作性的理论。”[7]这是写作行为的真相。 其实另外一些学者也对操作性写作理论与教学的训练研究十分重视，例如，写作学者张传真先生2000年出版的写作理论与教学成果的书名就是《写作操作技巧》，可见对操作性之关注程度。该书核心主要就是进行写作思维操作技巧的研究。[8] 但是，真正在国内首次提出“有效性”理论与教学的术语和概念，则是2000年我为张传真《写作操作技巧》一书出版写的《序》——《走向有效性写作理论与教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一文中。在该文中我说：“写作理论和写作教学研究的最高要求和最高理想是有效性。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深深感到，当前大学高校写作教学的真正效果有多大，是令人怀疑、令人忧虑的，就更不说高效率了。” [9]正是在这里，我提出了“有效性写作理论与写作教学”的写作学与写作教学观。并认为，”这是检验写作理论和写作教学论的唯一标准”。这里，我这里讲的“有效性”，其的定义是：“通过写作理论的学习和写作训练方案的实施，能真正地，明显地提高人的创造性（即可转移的）写作实践能力。” [9] 当时我进一步指出：“‘有效性’对于写作理论和写作教学论的要求是不同的。对于写作理论来讲，‘有效性’是指写作理论的‘哲理性和操作性的统一’。……一方面要具有高度的终极性概括，从而达到哲学意味的高度，另一方面要具有可操作性。……怎样才具有‘可操作性’呢？我认为就是原理的结构化、模型化、框架化、模式化。具体到写作学，就是指写作思维操作行为的结构化、模型化、框架化、模式化，因为，‘操作来自模型’”。[9]从写作教学论来讲，当时我指出“‘有效性’是指写作操作技术的分析性与示范性的统一，是指写作课教师不能只是写作知识的‘讲师’，而是‘起而行’的写作‘教练’。他一方面应该将对范文或病文进行完整系统的写作思维的操作技术分析，将写作原理、写作思维操作技术的知识落实到具体的文章和具体文章上下文之中，从而积淀写作思维操作技术的经验感觉 ；另一方面 ，他应将自己写作一篇文章的心理和思维过程‘演示’出来，让学生‘看’，让学生‘学’，这个‘学’，就是学生的‘摹仿’与‘转移’。这转移就是‘创造’，这就是真正的现实的‘有效性’的写作能力。”[9]通过对写作理论的有效性与写作教学方法的有效性的论述，一种完整的科学的真正的有效性课程与教学论就形成了。 二、 大学“有效性写作理论与写作教学”研究成果 其实，这篇《序》与其是说对张传真先生写作与写作教学研究的评价，还不如说是对自己的写作理论与写作教学思想基本概括和总结。这是因为，我的《写的智慧》第一卷《写作行为论》是专门研究写作行为过程基本原理的操作性、有效性写作过程论。其中的核心思想，第一个是产生于1984年的文章“表层结构”（“渐进”与“平列”）与“深层结构”（“重复”与“对比”）的理论，认为“重复”与“对比”的“深层结构”是从文章主题到文章“表层结构”的中介，于是“重复”与“对比”的“深层结构”就是一个操作性、有效性的写作过程理论了。第二个是产生于1985年的“知行递变”的写作行为的内在机制、基本原理，这里，写作行为的知与行的递变使双重转化得以实现，1986年的“主题流动”论也与此相似。[10]这样一来，关于写作行为过程的思维操作的有效性原理基本完成了，它奠定了后来我的写作学与写作教学研究的坚实基础。第二卷《写作文化论》则解决了时代社会的哲学精神怎样控制作者的写作行为的，或者说特定时代的作者的写作内容和形式的创造的机制怎样的大问题，这就是我在1988年提出的“写作文化”的概念与理论。我认为人类写作行为的创造性，时代社会的哲学精神对作者的写作行为的影响控制是是通过“写作文化”的时空情绪、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与写作规范来实现的。[11]这是一种宏观的写作操作性有效性理论。由于这两大基础理论的奠定，又由于我在1990年提出的基于混沌学的写作分形论，解决了写作行为的思维活动中的文章坯胎的复制分形原理，并深度揭示了“知行递变”的自我复制原理，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将写作文化理论与“知行递变”写作过程理论整合起来的“写作生长论”。[12]至此，基本实现了“对人类写作奥秘的成功揭示”（林兴宅书评语）。显然这是一种有效性的写作理论。 在《写得智慧》第五卷《现代写作学：批判与建构》的《自序》中，我把“写作生长论”或“生长论写作学”这种有效性写作理论又叫做“动力学写作学”，其目的是为了批判、消解20世纪那种构成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等的静态主义哲学，因为在我看来：“若从更高的思维层次来看，动力学——过程论写作学语写作自组织（生长）理论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都具有动力学性质。写作主体论、写作文化论是一种动力学写作学，写作自组织（生长）操作也是一种操作动力学。这就是说，文章与写作行为的组织组织—生长、凝聚、吸附、分形的操作过程，都是坯胎的动力所致。因此，在我看来，现代写作学、当代写作学是一种动力学的写作学，她于当代世界自然科学的非线性动力学的走向是十分吻合的，与之相反的则是经力学的写作学。”[3][13] 因此，写作学的“核心是操作性的问题，它以此与文艺学与美学、语言学相区别。”“但是，这种操作性缺包含更为深广的蕴涵，首先，我们要探索‘操作’（技术、技法的程序、过程、行为）的生成的内在机制——操作原理。然后，我们要探索制约操作行为（选择、创造）的主观方面的控制因素——写作主体论；客观方面的控制因素——写作社会学、以及主客观统一的控制因素写作文化学。而上述这几种能力因素，则构成了写作能力的具体内涵。因此，操作性的写作理论体系就是对写作能力结构系统的展开分析，而这种意义上的写作能力的核心精神、本质、，则是‘动力学’的。我以为，这种操作性，这种写作（操作）能力才是真正的、现实的、具有创造性的写作能力。因此，与此相反，“凡是缺乏动力学的写作能力（技能）、写作操作都是一种简单的、僵死的模仿，这于提高真正的有用的写作能力意义不是很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始终不满足于写作过程论，而要转向写作主义论、写作文化论、鞋子分形（生长）伦、，而主张写作能力的阶梯模型论、操作来自模型论、新文本主义[4]的全部理由。”[13]请注意，在这里，我把操作、生长、能力、动力、有效等问题基本上看成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的阐释、命名而已。因为，心理学家说说“能力的本质是动力”。[14]因为，所谓能力就是思维操作的能力，而写作思维操作的内在机制、基本原理就是文章坯胎信息的自组织、自复制，这个自我复制的过程，就是文章信息与语言结构形式的生长、生成。这就是写作理论与写作教学的有效性生成的基本原理。 正是因为这样，我在《现代写作教学：原理与设计》（《写得智慧》第四卷）中对我多年来的写作教学进行了理论总结。在该书的自序《我们的目标是动力学》一文中，我说：“而今，蓦然回首，这十多年来，我们所进行的写作教学探索何等艰难。从总体来看，其发展的过程有四个阶段，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一是由文体论写作教学转向文章——过程论写作教学；二是由文章——过程论转向动力学——过程论写作教学；三是由动力学——过程论写作教学转向动力学——生长论写作教学。”所谓“动力学——生长论写作教学”就是将上述写作生长论的写作原理知识运用与写作教学训练的写作教学体系。[15]由于，生长本身是一个动力学的过程，因此，我把它概括为动力学的写作教学体系。与此同时，我还开发出了“动力学、操作化、成功感”（简称“D-C-C”）作文教学训练体系。[15]无论大学和中学的写作教学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典型的操作学有效性的写作教学论思想与实践。 也正是因由上述坚实的有效性写作理论与写作教学论研究成果，以及90年代中期以后我对写作路径思维（因果思维、构成思维、过程思维、程度思维、相似思维、策略思维、写作措辞等）的全面攻坚性研究取得一大批重要成果，所以，1998——2001年期间我在主持教育部课题《面向21世纪高师范院校中文专业写作学课程内容与教材改革研究与实践》过程中，我主编主撰《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003）时提出了“非构思写作学”与“非构思写作教学”的概念与理论。在《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第一册《高等写作学引论》和长篇论文《非构思写作学宣言——后现代写作学观念、原理与方法（上、下）》一文中我说：“非构思写作就是指运用一整套写作思维操作模型来控制性生成文章立意、文章结构、文章材料、文章语言的自觉化写作生长过程。非构思写作学就是关于这种写作行为活动规律的研究。因此，强调写作行为的自觉性（写作思维操作和写作文化、写作禁忌、写作审美控制），强调写作过程自组织生长性的写作学就是非构思写作学。”[16][17]显然，非构思的实质就是“写作过程自组织生长性”和“生成性”理论。现在已经证明，在所有的中外写作理论中，“非构思写作理论”或“生长论写作学”、“写作生长论”是最具有操作性、有效性的，这“有效性”就是通过思维操作来自组织生成生长。这就是非构思写作学的主要奥秘！ 在当代写作学界，另外一些学者对写作思维操作模型这种有效性写作理论与教学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写作学学者程福宁、周德昌等人提出的“中心句网络”理论和“表述思维模式”就是如此[5]。所谓“中心句网络”也称“中心句篇法”，即西方作文法中讲的“主题句”及其层次。程福宁先生把它称之为“中心句网络”的创造性在于，将主题句概念上升为文章篇法理论或结构理论。更重要的是该教材由此深入到写作思维理论上去。他们认为“中心句网络”的内在机制是“表述思路模式”。所谓“表述思路模式”就是人们在认识事物时的一整套思维操作模式，即“是（什么）、怎（怎么样）、为（为什么）、作（做什么）”。该书还把这四个“Ｗ”称为建构“中心句网络”时思考问题时的“回答逻辑”。[18]这个成果应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因为它触及到了文章写作的思维操作层面,只是他们运用了一套日常语言对作者的写作思维的现象进行描述，还未抽象上升到思维操作模型的原理的理论层面。它与写作赋思维的“路径思维”操作模型理论还有相当的理论距离。 80年代以来，张传真先生一直对写作学宏观研究、写作主体论不感兴趣，而兴趣于写作行为的小技巧的不觉研究。终于在200年出版了《写作操作技巧》一书。在该书中，他把小技巧的写作学这种“写作操作技巧”概括为：“重点凸现技巧”、“单一分述”、“层次表述”等三大技巧。“重点凸现技巧”，就是“写事物的什么特点，就把这个特点写得淋漓尽致，把作者对那个事物特征的感受或认识表达得特别凸出。”[8]（P193）就是“极尽渲染”“极尽暗示”的“表达手法”。概言之，“重点凸现技巧”就是“渲染 ”的思维操作模型。怎样进行“极尽”、“渲染”以造成“重点凸现”的艺术效果的技巧才是写作“语词操作技巧”所最为关心的问题。这种意义上的“语词操作技巧”，张传真先生认为，这就是“单一分述”、“层次表述”。所谓“单一分述”，所要表述的是文章“展开”的思维技术。文章展开的过程就是对文章的主旨、内容进行分析、分解、分类、分形的过程；所谓“层次表述技巧”，就是“对单一分述内容的予以系统的语词整归”。所谓“语词整归”，指的是“对单一分述内容的语词排列以实现整体表述目的的最高使命。也就是说，层次表述技巧追求的是分述材料的最佳组合。” [8]（P208）其实，这里张传真所讲的“重点凸现技巧”、“单一分述”、“层次表述”的“写作操作技巧”，就与我所讲的写作行为中的“赋形思维”、“路径思维”模型理论和行文措辞学极为相似，与程福宁先生的“中心句网络”理论和“表述思维模式”理论以上，只是其理论化、模型化、原理化、系统化水平还为达到较高境界罢了。 但是，令人玩味的是，为什么我们三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写作行为操作研究，最后不约而同地都地处了详尽的写作思维操作理论或模型、原理呢？原因在于，我们都是在为写作理论与写作教学的有效性的规律进行探索。实践证明，这些写作理论就是当前大学许多大学所进行的有效性写作教学的教学内容、写作知识。这一点应该引起中学语文的有效性教学探索者、研究者、教育家们的注意。 上述动力学或生长论或者说非构思主义写作理论与写作教学理论探索出来以后，在中国写作学界与思维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早在90年代中期，我的写作学专与写作教学论专著《写的智慧》（1-5卷）问世的时候，向来追求写作学可操作性的特征的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认为，这套教材达到了“哲理性与操作性的统一”[19]，著名文学理论学者林兴宅先生认为这是“人类写作奥秘的成功揭示。”[20] 2002年，我主编的《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1——5册）出版时，被选入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孙绍振先生再次撰写长篇书评，认为这套大学写作教材是“中国当代写作学成功的标志性建筑。”[20]该教材刚一出版，教育部高教司于2003年1月发文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了“全国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基础写作学高级研修班”对教材进行宣讲推广。《中华读书报》发表整版长篇书评《面对本土，平视他者，独言言说——评马正平主编<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的文化、学术立场》对该教材的文化立场与学品位、实践操作特征进行全面介绍与评价。[22] 接着，语文教学研究者刘济远教授还发表了《语文教师专业化建设与高师中文教材的改革——兼评马正平主编<高等写作学教程系>》的长篇论文，对该套教材对于当前语文教师专业化的意义进行减少与评价。[23]这表明动力学、生长论的写作理论与写作教学体系趋于基本成熟。这就是说，这套教材是一套有具有鲜明操作性、即有效性的大学写作教材。 注 释： [1] 金长民.写作学应以“写”为研究中心.《写作》1983.5 [2] 刘锡庆.基础写作学.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 [3] 朱伯石.现代写作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 [4] 三水.建立有关写作操作理论及其相应的训练体系. 《写作》1988.8、9. [5] 马正平.技术渗透理论，操作来自模型——写作操作技术的现代理解与教学实践，兼论写作教学必须走现代化、科学化之路.载马正平著《写的智慧》第四卷：《现代写作教学原理与设计》1139-1355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6] 孙绍振.建设中国当代写作学的操作性理论体系.福建论坛,1994/6. [7] 孙绍振.操作性与哲理性的统一——马正平《写的智慧》序，写作，1996/6. [8] 张传真.写作操作技巧.军谊出版社，2000. [9] 马正平.走向有效性写作理论与教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张传真《写作操作技巧》序，载.军谊出版社，2000. [10] 马正平.写作行为论（《写的智慧》第一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1] 马正平.写作文化论（《写的智慧》第二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2] 马正平.写作生长论（《写的智慧》第三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3] 马正平.现代写作学：批判与建构（《写的智慧》第五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4] 曹日昌.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5] 马正平.现代写作教学：原理与设计（《写的智慧》第三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6]，马正平.高等写作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7] 马正平.非构思写作学宣言——后现代写作学观念、原理与方法（上、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 /2、3. [18] 周德仓.写作素质训练教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19] 孙绍振.哲理性与操作性的统一——读马正平著<写的智慧（1-5卷）>后》《写作》1996/2. [20] 林兴宅.人类写作奥秘的成功揭示一——评马正平著<写的智慧（1-5卷）>序》《写作》，1996/6。 [20]孙绍振.中国当代写作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建筑—马正平主编<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 >读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12。 [22] 徐研、刘晓丽.面对本土，平视他者，独言言说——评马正平主编<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的文化、学术立场,《中华读书报》2003年2月19日 [23] 刘济远.语文教师专业化建设与高师中文教材的改革——兼评马正平主编<高等写作学教程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3，新华文摘、中国人民人民大学全文复印转载 [1]作者简介：马正平（1950——），四川西充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写作与思维研究所所长，现代写作学、语文教学论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写作学、思维学、中国美学与文论及语文教学论。曾特邀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二册的修订和新版高中《语文》教材定稿的讨论。 [2] 甚至，现在看起来令人不解的是，1980年中国写作学会诞生的时候，乃至过了一年，中国写作学会还在连续讨论怎样“建设文章学的理论体系”，还在在会刊《写作》杂志上连续发了3期讨论文章，没有讨论怎样建立写作学的理论体系。这是受当时写作学学术水平的局限所致。 [3] 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这种写作生长论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秩序生长论又异曲同工之妙。 [4] 所谓新文本主义，就是要从对文本的分析中，不是像文学批评那样，分析作品的主题思想、写作技巧、段落大意、写作技巧这些文章文本的写作现象，而是“回到文本的深层结构上去，即回到文章图样，写作思维操作模型这些东西上面去，因为，这是从文本上去分析、感受，直观作者的写作思维操作模型与方法。”从而积淀、建构提高学生的写作操作技能、写作能力。这种新文本主义，对当代语文教学的阅读教学仍然十分必要。 [5] 程福宁教授是著名的文章学家，先后著有《文章学基础》、《中国文章史稿》等书，是当代中国最有成就的文章学家。但是后期转向了写作学研究，尤其是文章的写作过程、写作思维、写作策略等深度领域的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有周德仓先生主编的《写作素质训练教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中，我曾专门写过一篇书评对其进行客观评介，文章发表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10期上，其该书的思想进行了全面介绍，可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