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随笔体学人群的基本特征及学术启迪

教师之友网

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在崛起

——教育随笔体学人群的基本特征及学术启迪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潘涌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5）

摘要：该文以教育随笔体学人群为研究对象，介绍其崛起的时代背景，重点分析教育随笔体学人群的基本特征，即转变研究视角和立场、强化教育学研究的思想价值，同时创新研究文体和言语风格。在此基础上指出随笔体学人群的崛起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在崛起，即教育研究哲学观、方法观和表达观的蜕旧更新。
关键词：  教育随笔体学人群    新教育研究范式    崛起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教育研究范式的开放化，逐渐崛起了一批以随笔为主要研究形式的学人群。他们以鲜活而深刻的思想、灵动而激情的言语构成了教育研究界斑斓多姿的学术新风景，日益强烈地吸引着包括一线教师在内的教育学界的热切关注。这种关注具有充分的学术理由和背景。一方面，就学术著述的主流与非主流而言，教育研究中思想的表达体例和话语方式，并不存在何者为优的绝对准则，关键在于其间是否深具“学术元素”及其与呈显形式之间是否和谐得当，而所谓“学术元素”无非指基于独立人格、源于自由思考所提炼的原创观点、所表达的个人真知并由此适度创新的话语体系。原真、创新和个人性是其间应然的要素。由是推论，只要具备了“学术元素”而暂非主流学术论著的成长型学术作品理当受到学界前瞻式关注。另一方面，就新旧研究范式而言，在教育研究界愈来愈强烈地受到学术合法性危机的质疑和批评、定于一尊的传统研究范式及其言语外化形式急需反思之际，另一种横溢着蓬勃的思想活力、呈显出独特言语魅力的教育研究范式，自然要被纳入不偏执先见的研究者之开放视野。
             一、 教育随笔体学人群及其崛起的时代背景  
    教育随笔体学人，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新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个性和言语特色两者鲜明的学者兼教师的专业学术群体。其中包括教育学学者、著名特级教师和高校其他人文学者三部分。以肖川、刘铁芳、朱永新、郑金洲等为代表的教育学学者，从自己的学术基地出发，以深邃的专业目光省察教育世界，摒弃饶舌术语，用感性的言语探究教育的底蕴；吴非（王栋生）、李镇西、赵宪宇、李希贵、程红兵、张文质等主体为特级教师的群体，置身教育“场”内透视纷纭事相，入木三分、颇见力度；钱理群、孙绍振、陈平原、王富仁等高校人文学者，走出狭义的学术圈，站在教育学术“界”外清醒感悟教育背后的历史风云，笔触所至处处流露纯正的人文情怀和深厚的学术底气。
    这些教育随笔多半曾散见于《读书》、《书屋》、《人民教育》或其他教育类刊物，以后逐渐由岳麓书社、福建教育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结集，以“集束”形式而辐射出全方位的学术影响力，自然形成了教育研究中的随笔体学人群。就受众面而言，它们已超越了以构建体系化教育理论为宗旨、以操持专业化术语为手段的传统学术论著，它们本身已成为教育学界不能不正视的颇有学理价值、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的研究对象。其基本特点正如荟萃教育随笔的“苜蓿文丛”献辞所道：“它们是现代人文精神烛照下深沉哲思和灵光闪现的教育真知之自由阐发，是富有个人创见的教育思想之集结。”(1)它们的兴盛是特定时代背景下教育研究者们自觉追求的思想结晶。
首先，就学术背景而言，教育随笔是教育研究面临学术危机困扰时由明智的学人们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建国以来，教育学术界从世界各国引进了背景不一的各种外来教育理论，力求以那种科学形态的理论体系作为建构根基欠深、历史短暂的中国教育学之学理支撑。但因此而长期陷入“失范忧思”与“失语困境”这两极间的彷徨。一方面，苦于没有自己原创的教育理论体系，担忧如果丧失以外来理论作为内核的教育研究范式将遭致“失范”之嫌；而另一方面，简单套用进口教育理论范式的术语来阐释中国教育现实时，又面临“失语的困境”：特定的文化背景、特殊的思维语境与独特的话语系统是天然一体的，具有异域文化内涵的外国教育理论话语，自然难于完全套用于生成在东方文化中的中国教育现实。本土的教育理论必然由本土的教育思想所孕育，本土的教育思想亦必然由本土的教育现实所催生，否则，必然导致用食洋不化的教育术语来包装苍白的教育思想之病症。处在“失范忧思”与“失语困境”之间的某些教育研究，招致愈来愈强烈的质疑和批评，促使推崇思想力量的有志研究者着意寻觅展示心灵智慧的新研究范式。于是，突破僵化研究范式窒息的教育随笔，开始以鲜活的思想魅力和充溢生命才情的表达风格，昭示中国教育研究的另一片灿烂风景。
其次，就教育现实而言，斑驳陆离的改革时代需要富于使命感的教育学人怀抱求真之心去透视教育现象、激扬改革热情、坚定创新信念。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从以全预制、全封闭和全垄断为特征的指令型课程向多元化、开放性、个性化的创生型课程之蜕变，其间掺杂着诸多教育传统遗留的历史问题，涉及到对教育信仰、课程理念、教材研制、评价机制、教学方法乃至宏观的教育制度等诸多方面教育病理的全面诊断，而新课程理想与旧考试制度之间的显著落差则导致教师信心不足、行动疲软……所有这一切，迫切呼唤着教育学人作出及时、创意、有深度感的积极回应。体系化的理论著述难解“近渴”，应时而作、缘事生议的教育随笔正能迅速有效地化解当前丛生的理论或实践问题，为力度和难度均为空前的课改突破瓶颈制约而注入新鲜的精神动力。
最后，就图书出版市场而言，处在激烈竞争中的一些出版社颇有眼力地预见到教育随笔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及市场价值，纷纷以丛书这种批量化的手段促其诞生。面对一个坚定拒斥教育研究和写作中沉闷、贫乏和平庸倾向的随笔体学人群，具有前瞻意识的出版社自觉地意识到开发这笔教育思想资源的广阔前景，意识到这种底蕴丰沛、生气盎然的教育随笔，会以自身理性力量和感性魅力兼备的卓越文品满足一线教师充满现实焦虑的心灵需求，并将吸引关注中国未来走向、忧思民族精神生长的社会受众。正如清醒的书系策划人所思考的那样：“20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建设和实践都太缺少建树。蔡元培、陶行知等寥寥数人的光芒掩盖不住几代人的寂寞和虚空。当又一个以文化重建和赋予教育全新价值为重要特征的世纪来临之际，重新聆听教育真挚、深邃、智慧的声音就显得十分迫切。”(2)这种源自教育田野的清新之声，散发出浓郁的草根气息，激发着广大教师探求教育、深思改革的强烈冲动。而各大出版社正是在这种洞见的美好预期下，精心选择，创意策划，开辟了一片教育随笔蓬勃生长的广袤天地，促使了“学术异军”的崛起。

             二、新角色：从视角、立场的转换到思想价值的强化
作为一种从容不迫的心灵散步，信笔走游的教育随笔所迸发的是学人们的思想智慧。而面对这别有思想风采的学人群，我们不但要领略其多彩的思想风景，更要研究其如何撤去先入为主的“理论预设”，以很阳光的学术心态担当起教育研究的一种新角色。
首先是教育随笔体学人群转换研究视角，从仰视经典教育理论到审视教育现实（特别是教育问题）。随笔体学人清醒地意识到“教育研究的着眼点是多重的。一方面是立足体制，回应体制之中的教育需要，切实解决现实教育中迫切的重大问题；一方面是超越体制，独辟蹊径，谋求相对独立的问题意识，努力敞开现实被遮蔽的问题域限。”(3)他们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前者的存在价值，但透彻地看到长期沿用一种单视角的教育研究方法本身所形成的局限和积弊。那种“停留在既定的话语框架里，动辄规律原则、方式方法、一二三四”之类的传统教育研究方法(4)，使研究者习惯于仰视经典理论、过度沉溺于文献资料，反而淹没了自己应有的思想活力。转换教育研究的视角，就是将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本本还原到现实中的问题。当研究者一味以既定标准、基本原理去扫描现实中的教育问题时，真有资格“成为问题”的问题常常遁迹而去了，或者面对研究者的只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凯洛夫教育学的传统理论框架已滞后于时代发展的特定背景下，真正的问题是研究者在问题意识驱使下、其心灵与现实教育相遇后“在场生成”的，这才是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先验的标准与原理，使研究者的“问题欲”弱化甚至消失，生命力消耗在无多大研究价值的伪问题上，这是研究者生命资源的可悲浪费和学术创造力的退化。如果要追问以肖川、刘铁芳等为代表的教育随笔体学人群首要的学术贡献，那就是对“传统教育学思维框架”之破和视角转换后“问题意识”之立。他们“把教育学的思考深深地植根于丰富、开阔的现代社会生活视野中，拓展了教育学的问题视野，增强了教育学对现实社会问题、对时代问题的深层次的积极回应。”(5)这类随笔所提供的主要不是文献检索的资料价值，而是开启心智的引悟功能。隐含在问题意识后面的是对教育思想突破与建树的使命感：“让我们的心灵沐浴在思想圣洁的光辉中，自由地舞蹈。”(6)体现在具体的选题上，既有钱理群、王富仁们针对教育日益恶化的人文生态而呼吁以立人为中心、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价值；又有吴非、李希贵们面对学校师生的教学现状，力主“不能跪着教书”，还学生以“自由呼吸”的权利；更有肖川、刘铁芳们基于教育学立场而对教育世界的本源、习见乃至悖谬及异化，给予充满精思的学理化阐释。如此等等，均直面教育或教育研究，以融入真情的理性态度对基层教师发挥了教育的启蒙作用。
第二是教育随笔体学人群转换学术立场，从宣释“正确”的教育观念到弘扬教育研究的批判精神。传统的教育研究中，学者往往固守用教育学的“正确”观念去指导教育实践这一基本学术立场，其被立场“遮蔽”的双眼时常只看到“教育”而看不到或不愿看到教育中的“反教育”，更看不到或不愿看到“教育学”中的“反教育学”，于是欣赏多于深思、认同盖过批评。如果与实然的教育有“隔”，又如何提炼应然教育的理想模型？如何构筑教育学的理性化思考？教育随笔体学人坚定地认为：凡是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字，一定是基于研究者的独立立场和批判意识。(7)当然，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批判”，具有丰富的多维含义。郑金洲认为，它意味着距离，即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必要的中立性间隔；它意味着追本溯源的探究，即研究者对各种教育现象和事物的前提存在作合理性的探寻和思索；它意味着独立，即研究者标举“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不轻易苟同流行的教育思潮或公认的权威观念；它意味着质疑和否定，即研究者对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基本命题、概念的合规律性作合理反思。(8)我们可以进而推论，批判精神正是学者高贵品格的集中呈示，是教育随笔体学人学术素养的标志之一。由于教育研究中前提、命题和概念的不确定性、歧义性和逻辑证明上的非终极性，这种批判精神几乎成了研究者走向学术理想境界的必持通行证。因此，他们的一个共同价值追求是：拒绝平庸，拒绝粉饰，拒绝缺乏疼痛感的甜俗文字。这种批判精神，尤其反映在对教育时弊无保留的揭橥和抨击上。作为集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于一身的朱永新教授，在这方面表现得既突出又难能可贵。诸如他对教师待遇报酬权、民主管理学校权、进修培训权等的丧失就曾给予分外尖锐和沉重的批判：有限收入被不合法克扣的教师，已成了某些政府部门敛财的工具；在校长全面掌管下的教师，根本无法实施对学校的民主管理，于是民主缺席的学校就必然出现“权力的真空”；而教师的继续教育，则已变相为“花钱买证”，致使脑袋和钱袋同时干瘪。(9)而当你的目光点击下列众多教育随笔的篇名，心灵不禁为这些教育弊端和问题所震颤而不得不久久驻足于沉重的字里行间：《诺贝尔奖与我们无缘的教育思考》、《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误区》、《师生交往有效性的匮乏》（郑金洲）、《现在轮上糟蹋博士》、《遍地“教育家”》、《别再称我们是“春蚕”，好吗？》（吴非）、《公开课，请别再演戏了》、《万炮齐轰假教育》、《反思“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李镇西）。而随笔体学人群之所以能以强烈的批判意识去烛照教育世界的灰色旮旯，完全源自一颗热烈搏动的爱心。热爱教育，必然要正视掺杂其中的斑斑锈迹，而努力思考如何祛除教育的斑斑锈迹，才可能使这种思考升华为一种真实自然、底蕴充沛的教育研究，才可能最终抵达一种真率澄明的理想的学术境界。
第三是强化教育学研究的思想价值，从依托体制化时代的“进口教育学”到重立教育学的价值支柱。包括理论和实践在内的教育研究，长期深受外来教育学思潮的负面影响，存在着“过度意识形态化”（即反科学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两种极端倾向。这引起随笔体学人的高度警觉。一方面，“大抵以凯洛夫教育学话语作为基本样式的，注重的是现成学科体例”的前苏联模式(10)，变相剥夺了教育研究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以实证、定量、可控、统计、测量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最佳的研究范式”、以“价值中立”为标榜的“唯科学主义”(11)，同样削弱了教育研究的学术个性和特色。它们共同降低了教育研究的学术品位，抽去了兼具人文性和科学性的教育学之价值支柱。基于如是反思，教育随笔体学人放弃了传统上对理论体系的刻意营构，转而精心开掘教育研究中富于人文主义色彩的思想深度。在他们看来，比理论文献检索价值更宝贵的是深度思辩力，比对非原创观点的圆熟论证更有启发性的是带有某种生涩感的开拓性思维。后者才是对正在走向开放建设的教育学更具长远价值的学术思想贡献，并再由这种学术思想贡献来推进中国教育走向健康和理性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是肖川先生力主恢复教育研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高擎作为人文学的教育学旗帜，即鲜明地标示研究者的思想立场和价值取向，凸显教育研究对人生意义的深情眷注，着眼于在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意义上的价值澄清。(12)随笔体学人试图通过兼有思想深度和广度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再度确立，重构教育学的价值支柱。这样，当扫除教育研究中思想的平庸和贫乏之习气，如何克服过度精致的技术主义倾向、解放个体生命力量的“人化”教育，如何矫正纯粹工具理性的异化、释放主体创造性思维的“人化”教育学，就成为他们坚执不移的母题，由此而赋予教育研究高贵的灵魂、挽回长期拾人牙慧的“教育学的尊严”。
需要强调的是：教育随笔体学人对一统化体制规范下的教育研究范式之反思和扬弃，在中国教育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意义。刘铁芳比较深入地分析道：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原本对生命潜能构成深层挑战的极具个性化的心智活动，在研究体制高度一统化过程中被极大地削弱了创造性品质，甚至异化为诸如作坊或工厂流水线上的学术制作，而研究者被既定的量化指标、线性程序、刚性任务所一一框定，又失去了创造性研究应有的从容自由、   个性空间。(13)这种反思已经超越了教育研究的现状与问题而深入到了既定教育研究范式所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就教育学发展而言，比对研究教育所独具的原创性思考更重要的是对既定研究范式的质疑、否定和突破。教育随笔体学人对中国教育历史的贡献，不仅在于直面真实教育、凸显真切观察、表达真诚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转换研究视角和学术立场、强化教育学研究之思想价值的过程中，正在自觉地、渐进地创新教育研究的范式。
               三、文趣浓郁：文体与表达
    长期以来，教育研究成果的形式表达以论文和专著为标准体例，但当这种体例被体制所定于一尊、且以公共思维和公共言语为其表里，几十年一成不变地“型塑”所有的研究成果，则其后果着实令人堪忧：它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研究主体的灵思和才情，成为导致“教育研究疲劳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背景下，教育随笔体学人群的渐次崛起，即以文体形式而言就能给人耳目一新之审美快感。肖川曾说：“我力图创造出一种融哲学的理趣、散文的韵致和宗教的情怀于一体的表达风格。”(14)这种教育研究中富于浓郁人文主义色彩的审美风格，这种大胆“出轨”科学范畴、更具艺术气质的言语方式，基本成为随笔体学人群的共同追求指向。虽然，整体而言，教育随笔体学人群还未能完全步入这种灵思闪烁、高妙飘逸的审美境界，但自觉地寻觅背离传统的话语模式、相谐于一己思维个性的“表述风格”，借此走出教育学所长期徘徊其中的“话语的低迷”，正是他们对审美理想的一致选择。
    首先是“短平快”的文体特征。随笔原具有个人性、文艺性等形式表征，似不谐于一向被列入科学范畴、周期较长、偏重逻辑实证的教育研究。但教育学兼具人文性和科学性双重品质，中西教育学发展史表明：事实与价值相融、描述与思辩同在的“散漫”文体，完全有资格成为充满教育智慧的经典著作。约在十八世纪，英国洛克的《教育漫话》、法国卢梭的《爱弥儿》、瑞士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和葛笃德》等均是具有文艺性质、不以缜密逻辑见长的公认教育经典，他们的哲学定向使之选择了最适合表达崭新教育思想的恰当形式。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珍贵源头《论语》及《孟子》、《墨子》等语录体文献，也不以周详论证的理论形态面世，其散点透视、注重颖悟的表达特点，使其思想价值熠熠永存。它们与体大虑周的理论著作同样是人类教育思想的不朽遗产。只要以真实深沉的教育思想为内核、并找到与之相称的表达形式，均会赢得穿越岁月的学术生命力：“高品质的为文为学是需要一点历史眼光的。”（15）这是随笔体学人的坚定与自信。因此，随笔完全有资格进入教育研究的文体行列，短平快的文体特征完全可以且已经成为教育研究表达形式上的一种独特优势。所谓“短”，言其篇幅简短、容量不大，但文短而意蕴长、量小而思致弘，学人们所求“千字文中纵横捭阖，方寸之地烹古煨今”（16）是也。所谓“平”，指其语词明白易懂，不以舶来术语之堆砌或佶屈聱牙之组装而“遮隔”作者与读者间之心扉，而语词明白不等于旨意浅表，易“懂”并非易“解”，所谓“言浅而旨远、辞达而韵深”即是。请看：“良好的教育一定能够给无助的心灵带来希望，给稚嫩的双手带来力量，给蒙迷的双眼带来澄明，给孱弱的身躯带来强健，给弯曲的脊梁带来挺拔，给卑琐的人带来自信”。就言语形式而言，这并不是随笔体学人中最精彩、最富诗情品格的表达，却是其中俯拾皆是因而能被冠之以最“平实”的教育言说，无他，唯“平”中见“实”、令人咀嚼品味再三而已。这是思想积淀和专业素养的综合显现，并非堆砌文献资料者所能企及，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正是。所谓“快”者，是指随笔可以及时反映瞬息万变、一日千里的教育改革时代之现实。如果“教育万花筒”是对教育世界的形象写照，那么，教育随笔是最适合于承纳研究者观察、体验、感悟、深思乃至歌哭和叹息的便捷载体，而且该文体所提供的形式空间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极强的自主性，“规范化”的写作框格和程序在研究者思想和激情的回旋冲突中自然冰释。进而言之，教育随笔这种独具魅力、个性鲜明的文体，其实是对被学术体制和学术传统所格式化的研究文体的实质性解放。
其次是显著共性与鲜明个性相融合的言语风格。这是就教育随笔体学人群的言语风貌而言的，群体的有限趋同与个体的无限多样互补共生，构成了正在崛起的随笔体学人们之清新言说。言语风格有限趋同，根因于研究者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为教师而写作。由此出发，“力图用感性的文字表达理性的思考”（17）就成为教育随笔体学人群的共同言语风貌。这就决定了随笔之“随”：随和，随意，随缘。“没有居高临下的霸气，没有正襟危坐的俨然，没有煞有介事的虚假。”（18）研究时，用心灵与教育世界零距离相拥；表达时，用真情向教师们促膝倾诉。这就形成了随笔之“亲”：亲切，亲密，亲热。它们是“大话”教育，又是“白话”教育：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的理性论述，思维跳跃、激情迸发的诗性言语，口耳熟悉、易如听说的百姓白话，“依思之所至、情之所在、文之所需而施之。”（19）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个体或已经形成了或正执着追求着不可为他人所替代的鲜明个性。作为新教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朱永新教授的随笔是“洋溢着理想与激情的教育诗篇。”（20）晓畅清澈、宽厚和融与诗化的情调、韵致天然合一，恰如他粲然的微笑和邃远的明眸。肖川教授这位“力图用真诚文字，将平淡如水的岁月定格为永恒”的学人（21），熔哲思、诗意、学理和深情于一炉，集空灵、明快、沉静和丰盈于一体，日臻诗化教育学的审美化境。青年才俊刘铁芳，笔端流泻的是源自心灵的诗情和智慧，大气、蕴藉、缜密而又活力横溢，凸显出超俗的诗性品质。吴非这位因思想而美丽的随笔名家，在时而傲骨愤世、时而深沉凝重、时而幽默调侃的言说中，让你的灵魂为之震颤。另外，宁谧深邃、闪烁诗性光彩的张文质，率性而作、直截明快、充溢浓郁学术气息的郑金州等等，这些走向“个体性教育言说”的学人群以日渐饱满和清新的表述风格，极大地拓展了教育研究的话语空间，构成了中国教育研究界独特的学术风景。
四、启迪和反思：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在崛起
“范式”（paradigm）这一特定概念，为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CT·S·Kuhn）于20世纪60年代所创，后演化为某个时代被人们公认的某个专业领域内的范例或体系。教育研究范式，则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所普遍拥有的教育研究哲学观与相应的教育研究方法观乃至表达观的自然融合。探讨教育研究范式的蜕旧更新，已成为当前教育研究中的热点之一，而教育随笔体学人群走入我们视域，正是启迪我们：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在崛起。对于这个迥然有别于教育研究学术传统、充满创造性“陌生感”的学人群研究，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作为新教育研究范式而内在的本质特征。尤其联系到当代中国教育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生态，其学术启迪就更有价值。
前文曾述，缺乏思想活力和表达创新的教育研究，存在着被日益关注的学术合法性危机。即如叶澜教授指出的：在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中，研究者“往往沿着长期习惯的思维方式运行，在相当固化的概念、理论框架中打转，用程式化的结构和语言表达着并无多少新意的成果。”（22）换言之，陷入思想疲软的教育研究范式束缚了研究主体的学术创造力，禁锢了其教育思想的勃发生机和多元化表达的蜕旧出新，从而引发中国教育研究中合法性危机的渐次暴露：诸如对教育现实解释力的走弱、对教育弊端批判力的丧失、对教育思想表达力的衰微等。
首先，关于教育研究哲学观，其核心是作为个体研究者在学术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基于“进口教育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中，所谓的研究者已沦为只是熟悉既定程序的、习惯性的学术制作匠，标准化的理论形态、模式化的运作思路、异口同辞的公共话语、新八股式的写作体例乃至微观层面的选题和术语使用，无非等待研究者入套就范。一言以蔽之：作为特定研究者的心灵，已在周而复始的“研究”惯性中钝化了敏思深究。而教育随笔体学人群，从“元教育学”视角出发对此作出了富于历史纵深感的反思，秉持着一定的草根特色和相对的民间立场否定了传统教育研究中的工具理性，恢复了研究主体应有的学术尊严。换言之，最本质的在于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才启动了教育研究新范式的崛起。这方面，刘铁芳的教育研究哲学观颇有代表性：“努力提高并彰显我们自身作为研究者超越体制的独立的主体意识、个性，找到并守住教育学术研究的信念，以谦卑之心，去接近作为深刻、尖锐、困难存在的当代教育问题的复杂性脉络，显现我们作为教育知识人存在的品格。”（23）他们的憧憬与向往、批判与否定、深思与灵慧，乃至其袅袅飞扬的诗化文字，无不从复苏了的主体意识深处迸发出来。学人们日趋强化的主体意识，又撑持其突破功利羁绊、摆脱理论窠臼的学术人格，诸如摒弃琐屑、浅薄和平庸、守护创造至上的学术信仰，坚持质疑、追问和批判、超越“职业研究者”的学术个性，珍视多样性、独特性和互补性、注重自由思考和自主表达的学术襟怀，（24）从而为其似有“另类”意味的教育研究方法观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其次，关于新教育研究方法观和表达观。许嘉璐先生在论及朱永新的教育研究时透彻地指出：“在某一种风格已经弥漫于社会，许多人已经习惯甚至渗透到潜意识里的时候，有另外一种风格出现，开始总是要被称为‘异类’。”（25）从学术发展角度而言，这个“异类”正是许嘉璐先生对包括朱永新在内的教育随笔体学人群的褒奖性概括，表明了其教育研究方法观从表达内容到外在形式所独具的一系列“陌生化”特征。当教育研究主体意识获得高度自觉以后，他们自然要从由传统教育研究范式所构筑的学术家园中义无反顾地“出走”，坚定踏上不无困惑和迷茫的学术新路：一是突破传统教育学体系，二是超越传统教育学社论体话语模式。（26）这样，教育随笔体学人群以一种颇感自豪的“思想者”身份（不是学匠）、以寻觅问题的“发现意识”而对流行的教育研究作出反向思考：“这个世界同样需要默默的思想者，他们把目光停驻在喧嚣背后，寻思现实和历史中那被热闹、浮华所遮蔽、遗忘的问题之域。”（27）具而言之，这就表现为前文所述的两大方面。就教育研究方法而言，第一是转换研究视角，从仰视传统教育理论到审视教育现实（特别是教育问题）；第二是转换学术立场，从宣释“正确”教育观念到弘扬教育批判精神；第三是强化教育研究思想价值，从依托“进口教育学”到重立教育学的价值支柱。就教育研究内容的外化而言，教育随笔体学人群自觉地走出了熟悉得只能承载习惯性思维的公共文体和公共话语，以自由度高、选择性强的散淡文体来撑开属于自己的教育思维空间，放飞独具人文意蕴和审美品格的“个体性教育言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教育学话语的命运，即从“进口教育学”的迁移到深入本土的原生、从系统套话的预设到“面向事情本身”的生成、从追求他者的仿说到发自心灵的个性表达。而且，教育随笔体学人群的佼佼者（肖川、刘铁芳、张文质等“诗化教育学”学人）执着于锻炼一种含不尽意味于言外、蕴绵远沉思于余韵的诗性言语，形成了教育思想表达上的“超文字”、“未完成”、“可再生”诸特点，从而别有洞天地开拓了教育研究崭新的写作境界：赋予教育学言语直抵人心的智性和诗性品质。
当然，作为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新教育研究范式之崛起的随笔体学人，是一个作者数庞大、学缘背景和文化积淀参差错落的复杂群体，故用同一标准去评说可能遭遇“以偏概全”的学术风险；换言之，角色多样化的教育随笔体学人群，同时也存在着思想力、学术力和表达力等不容忽视的诸多落差。其一，随意之弊：斫损学理研判的严肃性。教育随笔往往即兴生成的先天属性，难免既赋予作者光彩夺目的精思灵感，又遗留其心灵漫步的随意之痕，于是，旁逸斜出状的思维散乱、零星破碎状的材料杂陈、流于表浅状的炫智夸才等等，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某些作者略带几分浪漫情调的笔下。这就削弱了学术性教育随笔的本有魅力。其二，青嫩之涩：弱化了自由文体的表达力。在学术随笔与文艺随笔两者之间，教育随笔的文体定位理当更侧重于前者。当突出了格式化的理论形态或老旧的学术套路后，有些功力不逮的作者尚未能形成自身圆融成熟的新表达风格，或者缺失对以随笔作教育研判这种文体创新和表达创新的高度自觉意识，于是在理性的深度表达与感性的审美观照之间常常左右徘徊、信笔走神，致使感性有余而深刻短缺，甚或才气和诗情的高扬与智慧和理性的深度展示之间未能有机融通。这其实不仅仅是教育随笔体学人的困惑，也是踟蹰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这种独特文体的角色尴尬。其三，思维之难：受制抑或突围缜密逻辑的茧缚。体大虑周的主流学术传统所倡导的系统缜密的逻辑要求，与教育随笔短兵相接式的犀利、深刻、敏捷之研究风格和表达个性，两者如何更好包容、互补、相生？或曰怎样以缜密的逻辑针脚将绚丽的思想碎片缀合得浑然无痕、天衣无缝？这是教育随笔体学人群所遭遇的更深层次的特殊学理问题。承受“学术突围”使命的教育随笔体学人，不仅要跨越文体之间的鸿沟，还要弥合思维形态之间的断裂，不仅要融通理性与感性之间的隔膜，还要连接思维的深度与密度之间的分离，这样才能最后走进卓越的理想境界。这可能是一种穿越文化纪元的漫漫学术之旅。
我们以深切期待的真情看好教育随笔及其学人群，其实是呼唤以一种新的学术眼光来诊断当代教育研究的学术病理，而清醒反思教育随笔体学人群的若干写作问题，则旨在放眼前瞻其更成熟的学术生长态势和前景。因此，我们更愿意坚定地强调：教育随笔这种由研究主体所驾驭、承纳创新思维、挥洒生命才情的研究性美文，这种意欲褪尽学术粉饰、挤干言语水分的创意表达，使原本常停留在思维和形式的平面上惯性打转的教育研究，正开始兼备科学之真实、哲学之精深、艺术之美妙，初步形成了表里相称、文质彬彬的当代教育研究新范式。
注释:
（1）（2）黄旭《“苜蓿”献辞》，载张文质《唇舌的授权》，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
（3）（13）（23）（26）刘铁芳《体制化时代的教育和教育研究》，载《走在教育的边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4）（5）（10）刘铁芳《提升教育学的话语品格》，载《走在教育的边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6）肖川《用思想提升教育的品质》，载《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岳麓书社，2002年6月版。
（7）（18）肖川《自序：直抵内心的言说》，载《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岳麓书社，2002年6月版。
（8）郑金州《教育理论研究需要加强批判意识》，载《教育碎思》，华东师大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9）朱永新《谁来保障教师的权利》，载《享受与幸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版。
（11）（12）肖川《作为人文学的教育学》，载《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岳麓书社，2002年6月版。
（14）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后记》，岳麓书社，2002年6月版。
（15）肖川《随笔与论文》，《教育科学研究》2007年2期。
（16）肖川《想大问题，写小文章》，载《教育的智慧与真情》，岳麓书社，2005年3月版。
（17）肖川《教育的力量》，载《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岳麓书社，2002年6月版。
（19）（25）许嘉璐《总序》，载朱永新《享受与幸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版。
（20）朱永新《教育，我的至爱》，载《享受与幸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版。
（21）肖川《自序：用一生写三本书》，载《教育的智慧与真情》，岳麓书社，2005年3月版。
（22）叶澜《教育创新呼唤“具体的个人”意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1期。
（24）肖川《我们为什么如此平庸》，载《教育的智慧与真情》，岳麓书社，2005年3月版。
（27）刘铁芳《走在教育的边缘·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浙江省高师语文教学法研究会理事长、浙江师范大学语文学科带头人

教师之友网

从内心抵达世界的教育言说

――评肖川教育随笔系列

刘铁芳

    肖川先生很早就说，要穷其毕生精力写生三本书《教育的理想与信念》、《教育的智慧与真情》与《教育的使命与责任》。现在放在案头的书，比原来预想的多了一本：《教育的情趣与艺术》。四本书，沉甸厚重，既是肖川先生近二十年来教育研究心路历程的写照，也是其人生的真实步履。打开书卷，一页页翻过，掩卷长思，个中真味，在心灵久久回荡。
    《教育的理想与信念》是肖川先生教育理论的思想起点，历时多年著成，书中明确了教育的信仰之基,即教育必须守护的“核心价值、使命感、终极关怀和仪式境界”（建基于信仰的教育）。为此，教育学应该是一种人文的教育学，以“守护正义和良知”为使命，“唤醒和守护人的尊严，关注并提升人的价值和意义，维护人的权利表达人的心声”（作为人文学的教育学）；教学应该“深刻与真诚”，师生之间被人类优秀的精神财富所浸润。事实上，肖川先生既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想与信念，也提出了教育本身的理想与信念。作为一名教育学者，肖川将对他心中的人文的教育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信仰；作为一名关怀人事人心的思想者与实践者，肖川深刻意识到教育要有人文的超越性，就必须有具有人文情怀的教师，由此肖川确立了为教师写作的信念。
    《教育的智慧与真情》与其说是肖川先生对教育和教育学的思索，不如说是他对生命和生活的一种追问和探寻，是他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时的不竭的动力源泉。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智慧，‘教育’就只是心灵和精神的一种牵累，一种‘认知结果堆积’；没有真情，生活就只是无边的荒漠，‘教育也只是一种敷衍和应付’”。探讨教育的方向和真义、教学的智慧以及人类文明的奥秘，诸多沉思，正使生命和教育思索的心路历程不断被照亮，得以窥见远方；感悟语言的世界、心灵的阳光、自由的言说和书的芳香，使“我们自己对于充实、丰富、纯洁、高尚的精神生活的体验”充满了“幸福的意蕴”（幸福的意蕴）。肖川先生深感“学校是语言的世界、文字的世界、书籍的世界”，因此为教师写作“更多地彰显人性的光明，更多地倡扬教育的理想与信念，更多地关注人的成长那充满曲折和艰辛然而令人心动的历程”，从而“融入人类追求正义与光明、自由与解放的永恒的事业之中” （为教师而写作）。
    肖川先生说“没有使命感的教育是盲目的，没有责任担当的教育是轻薄的”。《教育的使命与责任》正是要赋予教育高度和灵魂，使得教育变得明晰和厚重。肖川先生进一步剖析了教育对于“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多元、开放、充满法治和人权精神的社会”（教育的社会责任）所应负的责任，对于培养“自立、自强、自尊、自重、自信、自助的个体”（教育是对人的成全）所应尽的义务。诚然如肖川先生所言，“教育信念确立的基石就是对于社会的理想和人生的理想”（教育信念确立的基石），而个体的自由是根基，教师的文化底蕴是前提。因此他将生命教育的旗帜举得更高，他把生命教育的理念融进了每篇写给教师的真诚演说中。
    “良好的教育就是要让我们的心灵氤氲在一种有品味的精神氛围之中”，我想《教育的情趣与艺术》一书，正是对这种理念的践行，也是肖川先生丰富深刻的思想、热爱生命的精神追求以及关注教育现实的忧思情怀达于语言的有效方式。情趣与艺术，是借用语言而成为人生诗意的栖居之所，是好教育与好人生的精神源泉，是理性、美和责任共同构筑的坚固的家园。我们可以称肖川先生要表达的这种教育学，是诗意的教育学。诗意一词，与高贵、希望、境界、精神、心灵这些词一样，都拥有强烈的人文色彩。肖川先生因此一直实践着，也在期待着更多的诗意教育的产生。
    从一开始，肖川先生就以直抵内心的言说作为其教育随笔的基本话语姿态，那就是，避开各种话语的遮蔽，以真诚的内心来直悟当下中国社会的教育真题、难题、迷题。这在习惯于学科式话语的教育学空间里，是难得可贵的，同样难得可贵的是他长期以来的韧性和坚持。当然，内心的真诚只是出发点，基于内心的言说也可能是当年汪国真式的一己悲欢的吟哦。从内心出发，抵达世界，这才是肖川先生言说的根本指向，他就是要用他的真诚与优美并具的语言，为当下教育实践营造一个极具理想主义情怀的教育乌托邦，意在以教师为基本阅读对象，通过他们，并经由他们的努力，敞开当下教育实践的精神路向。
    综观肖川先生的这四本书，对人、人的主体性、人道、人性、人权、人的生命的关怀，对社会、社会的自由、公正、法治、优秀的历史文化的期待，渗透到了每一篇真诚言说的文章；对基层教师的关心和爱护，对教育现实的思索，使他理性话语绵绵不断，深入到了现实细微的环节，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对美、善、真的深刻理解，让他寻找到切入教育思索和教育话语的最适当的方式，达成了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言语的完美统一，形成教育学领域一种极为独特清新的研究风格。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肖川先生就是以自我教育理想和信念的确立伊始，用心锤炼自己的教育智慧，融贯以自己的教育真情，不断地拓展自己的教育使命和责任，并落实在对教育情趣与艺术的境界体悟，始终恪守自己作为一名教育界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以饱含其中的对和谐社会和美好人生的追求，为自己的教育研究赋予了高贵的精神底蕴、诗意的表达方式和理性的光辉，也为广大的教师和其他阅读群体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盛宴，是教育学界,为建设民主社会，发展健全人格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教育思考不仅仅是思想性的，同样是生命性的。由此，教育思考呈现出两种基本方式，一是生命悟对，一是理性证成。肖川先生无疑是用他的生命与激情，为我们典范式地演绎了生命悟对的教育研究的路径。洋洋洒洒四大卷，凝练的表达，精致的篇章，优美的话语，对无所不在的教育细题的敏悟性，积极投身时代的思想态度，富于个性的言说立场，不仅让我们生动地触摸当下教育应有的生命意蕴、生命温暖与直面时代的生命诉求，同时也让我们真实地触摸了一位内心丰富的教育学者生命的温热、质朴、刚直与韧性的坚持。
    如果说肖川先生的教育随笔有某些不足，乃是在用优美的语言建构当下教育的乌托邦之时，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切实地通达教育理想的路径，语言的优美与理想的热忱，也可能遮蔽了教育问题的深刻性与复杂性。但我想，肖川先生在这一点上其实是非常清醒的，那就是，我们实际上不可能给每个教育实践者开出通向个人教育理想世界的路径，重要的乃是唤起每个人自己对教育理想的追求，唤起个人发自内心的教育智慧与真情，激励并养成个人的教育情趣与艺术。换言之，真正的路径只可能在每个人自己的脚下，引向对教育理想的自主探索与自我追求之中，这才是当下教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使命。何况，深度回应当下教育的问题，理性探索通往教育理想的切实路径，难道不是我们当下教育研究整体尚付阙如的品性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