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编辑家周振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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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1911—2000），原名麟瑞，笔名振甫，后以笔名行，浙江平湖人。中华书局编审,著名学者，古典诗词，文论专家，资深编辑家。
　　1931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随著名国学家钱基博先生学习治学，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招录朱起凤《辞通》的校对，周振甫作《老学庵笔记》断句测验，得以录用，从此开始了他的校对、编辑生涯。进开明书店帮助宋云彬校对了《辞通》后，又校对了王伯祥主编的《二十五史补编》。 汉书地理志详释　　对其中的吕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认为有不少说法不妥，撰文指出，王伯祥认为可以代表编者的意见，嘱附在书后。当时，开明书店出版中学生丛书，他编了《班超》、《东汉党锢》，注释了开明活页文选。



严复思想述评　

　他撰写了《严复思想述评》，由中华书局出版。1948年，他担任钱钟书《谈艺录》的责任编辑，为这部书加了提要性的小标题，得钱钟书同意刊用。该书出版后，钱钟书亲笔赠言：“校书者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得赐多矣。”建国后，周振甫先后在北京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目录　　他选注过《严复诗文选》，著有《毛主席诗词浅释》、《鲁迅诗歌注》、《诗词例话》、《诗品释注》、《古代战纪选》、《谭嗣同文选注》、《文论漫笔》等。还为中华书局全译了《文心雕龙》，参加了新版《鲁迅全集》的部分注释定稿工作。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参加校对《明史》工作；他审阅加工的书稿有：《管锥编》、《管锥编增订》、《李太白全集》、《乐府诗集》、《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楚辞补注》、《酉阳杂俎》、《唐人绝句选》、《南社》、《诗林广记》、《后村诗话》、《文史通义校注》和补订本《谈艺录》 《洛阳伽蓝记译注》等。

著作　　
周振甫文集　　周振甫自己有不少著作，如《周振甫文集》10卷等，在学术界颇有声望，但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却是放在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上。他甘之如饴，包之若素，从不拒绝编辑室委托他审读的书稿。对青年作者，更是热情扶植，以助人为乐。对社内年轻编辑也是热心指导，具体帮助。在业务知识和工作作风上，都是编辑工作者的楷模。 所作的贡献　　1983年2月4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华书局在京联合举办“周振甫从事编辑工作50年”纪念活动，表彰他为编辑工作所作的贡献。
　　周振甫 于2000年5月15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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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中的修辞

选自《周振甫讲修辞》（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周振甫（1911—2000），浙江平湖人。古典诗词、文论专家。 周振甫 修辞的目的，是要把情意确切地表达出来。情意是由于接触到外界事物所激发的，因此情意同景物往往交结在一起，要把情意确切地表达出来，离不开写景物，这就是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把景物和情意表达得准确、鲜明、生动，这就是修辞对描写的要求。从描写的要求来谈修辞，这里想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来举例。《围城》这部小说，它在修辞手法上有杰出的成就，值得我们去探索。它的修辞手法跟一般的修辞手法不同，显得更富有才华，更富有学问，写得更深刻，更形象，更具有多种多样的变化。在这里，还来不及对《围城》的修辞手法作全面的探索，只能随便抓几个例子来说说。下面先引一段动人的描写，再来探索它的修辞手法。 几种修辞法的综合：作者运用修辞手法时，有时是几种手法综合运用的。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退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 这一段描写，就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在目前是让读者亲自看到，这里不光是看到，还让读者亲自感觉到，不光是亲自感觉到，还含有感情。这里写的是最热的三伏天，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大轮船里，人们迫切地盼望太阳快些下去，夜快些降临，热气快些消散，这段描写里反映出这种心情。作者要是把这种心情直接写出来，那就算不得描写的高手。高手就是只写景物，从景物中透露出人们的心情。“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这里用的是拟人化手法，所以说太阳“不饶人”。正因为用了“不饶人”，所以“迟落早起”成了“不饶人”的具体表现，是有意的“迟”和“早”，也都是属于拟人化的写法了。“侵占”更是拟人化写法。从“不饶人”里透露出船上旅客的心情，是希望太阳早些落下去，迟些出来，所以是在描写景物中写出了人们的心情。用“侵占”，既写出了景物的特点，夜短得出奇，大部分的夜给太阳侵占了，同样反映人们不满意这种侵占的心情。这里称“大部分的夜”，当有夸张的意味。 “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这是比喻，但不是简单的比喻。像“芙蓉如脸柳如眉”，用芙蓉花和柳叶来比美人的脸和眉毛，这样的比喻就显得简单，因此不够贴切。荷花同美人的脸，柳叶同美人的眉毛，有不少距离。那就需要读者去补充修改。不是荷花像美人的脸，是荷花的白里透红的色彩像美人脸上的皮肤；不是柳叶像美人的眉毛，是柳叶同别的叶子比，总显得细一点长一点，用这个细长来比眉毛。像这样要读者去补充修改的比喻，就显得不足。这里的比喻就巧妙得多，用“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来比，就贴切得多。这个半透明体的夜，正是给太阳侵占去的夜。 “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退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这里又用了拟人化手法，“拥抱”，“分不出身来”，“陶醉”，“酡红”，都是。把太阳的侵占夜色，比做“拥抱”“分不出身”，很有情味。再用“酡红”，即喝了酒脸上的红色，跟“陶醉”结合得更密切。这里又透露出人们的另一种心情。夜色半透明究竟同太阳高照暑气薰蒸不同，夜色酡红究竟同阳光逼人不同。这时人们才有心情来欣赏印度洋上特有的夜景。这些描写，不光写出了难写的景物，也透露出了不尽的情意，做到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从这段描写里面，可以体会到，所谓修辞，并不是作者掌握了各种修辞手法，才运用到描写上去；是作者对所看到的景物，有了细致的观察，有了深切的体会，有了独特的感受，要把这些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时候，一切陈词烂调，包括过去名作者所创造的比喻都用不上，因为它们都跟作者观察到的、体会到的、感受到的不一样，作者不得不匠心独运来进行描写。怎样写出印度洋上三伏天的夜色，不得不创造出一个新的比喻，觉得只有用“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才可以相比。他首先不是考虑怎样运用比喻手法，是考虑怎样把夜的形象确切地写出来。他不是考虑这里要不要用拟人化手法，是考虑怎样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觉得只有用“太阳依然不饶人”，“给太阳拥抱住了”，这样说才能表达出他的独特感受。在这样确切地表达自己的观察、体会和感受时，自然会产生出各种修辞手法来，产生出拟人化、比喻等手法来。因此，在这一段描写里，是几种手法结合在一起，光懂得修辞手法，并不能收到描写的好效果。要是没有细致的观察、深刻的体会、独特的感受，即使用比喻和拟人化手法，这种手法也许是从别人那里借用来的，那样的描写还不可能是成功的描写。要得到成功的描写，一定要在细致的观察，深刻的体会，独特的感受上，有创造性地运用修辞手法，才能得到成功的描写。这里先引一段来说明描写和修辞手法的关系。以下再分别结合不同的修辞手法来谈描写。 比喻： 苏小姐双颊涂的淡胭脂下面忽然晕出红来，像纸上沁的油渍，顷刻布到满脸，腼腆得迷人。 这个比喻不是比一样固定的事物，是在比一样变化着的事物，所以比喻本身也要是变化的，即是扩展的。苏小姐的脸红，从部分的红扩展到满脸都红，所以也要找一个扩展的比喻。这里用“像纸上沁的油渍，顷刻布到满脸”，很贴切。这也是一个创造性的比喻。 他发现苏小姐有不少小孩子脾气，她会顽皮，会娇痴……他觉得这种小妞儿腔跟苏小姐不顶配。……譬如小猫打圈儿追自己的尾巴，我们看着好玩儿，而小狗也追寻过去地回头跟着那短尾巴橛乱转，就风趣减少了。 苏小姐在方鸿渐面前耍小妞儿腔，他认为不顶配，为什么呢？要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不好说。这里用小猫打圈儿和小狗打圈儿，就很生动。这里写出事物的动态，也显这个比喻的机智和巧妙。 她的平淡，更使鸿渐疑惧，觉得这是爱情超热烈的安稳，仿佛飓风后的海洋波平浪静，而底下随时潜伏着汹涌翻腾的力量。 这里要说明苏小姐对方鸿渐的态度平淡，但不是疏远的平淡，是含蕴着热烈的平淡。用飓风后的波平浪静作比，即用蕴藏爆发变化的事物作比。 这里写苏小姐的几个比喻，不论她的脸红也罢，她的耍小孩子脾气也罢，她的态度平淡也罢，都不是为用比喻而写，是在刻画她的心理，刻画她矜持地追求方鸿渐而方对她的貌合神离，写得极为细致深刻，也是为刻画人物写的。从这里看出作者巧妙地运用比喻来刻画人物心理，创作的比喻跟着人物心理的变化而有多种变化。 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 这里提到诗人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这是修辞上的比拟，要把人比做物，实际是比喻的变化。这些比拟都有来历。钱先生在《管锥编》讲到《全晋文卷一一一》里，提到陶渊明《闲情赋》愿变为领子，亲近美人的头颈；愿变为带子，亲近美人的细腰；愿变为头油，亲近美人的头发；愿变成席子，亲近美人的身子；愿变成鞋子，亲近美人的脚。又说：“希腊书中一角色愿为意中人口边之笛，西班牙书中一角色愿为意中人腰间之带。”在这里的比拟里，包含了古今中外的典故，显出作者丰富的学识。 曲喻： 苏小姐理想的自己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让方鸿渐卑逊地仰慕而伏地求爱。谁知道气候虽然每天华氏一百度左右，而这种又甜又冷的冰淇淋作风全行不通。 这里用的比喻“艳如桃李，冷若冰霜”是老套，但是老套新用。怎么新用呢?是用来写苏小姐的心理的。苏小姐在男女交际上，还抱有这种旧式闺秀的心理，所以是老套新用。不仅这样，作者从这两个旧的比喻里引出一个新的比喻来，“又甜又冷的冰淇淋作风”。“冷”是从“冷若冰霜”来的，“甜”是从“艳如桃李”来的。从“艳”引出“甜”来，正因为“艳”同“美”不同，正如《左传·桓公元年》说的“美而艳”，美指漂亮，艳指动人，所以引出“甜”来。从“艳”引出“甜”来，这是转了个弯。这种转了个弯的比喻叫曲喻。从这里引出冰淇淋来，正是曲喻。在这个曲喻的衬托下，使得旧的比喻也生色了。 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最后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 方鸿渐讲西洋东西传入中国长存不灭，一是鸦片，一是梅毒。讲到梅毒时，女生听得涨红脸，下面用了“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一个比喻。怎么耳朵会丧失贞操呢?这个比喻里实际上是含有一个典故，《高士传》里说：尧要请许由去当九州的首长，许由不愿听，认为这话污染了他的耳朵，所以到颍水里去洗耳朵。这位女学生听到了梅毒的话，认为污染了她的耳朵。因为她是处女，联系贞洁，就转入丧失贞操。这是从污耳即不洁，从不洁转入被污，从被污转入丧失贞操，也是曲喻。把一个典故融化在比喻里，融化得没有痕迹，显出作者的才情。这样运用曲喻，也显得非常巧妙。 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 沈太太眼睛下两片袋形的皮肤，说成两个黑袋是比喻，由这个比喻引出另一个比喻热水瓶，由热水瓶储蓄着水，引出储蓄着热泪，这是曲喻。胭脂的红痕用血来比，由血引出谋杀案的线索，是曲喻。有了曲喻，使得人的想象有了发展。 像曹元朗那种人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 从挂幌子引出天花变成麻子的比喻，从麻子引出好文章的密圈，是曲喻。在这里，把丑的麻子比做好文章的密圈，有以丑为美的含意，是一种讽刺。 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药”，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 这里把馋痨地看苏小姐的大眼珠比做“绝对观念”，再引出另一比喻，手枪里的子弹，从子弹引出突破眼眶，迸碎眼镜，这是曲喻。在这个曲喻里，由“绝对观念”引出子弹来，观念是思维，子弹是实物，思维通于实物是一种通感。把大眼珠馋痨地看女人，比做“绝对观念”和“子弹”，又是夸张的说法。这又说明修辞手法又往往是几种结合在一起的。 通感：通感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可以相通，这是修辞中的特殊手法。 方鸿渐看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许多女人会笑得这样甜，但她们的笑容只是面部肌肉的柔软操…… 不笑时的“笑意”是从视觉中看到的，余音是从听觉中感到的，“甜”是从味觉中感到的。这里是写唐小姐的笑意，联系许多女人笑得甜，即由视觉通于听觉，通于味觉，是钱先生在修辞上提出的通感说。有了这种通感才能更确切地表达情意。像甜和苦是味觉的感受，但“苦笑”和“笑得甜”，用味觉来说明两种不同的笑，确实表达两种不同的笑所反映的感情色彩，这就是通感的好处。 大学同学的时候，他老远看见我们脸就涨红，愈走近脸愈红，红得我们瞧着都身上发热难过。 “涨红”是从视觉中看到的，“发热”是从触觉中感到的。视觉通于触觉，“脸就涨红”同“身上发热”是密切结合的。这种通感是客观存在，不是主观的移情作用。 拟人化和精警：最后再举一例，是拟人化和精警的结合。 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把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 在这里，说“这船，倚仗人的机巧”，用“倚仗”是拟人化的手法；说“把一小方水面还给大海”，把东西还给谁，也是拟人化手法。还有，这里一般说法，该是：这只机巧的船，载满了扰攘的人航行着。这些热闹的人，怀着满腔的希望。他们的人气，每分钟在沾污着船上一小方水面，散入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这里改成拟人化手法，所以把机巧的船，说成“这船，倚仗人的机巧”。把人气散入大海，说成“这船把沾污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大海”。这样写是为要把船拟人化，把船写成有意志有主动的了。还有，原来是人们怀着满腔的希望，却写作“这船，寄满人的希望”，这又为什么呢?原来这个满腔的希望，正像方鸿渐上岸后想的，“理想中的留学回国，好像地面的水，化气升上天空，又变雨回到地面，……泡沫也没起一个”，希望都消失了。这个希望只寄托在船上，船到了岸，希望也破灭了，所以不说人们怀着满腔的希望，却说成“这船，寄满人的希望”。这样，不采用一般的说法，用这种独特的说法，是有用意的，这个用意是比较深刻的。这样的说法，是修辞中的精警格。 这样看来，描写中的修辞手法，是从作家作品的描写中探索出来的。作家对生活的体验越深入，观察越细致，感受越深刻，他的描写越有创造性，就越会产生各种独特的修辞手法供我们探索。作者写作时，不一定会考虑要运用什么修辞手法，他所考虑的是怎样把他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独特感受确切地表达出来。因为要表达得确切，不走样，照他从生活中所感受的原样表达出来，就不得不考虑各种表达方法，就自然而然会想到运用各种比喻来描绘形象、色彩、声音，来写出作者的感情色彩等。修辞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独特感受，跟所用来表达这种感受的语言，像天平一样，表达到没有偏轻偏重的毛病。因此，研究修辞，只有从作家的作品中去探索。从作家的作品中去探索，才能对修辞有新的发展。 阅读指要 修辞的目的，就要把自己的独特感受，用语言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能把景物和情意表达的准确、鲜明、生动，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修辞的学习，修辞的研究，只有从作家的作品中去探索，才能有新的发现。本文从钱钟书《围城》中举例，谈描写中的修辞手法。发现书中的描写，有时是几种修辞手法综合运用，有时是比喻、曲喻、通感、拟人化和精警的结合，运用得很独特，值得我们细细揣摩，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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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写读书笔记
文/周振甫






       怎样使青年同志在读书时收到很好的效果，这就想到要青年同志写读书笔记。记得我在学校里读书时，有一位老师对我们说：“你们在阅读课外书时，我也在阅读各类书。你们读过的书，时间一久，印象渐渐谈了，模糊了，到后来几淡谈忘，读了等于不读。我不是这样，书读得越多，知识的积累越丰富。为什么？你们读书不作笔记，读过就算了；我读书都作笔记，所以与你们不同。作笔记是麻烦的，但作笔记有它的好处，要作笔记，不是把书看完了就算了，还得想想有什么可记的。这一想，就比不想要看得深些，也可以锻炼自己思考力。要写读书笔记，光看一遍还不够，看完了再要翻一下，加上读书笔记，印象加深，不容易忘记。写了读书笔记，以后读书，碰到同一问题时，可以找出以前写的读书笔记对照起来看，使得对问题的看法更深入一步。”老师这番话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事隔几十年，我还记得。我的老师确实是很辛勤地作笔记的。可惜我这个学生偷懒，没有听老师的话，没有做读书笔记。虽然读了不少书，随读随忘，只能找一些著名的读书笔记来谈谈。
   这里，结合前人写的读书笔记，想谈三种写法。一种叫“提要钩玄”，一种叫“采花酿蜜”，一种叫“开山铸铜”。
   先说提要钩玄。唐朝的著名文学家韩愈，在《进学解》里讲他写读书笔记，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他读记事的历史书，把重要的事件摘记下来。他读哲理书，把主要论点摘出来。韩愈的读书笔记，有几篇还保留在他的集子里。有一篇《读，<鹖（he）冠子>》，。引在下面，看他是怎样写提要钩玄的读书笔记的。
   《鹖冠子》十有九篇，其词杂黄老刑名。其《博选篇》，“四稽”“五至”之说当矣。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称“贱生于无所用，中流失舟，一壶千金”者，余三读其辞而悲之。文字脱谬，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灭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他先写明这部书有多少篇，没有写作者是谁，什么地方人，因为无从查考，作者没有写出自己的姓名和籍贯。其次指出这部书的内容是讲什么的。这部书属于先秦诸子，先秦诸子分好多流派，所以指出“其词杂黄老刑名。”黄老就是道家，讲黄帝，老子的学说的；刑名就是法家。指出这本书的内容是道家兼法家。再指出这本书中的要点，有篇叫《博选篇》，里面提出 “四稽”“五至”的学说，“四稽”指出从四个方面来考察，“五至”要达到五个要求，都是为治理国家打算的。韩愈认为他的学说很恰当，假使他被国君任用，用他的办法来治理国家，功效是不少的。又引了书中的话，说有的东西被看轻，由于没有利用它。比方一个大葫芦，大家看不起它。要是在大河中船翻了，抱了大葫芦就可以救命，这时候一个大葫芦就价值千金了。韩愈反复读这些话，引起了悲哀。书里用大葫芦来比人才，人才弃而不用，所以被看轻，韩愈因此悲哀。韩愈又改正书中的文字脱误，改正三十五个字，把颠倒的字勾过来的有三处，涂去的错字二十二个，旁边注明改正的字的有十二个。
    从这篇里我们看摘要的读书笔记是怎样写的。不是把一本书的要点记下来就算。先记下这本书有多少篇，内容主要讲什么的。再记下其中的要点是什么，还要写出自己对这些要点的看法，写出自己的意见。还摘出其中精彩的话，说出自己的看法，最后提到改正书中文字的脱误。从“三读其辞而悲之”看，“三”字虚数，表示反复读。可见韩愈碰到其中精彩的话，不是看过就算，是要反复读的。这就是韩愈写的摘要的读书笔记。里面确实摘记了要点，但还要写出自己对这些要点的看法，包括表达出自己的感情。还要对全书的内容作概括的说明。那就不光把一本书读过就算，读后还要思考，从全书的内容到精彩的篇章，到精彩的话都要考虑，直到对书中的错字都不放过。从这里，我们既可以学习怎样写摘要的读书笔记，还可以学习他是怎样读书的。
    再谈“采花酿蜜”的读书笔记。蜜蜂采花中甘液酿成蜜，不是采一棵花的甘液所能酿成的，是从多种花中采集来的。有的读书笔记，是作者读了好多书，通过比较研究才得出的一种看法，好比蜜蜂酿蜜，这样的读书笔记写得比较精彩，不同于一般的看法。象乐熹的《朱子语类》：
    渊明诗，人家说是平谈，据某看他的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自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谈的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又龚自珍《已亥杂诗》：
    陶潜酷拟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谈，二分梁甫一分骚。
    读书笔记有各种形式，前面举的摘记是一种；这里举的是别的两种，一是随笔式的，一是诗。随笔式的只写出自己的意见，不必记下书名卷数等，主要把自己对书的意见写下来，用诗的形式来写更不必记书名卷数等了。
    上面举的乐熹的一段话，龚自珍的一首诗，实际是写出了对陶渊明诗的读后感，所以也作为读书笔记来谈。“渊明诗，人家说平谈”，说明他看了别人讲陶渊明的话，都说渊明诗是平谈的。“据某看他自豪放”，他读了渊明的诗，跟别人的看法不同，认为平谈是表面，骨子里是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自觉耳”，他也读了许多豪放的诗，经过比较，他认为渊明诗的豪放跟别人的豪放不同，他的诗的豪放不显露。也有外露的是《咏荆轲》一篇。他这个论点，是读了别人论渊明的诗，用渊明的诗来检验；读了别的豪放的诗，用来跟渊明的诗作比较；才能得出来的。他不光看到渊明诗表面上的平谈，还看到了从《咏荆轲》诗里看出了他的豪放。再来看他写的别的诗，才看出透过表面的平谈，骨子里是豪放的，即从诗里看到渊明这个人的性格来。这正象蜜蜂采花酿蜜那样，是读了很多书，通过比较研究才得出来的。
    龚自珍的诗主要是采用了乐熹的论点，但又补充了新的论点：一是用诸葛亮的豪放来同陶渊明的为人作比，二是赞美渊明的品格的高超，三是用诸葛亮的《梁甫吟》和屈原的《离骚》来同渊明的诗作比。在这里，说明龚自珍不光读了陶渊明的诗，还读了陶渊明和诸葛亮的传记，了解了两个人的性格，还读了诸葛亮的《梁甫吟》；还研究了历史上品格高超的人，经过比较，才写出这首诗来。说“万古浔阳松菊高”，那是因为陶渊明是浔阳人，是爱松菊的。他在《归去来兮辞》说“抚孤松而盘桓”，他在《饮酒》里说“采菊东篱下”，菊和松又是用来象征高洁的品格的。说这句话，说明他把陶渊明跟历代的高人作过比较。他又用屈原的《离骚》来同陶渊明的诗比，看出陶渊明的豪放，跟诸葛亮比较接近，占有的成分多些；跟屈原有距离，占有的成分少些，那因为屈原投江自杀，渊明没有那样忿激，比较达观。他跟诸葛亮也有不同，那因为渊明不象诸葛亮那样能建功立业。不论他的衡量是否恰当，总之是象采花酿蜜那样，读了很多书，通过比较研究得出来的。三说开山铸铜的读书笔记。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是读书笔记的巨著。他在《与人书十》里，谈到有两种书：一种是收旧钱称做废铜来铸新钱，既是粗制滥造，又毁坏了好的旧钱。一种是开山采铜矿来炼铜。他的《日知录》，一年来“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毁旧钱来铸新钱，大概指把旧书剪剪贴贴编成新书，开山铸铜，大概指从许多材料中发掘出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假使说，采花酿蜜主要指文艺方面的研究说的，那末开山铸铜主要是指学术方面的研究说的。这里引《日知录》中的《正始》条。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贵焉耳矣。……
    《日知录》写的读书笔记，称为开山铸铜，往往引了不少书，从中取得一个结论。要是把所引的书都抄上，太多，不合适，只好节引一个结论。顾炎武从不少材料中得出这个结论。他说的“亡国”，是指改朝换代，所以只是那个朝代的君臣的事，是那个朝代的官号要考虑的，“肉食者”指官吏。“亡天下”指邪说横行阻塞了正义，整个国家的教化都被破坏，弄到“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引起大混乱，整个社会要陷于崩溃说的。他这个论点，是从不少历史上材料中发掘出来的，所以称为开山铸铜。不论他这个论点是否正确，这里从他取得这个论点的方法来说，是属于开山铸铜这一类。
    以上谈了三种读书笔记的写法。对青年读者说来，主要是第一种摘记的写法，就是写摘记时，不要只抄警句或摘要点，还要用心想一想，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受来，那样的读书笔记才是自己的。即使自己的意见不成熟，积累得多了，也可以看出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是有用处的。至于采花酿蜜是较高的要求。青年读者对文艺作品读得多了，有比较，就会产生各种看法，这种看法是通过比较得来的，也就是属于采花酿蜜这一类，所以这样的读书笔记，青年读者也是可以写的。写摘记的读书笔记，积累得多了，自然会产生写采花酿蜜的读书笔记来了。至于开山铸铜，这是属于学术研究方面的读书笔记。青年读者开始对某一个问题发生兴趣，搜集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来进行研究，也可以写出这样的读书笔记来。因此，这里说的后两种笔记，虽然要求高一点，对青年读者说来，还是可以做参考的。希望青年读者在阅读文艺作品时，写出采花酿蜜的读书笔记来；在研究问题时，在作学术研究时，写出开山铸铜的读书笔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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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怀念

章学新

周振甫，古典文学家，生于一九一一年。三十年代初开始从事编辑工作，负责编辑的著作有《乐府诗集》、《李太白全集》、《管锥编》等。参加了《明史》点校和《鲁迅全集》注释定稿工作，尤长于诗词注释以及古典文学 　　 　　 　　 2000年5月17日，我晨练归来，见宿舍楼大门内的黑板上，赫然一则讣告：周振甫先生于15日下午17时许病逝了。我迫不及待地上楼按周宅的门铃，在振甫的外甥海涛夫妇应接下，进入他生前兼作写作、会客的小小卧室。半个多月前，年已90、剥离了白内障的振甫先生，还在这里伏案写作，如今，他驾鹤西去，室内只余满架的图书和他的残稿。 　　 　　 我是1954年底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后初识振甫先生的。当时，中青的编辑队伍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从青年团系统抽调来的干部，年轻，边干边学；一是由开明书店合并过来的，比我们年长些，有编辑工作经验。年逾“不惑”的振甫先生，自1932年进开明后，已有20多年经验，堪称资深编辑。 　　 　　 早在抗战前，他曾核阅过《辞通》、《二十五史补编》等书，编写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惠及学界。抗战期间，钱锺书先生在孤岛上海闭门著书，1942年《谈艺录》稿成，开明书店深知钱先生的学问，商定由振甫先生任编辑。他为此倾注大量心血，细核原文，标立目次，其严谨认真的态度，使钱先生大为感动。在补订本的引言中，钱先生记述：周“审定全稿”，“君实理董之，余始得定交”，“重劳心力，尤所感愧”，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周先生待人温良平易，谦虚热诚，在文史方面，我们每有请教，他总是谆谆指点，帮你找原著，作注解。大家都尊重他，称他为“活字典”。毛主席讲话中，常常引用一些名篇典故。有时候，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也来请教他。 　　 　　 1957年，《诗刊》发表毛主席的十八首诗词前，主编臧克家请振甫先生做注释。他精心研读推敲，对其中两首的个别笔误提出了意见。一是《菩萨蛮·黄鹤楼》中，“把酒酹滔滔”的“酹”字，误作“酎”。酎是重酿的醇酒，酎滔滔，难于解释。酹是以酒浇地表示祭奠。“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是说把酒洒在滔滔的江水里，内心激动的思潮，追逐江中的波涛，翻腾起伏，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诗人激动的心情。 　　 　　 二是《沁园春·雪》，“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句中，“蜡”误作“腊”。郭沫若认为腊是柬埔寨的古地名真腊的简称，腊象可解释为雪后的秦晋高原如真腊的大象奔驰。振甫先生以为腊可能是蜡之误，取白蜡之白，状雪后的山姿如奔驰的白象。山和原、舞和驰、银和蜡、蛇和象，模状、比喻、对偶工整，用字严谨。后来，毛主席给臧克家的信中说：“……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公开发表时，果然一一改正了。这件事，多少年来，振甫先生没有透露过。1999年8月24日，我去看他，他才告诉我。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毛主席手稿中确有笔误。这也足以说明振甫先生学风严细、为人正派。 　　 　　 1962年，我调到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室，和振甫先生工作接触多了。从50年代后期起，在“左”的思潮下，对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古和今等理解越来越极端化，编辑室古典文学方面的约稿日益减少，振甫先生“比较清闲”，他就编撰《诗词例话》一书。成稿之日，正是提倡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时，政治气氛较为宽松，读者又需要讲阅读与欣赏的图书，《诗词例话》便应运而出版，这是振甫先生后来形成《例话》系列的第一部著作。 　　 　　 “文革”中，团中央机关“连锅端”，年近花甲的振甫先生和我们一起下放到河南潢川五七干校。我犁田耙地，他放牛，劳动中我们互相交接：我们卸了牛套，他就牵着牛去放牧，风雨无阻。1969年12月，胡耀邦同志来到我们七连“推磨”，所谓“推磨”，就是让他到干校各连队去听取群众意见。有一天，振甫先生正在为全连烧开水。在锅台旁，耀邦同志问：周先生，还有时间研究古典文学吗？周答：不搞了。耀邦宽慰他说：中国的古典文学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思想弄清楚了，还是应当向青年介绍的。时隔不久，毛主席提出要校点“二十四史”，振甫先生被指名调去参加《明史》的点校整理。他离开干校后，军代表告诫大家，不要动摇在黄湖“生根开花、生儿育女”的决心，并在大会上说，周振甫调去“无非是圈圈点点”，有的甚至说这是废物利用，令人啼笑皆非。 　　 　　 “二十四史”出版后，中华书局又请振甫先生担任钱锺书的新作《管锥编》的责任编辑，可谓珠连璧合。用钱先生的话说是“良朋嘉惠”，其实是彼此互惠的。《管锥编》问世后，振甫先生修订《诗词例话》，其中增补的“形象思维”和修辞部分的“喻之二柄”、“喻之多边”和“通感”等新内容，“都是从钱先生的书里来的”。因此修订本更为海内外学者瞩目，可谓“重印多于六十万，来邀共到二三洲”（钱先生语），不但在台北印行，美国的汉学家还邀振甫先生去讲学。 　　 　　 这以后，周先生的著作如江河流水，源源不断。八十年代出版了《文章例话》、《文学风格例话》，90年代《小说例话》、《中国文章学史》、《中国修辞学史》；整理古籍方面，注释和译注了《文心雕龙》、《诗品》、《周易》等，1999年结集出版的《周振甫文集》10卷600万字中，大部成稿于1989年他离休后的耄耋之年，可谓老当益壮，盛世文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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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冀勤《谈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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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振甫先生访谈录



     周振甫先生勤奋治学,文史兼通,是我国一位饮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1996年10月24日上午,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访先生。周先生在北京幸福一村家中的书屋里,接待了我们。周振甫先生是位谦和的老长辈,在谈话中不愿多谈自己,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他才谈了自己的治学经历和甘苦.

一、从《文史通义》学习,到《明史》的点校、整理

　周振甫先生,1911年生,浙江平湖人,原名麟瑞,字振甫,现以字行。周振甫先生早年就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国学人才的学府,在近代的文化发展史上很有影响,造就出许多著名的学者。<BR>　　 在无锡国专从钱基博师学习《文史通义》,是振甫先生潜心文史,研究整理典籍生涯的开始,周振甫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治学经历.

　　 他说,钱师教我们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他的教法,就是从《文史通义》中出题目,包括第一篇主要讲什么,第二篇讲什么,第三篇讲什么,让我们下课后自己去读书,按题目写笔记。他要求学生认真读书,独立思考。讲课时,他用的是一本《〈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专讲他研究《文史通义》的心得。他把讲课的内容印出来,发给我们,让我们研究。这样学习,既可以多读《文史通义》原文,又可以加深对原文的理解,所以有很多收获。<BR>　　 我在无锡国专没有读到毕业,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求学行程。当时上海开明书店要出版朱起凤的《读书通》。《读书通》最初是朱起凤先生摘录古书中的通假词,备自己参考学习之用,但此后日积月累,历时30余年,遂成著述。书名由最初的《蠡测篇》,而改为《读书通》、《新读书通》,最后定名为《辞通》。这本书字数很多,先送到商务,王云五看了,认为印这本书要亏本,就退了稿。开明书店章锡琛先生认为王云五不要的,我们可以要,开明书店虽小,但敢于出版学术著作,不怕亏本,就接受了。书店请朱先生的学生宋云彬来整理这部著作。宋云彬到开明书店后,要编开明函授学校的国文讲义,还要替《中学生》写《玄武门之变》的历史书,影响他看《读书通》的校样。因此,开明书店要招一个校对,徐调孚先生就写信给我,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同意了。他就寄了一本《老学庵笔记》来,叫我断句,检测我点校古籍的能力。我将这本书断句后寄回去,开明看过后,认为我可以校对《辞通》,就这样我就进了开明书店。解放后,1951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迁到北京,1953年1月,开明书店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我的工作比较清闲,就在工作时间编了《诗词例话》,这书是在1961年写出的。经编辑室主任章学新先生批准后出书,因为是在工作时间编的,所以没有稿费.

　 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华书局请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组成一个班子点校《明史》。《明史》点校完了,中华书局请他到中华来复看一遍。郑先生用《明实录》来复校《明史》校勘记。《明实录》的部头很大,要用《明实录》来校《明史校勘记》,工作相当累,中华书局就约请我来帮助郑先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点校工作停了,我回中国青年出版社,与团中央一起下放到河南潢川潢河农场。下乡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周总理提出应该继续做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并请顾颉刚先生来主持这一工作,顾先生请了白寿彝先生做总主编。当时郑天挺先生还没有恢复工作,白先生对《明史》的点校工作,又有新的指示。我被从乡下召回来,参加点校《明史》。《明史》的《前言》是白寿彝先生写的。在白先生的主持下,《明史》的校勘记和标点都重新做了一遍.

　　 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人员从乡下回到北京,出版社通知中华书局说:“这个人我们送给你们了。”这样我就在中华书局留下来了。1975年9月我正式调到中华书局工作,以后,我也是从中华书局退休的.

　 从在无锡国专学习,到在中华书局点校《明史》,这期间,我们知道周振甫先生为许多史学著作作过编辑工作。早在1932年,周振甫先生就在上海开明书店编辑所王伯祥的主持下,参加了吕思勉《中国史》、《先秦史》、《秦汉史》,以及童书业《春秋史》等史学著作的校编工作。<BR>　　 周振甫先生讲治学经历,使我们受到启迪.

　 我们想起先生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论史家部次条别之法》(文见《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周振甫先生研究《文史通义》的论文,它集中讨论了章学诚关于“史家部次条别之法”的学说。周先生将《文史通义》,包括《校雠通义》中的有关内容钩稽出来,使散布在二书各处的相关论述,得到了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的阐述.

　　 周先生揭示出章学诚关于“史家部次条别之法”的认识,一是对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工作的总结。章学诚认识到从刘氏父子整理著录群书,到他最后形成《七略》这部书,反映他在文献整理上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

二是对司马迁和班固史学工作的总结。这两个总结途径的融合贯通,就形成了章氏的“史家部次条别之法”学说.

　 章学诚说,史家的部次条别之法,完备于班固,但实仿效自司马迁,而司马迁在这些地方与刘歆《七略·辑略》中对学术考镜的精神是相通的。班氏仿自司马迁,承袭刘歆《七略》之文,而删去《辑略》,是对刘氏父子之学理解不深,所以欲“究刘氏之业,当参以司马迁之法'.

　 周先生推本章氏的论说,特别着重地对司马迁《史记》中的部次条别法,进行了研究。章学诚所讲司马迁之法,是体现在《史纪》本纪、世表、年表及列传的写作中,他在写作的手法上和对历史的材料处理中,有考源流、辨同异的特点。这一特点正是后来刘氏父子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核心.

　　 三是史家部次条别法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章学诚把它总结为“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班固也做到了这点,但是他删去了《七略·辑略》,说明他承学未精,而这在司马迁写作的《史记》中,却得到了体现.

　 “在书即为叙录”,从《史记》中看,就是它论次著述的手法。比如列传中称孟子序《诗》《书》,述孔子之意而作《孟子》七篇;称荀子推儒墨、道德行事兴坏,因而序列数万言,成《荀子》。再如列传中称虞卿采掇《春秋》,观近世,著八篇《虞氏春秋》,以刺讥时政等等,这些都是因书而叙人论学的.

　 章学诚讲“别出互见之法”。这也是章学诚“史家部次条别之法”的内容,这种方法,是章氏自刘歆《七略》的著述中总结出来的.

　 周振甫先生《论史家部次条别之法》文章,总结了我国古代学术中的优良传统,体现先生在学术上继承优良传统的自觉。周先生的文史研究与整理,取得相当大的成绩,有广泛的影响,是植根于他对中国学术优良传统的认识,这些在他相关著作中也看得出来。他的总结对我们认识中国文献学的发展,以及指导今天的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周先生的总结也从一个方面,告诉了我们一种道理,给我们以启示,那就是古籍文献的整理并非是单纯的技术性工作。对古籍整理,应该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把握它.


二、寓学识、忧思及爱国情感于文史研究、整理之中


　　周振甫先生在中华书局曾为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管锥编》是一部影响巨大的学术著作。周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这段历史.

　　 早在1947年,主持开明书店的叶圣陶先生得到钱先生《谈艺录》手稿,列入《开明文史丛刊》,书店请周先生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周先生编写了目录,并征得钱先生同意,将目录刊入书中。从此他与钱学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钱先生特地写了《周振甫和秋怀韵·再用韵奉答·君时为余刊定〈谈艺录〉》一首七律诗:“伏处 语草虫,虚期金翮健摩空。班荆欲赋来今雨,扫叶还承订别风。臭味同岑真石友,诗篇织锦妙机工。只惭多好无成就,贻笑兰陵五技穷。”此书于1948年出版。35年后,《谈艺录》出版补订版,也是由周先生负责,钱先生又写了一段文字,说:“此书订正,实出振甫道兄督诱。余敬谢不敏,而君强聒不舍。余戏谓:谚云‘烈女怕缠身’者,非耶?识此以为他日乞分谤之券。愚弟钱钟书题记,乙丑五月.'

　 而钱钟书先生作《管锥编》,并没有准备出版。一次胡乔木到钱先生家,他看到了书的原稿,就劝说钱先生尽早出版它。胡乔木说钱先生的书,引用了许多种外国文字的文献,如果将来出版,就要请别人来做校对,很可能因为校对的人不懂那么多种文字,做不好这一工作,所以书稿校对还得靠钱先生自己,钱先生应该在自己精力尚好的时候,抓紧时间把书拿出来。钱钟书先生同意了这个建议,把书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并由周振甫先生看书稿。之所以由周先生看书稿,这其中有原因。周先生讲了原委,说:　 振甫在中华书局工作时,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写完了,约振甫去,把全稿交给我,要我提点意见。钱先生知道振甫不通外文,为什么要振甫看呢?因为钱先生看了《诗词例话》,这本书中讲到诗词的艺术性,与他的《管锥编》谈艺术有相通处。振甫在读《管锥编》时,恰好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诗词例话》,就把《管锥编》中的谈艺术部分,收入《诗词例话》,并把收入《诗词例话》中《管锥编》稿子,送请钱先生指正。钱先生认为《形象思维》一节没有写好,于是把他的谈《锦瑟》的文稿抄给我。《诗词例话》再版传到香港后,香港某大学一见拙编中引钱先生《管锥编》稿,大惊诧,即将编中所引《管锥编》稿,在刊物上发表,台湾即出资印拙编。此编传入美国后,美国密西根大学林顿夫教授约钱先生去讨论中国诗,钱先生不去,因此特约振甫去.

　 听到这些,我们才了解到,《管锥编》能够及时面世,享飧学界,周先生是有推动之功的。这部书在1978年时出版了.

　周先生是位钱学修养很高的学者,他对钱先生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有深刻的体察和发掘。钱先生在《管锥编》的出版前序中,曾对周先生的学识有过很高的评价,说:“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振甫先生之于钱钟书先生,师生学友之间,其心是相通的。“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待问者反此!”周先生是善待问者。1992年,周先生与别人合写了《钱钟书〈谈艺录〉读本》,为学人所欢迎.

　　 《诗词例话》是周振甫先生的重要著作。这部书,仅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正式出版印行了66万册,如果将我国台湾、香港翻版印行的数字计算在内,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在这部书的影响下,青年出版社还约请振甫先生撰写了《文章例话》和《小说例话》,新华书店仅一次就发行了20多万册的《文章例话》。周先生告诉我们,《诗词例话》这部书的撰写,主要是借鉴自历代《诗话》类的典籍,即《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人间词话》、《蕙风词话》等。周先生读这些书,从中捃摭出那些讲得有道理的及谈论鉴赏和创作的内容,然后加以注释解说。再版时,振甫先生补入的《管锥编》中的一些相关内容,目的仍是在于提高鉴赏与整理的水平。《文章例话》的题目,是周振甫先生取用叶圣陶一篇文章的立意,叶先生的文章题目就叫做“文章例话”。《小说例话》的内容以赏析为主,而寓赏析于整理之中。这部著作涉及到四部经典小说,即《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四部经典小说原来都有评点或批评。振甫先生把这些评点或批评之作的精彩之处抽绎出来,然后分别地从思想、人物、故事情节等几个方面汇集内容,以体现出系统的评论。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人物的述评。比如对《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周振甫先生自史书中寻绎到这些人的实际记载,再找出小说中是如何去描绘他们形象的,过去的批评或评点中又是怎样说的,最后讲应该如何理解书中人物形象。对于文字、典故等,则加以注释,以便读者领悟.

　　 周振甫先生对自己的这种工作评价说:“我没有什么本领,做的主要是些通俗的工作,写些通俗普及的作品”。但正是这些作品凝含了先生的精审的学识.

　 寓学识、忧思及爱国情感于文史研究、整理之中,是周振甫先生治学的重要特点,这是我们后辈特别有感触和应该学习、继承的优良作风。这些可以归结为这么几个方面;

　　 其一,周振甫先生治学,特别注意发掘作品的深刻的精神意蕴。周振甫先生在治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时,不仅仅从书的内容看到了作者能旁征博引,论说囊括古今中西文化各个领域的精深宏大,还特别注意到钱先生作此书的主旨。这就是,钱先生是在通过古典文献的条理,来探讨中西古今文化中普遍的诗心与文心,是在致力于打通中西古今,在真正地走博览群书而独运匠心,融百花而自成一体,所说所论皆有来历而又别见洞天的贯通道路。周先生在诠释钱先生《谈艺录》、《管锥编》等作品内容时,更是努力发掘其精神实质,阐发解说钱著中深刻的精神意蕴。他指出,钱先生在治学上对我们的启示,就是要人懂得什么是高标准,什么是真正的学问,什么样的治学才是真正在学术上有意义的作为。他是要有志于学术探究的人不应浅尝辄止,而应奋斗不已。注重阐扬作品的精神意蕴,钱先生导清源于前,周先生振芳尘于后,两人都是我们的典范.

　　 如在《鉴赏的典范——《谈艺录》论李贺诗》(载《钱钟书研究》第二辑)一文中,周先生自作品的鉴赏谈起,——揭示出钱先生对李贺诗风格的评析,最后谈到了钱先生对李贺文心和世道人心的透析。他是通过钱先生从李贺诗中的钩剔出的李贺人生观和美学观,而谈及人生的,提示人们要注意作品的精神意蕴。从而使人们更能体悟到李贺的精神世界.
　　 第二,在分析整理研究的过程中,周振甫先生还特别注意对作者思想倾向的分析和揭示。他引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序言中所说“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并连及指出《管锥编》也是一部忧患的结晶之作,将钱先生那深含的忧国忧民的心情点出,透析出他爱国主义情思的强烈倾向。在《〈谈艺录〉补订本的文艺论》一文中,周振甫先生条分缕析钱先生对传统精神世界的阐发和挖掘,而在文后,还着重地向读者提到此书诞生于抗战时期,他把钱先生引用的诗句中体现出的忧患,讲给人们,提醒大家要注意从作者时代中体味作者的精神世界。在《〈管锥编〉述论》一书的引言中,他更将两部光辉著作做了时代上的比较,说明两部书都是产生在中华历史上艰危的时刻,从而掘发出作者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深沉忧思,告诉人们这两书中所蕴含着的爱国主义情操.

　　 《苏轼在密州的爱民爱国精神》(见《苏轼在密州新论》一书,齐鲁出版社)一文,是周振甫先生专门研究苏轼在密州生活和政治活动的论文。在文中,他通过苏轼在密州写作的诗歌,分析了苏轼的生活和思想,指出了他爱民爱国的思想倾向和作为。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是既主张改革,也反对骤变。周先生着重分析了苏轼《超然台记》、《盖公台记》、《密州出猎》诗及《寄刘孝叔》诗等作品的思想倾向,以及在这些作品中表达出的爱国主义情思,这些都集中体现在苏轼对王安石革新的态度上。苏轼在《超然台记》中说物内物外,实际上是讲王安石不能超然于名利之外,所以在政治上表现的急功而近利,他苏轼要游于物内,而超然物外。周振甫先生说这就是苏轼之所以能够在密州为民为国着想,具有爱民爱国精神的内在基础.

　 其三,周先生的治学,继承和发扬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在《〈谈艺录〉补订本的文艺论》一文中,周振甫先生对钱钟书先生的文艺理论,进行分析总结,提出了十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围绕着传统文论中的论题展开的。钱先生的文论和美学,着意打通中西古今。对西方的文学理论,立足于传统而多所发挥,但更多的注意到中西贯通的问题。比如他讲艺术创作,要讲究“觑天巧”,说这里有人师法天,也有人定胜天,而谈妙语神韵、理趣、行布等,都强调了心与物通,情与理达,情景合一。周振甫先生特别注意将这样的内容提炼出来,考镜其源流正变,使隐含在文辞中的传统精蕴得到理解。钩深致远,提要探玄,这是传统文论中的优良传统,周先生发扬了这个传统,不仅是在对钱钟书先生的著作诠释中,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对其它作品和文献进行研究整理中,他也做到了这一点。上面我们已谈到这一点.

　 第四,周振甫先生在他的治学经历中,始终不懈地坚持着把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诗词例话》、《文章例话》、《小说例话》,以及《文心雕龙》的注释、今译,《毛泽东诗词浅释》等脍炙人口的著作,并及众多的研究文章,都是这种努力探索道路中产生出的杰出作品。他在这些学术著述中,精心搜集,注释了古代典籍中的大量内容,对它们进行理性的、通俗的分析和使用,这对引导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理解和掌握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不啻是指出了一个登堂入室的途径.

　 《鉴赏的典范——〈谈艺录〉评析〈锦瑟〉诗》(见《钱钟书研究要辑》一辑)是一篇典型的普及加高级鉴赏的指导之作。周振甫先生在这篇论文中,首先指出鉴赏的二种态度,一种是读者借古人诗句寄托自己的情思,这是种再创造;一种是了解作者的心怀,按作者的情思来欣赏。李商隐的这首诗,据前人的笺评罗列,各种鉴赏之说有62家之多,但要想正确地领悟这首诗的意蕴,就要进行自己的严肃的评议。怎么做这个工作呢?以下周先生总结了钱钟书先生的工作结合了解作者和原作来纠正各种误解;(二)结合了解作者和有关诗句来纠正各种误解;(三)结合了解作者和原作来吸取好的解释,加以深入探索;(四)通过了解作者与原作,以比较文学来作论证;(五)通过譬喻拟象的艺术技巧来作解.

　 周振甫先生通过对钱先生工作的总结,提出了这五个方面的鉴赏方法,可以看出来,周先生的归纳是十分通俗的,易于使人理解,同时也不失高雅而符合传统,这是他将传统的文史研读与高水准的鉴赏作的优美结合,既尊重了传统,有高水准的学术性,又有通俗的可读性.

三、实事求是:几十年治学心得的总结

　周振甫先生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有多方面的成就,有古典文学的,也有对当代伟人的诗词研究。他对韩愈、孟子、柳宗元、欧阳修的文论和陆机的《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都有深刻的研究。行世的著作有《班固》、《东汉党锢》、《古今战纪选》、《谭嗣同文选论》、《严复诗词述评》、《严复诗文选》、《中国修辞学史》、《文心雕龙注释》及今译《李商隐诗文选》、《文论漫笔》、《鲁迅诗歌注》、《毛主席诗词浅释》,以及上面曾提到过的《诗词例话》、《小说例话》、《文章例话》等许多种著作。还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文章见于报刊杂志.

　 《诗词例话》的影响巨大。《毛泽东诗歌浅释》也很有影响,《鲁迅诗歌注》被公认为是比较符合鲁迅诗作原意的作品.

　 我们了解到周振甫先生曾参加过《鲁迅全集》的新版注释及定稿工作,于是就请他给我们讲一讲,周先生应允了。他是从与胡乔木交往谈起的.

　　 文革前,黄炎培等人曾主办过一个“语文讲座”,由民主党派中的人士撰稿和讲授课程。有一次讲座请周振甫先生讲诗词,周先生讲的是胡乔木的诗。由于口音关系,讲座主持请人取走讲稿,另邀人代讲。《人民日报》社知道了这件事,派人来看,并借走了讲稿。他们读过以后,说胡乔木是中央的领导,他写的诗不宜随便讲,讲稿被退还了,但讲座用的稿件要在杂志上刊出来,于是讲座的组织者就将稿子寄给了胡乔木。胡乔木只改了一下题目,寄回了稿子,并很谦虚地给周先生写了一封信。胡乔木看过了,稿子也就能登出来了。《管锥编》出版时,钱先生在序中提到周先生,胡乔木见到后向钱先生打听起周振甫先生,得知周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派人调周先生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编辑室,参加《全集》的新版修订注释。当时胡乔木调周振甫先生编书,主要是因为《全集》的重订是四人帮叫一些工人来做的,而胡乔木要知识分子也参加进去.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四人帮了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顾科学工作的要求,控制了《鲁迅全集》编辑、出版的工作,周恩来总理就曾经同他们斗争过。周振甫先生参加这个工作,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所以我们的话题自然就转到了治学的态度上.

　　 周先生从他几十年的治学中,得到了一个认识,那就是治学要实事求是,这是他的心得.

　 他说,我主要是做编辑工作的,做编辑工作就是做实际的事,实在得很。比如说这一部书,这一部稿子,人家寄来了,那你就要了解情况,这一类的书有没有出版,有出版了,它的水平如何?如果人家并没有出版过,稿子也有一定水平,那就可以了。要实事求是,不实事求是,那就不成!我接触历史学方面的工作不多,但搞文献也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我看来,做人、治学,都要实事求是。在治学上实事求是,就是对于一个问题,要弄清事实是怎样的,不轻易相信别人的话,包括权威者的话.

　　 1961年,人民日报的《新闻业务》编者丛林中先生约我为刊物翻译《文心雕龙》。译文在同年第5期上发表,到1963年8期止。在这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注《文心雕龙》。《书记》篇中谓:“赵至叙离,乃少年激切也。”按这封信,《文选》作《赵景真(至)与嵇茂齐书》,但这封信作“安白”,实为吕安与嵇康书,因此,《文选》错了,《文心雕龙》也错了。嵇康就因为这封信而被杀,因此鲁迅讲嵇康为什么被杀,也错了,纠正一个注,发三个错误。拙编《文选散论·嵇康为什么被杀?》,就是指出鲁迅这一错误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嵇康被杀是因为友人吕安不孝。而结合《文选》中向秀《思旧赋》李善注,细读原文,就可得出结论:吕安被司马昭流放边郡,途中致信嵇康,欲推翻司马氏政权,但信落到了司马昭的手里,这才是嵇康被杀的真正原因。《文选散论》中的《离骚是什么时候作的》一文,指出了鲁迅、郭老、游国恩的错误。还有《周易译注·前言》,指出闻一多把“龙”解释为“龙星”,是错了;对“乾乾”的解释也不可取;也不能把“亢龙”解为“直龙”。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文献整理注释一定要求真.

　 曹植的《洛神赋》是一篇名作,这篇作品收录在《文选》中。《文选》有唐六臣注本,六人注中第一个就是李善,李善的注是有权威的。《洛神赋》题的注文中有这样一段:“《记》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己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车不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 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云云。“记曰”后的文字本不是李善注中的,是宋人加入进去的。胡克家在《文选考异》中谈了这个问题,说这不是李善原注有的,他看到过几个本子中都没有这东西,是南宋尤袤刻《文选》时加进去的,从小说《感甄记》里引来的。这件事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在曹丕的经历中并没有这样的事,查《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及《文昭甄皇后传》,也无赠枕的事。曹植的《洛神赋》里也没有提到送枕这一类事,没有洛神送他东西怎么怎么的。所以从这里看,这段注不会是李善的原注。今本《文选·洛神赋》的李善注弄错了:一、那不是李善的注;二、它与《洛神赋》无关;三、它与曹植等人的事无关.

　 文革期间中华书局开展运动,批林批孔,批判儒家。当时中华书局正在点校二十四史,请了某名专家点校唐史,请他到大会上去发言批孔,讲法家如何如何,但到后来,事实证明批孔是不对的。所以,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实事求是最重要。白寿彝先生写历史书,有些新的东西,恐怕也是从实事求是中得来的,不实事求是的东西,是不能要的..

　　 可见治学上要实事求是,得认真下点功夫,不惮努力才可达到。做人更是如此.

　　 实事求是,这是振甫先生从几十年治学生涯中得到的最珍贵的认识。他这样反复强调这一点。我们回想起在批儒运动的时代,周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批评运动的文章,引起过社会不小的反响.

　 总结周先生治理传统文化遗产的实事求是作风和工作,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么几点体会:一、要实事求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二、对前人的结论和说法,既要尊重,又敢于在充分掌握根据的前提下,提出异议,甚至于对那些沿袭了上千年的结论,只要有详细可靠的资料,可以破陈说,提出自己的认识;三、研究问题要注意结合历史时代的背景,来分析材料,认清作者的真正用心.

　 访谈中,周先生还给我们谈到他近期的学术工作.

　最近上海书店要周先生写本《毛主席诗词欣赏》,这部书过去出版过,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出版了一本书,即《毛泽东诗词集》,其中有十几首是未发表过的,上海书店请他加进去。另外,再写一本《毛泽东诗词初探》,稿子已经寄去,两本书要一起出版。上海书店还要出《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四部书的评论,振甫先生承担《史记》的评论。他是以三部书为主来评《史记》,这三部书是《史记评林》《史记志疑》,还有钱钟书《管锥编》中评论《史记》的一些内容。中华书局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1993年出版)中收入的一条关于《史记》的评语,也收进去。此外,收入的内容还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前面一部分论《史记》的,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讲到《史记》的,再就是文集中的。这些都是汇集的内容。对于有不同说法,又一时难以考定的,则把各种说法都收进去了。如《史记》里边是怎么讲的,《史记评林》是怎么讲的,尽管他们讲的不一样。周先生称他的工作是“史记集评”,就是将各家的评说集在一起,其中有他自己的见解,体现在“集评”中间,但也有些地方写出了他自己的评议。这也可以说是实事求是吧.

　 周先生至今仍孜孜不倦地在文史研究领域内勤奋耕耘,我们深受感动。“实事求是”四个字,是先生治学经验的归纳,是他学术成就的基础,也是他学风的基本特点.

　 周振甫先生今年八十五了,但他精神矍铄,步履硬朗。我们来到幸福一村时,他们已在等侯我们了;访谈结束,先生又下楼送我们。在金色秋阳中,我们看到老先生还伫立在楼前,我们祝先生学术事业常青,祝周先生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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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一位编辑型的学者


日 期：2009-3-23     来 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作 者：俞晓群

　
　　见到这样的题目，一定有人会说：“老兄，写反了，应该是学者型的编辑。”不，不是我一时糊涂，我是琢磨了20年，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回想20年前，在京城，一个冬日的早晨。我们在北京饭店召开“国学丛书”第一次编委会。16人组成的编委会包括张岱年、王世襄、王利器、张政烺、金克木、徐邦达、袁晓园、傅璇琮、梁从诫、庞朴、李学勤、刘梦溪、方立天、杜石然、汤一介，还有周振甫先生。那次聚会是由葛兆光、王炎、冯统一、陶铠、李春林、梁刚建召集的，除了汤先生不在国内，其余的人都来了。这很难得，因为其中一些人，已经许多年没有出来聚会了。望着他们，我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只知道他们大多是“顶天立地的人物”（梁刚建语），学术上的事情我确实知之极少，只听从老葛他们安排。但是，其中有三个人物的简历，还是引起我格外注意。一是梁从诫先生，他曾经在大百科出版社工作；另两位是傅璇琮先生和周振甫先生，他们都是中华书局的编审。我在想，这就是学者型的编辑啊！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
　　且放下梁、傅二位先生不表，我一直注视着目光低垂、老老实实的周先生，心中的疑问不断地翻滚起来。发言开始了，张岱年先生一反往日的平和，怒叱文革时期“诗书扫地”；金先生说到兴奋处，用拐杖敲得地面当当作响；梁先生骑着自行车而来，还穿着牛仔裤，据说他参加全国政协会也是这副打扮；王世骧先生身着传统的对襟上衣，脸上含着长者的微笑；袁先生衣着典雅时尚，胸前还佩戴着一个“阳绿”的翡翠平安扣（刚建兄说，他到袁先生家接她时，她正在内室妆扮，让他在客厅里等了好一会儿）；张政烺先生说话很少，春林兄耳语对我说，张先生在学界名声巨大，却不爱抛头露面，一些后学读他的文章，还以为他是古人呢！……只有周先生，穿着一身整洁的青灰色中山装，拿着一摞稿子，在那里认认真真地发言。
　　其实无须疑问，无须认证，只是那时我涉世尚浅，孤陋寡闻。
　　作为编辑，周先生从1932年进入开明书店，做了58年的出版工作，经手编辑的好书名著多不胜数，有口皆碑，此处不需一一罗列。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足以勾起我们翩然的联想与追寻的欲望。
　　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给臧克家等人一封信，谈他的18首诗在《诗刊》上发表的意见。其中有一句话写道：“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诗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试问，究竟改了什么错字？究竟是谁的错？当时，没人敢问，也没人敢说。直到1999年8月24日，周先生才与章学新先生谈到这件事情。当时周先生参加了诗词的注释工作，他发现了两处错误。一个是“把酒酹滔滔”，把“酹”字错写为“酎”。另一个是“原驰蜡象”，毛主席把“蜡”写为“腊”。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不是错，腊是柬埔寨的古地名真腊的简称，腊象可解释为雪后的秦晋高原如真腊的大象奔驰。周先生认为，根据诗文分析，就是毛主席写错了，云云。后来果然按照周先生的意见改了过来。由此可见，周先生的为学为编之道是坚持真理、不畏权威的，他还指出过鲁迅、闻一多、郭沫若、游国恩等许多名人的错，还指出过许多古人的错。当然，周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最受学者尊敬。钱钟书先生与周先生交往的故事传诵最多，从1948年开明书店首印《谈艺录》，到1978年《管锥编》出版，再到35年后修订再版《谈艺录》，周先生都是责任编辑。钱先生对于周先生的学识与认真精神大加称赞。
　　作为学者，周先生著作数目之多，让人眼花缭乱。冀勒先生曾于2007年撰文纪念周先生，信手列出他的著述，竟达50余种。上世纪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周振甫文集》10卷，仅收部分著作，即达600万字。
　　面对周先生如此辉煌的人生成就，我们应该记取些什么东西呢？归结起来，有三点最让我难忘。
　　一是他的方法。大凡成功的学者，必有一套独具的研究方法，终生相随。读周先生的文章，他经常谈到，对于学问的认知，它是从早年研读章学诚《文史通义》起步的。由此，我又想到编“国学丛书”时，我们曾经恳请编委会的老先生们，每人拿出一篇文章，谈一谈自己毕生研究国学的体会。将其汇成一册，即《国学今论》。结果，张岱年讲“道统与学统”，汤一介讲“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金克木讲“比较文化”，等等。周先生的文章是《论史家部次条别之法》，冷眼一看，此目真有些不知所云。细读下去，我竟然产生“如雷贯耳”的阅读幻觉。他讲的仍然是《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其核心在著录群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原则，以及读史治史的“在书即为叙录，在人即为列传”之方法。实言之，那时我对周先生的思想方法还是一知半解。但相同的编辑身份，以及周先生“由编辑而学者”的煌煌成就，深深地唤起我心向往之的欲望。多年下来，走这条路，收获真的不小。
　　二是“编辑型的学者”。回到本文的题目，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其实你只要打开周先生的著作，就会发现，周先生的学术研究风格，是与那些学院派的专家、教授们大不相同的。他的文章体例，明显地不同于那些专著、论文的所谓“标准格式”，更像是一篇篇、一段段品质极高的“书稿审读意见”。我捧着他的书，眼前总会出现一位老编辑，手中举着一部别人的书稿，向我们讲解着其中的种种事情。再深一步，他的述说是那样的坦诚，那样的明白。而且，他不是在说自己创建了什么，往往是点评一部作品应该修正什么、添加什么，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完成了自己高超的学术表达。在“纯学者”的眼中，这样的做法是很傻的。学者之间，彼此的研究是相对独立的，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学术成果，不明不白地送给别人。编辑却不同，为别人的书稿改错、拔高、完善等等，都是平常的事情。不然何以称“为人作嫁”呢？只是周先生把编辑工作做到了极致，并且分身成一个学者，但他仍然是一个编辑型的学者。因为他并不会越俎代庖，这是他职业精神的体现。结果，这样的职业约束，甚至改变了他全部的学术风格。说一点题外话，写此文时，一位文学博士来访，谈到周振甫，他说，我们最爱读他的著作，好读，资料多，学术出口多，很容易从中引发出更多的论文题目。现在有些专家的论文，只给出结论，甚至连“引文”之类的路径都不肯说清楚。
　　三是他的品德。讲一段故事。1983年，中华书局和中国版协共同主办“祝贺周振甫同志从事编辑工作五十年茶话会”。钱钟书先生在会上发言。他说，有人一听到表扬就洋洋得意，有人却局促不安。不信，你们看一看周振甫先生。大家目光转去，只见周先生低着头，红着脸，一副不自在的样子。引得大家都笑起来。周先生发言时却说，“编辑工作五十年”是一个虚数，十年动乱时我去干校放牛，不能算是编辑工作。此时，大家又笑了起来。我相信，这一次笑，人们的眼中，一定噙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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