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时代的作家身份危机

管季超0712

传媒时代的作家身份危机作者：周根红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作家作为一种身份标志，具有极大的令人敬畏的文化权威和影响力。一直以来他们成为一种思想、道德和精神的高地，承载着太多的光荣和梦想。他们是“现代社会中最进步的力量，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人类无论解放成什么样子，他们都将居于核心”。①他们在日常生活和阅读空间中显示出自身巨大的潜能和力量。然而在今天，当我们进入传媒时代以后，作家虽然也是一个关注度极高的身份，可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作家身份的贬值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当传媒的竞争和媒介文化多重性形成以后，作家这一身份更是遭到了一些新的问题甚至是危机。
　　
　　一、作家身份的衰落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大众传媒的发展及其逐渐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其中电视作为一种渗透性的媒介，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完全符号化，完全被图像和信息所包围，尽管人们对此多未察觉”。②但电视对人们生活的支配性作用是肯定无疑的。而网络的出现，更是改变了传统的生活习惯和阅读方式，文学阅读就成了最先远离人们视野的惯常行为。电视、网络作为现代大众文化新的承载者，几乎覆盖了所有传统的文学阅读空间。人们把过去依赖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了解世界的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转变为视觉感官的享乐。电视和网络不仅争夺了文学读者的阅读空间和作家的写作阵地，而且钝化了读者和作家的思维，从而在新的视觉空间中确立了自己的话语霸权。在今天这样一个读图时代或言浅阅读时代里，人们不会用过多的时间去关注一个作家的存在，他们关注的永远是娱乐、时尚和消费。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是一个作家之死的年代。
　　在文学式微、作家被漠视的时代，作家的被关注依靠的不再是作品，而是传媒对他们的关注程度。文学奖就是传媒与文学合谋的一个有力形式。每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依然是传媒所大力关注的，从评奖的启动一直到最后结果的公布、获奖作家的专访，俨然形成了一种规模宏大的“媒介事件”。③这种“节日性观看”毫无疑问是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是广大受众为之激动并期待的神圣时刻，虽然许多受众对此的关注是被媒体牵制着，而不是主动寻求，但这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媒体对受众的一种征服，成为群体情感的一种宣泄。传媒期望通过这一事件引起读者的关注，并显示出自身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而文学也需要借助传媒来彰显其“不死”的本质。作家不过是传媒和文化合谋中的一种存在方式，作家及其作品在整个事件中不过是一个孤独的存在。正如鲁迅文学奖评委、学者洪治纲所说：“茅盾文学奖评了五届，三十多部作品还有几部是你想重新阅读的？鲁迅文学奖也一样，现在第四届了，到了第五届，你再回过头来看看前四届，仅就小说这一块儿，你觉得还有十篇东西值得读就很不错了。” ④事实确实如此。传媒与文学的结合，实际上彰显出消费社会语境里文化经济与产业媾和后的一系列商业手法和俗套的特质。
　　
　　二、作家身份的异化
　　
　　长期以来，文学期刊是一个作家成长的基石。过去作家的出道大多先从文学期刊开始，然后才转入出版社，再然后才是影视之类。现在这个路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一些作者直接通过出书，赢得市场。这样便出现了文学出版中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书刊互动的“期刊同期书”现象。不少小说在《当代》、《收获》等刊物发表后，迅速地以小说单行本的方式出版，二者同步销售，有些小说甚至提前于刊物发表的时间出版。而更多作家则直接转身与影视结合，从事编剧工作，更有甚者，他们的写作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文学的脚本时代?，是“挂小说的羊头，卖剧本的狗肉”。（黄发有语）传媒时代作家与媒体的这种关系充分说明，“由于任何文化产品的价值都必须通过一定时间内的消费才得以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成功有赖于推销他们的产品，进而使得更多的受众认识和接受这些产品。所谓知识分子的成功也就转而成为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⑤
　　在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图书出版中，作家的身份开始变形甚至扭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学吆喝”时代的到来。2007年初面市的美国图文故事书《我的抑郁症》的腰封上，赫然印着两行大字：崔永元作序推荐，著名作家王安忆翻译的第一本书，从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而蔡骏的小说《天机》第二季“罗刹之国”出版后，当他拿到给作者的样书时，意外地发现该书的腰封上印有这样的文字：“如果你爱蔡骏，你一定要看《天机》，因为《天机》是他一生无法逾越的高度！如果你爱悬疑，《天机》是中国悬疑里程碑！”如今，出版物铺天盖地，发行方为了出奇制胜，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于是，图书腰封，就变成了竞相“表演”的“舞台”。这两种图书腰封代表着当前图书出版中“文学吆喝”的两条路线，一是借作家（包括其他名人）助势，一是肆意夸大图书的内容。在这些活动中，作家似乎充当的只是一个幌子或招牌。出版商所出售的不再是书的内容，而是一种由作家身份所构成的奇观。“文学吆喝”作为一种媒介文化所呈现出来的现象，“不仅占据着受众日益增长的时间和精力，也为他们提供了梦想、幻象、行为、思维模式和身份认同的原材料”。⑥在这种吆喝的过程中，作家充当的不过是一种被叫卖的用来满足读者身份认同的“原材料”，是作为一个道具被出售。文学出版与传媒的相互勾结，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一个文学出版奇观的时代，在这个奇观中，作家只不过是一种广告和消费的工具，他们以广告为中心，遵循媒介文化被高度商业化的原则，向奇观社会转变自身的身份，而这种身份在转变和适应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异化的趋势。
　　
　　三、作家身份的裂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传媒的强劲崛起，读者的注意力开始聚焦于新兴的电子传媒，传统纸媒迅速下滑。在传媒空间的继续扩张下，传媒不断呼唤和制造自身的内容提供商——业余作家。这些业余作家在传媒的合力作用下逐渐成为媒体舞台的中心和焦点，并迅速地成为大众的“消费偶像”（鲍德里亚语）。市场经济条件下，写作成了一项体力劳动，作家与业余作家的写作相互竞争，甚至业余写作、通俗化写作超越了传统的内心写作而一跃成为主流，这种竞争使作家的身份渐渐发生了裂变。有人认为把专业作家拉下文学圣坛的始作俑者是王朔，在此之后，传媒的推波助澜进一步催生了各种名目的“作家”。从传媒对这些作家身份的命名来看，诸如学者作家、美女作家、美男作家、打工作家、80后作家、90后作家，这些对作家身份的界定和命名，本身就是一个混杂和不确定的过程。而2007年随着广东的打工妹郑小琼凭借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奖，打工文学强势进入大众视野，一大批打工作家、打工诗人浮出文坛，2007年度俨然成了一个打工文学或者说底层写作的年度。然而，在这个浮躁的传媒时代，这种对打工文学和打工作家的关注，其实质并不是对这种文本意义的关注和阐释，其文本意义已经被传媒所遮蔽，而是对打工者与写作者两者缝合的这一种“打工者”身份的关注。曾经只属于社会精英的作家身份已经土崩瓦解，作家身份随着传媒扩张而发生着巨大的裂变，他们在传媒的渲染和助跑下迅速蹿红。
　　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和文学的式微，使得“作家”这一身份逐渐向外延伸，也越来越远离文学本身。早在20世纪70年代，德布雷就发现，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大众媒介，成为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等行业中的各种角色。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一种道义上的背叛，说明知识分子已经蜕变成“追逐名声的动物”。余秋雨可以说以作家的身份奠定和巩固了文化大散文的创作地位和声望，可除了作家这一身份以外，他还有许多其他的身份，领导、学者、评委、主持人、行者、院长、研究人员……最值得受众关注的是他与电视媒体的联姻。2006年凤凰卫视新推的节目《秋雨时分》由他担任节目主持人，而在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期间，作为综合知识问答环节的评委，余秋雨点评的内容甚至是点评时间的长短都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随着余秋雨逐渐以一种文化奶妈的姿态在电视上的曝光度越来越高，有人开始称他为电视学者。面对着媒体的迅速发展和媒体制造的娱乐风潮的甚嚣尘上，一群作家以各种各样的专家、学者的身份出现于我们的荧屏中。而更多的作家转身进入了传统媒体，诸如报纸杂志，他们从一个“作家”蜕变为一个专栏作家，他们开始远离宏大叙事和深度思维，潜心转向一个个生活随感札记式的琐碎化写作中。他们不断透支自己作家身份的资本，为媒体制造一些阅读的趣味。于是，他们成为布尔迪厄所批判的那种“媒介常客”和“快思手”，在媒体所能带来的巨大声名和财富的诱惑下，他们假借着一个空洞的头衔，进行着各种伪装的表演。
　　

管季超0712

四、作家身份的误读和遮蔽
　　
　　在大众传媒中，作家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被误读和被改写。传媒对文学事件的呈现显示出其一贯的商业炒作伎俩。在文化新闻或者娱乐新闻中，作家往往被处理成娱乐的边角料，甚至许多对作家的关注已经超出了作家身份这一范畴，转而将其认定为是一种娱乐身份。2007年著名作家王朔的重出江湖，经过传媒的大肆渲染，俨然成为年度热点事件。而王朔面对传媒一贯的姿态，更是加深了整个传媒报道的娱乐性。在公众的视野中，人们不再将其作为一个作家进行身份定位，而是将其更多地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进行各种解读。王朔复出后的“自暴吸毒事件”、“大骂记者事件”、“央视心理访谈事件”等似乎都跟文学没有关系，跟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没有任何关系。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王朔的作家身份都是被传媒抽空的，然后传媒再对其进行了新的身份塑造，于是他便拥有了一个“毒枭”、“病人”的身份。传媒对作家身份的重塑和改写，正是契合了传媒的商业本质属性。
　　传媒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正在遮蔽作家的身份，并进一步压制作家的创作。本雅明曾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说，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小说的传播才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讲故事的艺术却也走向了衰落，“人们一边听故事，一边纺线织布的情况不复存在了。” {7}本雅明的论述是敏锐的，当文学进入传媒时代以后，文学作品中“讲故事的艺术”正在衰败，作家的身份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很大程度上，一个作家的创作已经不再是以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所进行的写作行为，而是迎合传媒阅读趣味的工业化写作，在文化工业的书写中作家身份开始迷失、被遮蔽、被误读。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手工艺品时代，他们不停地重复着自己，浪费自己的资源和精力。正如余华在其《兄弟》一书出版后所说的，《兄弟》的写作是在失控状态下写出来的，字数越写越多，然而评论界对其作品的反响并不叫好。更多的作家进行着大量重复性的写作，几乎都没有超越自己的高度，只是对文字所进行的一种简单体力劳动，只是对作家身份的一种自我覆盖，只是对传媒技术时代阅读的一种献媚。他们的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手工时代的技术，而不具有一个创造性的内心表达。这些作家的写作日益切合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是传媒对作家身份的一种颠覆和消解。作家的这种“专业化”写作模式，无疑促使作家流向权力和资本，并直接为权力和资本所雇佣，从而使作品失去应有的唤醒功能、使得作家在面对灵魂内心、公共事件时大多处于一种失声的状态。难怪学者王彬彬指出，“当代中国作家，正在总体性地非知识分子化，在非知识分子化的同时，是总体性地走向工匠化。” ⑧
　　
　　结语
　　
　　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急剧发展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传媒渗透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时代，传媒文化已经成为人们文化注意力的中心，并对很多人和事件产生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对作家依然如此，尤其是以图像为代表的“声色之潮”，正在制造着“体验和主体性的新模式”。{9}如果我们把作家和传媒的关系置身于消费社会的语境里，进而与符号、象征和意义的“商品式的”消费关联起来，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作家身份在传媒中的真实存在。只是在这样一个传媒时代，作家是否也会被传媒“娱乐至死”呢？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1}［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2}［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3}在《历史的现场直播——媒介事件》（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一书中，作者把媒介事件定义为“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本文对“媒介事件”的运用与此不同，不仅仅是指电视媒体，而是扩大到其他相关媒体。
　　{4}夏榆《鲁奖：七票定终身》，《南方周末》，2007年11月1日。
　　{5}周宪《知识分子如何想像自己的身份》，转引自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6}［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第6页。
　　{7}［德］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张耀平译，载《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8}王彬彬《作家的工匠化》，《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9}［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