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度越与建构

管季超0712

国学的度越与建构作者：张立文
　　一、度越“旧国学”
　　
　　在21世纪的今天，为道屡迁，变动不居，大化流行，唯变所适。“国学热”也是唯时代之所适，为道变化之所需。为了使国学热健康发展，必须度越“旧国学”，以建构新国学。如何度越“旧国学”？
　　第一，度越国粹主义。度越国粹主义，不是放弃忧患意识、自强意识和爱国之心，而是度越以单纯的国粹来拒斥欧化主义的蔓延，度越以复古主义来抵制西方文化的涌入，因为单纯的国粹与复古主义既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也与当时中国社会时代精神相背离。同时，必须度越以恢复旧“道统”来反对新统，以恢复旧“国统”来反对新国统，因为两千多年来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的国统已经寿终正寝，建构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社会理论思维的道统，在强大的以工业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理论思维的新统的冲击下，旧道统不仅败下阵来，而且已不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
　　第二，度越保守主义。度越保守主义，就是立足于发展国学。既不是复古，也不是国学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只会成为逆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这会导致国学生命的终结。
　　第三，度越狭隘民族主义。国学既是中华多民族共同之学，不能仅看作是汉民族之学，也是全世界华人之学。国学不是民族中心主义，不是排外之学，而是容外之学；不是闭门之学，而是开放之学；不是固守之学，而是发展之学。国学只有如此，才能繁荣壮大、生生不息。度越狭隘民族主义，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国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以及厚德载物、日新之谓盛德的精神，使国学不断日新日日新。
　　第四，度越国学中心主义。国学不是游离于世界多元文化之外的学术文化，而是世界多元文化之中的一种学术文化。它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的原理，绝不搞罢黜百家、独尊“国学”。它既不会妨碍、阻挠、压抑异文化的生长，也不会威胁、扼杀、克服他民族文化的发展，而是“以他平他之谓和”。中华民族国学只是作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他文化的一方，与其他文化构成平等、平衡的和谐关系，在他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既没有你克服我、我吃掉你的二元对立关系，也没有你贵我贱、我重你轻的不平不等关系，而是并育不相害，并行不相悖的共生共荣、共立共达的关系。
　　第五，度越国学优越思维定势。在振兴中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今天，往往给人造成中华民族学术文化什么都优越、什么都先进的错觉。中华民族确有五千多年灿烂辉煌的学术文化，曾占世界领先地位。然而，这种自古以来的“夷夏之辩”的思维定势，在近代西方洋枪洋炮对华夏长矛大刀的冲突中，唤起了中华有识之士的文化自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体认到中华学术文化在近代没有与时俱进，由优势转为劣势，由先进变为落后，由视“夷”为落后而转变为以“夷”为师，向“夷”学习，这是价值观念的大转变。度越国学优越思维定势，才能解放思想，学习、吸收外来的先进科技、制度、观念，以振兴中华。
　　
　　二、建构新国学
　　
　　何谓国学？虽见仁见智，但笔者为论述方便，把其规定为中华民族学术文化与时偕行的创造，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总和。近代以来，曾被规定为中国已有的学术文化，而与古代有异。国学是中华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情感、生命智慧，简言之，是中国心、中华根。心衰即国衰，心亡即国亡；根深即国茂，根壮即国强。就此而言，国学乃中华民族命脉所系、精神所寄。
　　在度越“旧国学”五大观念后，如何建构新国学？笔者曾在《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一文中提出，要有全球的新视野、和合的新思维、变通的新理念、生生的新价值、现代的新方法五个方面，现作几点补充。
　　第一，国学与社会现实生活。国学就其本质而言，是经世致用之学、生命之学。国学就其源头活水而言，它来自于现实，来自于社会，来自于生活。这就是说，国学离开了现实社会生活，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水无源则干涸，木无本则死亡。这是自然现象，也是社会现象。因此，要建构新国学必须走向现实，走向社会，走向生活。面对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严峻的冲突和危机；面对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观念、道德、信仰在其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面对西方强势经济、文化、科技的冲击下所面临的冲突和融合等，要上下左右、中西内外的有机整体地思量求索化解之道，以便开出融突古今中西内外之道为和合体的新国学。
　　第二，国学与民族精神生命。国学是与民族精神生命息息相关之学。民族精神生命往往在民族、国家、社会面临冲突危机中凸显出来，民族精神生命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精神和核心价值，一个民族若丧失了精神生命，这个民族必然走向衰落，所以过去的殖民者要征服一个民族，就是要去其民族精神及其核心价值。一个民族的自立、自强、自觉，便体现为这个民族精神的自立、自强、自觉。在当前振兴国学，就是去掉西学的遮蔽，弘扬民族精神生命。然而，在振兴国学的过程中，一些已被时代所淘汰的东西，亦沉渣泛起，他们打着“国学”的旗号，以售其私，为害国学的新发展。因此，为国学者，应不计功谋利，以国学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担当意识和弘扬民族精神生命的自觉使命意识，丰富、充实、发展新国学。
　　第三，国学与民族文化的创新。民族精神生命的生生不息，在于民族文化的创新。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和体现，民族文化的创新也蕴含着民族精神生命的创新，这是大本达道。无创新，是导致民族精神生命衰老、陈旧以致丧失生命力的主因。
　　国学的创新要先从大本达道着手。所谓大本达道，是指位天地、育万物之道。换言之，是指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保合太和、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身心合一、希贤希圣、经世致用的民族精神。这就是说，国学创新的核心价值和基础，是民族精神生命的创新，这是立国之本、立民之体。抓住了此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大本，而不是首先从“小学”着手。
　　第四，国学与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是对民族的生命存在和民族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是对民族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的执著追求，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文化思想、精神灵魂、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的共同维护、共同信守的生命智慧。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国学），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源泉和载体，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核心价值和基础。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网络普及化的新形势下，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要求作为其源泉、载体、价值和基础的国学，有新的发展，以适应新形势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需要，所以建构新国学是时代的理势。
　　第五，国学与中、西、马。中华民族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互动、交流、对话，开启了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发展的新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在受容、吸收、改铸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中丰富、发展了自己，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融突中而中华民族化，即中国化的西方文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西、马文化的融突而和合中，必然转生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形态，即新国学。
　　这种情境在国学演变的历程中曾出现过。唐和宋初的儒教文化、道教（家）文化、佛教文化互动、交流、对话，并提出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但没有融突而和合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经宋明理学家出入佛、道之学几十年，并尽究其说，而后返诸《六经》，终究融突儒、佛、道三教之学而和合为新的理论思维形态的理学，开创了理学的新学风、新精神，体现了时代精神，使中华民族国学发展到“造极”阶段。当今，我们必须像宋明理学家那样，出入中、西、马几十年，尽究其说，才能融突而和合为一种新的理论思维形态，塑造出中华民族现代的新民族精神。我们期盼一个中华民族国学发展的新的“造极”时期的来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摘自《理论视野》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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