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学老师与大学教授

管季超0712

话说中学老师与大学教授

程红兵 　蒋朝辉

　　大学教授谈起中学教育改革很轻松，很潇洒，很有思想见地。中学老师听下来最初的感觉是很振奋，很新鲜，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但时间一长，发觉不对，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于是颇有微词，大学教师是理想主义者，中学教师是现实主义者，要面对中考、高考，谁都不能拿学生的前途开玩笑。
　　很多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学教育改革也不例外。别说大学教授，就是不搞教育的人，说起中学教育改革来也是头头是道。大学教授居高临下，似乎把中学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建议就来了，理论也出来了。至于这些建议和理论能否在现实中实现，那是中学教师的事情。在中学教育改革面前，大学教授是指挥家，中学教师是实干家（确切地说是实践者）。这就好比军事理论家和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司令员，司令员是不会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的。司令员按照军事理论家的理论去指挥战斗，结果呢？失败了。谁来负责？绝对不是军事理论家，而是司令员。是不是我们因此就不需要理论家的理论了呢？肯定不是。司令员指挥作战不仅需要理论家的理论，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战斗决策和指挥。中学教师当然也需要大学教授的理论，但如果一味照搬，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教授们的长处似乎很明确，理论视野开阔，他们总在忙于建立学科体系，出一本本砖头大小的著作，是他们努力的目标，因此他们多数人无暇也不屑于到中学去实际研究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
　　没有理论著作，大学教授就不是教授了，而是教师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学教师就不能出理论，但事实上，中学教师能拿出理论著作的确实不多。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得以检验。你说“他们多数人无暇也不屑于到中学去实际研究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可能“多数人”会不高兴。
　　教授们的研究方法是理论的而非行动的，他们的逻辑思维是演绎的而非归纳的。当然也有些中学教师因此得出极端的结论，大学教授是发射空对空导弹，虽有高度，但对地面一线教师毫无用处。
　　是理论的而非行动的，这种说法确切吗？至于演绎和归纳，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两者是不可或缺的。最初的理论往往是从实践中归纳出来的，而后用于指导实践。我说的是最初。社会发展到今天，很多理论是在归纳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也有很多理论是先演绎出来再去实践中检验的。那些“极端结论”确实极端，既然是发射导弹，必然有目标，无论是空中目标还是地面目标，能击中目标就是好的导弹。能击中目标的导弹或多或少对地面部队是有用处的。前面我已经说过，司令员的失败并不能说明军事理论的毫无用处。既然是理论，就必然有它的价值，否则就不能成为理论，或者说是谬论。
　　理论当然有其价值，但你只要读他十本《语文教育学》或《语文教学概论》之类的书籍（决无攻击语文教育学教授之意，只是举例而已），你就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了，而且即使只读书的目录，你就会吃惊地发现连它们都是惊人的相似。问题很清楚，教授们的著作有多少原创性是值得一问的，多看几本书，我们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由得人不想：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剪刀加糨糊似的拼凑？理论如果没有原创性，又没有指导实践的价值，那么理论何用？你也许会想，给你一年时间，你也能编一本这样的“理论书”，大学教授太轻松，难怪他们说话如此轻飘，如果让他们到中学里来，光是做题目，就能把他们整趴下。
　　你所说的“剪刀加糨糊”的现象确实存在。在尊重知识产权的今天，自会有人有部门去管。理论具有原创性是每个教授所追求的，问题是研究同一个问题的大学教授们的理论必然有其共性，之后才有原创性。对中学教师而言，大学教授的理论具有多少原创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理论是否具有指导价值。当然我也明白，你的意思是希望大学教授的理论既有指导实践的价值，又有原创性，这要看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了。
　　大学教授的语文教育研究出发点应该在于问题，在于他所感觉到的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是的，研究来源于问题，理论也就具有原创性。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教授有必要深入中学去发现一些问题，研究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
　　事实上，所有的学科在它的最初，也是由于存在中的问题而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求真，但是在后来越来越体制化的过程中，人们似乎忘了它的真正目的，而热衷于构建体系。学科分类本来只是手段，但现在似乎已经成了目的，而且是惟一的目的。
　　任何研究包括语文教育研究，如果对存在缺乏体验，对生命缺乏敏感，那么无论怎样的理论和材料，都只是外在的摆设，只是一种没有融化成最终价值的手段。我不知道我们的大学教授能否摆脱体系情结，其实，无体系的论述，是否也正恰恰说明了其论述具有不可模仿的原创风格？
　　问题不是出在体系上。无论是有体系的理论还是无体系的论述，只要是真知灼见，具有指导实践的价值，都是可取的。关键是面对当前的语文教育改革，我们的姿态是什么？是积极投入，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大学教授面对语文教育现实中各种现象的激荡，他可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全然的退避，退避到永远正确却也是几无所用的体系建构中，这退避表面看与世无关，实际上却是一种对现实不屑一顾的姿态；另一种是试图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借这种理解来超越现实。前者是安全的、稳健的，但容易流于无聊；后者是危险的、创造性的，虽然往往会被怀疑是否具有学术性，却常常有开拓的气象，但是也容易鱼龙混杂，难以判断。对于前者而言，需要的是当代氛围的无形渗透，对于后者而言，需要的是历史基础如房子的地基那样隐于不可见的深处。
　　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我想我们不能老把眼睛盯住大学教授。在当代语文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中学教师才是中流砥柱，才是我们关注的主体。你说中学教师是现实主义者，可谓一针见血。中学教师的确很现实，现实到每天都得上课，每天都要面对学生，甚至于每天都要改作业（当然是节假日除外，有些学校是连节假日也不放过的），必须关心每一个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成绩，关心他们的毕业前途。正因为太现实了，以至于不能从现实中抽出身来研究现实问题，不能辩证地看待现实中的各种教育理论，只能盲从。“愉快教育”来了，忙于“愉快教育”；“素质教育”来了，就忙于“素质教育”；“多媒体教育”来了，就忙于“多媒体教育”；如今，“双语教育”来了，又忙起“双语教育”了。教育理论一个接一个，中学教师还没来得及弄清前一个“教育”，后一个“教育”就接踵而至。不是盲从就是忙从，反正是没有自己的教育没有自己的理论。
　　这一方面是现实社会使然，另一方面现实本没有错。问题是现实不能拒绝理想，实践不能排斥理论。我们可以不必写一本本砖头大小的理论著作，甚至可以不必阅读那些泛泛而谈的《语文教育学》或《语文教学概论》之类的书籍（有真知灼见的除外），但中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理想主义的激励，必须有现代先进教育理论的指导，理想主义是内在的驱动力，而理论则是我们教育改革的依据和蓝图。
　　你这是从宏观上来说的，也是理想主义的说法。我们中学教师面对语文教育改革，所要思考的是：老师要教什么，怎么教；学生要学些什么，怎么学。我觉得这才是语文教育改革所要面临和思考的实质性问题，而其核心问题是“学生要学些什么”。这不仅是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要思考的问题，更是掌管国家教育的领导和专家所要思考的问题。这似乎又偏离了我们的话题，但我们谈话的最终目的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事实上，中学教师在语文教育改革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
　　语文教育改革其实是可为的，只要你想有作为，还是能有所作为的。虽然有现实的压力，虽然有困难重重，说句大话，很多困难是你主观上的错觉，是你无形中放大了压力，现实并没有你想像的那么艰难，是你的习惯导致你一味地采取守势，是你的思维定势和谨小慎微的个性使你不敢放开来大胆改革。中国足球的经验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一味地死守最终是要丢球的，只有进攻才是最佳的防守，只有进攻才是获胜的惟一出路。你千万别以为我真的是在说大话，因为我也是中学语文教师，带高三也有11年的历史，也有过和你一样的心路历程，当我终于把高考看透，放开了，高考的结果倒是出奇的好，于是我才有上面的这些看似轻巧的话。要潇洒还是可以潇洒的。
　　我知道，程老师你是语文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你进行过大胆的语文教学探索，写过不少的教育教学论文，出过好几本语文教学方面的著作。可以说，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改革的路还很长，现实的压力还很大，困难还很多。只要我们能像你那样拥有献身教育的理想和足够的理论素养，语文教育改革的步伐会更快，效果会更明显，语文教育就大有希望。
　　理想和理论也是中学语文教师发展成长的主要因素，一线教师应该有理论素养，应该有理想主义激情在胸中激荡。没有理论，即使我们能够提出诸如“成功教育”“愉快教育”之类的口号，虽然在教育实践中不乏一定的功用，但因为缺乏深入的研究，许多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就显得十分苍白，流变为一种概念的炒作；没有理想，我们更行之不远，因为教育者不能没有“乌托邦”，如果我们被现实冲刷得一点浪漫情怀都没有了，那不光可悲，甚而有点可怜了。
　　我还想说一点，无论大学教授还是中学教师，他们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憾，那就是时尚研究，其研究的取向是语文教育界流行的时髦的东西，是迎合教育界所谓的潮流。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解释领导的意志，综述合乎潮流的观点，实证性文章比例很低。这其实也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研究，很少看到从语文学习主体也就是语文教育的消费者包括学生和家长的观点出发，来分析语文教育问题的论文：他们怎么看语文教育？他们怎么使用语文工具？促使他们学习语文的动因又是什么？教育是一种服务，语文教育当然也是一种服务，从我们的服务对象出发来研究，我们的各种语文教育论文能否让阅读者产生一种兴奋感，或者说，能否向大家揭示一些关于中国社会未来语文状况的真知灼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由上到下”还是“由下到上”的理论视野，这一点至关重要。
　　研究的取向，研究的视角，说到底还是与批评者、研究者的素养有着极大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素养就会有什么样的批评成果、研究成果。
　　最近我读了吴康宁《重塑中国教育研究者的精神》一文，颇受启发，他认为，研究者的“人格”“动机”“情意”等精神问题起着重要作用。理由显而易明：倘若研究者的人格不正，惟权势者马首是瞻、惟施利者意图而为，那就不会去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所谓的研究成果其实只是一些追风之作、捧场之作，出不了真品；倘若研究者的动机不纯，不是为了解释与解决教育问题去探究，而只是为了完成科研工作量、晋升职称等功利性目的去做课题、写论文，那就不会去寻求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所谓的研究成果往往只是一些东拼西凑之作、粗制滥造之作，出不了正品；倘若研究者的情意不切，对于改善研究对象、尤其是改善弱势群体与弱势个体的生存境况问题漠不关心，那就会去追求学术研究的深刻性，不会为揭示研究对象的真实生存境况而深入现场，作艰苦细致的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乃至实验研究，所谓的研究成果多半只会是一些空话连篇之作、蜻蜓点水之作，出不了精品。……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技术或研究程序的选用或弃用，同研究者的精神状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譬如，正是由于研究者的人格不正，致使其每每摒弃证伪的方法，将“研究结论”置放于“研究过程”之前；正是由于研究者的动机不纯，致使其屡屡漠视论著写作的学术规范，不交代同类研究现状，不注明所引用的他人研究成果；正是由于研究者的情意不切，致使其总是对需要付出大量时间与精力的实地性研究方法敬而远之。一言以蔽之，正是研究者的精神低靡，导致了中国的诸多教育研究者日复一日地述说着“学术大话”“学术假话”“学术空话”，年复一年地生产着“学术赝品”“学术次品”“学术废品”。
　　我们都不希望语文教育研究出“学术赝品”“学术次品”“学术废品”。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我还想说一些也许是多余的话。对语文教育研究的批评必然要涉及到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人，毫无疑义，我们完全可以套用一句非常冠冕堂皇的话来评述他们：主流是好的，问题是次要的。这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是几无所用的废话，因为它已经失去任何刺激作用，扔进水里也是水波不兴。我无意和教授们过不去，我当然知道我们许多教授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比如王尚文，比如钱理群，以及一些与语文教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教授们，他们把目光聚焦语文教育的现实问题，且承担起了培训教师、编写教材的现实工作。这些我都知道，然而我更知道，语文教育现状依然严峻，还不允许我们一味地高唱赞歌。基于此，请允许我对大学教授们、中学教师们说一些偏激的话，请将不如激将，不知此话还管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