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为何要把样板戏当史记读？

管季超0712

叶匡政：为何要把样板戏当史记读？
  
    师永刚新著《样板戏史记》出版恰逢共和国60年，引来媒体的热议应在预料之中。与那种聚焦大历史的方式不同，这本书更像是一代人的心态史。样板戏只是一个入口，作者试图追溯的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公共记忆。

    对那个年代有所了解的人，对样板戏大多怀着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那艳丽的色块与铿锵的唱腔，确实铭刻在人们记忆中难以忘怀；另一方面教条式图解政治的方式，让人不得不把它视为一种艺术暴力。从“艺”上说，样板戏或许没什么创造，但从“术”上看，它对文字与音乐的把握，它对视觉和身段的处理，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可以说是“术”的成熟，成为人们不能忘记样板戏的理由。

    人们往往把“样板戏”当做“文革”的特殊产物，其实从解放区和解放后的文艺作品中，都能找到它的精神踪迹。“样板戏”与“革命”这个观念息息相关。在这个观念中，阶级仇恨是展开一个故事的全部动力：只有把革命思想转化为鲜明的形象和能流传的故事，革命才能主导人们的精神。所以在革命艺术兴起的地方，一切人和其他的艺术样式，必须陷入沉默，让位于革命的言说，因为它握有至上而唯一的权力。革命是摄人心魄的，它用对敌人的仇恨与暴力，强制人们与旧世界划清界线。这正是样板戏奉行的真正创作原则。它的创新、夺目、昂扬，都是为了让人们牢记这个事实：革命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

    如今的年轻人，可能已不大知道当年革命文艺中的“三突出”原则了：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样板戏正是以此为最高准则，所以它的英雄人物总是高大全、“红光亮”，而反面人物一出场灯光便暗下来，面目也委琐丑陋。在样板戏中，英雄的仇恨因为有了阶级的前提，成为人们行动的真理。细究所有样板戏故事，就是一个仇恨不断叠加的过程，直到这种仇恨化作刺向阶级敌人的利器。它通过恩情和仇恨的对比，试图塑造一种新的政治伦理，这种伦理的神圣感是以抹去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为代价的。在神圣的最高处，端坐着革命的倡导者，每一个英雄人物都因接近那神圣的高处，而成为民众膜拜的偶像。

    可以说，这种思想伦理与改革开放后的时代精神，是极端不相容的。然而由于政治话语的变迁，样板戏与“文革”的许多史实一起，被迅速地归入到历史遗迹中。我们常常以为对历史事实，只需用简单的遗忘，就能换来和解与对未来的向往。这种认知是错误的。由于我们在公共生活中，对样板戏一直缺乏一种有良知的审视与批判，这种与时代精神并不相容的思想逻辑，依然残存在民众头脑中，只要时机适合就会爆发。

    我想，师永刚完成这本书的目的，正是期望通过对历史真相的还原，来对抗人们对历史的冷漠与遗忘，达成与历史真正的和解。他的“革命说明书”系列，包括他以前出版的《雷锋》和《红军》，显露的都是这种精神追求。因为只有通过对真相的完全披露，全社会才会形成对正义和良知的共识。这时历史对于人们，会成为一种拯救的力量，把每个人从过去的阴影中拯救出来。如今在民间常常弥漫的仇恨与报复心理，与没有清算样板戏这种文艺类型中的思想伦理，有很大关联。如果我们的文化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要通过还原历史真相，让民众真正达成对历史的认知与宽恕，那等待我们的将可能是一个充满负罪感的未来。这个未来或许流行的，还是样板戏中那种以牙还牙的哲学。

    读完《样板戏史记》我们会发现，样板戏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有表演性的政治仪式，它的目的是塑造革命的神圣性和权威感。所以无论对人物形象，还是唱腔、动作与神态，甚至它的道具、灯光和服装，都有异常严格的要求。这正是仪式的特征，要确保每一次演绎都不走样，它看重的是仪式的象征意义。艺术的娱乐功能在这里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革命真理的表达。通过样板戏的反复上演，革命的真理性在每个民众的心中都会留下烙印，使他们始终处在一种敬畏、崇拜的集体情感中。让每个人在内心深处，达成对革命的感恩和对阶级的认同。这也是为何最后只确立了8台样板戏的真正原因，如果形态太多，样板戏便沦为了艺术。

    从这个角度看，样板戏决不是尘封于历史遗迹中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在某些特殊的时段，它常常会回到我们的舞台上。虽然话语中心变了，但样板戏从来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过。（《样板戏史记》，师永刚张凡编，作家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