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学蔡元培的校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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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蔡元培的校长之道

■吴奇
    蔡元培，一生中有3个重要角色。第一个角色是担任民国首位教育总长，其间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并废止尊孔读经。第二个角色是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一校而引领一国。第三个角色是创立中央研究院并担任院长12年。
    其中最为辉煌的角色是担任北大校长，成就了蔡元培成为现代伟大的教育家之一。可以说，他为教育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在教育现实中实现教育理想”的典型案例，也为积极改革中的中小学校长提供了丰富的启悟与借鉴。
    “做官为办事”和“办事为做官”
    校长在学校居枢纽地位，对学校发展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想走校长之路或正走在校长之路上的他们都要想清楚：校长职位对其人生真正的意义与价值何在？
    北大教授张维迎把校长角色粗分为两类，即“有些人当官为办事，有些人干事为当官”，并进而解释道“当官为办事与干事为当官是完全不一样的。凡是不讨好人的事都不去干，凡是讨好人的事都去干，这就是‘干事为当官’的人的行为方式。至于‘当官为办事’的校长，也就是所谓有使命感的大学校长，绝对不会把当校长当成仕途的跳板。”
    在正式接任北大校长之前，蔡元培也曾经对此犹疑。尽管当时北大是官僚体制，但他还是力排众议作出接任校长的决定。作为一位理想性很浓且爱国心又强的知识分子，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真正“意向”是本着“教育救国”之宏愿，为“革新北大”之抱负而上任。他选择了“做官为办事”。
    事实证明：蔡元培根本不把自己看成什么官。如果校长这个位置不允许他干他认为是正确的事，作出校长应该作出的贡献，他宁可不要这个位置。蔡元培多次“请辞”也显示出他“做官为办事”的决心。蔡元培并非是“天神下凡”，他所坚守的、秉持的也不是什么特别高深难懂的专业技能或“灵丹妙药”，他只是坚持住了自己的理念，可以说这是一种人格的力量，而且矢志不渝。
    “择善之睿智”与“世界之眼光”
    每位校长都有自己的愿景，如何定位则能显出高下。彼得·圣吉说：“若没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或愿景，则每天忙的都是些琐碎之事。”蔡元培提出北大未来的新愿景是“改造成研究学问之机关，跻入世界著名大学之林”。他如此定位，是将北大摆在世界著名大学群中加以观察与理解的。经过对德国柏林大学的体验与观察，蔡元培认识到：一个国家唯有能确实建立起以“研究”为导向的“新型大学”，且创造出值得令人学习的学术成绩，才叫真正以“学术”恢复民族自信心。学校之荣枯是靠高素质的师生所作的原始性研究成果来决定的，而非由数量与建筑物来决定。
    源自于德国的学术至上的现代大学理念，若要使其在中国土壤中生根结果，本身就考验着蔡元培的智慧，更难的是，他面对的不是如柏林大学或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等新起炉灶的学术性高等学府，而是要在旧京师大学堂的根底上，修补改装其的内涵与面貌，于是挥洒的自由空间就更受到限制，因此更须深究“关键性”的策略，才能摆脱实践困境。
    蔡元培确实是有睿见地抓住了“大学是因有此代大学问家之教授与将成为下一代大学问家之学生而成其大”的核心理念，故在构思推动北大新愿景的实践策略时，将“确保学生群对研究学问的持续性志趣与确保教授群对研究学问的独创性成就”作为治校的主轴。蔡元培也正是抓住了办教育的要诀，从“身为人”的教授和学生生存真相入手，接着才是学校建筑、设备等硬体，组织、制度等软体构思实践策略因应之，才能在古旧气息尚浓的京师之地，使北大得以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借着西方新学之风扶摇直上。
    吸收西方文化，蔡元培采用的是稳健态度，他有意回避对德国的大学进行直接赞扬，宁愿使用如“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词语来表达学术自由的思想。这是根植于北大的实际，非常有根底的教育创新。蔡元培对西方文化如此吸收转化之法，对于实施新课程改革的中小学校长们来说，不能不深思之；对那些生吞活剥、照抄照搬西方教育理论者更是要引以为戒。
    忠于“现况真相”，让策略更可行
    愿景都是美好的，但究竟如何做到？这是每个校长设定愿景后紧接着就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若不让愿景成为高远的动人口号，则其策略就要植根于该角色所处的真实现况中，也就是在发展与愿景有关的实践策略，须坚持忠于“现况真相”的原则，这样才能让策略更具可行性。
    校长怎样在有限的任期内落实其所选择的新愿景与新策略，更考验其执行力。蔡元培不仅是个有理想的校长，更是个高度果效的执行者。在他主政的每个年度，无论所处办学情势的顺境或是逆势，都剑及履及地推动新措施。
    蔡元培亲自撰写革新提案，这不但减轻了学校各单位主管的负担，更能忠实地反映出自己的构想，在转化为行动方案时，能减少落差；他亲自动笔描绘“愿景-策略-行动方案”的内涵，确保三者的一贯性，如果校长太忙，全由手下操作的话，“愿景-策略-行动方案”三者断裂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学校变革常因“行动方案本身粗糙”或“行动方案机械式地被执行”而招致失败。
    蔡元培得以亲自研拟“愿景-策略-行动方案”三者内涵，得益于他有两个信息渠道：一是勤读书籍，不断阅读的习惯确保了他更丰富的写作泉源；二是游历考察。正是在这两个渠道信息的滋润下，蔡元培在面对大学各种问题时，更容易有深入细致的见解蕴于胸中，流于笔底。
    校长开始书写自己的治校故事，则其主体性就能逐渐得以彰显。而当校长借鉴有深度之前辈的办学故事，则其理想性就更容易被激发。当校长既能珍爱自己的学校，又能用智慧去治理它，则办学之乐就在其中潜滋暗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