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背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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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背后的人生
时间:2002年11月25日 作者：孙郁 来源:北京观察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84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人活在世间，总有遗憾。作为学者，这种遗憾尤其明显。回首往事，你会发现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并感叹所花精力与所获成就太不成比例。因此，我不大愿意算总账，只希望解决一个个的具体问题。
不谈具体学问，就“读书”及“时间”而言，我受孔夫子和鲁迅的影响甚深。不敢自认私淑弟子，也不想承继什么曲里拐弯的“学统”，只是小时候半懂不懂记下来的话，长大了越琢磨越有道理，颇有“终生受用”的意味。
面对“生而有涯而知无涯”这一永恒的矛盾，我的策略来自鲁迅的《过客》。不管前面是坟场，还是鲜花，既然“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那我就只好往前走。
但愿有一天，我能对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学术成果充满自信。
——摘自《陈平原自选集》序


中国有几位研究学术史的人，很值得关注。梁启超、胡适就写过许多漂亮的文章，至今影响仍在。我曾读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余英时的《论士衡史》，印象中的人生情怀，并不亚于同代的一些作家们。学术也是一种人生，虽有真伪之别，深浅之差，可其中的意味与文学一样，都多少可给人以警示的作用。这个领域的工作，近来已颇被一些人关注，对我们反观人性与文化，自然有着参照作用。
     
谈及学术史，特别是近现代史，陈平原大概是个很有发言权的人，也可说是个引起众多话题的人物。认识他前，读过其许多的文章，印象都很特别。陈氏研究的课题，有许多我并不懂得，但读其著述，感兴趣的倒是学术之外的情趣。这情趣在他那里不免有点职业特点，甚至几分眷恋。但经由这眷恋，我觉得可窥见当代学人与旧的文化遗存的某种联系。如有人问枯燥的学理何以可招引人孜孜以求，陈氏的文字，好像可解释些什么。
     
我觉得陈平原不是以思想的痛感之强而引人关注的学者，他的亮点在于其自觉的学术意识。当我们的许多学人沉浸在形而上的冲动时，他却钻进了学术规范的研究中。学术沿革、学术规范，在晚清那代学人中算是常识，而今日则成了专门的学问，且知晓其堂奥者已不多了。我读他的书，一个较大的收获，是懂得了学术应有一种基本规则的训练。对我而言，此类训练，从未有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看情绪化的书籍，对乾嘉学派的东西，望而生威，以为是枯寂的劳作。这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重感性、轻学理；多玄学冲动，少史料铺陈。这个学风，我觉得积弊多年，好像在上辈人中就有过。八十年代末，陈平原出现在学界时，一反众人喜谈玄学之风，津津乐道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于史料上颇下些功夫。这种努力，起初并不被人关注，影响也较为有限。但十年过去，人们猛然回眸，却发现他留下了许多有趣的东西。和那些醉于清谈的文人比，陈氏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不同寻常的。
     
这种劳作虽也有它的限度，但对扭转学术风气，可谓功莫大焉，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到《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陈氏梳理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换的历史，旧学与新知，政治与学术，求是与致用，便成了他视野里核心的存在。当代学人中，治旧学与治新文学者，互不沟通，彼此隔膜。陈平原却穿梭于其间，激活了许多精神话题。若说对晚清学术的继承，他当然是一个自觉的行动者。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及过对他的治学的看法。认为他的学术选择，自有其甘苦。他的“为学术而学术”，其实是对泛道德化学术的一种反叛，对我们重返五四，重新奠定学术起点，有着不小的作用。陈氏自然不是哲人，思想的深度与鲁迅那代人亦有差距。他的可贵在于承认这一差距，且将学风还原到五四传统里。此种劳作，工程艰巨，并不亚于形而上的思辨。可是许多人，并未看到此点。
     
近来读陈氏主编的“学术史丛书”颇多感慨，其中几部书，印象很深。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可说是难得的硕果。陈平原主持这一套书，有着自己的梦想，他试图组织一批“为学术而学术”的人，开创一个新的治学局面。阎步克、赵园的书，在十年前的大陆难以出现，倘不是一种求是之风的作用，我们现在还很难看到它们的诞生。在这一套丛书总序中，陈平原说：
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困感，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尽管有人认为90年代没有多少真正的学术，但在学界不甘于沉沦的人，还大有人在。“学术史丛书”或可说是一种自我的挣扎，思想的厚度难说超过五四那一代人，但我从陈平原诸人那里，看到了一种努力。与外面世界的风风雨雨相比，学术史研究确属于沉寂的劳作，倘无性情与忧思在里，很难有人会游历其中。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其实并非悠然。学术的支撑点，要离开思想，怎么可能呢。可是不知怎么，人们眼里的学术史梳理，似乎仅为雕虫小技，而无深情远致。这思路，可谓谬矣。

学术史的背后，其实有活的人生在，并非如人想得那么简单。王国维著《观堂集林》，就有浩大的情思涌动；冯友兰那套《中国哲学史》，也能读出对脚下土地的挚爱之情。陈平原自然与前者不同，学术背景与文化情调甚或相反。但他也从爬梳历史的劳作中，感受到生命的热力。前人的得失，对后人多有镜鉴之用，而重新找回当代丧失掉的学术精神，其乐趣，也尽在不言之中。我常觉得，陈氏和章太炎、胡适等人，有一种碰撞中的呼应，他在前人的自述、年谱中，找到了一种亲和之物。陈平原常常漏掉了前人的骚动感、痛感，以及在血与火中凝成哲思的过程。在我看来，他关注的往往是结论性的东西，而不是这结论产生的精神履历。历史在他那儿被抽象成一种法则，他的学者角色，将丰富的历史，有时简单化了。
     
我以为这是职业视角必然产生的现象，对陈氏不必苛求。作为一名学者，能从一个基点出发，去颠覆一种流行的存在，无论如何，是殊为重要的。陈平原对虚幻的学术精神的颠覆的过程，表现出了一种自信和轻松，这多少给人一种自娱的色泽。他将此也看成一种人生。比如勾勒史料时的惬意，发现文化现象时的兴奋，以及在毫不相关的文化景观中，寻找到一种内在联络的“游戏”，让人窥见其内心的某种自足。他安于这种纯粹的静观，其思路对浮躁的学风，可谓一种纠正。有一次我看到他的一位学生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证现代白话文诞生过程的，就朴实、丰厚，毫无故作惊人之笔。将历史的演进过程，从容地写出。那时我就感到了陈平原的力量，他的学术理念，已渗透到了弟子之中。一所大学，能有几位这样的教授，以个性去影响学术，影响学生，那是幸事，我由此也感到了陈氏的某种价值。在学术研究中，像他这一类的人物，几十年间为数有限。王瑶先生的弟子中，较自觉地继承清华余绪的，他算是一位。
     
关注一下学界中人，我们会有许多的话题。前些年人们热衷回顾陈寅恪、王国维，近来关于王瑶、金岳霖的议论也颇为多见。时下的人们对青年的人文学者，多有微辞，言外是今不如昔，有江河日下之态。说今不如昔，在某种意义上并非过分，但哀叹与怅惘，也不是上策，努力追赶，重建学术，才是应有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说，陈平原等人的努力，有着现实的价值。要回到五四去，重塑学术形象，非有恪守寂寞之道的人不可。陈平原的劳作，或许还囿于学科的限制，和生命哲学一类的东西，有些距离；在思想上，未必能滋生出玄学式的资源。但我以为这样的方向感，是重要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这个方向上，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学问，而那时陈平原则会因自己这一代的努力，而略感欣慰吧？
     
我读过许多研究学术史的文章，大多零散，不够完整。像陈平原那本《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还第一次遇到。这一本书与其说是讲学理的，不如说是作者的精神自传。他在学术史中，看到了自己的东西，又把自我的学术经验，融到对前人描述的劳作里。学术著作，往往因解释前人而被史料淹没，但能跳将出来，自由地往返其间，实不容易。赵园、阎步克好似做到了此点，陈平原也庶几近之。在读他们的书时，我好似看到了学术的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