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泳：关于《联大八年》的出版

管季超0712

谢 泳：关于《联大八年》的出版
时间:2010年11月14日 作者：谢 泳  

饶佳荣策划出版《联大八年》，我以为是为学术界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佳荣对西南联大情有独钟。2006年夏天，佳荣在翻译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时，曾专门来山西太原访我，当时我的学术兴趣已发生转移，我安排佳荣在太原住了几日，把还留在手边的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材料全部供他查阅，让他把对译书有用的材料全部带回去使用。我和佳荣有缘分的地方是我第二年即到厦门大学教书，而佳荣是厦大历史系的高材生。2008年他离开北京，回厦大帮助刘永华老师翻译有关历史文献，期间我们时相过从。佳荣对西南联大有兴趣，而且努力把易社强早年关于西南联大的专书翻译出版，对一个刚从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来说，十分难得。佳荣平时读书非常用力，有自己的学术兴趣，也有自己独立的观察，并且在学术上极有个性。他对我的学术观点常常很不以为然，特别是对我理解鲁迅的问题，佳荣曾写过特别尖锐的文章专门批评我，虽然佳荣的批评，还难以让我心服，但我对佳荣此举从不以为忤，我感觉青年人就应当有这种气势，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对错另当别论，这是我们现在很少见到的气象了。今年初，佳荣回到北京从事出版，即把《联大八年》推向市场，这个学术眼光和对图书市场的判断，相当令人钦佩。

国外的西南联大研究比较早，专著基本都是20年前出版的，我知道有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还有一位日本人专门研究西南联合大学，我没有记住书名。1980年代，台湾政治大学的杨正恺先生，他的硕士论文就是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我1998年出版《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专题性来讲，是较为集中涉足这一研究领域的，我的角度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及对当代的启示，当时其它研究者可能还是在高等教育史里观察西南联大。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是闻黎明先生刚出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从西南联大和中国知识分子角度，研究他们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复杂关系。另外，闻黎明、杨奎松、王奇生等学者也有专题研究，比如西南联大教授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当时的学生运动等，都非常有深度。

《联大八年》出版后，我也听到了一些意见，但总体上对这本书的出版，还是赞赏的声音多。这是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早期文献，如果用后出的文献比较，可能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我们判断研究对象的史料基础，首先要有时间概念。不能用后出文献的完整性、系统性，来否定早前的史料。具体到西南联大的史料，从学术角度，可分为几方面，第一是关于学校、学生生活的完整原始的档案，这是最重要的一种。但是在经验和事实里，任何研究者想要完整地使用这些材料，并不是一件很方便的事，西南联大的档案，分散保存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昆明师范大学四处，研究者使用的难度很大。因为不能完整、系统地使用原始档案，所以要求必须做基础的文献准备工作。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这个工作实际上已经完基本完成。比较早的是清华大学编校史的时候，就选用了很多西南联大的档案，1990年代结集为《清华大学史资料选编》，西南联大校友会建立以后，他们又出了《西南联大校友简讯》，不断地回忆、汇集一些史料，还有清华、北大、南开校友通讯里也有相关材料。现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材料，是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的一套6卷本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这是清华、北大、南开和云南师大校史委员会的专家和学者联合起来，查阅了保存在四个地方的档案整理汇编而成的。如果用完整和系统的概念来判断，《联大八年》肯定赶不上后出的文献。但后出文献的缺点是受到后人眼光、判断的影响，可能还考虑到一些人事、校际关系的因素，多少造成对原始材料的取舍，使完全恢复早年的真实生活状态成为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把《联大八年》和后来的文献做简单比较是不恰当的，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献，各有各的价值。比如《联大八年》一书中，汇集了当时学生对联大102位教授的素描，那是学生在同时代对老师的简单印象，带有文学性的描述，感性的因素比较多，但很传神，也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些东西在后来编撰过的文献、档案和会议纪要中，就很难见到。

《联大八年》，大体上相当于一个简略的西南联大校史，尽管比较零乱，也不系统，但思路还是清晰的。它一共是三部分：“历史回顾”、“联大生活”和“联大教授”。今天再版这本书，首先要肯定的它的价值和意义。第一，它在普及或者让更多人了解西南联大的真实情况方面，是一本原始的文献；第二，它保留了很多珍贵史料，它涉及的102位教授的印象是比较完整的，过去我们所知较多的是文史哲教授，自然科学的史料相对文科不大容易保留下来，但这本书均有涉及。人们如果想要了解这些教授的上课细节、生活习惯，本书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第三，从出版角度而言，尽管对专业研究西南联大的学者而言，这并不是一本稀见的书，但因为当时是繁体印刷，印刷质量也比较粗糙，6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确实有再版的必要。从专业角度判断，《联大八年》是早期文献里了解西南联大相对完整的一个材料，书里有社团生活、教授生活，也收录了冯友兰写的联大简史。当然，由于编者和条件限制，这本书稍显凌乱，因为本书不是出于专门的学术目的而编撰，所以并不十分严谨，而是偏重于文学化、生活化。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本书基本是当时左派学生眼光中的西南联大，有一定程度的倾向性，但即使如此，本书的价值还是不能否定。

过去一般把西南联大放在高等教育史里范围研究，例如教学模式、课程设置、校园文化等等，而另一种视角则是把联大放在现代史的格局里面去考察，例如考察联大和国民政府、民主党派的关系，或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国家命运的关系。今天关注西南联大的人，更多是注意到了她精神方面的因素，特别是与当下中国大学的比较。历史能够引起同时代人的兴趣，都是因为对当下有所启示。西南联大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时代热点，其实多数情怀在当下，基于人们对当下教育状况的不满，所有研究历史和现实关系的人，都会把历史中与当下比较所缺失的那一面对接起来，通常难免会有情感上的夸大。例如经常提到西南联大的教学自由，教授不需要统编教材等等，这些都是基于研究者对当下大学制度的批评，借古讽今。研究历史除了搞清真相之外，注意它对当下生活的启发意义，这在一般历史研究中也是普遍现象。有人认为，当下关于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有神化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史上地位的倾向，我个人认为还不至于此。西南联大在当时确实集结了一批中国最好的教授、最好的学生，它的人才结构非常雄厚，也确实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英才。中国有很多学科的成熟都和联大有不解之缘。西南联大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很多学科的重要力量，在学界有着非常稳固的地位，所以西南联大对中国当代科学与学术的影响，一时还很难消失，恐怕只有等这一代人辞世多年之后，这个学术周期才会发生变化，那时对西南联大热情，可能才会慢慢降温。任何历史在当代被重新发现，都难免会有一种“神话”的意味，但人们对于西南联大的兴趣和热情中包含的理想追求，应当得到理解。

我过去做过一点关于西南联大的专题研究，当年西南联大里也有勾心斗角一类的事，这很正常，没有倒成真空了。但实事求是地说，对于这个大学的评价这么高，并不是始于今天。1946年暑假结束之后，当时国内对联大的评价就很高，《观察》曾刊登《自由精神，民主堡垒》一文，盛赞西南联大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结合比较好的一个典型。抗战的时候，国内有过很多联合大学，像西北联大、东南联合大学等，都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多痕迹。

《联大八年》让过去的历史重新回到现实记忆中来，它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借现代出版业得到了体现，是一举两得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