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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小学作文教改皈依童真本色的求索
文章作者:周一贯 来源:语文教学通讯小学刊
编者按:
作文,本质上说,它不仅仅是个教学的问题,更不可能仅仅是个写作技法的问题。放开一点眼界,站在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看,作文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的作文教学有怎样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渊源?对于许多中青年教师而言,这似乎是一个盲点。我们的作文教学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又是萦绕在每一个语文教师心头的本源问题。
在共和国60年的时候,一个有着近60年教龄的老人,从文化的角度,对我们60年的作文教学,进行了一次深刻而独到的文化解读。不要期待老人给我们某个答案,但一定能从这些历史的积淀中,深入文化的源头,引发你的哲理思考。
作文教学应该构建怎样的文化?
希望总在前方,历史不能遗忘。
历史常常以标志性事件作为其发展的里程碑,沉淀成为认识记忆的一种生命刻度。那么,在60年新中国小学作文教学改革的过程中,给我们留下哪些难忘的记忆,可以浓缩成为一条作文教改的发展轨迹呢?本文试作一次个性化的梳理以求正大方之家。
我国是一个“文章大国”,在历史上文章有着十分特殊的位置。这从“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少小当勤学,文章可立身”等文句中即可见一斑。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文章更是成为选官吏的重要依据。特别是从15世纪到19世纪,八股文更是成为乡试和会试所规定的一种必须完成的文章。八股文起自宋代的经义,一般以《四书》《五经》中的圣贤之论(短句)为题,并对行文的款式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在内容上,八股文只须为圣贤立言,讲四书五经所讲过的道理。这种功能异化,导致我国文章之学的高度发展,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积淀,并对中国发生着久远的影响。回望作文教学的源远流长,既有许多传统的精华可供借鉴,但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一直影响着以后的作文教学。首先是人们对于写作教学历来十分重视。这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文人写文章、老师教文章、学生读文章、科举考文章、当官凭文章这样的“一篇文章定终身”的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使到了现代,人们还是把作文能力看成是一个人语文综合水平的集中反映,并一度出现过语文教学要以写作为本位的观念。人们把作文教学视作语文教学的重要部分,这在客观上大大推进了对作文教学的实践研究。另一方面,对文章的重视,必然导致研究章法技巧之学的发展。几千年来,我们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写作经验。这些成功的经验对作文著述无疑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但从一为二的角度看,也有不少过分强调写作章法、技巧,助长了作文崇尚形式主义的不良倾向。我们认识、研究新中国小学作文教改的发展轨迹,就无法割断写作方面的这些历史遗传。
另一方面,老解放区作文教学的建设发展和所取得的经验,无疑也会给新中国作文教学以重大影响。老解放区的作文教学注重政治思想教育,注重联系实际生活。如引导学生写信给前方战士或在前方的亲友邻居,报告家乡翻身解放的情况,鼓励他们安心打仗、杀敌立功;还有的成立“群众代笔处”;让学生写敌情报告、工作报告、会议记录、文契、对联、黑板报稿,等等。所有这些,无疑也给新中国的作文教学以“红色经典”的血脉。
只有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辩证地审视新中国诞生前小学作文教学的全部历史遗存,既看到它们在推动作文教学改革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又看到它们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准确地把握60年小学作文教学改革的发展轨迹和总体走向。本文限于篇幅,拟择要从六个方面试作归纳,虽不免挂一漏万,但也可略见端倪。
一、在思想道德教育背景下作文教学的文化生存
重视文章的文道结合和修养立身,是中国文章学的基本观点之一。自古至今,中国人历来看重“道德方章”,便是最有力的佐证。《尚书·尧典》说“诗言志”。宋人孙复的《答张洞书》则阐发得更为明确:“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得之于心者,明诸内者也;成之于言者,见诸外者也。明诸内者,故可以适其用;见诸外者,故可以张其教。”
所以,建国以来,作文教学的一大特点便是十分强调作文教学的教育性,注重作文思想道德教育内容,从“作文”与“做人”的密切联系上,努力凸显作文的教化功能。这既有中国“道德文章”的历史传统,更有革命时代的红色经典血脉。如1978年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就明确提出“作文是学生思想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的具体体现”;在不同时期颁发的“教学大纲”,几乎都十分强调小学作文要写“有意义”的事物。于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学生在作文中以各种形式“汇报”自己受到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成绩”,并同时表明自己在政治思想或道德奉行上的立场和态度。
当然,作文教学的“教育性“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写作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训练。我们历来视作文为一项教育性活动,而且从整体上构成为语文课程情感陶冶的育人功能。
今天,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能仅仅局限于作文教学的狭小范畴之内,更要在广阔的时代、社会背景中去关注写作文和教作文的“人”在当时的生存状态,与具体的时代要求和社会文化对“人”的影响相联系,如此才能比较客观地、辩证地从多方面去评价其文化生存的合理性和价值意义。
在作文教学中体现育人功能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从文化视角分析,教育的原点之一是社会对未完全社会化的成员必须进行规劝和教化,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通过教育分享主流社会共有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从而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归宿感和依赖感。这也是所有国家希望通过母语教学将学生纳入社会生活规范的共同要求。
应当看到,建国以来许多优秀教师在寻求作文教学的“教育性”上所作的许多探索是卓有成效的,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其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如:
——80年代广东潮州市六联小学著名特级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丁有宽老师的“寻美作文”。丁有宽老师从“美”的角度,鼓励学生主动到社会生活(包括学校生活、家庭生活)中去寻找自己爱写的题材。确实,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新人、新事不断涌现,处处闪烁着美的火花。“寻美作文”调动学生好动、好新、好奇、好仿、好问、好胜、好想的心理因素,结合班队活动、课外活动开展各种寻美活动,同时,又鼓励学生从社会生活环境中去寻美。在这个基础上,再选择最能引发自己情感积蓄的题材写成作文,不仅使孩子们获得了审美情感的精神提升,而且大大提高了儿童自主作文的程度,鼓励引导学生去直接面对、干预现实生活,并从中去发现多种多样的习作题材,强化写作欲望,培养对写作的兴趣。
——著名特级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江苏南通师范二附小李吉林老师的“情境作文”。她对作文教学“教育性”的追寻,植根于儿童心理特点和儿童认识事物、学习语言的的规律之上。把客观的“境”(生活、景物)与主观的“情”(思想、感情),自然地在儿童作文中融为一体。李老师的情境作文,吸取了我国古代文论中有关情境论的有益养分,又借鉴了当代西方教学论中“启发学”的某些做法,在自己长年的探索实践中,不断融合、提升,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民族气派,又从儿童生命特点出发的中国作文教学流派,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在体现作文教学的育人功能上,人们更重视以开拓作文题材来达到既丰富作文思想教育内容,又避免命题作文的规定性带来的说教机械化倾向。如“艺术作文”,这是《人民教育》(1987年第5期)介绍的四川省彭县南城小学语文组在反复实践中探索的一种新作文教学形式。他们把音乐、美术、舞蹈、戏剧、体育等引进作文教学。具体作法是:选取儿童喜闻乐见、具有实践意义的题材内容,通过师生表演、幻灯演示、竞技活动、作品欣赏等形式,把艺术创造与作文教学融为一体。教师以直观、真切、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现出一幅立体的环境、人物、事件图,以启迪学生积极思维,引起联想,为学生提供可视的、感人的写作素材,使它们在经受艺术感染的基础上,迸发强烈的写作热情,轻松愉快地完成习作。“照片作文”则是先请学生选交一张自认为有欣赏价值的积极、健康的生活照片,在班级的墙报上展出,让学生们去议论。然后,教师布置一项习作,选取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照片,为它写“说明词”,或一篇有具体情节的作文。照片可以反映广阔的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活图景;又因观察角度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联想和想象。大家的写作思路被打开了,领悟了作文应当怎样去开掘新意(徐家良、施更生《浙江教育》1988年第3期)。
……
但是,在思想道德教育背景下作文教学的文化生存也是十分逼仄和尴尬的。因为要从中把握好分寸并不容易,过分地把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过程,简单化地变成思想道德教育过程,就很容易误导学生违背了生命真情的表达自由,不自觉地用假话、大话、空话和套话来虚饰应付,甚至以“双重人格”为代价来编造“好人好事”,使作文陷入“伪圣化”的误区。一篇篇作文成了一道道缺乏生活情味的道德证明题。作文的这种单极的“思想道德”思维,只能造成虚空乏力、远离心灵的“道德说教”,而最终恰恰是疏远了作文与做人的密切关系。这显然是一种令人悲哀的教育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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