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下一粒种子——钱理群教授中学开课记

管季超0712

      种下一粒种子——钱理群教授中学开课记  

吴非

有关钱理群教授在南京师大附中开选修课的事，本不想多说。——我的想法，是时间隔得长一些，一件事反而能看得清晰，过早的评价，未，必准确。这里只能向读者介绍事情的始末和我的一些想法。

一

从钱老师萌发设想到完成教学实验，有两年半的时间，知道内情的人不多。2001年9月，钱老师私下和我说起运一设想，当时说好暂不为外人道。几天后语文教研组邀请钱理群教授绐学生讲鲁迅，当时预计听众是400多人，不料竟挤进了1000多人，讲台前的地上坐满了；有的同学坐上了窗台…，那个阶场面可能让钱理群感到，到附中开选修课是有可能的。当时高中语文课标还在制订中，我们还不太了解加大选修比例的设汁。2002年4月，钱老师要到附中开选修课的消息被上海《文汇报》披露后，引起社会关注，我们一时很被动。因为当时述缺乏足够的准备。当年8月，钱老师从北大正式退休后，开始着手编写选修教材，设计教案。其间多次电话磋商，并几次把他的教学设想寄到附中，语文组又将其印发给每位教师，征求意见。教研组还派倪峰、周春悔两位年轻教师做他的助手，协助钱老师做—些编写工作。但是2003年春夏于举国受“非典”惊扰，钱老师被困在北京不能南下……夜长梦多，其间波折，一言难尽，好在事情终于做成，也就不必多说了。
2004年3月11日，钱老师到达学校，做准备。工作。3月16日，钱老师在附中讲台上给学生上第—节课，一切成为现实。第一次上课前，钱老师说“有点紧张，不知道学生能不能接受”；第二次课后，有不少学生围上来和他交谈；第三次课上，钱老师已经如鱼得水……半个月后，学生在校园里看到钱老师就像见到我们一样平静地道一声“老师好”；钱老师开学生座谈会，征求对教学的意见，学生和他“吹”到晚上10点，意犹来尽。4月16日，整整一个下午，钱老师指导担任助教的青年教师，谈下—轮教学必须注意的问题；晚上，又找我们交换意见，准备在学生中展开调查，准备评价总结。4月18日；讲完最后—课，学生交上—一篇《我的鲁迅观》，选修班学生结业。然后，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办了—个“与鲁迅相遇”晚会。在近40天的时间里，钱老师以附中语文组教师的身份上课。和老师们朝夕相处。钱老师的工作精神。可以评上模范。
钱理群老师设计这门选修课时，没有任何功利目的，考虑的只是中学生成长的需要。怀疑论者可能不了解钱老师。也不了解师大附中。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持怀疑态度，高校和中学之间真得划出那么一道鸿沟吗?对语文教学改革，从来都是批评者多，行动者少，我们早就习惯了。至于“浪费”一说，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道是谁在浪费谁。我们中国，一些人对重大的人才浪费从来视而不见，或者让伯牙对牛弹琴。或者毫无道理地把一个人“挂”起采，而教授给中学生上课，立刻就有人认为“浪费”了。与教授做官、教授经商相比，教授到中学上课实在不应当成为新闻。教授在中学上课，旧时代有，现在也有，上海就有教授经常在中学开讲座。但是像钱理群在中学开设一门完整的、和自己的研究方向一致的普及型的选修课，的确是一次探索。
浙江报纸登了有关此事的社会反响，有人认为钱老师到中学上课会影响学生的高考，对此我无话可说。前些年虽然校长们念“应试经”，却不敢不做“素质秀”；现在教育行政领导看到学校真搞素质教育，反而担忧升学率上不去。应试教育久批不臭，甚嚣尘上，比起五六年前，整个形势好像更严峻。——打个刺眼的比方：就像看见反动派扛着枪神气活现地站满大街小巷。而那些有理想的教师，日子好像过得不顺，如果想作些有价值的教学尝试，往往要秘密行动，无法明昭大号。素质教育喊破天，情况却越来越糟糕。有时候我会想起《茶馆》中松二爷的话：“……想起来，大清国是不好呀，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现时所谓的“教育政绩”等同于高考升学率，牺牲学生的未来，牺牲教师的智慧，在恶性竞争中把中国教育推入落后的境地。这种局面令人悲伤。当今教育界，可敬的是仍有一批有理想的教师，他们尽自己的所能，在应试教育的铁屋上砸洞。这时候能有援兵是最好的，为此，钱老师义无反顾，再作冯妇。不过，我相信，在学术界，钱老师的选择肯定不会是绝响。

二

钱理群的尝试意义何在?关于这门课的设计和教学，他已经作了阐述，我这里不再赘述，只从中学语文教师的视角谈谈这次实验的必要性。
首先是学生精神成长的需要。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原点”，其母语教育都非常重视本民族的经典作家，如莎土比亚、塞万提斯、雨果、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惠特曼，在英国、西班牙、法国、俄罗斯、美国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成为精神文化的原点人物。可是这些似乎无须争论的问题在中国却总会有混乱的认识。中国有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关汉卿和曹雪芹，他们的著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资源，可是我们也注意到一直有人主张不学古文。鲁迅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最重要的人物，如果语文教学仅仅满足于让学生读读《孔乙己》、《故乡》和．《藤野先生》等，而不引导学生注意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意义，那是—种浪费。曾有韩国教授悲叹韩国没有出现鲁迅那样的人物，让我想到有文学大师而不知重视的民族才是可悲的。让学生正确认识民族文化的价值，认识经典的作用，学习从经典作品中汲取精神营养，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同时我认为，这应当是青少年的正常需求，那些自认为不需要经典的人，他在实质上必然落伍于时代，也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
分析中国社会几代人所受的教育，我特别感到，中学教育需要基础人文精神的支撑。钱老师的尝试，也应当从人文学术普及的意义上去认识，这或许是更有价值的命题。目前社会究竟给青少年教育注入了什么样的主流意识?应试教育也许可以缓解当前的矛盾，可是它将会给中国的明天留下一批什么样的人；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德国非常重视科学，日本最重视教育，可是想一想，在20世纪，这两个国家作出了什么样的令人类永志不忘的，“贡献”呢?如果不重视青少年人文精神的培养，谁能保证明天的真善美?
所以，虽然语文课程标准的一些提法可能还有待商榷，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一个高远一些的目标，需要有点追求，需要有建设意识，需要不懈的努力。在这种理念指导下，请学者教授到中学开选修课，让他们为学生打开几扇窗户，让学生直接接触学术前沿，和创见的学者教授面对面交流，有利于学生思想素质和探究能力的全面提高。
其次是课程改革的需要。
新课程标准中，选修课占的比重大，类别多，语文学科五门选修系列课程，多数是中学目前未曾尝试的，仅靠中学教师来建设、，难度很大，(师大附中选修课开了22年，好多门课至今没有教材)。中学选修课建设可以借鉴高校的成功经验。我认为当务之急，一是通过名师的教学示范把高校选修课教学经验介绍到中学，一是尽快地为中学培养选修课师资。因而从这个层面看，钱老师在师大附中的实践可谓—石二鸟。
高校教师到中学任教，可以解决部分教师的进修问题。中学开设选修课势在必行，然而以目前中学现有教师的状况，可能难以实施。．即使在一流名校，低水平的应试教育导致教师业务素养大幅度下降，教师由午知识背景和学术背景的限制；完成选修课教学是有困难的。教师提高教学修养的任务迫在眉睫，而把成批的教师送往高校进修又不太现实。钱老师在师大附中的实践为教师进修提供了新的模式。这次附中有—批青年教师自始至终旁听了钱老师的课；并多次和钱老师在一起平等交流，不但学习选修课教学法，也向钱老师请教鲁迅及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钱老师—一悉心指导。钱老师把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包括未曾公开的)，在交流中无保留地直接传授给青年教师。通过和钱老师对话，语文教学中一些观念性问题也变得明晰了。
我们一直在探索语文课改的途径，和高校合作建设选修课程是语文课改的新思路，这项工作需要志同道合的高校教师参与。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些学校在不同层面上以不同形式作了尝试。需要说明的是，教授绐中学生上课并非一件容易事，不是每位教授都有进入中学课堂的资格的。和多数高校教师相比，钱理群在中学上课有一种优势：他多年关注中学语文教学，熟悉中学语文教学现状，对语文教学改革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建没性的意见；同时，他有18年中专校语文教学经验，—这也是他能迅速与学生取得沟通、展开对话交流的基础。

三

这次教学实践，也有不少遗憾。
在应试教育已经成了气候的情况下，作这样一次尝试，代价可想而知。这也是筹划过程中我们预料到的。早几年，我们作这类尝试并不太吃力，现在不得不费口舌、磨时间。但是一些教师明白：国家投资办所谓“重点中学”，就是要让我们走在前面探路的，如果重点中学怕踩地雷，贪生怕死，只愿意和人家比升学率，那是最没有出息的。名校教学要有“实验性”，就必须蹈险犯难，勇于实践。
本次选修班由高一高二学生组成，高—“每班2人，高二每班3人，旁听学生中，高二居多。学校为保证钱老师准时开课，调整了校本选修课的安排，准许一部分学生重选。但是各科头绪夹缠，干扰不可能没有。各学科频繁的测验造成部分学生缺课。选修课每周三次，周二和周四两个年级常有学科测验，等测验结束，一些学生已经没有精力来上课了.学生迟到也成了常事，钱老师常常很早就到选修教室，和我们一同等待，有时甚至倒过来安慰我们别着急。虽然采用了“选做作业”的方式，但是一些学生由于学习负担重，无法准时完成作业，也有些同学作业质量不高。由于在学期中途开课，课时安排密度大，每周三次共8课时(周二、周四下午2课时，周六下午4课时)，不能像学校常规选修课那样从容，学生对上一讲内容往往来不及消化，下一讲的内容又压下来了。加之课前预习不足，学生来自28个教学班，平时的交流不够，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教学效果。
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本当对鲁迅有一定的了解，有较好的阅读基础和积累，虽然语文教师在报名的学生中作了挑选，但是学生的整体素质较前几届已经有所下降。应试教育造成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读文学经典。学生的阅读领域狭窄，阅读量过小，影响了授课效果。此前语文组曾邀请学者和教授来校讲课，也常常担心曲高和寡。学生孤陋寡闻，没有“资本“和教授们对话，问出的问题不是低幼化就是大而不当，难得有几个见多识广的学生如鹤立鸡群；讲座便像是为少数人开的。钱老师对这些情况虽然有所估计，但是对大面积学生的作业和对活质量不是很满意。
功利教育下长成的学生，常常是—副无所畏惧的神态，我见了是有点寒心的。钱老师是理想主义者，他永远充满激情，可贵的是他行动时充满理智。按说我也忝列理想主义者，可是因为身处其境；就没有他那样多的梦想。我甚至想说，我们所做的—切也许不过是亡羊补牢，或者说，辛苦耕耘，不过是为种下一粒种子，至于它能不能结果，甚至它能不能发芽，我们能不能看得见，那就不是我们所能预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