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白沙镇五四村刘氏祠堂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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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白沙镇五四村刘氏祠堂刻不容缓
                                               刘国权  刘少峰
      宗祠习惯上称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进行祭祀的场所，被视为宗族的象征。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上古时代，士大夫不敢建宗庙，宗庙为天子专有。后来宋代朱熹提倡建立家族祠堂：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初立祠堂时，还要从现田中每龛取二十分之一作为祭田。清代，祠堂已遍及全国城乡各个家族，祠堂是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祠堂中的主祭——宗子，相当于天子；管理全族事务的宗长，相当于丞相；宗正、宗直，相当于礼部尚书与刑部尚书。宗祠体现了宗法制家国一体的特征。
     宗祠是中国宗法社会基层组织的多功能公共场所，依托专有田产提供教育、文化娱乐及社交中心等族内福利与服务。除祭祀祖先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宗族存在与发展的象征，是举行重要礼仪活动的地点（婚丧嫁娶），是议事厅，是娱乐空间（年节演戏）和社交场所（招待宾客），也是教化或奖惩族众的地方。凡一切有关宗族的事务都可能在祠堂里办。祠堂所具有的多功能性，使得它外形高大、敞亮、气派，并有较大的、适宜的公共活动空间，富裕族派的祠堂还建有戏台。
       解放前，由于一些地区的民间社会中曾普遍地保留着宗法制的遗存，留存着宗族组织和宗族、家族聚居的习俗，因而，作为家族、宗族的象征和物质标志，宗祠也就普遍地留存在我国的部分地区的民间社会之中。
     现代民间社会中宗祠的功用大致有如下四种：
    首先，它是宗族祭祀祖先的场所，成为宗族的物质标志和聚宗合族的象征，这是宗祠最基本的功能。立祠堂以重祭祀。 祭祖源于祖先崇拜， 是形成家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柱。 封建社会门第风气盛行，祠堂的营建昭示着家族美德和功业， 体现着家族先人的道德境界和丰功伟绩，同时鞭策后人光宗耀祖。“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通史•邑里》）以宗祠展示宗族血脉的高贵与名望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因此，祖先崇拜的思想渗透到祠堂建筑的门楼、楹联、匾额、绘画、雕塑等，以及极为严格的祭祀制度、宗祠条规等方方面面。祠堂供奉的灵牌也就成为聚宗合族的根据，而祠堂也就成为每年春秋二季同宗举行规模巨大的祭祀活动场所。这种围绕祠堂展开的活动具有很强的宗法文化含义，表现为：建祠堂是为了供奉和祭祀先祖，目的是通过追念先祖的活动强化宗族观念，这就是所谓的聚宗合族，而这一点是宗法制的基础之                  一，所谓“建宗祠以溯本源”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宗祠的第二个功能是对宗族事物进行全面的管理。宗祠管理人员基本来源和组成方式大概有这样几种：或者由本宗族最高威望者自然充任；或者由各家族轮流承担；或者通过选举产生。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组成的祠堂管理人员，大体上应具备这样的条件：上了年纪的老人、办事公道、作风正派、肯为大家服务、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和魄力等。宗祠的管理通常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处理宗族的内部纠纷。宗族内发生诸如建房、用水等纠纷后，常诉诸管理者调查调解，直至纠纷双方达到和解为止；二是组织好每年春秋两次祭祀的各种工作，包括选定日子、圈定程序、筹划开支等具体工作；三是管理好宗祠的经济收入，如接受族人捐献，定期收取宗祠的费用。
    宗祠的第三个功能是制定、修改和执行族规。族规是宗祠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调节手段和机制，用于规范族人的生活和行为。在缺乏法制治理的近代社会，族规在社会中往往起到法律的作用。宗祠的作用之一便是制订和执行族规。族规的制订程序往往先由宗祠管理人员提出草案，然后进行大会讨论、修改并表决通过，最后再由宗祠管理人员形成文字，公布在宗祠内。族规一般牵涉到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为本族人规定了带有很强宗法礼制色彩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行为规范， 并伴以相应的惩戒手段；第二是对异族的防范措施，借以维护本族的利益和团结；第三是对宗祠地位本身的确认，族人对祠堂应承担的义务等。
    祠堂的第四个功能是宗祠作为具有经济基础和场地条件的文化物化象征，具有明显的文化传播功能，表现为：首先是祠堂具有学校的功能。其次是宗祠具有文化的符号传播和刺激功能。宗祠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物化现象，它的建筑规模、格式包含有给后代灌输文化意识的内涵，这在宗祠内的灵牌、堂联中尤为明显。宗祠内的灵牌、始祖碑文一般都强调先祖的官人地位、文人地位。因此，这些灵牌所强调的，实际上也就是对后人的一种文化意识传播。
    白沙镇刘氏祠堂是孝感市不可多得的文物建筑。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刘氏始祖受二公由江西紫溪山迁孝邑，卜居正道会大栎树之西岗，时有红军滋乱，受二公任官前驾指挥史。二世祖明益公袭职，镇守北平，迁燕山指挥史。三世祖世雄公隐居不仕，以诗书自娱，耕读为乐，所生八子，延传八分。白沙镇五屋刘、四屋刘、七屋刘等八分自此始。世雄公对八子说：“吾祖勤劳王家，有功德必获报，此理数之常然也，余虽投老退闻，身废不用，吾子孙必有善承先志者，光我阀阅者，而兄弟爱则同生，居将异室，驷马兴门，余实望之与尔兄弟，约自今日分门以往，以忠厚为心，以耕读为业，勿以人口渐繁而凌及寡弱，勿以户庭稍远而视若路人，勿各和戚好，或续异姓紊宗坊，勿滥结交游，或与别宗联族，尔兄弟志之，勿忘此我三世祖之遗训，吾祖吾父诏之，小子罔敢失坠者也。”（见《刘氏宗谱原叙》）明时，刘氏家族修建了刘氏宗祠，以便尊祖敬宗，敬宗而收族。
           刘氏宗祠是中国移民史上的一个缩影。据《刘氏家乘之明崇祯十七年甲申秋第十三世正海续编序》记载：“刘氏历世綦久，其前若存若亡，不可殚论。唯可纪者，自南宋理宗朝六君子中刘黻始，黻字声伯，与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诸学士，攻丁大全之奸，理宗不察，遂遁于闽莆田以终。二世子孙谋还故土紫溪，即临川也。元季兵争，楚北噍无遗类，明太祖诏迁上户实之。”。 《明史•食货志一》将明代的人口流动分成四种类型：“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江西人口向湖广的大规模流动主要发生在元末明初，并延续到整个明代和清前期。如果说江西人口众多、耕地不足而湖广面积辽阔、人口稀少，是江西填湖广的基本原因，那么，政府的强制与提倡以及江西的赋繁役重则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政府的强制与提倡造就了明政府所说的“移徙”和“附籍”者，即“朝廷所移民”与“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政府的强制主要在元末明初人口迁徙上发生作用，而政府的提倡则是整个明代江西人口流向的加速器。白沙镇刘氏家族来源于江西紫溪，受二公初到白沙铺西岗，以草把为界，占据了约二平方公里土地。现在，人们称上厕所为“解手”，就是说那时移民是被押解来的，要上厕所就要松绑。人们做年饭时，戴斗笠，在祭品猪肉上插筷子指向江西，这些民俗是人们不忘江西祖籍的表现。
      大清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一日，刘氏家族对宗祠进行了全面鼎建。三层大殿雄伟辉煌，各殿脊上分别塑有双龙斗珠、双凤朝阳、鲤鱼跳龙门以及降龙剑、落凤珠等，陶器视物，耸入云霄。头层殿门上，漆画巨幅，栩栩如生，门漆画上写着各种字画诗篇。座落在中殿与后殿之间西客厅内的双龙壁，是光绪七年皇恩旌表，这是御赐给本族七分十六世志仕公之室的节孝碑，现在，这碑是珍贵的历史文物。道光年间，大分刘之彦、刘之彬兄弟回乡举行了第一次请祖入祠盛会。咸丰元年清明，在中殿礼堂高挂起道光皇帝降旨制作的《绳其武祖》凹形金匾，后殿悬挂着刘之彦、刘之彬的行书横匾。1927年，国民党的骑兵少将刘旭东还乡主持了第二次祭祖盛会，在祠堂前排的角楼上升起了四面军旗，其场面极为壮观。
       刘氏家谱的堂号是青藜堂。青藜堂， 刘姓著名堂号，青藜来自刘向燃藜读经的典故。刘向，原名更生，字子政，为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彭城人，西汉著名文学家和经学家。西汉成帝时，更名“刘向”，任光禄大夫，奉命在当时皇家图书馆——天禄阁校阅各种经典，后写成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别录》，并著有《新序》、《说苑》、《列女传》、《洪范五行传论》等书。传说有一天，刘向在天禄阁校书至深夜，当烛尽灯灭之后，仍不肯就寝，在暗室中背诵经书。忽有一位黄衣老人，手柱青藜杖叩门进来，接着将手中青藜杖顶端一吹，藜杖竟然燃烧起来，发出光芒，照亮了暗室。刘向见状，对老人肃然起敬，施礼相迎，并询问老人尊姓大名。老人答道：“我乃太乙之精，闻知卯金氏之子好学，特来视察。现赠你《洪范五行》之文。”老人说完，从怀中取出一卷简牍，传授给刘向。此后，刘向果然成为一代著名学者，在中国文化史上建立了不朽伟业。刘氏后人为了纪念这一燃藜夜读的神奇传说，鼓励族人发奋读书，就以“青藜堂”作为堂号。缘出这一典故的刘姓堂号，除了“青藜堂”外，还有很多，诸如藜照堂、藜阁堂、燃藜堂、光藜堂、藜光堂、尚藜堂、宝藜堂、天禄堂、禄阁堂、校书堂、太乙堂、传经堂、授经堂。青藜堂及与此相近的堂号，不只在刘向后裔彭城刘氏宗派中，也在中国南北各地各宗派刘氏后裔中都被广泛使用，该堂号已成为刘姓的标志之一。从白沙镇刘氏家族的家训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氏是孝义门第，以清白传家，以耕读为业。刘氏家族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形成了百字派：明世敬班甫，琼元其宗国，命一文士志，光之曰正大，绍祖存忠厚，长传积善家，敦行为道德，富贵定荣华，修齐能达用，学问可成名，谨守诗书训，方称奎璧英，广宇承新泽，同仁启运昌，贤良开景庆，和顺致祯祥，业立显雄杰，才宏佐伟邦，尊先继天禄，万代溢芬芳。从这些字派中，可以看出刘氏家族优良的家风和崇高的道德追求。
       如今，刘氏族谱已修缮完毕，而刘氏宗祠却躺在杂草丛中，尽显残破不堪之态。笔者近日亲临祠堂寻“根”，发现那里的石礅、节孝碑、图案、脊上的文字等均是极其珍贵的文物。祠堂的残破现状与昔日的繁华景像大相径庭，这是不是在无声地谴责我们这些不孝子孙的罪过呢？当然，宗祠曾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物化象征，是被地主阶级利用来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场所和工具，是迷信、落后、守旧、排外的制造机关，这些都是应当否定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宗祠在聚宗保卫家乡域土，组织群众进行公益活动，维护地方治安秩序，赡老扶贫，办学兴教等方面，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对于宗祠这一文化载体的保护和发展，需要我们认真把握这一文化实质，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引导，使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的浪潮风起云涌，这一百年是中国最为动荡的时代，在这动荡中，宗祠文化是被严厉批判的，“革命派”已经将宗祠列为封建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给予批判。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先生曾在一次会上告诉笔者，他从祠堂文化和家谱中发现了一位刘氏族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历史，虽然正史没有记载他的事迹，可族谱中却有记载，最后，经过反复甄别，正史也将这位刘氏族人的事迹收录了。可见，宗祠文化可以弥补正史之不足。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国有史，家有谱。在家国同构的中国社会中，我们对祠堂 文化和家谱也应有足够的尊重。一个对传统没有传承，对后世缺乏责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其实，建设和修复宗祠不单纯是敬畏祖先的表现，而且也是一种责任的传承。一座座有着历史价值的宗祠类建筑，在延续文化方面就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修复好这些宗祠，既是对我们祖先的尊重，也是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应尽之责。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而我们却不知珍惜和继承，这是时代的悲哀。为此，共同担负起这一使命，正是我们当下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