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语文”人物——干国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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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语文”人物——干国祥篇

作者:干国祥

说自己“爱上语文”这恐怕是自欺欺人。因为17年来，“厌倦”与“憎恨”的味道，倒比“爱”要更浓一些。也许直接说成我跟语文不共戴天、誓不两立而纠缠至今，虽然夸张了些，但也比说“我爱上了语文”要更准确一些。 　　不知为什么，我的一生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的因素，让我莫名其妙地走上了语文教学的道路，让一个没有语言天赋的人成了一名语文教师，而且是有点薄名的语文教师。 　　我小时候无志于学，仗着数理化成绩较好，在英语与语文两科不及格的情况下，考入了普通师范。师范里明显重文轻理，而比语文更受人欢迎的是小三科：音、体、美。当时我的兴趣也主要是在绘画、乐器与制作动植物标本上。只是青春与诗很近，或者说诗本身就是青春的一场流行病。所以，从某个夏天起每天背大量的唐诗宋词，直到青春从躯体内慢慢消失殆尽，这诗的疾病才渐渐痊愈。这时候，我已经在会稽山区的某个小型的初中教书，孤独与疾病，慢慢地把我从诗歌驱逐到哲学与宗教，后来，还有麻将与纸牌，电视游戏与酒精。 　　88年夏天我普师毕业分配到上虞市长塘乡小。因为小学需要一名数学老师，而我当时更愿意教语文，所以校长就推荐我到了长塘中学，因为那里正好还缺一位语文教师。 　　我走进中学校门的时候（其实那个中学根本没有围墙，更不要说门了），我快满十八岁。当时的学校谈不上什么教研，大家各扫自家门雪，领导只关心期中考与期末考的成绩，然而如果考得不好也不会怎么恫吓人，因为教师们忙着“下海”还来不及，哪里还会有人赶人去“下海”的。 　　趁着这样的大好时光，我美美地谈了几年恋爱，也囫囵吞枣地啃了一些书。当时最喜欢的，是尼采与庄子，帮我走近他们的，是赵鑫珊的一本小书，叫《哲学与当代世界》。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为了打发孤独而啃一些神秘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像是种子又像是潜伏的病毒，总会在某一天萌芽，点据寄主的躯体。 　　我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混着，工资不高——很不高，工作不累——很不累。喜怒哀乐，全因语文以外的事情，与语文无关。在语文教学上，我基本不批作业，不出试卷，不备教案，反正读了一些书，走上讲台时要让学生喜欢听是一件并不难的事，至于听的是否有效与有用，我当时根本没有能够想到这些。 　　就这样，一直混到94年秋天，我生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病，医生说是骨质增生，便住进了医院。住院的滋味很好，不用上班，没有吵闹也没有作业。同室病友鲁振东与鲁迅母亲有亲威关系，以前与我又互知姓名，所以就成了忘年交，他见识极广，交游又宽，让我颇有“病房乐，不思教”之感。 　　但某一天，许多学生相约了赶到县城来看我，还带来了礼物与书信。从那些多少有些随意潦草的信里，我知道，学生们喜欢我的课，自由，活泼，有思想的冲击力，虽然我教书不太认真，对他们的要求太不严格，但他们还是盼望我能早日回去。 　　那一刻，我才知道，我也许有混的自由，但必须对得起这些多少有些天真的孩子。 　　严格地说，我的教育生涯从那一个秋天开始。而语文教学生涯，则还是很久以后的事。 　　提前出院后，我便将这一生，交付给了教育。以后所有的悲喜，都与这偶然的一场病有关。 　　在学校中，最重要、最辛苦、领导与学生眼中地位最高的是班主任，我矢志于教育，第一个自我超越的方向，正是班主任工作。 　　我在班主任工作上，是下了一番大功夫的，也在那里有了许多“突破”。我带着他们种花种草，爬山远游；我率先在当地提出杜绝体罚的自我约束（也许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好笑，但当时打碎竹鞭的事情，在我身边屡屡发生）；我们既抢文明红旗，更杜绝恶性竞争；我们在体育、卫生、纪律、成绩各方面，经过漫长的修炼，终于无可挑剔地获得了全面第一…… 　　可以说，我在班级管理上，学的是魏书生，班级德育，多少带有些自然主义的味道。而当时的语文教学，我仍然是不自觉的，一半是借鉴了魏书生的知识树，后来又吸收了《学习的革命》中的一些方法。当时的考试主要是记忆的考试，即使是阅读题，也是教参知识的搬用。我吃过几次亏后，索性“复印”教参给学生，成绩立刻有了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语文的探索都是自找没趣，要想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可以说是没有。 　　教书这么多年，我完整地从初一带到初三的学生有三届。第一届学生天资与基础都特别优秀，也正是他们，让我在病房里改头换面，开始真正地投身于教育。但我基本上没有教给他们什么，一来当时的时机不成熟，二来我自己出确实并没有准备好。第二届学生是我班主任的试验场，在德育与管理上，这一届学生让我大获成功，在学校中的地位也直线上升。但是，他们的语文考分虽然比第一届还高，真正的语文能力却很弱，他们掌握的，是一堆书本知识，和一套有效的应试方法。 　　第三届学生，正是我痛苦反思之后决意进行语文改革的“牺牲品”——如果没有恰好逢上沈江峰老师主持的绍兴语文中考改革，我想他们还真可能只是纯粹的牺牲品。 　　大阅读，频繁地演讲、论辩，听音乐，看电视与电影，写作会……上课，也尽可能地减少知识的传授，增加思辨、讨论的时间。 　　这一切，现在看来都已经非常简单，但在当时却非常困难。校长秘密地委派心腹找我的学生谈话，告诫他们这样学语文是走火入魔；班主任多次委婉地与我商量，是不是可以减少阅读量，或者暗示有几个学生越来越有个性，老师们已经说服不了他们了——只因为我当时是学校中层领导，又在十来年教育中树立了自己的威望，所以校长才不敢当面批评，班主任也只能充分地尊重我的意见。 　　我一直在一个人口在一万左右的小乡镇教书，天资较高又较富裕的学生，大多早已经转到了县城的中学或者镇中。每一次，当我把一个普通话极不标准、语句不通的乡里学生培养到能在市级讲故事、演讲、论辩比赛中获奖，都需要付出外人难以想像的代价。 　　可能也正是在这重重困境中艰难地发展，才让我更真切地体会到了教育的乐趣。我甚至说，每一次带学生，就像是开始一次恋爱，当他们离我而去的时候，那感觉真有些失恋一般的惆怅。 　　我们相互在对方的生活中书写着自己的名字。他们让我在离开讲台许多年后，能够面对不同年龄的学生就像是面对相处很久的朋友：生活总是在重复，又总是在变化，每一个新面对的学生，他总是以前某几个的复合，而他还会在以后的学生中以新的方式出现。我让他们在离开我之后，很难再找到一个满意的语文老师，他们会想起我的课，——虽然那时候，我确实没有真正地研究过课堂，也还没有参加诸如优质课之类的比赛。 　　那一时间的语文教育，我抓住了“活动、生活、写作、阅读、思辨”这几个关键词。相对来说，很不在乎课堂的结构，也根本不去考虑表演、精彩之类的词语。师生在一起相处久了，那样的课倒反而会让人毛骨悚然的。我平平常常进去，平平常常开局，平平常常提问，但只有有了问题，学生有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课堂就会渐渐精彩起来。有时候，课堂上唇枪舌战，烽烟四起，那份精彩绝不是我在备课时能够考虑到的；有时候，课堂从容平常，只是彼此相安，即使是平常，一天中也盼望着师生能够在课堂上见个面，说几句话。 　　这种精彩是相对的精彩，是面对具体的学生，在讨论中发出思维的火花时的那种精彩。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发展的精彩，无论这个角色如何平常，但当他处于一出戏的中心，说出他最重要的台词，这就是属于他的真正的精彩。只是这种精彩相对于城市基础好的学生，相对于后来我在重点中学遇到的那些精英学生，如果写成课例，也许旁人会说，这根本没有什么，甚至会有人直言，这也配叫精彩？ 　　那时候，我开始外出听课，每每在重点中学听到学生的提问与答问远远比任课教师深刻的情景。那时候，我虽然钟爱自己的学生，但确实也感到了失落。同时我也会那些精英学生感到遗憾，因为即便如此，他在这堂课上，也仍然可以说是几无所得，课堂前后没有形成情知上的落差，他只是把课外偶然所得的智慧，偶然地移用了课堂上，而其结果，往往是遭到老师的曲解及至否决。 　　在我憧憬“假如给我一群最优秀的学生”的时候，我却由于此届学生的成功，从此被“剥夺”了从初一带到初三的机会。也就是说，我将再也没有从容规划一个课程，让学生慢慢地在课程中成长的机会。我被动地担任了学校的中层，长期停留在初三的岗位上——更重要的是，初三换任课教师的班级，往往是在某些方面出了较大的问题的。然而我仍然不愿意放弃刚刚发现的创造教学的快乐，仍然带着初三即将面临中考的学生出作文集、进行论辩赛和歌咏会——这时候，我已经能够将我的影响从原先的一个班级扩大到一个年级，在某些时候，是一个学校。 　　有些事情，是语文以外的，但是，它们却比语文更重要，有时还正是它们决定了我与语文的命运——譬如94年的那场病，譬如我担任学校教导主任以及我的辞职。和我的一些只喜欢学术的朋友不同，我辞职并不是因为教导主任这个职务没有学术而心生厌倦。恰恰相反，我心底里一直有一个帕夫雷什中学之梦。在我担任学校行政的那两年里，我几乎是整个生命放在了那里，从种植每一棵花草，到处理每一件浮出水面的教育事故，我无不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只是，学校人员的风云变幻，让我明白在中国做这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而如果我坚守“不送礼”的原则，我的帕夫雷什之梦也就永远只能寄托在某个英明的校长上。 　　那么就下来吧，至少在我的班级里，还能寄存一点比较纯粹的梦想。 　　在此之前，我一直从心底里轻视公开课与论文这些为大家所热衷的东西，我视前者为排演与表演，后者为抄袭与杜撰。但是，发现管理改变教育之路行不通之后，我也必须现实地考虑一下自己的“下半生”的命运了。 　　想通之后，一切也就容易。后来我参加了上虞市的优质课比赛，获得了一等奖；再参加绍兴市的同一赛事，又获得了一等奖。另外论文、设计、下水作文、论坛交锋也在县市频频获奖，且基本上都是一等奖。 　　说实在的，这些奖无非是一个迷茫中的人能够捞到的救命稻草，它并不管用，但至少能够安慰一下自己，让自己在茫然中一次次体会到“捞到稻草”的快乐。 　　上公开课对我的语文教育思想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我的公开课是不是我的教育思想的真实体现？我似乎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我的普通话很不好，字也写得潦草马虎，所以说一手好字一口标准音这些起码级的要求我都无法做到，我想要像人家那样表演，恐怕也只留个笑柄罢了。所以如我在《公开课的七种武器》中所写的那样，我的课正是充分地发挥了我个人的一些特长，譬如思辨，譬如开放课堂让它生成意外，譬如深度解读结合自由对话，等等。 　　在此之前，这些要素作为有机的碎片偶然性地出现在我的课堂上，而为了公开课，我有意识地将这些碎片结合在一起，直到它们的效果能够让人遗忘我的普通话与板书，遗忘没有设计过的讲话所必然带来的粗陋。 　　其实在那个时候，一切的雏形都已经存在了，只是后来有了许多新的名词与术语：解读与对话、预设与生成、平等中的首席。 　　一方面，应试的语文教育在继续进行，我无非是能够往这个僵死的教育中掺杂进一点点批判的东西与灵魂的东西；另一方面，新的梦想在心底悄悄成形，而且它个梦想渐渐地膨胀，我知道，它将出土，长成另一棵树，直到我无法将之砍刈。 　　我最初的打算是到春晖中学去，能够在白马湖畔，在朱自清们踩过的泥土上度过余生，也不失为一件诗意的事。虽然明知春晖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春晖，但心里毕竟还留有一个微妙的情结。 　　但这时候我已经开始上网，网络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乌托邦，让我早已经熄灭的帕夫雷什之梦重新燃起。在朋友们的鼓动下，我到了一个朋友主持管理的私立学校，品尝了一年有意思的私立学校的教师生涯。 　　精英荟萃的学校，却无法组建有深度的教研，因为大家都在奔，都在跑。而一切的中心，是管理，管理一群不想如此拘束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一群疲惫不堪的教师，时时提防着一群精力过剩的孩子，防他们作弊，防他们抄袭，防他们上课伏在桌上，防他们接吻与怀孕…… 　　然而无论怎么说，这一年的收获仍然是无比巨大的，仅仅是这一份经历，也已经是一笔难得的财富，何况能不时接触贺学根、姜广平、李尚飞、程东文、桂维诚、蒋保华、赵永红、刘德福等语文兄弟。至于在E家咖啡里大摆教育龙门阵，更是疲惫生活中最值得留恋与回忆的事了。 　　这是我教过的基础最好的学生，我开始带着在他们大量地阅读，大量地写作。然而这也是我教过的最厌倦最疲惫的学生，他们的优秀，是付出兴趣为代价的。我与学生们相处得还不错，只不过这种不错往往是要付出双重的代价的：在学生那里花费大量的时间，而学校管理层与家长却并不赞同这种近乎“纵容”的教育。以前在老家，每一年初一，我根本不考虑这些，因为我深知这样做的效果会在初二初三明显地体现出来，对所有怀疑我会一笑了之。但是在私立学校，你不能不做一些痛苦地妥协，干一些急功近利但遗毒无穷的事情。譬如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的月考和排名，几乎没有任何自由时间的全天候时间表，对每一处错误的小小翼翼地防患而不是让学生从错误中学习…… 　　这一切，不是哪个人的错，而是整个中国教育必须付出的代价与必然要走过的历史。 　　从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我陆续遇到了范美忠、郭初阳和阿啃，还有梁卫星、苏祖祥、泥土、王雷等兄弟，看到了严凌君的《青春读书课》，读到了《后现代课程观》等教育著作，他们带着强烈的倾向，动摇了我的一些旧观念。我开始认识到，我十多年前偶然阅读的诸子百家和西方哲学，不仅与教育直接有关，而且它还可以以某种变通的方式，直接地引入到语文教育。 　　于是有了《丑小鸭》这一课的后现代式的尝试，有了《斑羚飞渡》的道德思辨与互文性阅读，有了《成为课程开发者》的雄心。 　　我知道，为了理想，我需要更长的等待与忍耐，需要更长时间的阅读和思考。再加上生活中其他的原因，就促成了我离开教学第一线，远渡成都，进了《教师之友》。 　　《死亡诗社》有个意味深长的镜头，文学教师基丁要求学生们站到讲台桌上，用另一视角，来看看这个世界。虽然《教师之友》不久后便迫转刊，但是这一段编辑生涯，却使我获得了一个相当于站在讲台桌上看教育的经历。 　　教育文章的背后究竟是什么？课堂实录里，有着怎样的秘密？编辑的目的是让一篇文章更漂亮，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我们的教师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他们在阅读什么、思考什么？ 　　另一个重要的经历，是我认识了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德福人，并且后来还将家搬离城中心，几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正是华德福，让我开始思考如下问题： 　　全国人类学背景下的教育是否可能？教育是不是可能再回到一个完整的人？分科教育是不是将一个教育分家，各守住自己的疆域？后现代背景下的教育和人智学理念下的华德福教育是否存在着哪些差异？ 　　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一个新的视角，加上大量的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阅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不敢说已经领悟了教育的真谛，但是，我确实明白自己的这一番经历，已经赋予我对教育的特别的理解，即便这种理解在短时间内还无法诉诸文字和语言。 　　《教师之友》在2005年来临之前，被转到了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我随刊号过去做“走进课堂”“德育平台”两个栏目的编辑。虽然编辑的页码比较多，但有一定的空间，后来又争取到了一些自由的时间，也就在那种并不适合我的体制内生存了下来。但是，作为一个暧昧的附属单位，我总不明白它到底想做什么，我又在其中能够做些什么。似乎谁都有雄心，但就是找不到理想；似乎谁都很负责，但就是没有人对教育负责。所以，我确实是在这个体制外，与许多朋友保持着更为紧密的联系，譬如我在“中国教师用书网”（http://www.teacherbooks.cn）开辟“海拔五千语文论坛”（就是后来的“深度语文”（http://www.teacherbooks.cn/bbs/list.asp?boardid=19）），而却一直没有真正打理教科所希望我打理的那个论坛——因为最初领导同志找我谈关于论坛的事让我非常恐慌，在那样的红色背景下，我认为是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论坛的。这种“错位”让单位很恼火，而我又向单位提出需要更大的自由与空间。结果是只能再次分道扬镳，大家各自打着“为教育”的旗号，用不同的方式去演绎它。至于每个官方单位都会有的官僚与不公正，我想与此无关，那属于整个中国体制的事。 　　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与语文的关联，只是因为“海拔五千”（“深度语文”论坛）的存在。直到“深度语文”在徐中华与铁皮鼓等兄弟的支持下，渐渐地扎下根来，从论坛战国的烽烟中明确了自己的定位，我才开始尝试着重新走进课堂，这一次，不再仅仅是初中课堂，我走进了小学课堂，上《龟兔赛跑》《和氏献璧》《鹬蚌相争》，走进高中课堂，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然后，在一些对话与争论中，我渐渐地明确了自己此后的行动方向：带着摄像机走进课堂，从小学到高中，将镜头对准学生。用镜头记下场景，用笔记下感受。 　　再然后呢？身边的书店里拥有着海量的国内外教育著作，自己的藏书柜里，列着海量的哲学、心理学、美学著作，这些是我要阅读的。我仍然不会像个研究者一样只读那一类书籍，全面人类学是我永远的梦想——尽管它永远不可能企及。 　　同时，我会从小学一直到高中进行“理解－透视课堂”的研究，运用那个全面人类学的雏形，透视课堂这一空间，理解课堂上师生的行为与心理。在理解的同时，我会自己试着去上课，研究性的课，也许不好看，但每一次，都会试图有一个小点的突破。 　　如果灵感还会回来，也许，接下来的生活中我还会拥有一些文字，它们会成为我的第三本书，第四本书，直到灵感不再光顾，我将顺从地静坐在昔日的沧桑与荣光里，等待命运的下一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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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干国祥

文/秦月汉关

　　从石家庄回来，心里一直久久不能平静。总觉得有一股力量，一股说不清的力量，在震撼着我。一静下来，就想起那群人，想起与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想起干老师、铁掌门。甚至于这一段时间所做的梦也全是他们。
　　一方面震撼于新教育的魅力，震撼于桥西人的魄力。一方面在真真切切的感受着一个人——干老师。
　　如果，让你先不要与干老师接触，先看看他的照片。恐怕没几个人认为干老师是好人。标准的黑社会老大，要不就是获得一个艺术家的称号。但是，在我们这里，说某某是艺术家也不见得就是称赞，相反倒有些反语的意思在里面。
　　但如果你是网师学员，与干老师相处久了，你就会改变自己这种以貌取人的看法了。你会深深地感受到干老师的博学、犀利。仿佛没有他所不知道的。他常常会在关键处用一两句话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讲得清清楚楚，如醍醐灌顶；或者引起你向更深处漫溯，向更深处探究。在网师里，在探讨学术问题上，干老师常常是不留情面，语言犀利，让人无处藏身。
　　且在网络上，有网友称他是一个纯粹的人。对于我这样一个进入网师学习抱着不纯粹之目的之人，自然怕他——这个纯粹的人。
　　所有这些，都常常使我对干老师畏惧，对他敬而远之。如果用一个比喻的话，他就像佛，虽法力无边，但却远没有菩萨亲近。
　　以上这些，是干老师留给我的印象。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与其亲近。你会发现这些解读，还是遮蔽，还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干国祥。在石家庄的这几天，我有机会与干老师近距离接触。我看到了一个与网师不同的另类的干国祥。
　　九号到了石家庄，坐了一夜的硬座。一夜都没有睡觉。下了火车，更是全身僵硬，腿都不会向前挪了。好容易找到了宾馆，一头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在睡梦中，听到楼道中传来一阵宏亮的声音，用的是方言式的普通话。这个声音在银河小学的直播中听过的。一听声音，我就知道是干老师。但是，我赖在床上就是没起来。一是困，二是怕。我总是怕与生人见面的。就这样错过了与干老师见面的第一次机会。
　　后来，收到杨超短信，去了魏老师那边。整个上午，我们都在讨论网师叙事版块的相关事宜。到了中午，一起吃饭，这时干老师从房间里出来了，不打招呼实在不行了。于是，硬着头皮叫了声“干老师”。他也冲我笑笑。这就是我与干老师的第一次会面。
　　在餐厅用餐，这么多生人坐在一起，着实不大自在。这时，马玲老师要了一份刀削面，皮鼓老师开着马老师的玩笑。大意是马老师还是抵挡不住刀削面的诱惑之类的。这时，在一旁吃饭的干老师说了一句“看你是要吃面，还是要面子”。大家都笑了。
　　但是干老师的这第一句开场白，却无意给我了一个下马威。干老师的语言怎么这么犀利呀。在饭桌上都是不改英雄本色。
　　就这样战战兢兢地吃完饭。干老师让大家先休息，然后一起去他那儿讨论网事叙事的相关事宜。他让我们一个个先将自己的叙事讲一遍。先讲的是麦子。在上午，魏老师和陈老师那里没有任何问题的麦子，在干老师这里却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是，这次干老师却没有像中午吃面时抱之以犀利的语言，而是态度温和，不急不燥。他一边给麦子提着意见，一面自己不时示范着。加之，陈老师和皮鼓的调侃。陈老师说，现在大家看看谁的朗读最煽情呀？屋子里笑声一片，气氛活跃极了。
　　这时，我才感受到了另外一个干国祥，也才知道这里不再是网师的课堂。
　　晚上，继续是排练（姑且这样叫吧）。后来，大家都走了，在干老师的房间里就剩下我和吸烟散人了。干老师没有拿出“大家”的样子，说一句“我已经很累了。大家也早点休息吧”。不，相反的，他表演出强烈的攀谈欲望。他对我和散人说得很多。
　　我大多数时刻是不说话的，只是静静地听着。干老师说，秦汉提出的那些要求（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我在网师叙事中发言的内容）一点儿也不过分。人的基本生存总是要满足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将这个做为我们生存的根本目的。而只能将其做为“额外的奖赏”。孔子真是讲得很好。我们不要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我们先要将自己的“德行”修上去。只要我们将自己的“德行”修上去了。这一切就都会有的。
　　然后，干老师又说了在吃午饭时，一个编辑向魏老师索要稿件的事。干老师说，对我和皮鼓来说，我们都没有将金钱做为生活的首要目标。在我看来，穿上十元，几十元和上千元一件的衣服是一样的。他边说边指着自己的衣服。皮鼓也一样。如果他看重钱，今天就可以收入一万多元。但皮鼓没有那样做。所以，我们先要修自己的“德行”。“德行”修好了，自然就会有人来找你。
　　说这些的时候，干老师是一直和散人交谈的。但我知道，这些话也是干老师语重心长地讲给我的。只不过我这个人较为冷漠，不善言谈而己。
　　干老师的话使我惊醒。也使我联想起了魏老师前面与我交谈时说的重在提高自己的专业发展。他们两个人的观点不谋而合。是的，我现在想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时机是不成熟的。与其这样痛苦地纠结于此，不如先提高自己的专业发展，修好自己的“德行”。“德行”修好了，这一切自然也会解决了。
　　这是干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节课。那天晚上，我想了大半宿。
　　第二天，年会正式开始。
　　这一天，大家都很忙。年会的安排很紧凑。晚上是晚宴。刚开始晚宴不一会儿，马玲老师就过来传话说，干老师说了，一会儿朱永新老师过来以后，我们就走。干老师他们不喜欢这样的场合。这样的场合，被戏称为“不让人好好吃饭的”。在回宾馆的路上，干老师说，秦汉明天就会让你知道相貌不好，普通话不好，也会精彩的。皮鼓老师在一旁见缝插针说到，你是说秦汉的相貌不好了？干老师说，我看和你一样也好不到那里去。干如云在一旁说，老爸可真会贬人。我们大家都笑了。
　　到了宾馆，干老师又将大家招集在一起，又是排练了一遍，同时针对各人的讲述干老师又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提出了一些意见。最后，干老师说，普通话不标准不要紧。我们要的是真诚。真诚的言说，真诚地说自己的故事。相信，在台子下面总会有人听懂我们的故事的。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真诚，另一方面要培养自己的自信，相信天地之间有这么一个“大我”。新教育的舞台现在都不让那些名师们去讲，他们都是静静地坐在台下听我们的讲述。说完，大家又笑了。
　　第三天，也就是年会正式召开的第二天。上午先是马玲老师主持的学校文化展示，下面就是网师叙事。等我到了后台的时候，我发现干老师早已经坐在后台了。在讲述前，干老师说，没事的。讲不下去了，就拿稿子读。没事的。然后他默默地坐在后面，静听着我们的讲述。杨超，麦子，轮到我了。
　　当我讲述完，回到后台，就看到干老师微笑着，并向我竖起了大拇指。我知道讲得不错。我很高兴，干老师也很高兴。接着是飓风老师的讲述。我看到了在飓风老师讲述时，干老师的眼里似乎也充满了泪花。
　　晚上，年会结束了。大家都放松了。飓风老师和她的毛虫朋友们会餐去了。我和散人留在房间里。不一会儿魏老师来了，干老师也来了。这次是他们主动来到我们的房间的。干老师很动情地与散人聊着。同样，我也是认真地听着。
　　干老师讲起了他在车山岱的生活，讲起了他在成都的生活。在车山岱时，他一周只上七节课，又不用改学生的作业。但学生的成绩照样棒棒的。在成都的时候，他做《教师之友》的编辑。生活是很清闲的。在这时他进行了大量的阅读，他每天都呆在成都的咖啡馆里，喝着咖啡，读着书。每月的咖啡钱，他的稿费收入就够用了。那时的生活是惬意的。如果为了舒服，他是大可不必来宝应的。但就是为了理想，为了一个梦想，他来到了宝应，然后还要去一个叫芦滩的地方。别人是从农村向城市奋斗，干老师则反之——从城市走向了农村。
　　后面干老师又讲了自己去研究中心工作的事情。又讲到自己读《论语》的事情。不知怎么的，干老师在讲这些的时候，我总是想起他写的《何苦》和上午所讲的《芦滩新教育叙事》。
　　我教书的第一所学校，当地人因它的所在地，称它为“车山岙”。官方的名字几经变易，最后以当地的思想名人杜亚泉先生之名，命名为“杜亚泉中学”，却始终不过是一所四五百学生，三四十教师的农村初中。而当地人仍然喜欢叫它“车山岙”。当他们说车山岙的时候，譬如说去一趟车山岙，儿子在车山岙，其实就是说，到中学去，儿子在中学读书。
　　我刚到车山岙的时候，学校没有一间房子是现在意义上的新房子，或者说不是危房。进学校的道路及操场一到雨天，经几百双脚反复踩踏，就成可以插秧的水稻田。雨季仿佛总是特别长，冬季仿佛总是特别长。冬季来临的时候，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也没有电视，你只能躲在被窝里，就着几十瓦的白炽灯读书。房子没有平顶，抬头便是屋椽、瓦片，寒风一吹得紧，便纷纷扬扬地落下尘埃，像是来不及整理的思之碎屑。
　　我们每个年轻人都分到一间十来平房米的小单间，男教师照例没有卫生设备，有个内急，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冲出屋子外，到操场边的公共厕所解决问题。女教师自带设备，于是照例每天早上可以捧上一回大力神杯。
　　就是在那里，我继续读泰戈尔、唐诗宋词、席慕蓉，开始读整本的繁体的《论语》、《大学》、《中庸》、《庄子》、《老子》、《孙子》，应该不下十数家吧，可惜玩性远远浓于书性，假日里还要雷打不动地奉献给伟大的恋爱事业，终于没能读完诸子百家。西方哲学与西方心理学，也刚刚开了个头，读了几本，就全放下了。而这些书中在那时近十年的时间里最为受用的，竟然是《新旧约全书》和《希腊神话》，还有《五灯会元》等禅宗书籍。
　　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教书，以及应该怎样去教书。书教得不好，因为压根就没认真对待过这件事。我把人生分成几截，生活是生活，它和女友（然后是升级为妻子的同一人物）、父母、朋友有关；生命是生命，它和书籍有关，属于一个人的苦闷独语，它聚焦于一个“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与目的”的问题，并试图在某本已经写好的书里找到最后的解答；教书是教书，它是我的工作，虽然我满足于清贫的生活，但这清贫的生活也需要一点点金钱，教书这事儿能够为我带来一点微薄的金钱……
　　如果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命，那么爱情与婚姻之后，生育孩子，然后生命就完成了它的全部旅程，只欠一死。
　　但人不止是这命定的动物，除了同样重视生存以及繁衍这些事外，人和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把兴趣的焦点，从生命的保存和延续上，移到了必有一死这一事实上。
　　可惜我在相当长的时间时，太关注这后者这个问题，而忘记了眼前的那些生存基础。直到我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完全只是人在有限之生中的自我创造，而并不存在着一种创造高过其他，只不过是一个人他自己是不是某个领域的创造者，以及他的创造力能有多么强大。
　　我领悟到这一点很迟，迟到远远过了人们认为这时候奋发还可能会有成就的时机。
　　我领悟到这一点并致力于教育，把它当成我创造之源的时候，正是经济越来越好转的时候，也是思想既保持进一步缓慢开放，又趋于某种平衡的时候，也是学校一次次地把旧校舍推倒，建起崭新房子的时候，也是与我差不多同时来车山岙的那些年轻人一个个成家立业，成为县市教育骨干，然后一个个离开车山岙到城里去的时候……
　　学校的大树一棵棵地被砍伐，志趣相近的人一个个地离开车山岙，一届届学生在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之后，一批批地走向远方……
　　最后我知道，也该到我谢幕的时候了。
　　然后就成了一个教育吉普赛人，拖累妻子与女儿，也让她们既不断地城市观光，又一次次地承受搬家的辛劳、繁琐，以及异地生活的种种不便。
　　然后，生命似乎迎来一个转机，我有幸有机会成为一名专家兼名师可以讲学讲课，找个杂志或报纸当当编辑或者执行主编，同时找找某些教育机构赚点稳定的收入，妻子和女儿，也可以在较优质的学校里扎稳脚跟……
　　但终于又远走到了新教育，进而慢慢地放弃了一切个人性质的讲学、讲课和文章发表。因为当我作以上美满选择的时候，我是为生活而放弃了生命追寻的结果，——而如果我不是成为我自己，我是不配成为一名好父亲或者一名好丈夫的，我最终只会成为一个“颓废艺术家”，在无意义但有快乐的狂欢中赌掉自己的生命。无论何种生活，都不能让我觉得有意义一过，除非我在其中找到生命的回答。
　　但生命问题注定与生活息息相关，灵魂之事，注定要安放在一个肉体的躯壳之中——哪怕是像史铁生、张海迪这样病残不堪的躯体。
　　于是，我还得日日和生活中的事纠葛。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爱你怨你憎你惮你的。有朋友说，这是上苍知道我太容易飘进玄冥之境，所以牵一根将我系在这大地上。也许吧，我想这问题，我在临死前的一刻，会自己作出评价的，现在评价一切为时尚早。
　　同样，新教育之梦，还总须有一个物质的学校，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它不能停留在朱老师的号召里，也不能停留在追随着的宣告里，同样不能仅仅停留在我的思考和文章里。
　　于是我们跑遍大江南北，想要把它种在大地里。
　　我们亲眼看着它萌芽，那全新的胚芽美丽结实，前所罕有，令我们欣喜激奋。
　　我们亲眼看着有几棵茁壮成长，并结出奇迹般的果实。
　　但更多的时候，在我们离开那片土地不久，那芽的美丽渐渐消失，它重新沦为一种在平庸中挣扎的草——即便它还打着神奇之花的名号。
　　同样，在《芦滩新教育叙事》中，干老师这样讲到：
　　就这样走过一年又一年，身体日益疲惫，灵魂日益丰盈，精神日益坚毅。“人能弘道，道亦弘人。”我们在弘扬、传播新教育之梦的过程中，新教育的理想主义，为践行新教育而必须深入阅读的那些经典，我们走过的这条道路本身，我们经历过的无数坎坷与争斗，都在扩充着我们，让我们原本卑微的生命，因这份事业而有了生机与意义。
　　对于一支以创造和探索为使命的团队而言，前方并没有既定的道路，我们也无法按某个命令来开拓未来，于是我们用团队在历史中形成的文化来激励和约束自己：“承诺自己，无论身处何方,不让四季虚度；让每一季，世界看我时，枝头总有花开……”
　　干老师在言说这些的时候是动情的。台下的我们也是感动的。这是一个真诚的生命所发出的最真诚的声音。你说，这如何不动情，不动人？在写这此文字的时候，我的耳边似乎还能响起干老师所说的“人能弘道，道亦弘人”时的那份激昂。
　　是的。在干老师的讲述中，我读到的是一个坚毅的生命，一个犹如孔子般坚毅的生命。任重而道远。
　　干老师讲《论语》，并且是用生命在体悟着《论语》。他说他是一个古怪的人，是集暴躁、固执、温和于一体的人。在真理面前，他只服从真理，这时谁劝他，他都不理的。要不，他就“乡愿”了。孔子说的不做众人皆好之之人。要做好人好之，坏人恶之之人。
　　他与散人起劲地聊着，我在一旁认真地听着。
　　最后，他还邀我们晚上两点去看球，是世界杯的决赛。可惜，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散人在两点时，准时接到了干老师的电话还是一起看了这场比赛的。
　　第四天，年会结束了。石家庄这方邀我们一起去西柏坡转转。在去西柏坡的路上，我们一路高歌。这时，干老师活像一个孩子，也加入了我们的联欢。他先是让陈老师唱了一首他们谈恋爱时的歌曲——《我想有个家》，接着又自己用绍兴方言朗诵了一首古诗——《枫桥夜泊》，从而想证明普通话是可耻的。又点我和皮鼓老师唱秦腔。又是帮着大家照相。干老师思维灵敏，用在这里也是挺合宜的。他的机智常常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在回西安的路上，我才听飓风老师说，昨天，也就是在开年会的时候，宝应那边来了电话，是打给陈老师的。主要是干老师他们在宝应那边租的房子到期了，房主东打来电话询问要不要续租的问题。要续租，就得再租上一年。要搬到芦滩去，可那里还没有任何着落。陈老师挺急的。飓风老师说，她听到这儿，真想流泪。
　　我这时才想到在去西柏坡的路上，干老师让陈老师唱《我想有个家》的事来。不知，这是干老师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这时，我所想到的还是干老师的那篇文章——
　　何苦？何苦？
　　我的嘴是很笨的。我的笔也是很笨的。我的笔写不出我所感受到的干老师的十万分之一。但是我知道，这几天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在我的内心激荡着，使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与他们相处也就是那么两三天，但是在这两三天中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力量，且这种力量久久弥漫，在我的体内酝酿。
　　最后，还是用干老师常说的那句话收尾吧——
　　“德不孤，必有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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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喜喜：孩子永在永无岛——干国祥印象

睽别十余年后，昔日的同事在QQ上找到了他。

他说：“我周游列国的结果只有一个：发现所有神话真的都是神话。”

“你是不是也是一个神话？”同事问。

他答：“我只是一个童话。”

这番发生在2006年11月21日的对话，距今不足三年，却已足以让今日见到他的人怀疑：这个人，竟然认为自己是童话——他叫干国祥。

一个孩子的永无岛

干国祥出生在一个叫干家埠的小村落。

和大部分童话的主人公一样：小时候，家里很穷很穷。当时他父亲在生产队里干活，每到他生日，这位父亲总要步行好几里路，到镇上花几分钱买回一块硬糕，作为儿子的生日礼物。这是干国祥一辈子所接受到的最好的礼物。也是他生命最初的甜蜜与温暖。

还有，干国祥的父母给了他宽容，允许他在家里的墙上画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像老鼠一样的虎，像魔鬼一样的将军，孙猴子的头像……没有水彩与油画棒，颜料是用泥水匠使用的彩粉。刚建造不久的房子被他画得体无完肤，父母却从不骂他，即使他画得不好或者确实画错了地方，也不怎么说，或有时轻描淡写地说一句。

但生活的另一面，是困厄。揭掉怀旧的温情面纱，没有儿歌，没有童谣，没有故事，没有零食和音乐，没有书籍，缺少食物，缺少‘爱’、‘关怀’等今天时新的词。除了越来越少的麻雀，见不到鸽子；除了满地的狗尾草，没有见过玫瑰、百合、郁金香……这才是干国祥童年的写照。还有，绵延他整个童年的，是祖母的慈爱和自身的疾病。

因此，干国祥小时候算命，所有的算命先生都断定他与同样身体不好的母亲相冲，他会在十五岁左右遇到大灾难，并暗示他可能会在神经上出现差错。解救的办法是拜个干娘，就这样，干国祥还拜了同村一位妇女为干娘。

不知是这番解救确有其效，还是另一种事物改变了干国祥生命的可能：9岁，一次价值人民币9分钱、可能只是偶然的选择的购物——黑白连环画《激战崔家庄》，让干国祥拥有了第一本自己的书。先是他选择了它，后来便是它选择(改塑)了他。从那时起，购书就一直是他生活乃至生命中的一件需要定期去满足的本能。

比这本书更重要的，是半本书：从文革抄四旧即将烧掉的书中偷出来的半册《水浒》。他来来回回地大概看过数十遍，直到初一时借给一位同学而从此失去了它。

反复地读，是因为对他而言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的一本书可以与它相比。在一大堆抓特务保卫羊群的连环画中，它显得突兀而厚实。刚开始读时，是小学二三年级，他手头也没有字典，自然只能是蒙着读。蒙着读，任书中带有许多我尚不能够理解与确定的信息，却坚持着读下去，这多半是他从这本书的阅读中开始养成的习惯。从那时候起他就知道，每一次阅读都只是走近一本书，走近一个故事，但不可能完全地把握这个故事——哪怕认识了其中所有的字。回想起来，这个习惯是如此重要：相比于遇到拦路虎非得设法解决后才可以继续往下读的阅读神话，这种“好读书不求甚解”的阅读不仅自由、培养了想象力，更培养了一种探求书中的意义而不纠缠于表面字词的阅读态度。

当然，当干国祥走进师范后开始知道，《水浒传》并非是真正的杰作。他身上颇带有几份说得好听一点是“侠”，说得难听一点是“流氓”和“强盗”的脾性，究其根源，除了当时整个社会处于文革的遗留症状中之外，那个一百零五个男强盗与三个女强盗的故事，对他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童年的阅读是一生精神的奠基，他用半册《水浒》打下了强盗的底。更不幸或说万幸的是：他当时找不到下半册，终于来不及学会招安，学会把流氓与强盗身份转换成合法的官兵。

是这样的童年，直接催生那个孤独、倔强、在黑暗中巡行的少年

刚进师范那年，干国祥15岁，是全校长得最黑的学生，又常常穿着七叔穿过的宽大衣服，活脱脱一个最标准不过的乡下野孩子。

因此，他可以替好友背黑锅，承认是自己偷看了那个全校最美、多才多艺的女生的日记，让那个女生的误解长达两年，让全班女生瞧他的眼神里多了鄙夷与不屑。两年青春岁月，应可等同二十年的成人时光。

因此，他读诗、作文、画画、弹吉它，同时被班主任和校长（现在他早是特级教师）认为他是他们从教以来最难对付的学生，是那个学校建校二十年来“最坏”的学生。

比起所有这些，在干国祥生命中留下最深烙印的，或许是那人生的第一次远征。那一年，他未满8岁，还没开始上学，也不会游泳，父母情急无奈地委托他以重任：要他独自在河边沿着纤道步行24里路、过一个数百米宽的河渡口，将一个口信送到外婆家。

他成功了。

从那开始，干国祥知道再没有比那个下午阳光下的石板路更漫长的路了——那个下午，他走过之后，这世界上也就再没有什么地方，是他所不能去的。

这次童年的远征，俨然生命的一个征兆。可接下来的路，似乎与此截然相反。

一位教师的永无岛

1987年，干国祥爱上一个女孩，和绝大部分人一样，那枚感情的青涩之果并未成熟。1988年，他师范毕业，成为绍兴上虞镇杜亚泉中学的一位老师。或许是那场爱情、或许是那部缺了半册的《水浒》，他开始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将这段山村中学的时光变得宁静无所求：他拒绝成为优秀教师，拒绝参加必要的进修，拒绝走上一条“仕”的道路。

因此，一直到工作的第六个年头，干国祥仍然被认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教师——他基本上不写教案，不出试卷和批试卷（除了统一组织的考试之外），也极少批改作业。有关考试的各种率的计算一直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就会落到最后。

干国祥是孤独的。但孤独的他更深知环境的力量。

“‘我’来自‘他者’。‘我’是对无数个他者的模写、交换、植入的结果。于是，和怎样的人相处，和怎样的灵魂（精神、思想）相处，就是唤醒我深处的哪一类种子，让我成为哪一种人。美好的梦想只是一颗小小的种子，它是在某一天与美好的灵魂相处时被唤醒并且开始成长的。”干国祥这样说。

因此，他总是像只小心翼翼的蜗牛，用触角触摸一下他将遇到和已经遇到的灵魂，当它发现危险的时候，就赶紧缩回自己的硬壳中……

“我只能生活于真正高尚的人中间，真正大度的人中间，真正执着的人中间，真正追求永恒性的人中间……否则，我的小小的种子会被晒干，会枯死。”他如此坚持。

命运终于赐给干国祥另一半适宜的灵魂与之相伴：那位叫陈美丽的姑娘，是一位会在自己生日的寒冬那天，以坐在没有空调的办公室里给家长与孩子写信来庆祝生日的老师，那正是一颗沉静、内敛却能唤醒美好的灵魂。

1994年，干国祥开始“热爱”教育。两年后，大病和婚姻几乎同时而至，让他从此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

生命能量的爆发，令人目眩。1998年，干国祥开始“一个人的语文教学改革”，这个固执的少年，在重重阻力下依然快乐前行。在此之前，他是一个优秀的班主任，但不是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在此之后，他开始知道生命中的语言密码如何被书写，虽然这一过程太过艰难，充满偶然。

2002年8月，干国祥向学校提出辞去学校教导之职。为让校长答应这份辞呈，他开出的条件是由自己来带令全校“厌恶”的一个毕业班。校长犹豫再三答应了，因为把这份苦差交给谁，本就是他的一块心病。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1892c10100fkaw.html) - 童喜喜：孩子永在永无岛——干国祥印象_诸向阳_新浪博客

干国祥为校长医治心病的结果，是从该年8月中旬到年末给这个他命名为“空山新雨”的班级写下十万多字的《新雨日记》，还给他带来绍兴大市优质课一等奖的殊荣，同时使教研员决定把这学期的另一个机会也交给了他——由他代表上虞市参加绍兴市青年语文教师论坛。

从一无所有，到一连串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干国祥面前铺开了一条平坦的名师之路。然而，他却固执地扭回头去，重新返回永无岛——

2003年1月7日，为了请人批一批自己参与青年语文教师论坛的讲稿，干国祥在朋友白马湖的指点下进了BBS，进了“教育在线”。

这一进，从此沉醉不知归路。网络点燃了当年那8岁孩子的远征之梦：在上网半年后，他开始流浪。

2003年9月，怀着新教育的理想，干国祥辞去了杜亚泉中学的公职，去往宁波万里国际中学。他把自己变成一只过了河的卒子，从此只能向前。

事与愿违。万里的一年民师生涯，让干国祥看到的是私立学校的异化人的教育，给他留下的是创痛。

2004年7月15日，干国祥离开宁波，离开了新教育实验，一家人远徙到西部成都，到《教师之友》杂志担任编辑。

仅仅工作了几个月，《教师之友》被转刊。干国祥又跟着刊号来到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成为《教育科学论坛》的编辑。他依然幻想在维持生计之余，能在这杂志里多多少少实现他业已破碎的教育之梦。而这个梦，也在不久之后彻底破灭了……

之后，在成都华德福学校半年的逗留，成为干国祥的一次小憩。因为每一次流浪的痛楚，都让他更深地陷入沉默与忍耐。

流浪中，没有户口与公职，惟一的安全感，来自身后的朋友和内心的神恩与信念，惟一的幸福，来自身边的妻女。

陈美丽的美丽之处，不仅仅是对干国祥的唤醒。她和每位贤惠的中国妻子一般，以丈夫的决定为重——支持干国祥辞去中学教导主任的职务、从杜亚泉中学辞职。她也做到了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做到的事——她没有像传统中国女人那样从此守着家、只知期盼丈夫归来，而是同时辞职，带着年幼的女儿，应聘新的工作，跟随丈夫的脚步，和干国祥一起远征。

曾经，她的腿骨折，没有半分工资地在干国祥的宿舍里过了一两个月；曾经，女儿说“爸爸，我忘了你的模样”，只有她擦去女儿的泪水……

她和他，就像两棵橡树，肩并着肩成长，在黑暗里，朝着可能的光亮。

这一路，正是因有妻女相伴，虽然坎坷，干国祥毕竟是有家之人，尚非无家孤魂。

就这样同行，前行。他是一个甘地主义者，惟一的武器是放弃。一次次满怀梦想、收获永无，从终点回到起点——这就是干国祥的远征。

一名学者的永无岛

2006年3月18日至4月3日，从成都转道南京至苏州、无锡、重庆的一次出游，用了整整半个月时间。之后不久，又再返苏州……

5月22日，干国祥公开发出一个誓言：“现在，我开始播下一粒种子，关于一个参与新教育实验的个人的种子，此时此刻，它只能说是无枝无叶无芽更无花。我向心中的神灵起誓：我不参与炮制中国式的假实验、假文章。至少从我的口中手下，会恪守研究的基本的道德。如果你想嘲笑，就请嘲笑吧。它（我的思考与探索）仍然可能失败，夭折，我的建议是到那时候再来嘲笑。至于官衔、职称、表彰，请不要附加在学术上、研究上、教育探索上。”

重返新教育实验，干国祥，这个应试教育外的孤魂，再次从无迈向有。

是的，干国祥有这个能力。给他一片沙漠，给他一段岁月，他终将在上面布满鲜花。遥远的车山岙的一（1）班是个例证；中国语文网语文论坛是个例证；中国教师用书网深度语文是个例证……还有某些名字，那些更丰硕的果实，他不愿说出，因为说出它们，他觉得是平白让自己遭受侮辱。最好的例证，是写于2003年的《从种子开始》，那些无名的花草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也是22日晚上，干国祥重返新教育团队，接到了第一个任务，一个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完成一个四十到六十页的册子，主要读者对象，港台和海外华人圈中普通人……

干国祥也说：“这怎么可能？！”然后他说：“但就让我们开始吧。”

由此，新教育团队开始了“魔鬼团队”的锻造。干国祥正是从此时起，才日复一日地变形，成为我们今日眼中的魔鬼。

作为一名在学校里基本不交作业，平时靠小聪明混过考试关的学生，曾经的干国祥对考试是既不感兴趣也并不害怕的，甚至有点轻视它。这一特殊的经历保留了他自由的天性和创造力，然而躲避了枯燥的高中和大学学习，同时也就意味着错失了系统知识的建构和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知识结构单薄，缺乏足够的学养，对学术研究的框架和术语容易产生恐惧，对最新动态的学术和整个思想界缺乏了解……

这些沉重的硬伤伤及筋脉，触及骨骼，干国祥用疯狂的自学来强健自己。曾经一年买书花费5000多元；曾经从宁波向成都的那次搬迁中，一家三口20包行李，有11包是他不能离弃的书籍；曾经每年用于阅读时划下记号的水性笔，每年要用一百多支；到了最近的网络师范学院中，他为了数学哲学一课，一个月阅读70多本相关著作，据说还有十余本未算其内……

如果说三十以前干国祥的血液中有一半是酒精的话，那么三十以后，他的血液中一半是咖啡。从端起酒杯到端起咖啡杯，完成了灵魂从狂野的青年走向宁静的岁月的转折。从此以后，他的话题少了对不公社会的抨击，少了对浅薄得志者的不满，少了某些话题的猎奇，而只有教育，只有一个个教育的细节和梦想，才一次次在举杯浅酌的同时被拈起，被擦亮。而如疯如魔的干国祥将自己生命的上限预定在60，以后若有多一年之可能，他觉得就是赚了。

就这样站在岁月的风沙里，没有花，也没有果，干国祥成为一棵在风中聒噪在雨中沉默的树。岁月一再地砍刈、焚烧、虫蚀着他。他曾经写下诸多温软的文字，记录自己的心情。当时间让创口凝为古怪的瘢痕，今天的他已经讨厌自己一再地书写它们，就像讨厌赫留金向着周围的人群，举起那枚被狗咬伤的手指头。

干国祥不再言说自己的生活，尽管他的生活越来越精彩：那个用坚强伪装思念的女儿如云，已经挺拔如竹；而他的爱人、曾经担忧地问“我们真的到苏州吗？那里有住的地方吗？我会有工作吗？”的陈美丽，也真正成了同行者，成为新教育实验的花园中一朵朴素芬芳的花。

就这样，当年的干国祥，被别人以及他自己渐渐遗忘，生活中的干国祥，又在被他无意间隐藏。干国祥这三个字，在旁人眼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哲学的符号，这样的他，尽管有别样的精彩，却显得有点孤独。

其实，过了这么多年，干国祥依然没变，他依然是那个固守在永无岛上的孩子。他一次又一次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从体制内的名师到新教育研究的学者，从温情的教育随笔到今日犀利的思辩雄文……千帆过尽，干国祥依然固执地守着他的永无岛。他就这样从无中诞生出有，然后，将有抛向海中，任人捡拾，他却重归他的无。

这样的放弃与转身，只有真正的孩子才能做到。因为只有真正的孩子，才会永远将热切的目光投向广袤的未知，才真正理解永无之意：永是一无所有的荒寂，亦是万物萌动的初始。

当然，那真正的孩子彼得潘也会被同情：“那小孩子有别的孩子永远也享受不到的欢乐，但窗子里的这种欢乐，他永远也享受不到。”

无论来自何人，所有的同情都同样的廉价与愚蠢。窗户的存在绝非为了阻隔，恰是为了某日，轻轻，被推开。

但是，真正的孩子，永在永无岛，他不愿建立用功名的砖瓦搭建尘世的城堡，无意间却让整座岛屿成为自己的城堡。那里海盗四伏，只有飞翔才可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