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浴洋：“陈述”的风采——试论陈平原的“述学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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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洋：“陈述”的风采——试论陈平原的“述学文体”
作者：李浴洋 来源:中国作家网



一、现代学术史视野中的“述学文体”

　　1　“述学文体”及其考察范畴

“述学文体”是陈平原近年来比较关注的研究课题近年来，陈平原发表的关于“述学文体”研究的文章主要有：《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胡适的文学史研究》(收入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胡适的述学文体》(《学术月刊》2002年第7、8期)，《学术演讲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收入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当代中国的文言与白话》(收入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史家之文的阔大与入情——黄宗羲的为人与为文》、《能文而不为文人——顾炎武的为人与为文》、《超越“江南之文”——全祖望的为人与为文》、《文派、文选与讲学——姚鼐的为人与为文》、《志在述学与文艺其末——汪中的为人与为文》(收入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收入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学者的幽怀与著书的体例——谈〈陈寅恪集·书信集〉》(收入陈平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关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收入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以上部分著作系修订版，时间以新版计。，他的“述学文体”也是当代学术界中一道风景线。对“陈述”进行“触摸”与“进入”“触摸”与“进入”是陈平原提倡的研究方法，即“文本中见历史，细节处显精神”。，不仅可以真实地建构起属于这个时代的学术图景，而且也是以陈平原为代表的当代学人所必须承受的“生命之重”。

简而言之，“述学文体”即表述学术的文体。从文体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它包含“语言形式”、“篇幅”与“组织结构”等要素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页。。但是，“述学文体”同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又不尽相同，乃至前者与后四者不能被并置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研究，因为“述学文体”的生成根源是学术表述的需要，其本体在“学”而不在“文”，不存在所谓的“纯述学文体”。陈平原对“述学”的态度是“不主张‘以文代学’，但却非常欣赏‘学中有文’”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陈述”是一种在对前辈学人的“‘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慕”陈平原：《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2页。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述学文体”的当代形态。考察“陈述”，不仅需要将其学术著作纳入视野之内，也应当涉及其学术随笔，因为诸如《学者的人间情怀》这样的“学者散文”是其“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4页。。

在陈平原看来，研究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有着明确的考察范畴，那就是“学科的视野以及学科的建立”、“教科书的编纂”、“专著”、“标点符号”、“演说”与“引文”等六个方面的内容。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8999页。在当代语境下，“标点符号”与“引文”的现代化早已通过五四以来的历次语言运动完成。因此，考察“陈述”可以主要从其他四个方面着手。第一，关于“学科的视野以及学科的建立”，陈平原有着明确的学科意识与丰硕的研究成果。陈平原在“学科”研究领域的著作有：《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书版社，1993年)、《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书版社，1998年)、《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与《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二，关于“教科书的编纂”，陈平原将其视作一种重要的学术史现象加以关注，并以不直接参与任何教科书的编纂活动彰显出自家立场。第三，关于“专著”，在已经出版的三十余种学术著作中，陈平原的专著与论文集在数量上几乎平分秋色；他对学术史上的真正的“专著”也持有鲜明的推崇态度。陈平原对“专著”，即“专门著作”的态度是通过多次征引胡适的观点对章太炎的《国故论衡》进行表彰传递出来的。胡适认为“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作‘著作’的书”，《国故论衡》即是其一。第四，关于“演说”，陈平原提出“关于学问如何表达的思考，既指向文体，也指向语体”，完成了数篇重要论文并主编了“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他本人对“演说”这一“述学”方式也颇为热衷。陈平原以“演说”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学术演讲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收入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收入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等；陈平原主编的“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共六卷，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陈平原个人出版有演说专集《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7月)，另有《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收入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演说的整理稿多篇。由此可见，“陈述”往往将对“述学文体”的研究与实践融为一体。

　　2　“陈述”中的“学术史因素”

“关于学问与表述的关系，孔子有两条名言对后世影响极大，一是‘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是‘辞达而已矣’。”这是中国学人对“述学文体”的最初自觉。“述学文体”的意识与形式分别在晚明与晚清开始现代转化。“陈述”中蕴藉着多种现代中国的“学术史因素”。

(1)清华学派的“述学”传统

①以真性情做大学问的王国维与陈寅恪

民国时期的清华中文系“不是一个大学的一个系，而是一个富有鲜明特色的学派”夏中义：《九谒先哲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322页。。准确地讲，清华学派发端于国学研究院时期。点燃这把人文薪火的是梁启超、王国维与陈寅恪三位国学大师。与梁相比，王、陈二人对学术更加“忠诚”，作为清华学派的第一代学人的代表更具标志性。

王国维与陈寅恪为“述学文体”熔铸了“现代意识”，即以真性情做大学问的基调与内核，也可以理解为“对学术本身的价值已有所认定，产生了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并在方法上吸收了世界流行的新观念，中西学术开始交流对话”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11页。。所谓“真性情”，即将自身被中国文化所化的历史使命感与所处境遇中那些大时代的社会责任感交织在一起，对共时的刺激作出具有历时意义的反映。所谓“大学问”，即有意境的学问。在王国维的诗学体系中，“大”是终极元素之一。“真”与“大”的交融具有双重指向性，学人应当一方面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46页。的本位，另一方面具有“预流”的自觉。“现代意识”在王、陈的“学术文”中既内化为“学者的人间情怀”，同时又外化为有精神的意境。叶嘉莹在研究王国维的《肃霜涤场说》时，特别指出：在这篇“全以理性组织的精严的考证文字”中，“灵感的获得乃全得之于直观的感受”。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6页。在《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的末段，陈平原写道：“今日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多的是你追我赶，力争上游，或者尔虞我诈，相互拆台，而难得真正意义上的‘相识’与‘相知’。因而，我格外怀念那‘往事如烟’，那曾经有过的文人间的情谊与风雅。”陈平原：《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载《书城》，2008(4)，第48页。两者具有相承的情怀。陈平原揭示出了陈寅恪的“学者的幽怀与著述的体例”陈平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37页。之间的内在张力。“陈述”被认为是“个人的学术心境与学术史的叙述融为一体，那是他与历史共同建构的‘意境’”陈晓明：《重建学术史的“意境”——评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见陈平原：《现代中国(第七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0页。。两者具有同质的意境。

有“现代意识”而无“现代形式”是王国维与陈寅恪的“述学文体”的显著特征。对此，钱穆批评道：“又如陈寅恪，责文不如王(王国维——作者注)，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十之三四始为可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本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王、陈等清华学派的第一代学人大可不必苛责；但是应当承认，在意识现代化起步后，“述学文体”的形式现代化势在必行。

②从古典到现代的朱自清与闻一多

在现代学术史上，朱自清与闻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从古典到现代”是王瑶在晚年为自选集拟定的标题，其实恰好可以概括出其师辈朱、闻等清华学派第二代学人在“述学文体”建设上所起的纽带作用。以现代视角重构古典资源，是朱、闻等人的治学理路。

朱自清与闻一多都是“新文学”的倡导者。因其教授身份，他们对“新文学”的实践自然而然地涵盖了表述学术的功用。这极大地推动了“述学文体”的形式现代化，为包括陈平原在内的后世学人的“述学”实践提供了可资直接借鉴的范本。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纲要》“对后来的新文学史编纂有着长远的影响，因为它创立了新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以致用”，二是“树立朴素的学风，承续汉学传统”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在这两个方面，“陈述”中与之遥相呼应之处比比皆是。关于前者，除涉及“现代中国”的具体学术成果外，陈平原积极参与“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坐实“学术史丛书”、思考“学人活法”并得出了“学在人生”与“政学分途”的结论，显示出了“学以致用”的态度与立场。关于后者，陈平原主张“追求‘准确’而不是‘优美’，‘坚实’而不是‘玄虚’，此乃述学文字的主要特征”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65页。。有人注意到，陈平原爱用“坐实”一词，他“希望读者坐实”孔庆东：《口号万岁》，北京：华龄出版社，2004年，第61页。。这正是他对汉学传统的承续与发扬。

③薪火明灭中的王瑶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生态的剧变使得清华学派的人文薪火几经明灭，幸有以王瑶为代表的第三代学人保存了火种。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可以看到朱自清治文学史的风格”。作为朱自清的学生，王瑶不仅承续了导师的治学精神，更发扬了其述学风格。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纲要》中没有将自己列入，王瑶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也没有为自己预留位置，同样，陈平原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课程中也没有安排讲授自己，这种低调的风格也是“清华学派”一贯的特色。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很少有学者能够像胡适那样做到议政与述学并行不悖。王瑶“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未完成”的悲剧固然有着种种客观原因，但王瑶的精神主体未能在议政与述学之间作出果断的抉择也应是题中之义。对此，陈平原没有一味地“从游”，而是记住了导师最后的嘱托：“路要自己选择，认清了就一直往前走，不为时尚所动，也不用瞻前顾后。”

“陈述”没有放弃批判的权利，但更多的是以一种建设的“关注而非直接介入”的姿态观照着“现代中国”。这份“幽怀”的背后“别具”的是他在现代学术进程中与时俱进的学人自觉。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史转向”中，许多学者饱尝裂变的痛苦，陈平原却呈现出游刃有余者的潇洒，尽管这份潇洒并不轻松。同样是处理议政与述学的关系，陈平原不再如导师般“剪不断，理还乱”，而是采取了相对高明与灵活的策略：“既坚守象牙塔，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又对已经制度化了的知识生产，保持一种冷静观审的态度，这是20年间我所坚持的学术理念。”陈平原：《学术随感录》，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陈平原认可并且秉承了王瑶在学术上的“两个重要渊源”：“一是鲁迅，一是朱自清和闻一多。”鲁迅固然不属于清华，但作为学者的他却与后者在“述学”传统上拥有诸多交集。陈平原对“学者鲁迅”的重新发现被誉为“旧题目翻做新文章的典范”。《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在学术史的宏观背景下立论，对前人曾予分析的鲁迅的学术渊源、知识结构、研究旨趣等提出新见，又独辟蹊径，重点考察鲁迅作为小说家良好的艺术感受和关注世态人心的文学史研究趋向，展现出鲁迅作为文学史家的独特的理论素养”鲍国华：《近二十年“鲁迅小说史学”研究述评》，郑欣淼、孙郁、刘增人：《19812005：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研究(上册)》，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80页。。正是王瑶的“述学文体”为“陈述”成功地“翻做”提供了平台。

与王瑶一样深受鲁迅影响的唐弢的“述学文体”同样是“陈述”中的“学术史因素”。在主编《现代中国文学史》时，唐弢确立的编撰原则有“采用第一手数据，反对人云亦云”，“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风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复述作品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既不违背原意，又忌冗长拖沓，这在文学史工作者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文学史采取‘春秋笔法’，褒贬从叙述中流露出来”。唐弢：《求是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唐弢风范”作为一种“述学文体”在师法上更趋向朱自清，其操作又有门径可循，呈现在“陈述”中也就水到渠成了。陈平原曾表示，他有意成为唐弢的“私淑弟子”。

(2)作为“述学文体”的“胡适之体”

清华学派的“述学”传统为“陈述”注入了一种高度自觉的学术史意识，而作为“述学文体”的“胡适之体”则为“陈述”夯实了高度自觉的文体意识。

胡适非常重视“述学文体”建设。在他看来，“述学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李敖：《胡适语粹》，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87页。。在哲学史研究过程中提出的这一概念完全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胡适“采用‘剥皮主义’的手法，逐步接近事物的核心”陈平原：《文学的周边》，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陈平原因袭其传统，“不抒情，少描绘，又吝于议论，他以‘陈述’作为看家本领”。从陈列到叙述，是胡适为现代学术奠定的重要基石，也是陈平原身体力行倡导的学术风气与学术范式。“中国学界之所以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在陈平原看来，“‘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这种“新的学术范式”迥异于“文苑传”的“陈列”与“描绘”，更不同于“诗文评”的“抒情”与“议论”，它以“叙述”作为根本的实现途径。

陈平原高度重视作为“述学文体”的“胡适之体”的文体意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标举的先引原文，后以白话解说的方法，虽被后世大多数学者所接纳，但不知不觉中，解说文字不再‘明白如话’，而是略带‘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的文言腔。原因是，倘若正文(白话)的质朴清新与引语(文言)之靡丽奇崛之间落差过大，作者与读者都会感觉不舒服。也许是耳濡目染，古书读多了，落笔为文必定趋于‘雅健’；但也不排除作者意识到此中隔阂，借调整文体来填平鸿沟。”陈平原表示他对胡适的“述学文体”的概括，“既是历史描述，也是夫子自道”。在《中国散文小说史》的写作过程中，他具体践行了“学术著作并非只是‘观点’加‘材料’，同样必须讲求‘修辞’”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5396页。的宗旨，对胡适的主张作出了具有当代意义的回应。

(3)百川入海起平原

“陈述”蕴藉的“学术史因素”异彩纷呈，除最为显著的清华学派的“述学”传统与作为“述学文体”的“胡适之体”外，还有史传、朴学和叙事学等诸多因素。“陈述”具有兼备历时性与共时性的风采，是阅读“现代中国”的活的文本。

“然善述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范晔：《后汉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75页。班彪借批评司马迁表达的理念是在写作层面上对史传精神的高度概括。早在20世纪80年代，陈平原就注意到了“史传”对现代叙事模式的影响，因为“在很长时间内，叙事技巧几乎成了史书的专利”。“叙事技巧”是表述学术的重要手段，在“陈述”中以“修辞”的形式呈现了出来。同史传一样，经过现代转化的朴学也是“陈述”中构成背景意义的“学术史因素”。“重证据，重证明，力求符合客观实际，不重主观的惊人之见。”这已是新文学编纂活动中的基本原则。尽管在1988年以后，陈平原中断了对叙事学的研究，着手在叙事学之外，加上文体学、类型学等方面的思考，以求更好地把握文学发展的全貌。但是，当他的视野从小说史发散开来的时候，叙事学训练还是为“陈述”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史传、朴学，到叙事学，再到“陈述”中的其他“学术史因素”，百川归海起平原。二、“陈述”：“另一种可能性”的期许与尝试

“另一种可能性”是陈平原对小说史进行学科展望时勾勒出的愿景。蕴藉多种“学术史因素”的“陈述”同样对实现“另一种可能性”充满期许与尝试。在“陈述”中，王国维、陈寅恪、鲁迅、胡适、朱自清、闻一多、王瑶、唐弢等人的“述学文体”强化了其“焦点意识”，与此同时，史传、朴学、叙事学等其他“学术史因素”为其提供了的“支持意识”。“陈述”是有意识的形式，也是正在形成与建构的形式。不分析静态的“陈述”，而对其进行动态考察，是承认走在“完成”路上的“未完成”的陈平原所具有的巨大的学术潜力，目的在于揭示他那高度自觉的学术史意识与文体意识的内在肌理。“陈述”的风采一方面存在于现代学术史的“述学”传统中，另一方面也显现于其对“现代学术场”的“经营”中。

(1)新眼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静庵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3页。，充分发掘“新发见”的内涵对学者的自我完成与自我超越具有重要意义。《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写在“新文化”边上——旧纸堆里的新发现》等论文都是建立在“新发见”基础上的“陈述”。但是，单纯依靠“新发见”来推动“新学问”的发生与发展是不现实的。因此，“新眼”对于提高一位学者的“述学文体”的“意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眼”一词出自陈平原经常征引的清末文人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在《我与武侠小说》(收入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插图珍藏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收入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陈平原都曾征引孙宝瑄这句名言。所谓“新眼”，可以视作当代语境下的“问题意识”。如果说依靠“新发见”而起“新学问”是“化腐朽为神奇”，用“新眼”对固有学术资源进行考察则是“化神奇为神奇”。“陈述”以“新眼”观照了学术史上的诸多疆域。譬如，陈平原以实绩推动了晚清研究的升温。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又名《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是“陈述”的经典。这部重在“文体”建设的小说史，以其“注重进程，消解大家”的“述学”模式促进了文学史书写的现代化进程。他“把一般文学史所要涉及的史实介绍和史料考证，主要放在附录中解决，集中力量表达史家的见解，防止大量的情节复述和事件介绍淹淡了‘史识’”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0页。。再如，陈平原在90年代对武侠小说进行了“陈述”，他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插图珍藏版，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从历史与文化的双重角度对武侠小说进行了类型研究。他那“名士其外，侠士其内”的“压在纸背的心情”为武侠小说的学术衍生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还有，陈平原一直以浓郁的“北京情结”对这座千年古城进行着“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从最早提出“北京学”的学科设想，到新近出版的《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陈述”促成了“现代都市与现代文学”研究的“南北对话”。此外，陈平原提出俗文学研究应当具备“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在“陈述”的带动下一大批俗文学研究的“述学”型“文体”建设的样本已经结集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陈平原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面世。除上述四者外，“陈述”中的“新眼”策略还有多种表现形式，它们共同促进了“当代学术场”在量上的日益“中国”与在质上的日益“现代”。

(2)文心

陈平原十分推崇鲁迅的“述学文体”中的“文学感觉”。对“文心”的追求是“陈述”的标志之一。在现代学术史上，对“文心”有着明确表述的是“学衡派”的吴芳吉。他在《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指出：“夫文无一定之法，而有一定之美，过与不及，皆无当也。此其中道，名曰文心。”本文的“文心”即“文学感觉”。在他看来，“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之所以能够深入，得益于其丰富的小说创作经验。以一位小说大家的艺术眼光，来阅读、品味、评价以往时代的小说，自然会有很多精到之处”。因此，“像鲁迅这样‘学’、‘文’兼备的学者，无疑是文学史研究的最佳人选”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1页。。“陈述”的“学文兼备”的理想范式明显受惠于鲁迅的“述学文体”所呈现出的“另一种可能性”。“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很多都是文人而兼学者。这个传统，一直到晚清的章太炎、梁启超那一代人。甚至到了民国，比如说鲁迅等人，也还沿袭这个传统。但是50年代以后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所谓作家与学者，几乎截然分开。”“陈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直接与明清散文中的“述学”传统展开对话，从而获得了相对纯粹的渊源。

“陈述”中对“文心”的实践是对传统的文学研究，甚至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反拨，是一种“文学”与“文化”的主体意识的回归，即文学研究应当立足于文学性的研究，文学史应当通过切入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问题，而非文学中的社会生活问题来写作。考察以“文化”为母体的学术与教育等话题时亦然。“陈述”中的“文心”策略除运用在小说史研究外，在考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时也有出色表现。这篇旨在“探讨作为文学想象的‘大学校园生活’，如何投射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滋润着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甚至制约着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的“陈述”，对作为观审对象的文学作品有着精到的见解。陈平原将“少年情怀”赋予了《未央歌》：“作者以生花妙笔，刻意营造一种远离现实的、理想化了的、带有牧歌情调的校园生活，以供后人驰骋想象，不无好处。”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156页。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央歌》的“登陆”与“陈述”不无关系。

(3)史识

陈平原发凡章学诚的观点，认为“史家有著作之史与编纂之史，途径不一。后者重史料，讲究‘功力’；前者重史识，追求‘学问’”。梁启超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在“学术”的框架内，“著作之史”更趋向于“学”，“编纂之学”则指向于“术”。陈平原强调：“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而不是高级普及读物)，除一般的史料介绍外，更重要的是突出作者的史识。”警惕在“众声喧哗”的叙述中丧失自家立场，必须对“学”与“术”的相对独立性保持清醒的认识。陈平原更倾向于“著作之史”的写作。在“陈述”的谱系中，“史实”超越“史料”成为了本体。

如何表述“史识”？前辈学人对如何处理“史识”与“史料”的关系不乏高论。“陈述”的意义在于“坐实”了自家观点的可能性，开创了一种“述学”的新范式。陈平原承续了鲁迅、王瑶治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即写作一部“抓住主要的文学现象来展开论述的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的横空出世使得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在畏缩的学术界，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举动。”解志熙：《现代文学研究论衡》，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页。此后，陈平原的勇气一鼓再鼓，夯实了“史识”在“陈述”中的本体地位，有力地推动了“述学文体”深入发展。在对“明清散文研究”的“陈述”中，他抓住了“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在“中国现代学术”的“陈述”中，他抓住了“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与“专家与通人”；在“大学理念研究”的“陈述”中，他抓住了“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凡此种种，皆是深中肯綮，别开生面。

(4)春秋笔法

在朱自清开创的新文学史编纂传统中，“春秋笔法”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对此，王瑶与唐弢都尽可能地进行了贯彻。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评论创作言简意赅，很有概括力，往往能比较准确、精辟地概括出某些作家的特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也在于“唐弢的处理，是史摆在第一位，论从史出，就是复述情节过程中有夹议，所用语言有倾向性，平实的字句中寓深刻之见，包含着理论”。两部典范性的文学史著作都为后世学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述学文体”。

“陈述”的“春秋笔法”被成功地运用于《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的写作中。这部著作“对作家生平基本不涉及，对作品的分析也不够精细”，这固然有意在突出“史识”的考量，但也在暗示读者本书将以“微言大义”取代“连篇累牍”。既然“不涉及”，那就说明对“文体演进的趋势”不构成重要影响，既然“不够精细”那就意味着“删繁就简”自有其必要性。因此，“春秋笔法”是建立在“新眼”、“文心”与“史识”三者基础之上的一种“述学”策略。理想的“述学文体”就是如此，钱穆对胡适的表彰可以佐证：“文本极清朗，有精劲有力，亦无芜词。”但是，简约不等同于简陋。“陈述”的“春秋笔法”以温润的气质作为性格的底色，其“裁判”永远具有“诗意”的保障。陈平原说：“‘述学’需要的是对古人的理解、体贴、同情，而不是没来由的愤怒。”他的“文化气质”被时人叹为“大佩服”黄子平：《害怕写作》，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陈述”采取“春秋笔法”的策略与他所具有的“了解之同情”的治学态度与“文化气质”紧密相连。

“新眼”、“文心”、“史识”、“春秋笔法”是考察“陈述”的四个维度。作为教授的陈平原，以“经得住学生们挑剔的目光”、“能为学生提供精神的乃至审美的享受”为己任。作为学人的他，同样有必要经得住学术史的“挑剔的目光”，为学术场中的同人“提供精神的乃至审美的享受”。时人已经注意到，“陈平原正致力于尝试一种新的述学文体，以寻求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的恰当结合方式”。由于“述学文体并不是(至少不只是)一种文章的书写格式，它还关联着学术的理念，影响着提问的方式，制约着研究的方法”于述胜：《大学精神的另一种探寻——《大学何为》述论》，见陈平原：《现代中国(第十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陈述”完全有必要被置于方法论的层面上进行考察。陈平原是“好学深思而又不尚空谈的人”。“陈述”的风采昭示着他完全可能在“灯”与“路”之间寻得一种平衡，取得一种发展。在“现代意识”之灯的照耀下，行走在“现代形式”的道路上，陈平原正在完成着对“学者风范”与“学人本色”的理想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