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漪与学子对话：人生的每一种角色都要做优秀

管季超0712

于漪与学子对话：人生的每一种角色都要做优秀
www.jyb.cn　2010年10月29日　
作者：金慧瑜 龚瀛琦 杜越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人生的每一种角色都要做优秀 ——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于漪与复旦学子对话 和学生们在一起，于漪脸上的笑容总是那么灿烂。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她是一名教师、一个妻子、一位母亲、一位校长，她还是一名人大代表。无论何种身份，她都做到无可挑剔。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精神——将责任视为一种信仰，这辈子问心无愧。 　　她就是于漪。 　　采访对象：于漪（以下简称于），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 　　采访者：龚瀛琦（以下简称龚），复旦大学新闻学硕士二年级学生；杜越（以下简称杜）复旦大学新闻学本科四年级学生；金慧瑜（以下简称金）复旦大学国际传播学硕士一年级学生 　　职责：永无止境的追求 　　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于漪老师获得教书育人楷模的殊荣在众人眼里是当之无愧的，但她的心中却只有惭愧与不安。她拿着议案为基础教育大声疾呼，为解决教育经费的难题奔走相告，却谢绝了从政的道路。她用真情去诠释，用行动去见证，作为一名教师朴素而伟大的信仰。 　　龚：这次被评为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您有什么感想？ 　　于：其实我是深感惭愧和不安啊！和在岗的老师比，我的工作压力和身心紧张程度跟他们不可同日而语；和其他获得荣誉称号的老师比，我身上还有很多的不足。我一直认为上课就要打开学生的心门。但是我看到蒋院士把两个星期的课程用一节课就讲得那么清楚，我就觉得自愧不如，对不起学生。又比如湖南农业大学那位六十几岁种葡萄的教授，带领团队攻克难关。他说：“葡萄不是种在黑板上的，是种在地里的。科研论文不是写在纸上的，是要装到农民的腰包里的。”他的确帮很多果农脱贫致富，使他们变成万元户，十万元户。我一直在对照这两句话，我觉得我是真的对不起学生。所以去北京领奖的三天里我一直处于激动、感动和不安之中。这次评选是在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和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之后。我想，能够受到这样的殊荣绝不仅是个人的光荣。 　　龚：您曾经当过人大代表？ 　　于：是的，我当了25年上海市人大代表，一共5届；还有3届人大常委，2届教科文委副主任，都是兼职的。也正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为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大声疾呼。当时，教育经费非常紧张、拮据，危房简楼很多，教师的工资也是很低的。所以我为教师的待遇、地位、教育经费提了很多建议，也包括议案。 　　龚：这些问题后来都解决了么？具体是什么样的议案？ 　　于：1988年，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这一年，政府预算报告中教育经费增长5.7%，而符合入学年龄的儿童人数则增加了10%以上。学生增长与经费增长差距太大，导致小学要改成上下午两部制，轮流上半天课。这样怎么行呢，学生的安全怎么办？所以我们60多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增加教育经费的提案。后来被立为议案，教育预算增幅改为8%。于是所有的小学生都可以在全日制学校就读了。 　　龚：那您想过通过从政，用政策手段去影响更多的人吗？ 　　于：我还是喜欢教书，做一个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教师，才是我愿意做的事情。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当时带的所有的年轻教师都培养成特级教师，现在基本实现了。培养青年教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教师可以恩泽很多学生。 　　龚：现在的学生很小就开始学英语，受外来文化影响很大，这个您怎么看？ 　　于：台湾的白先勇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百年语文，内忧外患”。语言本身和国力是有重要关系的，语言中是有霸权的，哪一个国家不重视母语的教育啊！法国课文《最后一课》里面说：“语言是打开牢门的钥匙”。语言没有了，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消失了。以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数理化改成英语了，真的是内忧外患啊。我们对学生的教育，责任感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次教育规划纲要里头，对学生的要求非常明确的就是“社会责任感”，从一个自然的、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一个社会的人，负责任的人。所以我们现在不能“重术轻人”，技能技巧是可以学的，但做人的道理从小就要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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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眼中的恩师　　上世纪60年代学生：“她教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

　　在上海杨浦区药监局原局长曹中柱的印象中，于老师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就是“待己严，待人宽”的胸襟。“我是1963年进入当时的杨浦中学的。于老师书教得好，但她将很大精力放在了如何教学生做人的方面。她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宽容。这对我以后做人有很大的帮助。我后来在工作中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周围人宽容，于老师的胸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工作上的矛盾在所难免，即使别人对你有些误解，一方面不要听信传言，另一方面也应当报以相对的宽容。我当领导后，在经济、执法方面都没有出太大问题，我觉得和于老师对我的言传身教是有关系的。”
　　采访者：舒骋 田毅（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二年级学生）

　　上世纪70年代学生：“朴素年华里的潜移默化”

　　在现任中国银行上海市普陀支行行长顾力星看来，于漪老师真的完全当得起这四个字——“为人师表”。“其实于老师并不是我的语文老师，只给我们代过几次课。但她上得特别认真，板书工整漂亮，课堂也活跃。我们都愿意上她的课，常常在她的课上举手发言。当年的于老师形容朴素，一头短发，有着慈母般的面庞，一年四季皆为职业装；从不带首饰，手腕上一块旧表，全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最难忘的是于老师上课时独有的以讲故事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曾经，师生们在一起讨论某个故事要怎样讲才好听，之后由几个学生在大礼堂中按讨论出来的方法给全校同学开一场故事会，颇为有趣。每节课前，她都会细心地备好课，温故知新，不断补充、丰富、更新教学内容。”
　　采访者：黄一菡（复旦大学新闻学本科二年级学生）

　　上世纪80年代学生：“将人生融入教师角色”

　　现为上海市杨浦区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卜健，是于漪担负起一校之长职责时的学生。“‘一生正气，为人师表’作为学校的校训，她时刻都在履行着，也在不经意间将这种理念根植到了学校的建设中。从服装到发型，她将学校实现半军事化管理，使学生能够收心，安安心心学习，认认真真学做人。真正的美不是在于外表的涂脂抹粉，而是气质美、整齐美、统一而又有个性的美，这是她给我在那个时代最深切的感受。她将教书育人的理念融合在社会实践中，从小事做起，用实践引导人生。比如那时她要求所有学生得会挑担，挑大粪，种麦冬。记得我们挑大粪要经过几条街道，到人家约定好的小区去，这一路上可是有不少人看着呢。那时是小姑娘，觉得挺不好意思，但这样的经历也让我们明白人生的不容易，就应该不怕苦，远虚荣。”
　　采访者：黄增金（复旦大学神经生物学硕士二年级学生）

　　薪火相传：“她非常有人格魅力”

　　于漪培养了一大批接过教鞭的后继者。近年来，她还在杨浦高级中学主持了“于漪语文名师培养基地”、“于漪德育实训基地”等师资培训基地。她的“教书育人”思想被渗透到杨浦高级中学一代又一代教师的教育理念中，“一生正气，为人师表”更成为全校师生的座右铭。杨浦高级中学特级教师陈小英至今记得大学时看到于老师讲杨朔《荔枝蜜》、杜甫《春夜喜雨》的教学录像，“特别羡慕于老师能把语文课上到那种程度”；而该校语文教研组组长王伟则认为，现在提倡的许多教育理念、方法，“于老师20年前就在做了”。“于老师1979年被评为特级教师，她当时还担任很多社会工作，但她从不缺课。而且跟着她的有那么多徒弟，完全可以你来上一堂，他来上一堂，但是她从来不这么干。所以于漪非常有人格魅力，这方面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和下一辈的人很难企及。”
　　采访者：刘建妮（复旦大学新闻学本科四年级学生）

　　《中国教育报》2010年10月29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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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爱心与责任让她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
　　采访于漪老师，我满怀期待，因为“于漪”这个名字经常在我高中的语文教材里出现；也有一些好奇——有个好朋友大学毕业，成了一名小学英语老师，听到我要去采访于漪，平日里一贯没有太大情绪波动的她竟然连说了好几句：“我超级超级崇拜她！！！”
　　在不少报道和资料里看到的于老师有些神乎其神，近乎完人，于是想近距离地挖掘一个更真实的她。
　　跨进于漪老师的家门。随处看到的摆设，都有好几十年的历史。朝南阳台的书架，跟随了她50多个年头。卧室里陈旧的衣橱，是儿子搬家时“遗弃”的旧物。打开看，只有很少的衣服，甚至找不出一件合适上镜的浅色衬衫。“家里就是书多。”满墙的书架上陈列着不同版本的《于漪文集》。她拿出《岁月如歌》的手稿，字体隽秀，几乎看不到涂改，那一笔写成定稿的基本功从高中时就已牢牢打下，而且笔头很快。
　　最多的一次，她一口气上了八节课。一天站下来，喉咙干得说不出话。媳妇说她脚不好，就是过去落下的病根。现在她脚上穿的，还是以前最简单的黑色老布鞋。
　　客厅里挂着一幅日历，上面写满了要参加的会议和活动，双休日也不例外。除了外出作报告，她在家的时间基本就是工作，和老先生出去散个步就是莫大的休息。从做老师开始她就没有留过长发。学生6点军训，她5点50就站在了操场，“短发好打理，乱班哪是那么容易管的啊。”
　　这个家里，从画册、小说、美学书，到足球、军事、周杰伦，学生喜欢的她都去找来看，“这样才能真的读懂孩子”。问及个人爱好，她思索了很久，说“我没什么爱好，学生的兴趣就应该是老师的兴趣。”
　　老先生听不清我们的问题，却总是抱以微笑。小区门卫说，于老师家老两口散步，总能看到她搀扶着他。结伴而行，大概是爱情的最高境界。
　　60年前，她在登辉堂参加考试进入复旦。60年后，得知还是原样的相辉堂（原登辉堂）需要修缮，她慷慨地拿出一万元，“这是我的母校啊。”
　　无论我们问什么，于老师总是会自然而然地说到她的学生，而且一说就是好半天。这或许真的应了她的那句话：“学生就是我的信仰。”
　　我一直在想，如果换一个岗位，换一个角色，于老师都一定会是最优秀的那一个。因为她有着最纯粹的爱和责任感——我不知道那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她的自我要求。但那样的智慧之心、包容之心，会是我们今后极为珍视并努力取得的宝物。
　　有多少人，可以如此简单；
　　又有多少人，可以那样伟大。（文/金慧瑜 龚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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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松：做一个信任老师的家长　　于氏兄妹对镇江而言是个奇迹。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家五个孩子全都上了大学。对于父母都是半文盲的于家，老大于漪把这些都归功于教育。师范教育的免费和勤奋努力获得的奖学金，成为这些穷苦人家孩子改变命运的最重要方式。学校，对那个时代的孩子的成长所起的作用非常巨大。要信任学校，不仅是她的经验，也是她对儿子的教育理念。
　　杜：您是怎样一位母亲，对儿子要求严格吗？
　　于：我基本不管他的学习，但有些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他喜欢晚上站在我旁边看我批改作文。他总是看到很晚，有时候还要我催他去睡觉。同时，我有两个原则一定要他遵守：一是别人的东西不能拿，二是不许说谎话。
　　我们家有一块小黑板，有什么事情都写在上面。有一次，我写了两句话：“不打人，不骂人”，结果回家后发现他在黑板上“回敬”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原来事情的起因是我偶尔检查他的作业，那次数学卷子的成绩有明显的涂改痕迹，一个写着60分，一个写着100分。我看到后就生气了。当时他已经睡觉了，我把他叫起来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不是自己改的，是同学弄的。我给他的要求是不要说谎。我说：“同学怎么会把你的卷子搞成这样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即使是60分也无所谓，但不能撒谎！”正好他的老师是复旦宿舍的，我就和他一道去老师家。老师说他周围有一个同学行为稍微有一点偏差，经常调皮捣蛋。让我得知真相后，他就生气了，第二天还我一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们要求孩子老老实实做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我们从没有要求孩子出人头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培养成科学家、尖端人才，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孩子都培养成素质良好的建设者。现在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那样岂不是天上的白云也没有了，黑压压的一片？每个孩子本身是不同的，强扭的瓜不甜。大多数孩子都是普通人，如果他有天分，再在某一方面扶植他，这是正确的。
　　杜：那您是非常相信学校教育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
　　于：对的。我们家有5个孩子。除我以外，大弟是浙大电力与自动化的教授，二弟曾是北京大学的组织部长和副校长，三弟是中科院的院士，小妹曾是浙江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家里能有现在的状况，和当时国家的教育政策是分不开的。我们父母的文化知识都有限，家庭条件也不算好。但我们姐弟五人学习都非常用功，基本上是用奖学金完成全部的学业。
　　杜：这么多年来您有觉得对不住儿子的地方吗？
　　于：孩子从小身体就不好，我经常因为忙工作顾及不到他。他五岁的时候，有一次突然得了暴发性痢疾。下班回家，婆婆说孩子发高烧，一量40℃！还没来得及送医院，孩子已经昏迷过去。那时交通不便，送医院急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问婆婆乡下有什么土办法救命？她突然想到，以前有人用手指把孩子的肛门扒开，只要哭出来就有救了。我急得赶紧去试，孩子总算哭了，一条命缓了过来！折腾到天亮，孩子住进了医院。第二天清晨我来不及回家，又径直去学校。那时，责任心极强，课是一节都不能落下的。
　　还有一件事是儿子患败血症，天天高烧，当时最好的药都用上了也不见效。医生跟我们说靠孩子自身已难缓过来，需要输血。那时，我正好教高三毕业班，复习十分紧张。孩子多次病危，我要陪夜。早晨走时，孩子总哭着不让我离开；有时候一扶他坐起来，就吐得我一身。当时我思想斗争很厉害：儿子这边要照顾，学生那边又是关键时刻，耽误不起。最后咬咬牙还是去学校上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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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　　听着京剧打扫房间，烧得一手好菜，边织毛衣边备课……聊起生活，于漪老师笑说自己就是个家庭主妇。在别人安享晚年的年龄，她依旧日夜工作。对她而言，相对于工作，生活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龚：很多老人都喜欢去公园跳跳舞、唱唱歌、锻炼身体，安度晚年。您每天一般都做些什么事情呢？
　　于：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啊！现在我还承担很多工作。对我来说，能和老先生到楼下小区里走走，就是很好的休息了。我把做家务当作锻炼的方式。白天一般开会比较多，经常是整天的活动，如果没有活动就审教材。晚上我一般就坐在餐厅的桌子那里审教材，老先生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我有时候经过电视机时瞄几眼还能比他懂得多，呵呵！我天天晚上都要工作，先生开玩笑说，“你已经81岁啦，不是18岁啊。”我平时也根本没有时间逛街，衣服都是媳妇给买的。
　　龚：那您爱好什么呢？听您儿子说，您喜欢唱京剧？毛衣也织得特别好？
　　于：会唱京剧。在读高一的时候，顾老师教我们语文，课后就教我们全班唱京剧，后来我就喜欢上了。织毛衣是没办法，从小苦惯了，哪有钱买毛衣啊，都是自己织。我还能边织毛衣边备课，一点时间也不浪费。
　　龚：您和老先生年轻的时候，有哪些让您感动的故事，能不能和我们说说？
　　于：我们都是教师。他原先是西南联大的，后来参加革命，是复旦历史系的教授。他曾经到过日本的大学教研究生历史，用英语教中国政治制度，那是很难的呀。那时候我们都有理想、有信念。但他后来因为心脏病差点死在日本，所以回来以后是系里最早一个离休的。现在病倒是控制住了，但是身体也不好，我每天都要给他配药，也算是半个医生了。
　　在我刚刚改行教历史的时候，一周要上6个班的18节课。第一天，我乘公共汽车去学校，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走了一大段路在车站接我。原来他是因为怕我第一堂课上不下来，很紧张。他说：“你没有学过历史，怎么能去教历史课呢。这第一堂课上得怎么样？”说明他很在乎我的事业。后来1964年的时候，要搞一个教学改革。当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些名气，但毕竟年轻，自感名和实距离很大，真的迷茫过。他就给我做工作，说：“你就一步一步往前走，踏踏实实，不断地总结一些经验和教训。”我就听他的。他虽然不熟悉我这一行，但精神上是相通的。他的学问做得很好，外文也非常好，我有时候碰到历史方面的问题都会问他。1977年，上海电视台直播我的一节公开课《海燕》。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我上课，这次直播他看了。那天我直播完回来，他对我说：“其实我很紧张，但是我一看你走进教室时笑嘻嘻的，我的心就放下了。你这哪里是在上课啊，是用生命在歌唱。”这句话——“用生命在歌唱”，就是我爱人说的。
　　龚：您觉得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实现，有什么感到遗憾的事情吗？
　　于：年轻的时候，我们忙得不得了。我们学文科的人对山山水水特别有感情，总想去祖国各地玩一玩。但当时一是经济紧张，本身就不富裕，还资助一些孩子读书，而且也没有时间啊。我们总是说等退休以后好好地玩玩。结果退下来，身体不允许了，真的玩不动了，所以这个心愿也没法实现了。
　　如果说有遗憾的事情，那还是很多课可以上得更好。我现在最着急的，还是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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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努力提携青年人成长　　于漪的每一次“转身”都像是别人在推着她走。但是只要她接到任务，便会努力投入到新的角色中去。她喜欢站在三尺讲台上，也愿意像曾经的领导培养她那样去培养青年教师，看着那些曾经的“她”慢慢成长。她爱教育，所以不理解那些把教育当权力去行使的人们。无论作为一个教师、一个校长，她想的都只是“孩子们的教育”。
　　杜：您和其他教师之间发生过什么矛盾吗？
　　于：以前有过。1963年，我代替老组长去参加杨浦区的一个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座谈会。发言过后，一位女同志说要去听听我的课。她每周来两三次，大概听了一个多月。后来她又请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来听课，前前后后区里市里的同志听了半年多。第二年，《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培养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空气》的社论，全市开始教学改革，我被推上了上公开课的行列。但那时候，我自己教的班级都已学过了，只能借同年级的其他班，学校作了安排。连上了两次公开课，看似热闹，实际上埋下了教师之间不和睦的根。
　　后来在“文革”中的一次批斗会上，有位老教师说“公开教学，借别人的班上课，你知道带给别人怎样的伤害？你教得好，到别的班级上课，别人怎么进课堂？”所以做任何事，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非常重要。教师教学各有各的特点，你去教别人的班级，学生有新奇感，气氛容易调动，当然就会给别人的教学制造难题。我反思，虽然借班上课很紧张，但也夹杂着自我表现的念头。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如果日后还上公开课，绝不借别人的班级。其实借班上课由于对学生情况不了解，违背了教学原则，针对性差，更多的是在展示甚至推销授课教师的“才艺”，有沽名钓誉之嫌。
　　杜：您曾在电视台首次直播公开课时选择了《海燕》这一课，这是您教育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吗？
　　于：对。我坚信教书不能只是教书，而更要育人。我刚开始做老师的时候，只是想怎么把书教好，而真正明白要“育人”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教学生，但是“文革”中却有那么多脏水泼到我身上。当时我就觉得，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孩子有清醒的头脑，心里有标志，有辨别是非的判断力。什么叫孩子？孩子就是不成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很容易被社会上的种种错误所左右。孩子身上的问题一定是成人的问题造成的。作为一个老师要有敏锐的目光，要充分看到孩子的潜力，不断发扬他的优点和长处，帮助他克服缺点，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培养学生身上，这就是以育人为中心。
　　杜：您做了校长之后，有什么感悟？
　　于：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当了校长，从事行政性工作之后，就不教课了，这样自己会轻松一些。我自己是一辈子都在选择：在一个岗位上你应该做什么。我经常有很多的学术会议要开。我看到现在有成就的人，大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如果能再多些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就好了。其中既有体制上的问题，也有个人素质方面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特别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培养青年教师要跟培养学生一样，真的要精心，这样他们就能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