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非静无以成学

管季超0712

刘海峰：非静无以成学
时间:2005年10月19日 作者：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来源:学术批评网



科举制是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古代的考试取士制度，“科举学”则是以科举制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学。

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事物能够将一千多年间的所有读书人联系起来，或者说有什么事物能够将分散的、独立的各朝政治家、学者贯穿起来，在成千上万的官员、文人中找到他们生活中的共同经历呢？只有科举。科举入仕，是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就像当代知识分子多数参加过高考一样，科举时代读书人从未应举的只是极少数。没有哪一种制度像科举制那样长久深刻地影响过当时的世道、人心和风俗。唐宋以后，科举制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具体制度中，科举制实行之早、历时之久和影响之大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许多事物或者昙花一现，或者影响有限，时间一久许多人便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而科举虽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今天中国人普遍还略知一二，甚至边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都可能讲出几个古时考秀才、中状元的民间故事，不少科场逸闻趣事至今还被民众口耳相传，足见科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么广泛深远了。

科举制不仅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教育、文化、文学乃至社会心理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历史上韩国（朝鲜）、日本、越南还曾模仿中国实行过科举制，欧美国家也曾借鉴科举建立现代文官考试制度，因此，科举制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科举考试西传欧美，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里对西方和世界的最大贡献。就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而言，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中国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科举制是其中难得的一种具有平等精神的政治文化制度，所以有“科举，天下之公”的说法。尽管它有不少局限，也出现许多弊端，但比起其他取士办法，还是更为公平和有效，一些士人也认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实际上清代以前多次废止科举的努力确也以失败告终。然而，19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科举在西学东渐大潮中也受到空前强烈的挑战。为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科举制也曾被加以改造，如增设算学科举和经济特科，1901年以后又废除八股文体，对正科考试内容进行革新，引进近代政治经济考试题目和西学，使科举制开始朝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变。但是，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求变的要求非常强烈，而根基雄厚的科举制还带着其强大的历史惯性在运行，使得近代新学难以有机统合到这一复杂精细的系统中去。尤其是士人对科举的传统向心力客观上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办，致使张之洞等人认为改革科举补偏救弊已无济于事，非过正就无法矫枉，于是在1905年将科举制度连根彻底拔去。

世间的事物有的是靠得越近越为人们所关注，时过境迁便被人们所遗忘或忽视；有的则是近在咫尺虽被人看轻，离得越远却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科举便属于后者。在20世纪初，八股科举曾被唾骂为与缠足、鸦片、纳妾一样的腐朽落后的东西，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难得有人去触碰它。几十年后，人们才日益发觉科举这一尘封的历史陈迹也还闪烁着一些异样的光彩。于是，愈靠近20世纪的末尾，人们愈发重视研究科举，而且此一趋势有增无减，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于是逐渐形成了“科举学”这样一门专学。

“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虽然汇聚成“学”只是近十来年的事，但其研究历史却有上千年之久。“科举学”是科举时代的固有词汇，古代“科举学”即“科举之学”，通常指的是如何考中的学业或学问，即应举之学或应试之学；当代的“科举学”指的是研究中国及东亚国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学科或学问。简言之，古代“科举学”是指备考科举之学，现代“科举学”是指研究科举之学。但古代广大读书人热中于“科举之学”留下了大量的资料，为今天研究“科举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科举学”是一历史名词，只是现今的“科举学”被当代人赋予了新的更为丰富的学术性含义，可以说是古语今用或古为今用。

以往的科举研究多是分门别类的，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和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界都有不少学者研究科举，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有利于科举研究的细致入微，但却缺少交叉和综合。科举研究涉及许多学科，无论那一门学科都无法全部包括，只有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达到对科举的全面认识和总体把握，“科举学”就是一门关于科举的综合性认识的学问。

自从硕士生期间开始接触科举研究以来，我治“科举学”至今已有20余年。特别是从1988年博士毕业以后，对科举研究的兴趣日渐浓厚。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的转折时刻往往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发展路向甚至命运。在科举时代，读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参加科举考试通常是重要的转折点。在这龙门关上，一旦中举及第，“鱼”可能戏剧性地化为“龙”，而名落孙山则是痛苦难言的经历。由于科举与1300年间知识分子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士人的喜乐哀怒往往集中在科考前后表现出来，因此研究起来兴味盎然，加上科举文献汗牛充栋、科举人物难以胜数，以往的研究又存在以偏概全或误解之处，因此“科举学”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是一门精深引人的专学，导致我乐此不疲。

除了几部专著之外，我陆续发表了长短不一的科举研究论文60余篇。近年来，虽也有不少师友鼓励我将其结集出版，但因各种任务应接不暇，且觉得毕竟这并不是必须赶紧完成的事情，因此总是让位于更急迫的论著。2003底，应贵州教育出版社编辑卓守忠先生的约稿，促使我从已发表的科举研究论文中选择出较有分量和价值者编纂成一本具有内在逻辑体系的专书，于是便有了现在这本《科举制与“科举学”》。为了保存历史真实，只对原文作了个别的增删，主要是删减了几篇论文中的少量重复部分。

科举时代提倡“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书”， 我很喜欢这句古诗，因为它具有一种非常高洁辽远的意境。前半句点出为学之道，鼓励人们勤苦向学。后半句描述的是具体如何苦读诗书的场景，“萤窗”代表的是在没有电灯的古时候，读书人囊萤映雪或黄卷青灯寒窗苦读；“万卷书”则表明学问的高深，读书破万卷才能下笔如有神，所谓“卷”，即古代那种卷轴或线装书，给人一种古色古香、典雅珍贵的感觉。而这种“萤窗万卷书”的感觉和心境现在已很难得。近年来，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和大学及研究机构某些评价考核办法的诱导，人们的心态不易沉稳，往往急功近利，力图短平快地出成果。不过，真想为后人留下一点自己的东西，为学术踵事增华，还是要老老实实坐冷板凳，潜心钻研，厚积薄发，才能有所创新。就像下围棋者棋力不同段位不同一样，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功力是可以感觉出来的，也具有无形的“段位”。不从事艰苦的原创劳动，不具有甘于寂寞淡泊名利的精神，只图方便快捷，轻轻松松地做学问，很难出精品出上品，也永远成不了高水平的学者。真学问是靠坐下来做出来，而不是靠“跑”出来“炒”出来的。

对从事学术的人而言，“板凳学问”与“行走学术”都需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行走是激发灵感和思绪的一种途径。一定的行走确有必要，见多才能识广。学术总是在交流和碰撞中不断精进，理论总是在研讨与激荡中日益深化。

但当今更应提倡的是“板凳学问”这方面。古话说：“才须学，学须静。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在物欲横流的这年头，要真正静下心来做大学问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然而，跑动多了心就难以静下来，所以行走要有个度，以便安静地坐下来写大块文章或个人专著。

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一种解释是没有文采的语言文字无法广泛流传，我认为还有另一种解释为：光有语言而没有形成文字，则不能流传远方或流传久远。因为讲演的受众只是近在眼前的一部分人，文章的读者则可以是远在天边的许多人，影响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因此，相对于身体的行走，我更喜欢的还是精神上的行走，即：让思想在脑际上行走，让激情在心弦上行走，让笔尖在稿纸上行走，让指尖在键盘上行走。

“萤窗新脱迹，雁塔淡书名。” 我赞成让作品说话。论著本身的水平是最关键的，是否具有长远生命力取决于论著的质量，而不是其包装或人为加上去的光环。一本书如果不是真有价值，请多少名人作序或写书评、得过多少奖励都抵不过时间的淘汰，只有真正具有价值的论著才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若能够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就应实打实地做那些原创性的学问。学术精品需要长时间的细心打磨才能成型。就像打磨金刚石一样，需要耐心地从不同角度、顺着纹理进行认真研磨，方能打造出闪亮生辉的精品。一个学者应该有真正拿得出手的代表作或标志性成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非得要有坚强的毅力和艰苦的付出不可。我深信“天道酬勤”和“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要达到较高的境界，唯有自强不息。

子曰：“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处于不惑与知天命之间，从不惑之年迅速向知天命之境靠近，最缺的永远是时间。时不我待，本书的出版正好是在科举制百年祭的前夕。2005年9月是中国科举制废止100周年，将在厦门大学举办“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相信在2005年之后，海内外的“科举学”还将跃上一个新的平台，进入一个“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发展阶段。而本书的出版若能对“科举学”研究高潮的出现起到些微的导引作用，则幸甚。

2004年5月28日  

（本文是作者《科举制与“科举学”》的自序。感谢刘海峰先生惠寄）