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一次艺术史的档案建设

管季超0712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吴冠中全集》，这是一件重大的文化工程，非有巨大的决心和深远的眼光不可为，而没有多人的合作和向往而不可成。本书的编者，每卷主编皆是一时之选，几乎尽收当代艺术的研究俊彦。他们都是多年研究艺术史，对当代的艺术颇有判断，特别深切地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历程以及吴冠中先生的贡献，并且眼光独到，选择精当，把一本书的出版变成为一次艺术史的档案建设，必将有功于艺坛学界。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从一位艺术家的创作痕迹，映照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使历史存照，有所归依。
我不从事近代美术史的专题研究，所以无力参与全集的编撰。我生也晚，跟吴冠中先生本人不仅没有交情可言，而且自80年代以来意见就有所不同。对艺术的理解不同，对什么样的艺术在中国能起作用的判断不同，而且诉诸于争辩，实践于事业。因而在那样的场合颇觉汗颜。然而，出版社竟然在《吴冠中全集》出版发行仪式举行之际邀我到场，使我不得不想起平生与吴冠中的三次见面，而这天正是第三次。吴冠中先生的艺术，我认为得自于巴黎画派的余绪，然后又在一种高度封闭和对抗的文化境遇中间绽放。三四十年代的巴黎在完成现代艺术的第一次革命，即后印象派对于世界的自我重组和解释的创造之后，又滋养了现代艺术的第二次革命，即以毕加索为代表的，不在绘画中模仿现实世界可见的形象，而是把画幅变成造物本身，独立成物，全然凝结人的创造，让精神完全显现。紧接着，巴黎又收留了在瑞士苏黎世达达派开创的现代艺术的第三次革命的浪儿，把艺术和反艺术统统驱逐到人的意识之外，在超现实中间寻找存在的意境。三次革命的成果终于在巴黎的团花美酒、香鬓软语之中，融化了来自世界不同文化的天才，流淌出美丽绝伦的巴黎画派。巴黎画派的艺术处处既在人的意料之中，而才思横溢的艺术家总超出艺术的陈规之外。也许，对于巴黎来说，外来的艺术家和学生会给她注入新风，但是她又为这些艺术家准备了形式与美感的厚礼，让他们带回自己的国度，云散天下，流布不可言说的风韵。
八十年代时我对吴冠中的艺术，一方面敬佩，另外一方面又更有所期待。因为解决形式问题已经不是艺术的根本问题，杜尚已经把形式问题超越了。杜尚此时已经背井离乡，不在巴黎画派之内，而在美国的“穷乡僻壤”预备着他惊世骇俗的精神孤独之旅。但是，我也深切地知道，中国由于自身文化的需要，并不见得要与现代艺术的第三次革命并肩，或者还不到时候，因此我深深地理解吴冠中把巴黎画派这一层次的艺术引入必定对中国艺术的自我更新起重大的作用，但是冲突也在所难免。
吴冠中先生自己与中国正统艺术之间的冲突，他言之甚详，而全集的编者也多所论述。而我所理解的艺术与吴先生艺术的冲突却开始于20年前的第一次会面。1986年前后，中国美术界为探索艺术的未来、贯彻改革开放的国策，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现代艺术运动。为了把握情况，讨论问题，在当时完全有信心把握中国艺术界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之中，组织了一个十余人的理论小组。吴先生在座，邵大箴先生、水天中先生在座，我当时也曾敬陪末座。记得一次，吴先生说,现在的年轻人所做的现代艺术，是在模仿西方的创作，是一堆“洋垃圾”。作为80年代现代艺术的重要组织者之一，我当即据理反驳。反驳的理由，一如我在全国美协所作的报告《西方当代艺术画坛隔岸观》中的第一条，就是“口与手的颠倒”。当时力争的是，当艺术再现和模仿世界的功能被现代媒体替代之后，艺术的首要功能是更新人的观念。现代艺术首先是针对人的本性本质、针对现代化对人的压抑、分割、焦虑，是人类现代化的现象，又是推进现代化的动力。记得吴先生声音高亢，斗志昂扬，一时间把两种探索性的艺术之间的学术争论带到了一个激烈的前沿。当时的吴先生虽已年过花甲，也还没有现在的这种盛名，所以他是以一个艺术家的体验在说话，也不会摆出对我们这些后生不屑的态度，认认真真，全心全意探讨艺术的未来和人的理想。
时间一晃过了十年。1997年的一个下午，吴先生功成名就，被北京大学“精品艺术讲座”请去演讲。一堂几百师生仰望，聆听他对石涛话语录的新解。吴先生宜兴人氏，演讲到动人处，妙语连珠，旁征博引，如泉涌，如行云，如孤鹜破霞直落当庭。他形容线条，用了一串古字，以方音讲出，铿锵有力，内中入声字与平仄相激，更加爽朗。可是听众多不是来自吴越语区，欣赏演讲，但见美丽，不知所云。此时，有一人征得主持人叶朗先生的准许，为吴冠中先生写板书，一如碟片之字幕。当先生讲到gāusōng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