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构建“深圳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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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构建“深圳学派”



陈继英




自1997年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先生提出建构“深圳学派”的构想以来，随着全国文化倡导及广东要建造“文化强省”战略的提出，近日，“深圳学派”这一概念又在报端热了起来。日前，深圳市政府又出台《关于全面提升深圳文化软实力的实施意见》等政府文件，有关“深圳学派”的话题，则显得更为响亮而有力。


深圳的管理者和媒体再次重提“深圳学派”的概念，
无论如何都是好事情，一方面显示了深圳政府和民间都看到了文化学术追求对城市发展、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表明深圳人发现了自己缺少本土原创学术底蕴的不足，反映了深圳对物质经济与文化学术之关系的反思，也表明深圳人的另一种精神文化追求，更表明深圳人追求高端学术的精神气魄，深圳并非只追求GDP，并非只追求“时间就是金钱”；真正的改革开放的示范，还应有文化学术科技等诸多领域的示范，这样的追求和示范也才会在世界现代文明的竞争中显示出“深圳”乃至中国的力量。
人类发展至今，除物质的追求之外，不少人还有一种精神的追求，有的甚至饥肠辘辘还要追求一种学问一种精神，乃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不争的事实。文人最关心什么？文人最关心的还是当地的学术文化氛围，因为文人最渴求的不仅是身体的栖身之所，口腹之快，还有心灵家园的丰实，如果“深圳学派”精彩纷呈，学术研究蔚然成风，那么深圳就建成了真正的人才集散地和人才高地，既有全国领先的物质基础，又有研究学术学问的优良环境，那些人中之龙之凤何愁不来栖居呢？由此，“孔雀计划”也才会得以更好实施。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创建这样的人才栖居的良好环境？
光有口号不行，必须有切实可行的举措。
什么举措？
一、政府要创建优良的人才栖居之所。
真正有学问的人才的栖居之所是什么？大学、研究所是也。
较多的气氛宽松的大学，正是文化人最佳的成长用武之场所，也是学术研究的发源地。然而，深圳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如何？仔细算一下，深圳目前算得上学术机构的有哪些？深圳大学？还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信息技术学院、深圳市委党校、市社科院、综合开发研究院、市文联？正如伊吾先生所说：“除深圳大学外，包括深圳市的政策研究室和体改办，清一色皆出政府一脉，不是说政府的学术机构就不能出学术成果，但这种学术成果必然是政府所御用的，如综合开发研究院、社科院、政研室、体改办等单位，其成立的目的就在于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充当“智囊”角色，而深圳市的行政级别决定了他们的研究大多只是在深圳范围内适用，不具有放之全国皆准的权威性。”在文人聚集地方面，深圳大学的确显得有些单薄。深圳的学术机构情况与国内其它大城市相比相去甚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产生“深圳学派”，从而形成全国性和世界性的影响，明显底气不足，怎么办？要想办法创建有影响力的大学。
深圳为什么被一些人被视为“文化沙漠”？除有些人对深圳了解不深之外，就是因为深圳缺少有影响力的多所大学。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武汉、天津、广州、杭州等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大学，其中北京仅海淀一区就拥有堪比广东全省大学的数量，深圳与之相比实在不能等量齐观。
现在深圳在建南方科技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笔者以为，还应再建这样的一两所大学，使之可比香港的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如此一来，谁敢小视深圳？当然这不是一日之功，但应有这样的目标。
美国哈佛大学的发展也值得借鉴。“1620年，首批美洲移民——102名英国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船，经数月的漂泊到达美洲。虽然这些人一直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但在美洲土地生活了16年后，移民中有100多名清教徒，曾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受过古典式的高等教育，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新的家园也能够受到这种教育，他们于1636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府——哈佛学院。1780年，即美国建国后的第四年，已经有了140多年历史的哈佛学院升格为哈佛大学。哈佛大学跟美国的崛起一样，最终发展成为世界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先有哈佛、后有美国”是每一个哈佛人最引以为豪的一句话。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中共有六位曾当选为美国总统。哈佛大学的教授团中总共产生了34名诺贝尔奖得主。这不得不让人佩服那些当年还是颠簸流离的传教士，佩服他们在“仓廪未实、衣食未足”的情况下还有那种忧患意识和远见卓识。”（参考百度名词与大国的崛起）
二、真正尊重学术尊重人才，不要用行政强奸学术与科学。
学术科学要繁荣发展，必须让学术科研有地位，让研究学术的人受尊重，否则，资质好的人才都不愿意从事学术科研，都想“官本位”，学术科研的繁荣与发展就成了空谈，“深圳学派”就成了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作秀”，当然，“作秀”总比赤裸裸地高喊“搞学术研究就回北京、上海去”好得多。
大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官本位的后患是无穷的，其有官衔的人常常能获得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于是整个社会的教育科技人才的地位便远不如官员的地位，更没有官员的既得利益，从而使从事教育科技人才心理难以平衡，年轻的教育科技人才更愿意走向仕途之路，走管理之路，而不愿意走学术之路。同时，在这样的体制下往往是官员说了算，因此又常常导致学术标准的失衡，由此又带来国家青年人不愿意追求学术，试想，当官比搞教育学术好得多，地位高得多，谁还去研究学问和科学？当学术研究没什么个人的发展“前途”时，学术繁荣还有什么“前途”和希望？
有人把我国至今还没有人能获得“诺贝尔奖”归因于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不足，归因于中国教育和考试制度的问题，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我国长期以来“官本位”思想和行为制度做怪。
要想真正使学术繁荣和发展，还要使学术科学研究保持独立思想和地位，行政不能过多干预，更不能用行政强奸学术与科学。
深圳的学术繁荣，管理上要为学术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看看现实，我们的管理的着眼点，不是放在如何让有才干的人才在更自由更宽松的环境里出成果，努力成为该领域的大师，而有些单位还常常不愿意这些有才干的人冒尖，没有大师便形不成学派，何谈学术的繁荣？
深圳的学术繁荣，需要深圳有一大批人为了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的人才，但现在的事实是这样的人很少。因此，要营造学术人才发展和学术发展的良好环境，使每一个从事学科教育和基础研究的人都愿意在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国不出大师”？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自觉为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的人太少了。
学术不应有禁区，应容许各种观点的碰撞，“争鸣”是学术思想的最好碰撞。“五四”以来一段时期中国学术空前的繁荣，就是因为当时的宽松的学术氛围。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与当时的“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息息相关。至今我们崇拜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各家的学说和成就，其成就原因也在于此。胡适先生谈到大学学术自由时曾说过：“欧洲今日之进化，实发源于其大学之独立，如文艺复兴、宗教革命、近代科学之发明、领袖人才之辈出，无一非大学所造就。”（耿云志《胡适年谱》）
三、以“深圳学派”构建为平台，进一步加大深港学术交流，加大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
查阅历史资料，我们发现早先学派的建立，有很强的区域性和小群体性，例如常州学派、中州学派、湖湘学派，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也是几个志同道合的学者在一个学术单位，几个领军人物带着他们的学生，长期地在某一个领域反复研究，不断著书立说而形成的。
现在情况大大不同了，封闭只能落后，交流才有出路，才有影响力。深圳与香港有天然的交流合作的条件，学者个人、政府部门理应利用好这一优势条件，加大与香港学界的交流。这样的交流可由政府出面搭建平台，互相研讨，确立课题，同时，我们的学者也要通过公共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绝不能做“沉默的深圳”，更不能做“沉默的大陆”，学术交流，不怕出错，但要有自己的研究。同时，我们可充分利用媒体，加强国际性的学术交流等等，以借此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成果。
还有一点我以为很重要，学术研究不能只是向上看，还要向下看。否则，你的眼睛一直盯住国内和国际的几个明星学者，真正的“深圳学派”可能就被忽视，深圳的学术研究也很难繁荣与发展。
为此，我们可在各领域，不论教育、医学、科技、人文、体育、艺术、民俗、物流、产业、旅游等等各个领域，都可开展研究，都可有专家引领，可成立不同类型的学会，让那些愿意研究文化学术科技的人都有机会参与进来，这样“深圳学派”才会有基础，深圳才会真正成为“文化强市、大市”。这也是让那些没有行政职务和商业牵挂的本土知识人有效地参与深圳学术文化的建设的良好举措，这是让他们在充分介入文化学术研究过程中提升素质的好举措，这样，他们也才会认同这座城市，这就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的处理艺术问题，也是执政者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一种体现，解决了这一问题，“深圳学派”的成就和被世人认同，将为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