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之病相与批评期刊之困境

管季超0712

文学批评之病相与批评期刊之困境作者：冯希哲
　　2008年5月10日—12日，由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和《小说评论》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文学批评期刊与当代文学走向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工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文艺评论》、《名作欣赏》、《文艺报》、《文学报》、《扬子江评论》、《当代文坛》、《南方文坛》、《文学自由谈》、《海南师大学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心》、《小说评论》等主要文学批评期刊负责人，与彭学明、孟繁华、栾梅健、施战军等著名文学评论家，以及陕西文学界的陈忠实、雷涛、李星、畅广元、李国平、冯希哲、段建军、李震、邰科祥等作家评论家50余人会聚西安，围绕我国新时期30年文学的经验、问题及走向；当代文学批评期刊建设与学术生长点；批评期刊责任及对文学风尚的引领与影响等话题各抒己见，展开热烈讨论。
　　研讨会分别由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栾梅健教授和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冯希哲教授主持。西安工业大学校长刘江南教授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西安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赛云秀教授做总结讲话。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陈忠实，陕西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雷涛出席研讨会并发表了意见。
　　与会者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认真审视了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及文学批评期刊所面临的困境，探究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大家普遍认为“文学批评期刊与当代文学走向学术研讨会”不仅“在中国批评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当下文学备受非议与责难之时所展开的一次重要高端论坛，必将对未来的文学走向、文学批评及批评期刊建设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文学批评的困境及矫正策略
　　
　　较之其他领域，文学近年所受到的非议甚或责难是比较显著的，孟繁华真切感受到“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工作者，我的心情一直处在一种非常复杂和犹豫不决的状态，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指责是最多的，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对文学批评的不满、对文学的不满，但是具体怎么不满我听不到”。针对如此困境，大家反思了当前从文学批评本身所存在的弊症。
　　
　　一、当下文学批评的“危险”病相
　　
　　（一）文学批评的不良倾向
　　与会者在审视了当代文学基本情况，尤其是文学批评的尴尬困境后，将文学批评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为如下几种不良的“危险”倾向。
　　一是“概念化”批评。所谓“概念化”批评是在未仔细研读文本或缺乏理性探析情境下，简单运用各种教条式判断所开展的批评。雷涛认为当下的文学批评口号化、概念化现象比较普遍，也“是很危险的”。畅广元（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认为当下批评存在着评论术语更新快于学理发展，甚至与学理不符的病相。这些现象无形中使批评走向武断，走向绝地。
　　二是“庸俗化”批评。大家都关注到近期颇受非议与指责的“红包批评”问题，虽然对此尚存异议，但是对于将文学批评“庸俗化”现象持共同忧虑。雷涛、彭学明（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畅广元、李星（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等学者将这种“病相”总结为两类：一类是为了“红包”丧失批评伦理的“虚假批评”，一类是一味说好话的“好话批评”，这些都是将高尚的批评“庸俗化”。原林（《名作欣赏》主编）认为目前的“欣赏”基本上也是一味说好话，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有悖于良心。文学批评“庸俗化”使文学批评丧失了底线，丧失了批评伦理，不仅难以起到批评应有的功能，还导致了批评责任的流落与价值紊乱。
　　三是“板结化”批评。在文学批评转向学院派批评过程中，受教育体制和大学学术评价体系影响，批评文本日益程式化与“板结化”。施战军（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认为当下批评危机主要表现为“板结僵化”，在大学评价体制下好像能够扭转非学理化倾向，貌似一幅学理的样子，好像有逻辑、有层次，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但都是空对空，非常表面的，甚至是极其平庸陈旧的，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伪学理，危害非常大。冯希哲（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指出批评文章的“板结”不仅远离了鲜活的文学活动，也使批评文章远离了大众读者，束之高阁，弱化了批评的功能，他还认为另外一类“板结现象”也是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那就是“批评文章有一种倾向，似乎成为了嗜好，就是喜欢用洋人的理论来生搬硬套汉语书写，这样好像才能显示出学识与水平，实在滑稽可笑，也是极其悲哀的”。
　　
　　(二)关于“红包批评”问题
　　
　　近年对文学批评非议和责难比较多的热门话题就是“红包批评”问题，尤其是中国作协福州全委会上，“红包批评”备受关注，且已延伸到深层的批评伦理、批评环境、批评价值选择等多层面的反思。与会专家对此也表示出强烈的关注，但与社会传媒的扩大化声音比较，更多的是理性的审视和客观的姿态，虽存有不同见解。
　　与会者基本看法是，为了“红包”的批评在极少数“精神脆弱”的批评家身上或许有，但并非主流，更非主体。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回顾了自己参加过的研讨会，认为并没有纯粹一味为了一己之利而叫好的，评论家基本是讲真话的。同时她呼吁社会应充分尊重批评家的劳动。问题在于有个别批评家敬业精神弱一点的，面子上不好意思说真话，所以“应提倡本色的批评的批评”。张燕玲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畅广元在分析当下文学批评正趋于弱势原因时，感觉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不是真的为文学，而是为人造之，“里面有权力和商业逻辑的暗中支配”，“但是我说这种话不是反对大家拿‘红包’，现在问题是拿了‘红包’以后批评质量不高”。雷涛认为批评家的社会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毋庸置疑的，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很值得同情。“红包”的分量与批评家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呈强烈反差，从劳动收入的情况来说是严重的不成正比。栾梅健（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认为“红包”体现的是对劳动成果的尊重，这是社会公信的体现。关键是评论家要把握好“度“。拿“红包”要在你的劳动体现了以后。“如果劳动了不给，是不符合分配原则的。但是红包必须有一个度，你看了一个小说给你五千或者一万，这就有嫌疑了”。
　　在分析“红包”批评产生的原因时，雷涛认为此现象与社会、政治生态有直接关系。“红包”问题是商品经济社会下产生的，社会环境不好，政治生态不好，整个社会就会缺乏诚信。民风、社会风气虽然是一个社会现象，但根子在党风，党风正则社会风气正，社会批评界也会正。他还认为文学批评家的社会地位低、待遇低，付出的劳动量和所形成的收益上的差别是当下社会不公平的一个突出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并建议批评家对非议与指责要正确对待，拿起笔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来维护这个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
　　对“红包批评”的热议，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则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个‘伪问题’，是一个构不成问题的问题”。他认为当下社会所指责的当代文学如何肮脏，没有思想等问题，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当代文学固然有问题，但是被“一些非常没有价值的问题给湮没了”，其中包含“红包批评”问题。
　　
　　（三）当下文学批评的游离状态
　　
　　畅广元认为当下文学批评存在比较明显的游离状态时，文学批评价值重心在悄悄转移过程中，应该看到批评的文本阅读基础十分脆弱。评论家对文本的阅读经常是一种“非研究心态下的阅读”。什么是“非研究心态下的阅读”？他解释说“你面对一个文学文本，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对一个整体文本的感觉和评论的关系，在头脑中是不是形成了对于一个评论家的文本意识。从现在的评论文章来看，很少有这种现象，所以我就说是一种‘非研究心态下的阅读’。”而且“阅读的时候还常停留在感觉层面上。这是一种病态，是市场化的浏览，并不是为了文学”。同时，他还认为批评存在着严重的学理失衡，当前一些评论家拥有的只是一个桂冠，所支撑的学理基础紊乱，“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不能称作批评学，很难称为批评学的”。“现在评论界少了一种意识，就是多歧为贵的意识”。
　　

管季超0712

文学批评期刊的困境及走向
　　
　　文学批评期刊是文学批评的窗口与阵地，专家们对批评期刊所处的境遇深表关切，认为受到管理体制、学术评价体系、商业意识、传媒方式等多元化因素影响，作为专业性、文艺性很强的阵地又处在办刊人员、经费等现实困境中，这是对期刊发展的直接考验，也是对文学批评事业的考验。
　　
　　一、批评期刊的困惑与守望
　　
　　孟繁华认为文学批评期刊在近些年来谋求突围与超越，成就有目共睹，期刊所面临的困境比文学批评本身要更艰难，“他们可能是从事文学工作里面最让人同情的一个群体”。受商品经济的影响，作为学术性的文学批评期刊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各批评期刊都面临着诸多不同的压力，学术期刊的性质也决定了批评期刊很难走到市场，处在有场无市的尴尬境地，经营能力受到限制。
　　李国平坦陈《小说评论》办刊中难免会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与干扰，要面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压力，因此期刊有时不得不做一些扼杀文学生命和学术生命的事。他说“没有话语权的声音在刊物上很少能够体现。实际上刊物也在被动地、不知不觉中做了一些扼杀文学生命力和学术生命力的事情。我的感觉是批评刊物和人民文学都有同等价值，它也是一个时代文学风尚、文学现象、批评现状的风向标，甚至更鲜活、更敏感地体现了现代文学的东西。”李国平认为另外一个困惑是，办学术期刊是一种学术积累，需要一个漫长的学术建设过程，但在当下语境中，批评期刊不能、也无法实现自我超越。黄发有（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扬子江评论》副主编）也有相似困惑，他说办期刊不能不进入一定的评价体系，对于期刊来说首要的就是提高知名度，而最便捷的是“名家路线”。即便名家文章不理想，一个新人的文章写得再好也难以发表。“文学批评的未来在哪里？就是新人。”但是，生存面前期刊经常不得不扼杀新人。《名作欣赏》主编原琳发自内心地说：“在目前文学边缘化的时代，兼有文学批评和鉴赏功能的杂志，有时很难面对作者。编辑精力有限，从良心上来说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但从刊物发展的未来来说，我们有一种神圣的责任，要保持刊物的品牌，尽管有生存问题，但操守还是义不容辞的。”
　　评论家认为文学批评期刊自身还存在其他深层次的问题。栾梅健认为批评的公正力与公信力问题是当下文学批评期刊建设所面临的两大命题。畅广元则批评文学期刊“办的多是对真文学的扼杀”。他强调指出办刊的指导思想需要按照文学内在规律来把握。
　　施战军分析了近年来批评期刊所受到的影响因素，他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批评期刊是一个纯正的文学期刊办刊思路，同时还是一个批评的平台，加之强势媒体的介入，其色彩跟现在的纯文学批评期刊的方式不一样，如果说这是一种学术的或者文学批评介入的话，那种介入是资讯型的介入，而强势媒体介入则充满着晦涩的娱乐。第二，现在的文学批评期刊面对着一个新的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学术环境。这个环境由主要大学构成，大学评价体系深入影响了文学批评期刊的办刊方针，使得文学批评期刊和文学批评本身面临着很重要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板结僵硬”。他认为大学评价体系还导致了目前大学文学教育的各种病状，对文学批评期刊产生了一种扼杀性的传染。同时，他强调，在文学批评期刊里面展现的趣味是极其重要的东西。“一个评论刊物有一个集中的趣味，容易造成一种文学史事实，所以编辑的趣味有一种潜在的文学领衔的职责，甚至是文学史经典化的运作”。
　　面对生存困境，文学批评期刊依然坚守着阵地，并企图通过艰苦的努力来改变艰难的生存环境。张未民认为无论无何，生存建设还是文学批评期刊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但也有思想建设和办刊宗旨的建设，也就是学术建设问题，“这里面也关系到人，能不能推出新人，不断地推出新的批评家，这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对当代文化建设能起多大作用？能有多大意义？甚至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如何才能起到一个文学批评期刊的作用。从学术角度讲，我们的理论都是一种评论，就是对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刊物是一个载体，怎么样发声？发什么声音？效果怎样？这是我们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一部分必须关注的。”在处理生存发展与精神品格问题上，他认为“刊物自然要高尚一点，要坚守，要有它的精神性，但同时它又是物质性的，对于当代批评来说，我们要让它有学术性，但是我们还要让刊物有很好的生存，刊物还需要发展。刊物是我们现实文化生态的一部分，如果想办精品刊物，那是我们的理想，也是一个可贵的追求，我们就应该坚守。”对于期刊所阐述的坚守态度，冯希哲提出不尽相同的看法，他认为批评家和读者对文学批评期刊整体状况的忧虑很多，尽管都存在实际困难，总体来说有阵地总比没有好，多总比少了好，但是从期刊本身肩负的社会责任来要求，不应降低为最后的底线，尽管这是基本生存问题，是活着的基本需要，“如果简单地把批评期刊发展定位为最后的一种内在的规律性的基本东西，那是一种悲哀，期刊固然应该坚守一种自身的风格，不管坚守什么都应该有一种思想，有一种品格。”
　　
　　二、对批评期刊的期待与展望
　　
　　文学批评期刊建设对净化文学批评，乃至于整个文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孟繁华将批评期刊在当下语境中的价值意义总结为“有文学批评期刊进行推动，才能够保持纯粹的学术性。”文学批评期刊因此就对文学走向负有了崇高责任。他期望“办刊人要出于公心，要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更重要的还要有一个很高尚的学术情怀。”李星认为文学评论期刊作为文艺性、学术性、专业性的阵地，其宣传作用、商业化的效应主要靠报刊媒体、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来承担。报刊媒体和期刊媒体性质不同，在更注重消费阅读的时代，“在文学阅读变得很不庄严、很不专业的时候，批评期刊的责任就是要把消费时代的阅读变得更庄严”。陈汉萍认为要保证文学批评期刊发展，一个是要强化编辑队伍建设，要提升编辑素养，还要从体制上保证期刊的持续发展。
　　张燕玲感觉“当代批评期刊正进入回暖期。经过近十年的锤炼，期刊已经日臻成熟了，相对形成了自己的个性，有影响的已经日益有影响，原来转向不成功的也慢慢回落，从冰冻期正在回暖。”她认为期刊生存境况正趋向好转，“从生存上，期刊目前的状态是两种功能并进，输血功能和造血功能并进。正常路子还有可能影响批评期刊相当长一段时间，但输血和造血功能已并进。”她勉励期刊同行在新一轮的艰难守望中，一是要直面暂时困难要勇于坚守。现在期刊的衰退并不是办刊的文艺观或者编辑有问题，而是期刊受到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强势冲击，逐渐丧失了主流的地位，也许在种种无奈情况下期刊的坚守会比任何时候都艰难，但必须正视，要甘于寂寞。二是还要不甘于寂寞。“在办刊理念和思想上，尽可能发挥杂志的引领功能，除了杂志本身的品质，再加上像今天这样一个活动，在回暖方面会对期刊非常有益。从甘于寂寞和不甘于寂寞来建构起批评期刊的人文主义精神。”李国平认为批评期刊在生存成长中，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在新一轮坚守中肩负起批评期刊责无旁贷的崇高责任。
　　
　　结束语
　　
　　在相互思想与认识碰撞中，大家认为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期刊在文化消费时代，不仅不能弱化批评的功能，还必须强化引领风尚的功能，无论是对读者，还是对作家，或者文学思潮的流变，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责任和义务。虽然目前文学批评的引领功能并未完全发挥出来，自身也处在困境中，但同时面临的也是一个重要的抉择。既然是一次选择，批评期刊和批评家就应加强合作，以突出重围，并开创批评的新视野新纪元。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管季超0712

批评文本对批评的游离状态负有重要责任。冯希哲分析当下文学批评及批评文本存在的问题时，认为批评文本“逐步远离了读者大众，无视鲜活的当下文学创作实践，无形中把自己逼到了孤家寡人的境地”。他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哨兵观察，另外一个是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导航、引领的功能。文学批评文本不能漠视文学性，否则批评的功能会因批评文本的僵化教条而严重弱化。”李震（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发言时说自己对批评文本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希望能读到或者能写出来真正批评的文本。他解释“真正批评的文本”首先不是文学写作。很多作家也写批评文章，但写出来的通篇都是感悟式的，没有理性的东西，这不应该是标准的批评文体。另外学院式的文章也不是批评文体。批评文本不是文学作品，但应该有自己感悟的东西在里面；它不是学术论文，但是应该有理性的或者学理的东西在里面，应该属于中间状态的一种表达。
　　吴子林（《文学评论》编辑）认为文学批评的游离状态发生在文学批评走向学院化后，文学批评变得越来越虚拟，丧失了本真的东西。有的论文看起来四平八稳的，中规中矩的，但实际上没有思想与体悟，其“主要问题是文学批评走向虚拟化以后，所使用的理论和文本是游离的，这种游离状态使得那些批评没有公信力”。在分析原因时，他认为文学批评做的过于虚拟化，没有走出理论主义的困境。要使批评获得一种生命，必须革除如此“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激情”的太学理化的批评文章。“一个好的批评不仅能够做到通作者之意，开读者之心，可以引领一个时代的潮流”。
　　对于批评家强调的学理性，《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学理”是一个非常可疑的词汇，学术诚然存在自己的道理，但是如果为了完善而搞一个“自我学术界自己的道理”就非常可疑。他不赞成将学理性作为文学批评的宗旨，建议用学术性，讲求学术的逻辑和学术的规范。他还对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知识分子产生出的一些词汇概念表示出审慎态度，认为使用时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二、文学批评的困境症结
　　
　　针对当下文学批评的诸多病相及尴尬，与会者纷纷表示出隐忧。由于阻碍困扰当下文学批评健康发展的因素多重，困惑多种，彭学明将其归纳为三大症结：“一个是文艺批评标准问题。二是文艺批评阵地建设问题。现在这个阵地建设越来越萎缩，究竟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措施？三是文艺人才建设方面的问题。”
　　孟繁华认为困扰文学批评首先是批评标准问题。“当代文学批评真正的问题，我觉得是特别复杂的，个人感觉首先是批评标准的问题。过去我们总体性的理论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今天总体性的理论给彻底瓦解了，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的尺度，批评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法。就是每一种方式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刊物选择什么样的文章也是批评的尺度之一，批评的方法、立场、价值标准、欣赏，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一种批评的方法。”他认为，当下批评方法的多样性，尽管使批评家感到为难，但不是坏现象。
　　针对学院批评孟繁华认为目前主导批评的学院派批评背后隐藏着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意识，“学院批评在文化研究成为批评的一个主要方法之后，阐释变成了主要的了，价值立场开始缺失，一切都在阐释”。“文学批评固然对文学现象需要进行阐释，但不能没有是非，没有价值观”。施战军（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认为大学评价体制与体系导致了大学文学教育的病状，“对文学批评期刊产生了一种扼杀性的传染”，文学批评也受到了消极的负面影响。
　　就批评家自身建设问题李震认为，在一个价值非常混乱的时代，社会对批评家的需求要比对作家需求更高。因为这个时候更需要思想。“但是可悲的是批评家的面目还一直不清楚，不知道是什么角色，位置非常尴尬，最难听的是‘吹鼓手’或者‘打手’。”他呼吁大家反思一下怎么做好批评家，“现在是不是应该考虑重新做一个批评家”。
　　陈汉萍（《新华文摘》副编审）建议文学批评“应该充分的批评化”。这种充分的批评化是针对批评的理论化而言的。当下批评的理论化非常明显，批评文本却非常脆弱，主要原因是批评家说自己想说的话，对文本并没有细读，很快就过渡到了理论。她强调批评要促进创作，要直接面向当下作家的创作才行。“批评期刊实际也存在着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时间大量的去阅读作品，只是看批评家，也存在着隔膜的问题。”因此，她认为只有在充分的批评化基础上，让批评多样化，才能实现批评的理论化，才能再进行一个批评史的建构。
　　陈汉萍和赵伯陶（《文艺研究》编辑）还提出要注重批评文字建设问题。他们认为“大多数的文学批评有理论有想法，但是从逻辑上来说不清楚，从感性上来说语言把握很欠缺，所以应该提倡批评文体的改进”。
　　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从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谈到文学批评的受众问题。他认为当下的批评出发点为了专业读者，是严重的错误定位，没有顾及大众读者是文学教育的误区。对于批评文章“除了一些专业人士阅读，没有引导社会大众读者，这是非常尴尬、悲哀的事情”。他建议应该培养文学受众，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应紧密结合起来。
　　
　　三、文学批评应肩负起神圣的责任
　　
　　文学批评在时下价值观紊乱的现实环境责任重大。雷涛认为批评家“所肩负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极其重大，也是其他行业人士所无法取代的”。“文学批评要有为学术真理而献身的精神”。陈忠实则从作家个人感受出发，认为批评对作家的创作至关要紧，“在我的意识里面，从一个作家的心理上来讲，最关注的就是评论家，尤其是稍微大一点的作品出手，首先想到评论家怎么说、怎么看，有时候还担心本省的评论家不说真话。对于陌生的评论家，如果对某一部作品发表看法，不管说好说坏，起码感觉到这是真实的，我最关注的就是这些。一个作家关心的是评论家，评论家反过来关心的是作家。”在他看来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是“不打不相识，不交不相识，谁也离不开谁，是最好的朋友”。对此，毕光明认为应当强化文学批评的功能，“批评应该引导创作，引导我觉得是双重的引导，一个是读者，批评还是要阐释，如果不阐释，读者根本不知道，只有靠批评家阐释。另外，对作家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动。批评应对文学创作、读者等发挥积极的作用，肩负起引领社会风尚的责任”。
　　畅广元则强调文学应该诗意的栖居在人间，“当代中国的文学并不是诗意的栖居在人间”，“诗意的栖居才是本真的”。他认为现在的意识形态是被遮蔽的，评论经常为二流遮蔽吹捧。因此建议，第一、不要把文学看成有限变量。“文学和人性有关，人性在他的生存历程中是无限变量的，不是生者和伟大领袖的预设，也不是可以把握一种走向的”。第二、真正的文学是寂静意识形态的挑战者。第三、文学不是权力预设的存在。这个权力预设的存在不是行政权力，也不是知识权力所预设的层面，它是一种大自在。第四、没有孤立的文学走向，只有与精神进程相对应的文学存在。他同时还认为社会的文学感觉应该调整。“社会对文学的感觉应该冷。文学的繁荣是后代人对前代人的感觉，不是当代人的自叙。”“中国当代文学要解决长官意志与自由意志的矛盾。这是解决当代文学由生存文学转化为自由文学很重要的一步”。
　　吴子林强调不能把文学批评过度虚拟化，应该是意识的体验。如果没有意识的体验。批评文章就没有自己的独特感悟，给人感觉尽管很学术化，但学理不通。批评还是要回到艺术体验去，回到审美批评去。他说，“文学批评要走出这种困境，必须要突破这种理论主义，要从这个陷阱当中脱身而出，否则的话文学批评声望会越来越低落。”另外，他还强调批评要注重资源的契合度，“批评家用的是什么资源，我看到更多的是西方的资源，本土的资源太少了，很多批评家对我们中国古代的东西并没有深入研究，更不要说化为批评武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