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八十年代中国摄影2010-02-24 作者:萧沉
“如此重要的八十年代,小说、诗歌、美术、电影、戏剧、摇滚等领域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梳理与整编工作,惟独摄影界还处于瞻前顾后、急功近利、乱点鸳鸯谱之类的世故状态,这是需要自掌嘴巴的。”
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
一. 八十年代的重要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离我们不近也不远。说不近,是因已过去了二十年,《山东画报》判定“老照片”的时间年限就是不能少于二十年,既然二十年为“老”,也就不算近;说不远呢,则又因八十年代在摄影界打拼的风云人物都还在,虽大都“头雪暗添”步入中年老年,但众人在场,感觉还是活生生的充满活力,且绝大多数至今刀锋犹锐,战在一线。当然,这些似乎皆不重要,重要的是八十年代之于中国摄影,亦如八十年代之于文艺各领域,在当代中国文艺史中是异常特殊的十年,甚至可称为当代中国之“文艺复兴”,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因为此前的五、六、七十年代,中国几无真正能体现“自由意志”的文艺,更多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宣传;而此后的九十年代乃至今日新世纪,因距离较近,目前还没到亟待回顾与梳理的迫切必要,完全可再沉淀些年。况且,即使要梳理九十年代,也必要将八十年代先理清楚。具体到摄影来说,九十年代的纪实、后纪实、报导、观念等摄影形态,其源头或根基也皆在八十年代,无法绕过。 近三两年,文艺界回顾八十年代似乎热起来,查建英一本人物访谈式的《八十年代》,是个代表。她在序言中援引了洪晃说的一句话,倒是蛮有意思,洪晃说——“其实现在哪有什么文化/要说文化还得说八十年代”……我想,这并非是句玩笑话,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多半会认同。因为,即使如今的80后新青年,我以为也还在接受着八十年代中国文艺所延续与传承下来的强大余响。不是么?我们只看今天那些仍然活跃在文艺各领域并执牛耳者,便会由衷感到他们皆是八十年代造就与贡献出来的文化精英。而驰骋于八十年代直至今日的这一代文化精英,身上既有着接续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不乏先锋性的新思想与新创造。思来想去,还是要感谢八十年代,虽然那十年的政治也不乏忽左忽右,文艺也不乏乍暖还寒,情绪也不乏郁闷躁动,但大家至少还都怀揣着一腔理想主义人文激情,这在今天似乎已尟见了。
文革过后的中国,尤其进入八十年代,亦如关久了的一座集中营终于打开,人们四散,向自由狂奔。跳交谊舞、唱邓丽君、穿喇叭裤、打麻将牌、烫大卷发、赶出国潮……百姓们都在追讨失去的青春。而知识分子与文艺人呢,则忙着结社、办刊、饥不择食地读书、争先恐后地呐喊,疗抚伤痕,宣泄愤慲,修补心灵,张扬个性,仿佛天降大任于斯,每人的头上皆闪烁着一圈儿理想主义光环。就思想环境来说,八十年代虽自上而下地鼓励“解放”,但中间所穿插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3-1984)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7-1988),依然构成了对文艺界与知识界的紧箍,使得中央高层所鼓励的“解放思想”几近一张空头支票。而那时在“思想战线上”所谓的“内紧外松”其实也被无限扩大到民间最底层,以“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为例,记得那时一夜之间,烫髪或穿喇叭裤之类皆成禁忌,连《马克思传》内页因印有燕妮夫人袒露肩膀和颈胸的照片,也被视为“黄色书籍”收缴。而摄影界最典型的案例则是1984年被判处死刑的宛然与赖庆红案,如此重判竟然是因拍摄了在今日看来极为普通的人体艺术照片……
当然,忽左忽右时紧时松的思想政治形势,对文艺界与知识界“识时务”之谨慎者而言,是有其警示与威慑作用的;但对少数具有独立人格、坚定人文理想、崇尚生命表达、坚守自我尊严者来说,却更会激发出异常强烈的反作用力。摇滚歌王崔健的呐喊便是八十年代不可多得的强音;而在思想界与电视领域,问题著作《山坳里的中国》的出版、大型电视纪录片《河殇》《天安门》等等的出现,无疑是八十年代思想文艺领域最结实也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作品。是的,我一直认为八十年代后半期所呈现出的文艺思想及相关作品,更能体现那一代文艺精英的独立精神与人文理想,更可见证出八十年代变革之下的历史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