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流毒不清，中国便不会产生国学大师

管季超0712

胡适流毒不清，中国便不会产生国学大师

徐晋如

我所尊敬的前辈学者季羡林先生年登上寿，而驾鹤西归，在民间可谓是喜丧。然而，一群无良媒体，不顾季老生前坚辞国学大师称号，依然无耻地称逝者为“国学大师”，这不仅是对季老莫大的侮辱，更反映出某些媒体从业者失去基本道德底线之后穷凶极恶的心态。他们的丑恶表演，给季先生的喜丧抹黑。

当代中国，一个最突出的症结是知识问题民粹化。孔子说惟上智下愚不移，知识本来只能属于少数人。可是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可以在一切问题上指手划脚。大多数人还不明白何谓国学，就忙不迭掷地把“国学大师”的帽子戴到季老的头上。知识问题民粹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2006年上半年，人大国学院联合百度、国学网举办的国学大师评选，选出来的十位“国学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郭沫若、冯友兰和和钱钟书。国学大师的评定问题，本来只有专业人士才有资格置喙，可是现在主办方竟要通过全民普选确定名单，除了供人娱乐，不能有别的任何价值。比如胡适，对国学完全是门外汉，他的学问非常差，正因为不懂中国文化的精义，才会提倡“全盘西化”。又比如梁启超，他的学问比他老师康有为差太远了，正因为学问差，没有真正安身立命的思想，这才一辈子多变。其余像鲁迅、蔡元培的学问，都很一般。而真正的国学大师，比如康有为、钱穆、潘光旦，这几位都根本不会入选。然而，媒体要的是热闹，大众要的是娱乐，学问云云，又值多少钱一斤？

季老毫无疑问是一位学术大师，但季老所研究的问题，与国学完全无关。称呼季老为“国学大师”，是对季老一辈子所从事的印度学研究的否定，是对逝者莫大的侮辱。季老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他一辈子过着纯粹学者所应该过的生活，他在印度学研究领域做出非常多开拓性的工作，称之为学术大师毫不为过；季老对传统文化有着文化托命人的自省意识，对于五四以来全盘殖民化的文化路向有着深刻的反思，然而，季老终究不是国学研究学者，当然更不是媒体希望他做的所谓“国学大师”。即使撇开研究领域的问题，我们也应看到，在新文化运动开创了新的学术传统以后，随着老辈学者的日渐凋零，中国已经没有国学大师，也不可能产生国学大师。这是因为，“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开创了反国学的风气，在此风气笼罩中国学术界之日，国学便永无出头之日。

然则胡适所开创的风气究竟为何，又是如何影响到国学的发展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先得对何谓国学，有一明晰的定义。

国学之称，本不恰当。盖国学过分强调了与西学之别，不知西学亦有今古之别。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学，其实与西方古典之学“百致而一虑，殊途而同归”。当国学还被称为中学之时，冯友兰先生就指出，所谓的中学与西学，其本质是传统之学与现代之学的分别。故概乎言之，国学即中国传统之学，其治学目的，即横渠四句教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国学是内圣外王之学，就内而言，是通向人的心灵，使人心向善；自外而言，国学是一种制度设计，它所寄托的是大同之世、太平之世的理想。这些，其实与西方古典哲学的目标完全一致。它们都是形而上学的，而非科学的知识体系。

而胡适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却是以科学化为其根基的现代之学。中国传统学问，总是指向世道人心，而胡适以降的学术传统则反是。今日中国，每年产生几千吨的学术论文，但这中间究竟有多少有益于世道人心？教授们的高头讲章，都是一些“浅入深出”的所谓“学术成果”，而这些成果只能供教授们在小圈子里娱乐，其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究竟能有多大作用？产生今天这种尴尬的情形，胡适不得不任其咎。当年，胡适花费极大力气，考证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便是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然而平心思之，这种考证真的有价值吗？荀子说，有一些所谓的“知识”，“不知，不失为君子，知之，不免为小人”。如果一门知识不能让研习者通向高贵，习成君子，这门知识的价值就是极端可疑的。科学的本质是工具理性，把人文学科科学化，使得一切知识都得追求“有用”，最终是人类无灵，信仰丧失，人心干涸。同时，学术变成了很多教授学者的饭碗、门票，却完全与生民无关。学术界如此缺乏圣贤气象，能产生大师吗？

胡适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知问题亦有小大之辨。中国传统之学，讲究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到了胡适这儿，却变成了他自诩的“考据癖”。这同梁启超所提倡的“窄而深”的研究是一致的。但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其实人文学科窄了绝不能深”。他说：“自然科学，愈分而愈精。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后者是前人之成绩，今人可学而接受之，而更自此向前。前者如文学、史学、哲学以及绘画、音乐、雕刻诸艺术，都不能说通晓了前人的，接受了以前成绩再前进一步。人文学科只求能懂得，慢慢地吸收、消化、汇通，却并不能继涨增高。进入大学中，学人文学科的学生，最理想是懂得前人的，却并不能要他定要再进一步，超过前人。”（钱穆：《从西方大学教育来看西方文化》）今天学者普遍不读元典，单会用胡适的“科学方法”去写论文，只重材料，不重自身思想修为，其于国学，本未能懂，更不能通，在此种情形之下，又安能有国学大师出现？

胡适倡导的学术，还有一个口号叫作“整理国故”。其含义是用西方之理论解释中国固有之材料。一方面，鲜活的中国传统学问，被他武断地宣判死亡，成了福尔马林浸泡的尸体，只有“材料”的价值，另一方面，则认为只有西方的理论才是惟一的真理。时至今日，以西方理论来套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依然是学界研究的最大宗。比如，史学界说中国先秦时期是奴隶社会，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不知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西方那种封建经济，中国的封建是封土地、建诸侯，是先秦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经济形态。文学界放着《文心雕龙》这样伟大的理论著作不去使用，却用各种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其得出的结论，大概除了变成书店的滞销书，以及帮助作者评上职称，不能有别的价值。当大多数人跪在西方文明面前之时，要求这当中出现一些国学大师，岂非痴人说梦？

在学术界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的学术已经步入歧途，没有彻底反思胡适学术传统的危害之前，要求中国出现国学大师，大概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