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悦：摆渡者的“人间情怀”——访余三定教授

管季超0712

杜 悦：摆渡者的“人间情怀”——访余三定教授

时间:2006年10月18日 作者：杜悦（《中国教育报》记者）



一般老师是在教书，而他最期望的是教会学生读书——获得湖南省高校首届“教学名师奖”的余三定不仅在学术方面卓有成就、讲课循循善诱，而且更乐于与学生分享自己的治学与读书方法。他非常重视传授读书方法、培养学生对读书与真知的热爱。

余三定，男，1956年生，现为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中文系教授、湖南省普通高校首批学科带头人。最近获得湖南省高校首届“教学名师奖”。近年来主要致力于当代学术史的研究，发表相关论文近200篇，先后出版了《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等著作。主持参与多个教改项目。  


著书立说重要，教会学生读书与做学问更为重要：一个摆渡者的心灵轨迹

第一次得知余三定的名字，是在去年。当时一些学术类报刊上报道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受到好评，而余三定是这本书的作者。说实话，单凭这一点，并不能带给人太多的惊奇与震动——近年来我国高校人才济济，著书立说者层出不穷。而决定采访余三定，却是由于听到他的一个学生的几句话：一般老师是在教书，而余三定最期望的是教会学生读书。他所经历的老师中，还没有一个像余三定这样热衷于讲授读书方法的。无论是课堂授课、专题讲座，还是课外辅导中，只要谈到读书与治学，余三定就会津津乐道地讲述成功学者的治学经验，设身处地地帮助学生分析他们读书与写论文的问题所在……

9月中旬记者有机会在湖南理工学院旁听了余三定主讲的“中国当代学术史”课程，感到他的确与众不同——不仅课堂上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能够将抽象深奥的学术话题梳理得简洁明晰、形象生动；更重要的一点是感受到了他的心路历程和他甘愿做一个摆渡者的襟怀——期望将课堂变成导读的阵地，旨在引导学生产生求知的热情。

他说，所以这么愿意与学生分享自己的经验，开始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想让学生珍惜读书机会，少走一点弯路。一方面，十几年来他自己一直专注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的研究，著述与论文颇丰；另一方面，他却从未枯守象牙塔，总是乐于通过各种方式与学生交流，将自己的经验与成果与学生分享。当记者追问到他这样做的思想根源时，余三定说，他推崇英国当代著名学者鲍曼（Bauman）一句话：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
谈到自己的当代学术史研究与对当代学者人生历程的感悟，余三定说，知识分子应当将社会责任感转变为“人间情怀”。在他看来，在商品经济大潮涌动与社会转型期，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成为社会的良知，固然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践行这种社会责任感。作为高校的教师与学者，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有两个途径，一是直接参与社会变革，包括做行政管理工作，但直接参与现实变革的毕竟只能是少数。另一个更重要途径，是要做好学术研究，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去影响社会。

他赞成陈平原的观点，学者的天职是做学问，学者应当为学术而学术。《学者的人间情怀》是陈平原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余三定在此基础上又加进了自己的感悟，他认为“人间情怀”区别于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是外加的，而人间情怀是内在的冲动。对于他来说，读书、教学、写作，其快乐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目的，像得到了黄金屋与颜如玉，而不是为了黄金屋与颜如玉。对余三定来说，读书的过程很快乐，就像钱钟书对自己读书和治学的比喻“馋嘴猫吃美食”，有时甚至可以视之为人生最大的快乐。
正是由于这种人间情怀，余三定总是将自己的科研与教学结合起来，总是毫不保留地与学生分享他自己的治学感悟，以期对学生有启发，让学生在读书与写作中真正读出乐趣、找到人生的价值。他经常对学生说，读书快乐有两种——目的的快乐和过程的快乐，希望他们能把读书目的的快乐，转化成读书过程的快乐。

在余三定看来，文学课不能当作自然科学课来讲，要注重人文性、注重与学生的情感交流，要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就要引导学生自己的读书兴趣。而当代学术史上学人们鲜活的治学历程与人生经历，就是一本本无形之书，在某种程度上比那些有形之书更有意义——它们能引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带给他们很多启迪。而一个好的教师应当是一个好的渡者——让暂时还不善水性的学生即使不深泅于知识海洋仍然能领略求学与读书的美妙。

中国学者的血泪与汗水，不应湮没在当代学术史故纸堆中，应当成为大学生读书求学的活的教材与航标
自1990年至今，余三定的学术兴趣一直停留在当代学术史研究领域。谈及他研究的最初动机，余三定说：“我最景仰的是学者。我最钟情的是学术研究。”余三定一直以谦虚的姿态与当代学者对话，他说这是一个请教的过程：“在请教的过程中，诸位学者的人格、学识、智慧在给我理性启迪的同时，又给我带来无限的快乐，在阅读诸位学者的著作的时候，在完成一篇学者研究论文或一篇学术书评的时候，我虽然也感受到往上攀登的艰辛，但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领略生动风光的喜悦和快慰，这应该说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感受。”他书中的学者个案研究都是他风尘仆仆地亲自采访的结果，同时还要查阅文献、力所能及地最大量地占有第一手资料，这让他的个案研究做得非常扎实，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无论对于学术地位显赫的学者，还是后起之秀的“民间小卒”，余三定都力争走进研究对象的学术世界，客观而有深度地评论其学术研究价值。

从个案研究起步，他的研究逐渐从“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这两个维度展开。不论是学者的个案研究，还是当代学术史的宏观把握，余三定都竭力要表明自己这样一种学术立场：凸显学者的主体与自觉，突出学者学术研究的独立与自主。在《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一瞥》这篇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中，余三定这样论述：提倡学术的独立和尊严，是学术自觉和学者自立的突出表现。对一些具有很强政治色彩的课题开展研究时，有可能做到主要或者是纯粹从学术的立场和角度来着眼进行。

与某些学者一旦做出学术成果，就将之束之高阁、成为个人的“收藏品”不同，余三定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读书与治学经验与学生分享。他的“当代学术史”课程打通了文史哲学科的界限，其中既有对胡绳、王富仁、陈平原、叶朗、董京泉、刘纲纪等知名学者个案研究，也有对其读书方式的生动讲述，还有其治学经验的归纳总结。在他看来，一流学者往往能代表一个时代，解剖麻雀会令人获益非浅。
比如他在课堂上讲冯友兰，不只讲其治学成就与方法，也注重考察其人生态度、思想信念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1949年之前为冯友兰‘实现自我’时期，文革期间为‘失落自我’时期，对孔子的批判及对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均在此列。粉碎‘四人帮’后为‘回归自我时期’……”余三定这几句言简意赅的概括，让听课者一下子直面到学者鲜活的学术生命。他希望自己对学者的研究能起到一种“扬善惩恶”的作用——一方面不为贤者讳，另一方面要汲取他们的经验和智慧，而不是任其随着时间的流逝埋藏于故纸堆中。比如冯友兰的学术之路，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坎坷道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透过像冯友兰郭沫若、范文澜这样的大学者“自我丧失”的悲剧个案，可以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从中看出中国学术文化的衰退、复苏、发展的规律性。

另外，对学者治学特征的总结，也成为余三定辅导学生读书的活的教材。例如，他指出王富仁以鲁迅研究为核心，辅射中国文化史，他的学术成就与其开放的思维及深厚的学术积累分不开。武汉大学刘纲纪教授从事美学研究，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就，也与其多元的知识结构密不可分。刘纲纪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有深入研究，还对中国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特别是哲学史、文学艺术史以及西方美学史有广泛的了解。学术视野的宽阔性、思想开放、功底深厚，是有成就的学者的基本特征。

余三定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对事实非常感兴趣，鲜活的例子和故事，往往比单纯的说教与“作业”式的命令更有力量。于是，他经常讲到：冯友兰90岁后，双目失明，仍坚持写书，通过口述，由助手帮助整理，反复修改。他是95岁逝世的，失明后的五六年的时间里做了许多事情。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用功治学，他用了两句话来概括自己：“春蚕吐丝，欲罢不能。”余三定自己感概于老一辈学者的人格魅力，也希望学生从学者的坎坷人生这本无形的大书中有所感悟。


直面大工业学生读书与写作的弊端——在阅读的量与质两方面都存在问题。读书不只在于考试等功利性的目的，更应当从读书的过程中培养热爱真知的精神，并得到人生的价值与欢乐更为宝贵。  

余三定喜爱庄子，曾在文章中津津乐道地讲述庄子与惠子的争论的如何能知道“鱼之乐”的问题，他自己也正是站在教学科研第一线这个“豪河边上”，方体味出传授知识、传授读书方法的“鱼之乐”的。同时他期望学生也能培养出一种对读书治学与追求真知的热爱。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学生由于就业压力等原因有很多苦闷，容易分心。余三定与中文系的学生接触较多，非常理解他们内心的焦虑与期望，同时发现一些学生在读书写作时的弊端，心里非常着急，便开始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谈读书态度与读书方法，希望学生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经常说，我国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把读书变成了苦差事，让少年儿童牺牲了童年的快乐来应试，这实在不是理想的状态。 中国传统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以及“头悬梁”、“锥刺骨”之类的说法，恰恰显示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一大弊端。它将读书的目的描述得无比诱人，而将过程看得非常痛苦，仿佛是为治病勉强咽下的一剂苦药。这样读书的过程与目的就割裂了。学生如果能通过读书，领略到读书过程的快乐，感受到人生价值，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就绝对不会认为读书是件苦差事。

余三定指出，首先从量的方面上看，很多学生在校时应该看的一些书没有看完，还自言毕业以后有时间再看，谁知道毕业后工作忙、更没有时间看。余三定督促学生，应当学习朱光潜的治学信条“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即自身、自己）能做的事绝不推给别人做，就是说读书、搞研究此时能够做的事决不拖沓到明天、后天做；此地能做的事情，决不等待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做。一定要立足此时、此地，不要企盼更好的条件。

其次在阅读和研讨经典方面，目前一些高校师生也有较大的欠缺。余三定引用了陈平原讲过的一个故事：有位朋友半真半假地讲了一段有趣的话，说他敢于与国外的第一流学者对话，不敢与国外的第二流学者辩论。因为第一流的学者表达“思想”，而“思想”咱们有，好坏高低是另一回事，反正说上几句没问题。第二流学者讲“学问”，咱书没人家读得多，功夫也没有人家下得深，一开口就露怯，因此不敢上阵。这个例子事实上显示出目前高校普遍学风浮躁的弊端，学者尚且少有人扎扎实实沉下心来做学问，学生的读书的功利化似乎也就情有可原，不应过分苛责，但是这是亟需引起全社会重视而且必须改进的问题。

他还建议学生读书写作有自主性，要有战略眼光。自主性就是要自尊、自信，自己把握自己，不要赶时髦，不要随流俗，一定要有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之后就坚定地执着地走下去。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研究，决不要东一下，西一下，决不要单纯追求数量。比如搞文学研究的，今天历史小说非常有影响，历史电视剧播得很热，就去搞历史文学研究；明天是商业题材吃香，于是去研究商贾文学；后天又是军事题材受人青睐，于是改而研究军事文学。这样就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难出有份量的研究成果。朱光潜要求他的学生“博学守约”。“博学”就是要全面打好基础，“守约”就是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学生读书与职业的选择出发点最好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能够从中体味到人生的乐趣、感受到生活的充实和生命的意义为基点，有了这种态度，肯定会喜欢读书、热爱学术事业，会抵挡住各种诱惑，不管社会怎么变化，仍然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载《中国教育报》2006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