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收获的一天（2010.11.4在车小）[登陆才可看图片]

管季超0712

很有收获的一天（2010.11.4在车小）

孝南区教学研究室小语教研员   管季超

上午第一节课时间

    ■车站中心小学6（3）班教室外走廊彩喷的《班级简介》牌内容（文字录像）
    ——班主任：牟丹
      配班教师：李俊
    ——班级格言：我能行，我们能行！
    ——班主任寄语：创最好的班级，做最好的自己，愿孩子们勤奋乐学，团结拼搏。
    ——班课表
    ——4位女生1位男生的彩照
    ——《班级简介》牌约大于整张《人民日报》。


    ■车站中学6（3）班教室环境描述（文字录像）：
    ——桌椅：深蓝色复合板桌面、灰色铁桌腿，钢木结构靠背椅

    ——教室有多媒体 教学平台，投影屏幕。

    ——学校有高音喇叭，声音很响，可直达校园每一个角落。6（3）班墙上挂有一只小喇叭，声音也很响。
    笔者在学生“大课间”活动时坐在教室，感到声音似乎太大。推想以“能听到‘即可’”为音高上限，大概听觉上会舒适些。

    ——教室墙面布置：

    a、前黑板报上方空着。白净的一面墙，空着也好。

    b、南侧墙面：分别布置了两个专栏《开心的我》、《美好的瞬间》，张贴着班上孩子的彩色照片，一个个天真可爱。
    （想起1984—1993年间我在原东门中学任团委书记、初中班主任时，带学生到飞机场，到园艺场春游采风，照的是小尺寸的黑白照片，学生仍欢喜得很）

    c、北侧墙面：也布置有两个专栏：
    ①《风采展示》：张贴有学生的16开美术作品10幅。
    ②《金色年华》：张贴有10余篇学生好作文。靠下方张贴着几张表格，疑似考试排名。因相隔较远，看不太清。

    d、后墙：
    ①黑板报内容：抄写了《学会合理消费》，《幸福人生》、《读书有益美体》、《快乐学习》四篇短文。
    假如是由学生独立完成的，这一期黑板报是相当好的了。
    ②黑板右侧，有一个木板《车站中心小学周周评》。

    ——教室前黑板左侧墙角有饮水机。
    纸盒包装的蒙牛学生奶搁在课桌上，有些学生已经喝了，有些还来不及喝。
    有3位学生自己又买来矿泉水或果粒橙。

    ——教室里有四只日光灯，四台吊扇。
    墙裙齐腰高均贴有白色净面磁砖。
    地面是大块的磁砖。
    教室配有3只拖把。
    教室的玻璃窗外都有防盗网，玻璃窗上张贴有五彩的剪纸小窗花。

    ——该班男生21人，女生33人。 人数并不太多，但仍觉得有些挤。
    该班建有“图书角”，有各类儿童读物约百本。

         ——记录描述者感受：
    作为一个教学班的硬件配置，6（3）班已经相当好了。与上半年曾经到过的武汉品牌小学“红领巾小学”的那个五年级教室相比，没有任何差别。
“硬件”如此好，剩下来的就只看“教者”、“学者”等“人的因素”与“红领巾”的PK了。

上午第二节课时间

       2010年11月4日上午在车站中心小学听201班乐纯老师《17，酸的和甜的》一课描述式札记。

    ●上一节课在6（3）班听了牟丹老师的一节课。
    我室副主任鲁双清同志和车小政教主任涂素琴等同志一起听了牟老师的课。与鲁主任商量好，由他来作评课，我会在午休时间看看该班的学生《作文本》。

    ●牟丹老师的教学语言爽利干脆，给人印象是干炼泼辣的;乐纯老师在上课时，一直微微笑着，语调轻柔。
    我想，这样的两种语言风格，与所教年级似有某种期待中的对应关系，感觉都挺好。

    ●牟老师的一节课，板书三排，约40字;乐纯老师的板书则采用的是①即时贴的小画片加表示文章逻辑关系的矢向线条，②与教材配套的挂图，③抄在色纸上的文中一段话。磁性黑板挂取均方便。
    ●乐老师抄录在红纸上的那一段话是：“他望望架上那一串串紫红色的葡萄，迫不及待地爬上葡萄架，摘下一串就要往嘴里送。”
    意在让学生品味语言。
    ●乐老师再拿出一张黃色的纸，张挂黑板上，让学生比较这两句话的异同。体会语言表达的细微处：
    小猴子爬上葡萄架。
    小猴子迫不及待地爬上葡萄架。
    ●乐纯老师又拿出一张黃色的方纸片儿，张挂在黑板上。纸片上抄有一句话：“小猴子听了，大口大口地吃起葡萄”。
    这张纸片的四个边被用心地用彩笔画上了装饰花边。
    磁性黑板是深绿色的，先后出现的红色、黃色板书用纸片形成色调对比鲜明的“图地关系”，看来，乐老师在这一个小细节上，也用了心。

    ●课堂气氛轻松，师生的互动自然友善。
    见到后排有二三位男生沉浸在自顾自的“走神儿”状态，乐老师似乎不大能顾及得上。

上午第三节课时间及午休时

                    2010年11月4日上午第三节课细看车小六年级部分学生《作文本》留札

    ●6（2）班陈聪：
    ——《暑假趣事》一文写得生动细致，语言也非常流畅。从一般记叙文的写作角度作评，无可挑剔处。
    这位同学的作文与同班同学的作文水准高出许多，让人不得其解。
    与前次在陡岗中心小学6（3）班作调研时一样，陈聪同学的字写得很工整，但有些字细如芝麻，只占到字格的6分之一。
    在《作文本》上为其示范：撑得满一些，开朗大方一些的书写。

    ——《读（窗边的小豆豆）有感》。
    到写这篇文章时，陈聪同学的字更小了，拿着《作文本》，凑近看，才能看清。
    6（2）班的语文老师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文后批语中写了“以后把字写大点！”

    ——6（2）班语文老师在陈聪同学这两次的文后均有多达近百字的批语。
    按照批语的文意，是可以分段的。
    于是用∥线在第二文文后批语中作了分段提示。
    （请车小6（2）班语文老师参看我10月份在陡岗中心小学6（3）班的调研札记）

     ——6（1）班邓月明：
    汉字写工整，开朗，易认，美观。
    楷书之难，在于间架结构。邓月明同学的字间架结构都很好。
    假如再花一点点时间，找一本由书法家书写的楷书字帖，在老师的指点下来临习，也许这个孩子一生就拥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字写得好！
    坦白讲：老师的书写习惯倒是要有意识地“憋”一下。

    ——6（3）班胡晓笛：
    看了胡晓笛同学两篇习作：《假如我是一棵小杉树》、《祖国，我爱你！》。
    老师在两篇文章的文末都有约50字的批语，很认真。但全是以第三人称的语气来写的，缺乏与学生的“对话感”。

    ——6（3）班胡可涵：
    该同学写的《海》一文，记叙的是暑假在青岛海边游泳的故事。
    这一篇文章肯定是学生自己根据当时的感受来写的，是“真作文”。
    “真作文”即使毛病多一点也没关系，慢慢来解决。假若一上手就养成了“套写”或“抄写”的习惯，就难办了。

    ——6（3）班鲁芊：
    《假如我变成一只青蛙》一文写得很有童趣。
    这是一篇独立写作，无所依傍的“真习作”。
    看到另外一个班的某几篇学生习作，似“套写”。

    判断的依据是：鲁芊同学此文出现18个“我”，接近一半是可以省略的。
http://xnjyw.5d6d.com/thread-25459-1-2.html
   （这与在陡岗中心小学6（3）班所见如出一辙，看来是共性问题）

晚上回家后作的工作反思

                            ☆在咱们车小六年级，目前实行“学生互批作文”可行吗？
  （对一个教学“技术细节”的讨论，曾与该校胡保东同志、胡明同志交换意见，获得共识）

    ［案例叙述］：
    上周到车小去，当面委托该校两位同志编制“全区期中学业水平阶段性测试”工作时，送给车小高年级语文教研组组长牟丹老师一本作文集，并预告今天来时，会继续进行已持续三年的“习作教学现状调研”工作，要看高年级学生《作文本》。
    今天上午到校，第一节听6（3班牟丹课，第二节听2（1）班乐纯老师课，第三节原安排的是池英老师的美术课，因我以中学语文教师专业背景学做“美术教研员”14年来，先后听过五、六次池英老师的课。我和池老师已经相互很熟悉，很信任了。于是临时与陪同我听课的涂素琴主任商量，第三节能否不听课，改为看六年级学生《作文本》。涂老师立刻赞同，并热心地跑到六年级办公室，取来三个平行班共约七、八本学生《作文本》。我想第三节课时间加上中午休息时间，可以再看多一点儿，于是央求涂主任又到六年级办公室取来约百余本《作文本》。
    第一批送来的《作文本》均字迹工整，老师也都有精批细改。第二批送来的百余本则全由学生相互批改，老师还来不及改。
    问了一下校内同志，解释说：我们在尝试让学生互批互改。

［互批互改实况描述］：
    ①后送来的百余本学生《作文本》，整体水准明显逊于第一批交来的一小叠。
    ②学生互批互改极为认真。
    ③限于学生的认识水平，在“认真批改”时，免不了会有错别字，免不了会有将比较差的文章大加赞扬，以示鼓励的情形;也有极个别同学将本来还不错的习作误判为劣作的情形。例如6（3）班张莘同学的《武汉江滩》一文书写工整，叙述清晰，字数也有600字左右，属较好的习作，但被同学的批语用三个“没有”全部否定。
    ④在这百余本《作文本》的学生批语中，有2／5强的学生在批语中均使用了“好词好句”一词。或夸赞某同学文章好，“用的好词好句多”或提醒同学要“多用好词好句”;或在称赏某文不错时遗憾地表示“今后要多用好词好句”，等等。

［案例讨论］就此案例，与车小六年级语文组朋友们平等探讨：

    我对“让学生互批互改”这种做法的认识是：
    ①很有必要！因为“学会修改作文”也是习作教学任务之一。
    ②在适宜的条件下，也很有操作性。学生互批互改，既锻炼了学生的改文、评文能力，又节省了老师的劳动量，一举三得，堪称妙举！
    ③一线教师选择何种方式完成教学任务，是有自己的“专业权利”的，这种“专业权利”应该得到尊重。

    但是，我们所有的做法，检验其对错成败的唯一标准，是作用于学生身上的实际效果。
    假若某次习作，老师完全不改，甚至学生也不互批，通过某种其他替代办法能取得好效果，我想也是完全应该允许的。

    前提是：作用于学生身上的实际效果足够好！

    “高效”的前提是“真正有效”;“专业用权、增权”的前提是“用得其所”。http://xnjyw.5d6d.com/thread-1940-1-1.html
    请允许我谨慎地、友善地表达如下建议：

    鉴于目前学生的习作水平大面积有待提高的实际情况，“让学生互批互改”的做法应该缓用、慎用、少用，在老师参与指导和批改质量监控的前提下用。
    “教研员”不是行政官员，管季超的脑袋上也没有唬人的帽子，我的建议不具任何约束力，仅仅只是同行之间建议、参谋而已。

           另一个小问题是：为什么有多达30余位学生在“互批互改”的评语中不约而同地用到“好词好句”一语？

    我的推想是：
    ①老师的衡文标准有偏差，在长期的师生互动之中，这种观念上的偏差又影响了学生的评文观。
    ②学生批改时极为认真，但毕竟“词库”容量有限，力有不逮，只好频频使用这个词。

    试提两个趣味性的小问题，请车小六年级同仁们来思考：
          问题一：《水浒传》中写林冲的部分有一句话历来为文论家称道：“这雪下得正紧！”
    这句话叫不叫“好句”？哪一个字是“好词”？假如咱们的学生来批注，能不能“光荣入选”《好词好句排行榜》？
          问题二：我有一顶高级呢礼帽，另有一顶很有地域风情的夏威夷草帽。
    前者我扣到《卖炭翁》头上，后者我扣到《上海滩》许文强大哥头上。这两个“好词”是否“戴”得其所？


    ■鸣谢：
    ——感谢车小的领导和语文组同行们给了我学习思考的机会。老师们辛苦了！

    ——本周一周之内，车小要迎接上级单位连续四次大型检查。天天有客来，热情迎嘉宾！！！
        在“迎检”的万忙之中，涂素琴主任按校方安排一直陪同我听课，提供帮助，深表感谢！

    ——“牟丹”老师的姓“牟”字我一直读错音，今日车小胡保东同志查电脑纠正了我的错读。
          谢谢！（我另有“阚”姓，“臧”姓也一直读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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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里的“好词好句”实际上是陈词滥调[转帖]
2010-04-12







       在中小学语文教育里，最富中国大陆特色的莫过于摘抄和记诵“好词好句”。某晚，我女儿在做一本《语文拓展与训练》作业。里面有一道题目：写出和“翻来覆去”相似的三个词语。
       女儿说：“爸爸，请帮我想三个跟翻来覆去相同的成语！”
       我随口就答：“游来游去！”
       女儿妈妈说：“不对……两个游字相同……”
       我苦思冥想了半天，总算说了一个：“眉来眼去。”
       女儿妈妈勉强同意，但“翻”“覆”是动词，“眉”“眼”是名词，总不配。
       我很努力才想出这个词，实在辱没自己研读文学二十年的薄名。
       汉字和词语，作为造句单位，大多数并无特别的褒贬倾向。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这些词按照拼音顺序排列，显示出了词语与词语相互平等的观念。每个词语在形态和表达意义上，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一个词不比另一个词更好，词与词之间也没有特殊的等级差。一些常用的成语，也不比其它普通的词语更有价值。有独特文学追求的优秀作家，都回避俗语，研求新句。被选入中学课文里现代文学名家作品，如要求学生背诵的《荷塘月色》，开头就极“平淡”，无奇特的词语。
       我仔细地排查了整篇文章，成语寥寥，“好词好句”无踪，换成中小学生的作文要求，大概只能勉强合格。
文章里那几段著名的“好句”，如“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和“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句子拆开成单词单独来看，并无特殊之处。其中的“微风、渺茫、和谐”等词，实在算不上特别的“好词好句”。它们只是被作家有机地组合到一起，准确传神地表达出那一刻的细微感受，才形成了整段的“好句”。这“好句”，也必须融合到整篇文章营造出来的特殊气息里，才有价值。
       朱自清是一名有追求的散文大家，他在行文中，精心择取情感色彩很淡，语气相对平和的中性词语，尽量排除华丽、高亢的词语，营造一种内敛的气氛：不偏倚、不渲染、不煽情、不造作，不激进，不颓丧。这是一位审美个性卓绝的文学家，他因为不随流俗，不入媚语，不喊口号，他的作品才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基本“工具性”思维，让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死词死句，并且规定这些脱离了“文学”肥沃的土壤，被折断下来的、枯干了的词句才是学生学习的核心内容。他们或许以为，用这些“好词好句”堆砌到一起，就会变成为他们所认同的好文章。小学语文教材，大多数都是教材编写员自己想当然地用“好词好句”堆砌起来的“黑板报”，既无真情实感，又充满了空洞的道德教化。
       中小学生在这种死板的语文教育逻辑下，变成了可怜的词语垃圾收集者。他们每天忙于寻找散落在地上的词语碎片，把枯枝败叶扫到作业本这个垃圾筐里，为变成词语的垃圾大王而白费功夫，而不去好好阅读前人的杰作，体味其中的独特文学魅力，也不去学习观察、欣赏、体味生机盎然的树木，去感受这些自然万物婆娑、高洁、挺拔之美。一个孩子的健康心灵，需要从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学习和培养。只有丰沛的精神和敏锐的趣味，才能激活那些平淡词语身上的光彩。
       如果一名学生不懂得去感受自然生命的美好，尊重自然生命的个性价值，他们就不会懂得：无论多少堆落叶，都代表不了一棵树。无论收集多少“好词好句”，也难以写出一篇好作品。
      这种机械、僵化的思维模式，让小学教材编写员自信心爆棚，他们自己杜撰出几十篇拥塞着“好词好句”的课文让小学生学习，有些甚至要求背诵。他们同样不知道，百货商场橱窗里的木头模特，身上披上再多再华丽的衣衫，也只是一段没有生命的木头。它们没有面孔，缺少五官，肢体僵硬，永远只会摆出一种僵硬的姿势。小学语文的编者自撰课文，就是这种没有面孔的木头人。
       古今中外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作，都适合编进教材里，尤其是小学教材里。中小学生如果要真正获得知性的认识，情感的培育，他们就应该在整体性的名作阅读中，浸润心灵，培育德艺。
       真正的好作品，会引导读者进入一个独特的、超然的世界里。人们读完这样的作品之后，不会仅仅记住其中的若干“好词好句”，而是会沉浸在这部作品整体营造出来的深挚情感天地里。词与句，只有被格调高妙的作家准确细腻地运用到表达情感，描写景物，展开想象的行文中，才具有独特的意义。
       单独存在的词语，仅是一个中性的字符，它的字（能指）和意（所指），在长时期的约定俗成中，大致固定。只有社会变动急剧的社会，尤其是像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巨大变化时期，才会把各种词语的表意符号和它的特定表现内容加以割裂，重新组合，蜕变或者剥落，变成复杂的新含义。比如“地主”这个词，在其先前的本意上，并无特别的贬义，而是对土地权拥有者的命名：占有大量农田的“士绅”是“地主”，拥有耕地的“农民”也是“地主”。凡是拥有土地的士绅官宦或者黎民百姓，都是土地的主人。这个普通的名词，经过上个世纪中期的暴力改造之后，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恶咒。“地主”自己不仅会被打倒，会被消灭，会永世不得翻身，他的后代子孙也会被剥夺基本的教育权利，成为真正的社会弃儿。那个时代，任何人对“地主”这个词都唯恐避之不及，生怕沾边惹祸。
       词语的“阶级性”，是暴力赋予的，不是天生的。这种“阶级性”的暴力判断方法，在语文教育中改头换面，变成了“好词好句”的优劣评级选择。难道，“好词好句”需要记诵，“坏词差句”就要全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一把火烧个精光么？这种词句好坏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按照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和教学逻辑，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只能挑选十分之一不到的词语来膜拜，学习和记诵。剩余的大部分词语遭到了贬抑，受到了鄙视。这些词语，是不是该全都挑出来扔掉呢？根据过去的贫下中农识字逻辑，确实不需要这么多词语，只需要出一本薄薄的，只有二三十页的识字本，足矣。
       一篇好作品的最基本要素，不是“好词好句”，而是作家的独特思想和情感。好作家，能运用貌似普通的词语，把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趣味表达出来，使这些词语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新的语文教育，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推行叶圣陶主编的简体版中小学语文教材起，为了迎合各种政治形势的需要，不断地修改，最后简化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字报集中营。
       近三十年来，虽然在选择篇目上、在教材编选和图文形态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核心的教育思想，没有明显的改进。
       “语文”侧重于“语”，而无关乎“文”，其“机械论”“工具论”的思维，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对于经典作品的解释，也用寻找中心思想，划分段落大意的方式，来屠宰肢解那些无辜的作品。
      这种教育进行了五十年，我们可怜的中小学生，经过多年的机械训练，脑袋里塞满了成千的“好词好句”，却写不出一篇稍微有点真情实感的文章。一九七八年以后，大陆文学界里有点成就的作家，很多都是语文学习的差等生——他们的文学感受和阅读训练，是从阅读跟课文毫无关系的“闲书”开始的，他们的写作学习模式，大多数是自学成才。而那些中小学语文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被连续灌肠般洗脑，长大成人之后，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文学作品的基本欣赏能力，脑袋里装满了词语的垃圾，内心里凝结着几小块麻木的情感。他们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过着浑浑噩噩的熏肠人生。对自己、对情感、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他们都几乎一无所知，而患上了失语症。只有当今网络疯狂流行的缩略符号，聊天工具上的各种怪词串词，人与人之间的陌生“雷”词，才是对他们封闭已久的蒙尘心灵的最大解放。
       一只垃圾桶装得再满，散发酵出来的也是臭气，而不会酿造出飘香的美酒。
       只有好的文学作品，才使得最普通的词语具有鲜活持久的生命力。
       不去阅读经典名作，不去感受这些作品给人们带来的高尚情感，而专注于搜集“好词好句”，是典型的杀鸡取卵。就像是把一头美丽的驯鹿杀死，剁成碎片，然后让学生们来围观鉴赏这些肉块。好的作品，不会堆砌“好词好句”。欣赏一篇作品，就要用心地取感受其整体的品格，凌迟肢解，只能得到片鳞只爪。



                                                                            陈词滥调
与“好词好句”相对应的是“陈词滥调”。
       从浅层意义上看，这两者本来应该有着本质的相反意义。“好词好句”就其表面的词意而言，应该指那些感受独特的、个性化的词语，而我们的中小学教育里的僵化模式，却把这种个性化的词语摈弃，而选择共性化的、无差别的词语来代替。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很受重视的成语的学习和记诵，就是这种共性化词语的明显例子。
       经过相对漫长历史时期的整合以及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语变成了一种高度浓缩和概括性的描述符号。而正是这种概括性和浓缩性，使得该词语的特定描写对象普遍化，庸俗化，进而变成了人们不经过大脑思索就脱口而出的“陈词滥调”——一到春天，就姹紫嫣红；一到夏天就骄阳似火；一到秋天，就果实累累；一到冬天，就冰天雪地。一高兴就欢呼雀跃，一难过就伤心欲绝。
       这些都是典型的“好词好句”，它们因为被长时期地、无意识地滥用，而变成了“陈词滥调”。通过对这种“陈词滥调”的僵化传承和记诵学习，人们的个人感受，就被抹煞了——巨大的南北距离，广袤的东西差异，全都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概括性词语里，被彻底填平。无差别的认同，是整体社会的意识形态诉求，也是文化趣向。人们通过这种“陈词滥调”的学习和表述，获取了彼此的身份认同感。
      “身份认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政治、文化圈里诸种人群的习惯性焦虑。人们通过传诵“陈词滥调”的方式，不断地寻找彼此的共性，在这个基础上，种群内所有成员都获得了继承种群文化暗语的权利，排他性地、并且自由畅通地通过这种“陈词滥调”进行信息交换。
       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巴黎小市民，用“外省人”一词来确立这座城市的中心地位，以及作为这座城市市民的潜在荣誉感。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小市民，则用“外地人”一词来区分他者的身份，寻求内在的认同，并且通过排斥性、贬抑性的命名方式，潜意识地凸现了一种相对狭隘的排他心理。香港人，则站在长期的外在政治文化经济的角度，把整个中国大陆称为“内地”，大陆人则被命名为“内地人”。这种跟上海的“外地人”的排斥性命名方式，相映成趣，都同样地隐含着这两座城市与其它地方不同的特殊性诉求。
      “樱花”是日本国民性的相对稳定的性格特征描述，“郁金香”是对荷兰的另一种指代，而“紫荆花”是香港人的自况。每一种具体的象征，都暗示着这个群体——国家、地区、民族、部落、城市、乡村——的强烈自我认同心理。身份认同，是对个体所无法承受的孤独的恐惧和逃遁，而“陈词滥调”，则是最好的抗生素。
       从中小学生开始学习的“好词好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强烈自我价值认同的方式之一。通过这种学习，各具自我个性特症的学生，被集体化、类型化、抽象化、从而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隐喻指称：鲜花。“鲜花”所具有的特殊的脆弱象征，我已经在第一篇文章里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这种对学生个性的有意识打压，是把他们训练成合格“螺丝钉”的必由之路——脆弱的个人，只有融入集体，才有价值。单独的螺丝钉没有价值，只有千千万万颗螺丝钉拧在一起，才组成一具有价值的机器。所有的比喻，都指向了“非人性”的“物性”。
       在这个弯曲而漫长的路途中，“好词好句”腐烂、变质，成了“陈词滥调”。
       我们当下社会，“陈词滥调”的泛滥，表明了整个社会的自我缺失的焦虑正在弥漫，犹如法国作家莫迪亚诺在《暗店街》里描述的那样，自我被自己遗忘，因此自我变成了他者。叙述者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彻底失踪，被漫天飞舞的“陈词滥调所淹没”，成为一个阿Q在最后画押时努力描摹的“0”号符码。
       跟法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自我解放运动的激烈探索不同，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自我”成为沉重心理负担的社会里，“陈词滥调”反而变成了便于隐伏的草丛。所有人都面目模糊，头戴丝袜，腰缠布带，手擎利斧，打着“山寨”的旗号，在想象中宽阔的原野里，烧杀抢夺，坏事做尽。个性价值的消失，让这种无罪感轻松地超越了“原罪感”——集体有罪，而个体无辜。
       在一个特定的范围里，群体性事件往往隐伏着巨大的破坏力，而在“正义”、“复仇”、“血债要用血来还”等陈词滥调的鼓舞下，群体中的个体，往往会情绪失控，而以暴力的方式来倾泻仇恨与不满。个体隐伏在群体中，却往往能得到赦免。在中国传统的习语里，这句话叫做“法不责众”，在西方传统文化的理解中，这叫做“多数人的暴政”。暴力和暴政的背后，通常隐伏着这些没有五官特征，只有握着石头的手高高地举着的群体中的个体。
法国学者阿莫西和皮埃罗所著的《俗套与套语》 里说，“群体，某个少数民族，或者某个较大的民族，某个国家，当然还有某个性别。这些不同类别的集体意象在身份确立和相关的行为和互相作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人们在长期的相互指认中，形成很多概括性很高的描述——法国人→浪漫，英国人→绅士，德国人→认真。等等等——这些词语，如“法国人浪漫”，是典型的“陈词滥调”。它通过一种无差别的描述，把整体法国人囊括进去。即使这个国家里有很多认真的法国人，也无法逃脱这个“陈词滥调”的枷锁，他必须“浪漫”起来，才能融入“法国”这个身份认同里，或者，他拒绝认同而被排斥到另外一个国家，不得不身份移民或者精神移民。也有一些伪法国人，为了给别人造成一种“浪漫”的假象，他们的交谈中，时不时地掺杂着一两个法国词。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上流社会，如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妮娜等人的嘴巴里，总是不断地迸出一句法语来。在谈话中加入法国词汇，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上流社会社交圈的时髦。在中国大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港台流行歌曲里常常会加进几个英文词，而增加了时髦、洋派的气氛。这种“时髦”的话语，这种“陈词滥调”，就像是在身上喷洒花露水来冒充法国夏耐尔香水一样，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和他者的混同，通过不同意义的偷换，而占有了对方的一部份价值。又或者，一个高级女人，因为喷洒了兰蔻花露水，而让自己沾染了“法国”色彩，从而把自己和身边的俗人区分开来，并顺利进入了另外一个价值圈里。
       在中国大陆文化圈里，南北差异也很大。
       北京人喜欢嘲笑上海小男人，上海喜欢抨击北京人的夸夸其谈。
       这种城市身份的标签，同样适用于其它不同的省市，例如武汉和长沙，浙江和江苏。不同地区的人自我互相混同，而跟其它的地区彼此排斥。这种认同的方式，是典型的庸众生存，大众化生存。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上海的一部分文化人开始言必称“三十年代”，张爱玲笔下描述过的“旗袍”，成了穿越时光隧道的云霄飞车。一旦这个词汇和风尚迅速风靡，它就变成了“陈词滥调”。“陈词滥调”的最明显特征，是“从众”——在那个时期开始风靡大陆文学界的原捷克作家昆德拉把这描述为“媚俗”。
      一名优秀艺术家，一个个性独特、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必须跟“陈词滥调”，跟“媚俗”作抗争。正如昆德拉在他的名作、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写到的医生托马斯和女画家萨宾娜一样。为了把自己跟“布拉格之春”事件里的庸众、政客和御用文人区分开来，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模式。托马斯变成了建筑工人，萨宾娜远走他乡。只有“生活在别处”，昆德拉笔下的独立知识分子，才能保持自己的敏锐洞察力，而不被“陈词滥调”淹没。
        《俗套与套语》这样为“陈词滥调”作了描述：
       俗套（Stereotype，即“陈词滥调”）加强了个人对自我的承认，而自我承认被定义为主体对于自我进行的评价。事实上，俗套(stereotype)首先是把“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的归类工具。在此过程中，一个群体获得了一种面貌特征，一种同一性，这种面貌特征使之与其它群体区别开来。……个人的多样性被缩减到最低程度，人们拒绝看见这种多样性，或者说，他们缺乏发现这种多样性的能力。
      “人们拒绝看见这种多样性”，正是对中国大陆中小学语文教育模式的最精确描述。
      语文教师奉命行事，他们通过每天强迫小学生进行无意义的“好词好句”的训练，从而把他们全都混同为一个整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三好学生”。这种学习还造成了这样一种强烈的暗示：“好词好句”是“我们”“三好学生”的，“坏词差句”是“他们”“差等生”的。通过这种简单的垃圾分拣程序，把“我们”和“他们”分开，用一种粗暴而简单的“二元对立”观念，“一分为二”地把整个世界破开，分成两半，一半是好的，一半是坏的；一半是善的，一半是恶的。这种可怕的分裂无处不在，不仅造成了白天和黑夜的分裂，造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分裂，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裂，而且造成了词语的分裂，从而把“爱与恨”的观念，强烈灌输给这些学习者。
      在这种学习不断地得到强化之后，这些学习者的智力开始退化，只会用“接受”和“抵制”的方式来看待“他者”。凡是赞同和表扬我们的，就“接受”；凡是对我们进行批评的，做出不符合我们观念的事情的，就“抵制”。
       一整篇文章，例如上文引用的《荷塘月色》，假设精心地把“好词好句”挑选出来之后，把其它的内容扔掉，那么，这就像是吃鱼时，挑出了几根鱼刺塞进嘴巴里，然后把整条鱼扔掉一样。
       这不可笑，也不荒诞。
       这是正在进行中的现实。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初稿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改
_________
注释：[1] 《俗套与套语》，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丁小会翻译。书名“俗套”，是“Stereotype”的规矩中译，也可译成“陈词滥调”。

管季超0712

报告万红春/胡明主任；

      我已按在宜昌会间的承诺，将[宜昌会议]四节名师课案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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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季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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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佩

       严是爱，松是害。

管季超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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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楼上跟帖

       未经校方明确邀约，我一般不会主动到校。

       一怕给学校添麻烦；二我[一身而兼四任/小语、音、美、幼教]工作太忙；三我年近五旬，应持有专业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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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教育局局长，还是普通教师，都请给教研员以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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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红娟

            真希望管老师能亲临现场指导工作！

鲁林涛

[引]乐于和一线教师在一起做小事，做细事。


细节决定成败/汪中流专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