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军庆中短篇小说

管季超0712

曹军庆中短篇小说

优秀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探险

　　                              
                                《文艺报》2010年9月17日：  刘川鄂
  
    曹军庆最早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诗人，近十年来却专攻小说。他的文体转换是出于寻求最佳表达的需要。长期基层工作经历，装了满肚子的人生故事，这激发了他进一步琢磨这些故事背后的世道人心的兴致，于是，他找到了小说这种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文体。
　　从1986年开始，他陆续刊发了一系列短篇、中篇小说。2007年，短篇小说集《雨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10年，中篇小说集《越狱》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两部小说集的问世，是曹军庆创作风格的集中展示。
　　湖北长期坚持短篇小说创作的不多，曹军庆是其中的一个。许多长期生活在基层的文学爱好者，通常仗着对日常生活的熟悉而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真实地、细致地、别致地展示生活的真相，是他们重要的创作信条。然而，我的质疑是：真有一个平面的生活真相静静地躺在某个地方等着你去展示吗？米兰·昆德拉说：“发现只有小说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对创作主体而言，仅有一大把生活素材，哪怕它们再真实、再新奇，都是不够的。艺术不是展示，而是发现。仅仅靠丰厚的生活积累而写作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优秀的小说家从来不是一个平面生活图像的书记员，而是有独立 “发现”生活的能力和技巧自觉的精神个体，是人类生存状况的解剖者。
　　曹军庆长期在基层从事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有丰厚的底层生活经验，但他并不满足于“真实生活平实感想”的基层作家模式，他所要“发现”的是生活之上的生存，是表相背后的真相，是常态生存中的反常。
　　他曾如此解析自己：“我一直在寻找真实。但是真实到底在哪里？有一个时期，我迷恋于虚构。我试图借助它，建起一条通道，去向那些鲜为人知的领域。这是一种个人探险。因此，我杜撰了一个名叫烟灯村的地方。它是我的故乡。我所有关于乡村的写作，都无一例外地被安置在这里。一些相同的人物，会在不同的小说里出出进进。我喜欢这样一个处于生长状态的地方。因为我的写作，它存在着许多不可预知的变数。即使我停止了乡村写作，进入了另外的领域。但这个地方依然存在。它是我可以栖居的场所。”
　　小到乡村，大也只到县城，是曹军庆小说中人物的基本生活空间，他的乡村系列大都发生在虚拟的烟灯村。上世纪的烟灯村一贫如洗，为了八十块钱、两百斤大米、一床棉被和三件棉袄的政府救济，每家每户都在设法证实自己比别人更贫困，这是他们惟一想要被确认的“清白”。(《救济之夜》)处在世纪转型期的烟灯村，仍然是处于乱象之中的一个中部地区小村落的写照。在潮湿、腐烂的气候里，烟灯村的动物也无精打采、神态恹恹，“狗们总好像有病，打不起精神。它们对陌生人和近在眼前的危险也往往视而不见。要么不吠叫，要么软弱无力地叫上几声，一听就知道是在敷衍”(冬泳的人》)。
　　烟灯村的村民们身份、性格各异，但也像村里的气候和动植物一样，有几分怪异、几分病态。工作疲乏也有点自私的村长，空落的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心态失衡的返村青年男女、妓女，处境尴尬的乡村知识分子等出现在他的小说里。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因为老婆外出打工，寂寞难耐的刘发松在别人的劝诱下两次到县城“按摩”被捉，丢脸蚀财，还被村长讹诈。(《猪喜剧》)
　　跟烟灯村有紧密联系的是县城。曹军庆没有给县城虚拟一个名称，但这是中国习见的县城场景。“这么一个小县城，到处都是麻将馆。水泥厂、化肥厂、铝厂整天吐着烟雾。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粉尘飞扬。随处可见癌症病人和性病患者”(《什么时候去武汉》)；在这座小城里，有主政者好大喜功、不讲科学、不顾实际，强修新城，因财力不足，只剩下些半拉子工程。有的人利用建新城和重修旧城的机会发了大财，当然永远免不了明争暗斗(《逝去的足迹》)；勉强维持生计的人做着小本生意，有的开着盲人按摩店，有的开着麻将馆(《晃晃馆》)……
　　曹军庆用以解剖这种乡村或县城生存本相的，是“先锋精神”。比如他广受好评的短篇小说《什么时候去武汉》，很有些荒诞意味。“我”和刘不宗，“无论在谁眼里，我们都是要好的朋友。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十几年……我没有理由恨他。可是，当我在某一天夜里突然意识到他早就是我的仇人时，我着实吓了一跳。而且，我还发现这一仇恨根深蒂固，与日俱增”。作者对人物关系这种有意的设定直接铺下了一层荒诞的底色。文中不断提示读者细细体味这种充满了可笑、虚无的敌友关系。为了报复刘不宗，“我”去勾引他的老婆，在对其老婆进行言语暗示和挑逗的时候，二人共同回忆了往事。平淡无奇的往事被染上了奇异的暧昧的暗恋色彩。原来他们早就有了那么多充满浓浓情意的小细节。这样一个喜剧性的情节为故事又涂抹上荒诞的一笔。刘不宗和他妻子关于哪一个旅游结婚才是真实的，作者也掩口不说。正是在对虚无细节的强调中，作者构建出一个无意义的世界。
　　《情况》写当下找“情况”(湖北人对情人的鄙俗化称谓)时尚中，一个在单位失意的男人刘科长在清洁女工面前也找不到自我的故事。可见，在一个价值多元而又失范的时代，内心无根的人其精神比身体更容易阳萎。《预谋》同样是写婚外情，当事人双方都期盼对方先离婚，并为对方设计了种种离婚方案。爱变成了折磨，最后却一点情调、一点爱意都剩不下了。写友情如《恐惧》《隐形手术刀》，作者有不同寻常的发现：“粘合他们之间友谊的，难道是彼此的恐惧？”曹军庆的小说，犹如一把“隐形手术刀”，刺向看似正常的生活之下的种种病灶。
　　曹军庆格外专注人的生、死、疏离和交流，传达了一个诗人对人类境遇最内心的和个人的直觉，对存在的自我感受以及对世界的个人臆想，鞭策读者于无意义处寻找出意义，自觉地正视生存窘况，在笑声中领悟根本的荒谬性。但也并非纯粹的心理小说，曹军庆还是以客观叙事为主，但人物言行始终伴随心理动机的揭示，在做什么、怎么做之上是为什么这样做。评论家肯定他略带“迷宫”式的叙事中以刻画人物心理见长。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为“探险”，他尤好描写那些看似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事背后，更隐秘因而更真切、更意外因而更人性、更反常因而更正常的世道人心。
　　超越道德评价，致力于全面的人性揭示，是曹军庆追求人性刻画深度的用心之处。《背面》中的肖雅丽，一个孤身女人，极富同情心。邻家出了什么不幸的事，肖雅丽必定在场，帮着人家痛哭流涕。肖雅丽是悲伤的，但悲伤却使肖雅丽容光焕发，食欲大增。肖雅丽是在别人的痛苦中、在施舍同情中获得了一种满足。他人的痛苦冲淡了自己的不幸，因而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平衡。这当然是一种病态的满足，然而这种病态却是一种更真切的人性。曹军庆也喜好描述男性的复仇故事，他不太注重渲染复仇故事性因素，而是注重挖掘复仇双方的心理状态，表现复仇的快感或者恐惧，以更深入地拷问灵魂、撕裂人性。《地下室》中的复仇者费向南的报复对象刘四五在小说开篇就死去了，“我惟一的目标，就是他。他活着，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在得知刘四五死后，费向南迅速崩溃，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兽皮》的郭顺昌拿到宝物后把同伙丁石轩封死在石穴中，暴发户郭顺昌一直觉得丁石轩没有死，会随时来找他报仇，陷入了良心的石窟、恐惧的石窟，一辈子逃不出来。在一幅幅幽暗的人性画卷中，他解剖了日常道德情感中残酷的真实、温情面纱下的血腥、文明外衣下的兽性和非理性邪恶。
　　曹军庆称自己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一些从正面肯定的评论家把现实主义文学命名为热情的现实主义，从负面否定的评论家则称之为经验现实主义。前者强调的是除了揭示和批判，在描绘现实生存时大都带有温情。后者认为此类现实主义作家基本局限于个体生存经验的层面，复制现实生活，追求外部仿真，停留于道德化评判的价值尺牍，缺乏对生活的穿透和超越。相较而言，曹军庆在借鉴中有警惕，在警惕中有所突破。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是一种精神探险，不在灰暗生存中故意添加亮色，也不以外部逼真为描写境界，而是冷峻地剖析生存本相、揭示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中的反常之处，挖掘人物言行、情绪背后的隐性心理、直逼人性的暗区，展现更本真的存在。曹军庆就是如此在灰暗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人性的隐秘真实，以冷峻之笔法描绘灰色的生存、挖掘幽暗的人性。尽管作者不直接抒情、不直接作价值判断，但冷峻即否定、即轻蔑、即超越。这是一个冷峻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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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季超0712

冷峻奇崛的现实主义探索

----曹军庆中短篇小说论

刘川鄂

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成天琢磨生存的意义。不攀比、不套瓷、不显摆，专心追求文学的真谛。这就是曹军庆。

“写作是我毕生的爱好，我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而放弃自己的文学信仰。”曹军庆曾这样坚定地宣告过他的文学人生。8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曹军庆成了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后来还当过记者、公务员。工作之余，他最大的乐趣是文学写作。80年代末，由一个业余的文学爱好者成了安陆市文联专业作家，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专心致志地进行文字虚构。他连续三届被聘为湖北省作协合同制作家，并于2009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曹军庆最早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诗人，近十年来专攻小说，最喜爱的小说家有杰克·伦敦、爱伦·坡和博尔赫斯。他的文体转换，不像某些没有定性的诗人，见诗歌受冷落小说受追捧就不由自主地赶时髦，而是出于寻求最佳表达的需要。长期基层工作经历，装了满肚子的人生故事和事故。不爱当主角偏爱躲在边缘静观默察的性格，激发了他进一步琢磨这些故事背后的世道人心的兴致，逐渐感觉到诗歌这种抒情性文体不能完全把他琢磨后的心得充分细致地显现出来。于是，他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文体，由默默无闻的诗人变成了风格成型、广受称道的小说家。

1986年，他的小说《森林中》发表在《当代小说》上。之后在《上海文学》、《中国作家》、《福建文学》、《青年文学》、《长江文艺》、《芳草》等全国主流文学刊物上连年发表短篇、中篇小说。新世纪以来，曹军庆进入小说创作井喷期，2007年，短篇小说集《雨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10年，中篇小说集《越狱》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印行。两部小说集的问世，是曹军庆创作风格的集束展示，也是文坛对他创作才华的充分肯定。

湖北长期坚持短篇小说创作的只有一、两个人，曹军庆是其中的一个。《雨水》出版之际，曹军庆作品研讨会在安陆召开。刘益善称曹军庆已经是国内非常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陈应松用开阔的视野、精妙的构思、成熟的技巧、丰富的智慧、良好的艺术感觉和老到的叙述语言，概括曹军庆小说艺术特点。刘富道认为他的小说语言洁净，技巧纯熟。有些神秘的东西，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并誉之为小地方的高人。何子英肯定曹军庆在短篇小说呈衰落状态之时有一种内在的长远的追求，沉得住气。希望他不仅要关注人生背后的负面的、阴暗的东西，还要有阳光和温暖。喻向午充分肯定他用严肃的探索态度、纯熟的技巧，在解剖底层、洞察人性方面取得的较高成就，并把他划到先锋派小说家的行列。并断言十年后曹军庆绝对是个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

会上，好几位发言都希望曹军庆在写短篇小说的同时尝试写中篇。刘醒龙很有煽动性地说：写短篇小说是一种悲壮的选择。他的才情没问题，技巧没问题，想象力很奇妙。他有一个问题，怎么样让自己的写作变得博大一些。写中篇是个硬道理，是个正确的选择。果然，这几年，军庆的中篇小说逐渐多了起来。

我与军庆相识于2003年，《长江文艺》编辑部喻向午先生约我为军庆在同期刊发的短篇小说《什么时候去武汉》写一篇短论，我才知道了他的大名并开始注意跟踪阅读他的作品。他的这篇小说和其它作品先后获得过长江文艺年度奖。号称“新中国文艺第一刊”的《长江文艺》几乎每年都发表曹军庆的作品，在他的文学道路上铺设了坚实的基石。

这些年来，我们联系不多，但属于那种不需要用热络话语和联络频率证实友情的真朋友。因为我们都有为人为文的真诚，因为我们都属于那种不爱当主角独爱处边缘的自由人。2009年冬天，我因私事去安陆，完事后，曹军庆带我去白兆山看李白，相遇在李白的阳光下，这是一个作家和一个评论家的审美交往、诗意人生。一切尽在文学中。

一

许多长期生活在基层的文学爱好者，通常仗着对日常生活的熟悉而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真实地、细致地、别致地展示生活的真相，是他们重要的创作信条。然而，我的质疑是：真有一个平面的生活真相静静地躺在某个地方眼巴巴地等着你去展示吗？米兰·昆德拉说：“发现只有小说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对创作主体而言，仅有一大把生活素材，哪怕它们再真实、再新奇，都是不够的。艺术不是展示，而是发现。仅仅靠丰厚的生活积累而写作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优秀小说家从来不是一个平面生活图像的书记员，而是有独立 “发现”生活的能力和技巧自觉的精神个体，是人类生存状况的解剖者。
曹军庆长期在基层从事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有丰厚的底层生活经验，但他并不满足于“真实生活+平实感想”的基层作家模式，他所要“发现”的是生活之上的生存，是表相背后的真相，是常态生存中的反常。
在2007年的研讨会上，他解析自己：“我一直在寻找真实。但是真实到底在哪里？有一个时期，我迷恋于虚构。我试图借助它，建起一条通道，去向那些鲜为人知的领域。这是一种个人探险。因此，我杜撰了一个名叫烟灯村的地方。它是我的故乡。我所有关于乡村的写作，都无一例外地被安置在这里。一些相同的人物，会在不同的小说里出出进进。我喜欢这样一个处于生长状态的地方。因为我的写作，它存在着许多不可预知的变数。即使我停止了乡村写作，进入了另外的领域。但这个地方依然存在。它是我可以栖居的场所。”

小到乡村，大也只大到县城，是曹军庆小说中人物的基本生活空间。如同白鹿原之于陈忠实、武汉之于方方、天门口之于刘醒龙、神农架之于新世纪的陈应松，烟灯村是曹军庆的小说之乡。他的乡村系列大都发生在虚拟的烟灯村。70年代的烟灯村一贫如洗，为了八十块钱、两百斤大米、一床棉被和三件棉袄的政府救济，每家每户都在设法证实自己比别人更贫困，这是他们唯一想要被确认的“清白”。（《救济之夜》）。处在世纪转型期的烟灯村，仍然是处于乱象之中的一个中部小村落的写照。“所有人家的房间里都一样的潮湿……”。在潮湿、腐烂的气候里，烟灯村的动物也无精打采、神态厌厌。“烟灯村的猪，狗，鸡和猫数量不多，但都是散养。它们毫无防备地散落在外。……狗们的总好像有病，打不起精神。它们对陌生人和近在眼前的危险也往往视而不见。要么不吠叫，要么软弱无力地叫上几声，一听就知道是在敷衍。很多年纪大的人对此很伤感。他们说一看这些狗就知道这个村子没有元气。”（冬泳的人》）

烟灯村的村民们身份、性格各异，但也像村里的气候和动植物一样，有几分怪异、几分病态。工作疲乏也有点自私的村长，空落的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心态失衡的返村青年男女、妓女，处境尴尬的乡村知识分子等。“从烟灯村出去的女孩子，至少已经有李玉兰和陶秀芝做了妓女，有没有别人现在还很难说。”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因为老婆外出打工，寂寞难耐的刘发松在别人的劝诱下两次到县城“按摩”被捉，丢脸蚀财，还被村长讹诈。（《猪喜剧》）因为招商引资，村里建化工厂，“厂区上空，或是村子里，整日弥漫着一股臭鸡蛋味。”村民得了怪病，白龙变飞龙，它现在成了一处工厂村。（《工厂村》）
跟烟灯村有紧密联系的是县城。曹军庆没有给县城虚拟一个名称，但这是中国习见的县城场景。“这么一个小县城，到处都是麻将馆。水泥厂、化肥厂、铝厂整天吐着烟雾。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粉尘飞扬。随处可见癌症病人和性病患者”。（《什么时候去武汉》） “这是一座小城。这样的小县城，如果坐上火车或汽车跑上一整天你会发现很多。汉丹线上的火车，或是汽车在316国道上行驶，放眼望去，沿途都是。隔不了多远就有一座，它们彼此相像。”（《逝去的足迹》）没有命名是一个更大的“共名”。
在这座小城里，有主政者好大喜功、不讲科学、不顾实际，强修新城，因财力不足，只剩下些半拉子工程。有的人利用建新城和重修旧城的机会发了大财，当然永远免不了明争暗斗。（《逝去的足迹》）勉强维持生计的人做着小本生意，有的开着盲人按摩店，有的开着麻将馆。“晃晃馆不能有一天空闲，按行话说，空闲一天就算死了一天。谢丽娜不想她的晃晃馆死，她死不起。她一家三口靠晃晃馆活着，还得靠着它供依依读大学。”（《晃晃馆》）

城里人永远生活在算计中。就像冬泳遇危时刘金月所回顾的那样：

在水里挣扎有什么稀奇呢？回顾这一生，刘金月挣扎的时候可是太多了。对某些事情，刘金月称得上是贪得无厌。她无非是机会和运气稍差一些而已，这决定了她的结局只能是现在这样。以前每走一步，她都需要算计。她算计过很多东西。而结果呢，她和孙旺喜的夫妻关系，永远是刻毒的。只有现在，李永刚还能带给她一些难得的温润。（《冬泳的人》）

天空灰蒙蒙，人心也是灰蒙蒙的。小城还有很多闲人，脸色发灰，有气无力，内心冷漠，对造纸厂和化工厂日夜不停地排放污水习以为常，无动于衷。“全都是些无精打采的模样，手和脖子都像是没有洗净过。”县城的整体风尚是：“很多人已堕落，另一些人在准备堕落。也不能说是堕落，无非是相对以前而言，男女关系更为多元。”人类千秋万代歌吟的爱情也变了味。（《盲人按摩店》）
把曹军庆称为具有先锋精神的作家，是敏锐而有说服力的。比如他广受好评的短篇小说《什么时候去武汉》在逼真写实的基础上就很有些荒诞意味。我和刘不宗，“无论在谁眼里，我们都是要好的朋友。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十几年。……我没有理由恨他。可是，当我在某一天夜里突然意识到他早就是我的仇人时，我着实吓了一跳。而且，我还发现这一仇恨根深蒂固，与日俱增。”作者对人物关系这种有意的设定直接铺下了一层荒诞的底色。文中不断提示读者细细体味这种充满了可笑、虚无的敌友关系。为了报复刘不宗，我去勾引他的老婆，在对其老婆进行言语暗示和挑逗的时候，二人共同回忆了往事。平淡无奇的往事被染上了奇异的暧昧的暗恋色彩。原来他们早就有了那么多充满浓浓情意的小细节。这样一个喜剧性的情节为故事又涂抹上荒诞的一笔。刘不宗和他妻子关于哪一个旅游结婚才是真实的，作者也掩口不说。正是在这些对虚无细节的强调中，作者框建出一个无意义的世界。《情况》中写当下找“情况”（湖北人对情人的鄙俗化称谓）时尚中，一个在单位失意的男人刘科长在清洁女工面前也找不到自我的故事。可见，在一个价值多元而又失范的时代，内心无根的人其精神比身体更容易阳萎。同样是写婚外情，当事人双方都期盼对方先离婚，并为对方设计了种种离婚方案。爱变成了折磨，最后却一点情调、一点爱意都剩不下了。（《预谋》）一封血书使“卑贱和无耻”的偷欢“升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但多年以后，提起往事，当事人“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所谓的爱情就是如此而已。（《血书》）马跑的老婆让人给“弄了”，派出所查不出嫌犯，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喜剧情节，而马跑对待自己脸面的态度才是悲剧。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绝望感攫住了马跑手里的猎枪，他只能通过切实的毁灭自己的脸面来获得死后村人们对他的肯定。马跑在乎的，并不是妻子的贞节，而是自己的脸面。（《脸面》）写友情如《恐惧》、《隐形手术刀》，作者有不同寻常的发现：“粘合他们之间友谊的，难道是彼此的恐惧?”
    曹军庆的小说，犹如一把“隐形手术刀”，他解剖日常生活中的残酷的真实，道德面纱下的血腥、文明外衣下的兽性、理性管不住的非理性邪恶。

二

曹军庆格外专注人的生、死、疏离和交流，传达了一个诗人对人类境遇最内心的和个人的直觉，对存在的自我感受以及对世界的个人臆想，鞭策读者于无意义处寻找出意义，自觉地正视生存窘况，在笑声中领悟根本的荒谬性。并非纯粹的心理小说，他还是以客观叙事为主，但人物言行始终伴随心理动机的揭示，在做什么、怎么做之上是为什么这样做。评论家都肯定他略带“迷宫”式的叙事中以刻画人物心理见长。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为“探险”，他尤好描写那些看似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事背后，更隐秘因而更真切、更意外因而更人性、更反常因而更正常的世道人心。

《背面》中的肖雅丽，一个孤身女人，极富同情心。邻家出了什么不幸的事，肖雅丽必定在场，帮着人家痛哭流涕。肖雅丽是悲伤的，但悲伤却使肖雅丽容光焕发，食欲大增。肖雅丽果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吗？“我就是想，因为有了不幸，你才能替人分享他们的苦难，并且去安抚对方。你始终在做这些事情，你做得很好。可是，一旦没有不幸，你也就无从做起了。这才是你的悲哀。”也就是说，肖雅丽是在别人的痛苦中、在施舍同情中获得了一种满足，他人的痛苦冲淡了自己的不幸，因而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平衡。这当然是一种病态的满足，然而这种病态却是一种更真切的人性。《晃晃馆》中，下岗女工谢丽娜独自开着晃晃馆养活公公和女儿。生意极好的时候她忽略了女儿，与女儿日益生疏。就在晃晃馆生意一落千丈的时候，她和女儿打开了心扉，原本以为把丈夫出轨私奔的事情告诉女儿，女儿会无法接受，可女儿却无比从容的接受这一事实，与母亲十指相扣，告诉母亲“有关父亲的一切，她完全不感兴趣”，母亲也开始重新打理自己的生意。“她还拉着谢丽娜的手，就像是忘了松开。她那样子有一点欢快，这可是谢丽娜好久没从女儿身上看到的东西。她在这个下午有一种奇妙的转变”。短短的一个下午，母女的命运一下子陡转，家庭矛盾得以化解。

超越道德评价，致力于全面的人性揭示，是曹军庆追求人性刻划深度的用心之处，这尤其反映在妓女形象描绘上。作者涂抹出一个个有情有意、几近于古代侠女形象的妓女。如《时间的背后》中的小雪、《迷失》中的小玉，在《杀人者》中，曹军庆甚至直接用“我”来为不同场合里叫着不同名字的“小红，小文或小玉”这样一个妓女代言。这些妓女的名字虽然简单，却蕴含了冰清玉洁之意。对于出卖肉体的妓女来讲，是一个既不可能获得尊严更不可能获得爱情的女性群体。在作者的处理下，妓女的身份在此时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只作为背景存在。她们活泼敏感细腻，有的还曾经贴近诗歌，毫不吝啬母性的包容之心，让男人感到轻松欣慰。在令人焦虑、孤独的人生之旅中，在亲人和朋友给予压迫感焦灼感的环境中，却有这样一个个小人物，聆听局外人的心声，容纳并帮助他。她们并不与主人公发生性关系，仅仅在精神上沟通和交流。焦灼孤独、无计可施的男主人公，在最没有身份和地位的她们这里获得了理解，获得了肉体之外的对话，获得了片刻的轻松。妓女形象弥补了作者小说中许多人物之间的冷漠疏离。如此的人物设计让读者在微笑之余会不由自主品出一丝苦涩的荒谬之感。

曹军庆也喜好描述男性的复仇故事，他不太注重渲染复仇故事性因素，而是注重挖掘复仇双方的心理状态，表现复仇的快感或者恐惧，以更深入地拷问灵魂、撕裂人性。《地下室》中的复仇者费向南的报复对象刘四五在小说开篇就死去了，“我唯一的目标，就是他。他活着，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在得知刘四五死后，费向南迅速崩溃，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烟灯草》写长辈通奸儿子复仇的老式故事。管家与女主人通奸，生下了孽种秦玉林。秦玉林执意要为自已名义上的父亲复仇而杀死生父。诡异的故事中却因烟灯草有两种而更复杂化了，烟灯草一种是慢性毒药，一种是打胎偏方。秦玉林误把后一种当作前一种，以为管家要加害亲娘，而决绝地杀死了亲爹。他的复仇已失去了正义感。因此也失去了复仇的快感。这里没有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对繁复人性的有意探寻。《兽皮》的郭顺昌拿到宝物后把同伙丁石轩封死在石穴中，暴发户郭顺昌一直觉得丁石轩没有死，会随时来找他报仇，陷入了良心的石窟，恐惧的石窟，一辈子逃不出来。复仇就成了自作自受的心理报应。

曹军庆的“个人探险”，是在灰暗的生活背景下，描绘一幅幅幽暗的人性画卷，他解剖了日常道德情感中残酷的真实，温情面纱下的血腥，文明外衣下的兽性和非理性邪恶及反常态状态下的人性温情。曹军庆的人性解剖刀，冷峻、犀利、别致、力透纸背。

三

军庆的小说对小城、小镇的生存状态有精准的描写，有对于死亡故事的痴迷。在爱与疾病、与死亡中精心的、多侧面的铺垫，因为误会、灾难、疾病、车祸等等，使故事峰回路转、戛然而止。丝丝入扣、严密合缝的陡转是一种高难度的技巧，马克.吐温和欧.亨利是这方面的杰出大师。在当代中国小说家中，曹军庆是熟练而出色的运用着陡转技巧者之一，因而他的小说颇有“奇崛”之风。

林霄汉，“一个恶魔似的男人”，干的是砍砍杀杀的营生，偏偏是这个人爱上了宫小玲，他的爱有一种血腥气息。宫小玲怀上他的孩子后，他被判了十七年零五个月牢狱。为了早日出狱见小玲和儿子，他拼命表现，一次次被减刑。离出狱的日子只有六天时，他越狱被狱警打死。“谁都知道这种时候他没必要越狱。我想不明白。人很容易发疯。要么，大哥没有疯。他的脑子是清醒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大哥就是自己不想活了。他在找死。他要找到一个理由让自己死掉”（《越狱》）原来，这个理由是：宫小玲为了生存，与武湖生成了家，其乐融融。林霄汉不忍折散宫小玲现在的幸福之家，这个杀人魔王以越狱的方式找死，每一次减刑的努力变得滑稽可笑，而找死的方式突现了人性的光亮一面。这种突现正是陡转式情节带来的奇效。同样写恶魔，题为《杀人者》的小说写一个手上握有三条命案的逃犯，在警方对他的赏金已经提高到了十万元时，求“我”去举报领赏，然后将这笔赏金转交给他父母以行“孝道”。他被枪毙后，“我”悄悄去看望他的父母，得知这十万块钱全都挥霍在了麻将桌上。生命的“大义”和“无意义”在小说结尾的陡转情节中显出了特殊的份量。
“谁都会有怜悯之心。可是现在不行！”《救济之夜》中每个人都在兼作会场的仓库里“证实”自家比别人更贫困一些，更该得救济。声情并茂的陈述打动不了别人，有人提议到每家每户现场查勘，行走途中，仓库着火了。“仓库里正在燃烧的，只是空的粮柜而已。而粮柜里存放的粮种一定被纵火者盗走了。”一把大火，把那个物质极度贫困的年代里的心灵枯萎、绝望映照得惨不忍睹，令人无语而泣。同样写贫穷，《贵人》中烟灯村的穷小子潘冬明考上了大学，愁煞了父亲潘富贵，为给儿子挣学费上山采药摔成植物人，潘家债台高筑、雪上加霜。可潘冬明有贵人相助，如愿上大学。正在读者为之庆幸之时，却传来贵人因行骗被捕的消息。看似意外中有不意外：“和郭德兴见面，是在公安局里。郭德兴直言不讳地说，他自己也是农民。因为农民容易受骗，他才会选择欺骗农民。他小时候没有读过书，所以他愿意资助穷困的大学生读完大学。用黑钱做善事，他觉得舒服。”陡转式结局中强化了善中之恶、恶中之善。

    由此可见，陡转式情节安排不仅给作品带来“奇崛”的阅读快感，更是为了人性刻划的需要、人性深度的展示。

而这种陡转之所以显得“非如此不可”，是靠大量的细节铺垫为支撑的。在曹军庆的众多运用陡转结尾比较圆熟精到的小说中，充分的细节描写、带有因果链的暗示性情节起着重要作用。《越狱》中的杀人犯在狱中拼命表现以求减刑以求早日跟我和儿子相聚，但他刑满前夕以“越狱”找死，实则是不忍破坏了“我”现在的家庭幸福。这个恶贯满盈的家伙是爱“我”的，那怕爱得粗暴爱得血腥。作品写了两人同居时的一个细节：“他猛地一拳捣毁了电视屏幕。他那只手被碎裂的玻璃割得血肉模糊。当时我正在看一部电视剧。里面有一个我喜欢的明星。”这个细节有力重千钧的份量，为林霄汉的“越狱”之举作了简洁的暗示和说明。

《什么时候去武汉》的细节描写相当精彩。当 “我”明明出于“欺占” 朋友妻张玉欣而对她假意“抒情”时，她竟然把两人过去所有的交往（包括“我”与她丈夫的交往）毫不困难毫不牵强地转换为爱的记忆。“许多微不足道的细节，被重新提起，一下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里充分表现了作者解剖人性，撕裂爱情的残忍能力。“去武汉”是两人落入“俗套”（通奸）的一个符号，却可望不可及，每每到半途被意外中止，也有几份隐喻意味。“我”因为动机不纯，偷情如同嫖娼的心理刻划，是颇见功力。在作者眼中，友情与敌意不纯然是人情中对立的两极，情欲与灾祸更成为难兄难弟。“我”通过报复朋友妻的方式报复朋友，而报复的却是一个根本就不爱妻且另有相好的对象。有讽刺意味的是，刘不宗大度地容忍“我”一而再“去武汉”，他甚至知道“我”去武汉的真实动机。“去武汉”落了空。报复落了空。“我”的失落是双重的。更“黑色幽默”的是，刘不宗与女邻居兼妻子同事偷情时摔成了残废，令他至残的不是女方的合法性伙伴而是推销治阳萎广告的贩子。治阳萎广告把偷情者吓成了残废。还有什么比这更滑稽可笑的?

看似意外的故事走向和人物结局，有非如此不可的性格发展逻辑，令人信服，也令人警醒。

四

诗人出身的小说家曹军庆十分讲究小说语言。他在每篇作品中都十分注意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越狱》几乎通篇都是对话，是武湖生和宫小玲二人关于相识经历的回忆和当下处境的应对。由于生活在魔王林霄汉的阴影下，两个人的对谈，依赖中带着恐惧，关切中带着无奈。《冬泳的人》的女主角刘金月痛说丈夫：“从来也不摸一摸我那里。他要么像畜生一样发泄一通，要么根本就不理我。你说说，还有这样做丈夫的吗？”刘金月因患乳腺癌失去双乳也失去了女人味，又对冬泳队队友李永刚抱有好感，直白地数落丈夫时带着悲愤。
当下小说好用间接引语，不大像传统小说那样特别在意个性化人物语言，而且由于现代人在教育、信息交流的模式化，人的表达趋同化倾向严重，因此小说表现人物表达个性的难度更大。当下小说似乎更注重叙述语言，曹军庆的功力更在于此。有评论者引用这样的妙句：“他转过头来，左边的脸和右边的脸一样疲惫。”（《地下室》）这是精神崩溃者的慢转身动作的传神之笔。“在这所房子里，如果吴桂芝是一只狗，那么管家就是仅有的一块骨头。他们迟早会走到一起：不管是狗叼起了骨头，还是骨头碰到了狗。”（《烟灯草》）用“狗”和“骨头”比喻不那么光明磊落的男女之情，也是曹军庆贴切、别致的独创。

他的叙述语言有一种特殊的曹式韵味、曹式气场：旁观、冷峻、简洁、奇妙。如《冬泳的人》写女主人公：

退休教师刘金月罹患乳腺癌，双乳被切。一个女人没有乳房了，就是这样。不是没长过。是被切掉了。医生。手术刀。那是个年迈的医生。在武汉的一家大医院里。刘金月还记得他严厉而混浊的眼睛。他的脸和手上，都长满了老人斑。而他的眼球，则混浊得就像是假的。看上去他总像是要流泪，却又流不出来。正是他切去了刘金月的乳房。他说好多女人都被他切掉了。还有一些女人在等着他切。这不是他想做的。他也不愿意干这个。可是没办法，他对着刘金月摊开双手。除非到死，我可能会一直就这么干下去。当时刘金月凄惨地想道，怎么就没人切掉他的双手呢？没了乳房，刘金月并没想过死。她开始了冬泳。快三年了，刘金月还活着。她活得好好的。这种事，当然可以登上报纸和杂志。

仔细体悟这段人物描写，就能看出曹军庆的描写特点和语言功力。短段落、短句式，多用句号，节奏快捷、信息丰富，有情感冲击力、还有冷幽默。

《盲人按摩店》写盲人高医生和小玉在按摩店偷情，肖医生不动声色去捉奸、作者不动声色描述肖医生怎么上楼、怎么让淫妇煽奸夫的耳光以侮辱他的尊严、怎么逼走了小玉。

小玉走后，肖医生没有再为难高医生，她不说什么。这么作，其实是肖医生想让他更为自责和内疚。她的目的达到了，高医生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

无论事件怎么轰轰烈烈、怎么奇形怪状，但都在作者意料之中，都已被作者过滤了一遍。作者的语言越节制，事件越有张力、人物性格越有非如此不可的逻辑力量、越显出残酷的真相。

《猪喜剧》当然也有冷幽默。刘玉英和丈夫陈文广商量怎样惩罚占了自己“便宜”的侄儿：

要不，把他家里的母猪牵回来？刘玉英忽然心有所动，她捧着自己的腹部。那些猪仔很快就能生下来，一生下来就是钱啊。
刘玉英为想出了这样的主意而脸红，陈文广却很得意。
刘发松第二次嫖娼：

刚脱完衣服派出所就来了，当然这是另一个派出所，但身上穿的制服一样。说话的腔调和处理方式，也和上次相同。身份证，可能也是由老板娘转给了他们。最终也还是由村长孙得贵出面，来领他回去。
看似实写，没有用只言片语臧否人物，但却是字斟句酌、意味深长。
再请看《逝去的足迹》的结尾：

那地窖呢？还在吗？我想去看看。没啦，被废了。还在村子顶东头，做了粪窖，成了个大粪池子。
地窖，县委书记当年落难时与救他的恩人的妻子相好（偷情？苟且？）之处，如今变成了粪池。看似平实的介绍式语句，意味深长，忍俊不禁。这是令人发寒的曹军庆笔法。
丰富的意象经营也显现出曹军庆小说语言的魅力。镜子、游戏和迷宫等隐喻意象在他作品中多次出现，他们既是作品中的道具，又是增强故事内涵的手段。《兽皮》里白龙镇上的郭宅是一个巨大的圆盘建筑，一个迷宫。“也许在某一个点上，这一圈很容易和另一个圈串在一起。明明走在一个方向上，一不小心又去了相反的方向。而在另一个点上，类似的错误再次重犯。”有关复仇和被复仇的人生就在迷宫中反复上演，“丁石轩在和我捉迷藏。这些事情，不过是我们游戏中的一部分。”臆想的或是真实的，作者有意模糊它们的边缘，既使故事更有弹性、又使作品具有超故事的回味。《镜子》中的镜子意象，也有虚有实、意蕴丰富。70岁的刘立成在相亲当天照镜子时，“他竟然看到了20岁时的自己。之后，皮肤迅速起皱。就像新裁的纸张，揉几下说皱就皱了。肚皮鼓起来。头发不见了一部分，剩下的开始变枯，发白。再就是牙齿，一颗一颗的掉。刘立成转了一个圈。他不知道牙齿掉到哪里去了：是掉到了镜子里？还是掉在地板上溅到了床底下？”因为这个原因，刘立成取下了镜子。可是随着新老伴冯又珍的到来，镜子被重新拿了出来，女人总是需要它的。这和年龄无关。映有两人形象的镜子在冯又珍的意外发现中变成了相框。童心未泯的老人在镜子中摆出各种假装照相的姿态。此时，镜子不再是青春消逝的提醒物，而变成了重拾爱情和往事的隧道。镜子在此时体现出那种臆想的实在与真，它所呈现出的幻象比真实更真实。《回家》里，“你”遭遇妻子离家的那一刻，“你对着镜子惨笑。在幻觉中，你的牙齿一颗一颗的脱落。它们像金属颗粒一样在地板上弹跳蹦哒。你张大了嘴巴，它们一颗不剩。红色的牙龈，舌苔。你摸了摸脸，让自己恢复过来。那些地板上的牙齿重又跳起来，回到它们各自的位置上。”人在镜子里看到现在的“我”，还看到了过去的“我”，时光流逝如一部默片在镜子里快速地放映。一种强烈的视觉印象冲击着读者，激发了一种新鲜的阅读快感。
“使意象具有功用的，不是它作为一个意象的生动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理查兹《文学批评原理》），意象的意义产生于意象的自身及其表现，需要通过各样方式得以呈现；而隐喻本身不具有自在性，它只能在他事物的暗示下产生出意义。倘若通过隐喻来表现意象，就能使意象具有更加丰富的美学意蕴。曹军庆的意象描写可谓匠心独运。

像大多数湖北作家一样，曹军庆称自己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从正面肯定的评论家把湖北的现实主义文学命名为热情的现实主义，从负面否定的评论家则称之为经验现实主义。前者强调的是除了揭示和批判，湖北作家在描绘现实生存时大都带有温情。后者认为湖北现实主义作家基本局限于个体生存经验的层面，复制现实生活，追求外部仿真，停留于道德化评判的价值尺牍，缺乏对生活的穿透和超越。相较而言，曹军庆在借鉴中有警惕，在警惕中有所突破。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是一种精神探险。不在灰暗生存中故意添加亮色、也不以外部逼真为描写境界，而是冷峻地剖析生存本相、揭示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中的反常之处，挖掘人物言行、情绪背后的隐性心理、直逼人性的暗区，展现更本真的存在。曹军庆笔下的题材无非是乡镇习见的亲情、友情，官场、情场，但其着眼点在世态中的人心变异，爱与死中的人性探寻。简约叙事中有精心的多侧面铺垫、有合理合情的细节支撑，他尤好用陡转性情节增加故事的张力，表现人性的恒常与变异。从故事情节的铺陈、人物性格的展示、细节描写的手法等方面来看，曹军庆基本上走的还是现实主义的路数。如果一定要坚持现实主义的命名，我们可将之概括为：冷峻的心理现实主义。

在灰暗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人性的隐秘真实，以冷峻之笔法描绘灰色的生存、挖掘幽暗的人性。尽管作者不直接抒情、不直接作价值判断，但冷峻即否定、即轻蔑、即超越。这是一个冷峻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