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之友网]创站者管季超很想见见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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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 祖籍浙江慈溪，1942年生于天津。著名当代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艺术工作者。著名民间文艺家。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2009年1月16日被国务院聘为国务院参事。



　　


冯骥才介绍　　冯骥才 男，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初为画家，专事文学。文革间饱受磨难，做过工人、业务推销员、教师等，心中有感而发，秘密写作，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为倔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八五年后以“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五十余种。其中《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等均获全国文学奖。《感谢生活》获法国“女巫奖”和“青年读物奖”，并获瑞士“蓝眼镜蛇奖”。由《炮打双灯》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夏威夷电影节”和“西班牙电影节”奖。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三十种，其中英译本五种。冯骥才兼为画家，出版过多种大型画集，并在中国各大城市和奥地利、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国举办个人画展，均获很大反响。他以其中西贯通的绘画技巧与含蓄深远的文学意境，在中国当代画坛独树一帜，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一些作品被收藏家与美术馆收藏。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生态书画院顾问《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冯骥才从小就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及球类活动。1960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市书画社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术、地方风俗等产生了浓厚兴趣。曾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1995年亲自出任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之艺术顾问。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写，是一篇历史小说）、《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啊!》《神鞭》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意大利小提琴》，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电影文学剧本《神灯》，文学杂谈集《我心中的文学》《俗世奇人》，以及《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冯骥才小说集》，《冯骥才选集》等。短篇小说《雕花烟斗》，中篇小说《啊!》，《神鞭》，《花的勇气》分别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优秀中篇小说奖。部分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在国外出版。作品《挑山工》《花脸》等已经被选入小学语文教科书。冯骥才以写知识分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2009中华文化人物，注意选取新颖的视角，用多变的艺术手法，细致深入的描写，开掘生活的底蕴，咀嚼人生的回味!

　　  

冯骥才的卓越贡献　　近年来，冯骥才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上，完成从文艺家向这样的“社会活动家”的角色转换。对冯骥才触动最大的是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大规模旧城改造，他发现很多城市都破坏掉了自己以往的文化特色而都变成了一个样子。冯骥才认为，工业文明正在逐渐代替农耕文明，在这个过程中，原有农耕文明建构下的非常庞大的民间文化就即将散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先进的发达国家都开始对自己的民间文化进行抢救，但目前，我们整个知识界的自觉还不够，加之我国民间文化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没有人关心，不抢救就真的会消失。冯骥才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要对包括汉族在内56个民族所遗存的所有的民间文化，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包括民俗和民间文学，做一个地毯式的考察，而且一次性地做10年。冯骥才在天津大学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存录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田野普查中所获得的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几十万张图片资料、几千小时的录音资料和上千小时的影像资料。他一再强调，抢救中国民间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存某种形式，而是为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留下她的那些美好的情感与精神，对于世界文化来说，东方成果也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矿藏，所以也是未来需要我们重点去探寻的。靠着冯骥才执著地呼吁和奔走，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古老文化的价值。冯骥才说，知识界要做的，就是去唤醒大众认识这些文化的价值，但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不是单靠某几个知识分子就能完成的不会结果并了解了其独具的价值，特别是精神上的价值，并能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冯骥才 - 民间文化基金会

　　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根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半”，是人类重要的文明遗产。五千年来，积淀深厚，博大而精深.

　　灿烂，不仅凝结着炎黄百姓的生活情感和人间理想，而且昭示着华夏民族的个性与精神。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冲击下，民间文化身处濒危，如不紧急抢救和保护，先人创造的这一宝贵的文化财富必将急速的瓦解以至消亡。

　　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是由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冯骥才发起并创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也是国务院颁布实施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之后成立的第一家以当代文化名人命名的公益性民间机构。基金会旨在通过“民间自救”的方式，唤起公众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责任，汇聚民间的仁人志士，调动社会各界各种力量，抢救和保护岌岌可危的民间文化遗存和民间文化传人，弘扬与发展中华文化。

　　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于2004年12月31日在天津市社团管理局正式登记成立(津基证字第004号)，注册资金人民币200万元，由发起人冯骥才和台湾著名演员赵文瑄先生捐赠。基金会的决策机构为理事会，冯骥才任理事长，赵文瑄先生任副理事长，理事12人，由国内知名的文化学者、民俗专家以及文艺界、新闻界和企业界人士共同组成。基金会的工作机构设秘书长办公室，项目部，联络部和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等部门。

　　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将通过严密的管理、规范的运做和合法的基金保值和增值措施，积极开展下述各项公益活动，推动和促进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事业的发展。

　　遵循基金会的设立宗旨，接受国内外的捐赠；

　　支持和资助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项目；

　　支持和资助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民间文化研究项目；

　　策划和组织旨在弘扬和发展中华民间文化的文化交流项目；

　　奖励和表彰对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团体和个人。

　　冯骥才是我的一大伟人，我们学习了他的好多文章，《珍珠鸟》就是一篇很好的教材，而且被编入了5年级教材，还有花的勇气，编入了4年级教材。

　　《花脸》《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被选入6年级课文。

主要作品　　《画外话丛书 冯骥才卷》 《逆光的风景》 《摸书》

　　《冯骥才散文自选集》 《冯骥才卷》 《感谢生活》

　　《一百个人的十年》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炮打双灯》

　　《神鞭》 《三寸金莲》 《关于艺术家》

　　《珍珠鸟》 《雕花烟斗》 《海外趣谈》

　　《冯骥才小说选》 《乡土小说》

　　《我是冯骥才》 《秋日的絮语》《挑山工》《俗世奇人》《献你一束花》

　　《快手刘》 《花脸》《灵魂的巢》

　　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写，是一篇历史小说）、《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啊!》《神鞭》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意大利小提琴》，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电影文学剧本《神灯》，文学杂谈集《我心中的文学》《俗世奇人》，以及《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冯骥才小说集》，《冯骥才选集》等。短篇小说《雕花烟斗》，中篇小说《啊!》，《神鞭》，分别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优秀中篇小说奖。 选自《快手刘》

　　人人在童年，都是时间的富翁。胡乱挥霍也使不尽。有时呆在家里闷得慌，或者父亲嫌我太闹，打发我出去玩玩，我就不免要到离家很近的那个街口，去看快手刘变戏法。

　　快手刘是个撂地摆摊卖糖的胖大汉子。他有个随身背着的漆成绿色的小木箱，在哪儿摆摊就把木箱放在哪儿。箱上架一条满是洞眼的横木板，洞眼插着一排排廉价而赤黄的棒糖。他变戏法是为吸引孩子们来买糖。戏法十分简单，俗称"小碗扣球"。一块绢子似的黄布铺在地上，两个白瓷小茶碗，四个滴溜溜的大红玻璃球儿，就这再普通不过的三样道具，却叫他变得神出鬼没。他两只手各拿一个茶碗，你明明看见每个碗下边扣着两个红球儿，你连眼皮都没眨动一下，嘿!四个球儿竟然全都跑到一个茶碗下边去了，难道这球儿是从地下钻过去的?他就这样把两只碗翻来翻去，一边叫天喊地，东指一下手，西吹一口气，好像真有什么看不见的神灵做他的助手，四个小球儿忽来忽去，根本猜不到它们在哪里。这种戏法比舞台上的魔术难变，舞台只一边对着观众，街头上的土戏法，前后左右围着一圈人，人们的视线从四面八方射来，容易看出破绽。有一次，我亲眼瞧见他手指飞快地一动，把一个球儿塞在碗下边扣住，便禁不住大叫：

　　"在右边那个碗底下哪，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快手刘明亮的大眼珠子朝我惊奇地一闪，跟着换了一种正经的神气对我说："不会吧!你可得说准了。猜错就得买我的糖。"

　　"行!我说准了!"我亲眼所见，所以一口咬定。自信使我的声音非常响亮。

　　谁知快手刘哈哈一笑，突然把右边的茶碗翻过来。

　　"瞧吧，在哪儿呢?"

　　咦，碗下边怎么什么也没有呢?只有碗口压在黄布上一道圆圆的印子。难道球儿穿过黄布钻进左边那个碗下边去了?快手刘好像知道我怎么猜想，伸手又把左边的茶碗掀开，同样什么也没有!球儿都飞了?只见他将两只空碗对口合在一起，举在头顶上，口呼一声："来!"双手一摇茶碗，里面竟然哗哗响，打开碗一看，四个球儿居然又都出现在碗里边。怪，怪，怪!

　　四边围看的人发出一阵惊讶不已的唏嘘之声。

　　"怎么样?你输了吧!不过在我这儿输了决不罚钱，买块糖吃就行了。这糖是纯糖稀熬的，单吃糖也不吃亏。"

　　我臊得脸皮发烫，在众人的笑声里买了块棒糖，站在人圈后边去。从此我只站在后边看了，再不敢挤到前边去多嘴多舌。他的戏法，在我眼里真是无比神奇了。这也是我童年真正钦佩的一个人。

　　他那时不过四十多岁吧，正当年壮，精饱神足，肉重肌沉，皓齿红唇，乌黑的眉毛像用毛笔画上去的。他蹲在那里活像一只站着的大白象。一边变戏法，一边卖糖，发亮而外突的眸子四处流盼，照应八方；满口不住说着逗人的笑话。一双胖胖的手，指肚滚圆，却转动灵活，那四个小球就在这双手里忽隐忽现。我当时有种奇想，他的手好像是双层的，小球时时藏在夹层里。唉唉，孩提时代的念头，现在不会再有了。

　　这双异常敏捷的手，大概就是他绰号"快手刘"的来历。他也这样称呼自己，以致在我们居住那一带无人不知他的大名。我童年的许多时光，就是在这最最简单又百看不厌的土戏法里，在这一直也不曾解开的迷阵中，在他这双神奇莫测、令人痴想不已的快手之间消磨的。他给了我多少好奇的快乐呢?

　　那些伴随着童年的种种人和事，总要随着童年的消逝而远去。我上中学以后就不常见到快手刘了。只是路过那路口时，偶尔碰见他。他依旧那样兴冲冲的变"小碗扣球"，身旁摆着插满棒糖的小绿木箱。此时我已经是懂事的大孩子了，不再会把他的手想象成双层的，却依然看不出半点破绽，身不由己地站在那里，饶有兴致地看了一阵子。我敢说，世界上再好的剧目，哪怕是易卜生和莎士比亚，也不能像我这样成百上千次看个不够。

　　我上高中是在外地。人一走，留在家乡的童年和少年就像合上的书。往昔美好的故事，亲切的人物，甜醉的情景，就像鲜活的花瓣夹在书页里，再翻开都变成了干枯了的回忆。谁能使过去的一切复活?那去世的外婆、不知去向的挚友，妈妈乌黑的鬈发，久已遗失的那些美丽的书，那跑丢了的绿眼睛的小白猫……还有快手刘。

　　高中二年级的暑期，我回家度假。一天在离家不远的街口看见十多个孩子围着什么又喊又叫。走近一看，心中怦然一动，竟是快手刘!他依旧卖糖和变戏法，但人已经大变样子。十年不见，他好像度过了二十年。模样接近了老汉。单是身旁摆着的那只木箱，就带些凄然的样子。它破损不堪，黑糊糊，黏腻腻，看不出一点先前那悦目的绿色。横板上插糖的洞孔，多年来给棒糖的竹棍捅大了，插在上边的棒糖东倒西歪。再看他，那肩上、背上、肚子上、臂上的肉都到哪儿去了呢，饱满的曲线没了，衣服下处处凸出尖尖的骨形来；脸盘仿佛小了一圈，眸子无光，更没有当初左顾右盼、流光四射的精神。这双手尤其使我动心--他分明换了一双手!手背上青筋缕缕，污黑的指头上绕着一圈圈皱纹，好像吐尽了丝而皱缩下去的老蚕……于是，当年一切神秘的气氛和绝世的本领都从这双手上消失了。他抓着两只碗口已经碰得破破烂烂的茶碗，笨拙地翻来翻去，那四个小球儿，一会儿没头没脑地撞在碗边上，一会儿从手里掉下来。他的手不灵了!孩子们叫起来："球在那儿呢!""在手里哪!""指头中间夹着哪!"在这喊声里，他慌张，手就愈不灵，抖抖索索搞得他自己也不知道球儿都在哪里了。无怪乎四周的看客只是寥寥一些孩子。

　　"在他手心里，没错!决没在碗底下!"有个光脑袋的胖小子叫道。

　　我也清楚地看到，在快手刘扣过茶碗的时候，把地上的球儿取在手中。这动作缓慢迟纯，失误就十分明显。孩子们吵着闹着叫快手刘张开手，快手刘的手却攥得紧紧的，朝孩子们尴尬地掬出笑容。这一笑，满脸皱纹都挤在一起，好像一个皱纸团。他几乎用请求的口气说：

　　"是在碗里呢!我手里边什么也没有……"

　　当年神气十足的快手刘哪会用这种口气说话?这些稚气又认真的孩子们偏偏不依不饶，非叫快手刘张开手不可。他哪能张手，手一张开，一切都完了。我真不愿意看见快手刘这一副狼狈的、惶惑的、无措的窘态。多么希望他像当年那次--由于我自做聪明，揭他老底，迫使他亮出一个捉摸不透的绝招。小球突然不翼而飞，呼之即来。如果他再使一下那个绝招，叫这些不知轻重的孩子们领略一下名副其实的快手刘而瞠目结舌多好!但他老了，不再会有那花好月圆的岁月年华了。

　　我走进孩子们中间，手一指快手刘身旁的木箱说：

　　"你们都说错了，球儿在这箱子上呢!"

　　孩子们给我这突如其来的话弄得莫名其妙，都瞅那木箱，就在这时，我眼角瞥见快手刘用一种尽可能的快速度把手里的小球塞到碗下边。

　　"球在哪儿呢?"孩子们问我。

　　快手刘笑呵呵翻开地上的茶碗说：

　　"瞧，就在这儿哪!怎么样?你们说错了吧，买块糖吧，这糖是纯糖熬的，单吃糖也不吃亏。"

　　孩子们给骗住了，再不喊闹。一两个孩子掏钱买糖，其余的一哄而散。随后只剩下我和从窘境中脱出身来的快手刘，我一扭头，他正瞧我。他肯定不认识我。他皱着花白的眉毛，饱经风霜的脸和灰蒙蒙的眸子里充满疑问，显然他不明白，我这个陌生的青年何以要帮他一下。

　　选自《俗世奇人》

　　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我把它们养在一个竹条编的笼子里。笼子里有一团干草，那是小鸟又舒适又温暖的巢。

　　有人说，这是一种害怕人的鸟。

　　我把笼子挂在窗前。那儿有一盆茂盛的法国吊兰。我让吊兰的长满绿叶的藤蔓覆盖在鸟笼上，珍珠鸟就像躲进幽深的丛林一样安全，从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

　　阳光射进窗来，把吊兰的一串串小叶照得如同碧玉。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儿从绿叶中伸出来。

　　我很少扒开叶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

　　三个月后，那一团愈发繁茂的藤蔓里边，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叫声。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儿。我呢？决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睛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小脑袋从叶间探出来。正是它们的雏儿！

　　这个小家伙能轻易地由笼子里钻出身。瞧，多么像它的母亲：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后背还没有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儿。

　　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得来回摇动，跟着又跳到画框上去了。只要大鸟在笼子里叫一声，它立即飞回笼里去。

　　我不管它。就是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决不飞出去。

　　渐渐地，它胆子大了，有时落在我的书桌上。

　　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低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嚓嚓的响声。

　　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这样，它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角质的小红嘴，“嗒嗒”啄着我颤动的笔尖。我用手摸一摸它细腻的绒毛，它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

　　白天，它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暗下来，它就在父母的再三呼唤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

　　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吓跑它。过了一会儿，扭头看看，这小家伙竟扒在我的肩头上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皮盖住眼睛，小红脚刚好给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它没醒，睡得好熟！还咂咂嘴，难道在做梦？

　　我笔尖一动，流泻出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珍珠鸟》
我认识的冯骥才　　在天津，不知道冯骥才的人可能很少，他那1米9多的大个子在街上一晃荡，便有人喊：大冯，忙嘛呢？来套煎饼馃子吧！大冯的确是忙，特别是近几年，很少老老实实地在家呆着，要么到处开会，为保护民间文化奔走呼号，要么跑到乡村田野，亲自踏勘民间遗存。有一回，我碰到他的夫人顾同钊，便说，劝劝大冯，别那么拼命，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顾大姐无奈地笑了笑，说，你让他闲着，他不是这痒就是那疼，出去疯跑，倒啥病也没了，唉，老黄牛，吃苦受累的命！

　　冯骥才是以小说名世的，至今，各种版本和各种文字的作品，已经出了150多种，摞起来比他还高，真正的著作等身，海内外的读者熟悉他，多是通过这些作品，因此，他的主业，应该是个作家。而他偏偏又有着绘画的才能与灵性，他的每一幅画作，都同他的小说一样，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其中的文化内涵，非一般的画家所能超越。两条腿走路，使大冯面前的路越走越宽。这几年，大冯又成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到处游说并付诸行动，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民间文化的保护上了。走到今天这一步，可以说与他的文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他的不少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对民族文化的独到见解以及注脚，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暂时放下写作，去做这费力讨好的事情了。

　　冯骥才的第一次“走偏”，大概是在1994年，当时，天津正在搞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而破败不堪的老城，将在这股洪流中消失，这势必会造成对一些文化遗存的毁灭性破坏。冯骥才忧心如焚了。冯骥才茶饭不思了。可一个没有决策权的文人，除了仰天长啸，又能奈何呢？他所能做的，就是拉起了一个庞大的队伍，包括规划师、建筑师、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当然更多的是摄影家，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地毯式的拉网考察，拍了3万多张照片以及影像资料，从中选了2000多张出了4本大画册。他把这些画册送给政府官员，每送一套，都要在扉页上写下这样一行字：这是你亲爱的土地。大冯弄得动静挺大，支持他的人却很少，很多人说，你放着小说不写，净搞些没用的。这让大冯很伤感。而且，这个活动，从始至终，所有的费用都是大冯自掏腰包，几十万元的稿费全填了这个大窟窿不说，连画作也所存无几了，全都换了钱用在了考察上。但今天看，大冯所做的工作是有益的也是及时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天津的许多文化遗存，如今只能到这几本大画册中去找了。

　　2001年，冯骥才又戴上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这顶“乌纱帽”。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从2003年开始，大冯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普查工作，他说，我们不能笑呵呵地看着民间文化从我们眼皮底下消失。全国数以万计的专家学者也离开书斋，纵身于田野，缀拾那些行将消泯于大地的“母亲的文化”。这两年多，冯骥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野里跑。跑的原因，一是他要了解真正的田野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现状？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如今的民间文化，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保护的力量十分薄弱；二是他们的经费非常短缺，对保护的投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民间文化多是在县里、乡里、村里的掌控之下，下去发现了问题，就可以跟县长、乡长、村长们谈，告诉他们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这些文化。我曾跟随冯骥才到过几个地方，有一次去河北武强县周窝乡旧城村，路上突遇大暴雨，我们的车子滑进了沟里，大家只好在泥泞中徒步前行。大冯的脚上套着两个塑料袋，深一脚浅一脚的，摔了几个大跟头，淋得像只落汤鸡，浑身上下都是泥汤，样子非常滑稽，假如没人说，谁会想到他是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呢！回津后顾大姐看了我们的照片，我们哈哈地笑着，顾大姐却难过得掉了泪。大冯说，这没什么，我们的志愿者中，比我苦的多了去了，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没有一分钱的补助，还要往里面贴钱，时常是饿着肚子工作。为了改善这些人的工作条件，大冯先是想卖房子，后来还是重操旧业，夜以继日地画画，硬把手背上画出一个大包来。这30余幅画在天津拍卖了一次，又在北京的现代文学馆拍卖了一次，所得百万元，设立了一个民间文化基金会，为的是让那些志愿者们能有口茶喝。台湾演员赵文瑄被大冯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也捐出了100万人民币，以表对大冯的支持。大冯是多么愿意为他所深爱的祖国文化来奉献、奋斗、付出呀！

　　好在大冯和他的志愿者们的努力已有了成果，一大批抢救出来的图文资料已经出版，还有更多的音像资料也正在整理，无论对国家对民族，这都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百个人的十年》《 末日夏娃》《铺花的岐路》

　　《斗寒图》《啊！》　(内容概要　赏析）《爱之上》

　　《雾中人》《走进暴风雨》《石头说话》

　　《崇拜的代价》《到底有没有罪》《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阴阳八卦》《市井人物》

花的勇气　　四月的维也纳真令我失望。大片大片的草地上，只是绿色连着绿色，见不道能让人眼前亮起来的明媚的小花。没有花的绿地是寂寞的。我对架车同行的小吕说：“四月的维也纳可真乏味！绿色到处泛滥，见不到花儿，下次再来非躲开四月不可！”

　　小吕听了，将车子停住，把我领到路边一片非常开阔的草地上，让我蹲下来扒开草好好看看。我用手拨开草一看，原来青草下边藏着满满一层小花，白的、黄的、紫的；纯洁、娇小、鲜亮；这么多、这么密、这么辽阔！它们比青草只矮几厘米，躲在草下边，好像只要一使劲儿，就会齐刷刷地冒出来……

　　“什么时候才能冒出来？”我问。“也许过几天，也许就在明天。”小吕笑道，“四月的维也纳可说不准，一天一个样儿。”

　　当天夜里，冷雨伴着凉风下了起来。后来的几天，雨时下时停，太阳一直没露面儿。

　　我很快要离开维也纳去意大利了，小吕为我送行。路上我对小吕说：“这次看不到草地上的那些花儿，真有点儿遗憾，我想它们刚冒出来时肯定很壮观。”小吕驾着车没说话，大概也有些为我失望吧。

　　外边毛毛雨把车窗遮得像拉了一道纱帘。车子开出去十几分钟，小吕忽然对我说：“你看窗外——”隔着雨窗，看不清外边，但窗外的颜色明显地变了，白色、黄色、紫色，在车窗上流动。小吕停了车，伸手拉开我这边的车门，未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说：“去看吧——你的花！”

　　迎着吹在脸上的细密的、凉凉的雨点，我看到的竟是一片花的原野。这正是前几天那片千万朵小花藏身的草地，此刻那些花儿一下子全冒了出来，顿时改天换地，整个世界铺满了全新的色彩。虽然远处大片大片的花与蒙蒙细雨融在一起，低头却嫩清晰地看到，在冷雨中，每一朵花都傲然挺立，明亮夺目，神气十足。

　　我惊奇地想：它们为什么不是在温暖的阳光下冒出来，偏偏在冷风冷雨中拔地而起呢？小小的花儿居然有如此的气魄！我的心头怦然一震，这一震，使我明白了生命的意味是什么，是——勇气！

珍珠鸟　　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

　　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

　　我把它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从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

　　阳光从窗外射入，透过这里，吊兰那些无数指甲状的小叶，一半成了黑影，一半被照透，如同碧玉，斑斑驳驳，生意葱茏。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儿从绿叶中伸出来。

　　我很少扒开叶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

　　三个月后，那一团愈发繁茂的绿蔓里边，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儿。我呢?决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小脑袋从叶间探出来。哟，雏儿！正是这小家伙！

　　它小，就能轻易地由疏格的笼子钻出身。瞧，多么像它的母亲，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后背还没有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儿。

　　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得来回摇动，跟着跳到画框上去了。只要大鸟在笼里生气地叫一声，它立即飞回笼里去。

　　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走一会儿，决不飞出去。

　　渐渐它胆子大了，就站立在我书桌上。

　　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接近，然后飞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踏在纸上发出“嚓嚓”的响声。

　　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这样，它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角质的小红嘴，“嗒嗒”啄着我颤动的笔尖。我用手抚一抚它细腻的绒毛，它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

　　白天，它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它就在父母的再三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

　　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待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爪子刚好被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它没醒，睡得好熟！还咂咂嘴，难道在做梦？

　　我笔尖一动，流泻下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此文章已被选入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教科书）

关于《市井人物》　　 [1]那是发生在清朝末年的事情。其中有好多篇，我就记得《酒婆》《神鞭》和《三寸金莲》了。

　　这是五年前看过的，一直都是当个消遣。直到前一段，我脑子里灵光一闪，没来由地想起了《酒婆》，刹那间明白了其中的内涵——

　　变！

　　刚才又去找《市井人物》翻了翻，没错，这么多小故事都围绕了一个主题——新势力与旧势力的交锋！在更迭交替的过程中，会有些无辜的人无辜地受伤，比如酒婆，羼水的酒喝了几十年都安然无恙，可掌柜的一旦醒悟，凭良心买酒之后，她却遭遇了不幸。还有《苏七块》，爱认死理、死守规矩的苏七块，在冯骥材笔下显得可敬可爱。

　　《三寸金莲》，这是一个小万花筒，会看的能看出整个宇宙。戈香莲早期是缠足文化的受害者，可怜。后来在佟府数度赛莲，勾心斗角——当时国家内战不休的局面的一个小折射——又显得可憎。最后同亲生女儿对簿公堂，早期为受害者时埋下的种子发芽结果，瞬间崩溃，又是那么可悲。无论时势“变”还是“不变”，她都是被无辜牺牲的悲剧人物。

　　《神鞭》，冯骥材在这里特意花功夫强调了武术国技的情节，不用说大大增强了可读性。若是这类情节占到六七成，那么可以说是作者功力不够，写得跑题。但是在《神鞭》和梁晓声《山里的花儿》衬托主题的情节足足占到九成以上！这是同一手法——欲擒故纵！先按下主题不表，用大量笔墨描述云雨、龙角、龙鳞、龙爪，篇末才一笔点明龙睛。当读者回过头来咂摸到个中真味时，当会一拍脑袋——原来如此！那时茅塞顿开，心眼舒畅，神智清明，浑身出汗，舒服！

　　但是从长远来看，变化更替，新事物取代旧事物，还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这大多数人，并不显眼，并不足以立传，但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每况愈下之时，国家须变！情势须变！

　　尽管会有无辜的牺牲，尽管会有锋利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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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能靠流水作业生产 新民晚报  2010-03-24    张魁兴 　　“文化从来不是流水线能够打造出来的。文化要靠时间和心灵悉心酿造，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在全国两会上，对于文化产业呼声的空前高涨，对此，冯骥才提出：“文化产业指的是大众消费文化层面的文化，它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峰顶。一个民族文化的峰顶是不能够轻易被产业化的。” 　　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建设的确不是一回事，正如冯骥才所言，文化事业是精神性的，产业是经济性的，文化事业是无法通过流水线作业生产的。文化事业通过传承发展，有历史积淀性，加强文化建设的要义或许更多在文化的保护。 　　然而，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所谓文化建设，在意的不是文化的保护与繁荣，更多是把文化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地方政府乐此不疲地争古人、编神话、造古迹，结果是一个古名人，多个出生地；一段古传说，多个发生地；一场古战争，多个古战场；纷纷攘攘，一幕未罢一幕又起。 　　地方政府为什么雅兴如此浓厚？虽然大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但却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用公共财政的钱打造政绩工程。这些项目充满了铜臭味，恰恰是在“促退”文化事业。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但是，我们不能为了发展，就不警惕伪文化产业对文化事业的侵蚀与破坏，而允许对文化遗产的过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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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就是要“精神至上”
——冯骥才湖南文化考察侧记

今晚报记者 杜仲华文并摄   2009年6月1日

冯骥才接受花瑶姑娘的敬酒

冯骥才与滩头年画传人在一起  

冯骥才在隆回荷香桥手工艺一条街考察  

    5月21日至27日，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在湖南进行了文化考察。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强亲切会见并宴请了冯骥才一行，对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和支持。

    在为期一周的考察中，冯骥才到张家界、吉首、凤凰、隆回、花瑶古寨和滩头民间年画产地参观和指导工作，随后在长沙出席第九届中国民间艺术“山花奖”终评开幕式并发表了精彩演讲。陪同考察的有中国民协负责人罗扬、向云驹和湖南省文联负责人罗成琰等。

    初夏的潇湘大地，山奇、水秀、林深、谷幽，加上连绵的阴雨，更显得空濛飘渺，如诗如画。

    冯骥才与湖南神交已久。这里不仅有三湘四水，钟灵毓秀，还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唯楚有才，于斯为盛”，长沙岳麓书院门前的这副对联，正道出了湖南人的自豪与自信。

    冯骥才说他对第一次到湖南有些难以启齿：“因为中国的文人与湖南这块土地的渊源太深了。文人不能不到湖南。我第一次来，不应是演讲，而是报到——到这块文化圣地报到来了！”

    他不是一个书斋里的思想者。那种对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文化“形而上”的缜密研究和思考，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大量繁琐艰辛又乐此不疲的工作，是“形而下”的——即迈开双脚，到田野去，到现实生活中去观察、体验、探索和发现。譬如来到一个古村落，他能触摸到它的心跳、脉搏，看到它血液的流淌和情感的宣泄；与此同时，又能听到它濒危时发出的痛苦呻吟。

    他像年轻人一样攀爬雨后湿滑布满青苔的山路，用猎人般犀利的目光捕捉奇风异俗并摄入镜头；他饶有兴趣地倾听各方人士的倾诉并记住每一个有价值的细节；他精力过人，一日能当两日用，即使考察夜阑而归，翌日仍能气定神闲，毫无倦意……他机敏睿智的发现、深刻独到的见解、颇富语言魅力的表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总是强烈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

    在冯骥才看来，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它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而知识分子、文化人是为思想而活的，是注重精神的。他在长沙的演讲中再三强调：“知识分子就是要精神至上。”

凤凰：抓住古镇的“灵魂”

    抵达“中国最美的小镇”凤凰时，已是午后时分。清澈的沱江穿城而过，两岸尽是湘西风情的亭台楼阁和悬河而筑的吊脚楼；偶尔，有渔翁的船桨划过、岸边妇女淘米洗衣荡起的涟漪，弄皱了水中一片如镜的倒影。现代文明的君临和游客的大量涌入打破了小镇的宁静，到处人声鼎沸，嬉笑声、歌厅酒吧的音乐声与小贩的叫卖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古典美中的某些不和谐音符。

    对作家冯骥才来说，凤凰最富魅力、最吸引他的，一处是文学大家沈从文的故居，另一处是近代中国“第一文化贵族”陈宝箴世家。

    沈从文故居是一所古老的南式四合院，瓦木结构，绛红门窗，家居陈设简朴。在当年沈从文写出《边城》的书桌前，冯骥才以一种崇敬的心情沉思良久。而在陈宝箴故居参观时，他则是一副被惊呆的表情：陈宝箴是清代著名维新派人物，曾任湖南巡抚，家居凤凰，他的儿子陈三立是著名诗人，孙子陈师曾是著名画家，陈寅恪更学贯中西，通晓十国语言，被公认为当代国学大师。当晚凤凰镇委书记在“将军府”院中用当地土菜招待冯骥才一行时，冯骥才颇有感触地说：“你在中国还能找到陈家这样诞生了多位文化巨匠的家族吗？所以，博物馆才是凤凰的灵魂！”他认为，凤凰这地方，商业习气不能太重，不能让出售旅游纪念品的摊贩把沿河的美丽风景覆盖。商业化的过程就是把文化解构的过程、粗鄙化的过程，灵魂消失，只存其形。所以一定要警惕这种倾向。

    冯骥才在吉首市委书记赠送的图书中，还发现一种“苗画”很漂亮，有保护和传承的价值。苗族的服饰精美而繁复，一种是银饰，如花冠、手镯，具有独特审美意趣；另一种是刺绣，分“剪绣”和“绘绣”两种方式。剪绣是将剪纸贴在绣片上按其图案刺绣；绘绣是直接用笔蘸色绘于绣片上。苗人的绘绣技巧很高，故被称作“苗画”。当晚，冯骥才便请来苗画传承人交谈，并教给当地官员如何开展“苗画”的普查保护工作，特别叮嘱他们将宝贵文化遗存留在手底，莫让文物贩子尤其是外国人“淘”走。

花瑶：活在自己的文化中

    花瑶，是瑶族的一个分支，以其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而得名，目前只居住在湘西隆回的高山上。

    从隆回县城出发，沿途考察了荷香桥古镇和清代思想家魏源故居后，冯骥才一行于黄昏时分抵达海拔1400米的虎形山瑶族乡。此时，天空中飘着濛濛细雨，等候已久的盛装男女在震耳欲聋的鞭炮、锣鼓声中唱起“呜哇山歌”，跳起花瑶风情舞。古寨入口，一队头戴斗笠状上翻花帽、身穿鲜艳裙衫、腰系挑花布带的姑娘，手捧家乡自酿的米酒招待来宾，叫做“拦路酒”，一饮而尽方可入寨。晚宴上，更有花瑶姑娘边唱敬酒歌，边将大块腊肉塞入客人口中。

    随后，一场火爆异常的“花瑶民俗篝火晚会”将气氛推向高潮。十里八乡的村民们，民间艺术传人们纷至沓来，将广场围得水泄不通。开场是花瑶的男儿亮出的“炭花舞”，把烧红的炭火抛向夜空，形成美丽耀眼的光带，须臾飘扬开来，似银花飞溅，玉珠散落。少男少女们跳起欢快、豪放的《瑶山米酒甜》、《挑花裙》、《咚咚歌》，尽显原生态舞风。

    篝火晚会上，冯骥才应邀发表热情感言。

    他说，花瑶是一个爱美的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服饰、民俗和婚俗，“呜哇山歌”和“花瑶挑花”双双入围非遗名录，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建议设立“女儿乡”生态保护区和博物馆，让花瑶的独特民俗文化得以传承和光大。他还说，少数民族活在自己的文化中，它的传承是一种活态的传承，比如山歌，没人唱就会失传；比如服饰，没人穿就会消失。而文化的消失必然会导致民族灵魂的缺失。
   
    熊熊燃烧的篝火旁，一位端着相机不断拍照的小老头儿格外抢眼，他就是20年来170多次造访花瑶，用镜头记录其生存状态和民族风情的摄影家，大家亲切地称他“老后”。

    “老后比我小两岁，是位民俗摄影家，也写东西”，大冯有些动情地说，“他们夫妇俩把所有积蓄都用到花瑶文化的抢救上了，我们的文化保护事业就需要像老后这样的无私奉献者！”

隆回：有“文化自觉”的官员

    在隆回，有一位官员总是不离冯骥才左右，他便是县长钟一凡。

    2004年，冯骥才在山西榆次全国县长非遗论坛上发表演讲，钟县长听后大受启发和震撼，感觉自己接受了一次“洗脑”，回到隆回便大施拳脚。他记住了冯骥才的一句话：“政府是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明确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尽管隆回尚未脱贫，他仍坚持每年拿出很多钱用于文化保护。此次，他又呼吁为文化保护立法、重视专家作用。冯骥才在长沙演讲那日，他率全县40余人开车前往聆听，真心诚意。令冯骥才十分感动。

    隆回县有个叫荷香桥的古镇，镇上有一条600米老街，散布着一些老店铺、老作坊，打铁的、制秤的、造酒的、做手工布鞋的、加工金银器的、经销传统杂货的……冯骥才漫行其中，感觉仿佛“走进了时光的隧道”。

    在其后的座谈会上，冯骥才对邵阳和隆回的领导说，工业革命后，机器代替了手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手工技艺有人的情感在其中，有民间艺术的味道，有亲切感。他建议在荷香桥搞一条手工艺保护一条街，对原有铺面进行采光、通气、排水、卫生等方面的改造，保护和恢复老街的文化内涵。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领导都马上明白（文化保护的意义），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说话。知识分子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文化保护是我们的事，我们不干就没希望了”。冯骥才说。但他特别向那些“有文化自觉”的各级领导表示敬意。

滩头：年画之乡忧与喜

    距隆回县城30公里处，有一个滩头古镇，是入选全国首批非遗名录的滩头年画产地。滩头年画色彩鲜艳、造型古拙、工艺独特，名列中国四大民间年画之一。

    一到滩头，主人先带冯骥才参观了削竹造纸工地：工人们将一根根青竹斜放于支架上，用锋利的刀刃削去竹皮，粉碎后做成纸浆，再到造纸作坊中制成一张张“竹纸”。哦，原来滩头年画从造纸到刻板印刷，已实现了“一条龙”生产！

    冯骥才与滩头年画渊源颇深。作为中国木版年画普查负责人和成果集成的总主编，他亲自主持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滩头卷》的编纂，还为年画传承人钟海仙颁过奖。钟老曾力邀冯骥才到滩头做客，可惜阴错阳差未能成行，只派人为钟老做了一次口述史。冯骥才此次成行，钟老已仙逝，令冯骥才不胜感伤，更觉民间艺术抢救的紧迫。所幸，钟夫人还健在，钟老的儿子、徒弟已继承了父辈未竟的事业。冯骥才登上楼梯来到二楼年画作坊，认真观看并亲手尝试了木版年画的印刷过程。冯骥才对钟老的艺术赞不绝口，称他画的眼睛，一笔点下去，又黑又亮，而且是活的、有生命的。兴之所至，冯骥才当即铺纸濡毫为滩头年画题词：“隆回民艺浓似酒，滩头年画艳如花”。


文章来源：http://www.jwb.com.cn/jwb/html/2009-06/01/content_3220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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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家确立文化建设立体的战略结构

冯骥才

　　党和国家提出文艺要大发展、大繁荣，十分必要和重要。人民经济生活日益提高，对文化的需求辄必日渐迫切。但我们不能把大发展、大繁荣当做一句口号。必须有具体措施，更要有明确的战略。当前我们的文化的问题是结构不清晰，各种各类文化混淆一起，比较平面化，在对其支持上难以构成有效机制，好似无从下手，甚至看不清当代国家文化形象。问题的症结是缺乏立体而清晰的文化建设的战略结构。

　　我认为理想的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结构应是金字塔型的。它分为塔尖、底部和中层三部分。

　　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有它的峰顶，就像金字塔的塔尖。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所达到的时代高度，彰显着一个时代文化创造的极致，表现着一个国家真正的文化实力。它在全民心中应具有值得自豪的位置。这个塔尖是被一批卓越的文艺大家、艺术精英及其经典作品表现出来的。当然也包括国家级的文化艺术机构、设施和历史文化遗产。国家要对这个攸关国家文化形象与高度的塔尖大力投入，不能任由市场操作。在大力支持这个塔尖的同时，还要建立一整套机制和管理办法。如建立国家文化人才数据库、建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设立荣典制度，并将这一层面的文化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主体。养护和加强这个塔尖是国家文化建设的核心。

　　金字塔的底部是大众文化。现在大众文化已经商业化了。成为大众性的商业文化。它有其自身的规律，应由市场调节。国家对这个层面的文化的主要责任是管理。既是市场管理，也是文化管理。市场管理是使市场良性和有序；文化管理是保持其活力与健康。

　　处在金字塔中层的是中档文化。它处在底层与塔尖之间。但在任何文化发达的国家，它都是大量的审美存在和欣赏存在。他的范围是根据每个国家人民现有的欣赏水平确定的。然而从通俗的大众文化走向中档文化，是一条提高人民欣赏水平与审美品格的必由途径。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应抓住中档文化，积极支持与推进，对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它是重要的一环。

　　国家的文化格局不应是平面的。长期的平面化并商业化，其结果必然是遏制人才的出现，国家的文化形象模糊不明。没有文化的大战略就不会有文化的大繁荣，故此建议国家的文化建设考虑一个清晰和立体的战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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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抢救比创新更急迫

2007年07月06日（王慧峰）

来源：人民政协报  http://cppcc.people.com.cn/GB/34953/5957981.html

　　

　　“中国只有一个冯骥才是不够的！”在十届政协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专题讨论会上，因身体原因缺席的冯骥才常委意外地成了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就在上个月，冯骥才将自己近两年来的书画作品义卖，并将所得的30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我是一介书生，能奉献的只有我的书画。”以义卖书画的方式抢救文化遗产是冯骥才一贯的“公益性”举动，他自称为“文化自救”。2004年，冯骥才在北京、天津义卖书画，筹集了100多万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为宗旨的私募性基金会。两年多来，基金会组织开展了包括“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奖”评选在内的多项公益活动，并帮助了云南甲马、北方草原民居和贵州省民族民间美术遗产的全面普查，成果显著。

　　“文化，抢救比创新更急迫。”曾亲眼见证了冯骥才“文化自救”的朱永新常委激动地说，冯骥才牺牲了自己大量的个人创作与休息时间，甚至以透支个人生命的方式，为抢救中国民间文化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做了政府该做而没做的事，有关部门应该为此感到汗颜。

　　在吴贻弓常委眼中，冯骥才的义卖多少有点悲壮。他认为，正是有了这些仍然“心不死”的文化人，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才有了继续存活下去的可能，“对这些人和事业，政府应该多加爱护和支持。”

　　文化遗产是历史的吉光片羽，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许多委员在讨论中都提到，作为有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国家，我国拥有的文化遗产种类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令世界艳羡。其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是我们的文化之魂、民族之根。在当今文化影响力已成为一国“软实力”的形势下，保护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然而，审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可以用力度越来越大、挑战越来越严峻加以形容。在我们不情愿的注目中，一些承载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建筑不断遭到损毁，一些堪称各民族思想、感情美丽结晶的艺术品种、传统工艺在悄无声息地消逝。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通过隔断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命脉走向现代化的。”吴祖强常委说，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不能丢，如果丢掉了我国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就如同丢失了身份证或护照，就如同失去了灵魂。他认为，要对我们的文化传统进行省视，明白其优秀之所在，明确要传承的命脉是什么。

　　“能不能将祖先留下的这些珍贵礼物完好保存并传予后人，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考验。”这样的声音凝重而迫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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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花木深

冯骥才

　　一天忽发奇想，用一堆木头在阳台上搭一座木屋，还将剩余的板子钉了几只方形的木桶，盛满泥土，栽上植物，分别放在房间四角。鲜花罕有，绿叶为多。再摆上几把藤椅，竹几，小桌，两只木筋裸露的老柜子；各类艺术品随心所欲地放置其间。一些古钟、傩面、钢剑以及拆除老城时从地上拣起的铁皮门牌高高矮矮挂在壁上……最初是想把它作为一间新辟的书房，期待从中获得新的灵感。谁料坐在里边竟写不出东西来。白日里，阳光进来一晒，没有涂油漆松木的味道浓浓地冒出来，与植物的清香混在一起，一种享受生活的欲望被强烈地诱惑出来。享受对於写作人来说是一种腐蚀。它使心灵松弛，握不住手里沉重的笔了。

　　到了夜间，偏偏我在这书房各个角落装了一些灯。这些灯使所有事物全都半明半暗。明处很美，暗处神秘。如果再打开音响，根本不可能再写作了。

　　写作是一种与世隔绝的想象之旅，是钻到自己的心里的一种生活，是精神孤独者的文字放纵。

　　因此，我没在这房子里写过一行字，仍然在原先那间胡乱堆满图书的书房伏案而作。

　　渐渐的这间搭在阳台上的木屋成了花房。但得不到我的照顾。我只是在想起给那些植物浇水才提着水壶进去，没时间修葺与收拾。房内四处的花草便自由自在、毫无约束地疯长起来。从云南带回来的田七，张着耳朵大的碧绿的圆叶子，沿着墙面向上爬，像是“攀岩”；几棵年轻又旺足的绿萝已经蹿到房顶，一直钻进灯罩里；最具生气的是窗台那些泥槽里生出的野草，已经把窗子下边一半遮住，上边一半又被蒲扇状的葵叶黑糊糊地捂住。由窗外射入的日光便给这些浓密的枝叶撕成一束束，静静地斜在屋子当中。一天，两只小麻雀误以为这里是一片天然的树丛，从敞着的窗子唧唧喳喳地飞了进来。我怕惊吓它们，不走进去，它们居然在里边快乐地鸣唱起来了。

　　一下子，我感受到大自然野性的气质，并感受到大自然的本性乃是绝对的自由自在。我便顺从这个逻辑，只给它们浇水，甚至还浇点营养液，却从不人为地改变它们。於是它们开始创造奇迹——

　　首先是那些长长的枝蔓在屋子上端织成一道绿盈盈的幔帐。长春藤像长长的瀑布直垂地面，然后在地上愈堆愈高。绿萝是最淘皮的，它在上上下下胡乱“行走”——从桌子后边钻下去，从藤椅靠背的缝隙中伸出鲜亮的芽儿来。几乎每次我走进这房间，都会惊奇地发现一个画面：一些凋落的粉红色的花瓣落满一座木佛身上；几片黄叶盖住桌上打开的书；一次，我把水杯忘在竹几上，一枝新生的绿蔓从杯柄中穿过，好似一弯娇嫩的手臂挽起我的水杯。於是，在我写作过於劳顿之时，或在画案上挥霍一通水墨之后，便会推开这房间的门儿，撩开密叶纠结的垂幔，独坐其间，让这种自在又松弛的美，平息一下写作时心灵中涌动的风暴。

　　我开始认识到这间从不用来写作的房间的意义。它实际上是我书房的一部分。

　　我前边说，写作是一种忘我的想象，只有离开写作才回到现实来。这间小屋却告诉我，我的写作往往十分尖刻地切入现实，放下笔坐在这里享受到的反倒是一种理想。

　　我被它折服了。并把这种感受告诉一位朋友。朋友说：“何必把现实与理想分得太清楚。你们不满现实是因为你们太理想主义。你们的问题是总用理想要求现实，因此你们常常被现实击倒在地。这因为你们天生是一群理想主义者。”

　　於是当我坐在这间花木簇拥的木屋中，心里常常会蹦出这么一句话：

　　我们是天生用理想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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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可以重来吗？

冯骥才

　　前不久，某地房地产业召开一个“高峰论坛”，主题词气吞山河，曰：有多少城市可以重来？

　　其实这口号并不新鲜。早在二十世纪中期，我们就这么气壮山河地高吼过——什么改天换地呀，大地换新装呀，山河一新呀等等。好像非此不能体现我们这一代人的丰功伟绩。然而，这些看似壮丽的口号又是可怕的。多少大自然的生态和不能再生的历史文化遗存，就在这口号下被大肆滌荡，破旧立新，推倒重来，所剩无几。

　　今天，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看，这些口号是不文明的，甚至是野蛮的。

　　还得承认，开始对外经济开放和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去审视过去和面对今天。脑袋里热烘烘，依旧是“破旧立新”和“旧貌换新颜”那一套，再加上这一次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所以直接的负面后果是六百多个城市的历史生命被一扫而光，性格形象消失了，年龄感没了，个性记忆被删除得干干净净，我们已经无法感知认识自己城市的文化性格和精神历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是不能重来的！城市不是一个巨大的功能性的设施齐备的工作机器与生活机器。城市首先是一个生命。有命运，有历史，有记忆，有性格。它是一方水土的独特创造——是人们集体的个性创造与审美创造。如果从精神与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城市，城市是有尊严的，应当对它心存敬畏；可是如果仅仅把它当做一种使用对象，必然会对它随心所欲的宰割。

　　这些年跑过的地方不少，每到之处都会向当地主人提出看看历史街区。这种在欧洲会被当做很尊重他们的要求，却常常使我的主人陷入尴尬。一次去往德州这座我心仪已久的古城，转了半天只看到一座古墓，此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这样的徒有虚名的古城，我能开出一个很大的名单，保准人人会吃惊。古城变成新城——这大概就是“重来”的结果。江浙一些沿海的先发现代化的城镇甚至已经“重来”几次了！

　　世界上有没有重来的城市？有，我看过两座。但我对这两座重来的城市是没有非议的。其中一座是在二战时被战火荡平的德国的杜塞尔多夫；一座是被大地震颠覆的唐山。它们几乎是完全重建的。但这是很痛苦的事。然而唐山人很有眼光，还是刻意保留几座令人触目惊心的地震废墟，作为城市生活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下来。

　　珍惜城市精神文化的人，一定会精心地保存自己城市的历史，因为城市的灵魂在它的历史里。这使我想起曾经邀请我去柏林演讲的一个专事修复前东德城市遗存的组织，这组织的名称很独特，像口号，它叫做：“小心翼翼地修复城市”。一听这名称，我就对他们心生敬意。

　　我们是不是真的不懂得城市的文化意义与精神价值？我想是，但也不是。

　　为什么说“也不是”？实说了吧，有时表面装不懂，实际是为了钱。为了经营城市及其土地。在这些人眼里每一座建筑下边的土地都可以变成大量钱财。只有把这些建筑拆掉，土地就有了再使用的价值，即经济价值。於是，城市的历史文化便成了他们“盘活土地”的障碍。所以，他们要千方百计要拆去这些历史建筑——这大概就是对城市呼喊“重来”的最真实的动机了。

　　城市要发展，要更新设施，增添功能，一定要被更改。为此，历史文化遗存也一定要付出代价，但这个代价要经过审慎思考和严格论证，它与“重来”是两码事。重来者无视城市的历史存在与文化存在。它对於城市的历史生命是一种断送，对文化积累是一种彻底的铲除，对城市个性是一种摒弃。

　　不要把这个城市的“重来”之说仅仅当做一个不恰当口号。它是那种由来已久的无知与野蛮的城市观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恶性发作。尤其是在一些历史街区一息尚存的城市里，这种口号将催化城市历史的终结式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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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可以打造吗？

冯骥才

　　一个气势豪迈的词儿正在流行起来，这个词儿叫做：打造文化。常常从媒体上得知，某某地方要打造某某文化了。这文化并非子虚乌有，多指当地有特色的文化。这自然叫人奇怪了，已经有的文化还需要打造吗？前不久，听说西部某地居然要打造“大唐文化”。听了一惊，口气大得没边儿。人家“大唐文化”早在一千年前就辉煌於世界了，用得着你来打造？你打造得了吗？

　　无庸讳言，这些口号多是一些政府部门喊出来的。这种打造是政府行为。其本意往往还是好的，为了弘扬和振兴当地的文化。应该说，使用某些行政手段，是可以营造一些文化氛围、取得某些文化效应的。但这种“打造”还是造不出文化来。打造这个词儿的本意是制造。优良的工业产品和商品，通过努力是可以打造出来的。文化却不能，因为文化从来不是人为地打造出来的。温文尔雅的吴越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美国人阳刚十足的牛仔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巴黎和维也纳的城市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苗族女子灿烂的服饰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谁打造的？

　　文化是时间和心灵酿造出来的；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创造的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你可以奋战一年打造出一座五星级酒店，甚至打造出一个豪华的剧场却无法制造一种文化。正像我们说，使一个人富起来是容易的，使一个人有文化——哪怕是有点文化气质可就难了。换句话说，物质的东西可以打造，精神文化的东西——是不能用打造这个词儿的。难道可以用搞工业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建设？那么为什么还要大喊打造文化，仅仅是对文化的一种误解吗？

　　坦率地说，打造文化叫得这么响，其中有一个明显的经济目的——发展旅游。因为，人们已经愈来愈清楚文化才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一切文化都是个性化的。文化的独特性愈强，旅游价值就愈高。文化是老祖宗不经意之间留给后人的一个永远的“经济增长点”。那么在各地大打旅游牌的市场竞争中，怎样使自己的文化更响亮、抢眼、冒尖、夺人？一句话，看来就得靠“打造”了。

　　很清楚了，这里所谓的打造文化其本质是对原有文化的一种资源整合，一种商业包装，一种市场化改造。当今有句话不是说得更明白吗——要把某某文化打造成一种品牌。品牌是商业称谓。文化是没有品牌的。中国文化史从来没有把鲁迅或齐白石当做过“品牌”。鲁迅和齐白石也不是打造出来的。当下的打造文化者也并不想再打造出一个鲁迅或齐白石，却想把鲁迅和齐白石当做一种旅游品牌“做大做强”。所以伴随着这种商业化的“文化打造”，总是要大办一场大哄大嗡的文化节来进行市场推广。这种打造和真正的文化建设完全是两码事。

　　进而说，如果用市场的要求来打造历史文化，一定要对历史文化大动商业手术。凡是具有趣味性和刺激性、吸引与诱惑人的、可以大做文章的，便拉到前台，用不上的则搁置一旁。在市场霸权的时代，一切原有的文化都注定地要被市场重新选择。市场拒绝深层的文化，只要外表光怪陆离的一层。文化的浅薄化是市场化的必然。此外，市场还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还要对原有文化进行再造。涂脂抹粉，添油加醋，插科打诨，必不可少。这也是各个旅游景点充斥着胡编乱造的“伪民间故事”的真正原故；与此同时，便是无数宝贵的口头文学遗产消失不存。再有，就是假造的景点和重建的“古迹”。这儿添加一个花里胡稍的牌坊，那儿立起来一个钢筋水泥的“老庙”，再造出一条由于老街拆光了而拿来充当古董的仿古“明清街”。街两边的房子像穿上款式一样的戏装那样呆头呆脑地龙套似的站着——文化便被打造成了。

　　这里边有文化吗？真实的历史文化在哪儿呢？打造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文化”？伪文化？非文化？谁来鉴别和认定？反正前来“一日游”的游客们只要看出点新鲜再吃点特色小吃就行，没人认真。也许那些对当地文化一无所知的洋人们会举着大姆指连声称好，凑巧被在场的记者拍张照片登在转天报纸的头版上，再写上一句“图片说明”：

　　“东方文化醉倒西方客。”

　　打造文化，一个多么糊涂的说法和粗鄙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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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画天下之魅
——冯骥才先生访谈

时  间：2005年夏日
地  点：大树画馆俯仰堂
问话人：王爱红（美术评论家，《文艺报》美术专刊主编）
答话人：冯骥才

　　王爱红（以下简称王）：冯先生，大家知道您是一位知名的大作家，但不知道您的绘画艺术也造诣非凡，您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是不是影响到您的绘画艺术，并使您的绘画有了出色的表现？请问冯先生，您是怎样与绘画艺术结下不解之缘的？

　　冯骥才（以下简称冯）：我在社会上被大家熟悉和认可是从文学开始的，不是绘画，后来我一办画展，自然奇怪我为什么画起画来了。实际上，我在绘画上走过相当漫长的职业化道路。高中毕业时我还报考过中央美院，考得不错，档案都调到美院，但正是那个时候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出身是资产阶级，美院不能要我。我的篮球打得好，就进了天津篮球队。可是一年多就把自己的手腕的腕骨、胸骨和左腿半月板都打坏了，不能继续打球，离开球队进了天津美术家协会的国画研究会，开始了专业绘画生涯。以复制古画为生。

　　王：现在，在您的艺术馆里我看到您临摹的一些宋画，是不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感觉非常好。那你后来怎么又从事了文学？

　　冯：当年学画学的就是宋画。范宽、马远、郭熙、刘松年等等。我有两位老师，一位在天津叫严六符，他是刘子久的学生，我跟他学北宗山水，水墨和浅绛，斧劈皴；另一位老师在北京是惠孝同，他是湖社画师，我跟他学南宗披蔴画法，小青绿。学的都是山水。我复制过大量的宋画，包括郭熙的《溪山行旅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苏汉臣的《婴戏图》，一直到文革。文革期间国画属于“四旧”给“砸烂”了。我转业务工。出於爱好，绘画变为纯粹的业余。这时，由於对同时代人命运与心灵的关切，便与文学深刻地纠缠上了。我冒着生命的危险秘密地去写文革中苦难的一代。这使我在粉碎四人帮后，即刻投身在“伤痕文学”的洪流中，成为那个文学批判运动最早的一批作家。

　　王：这真是在不幸中孕育着万幸，在坎坷中造就着成功。

　　冯：苦难和坎坷不是摧垮人，就是成就人。特别是成就文学。然而，步入文学后，我就放下了绘画。

　　王：从您放下绘画到后来又拿起来，这之间，您有多少年不画画了？

　　冯：大约有十多年的时间。

　　直到90年代初的时候，我在调整自己的写作时，忽然有一种画画的冲动，我才从笔筒里抽出尘封已久的画笔。可这时我发觉自己与以前作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王：这是什么原因呢？

　　冯：与文学有关系。因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表达心灵，或者说一切都从心灵出发。我已经习惯这种方式。

　　王：我认为您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在您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的修养和才华，对您的绘画创作也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冯：对於我，文学和艺术是有分工的，但不是专业和业余、工作与消闲的分工。像我们这一代作家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属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这代作家与九十年代的作家不大一样，八十年代的作家背负着太沉重的时代责任的十字架，明确要做人民的代言人，要表现时代最真实的声音，要诘问生活和追究根由。我们这一代的文学直面着社会与生活，塞满良心与思考，没有给“私人”留下多少空间。所以九十年代拿起画笔时，忽然感觉个人的情感与人生感悟全都涌向笔端。所以我说：“艺术，对于社会人生是一种责任方式，对於自身是一种深刻的生命方式。我为文，更多追求前者；我作画，更多尽其后者。”

　　在绘画上我主要画山水，不是人物画，所以我必须通过自然事物的媒介，运用象征、比喻和拟人这些文学手段，表达自己内心的精神情感。浩阔的内心世界便通过笔墨释放出来。所以，我的第一批绘画作品有着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心绪的色彩。这一来，就与古代的文人画自然地碰到一起了。古代文人画之所以能够从古代的院体画里面分离出来，是因为它与院体画在绘画的原点上有着本质的不同。院体画是客观地表现视觉的事物，文人画是主观地抒发心灵。当然它要借助视觉的形态。我早期的绘画是服从视觉与客观的，从视觉出发；这一次变了，听凭心灵了。文学改变我的绘画。

　　王：大家都认为您是典型的文人画的代表画家。

　　冯：应该说，我与现在的文人画有所不同。

　　王：您指的是“新文人画”。

　　冯：对。我认为“新文人画”是属於职业画家的。也就是说当代的画家走到某一阶段，需要开辟一条新的出路，要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他们从中国传统文人画里面，找到了一种久违了的形式，一种笔墨情趣，一种滋味，一种形式感，作为他们绘画的追求，“新文人画”就出现了。从形式、笔墨和审美的层面上说，新文人画是成功的。但这种追求是技术性的，或者说是趣味性的；不是文化上和心灵上的。

　　说到心灵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在奥地利看蒙克的画。蒙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画家，表现主义画家的代表。他是挪威人。在挪威的奥斯陆，我专门去看他的纪念馆。转一年我住在维也纳的时候，蒙克的画被搬来展览。一位奥地利友人拉我去看。蒙克最爱画三个题材，一个是喊，一个是病，还有偷吻，他强烈地表现人们在病痛时心灵的绝望，还有人想叫喊的心灵欲望——这是每个人都有的。陪我看画的一位奥地利人忽然问我，中国画有没有这样的题材？他的问题碰到了中国画的“软肋”。

　　王：是什么“软肋”呢？

　　冯：中国画中有没有心灵的画？应该承认，中国画最大的问题是太注重情趣了。这包括内容上的情趣和笔墨情趣。情趣不是一个人内心的东西，最多只与心情有关。太注意情趣就会使绘画对象化、客观化和观赏化。情趣的功能是愉悦心情与审美。不可能进入心灵的深层。比起来，文人画比院体派好多了。因为文人画的本质是抒发心灵的。比如八大山人。“新文人画”的问题是反过来，把文人画又当做一种情趣。所以我说它没有碰到文人画的本质。

　　王：那您认为文人画的本质是什么？

　　冯：这必须回到文人画的传统里去看。从王维、苏轼、米芾、倪瓒、吴镇以来，文人们渐渐进入绘画。他们究竟给中国画带来了什么？有人认为他们带来了全新的形式，崭新的笔墨效果，这话不错，但还只是用职业画家的眼光从视觉技术的角度去看。我认为它主要给中国画带来了文化。文人进入了绘画，同时把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文人对社会人生丰富的感受带进来，这种感受不是视觉的情趣性的感受而是心灵的感受。这便使绘画的精神内涵和表现力得到了很大的拓展，比如说倪瓒画中近乎无情的冷寞与枯索，八大的痛苦和悲愤，这是宋画里没有的。宋画是很惟美的，因为宋画是纯视觉的。

　　我说文人带来的文化，不是表面的形式上的文化，比如把诗句题写到画面上等等，而是心灵的文化，是内心里对大千事物和人生况味的一种万般感受。文人画最大的特点，是“写胸中之逸气耳”，这是文人画的本质。

　　我喜欢“新文人画”。这个绘画运动中确实涌现出很多才气逼人的画家。创造了许多新面貌。但从“文人画”的意义上说，我认为它偏重於技术性地对待文人画的传统，基本上还是把文人画看作是一种别具情致的笔墨情趣和形式美，并以这种笔墨与形式在当代画坛上“标新立异”。它还没有真正接触到文人画的本质。这可能会局限这一运动本身的发展。

　　王：你好像说过绘画是不重复的。你是这样做的吗？

　　冯：我无法重复。比如说我的《期待》，那扇迎着阳光微微开启的柴扉来自我当时一种莫名的期待，没有具体对象，只是一种偶然萌生的期待感。每个人都会有过这种内心感觉。它是温馨的、美好的、朦胧的，不是欲望。如果没有这样的令人沉迷的诗一样的感觉我还会画这幅画吗？这种生发於心灵的感觉能够说来就来吗？这样的画怎么能重复？还有一幅是《照透生命》，大块的阳光进来的时候，我在伏案写作，阳光穿窗而入照在我的手上和脸颊上，我感到阳光一直照进我的骨头，我快被融化了。一瞬间我感受到阳光的神奇，她注入我们身体，给我们以生命，并用她夺目的因子把我们的一切都照透，照得透明。这幅画我画得非常有激情。绘画是不能重复的，这与文学非常像，文学就是不能重复的。你写过的诗句能再写在另一首诗中吗？一次性的才是创造——当然这只是对我自己而言。

　　王：我看了您的一些绘画作品，当然非常激动，就像您的小说艺术感染力非常强。我考虑一个问题，您的小说的风格是很强烈的，这种风格早已经形成，您有您的思想和境界，有独到的语言表达形式，这使您成为读者所公认的大作家，转过来说您的绘画，这种小说的风格是不是会影响您绘画风格的形成，比如说写小说是靠文字，绘画自然是靠笔墨。不知道先生是不是明白我提出的问题？

　　冯：爱红，你这个问题提得好。

　　我刚才说，文学改变了我的绘画，如今我的绘画实际上都是文学，是一种可视的诗或散文。在绘画与文学的关系中，绘画与小说无关，因为小说是有故事和人物的。但绘画可以成为一句诗或一段散文。文学和绘画还有一点很相象，这在契诃夫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说得非常清楚。契诃夫在批评高尔基的描写太罗嗦时说：“你写一个人疲惫不堪、垂着满头的发、坐在被行人的脚踏得向一边歪倒的草地上，如果我写，就写‘一个人坐在草地上’。”跟着他说出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本质：“文学要立即生出形象。”作家与画家的想象都是形象的。它们的不同是，画家把想象直接画出来，观众直接可以看到。作画却要通过文字的描写或描述，唤起读者的联想，使读者想象出形象来。这样，作家的文字必须要有形象性、可视性、可感性、甚至是可触性，文学形象才有生命感。作家文字的形象性来自於形象想象的逼真性。福楼拜说过他连包法利夫人脸上的浅斑和疣都看了，但他没有写。作家想象到的不一定都写出来。但他必须“看见”，还要“看”得十分真切。如果作家有画家那样形象想象力就好了。当然他还要有用文字“画”出人物、景物、场面和气氛的能力。

　　王：您讲得太好了。我这样理解文学与绘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冯：是的。文学、绘画、音乐、戏剧、书法……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全是这样。它们的关系就像一排公寓房子一样，A门B门C门D门，它们在第一层各走各的门，在低级阶段是互不相通的，彼此无关；到了二层也没有关系，但到了房顶，到了一定的高度上，绝对是相通的。如果一个音乐家具有诗人那样的才情，他手指触动音键的感觉和声音与没有诗人才情的人是绝对不一样的。如果一个画家有散文家、有苏东坡那样的文思与心境，他的画境一定深邃高远。可是现在美院的学生连画册里的文章都很少看，只看画，陷入了技术主义。技术主义会把一个画家限制在“形而下”的层面上。

　　王：在美术界我常常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些画家，可以说大部分画家，对笔墨的问题看得非常重，而笔墨之于绘画无疑于文字之于文章。在驾驭文字方面，您是举世瞩目的大家，最具有发言权，在掌握笔墨方面，您也有自己深刻的体会，我把它称为笔墨的含金量，“金”就是您的文学性。借此，我想请您谈一谈笔墨和文字之间的关系？

　　冯：画家的笔墨就是作家的文字。都是语言。艺术的语言不仅要有艺术性，它更是艺术的根本，甚至是艺术的生命。

　　文学是文字的艺术，国画是笔墨的艺术。

　　那么笔墨只是指笔和墨——工具的能力和效果吗？当然不是。笔墨有多层内涵。过去由於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层面上说话，才为了那句“笔墨等於零”而争议不休。

　　首先笔墨是技术性的。是基本功，是技术能力，是表现力，是功力。它必须准确表达你的绘画意图。这就依赖我们对笔墨（包括纸张）性能的全面掌握。这是基础，是安身立命之本。在这个层面上笔墨不能等於零。

　　其次笔墨是艺术性的。笔墨在画面上充满着艺术的美感。笔墨的巧与拙、浓与淡、枯与润、疏与密、整与碎、繁与简、虚与实、黑与白——相互对比和衬托，相辅相成，相反相成，构成无比丰富的语境。笔墨还有洗练与概括的升华之美，还有很多偶然与灵感。比起工艺，绘画性就是偶然性；最高境界的偶然是灵感的出现。

　　进而笔墨还有意象性。吴昌硕当年求学拜师时，老师叫他画几笔看看，吴昌硕只画了三笔，尚未表现出什么来，其师便说他将来必成大器。这故事说明笔墨在审美上具有独立的意义。它超出“应物象形”的范畴。其实别的艺术也是一样。比如琴师的音色和木刻家的版味等等。它或是一种天生的资质，或后天的一己的参悟。都具有个性的色彩。这种具有独具审美特征的笔墨，是最具艺术价值的。在这个层面上技术性的笔墨自然就等於零了。

　　关於笔墨的三个层面，完全可以套用在文学的语言上。文学语言也有技术性、艺术性和意象性三个层面。

　　此外，我还想说笔墨不是中国画的全部。在形而下方面，还有构图和形式，在形而上方面则是观念与境界。

　　王：我非常欣赏先生的书法，您的学识，您的才华，您情感的律动，都有很好的反映，其特点和风格是显著的。在文学创作方面，您大概是用钢笔和电脑写作的，对于书法方面的造诣是不是刻意为之？

　　冯：我学画的二位老师书法都好，都写“赵”，因此，赵字对我是有影响的。后来，我也临过一些帖。在书法上我倒是非常喜欢黄胄先生的一句话，那就是“看帖不临帖”。有人认为，这句话是画家说的，作为一位画家你可以看帖不临帖，因为你写的不是书家字而是画家字。我认为，不应分画家字和书家字，应分手上的字和心中的字，手上的字是功夫字，写来写去都是别人的字。有一次我问黄胄先生，您说看帖——怎么看？他说：“用心看。”他讲得非常好！当时，我对他笑道：“您是我书法的老师，虽然您一笔没教过我，但凭您这一句话已经是我老师了。”他送给了我一个重要的观念：用心看，不是用眼看。用眼看只是盯住一招一式，用心看才能得其神髓。在书法上，我认为跟绘画与文学上是一样的，最终看你还是能不能把自己充分解放出来，让自己的心灵没有一点束缚。

　　王：冯先生，您是一位非常全面的艺术家，我非常想知道书画艺术在你的内心中到底占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冯：我给你打一个比喻吧。狡兔三窟，我有三个工作场，一个是我的家，一个是这里（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还有一个工作室。每个工作场都是一间画室，一间书房，两个车间，都不大，都很乱。但我必须是两个，我进入哪个车间，或写或画必须听凭我的内心。有时，我写东西写呀写呀写到一定的程度，感觉画面从稿纸中冒出来了，绘画冲动来了，我就会跑到隔壁的画室里去铺纸作画。当我画呀画呀画到某一种的意境很像一段有灵气的文字，我会情不自禁地回到书房。我把我这种行为叫“甜蜜的往返”。我的绘画与写作是互动的，相互不可替代的。我到外地开画展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以前你们只知道一半的冯骥才，因为你们只看过我的书，现在另一半的我来了。

　　王：您认为哪个对像更重要？

　　冯：应该是都重要，一个不能少。有时还会成为一个。比如我的一幅画叫《思绪的层次》。一天，我构思小说。忽然觉得我的思维如入大地上的河网。有时顺流而下，有时分开港叉。有时乱无头绪，有时远远一个冒出来的绝好的线索向我招手。渐渐的，我如入幻境。“看”到一片大树的枝桠出现眼前，粗看乱做一团，细瞧井然有序。我忽然感受到人的思维原来是如此美丽的图象！我便放下文学构思，把它画出来。

　　我喜欢文学是因为它一半属於理性。我喜欢哲学、文化学、美学，它们都充满理性的智慧与理性的美。这种理性的美和艺术的感性的美一样迷人。如果遇到上边那种情况，将一种理性的境界转化为审美境界，那就更充满创作的快感了。

　　当然，我现在所做的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是没有多少快乐的。有时在田野间发现到一种未知却灿烂的遗存会是快乐的，但看到它濒危待毙，只会转化为苦恼和焦虑。

　　王：刚才您谈到对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我知道您对社会问题是非常关注的，您说现在的中国书画是不是存在过热的现象？另外，请您谈一谈对书画市场的看法，好吗？

　　冯：我认为，热是一件好事，反映了人们对文化的一种喜爱。尤其人们生活好了，有了新居，墙上希望挂幅画，过去人们没有条件买画，屋子也小，如今人们要买画说明有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了。在市场化的社会里，绘画是有商品性的，但是一个画家的追求不能商品化。

　　现在，对于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关系是与市场的关系，很需要讨论一下。在这一点我非常赞成韩美林、宋雨桂、吴冠中几位画家的做法，他们只管追求自己的，要市场来找他们，他们决不找市场。我有一位画家朋友是市场的宠儿，但我对他的画法一成不变提出质疑，这位画家说，如果变了别人就认为是假画了。

　　王：人家就认不出他来了。

　　冯：对！他被市场牵制住了。一个艺术家被市场所塑造是最大的悲哀。所以，我在欧洲演讲的时候说，艺术家的自由是两方面的自由，我们受过文革时期那种专制下的不自由，现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我们的创作自由得多了，但另一个无形地东西死死地束缚我们的自由，这就是市场。市场也可以使一个艺术家不自由。市场通过艺术家潜在的功利欲望，迫使艺术家自己束缚自己。这种不自由更厉害，文革的束缚是一种外力，自我束缚是内力。我想起康德一句话，人是目的，人不是手段。这就是说，我们要完整地自由地表达我们的心灵。我们不能为了功利目的把艺术变成了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还是要表达我们的精神理想、生命创造和个性的美。

　　王：你想对年轻的画家们说点什么呢？

　　冯：我想说，你不要去找市场，要让市场找你来。不要跟着市场走，要市场跟着你走。如果你跟着市场走，你就会失去自己，会迷路。如果让市场跟着你走，你就可以真正地标新立异，创作自由，甚至可以引领时代。当然，这需要艺术家耐得住寂寞和清贫，还有自信。在物欲如狂的今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现在画很热，是好事。关键是艺术热还是艺术市场热，艺术商业的热？我觉得艺术市场那个的热也不可怕，关键是艺术家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是去完成一个艺术个性，还是完成一种热销的商品。在艺术热、特别是市场热的时候，艺术家要“冷”。冷静与平静，冷眼看热潮。

　　王：我再问一个问题，不管您作画，还是写文章，您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冯：最高的艺术境界是一种理想境界。我们永远不能放弃自己的精神理想。真正的艺术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哪怕我们奉行写实主义，我们通篇满幅都在赤裸裸地揭示丑恶的同时，恰恰也在表明我们心怀高尚的理想。理想就是现实的缺欠，是生命的渴望，是人类艰辛的目标和未竟的梦。这也是古往今来一切伟大艺术终极的主题。

　　如果我们放弃理想，实际上已经死亡。你在市场上卖多少钱那只是一种商品现象。与艺术本身无关。在艺术史上谁也不会把艺术品的价格认做价值。当做评价一个画家的标准。可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常常是别人的画价和自己的画价了。

　　王：难道社会的进步最终导致文化的消亡吗？我似乎记得在社会理论界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论断。

　　冯：有人认为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人们都会急於发财赚钱。仿佛必须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才好解决精神问题。我见过一位台湾是艺术家，他兼亦行商，他说我们就是要先赚钱，赚足钱再去搞艺术。好像人穷就会无法从事艺术。其实在西方经济野蛮积累阶段，他们的精神和良心保持在真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那里。我们也应该有这样时代性的自觉。

　　王：谢谢冯先生，这样精彩的谈话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也使我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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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两篇

冯骥才

作　画

　　今日早起，神清目朗，心中明亮，绝无一丝冗杂，惟有晨光中小鸟的影子在桌案上轻灵而无声的跳动，于是生出画画的心情。这便将案头的青花笔洗换上清水，取两只宋人白釉小盏，每盏放入姜思序堂特制的轻胶色料十余片，一为花青，一为赭石，使温水浸泡；色沉水底，渐显色泽。跟着，铺展六尺白宣於画案上，以两段实心古竹为镇尺，压住两端。纸是老纸，细润如绸，白晃晃如蒙罩一片月光，只待我来纵情挥洒。

　　此刻，一边开砚磨墨，一边放一支老柴的钢琴曲。不觉之间，墨的幽香便与略带伤感的乐声融为一体。牵我情思，迷我心魂。晃晃忽忽，一座大山横在面前。这山极是雄美，却又令人绝望。它峰高千丈，不见其顶，巅头全都插入云端。而山体皆陡壁，直上直下，石面光滑，寸草不生，这样的大山谁能登临？连苍鹰也无法飞越！可它不正是我执意要攀登的那种高山吗？

　　这时，我忽然看见极高极高的绝壁上，竟有一株松树。因远而小，小却精神。躯干挺直，有如钢枪铁杵，钉在坚石之上；枝叶横伸，宛似张臂开怀，立於烟云之中。这兀自一株孤松，怎么能在如此绝境中安身立命，又这般从容？这绝壁上的孤松不是在傲视我，挑战我，呼唤我吗？

　　不觉间，画兴如风而至，散锋大笔，连墨带水，夹裹着花青赭石，一并奔突纸上。立扫数笔，万山峥嵘；横抹一片，云烟弥漫。行笔用墨之时，将心中对大山的崇仰与敬畏全都倾注其中。没有着意的刻划与经营，也没有片刻的迟疑与停顿，只有抖动笔杆碰撞笔洗与色盏的叮叮当当之声。这是画人独有的音乐。随同这音乐不期而至的是神来之笔和满纸的灵气。待到大山写成，便在危崖绝壁处，以狼毫焦墨去画一株松树——这正是动笔之前的幻境中出现的那棵孤松。於是，将无尽的苍劲的意味运至笔端，以抒写其孤傲不群之态，张扬其大勇和无畏之姿。画完撂笔一看，哪有什么松树，分明一个人站在半山之上，头顶云雾，下临深谷。於是我满心涌动的豪气，俱在画中了。这样的作画不比写一篇文章更加痛快淋漓？

　　有人问我，为什么有时会停了写作的笔，画起画来。是消遣吗？休闲吗？自娱吗？

　　我笑而不答，然我心自知。

夕照透入书房

　　我常常在黄昏时分，坐在书房里，享受夕照穿窗而入带来的那一种异样的神奇。

　　此刻，书房已经暗下来。到处堆放的书籍文稿以及艺术品重重叠叠地隐没在阴影里。

　　暮时的阳光，已经失去了白日里的咄咄逼人；它变得很温和，很红，好像一种橘色的灯光，不管什么东西给它一照，全都分外的美丽。首先是窗台上那盆已经衰败的藤草，此刻像镀了金一样，蓬勃发光；跟着是书桌上的玻璃灯罩，亮闪闪的，仿佛打开了灯；然后，这一大片橙色的夕照带着窗棂和外边的树影，斑斑驳驳投射在东墙那边一排大书架上。阴影的地方书皆晦暗，光照的地方连书脊上的文字也看得异常分明。《傅雷文集》的书名是烫金的，金灿灿放着光芒，好像在骄傲地说：“我可以永存。”

　　怎样的事物才能真正的永存？阿房宫和华清池都已片瓦不留，李杜的名句和老庄的格言却一字不误地鎸刻在每个华人的心里。世上延绵最久的还是非物质的——思想与精神。能够准确地记忆思想的只有文字。所以说，文字是我们的生命。

　　当夕阳移到我的桌面上，每件案头物品都变得妙不可言。一尊苏格拉底的小雕像隐在暗中，一束细细的光芒从一丛笔杆的缝隙中穿过，停在他的嘴唇之间，似乎想撬开他的嘴巴，听一听这位古希腊的哲人对如今这个混沌而荒谬的商品世界的醒世之言。但他口含夕阳，紧闭着嘴巴，一声不吭。

　　昨天的哲人只能解昨天，今天的答案还得来自今人。这样说来，一声吭的原来是我们自己。

　　陈放在桌上的一块四方的镇尺最是离奇。这个镇尺是朋友赠送给我的。它是一块纯净的无色玻璃，一条弯着尾巴的小银鱼被铸在玻璃中央。当阳光彻入，玻璃非但没有反光，反而由於纯度过高而消失了，只有那银光闪闪的小鱼悬在空中，无所依傍。它瞪圆眼睛，似乎也感到了一种匪夷所思。

　　一只蚂蚁从阴影里爬出来，它走到桌面一块阳光前，迟疑不前，几次刚把脑袋伸进夕阳里，又赶紧缩回来。它究竟畏惧这奇异的光明，还是习惯了黑暗？黑暗总是给人一半恐惧，一半安全。

　　人在黑暗外边感到恐惧，在黑暗里边反倒觉得安全。

　　夕阳的生命是有限的。它在天边一点点沉落下去，它的光却在我的书房里渐渐升高。短暂的夕照大概知道自己大限在即，它最后抛给人间的光芒最依恋也最夺目。此时，连我的书房的空气也是金红的。定睛细看，空气里浮动的尘埃竟然被它照亮。这些小得肉眼刚刚能看见的颗粒竟被夕阳照得极亮极美，它们在半空中自由、无声和缓缓地游曳着，好像徜徉在宇宙里的星辰。这是惟夕阳才能创造的境象——它能使最平凡的事物变得无比神奇。

　　在日落前的一瞬，夕阳残照已经挪到我书架最上边的一格。满室皆暗，只有书架上边无限明媚。那里摆着一只河北省白沟的泥公鸡。雪白的身子，彩色翅膀，特大的黑眼睛，威武又神气。这个北方著名的泥玩具之乡，至少有千年的历史，但如今这里已经变为日用小商品的集散地，昔日那些浑朴又迷人的泥狗泥鸡泥人全都了无踪影。可是此刻，这个幸存下来的泥公鸡，不知何故，对着行将熄灭的夕阳张嘴大叫。我的心已经听到它凄厉的哀鸣。这叫声似乎也感动了夕阳。一瞬间，高高站在书架上端的泥公鸡竟被这最后的阳光照耀得夺目和通红，好似燃烧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